张说回归

双人宰相团

姚崇、宋璟开创的“大治”局面是整个开元盛世的奠基阶段，现在两位贤相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但帝国必须依然要大踏步的向前迈进，也就是说宰相班子不能因为姚崇和宋璟的离去而没人干事儿，纵观当时能够使“大治”局面继续延续的，似乎没有人可以像姚崇和宋璟那样能够独自胜任，所以李隆基只能退而求其次，恢复先前的“群相制”。

当时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和能力突出者寥寥无几，李隆基选来选去只有源乾曜和张嘉贞最为合适。源乾曜属于资历老，而张嘉贞则属于新起之秀。

源乾曜能够进入宰相班子其实并不稀奇，早在姚崇担任宰相时，卢怀慎不幸病逝，源乾曜就成为他的接替者和姚崇进行搭档，可是他的运气不好，一个月后姚崇被罢相，还没来得及适应新岗位的源乾曜，也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出任京兆尹。

源乾曜本以为此生再也不会回到宰相班子中，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仅仅只有一个月的宰相经历，居然会成为他日后重新回到宰相班子的资本。

宋璟罢相之后，李隆基考虑宰相人选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政绩与资历，论政绩源乾曜没得说，担任京兆尹时将长安治理的井井有条，而且三年之中政令始终如一，从不改变。论资历源乾曜虽然只担任过一个月的宰相，但比起那些一天也没干过的人来说，源乾曜至少对宰相这个职位，有个感性认识。

什么是老资格？就是你把资历比你深的人熬死，而你还屹立不倒，那你就是老资格！

所以综合以上这些来看，宋璟罢相后，源乾曜能够接班其实并不稀奇！

相对于源乾曜来说，张嘉贞能够进入宰相班子，在很多人看来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张嘉贞的确有些名不见经传。

张嘉贞的仕途之路始于垂拱元年（685年），那一年他顺利通过了朝廷的明经考试（考五经的掌握情况），被任命为平乡县尉。本以为在任上努力工作，熬资历可以一点点的往上升迁，但不想他的这个县尉之职只担任了不到一年，即被免职回老家听后发落，原因是他的辖境内出了大量的盗贼。

虽说张嘉贞不是这些盗贼的头目，但辖区之内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治理不力，至少领导责任是应该要负的。张嘉贞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首次仕途之旅，不得不回到家乡听候发落。

事实证明，回家是板上钉钉的，但听候发落则是遥遥无期，让张嘉贞想不到的是，他这一等居然等了十几年，可谓是空悲切白了少年头，直到时任侍御史的张循宪来到了他的故乡。

长安元年（701年），张循宪作为河东采访使来到了张嘉贞的故乡蒲州，在这里他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搞的他进退两难。情急之下张循宪让当地的官员向他推荐才能之士，以便能够集思广益。而官员推荐的人就是张嘉贞。

听完张循宪的讲述后，张嘉贞立即开始对整个事件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以便张循宪作为候选，当张嘉贞说完后，张循宪已经惊讶的合不上嘴巴。

他实在没想到蒲州这样的小地方居然会有这样的人才。

张循宪虽然现场没有露出声色。但在离开蒲州时，他再次召见了张嘉贞，然后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向女皇陛下举荐你的。

这一次，轮到张嘉贞的嘴巴惊讶的合不上了。

在张嘉贞看来，自从十几年前被贬回故乡之后，他虽然从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的意识到如果没有什么奇迹，估计自己将会终老于故乡。

然而，这个世界总是有奇迹的，因为张循宪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很快，张嘉贞得到了女皇武则天的召见。

这算是一场非正式的殿试，对于张嘉贞来讲，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在很多人看来，小地方走出来的张嘉贞在面对女皇陛下的威严时，一定是十分紧张的。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嘉贞在面对武则天时，不仅表现的神态自若，对答如流。而且他还变相的向女皇陛下提出了要求：

“臣乃一介草民，今天有幸在殿内和陛下对话，草民已经死而无憾，然而草民觉得虽然与陛下咫尺相隔，却犹如深隔云雾，恐怕君臣之礼尚未完成。”

白痴都听的出来，这是要让武则天去掉面前的垂帘。

完了！终究是小地方出来的一介草民，女皇陛下也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好什么奇嘛？

所有人全都替张嘉贞捏了一把汗！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武则天居然同意了，并且当即任命张嘉贞为监察御史。

就这样，张嘉贞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仕途之旅。

从长安元年一直到开元初年，由于能力突出，张嘉贞的官职不断得到提升，从监察御史起步，历经兵部员外郎、中书舍人、梁州都督、秦州都督，一直做到贝州长史。可谓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顺水。

如果说长安元年和武则天的那番直面对话，开启了张嘉贞的第二次仕途之旅，那么当时间进入开元初年，张嘉贞迎来了第三次机遇。

李隆基即位后，张嘉贞以贝州长史的身份进京述职。这是君臣二人的首次见面，在此之前李隆基已经听说张嘉贞在贝州执法严格，所以对他的印象很不错，事实证明，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确实是有助于自己前途的。

当张嘉贞述职完毕，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向皇帝陛下恭敬的施礼后，然后走出朝堂。张嘉贞继续着自己先前的风格，依然向皇帝陛下提要求，请求皇帝陛下任命自己的弟弟张嘉佑为忻州刺史。

顺便说一句，忻州和贝州相邻。按照当时的制度，兄弟是绝不允许在相邻的州县为官的。

我始终坚信如果不是因为张嘉贞先前给李隆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李隆基是断然不能答应张嘉贞这个请求的，不过在我看来，李隆基之所以答应其实并不是感情用事，因为他的心中始终认为张嘉贞在贝州长史的职位上只是个过渡。

最终促使李隆基下决心重用张嘉贞的，是源于张嘉贞的一次为得罪过他的人进行开脱的行为。

开元六年（718年），张嘉贞再一次进京述职，这次除了他身背另一个职务天兵军之外，一同随他而来的还有一封检举信。

准确的说，他还没有见到皇帝陛下，检举信已经摆在了李隆基的面前。

坦白的讲，检举张嘉贞的这封信并不具有很高的水准，无非是编造一些腐败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来混淆视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张嘉贞在一片口水中，狼狈的淹没在其中。

虽然检举水平一般，但对于张嘉贞这样的边臣来讲，其实还是有些杀伤力的，搞不好触动皇帝陛下忌惮边臣的那根神经，弄个冤假错案也说不准。

不过此时的李隆基还没到神经过于敏感的程度，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情况并不属实。

事情到此为止，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推理，接下来应该是皇帝陛下龙颜大怒处死检举张嘉贞的人，然后张嘉贞在一旁声泪俱下对检举人进行控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嘉贞居然为陷害他的人开脱。

“国家的大部分兵器全在北边，今天检举我的人因为检举不当而被处死，臣担心会落下言路阻塞的后患，让陛下无法知道全天下的事情，所以臣建议赦免他。”

自此开始，李隆基有了任用张嘉贞为宰相的想法。

因为宰相的肚子里必须能撑船，在李隆基看来，张嘉贞是这样的人。

开元八年宋璟罢相后，李隆基将张嘉贞从贝州刺史、天兵军大使的职位上直接提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便官拜中书令，与源乾曜一同撑起了宰相班子。

在很多人看来，张嘉贞能够进入宰相班子，实在有些黑马的色彩，虽然曾经和女皇武则天直面对过话，但毕竟资历尚浅，从地方官一下子进到了宰相班子，没有两把刷子确实hold不住。

事实证明，很多人的质疑还是有道理的，在和源乾曜共同搭档没多久后，李隆基渐渐的发现这以这两个人为核心的宰相班子，和八年来以姚崇、宋璟魏核心的宰相班子相比，距离自己的要求还有些距离。

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肯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个性！

张说的优势

张嘉贞和源乾曜担任宰相以来，李隆基忽然发现这两个人的组合并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姚崇搭档卢怀慎，宋璟搭档苏颋，他们虽然性格迥异，但总能拧成一股绳。现在张嘉贞和源乾曜虽然也是性格迥异，但显然合作的效果并不如前两届宰相班子。

源乾曜性格内敛，有点像卢怀慎。而张嘉贞则性格外向，善于表现自己，这一点从他先前和武则天、李隆基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这也是一对性格互补的宰相，但性格互补并不意味着做起事来也是互补，通过李隆基很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两个人的行为方式有些背道而驰，张嘉贞作风泼辣，爱出风头，很多事情完全不理会源乾曜的感受，而源乾曜虽然性格内敛凡事退让，但他并没有起到苏颋曾经的作用，那就是宋璟没有想到的或做的不到位的，苏颋总会迅速补位。

如果照此下去，朝廷必定会搞的乱七八糟，不仅会行政效率底下，还有可能会造成复杂的矛盾斗争，李隆基很想再为宰相班子增添成员，进而弥补他们的缺陷。但他遍观朝廷上下，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人。

坦白的讲，从李隆基继位以来，由于姚崇和宋璟实在太过出色。八年多来，李隆基从来没有为宰相的人员问题费过心，现在随着姚崇、宋璟的离去，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每天用尽心思，思考如何才能重新打造姚、宋在时的那个高效勤政的宰相团队。

霎那间，李隆基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怀旧之感。虽然姚崇和宋璟各有各的缺陷，但当他们的时代真的一去不复返时，李隆基才觉得曾经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逝去了才知道珍惜。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里感受，李隆基并没有采取罢免张嘉贞和源乾曜宰相职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此刻他深切的感受到今天的一切对于明天而言，依然是永远流逝的东西。

所以，他思考用另一种方式，用增补人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可是谁又合适呢？

这个问题李隆基本身并没有找到答案，真正找到答案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王毛仲。

当李隆基绞尽脑汁，不知所措时，王毛仲不失时机的提醒了他。

“陛下！此刻有一位资历颇深、才能俱佳的人正在帝国的北部镇守边疆，而且这个人曾经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

“你说的是张说吧！”王毛仲还没说完，李隆基瞪大眼睛问道。

“没错！张说曾经做过陛下的老师，如果把他召回来，陛下万事无忧。”

“张说……，嗯，不知不觉中，朕已经八年没有见到他了啊……”，李隆基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惆怅。

张说自从八年前被贬出京城后，他的下一站目的地是北边的幽州，在苏颋的举荐下，张说做了幽州都督，先前的宰相摇身变成了镇守边疆的武将。

事实证明，张说虽然整人不是行家里手（被姚崇算计），但绝对是个出色的文臣，而且做武将也是毫不逊色，可谓是文武双全。

张说担任幽州都督期间，北方的契丹曾经发生叛乱，唐朝虽然派兵进行镇压，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面对如此窘境，张说当即上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幽州地区自开国以来一直存在兵力不足，粮草匮乏的现象，想要彻底平定契丹的叛乱，必须首先要大力屯田，士兵们边训练边种田，平时是农夫，战时当士兵，而且还能保证当地粮食充足。

同时他也提出了对于契丹来讲，不能轻易言战，应该倡导民族和睦的策略。

从张说所提出的策略来看，他并不是那种好战分子，但如果你认为他仅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不敢言战，那可是大错特错。

开元九年（721年）七月，在张说重新回到长安之前，他终于展现出了军事天才。当时突厥降将忽然叛变，攻陷了六个州县，而且和党项人暗中勾结，进而连续攻破了银城和连谷二城。

张说知道消息后，立即披挂上阵，带领一万人马前去平叛，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一战张说居然大获全胜，而且迫使党项人来不及退兵，就地被俘。

当时很多人认为党项人反复无常，应该全部诛杀。被张说当即阻止。而且他说了一句在我看来是颇能让人折服的话：

“我大唐是王者之师，应该讨伐叛乱，更应该以德服众，怎么能杀投降的人呢？”

这句话不仅令我折服，同样被折服的还有党项人。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在王毛仲极力推荐张说的九个月后，李隆基得到了张说成功平定突厥、党项叛乱的消息。于是他最终下定决心重新启用张说。

就这样文武双全的张说重新回到了阔别八年已久的朝廷，被李隆基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算是二次进入了宰相班子。

如果说姚崇善于权变，宋璟刚烈持正，那么张说就是以文武双全的才能再次赢得李隆基的赏识，八年前张说因为功臣的身份被李隆基外贬，不过现在看起来，当年敏感的事情早已经时过境迁，为了延续帝国的盛世局面，此时在李隆基的眼中，张说已经不再是曾经让他忌惮的功臣。

李隆基坚信，文武双全的张说一定会为自己带来惊喜，事实上张说的确没有让李隆基失望，很快他就让李隆基眼前为之一亮。

这次张说能够重登相位，是以军事才能打动了李隆基，同样在他上任后张说施展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军事才能，针对帝国的兵制，提出了如下改革意见。

第一项改革：裁减边军二十万！

在很多人看来，张说提出的这项改革措施实在有些无厘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帝国的盛世局面除了文治之外，依然需要武功，更何况北边的突厥、契丹、奚经常骚扰边境，裁减边军二十万，一旦边境起了战事，谁来买单？

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一方面是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另一方面是远远没有了解张说裁减边军的深意。

但张说却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久在边疆的他十分了解边境驻军的情况，大唐自建国百年来，虽然边境战事不断，但帝国始终处于称霸的地位，久而久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发生战争根本用不了那么军队进行应对，而那些闲着的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成了官员的护卫，或者成了杂役，根本用不到国防上。而打仗恰恰在于兵贵于精不贵于多。

当然上述的这些只是从军事角度而言，事实上张说的这项改革措施的精华在于，裁军二十万后，这二十万人全部回乡务农，这样可以增加帝国的赋税，换句话说可以为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做出贡献。

当李隆基真正明白了张说的用意后，他立即批准了这项改革措施。

应该说，张说的这项改革措施来自于八年来他那镇守边疆的经历，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是不可能提出这项改革措施的。从这点来看，张说当年外贬，反而成了他一笔宝贵的财富。

确实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第二项改革措施：改革京师的府兵制。

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府兵制的由来极其特点，可是当时间进入开元年间的时候，府兵制逐渐开始走了下坡路。虽然早在先天年间，朝廷曾经对府兵制进行过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战者，则十年免役。但基本上这个政令并没有实行。

当张说将目光从边境转向京城时，他发现京城中那些服役的卫士因为贫困，出逃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京城的卫军除了保卫京城之外，还要服各种劳役，而且待遇极差。要知道京城的卫军那可是皇家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不能形成一只战斗力强，凝聚力高的部队，那将成为一盘散沙。

针对这个问题，张说同样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措施，他认为想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应该将现有的卫军全部裁撤，然后面向全国进行公开征募强壮的人，同时取消各种劳役，提高待遇，相信一定能够征募到合适的人。

李隆基照张采纳！

事实证明，张说的这个举措确实很有成效，十天之内一共征募了十三万人，张说将这些人以“卫”为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轮换制，这就是后来彍骑。

《新唐书·兵志》记载：“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

从上述记载来看，张说建立彍骑实在是颇具历史意义的，因为从张说的兵制改革开始，京城的卫军实现了“兵”“农”分离，进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兵制建设迅速波及到帝国整个领土，自此时开始唐朝出现了职业化的军队。

当然凡事都有利弊，30多年后，正是这些职业化的军队搅乱了帝国的整个秩序。

从张说重新回归朝廷以后，通过他一些列的表现来看，他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军事才能，使开元之治在经过姚崇、宋璟的八年“大治“之后，进一步从军事方面进行完善。但前边我们曾多次说过，张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接下来在他成功展示了军事才能之后，张说对于文化的建设同样出色。

贺知章

开元十一年（723年）四月，张说上疏请求李隆基效仿太宗皇帝李世民，建立类似文学馆式的机构，用以网络各地的文人学士。在张说的建议下，一个月后，李隆基设立丽正书院，并派张说为修书使，总理丽正书院的全部事务。

丽正书院设立后，在张说的带动下，网络了当时不少文人学士，在丽正书院进行修书、校勘工作，这些人其中包括秘书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等人，而最为著名的当属写下那首《回乡偶书》的贺知章。

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唐越州会稽永兴(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

在众多璀璨的唐代诗人中，贺知章的名气虽然不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响亮，但如果评选众多唐代诗人中，谁的人生经历最为平坦，贺知章绝对是名列前茅。贺知章的一生既不像李白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有一种怀才不遇的郁闷，也不像杜甫经历了开元之治的极盛和安史之乱的动荡，本能的产生一种极度的悲观心理，更不像白居易在经历了诸多仕途的挫折后，才明白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贺知章的人生经历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四平八稳中不时闪耀着点点星光。

证圣元年(695年)中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后迁太常博士。一直到丽正书院设立后，在张说的举荐下，贺知章进入丽正书院开始了著书的工作，此后他的仕途之路平稳中逐渐升迁，历经太子右庶子、侍读、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官致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旧唐书·贺知章传》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或许正是因为性格温和的缘故，贺知章一生有着极好的人缘。不仅仕途顺畅，而且他可以让表弟陆象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也可以与包融、张旭、张若虚等结为“吴中四士。”更可以和张旭、李白饮酒赋诗，切磋诗艺，时人称之为“醉八仙”。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李白之所以能够有幸见到李隆基，正是因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后，不禁拍手称绝，然后送给李白一个雅号“谪仙人”，并立即将他推荐给了李隆基。

可以说，贺知章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凭借着自身“性放旷，善谈笑”的人格魅力，而获得各种性格、各种经历、各种阶层人的欢迎。

贺知章虽然性格豁达，但如果你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老好人，那可是大错特错，事实上贺知章的心中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在他人生奋斗的旅程中，他一直掩藏于兄，直到年老时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天宝三年（744年），贺知章因病辞官回乡，当他走进家乡那熟悉的村落，看见几个玩童在嬉戏玩耍时，多年来他那掩藏于胸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屈指算来，距离他当年离家已经悄然走过了50多年的时间，熟悉的乡音依然未变，但自己的容貌却从当年的英气豪迈变成了鬓毛已衰的老态龙钟。

不过即使走的再远，也终有回来的一天。

此刻，我回来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此时的贺知章不禁发出慨叹之声，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雕刻的印痕，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或许正是因为自然平实，使得这首诗千百年来成为下自三岁顽童，上至八十老翁可以瞬间脱口而出，琅琅上口的诗句。

多少离乡的游子在最终踏上故土的瞬间，也总会发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他们慨叹韶华易逝，人生易老，世事沧桑，更加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落叶归根。

事实上，《回乡偶书》一共有两首，除了上述的第一首之外，在我看来，第二首更加表现了贺知章那高超的作诗技巧：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

以物喻心，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但诗句却依旧是那么自然而不留痕迹。

后世的陆游在评价两首《回乡偶书》时说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的确，两首诗并不是以天马行空般的诗意而显得出神入化，却在一种亲切、平实之中，将人们带进一种无限感慨的化境。

两首《回乡偶书》蕴含了贺知章将近50年的思乡之情，或许因为下笔千言，劲道过猛，在写完两首诗不久以后，他永远的闭上了双眼，享年八十六岁。

贺知章晚年自号“四名狂客”，后人们便依据他的这个号，给他送上了“诗狂”的称号，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称号并不准确，贺知章虽然性格放旷，史书也记载他晚年放荡不羁，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生无常慨叹的深深隐藏。

从某种角度而言，贺知章虽然一生顺畅，但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他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都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和激荡的心灵。

对手

前边在说李隆基开设立丽正书院的时候，我们插进了贺知章的一些介绍，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主题，继续来说张说的经历。

当文武双全的张说重新回到宰相班子大展拳脚时，虽然李隆基对他颇为信任，但张说在朝廷的处境并不稳固，原因是张说自负才能出众，骨子里本能的有一种傲慢之情，开元初年和姚崇的矛盾不能不说与张说的性格有关。

问题的关键是，张说虽然才能出众，但能够在朝廷站住脚的全都不是白给，只不过有的人由于性格的原因不愿意针锋相对，例如源乾曜。但如果遇到和张说性格一样的人，那结果只有一个——打成热窑！

而张嘉贞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史书都记载，张说和张嘉贞当时矛盾突出，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份，差点挽起袖子抄家伙动手，但这些史书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单单这两个人矛盾那么突出，很长时间以来，我也对这个问题感觉很好奇，当我仔细翻阅史书，我发现问题的答案藏在两个人的履历之中。

张说和张嘉贞曾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一同在兵部为官，张说是兵部侍郎（正四品），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正六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张说是张嘉贞的领导。

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在我们这个重视资历和辈分的国度里，哪怕当过你一天领导，再见到你时，心里也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是一年半的时间。

而直到张说重新回到朝廷，进入宰相班子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时间顺序来讲，张嘉贞这次要先于张说进入宰相班子，按照资历来分，从宰相这个角度而言，张嘉贞算是老同志，而张说只能算是老将新兵。

现在张说这个老领导成了新下属，张嘉贞这个老下属成了新领导，再加上张嘉贞本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所以矛盾出来了。

其实里外里无非只有两个字——面子！

在这些讲究身份、讲究脸面的朝廷官员看来，面子问题实在无小事。

最初张说和张嘉贞两个人还处在暗战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两个人个性的展露无遗，矛盾开始公开化，而公开化的标志则是对裴伷先的用刑问题。

说起裴伷先并不出名，但他有个大名鼎鼎的祖父，就是被武则天处死的宰相裴炎。

裴炎被处死后，裴伷先因为受到株连，被发配岭南。李旦二次当了皇帝后，念及裴炎曾经有功于李唐皇室，恢复了他的名誉，并将裴伷先从岭南召回，对他恩宠有加。

但裴伷先的无论是道德水平还是智商远远不如他的祖父宰相裴炎，终于在开元十年的时候，裴伷先因为受贿问题，被人揭发弹劾。

李隆基二话没说，先下到大狱再说。

和李旦一样，李隆基同样念及裴炎曾经的功劳，所以对裴伷先的问题十分谨慎，为此他特意召集宰相们专门开会进行研究，而张说和张嘉贞矛盾的公开化正是源于这次会议。

张嘉贞认为，既然事实俱在，一定要严肃办理，而且为了警示所有人，应该用廷杖。

张嘉贞说完，张说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

“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果犯了死罪那就应该处死，如果应该流放就立即流放，为什么要当众廷杖呢？这等于将朝廷的官员当成了小吏一样对待，依臣来看裴伷先应该是判流放，绝不能再当众廷杖。”

张说这番话虽然是面向李隆基说的，但谁都听得出来其实是在说给张嘉贞。

坦白的讲，张说的建议有其合理性，至少符合人性化，事实上李隆基的出发点也是如何量刑，并没有羞辱裴伷先的意思。

所以，张说说完，李隆基立即表示同意。

而张嘉贞则的脸色则开始铁青。

如果这件事情换了源乾曜，相信他一定能够忍住，即使是想报复，也会找个比较稳妥的方式，但张嘉贞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在是张嘉贞。

会议结束后，憋了一肚子气的张嘉贞在朝堂门口拦住了张说，然后瞪起眼睛高声质问道：“你刚才和皇上说那么多干吗？用得着讲那么多大道理吗？”

事实证明：张嘉贞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并没有效果。面对他咄咄逼人的质问，张说反而出奇的平静。

“没有人能够保证永远在高位上，今天如果廷杖裴伷先，或许明天棍子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不是为裴伷先开脱，而是为天下所有的官员开脱。”

说完后，张说转身离去，留下张嘉贞怔在原地。

张说虽然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但他的内心始终隐藏着一颗扳倒张嘉贞的想法，此刻张说虽然转身离去，但面对张嘉贞的咄咄逼人，他已经下定决心，找个机会将张嘉贞踹出宰相班子。

于是，张说开始开动脑筋，他的策略很明确，首先寻找张嘉贞的软肋所在。

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后，张说发现张嘉贞自身除了性格急躁之外，并没有什么把柄能够让他大做文章。不过张说并没有放弃，既然本人无懈可击，那就从亲戚朋友入手。

事实证明，张说的运气非常不错，开元十一年（723年）正月，李隆基决定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视察。

大家应该还记得张嘉贞曾经是以并州长史的身份起家的，而在并州的旁边就是他弟弟张嘉佑的地盘。

对于张说来讲，这实在是天赐良机，因为机会永远是创造出来的。于是，他的目光瞄向了张嘉佑。

正月二十五日，李隆基到达并州，唐代有个惯例，皇帝外出视察，无论到哪个地方都叫巡幸，意思是能够为所视察的地方带来幸运。为了显示皇恩浩荡，皇帝通常都会为当地免税或者减赋等等。

这一次，李隆基来到并州，虽然他没有下令免税或者减赋，但他却将并州升为太原府，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而且并州是李唐的发家之地，所以李隆基又特意将并州设立为北都，等于和东都洛阳平级。

如此看来，李隆基当时的心情应该很不错，而这也正是张说所希望的。

因为皇帝陛下越高兴，张说的计划就越有实现的可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任何一个皇帝在巡幸地方时，都希望这个地方至少在自己到来时，能够吏治清明，不希望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而张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不和谐。

很快，在李隆基刚刚将并州设立为北都之后，张说指使人将一封弹劾张嘉佑的奏章递到了李隆基的面前。

奏章的内容依然是黑人的老套路，指出张嘉佑在任期间贪污受贿，应该予以严惩。

我们不能不说张说选择此时进行弹劾，可谓是煞费苦心，虽然忻州不是李隆基外出的巡幸之地，但却是距离并州最近的地方，张说清楚的知道，选择此时弹劾张嘉佑，一定比平常增加十倍的杀伤力。

在整个计划中，张说的本意是想通过弹劾张嘉佑进而让张嘉贞受到株连，即使张嘉贞没有罪过，相信也会被牵连进来。

然而事情发展的轨迹完全让张说意料不到，当李隆基接到奏章还没有表态的时候，张嘉贞得到了消息，然后他亲自找到张说商议对策。

从张嘉贞的这个举动来看，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张说在背后的指使，而他刚刚和张说吵完架，现在又找张说求救，说明张嘉贞的性格虽然急躁，但并不是气量狭小的人，属于那种炮筒子类型。

然而张嘉贞的对手张说却是个熟练八卦太极掌的高手。

在张说看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既然已经送上门来，如果不顺便整人，那实在不够意思。

为此，张说为张嘉贞出了个主意，他让张嘉贞脱下官服，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站在朝堂门口一言不发的等待李隆基的处分。

表面看起来，张说出的主意似乎很诚恳，但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张说的主意明显属于蒋干式的主意——馊主意！

张说显然为张嘉贞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因为这样做虽然态度很诚恳，但这样做等于是向皇帝陛下表示认罪。问题的关键是被弹劾的人是张嘉佑，你张嘉贞跟着起什么哄，即使牵连到你，也完全可以觐见皇帝说明情况，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在这里张说其实运用的类似于移花接木的方式，无形中将张嘉佑应该承担的问题，转嫁到了张嘉贞身上。

在张说一番花言巧语的劝说下，张嘉贞采用了他的方法。

于是，他的宰相生涯就此终结。

当张嘉贞按照张说的方法站在朝堂外时，李隆基的第一反应就是张嘉佑的确佑贪污受贿的行为，不然的话张嘉贞不可能表现的这么诚恳，而且张嘉贞也脱不了干系。

至此，张说的目的达到了！

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三日，张嘉贞被降为幽州刺史。

直到李隆基的诏书送到张嘉贞的面前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张说再搞鬼。

“中书令的位置不是有两个人的编制吗？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呢？”

张嘉贞目光呆滞的看着李隆基的诏书，喃喃自语的说道。

一年后，张嘉贞重新回到了朝廷，虽然那时被提拔为户部尚书，但却已经远离了宰相班子，每当张嘉贞想起这件事，禁不住对张说恨得咬牙切齿。

在一次朝臣聚会上，张嘉贞偶遇张说，想起先前的一切，张嘉贞终于忍到了极点，他挽起袖子准备上前揪住张说，而张说也毫不示弱，举起拳头就奔着张嘉贞面颊而去，幸亏源乾曜眼疾手快，拉住了两个人，避免了一场掐架。

张嘉贞愤恨的离去，面对他离去的背影，张说露出了颇为得意的表情。

然而，正像张说对张嘉贞所说的不能仗打高官的道理一样，在张说用计搞到张嘉贞后，是不是张说早晚有一天也会像张嘉贞一样呢？

事实上，张说应该比张嘉贞更能体会到官场的无常，因为八年前当他被姚崇算计后，他的心境和此时的张嘉贞是一样的。

但有的时候，当人处于一种于己有利的境地时，全然忘记了曾经的窘境为自己带来的痛苦，相反却依然让别人陷入窘境。

或许张说不会想到，张嘉贞那忿恨之情，自己很快将会重新拥有。

孤立

《旧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

虽然这两句话是关于张说性格的记载，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确实反映了自李隆基继位十多年来，经过姚崇、宋璟等一班贤相的治理，大唐帝国逐渐显露出了盛世的气象。面对这一局面，上至皇帝公卿，下到黎民百姓无不欢欣雀跃。

当然最高兴的非李隆基莫属，虽然这十几年来，他似乎并没有做什么，人们只看到姚崇、宋璟、张说等众多贤相忙碌的身影，但这恰恰说明李隆基是一个会做皇帝的人，无需事必躬亲，只需用好干部。

现在帝国在他的带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这让李隆基很是兴奋，年少时心中立下的誓言，此刻终于梦想成真，他很想用一种特有的方式，为自己这十多年奋斗的的历程做一个总结和回顾，甚至可以说是铭刻这种丰功伟绩。

李隆基的想法很快就被张说所猜透，开元十二年（724年）十二月，张说不失时机的向李隆基提出了封禅泰山的建议。

所谓封禅泰山，据《史记·封禅传》的解释，就是到东岳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名为“封”。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名为“禅”。

古往今来，只有那些创建不朽功勋的皇帝才有资格去泰山封禅。曾经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去过，征服匈奴使大汉扬威的汉武帝去过，中兴大汉的光武帝也去过，李隆基的祖父李治和祖母武则天同样去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

一般情况下，皇帝是不会主动前往泰山去封禅的，因为那样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好大喜功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开创贞观盛世的李世民为什么一生也没去泰山封禅的原因。

坦白的讲，李治当年和武则天去泰山封禅，在很多人看来就颇为牵强，那个时候虽然帝国的疆域达到极致，但李治却不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武则天也还没有成势，所以在李隆基之前，只有秦皇、汉武、光武帝是真正有资格去泰山封禅的人。

现在张说提出这个封禅泰山，在李隆基看来这固然是个很好的建议，但纵观当时的朝廷局势，张说的建议其实并不被众多人所认可。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便是另一位宰相源乾曜。

和张嘉贞比起来，源乾曜性格并不强势，但并不等于内心没有想法。史书上记载源乾曜反对封禅的理由是怕劳民伤财。

不过在我看来，作为政坛老手，源乾曜所说的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要知道皇帝外出巡幸花的银子丝毫不必封禅泰山的少，那为什么源乾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呢？

事实上，源乾曜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因为他看出了如果本次封禅泰山成行，大臣之中张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首先张说是李隆基旧臣，又是曾经的老师，更是被李隆基寄予厚望的宰相，而且张说是首倡封禅的人，正合李隆基的心思，相信李隆基一定会让张说负责这次封禅之行。

而源乾曜虽然不像张嘉贞那样和张说已经矛盾公开化，但他和张说也并不和，所以站出来反对合乎清理。

源乾曜当然不能将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只能找个劳民伤财的理由来劝说皇帝，但这个理由对于能够永远携刻丰功伟绩的泰山封禅相比，实在有些不叫理由。

只因为李隆基是皇帝，但皇帝年年有，而有资格去泰山的则寥寥无几，现在李隆基已经从大臣那里听到了呼声，他岂能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源乾曜的反对无效。

后来的事情正向源乾曜所预料的那样，在李隆基的授意下，张说总揽了本次封禅的策划事宜，而时间则定在转年的十一月。

表面看起来，张说确实是这次活动的受益者，既有首倡之功，又具备总策划的职能，文武双全的张说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担任皇家最高祭祀仪式的从策划，从这一点来讲，他实在比开元初年所有宰相的经历都要丰富。

张说明白，对于他而言这是他获得人生史无前例殊荣的机会，所以倍感珍惜，坦白的讲，他的策划方案做的十分详细，当他将策划方案呈献给李隆基时，得到了李隆基的赞扬。

不可否认张说对于本次封禅大典的重视态度，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为了确保本次活动的万无一失，张说耗费了不少精神来制作方案，但很多事实却告诉我们，一项活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活动本身是否精彩，而在于通过活动的举办各方的利益能够满足。

然而张说的封禅大典策划案里，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后来的事实证明，封禅大典虽然给张说带来了无限的荣耀，却也是他人生走向低谷的开始。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十一日，在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后，李隆基带领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十一月六日到达泰山。

十一月十日在泰山顶上首先祭祀昊天上帝，值得一提的是，这天的祭祀活动，跟在李隆基身边的是张说极其亲信，其余的人全在山下等候。

我再强调一遍，跟在李隆基身边的是张说极其亲信，其余的人全在山下等候。请大家一定记住我说的这些，因为对于后边事情的走向，这将至关重要。

一天后下山在社首山（今山东泰安市西南）祭祀地神，至此封禅大典全部完成。

我这样说大家可能感觉会很简单，封禅大典本身当然还有很多既定的程序，鉴于这并不是我讲述的重点，所以不再赘述，即使把那些详细的程序说出来，相信大家也不一定感兴趣，而接下来我要说的则是透过封禅大典，它背后所隐藏的利益之争。

在张说的策划和指挥下，整个封禅大殿进行的十分顺利，李隆基满足了内心好大喜功的愿望，终于携刻了自己的丰功伟绩，而大臣们则有幸跟着皇帝见识了封禅大典的全部过程，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又能有几人？

按说事情到这一步，君臣之间皆大欢喜，接下来该是迅速返回工作岗位，继续该干的事儿。不可否认张说是这样想的，但很多人并不这么想。

只因为一样东西，那就是前边我提到过的——利益！

部分人通过这次封禅得到了丰厚的利益回报——升官，这些人是张说的亲信。因为在十一月十日在泰山顶上祭祀昊天上帝的时候，李隆基下令张说的亲信就地升职。

而部分人通过这次封禅没有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换句话说是没有升官的人，这些人是十一月十日在泰山脚下等候皇帝陛下的人。

同样是参加封禅大典的朝廷官员，为什么张说的亲信能上去，我们就不能上去，为什么张说的亲信能够就地升官，我们却不能？

没有人将矛头指向李隆基，因为他们不敢。但这些人又必须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大家好同心协力的进行指责，甚至是痛扁。

所以，张说就成了众矢之的！

事实上，在十一月十日当天，李隆基下令将张说的亲信就地升官的时候，当时就有人站出来提醒过张说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非议。

提醒张说的是时任中书舍人的张九龄！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七岁能文，三十岁擢进士第二，授校书郎。在开元年间历任左拾遗、左补阙、礼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等职，开元十年在张说的举荐下官居中书舍人。

作为张说的亲信，张九龄是十一月十日当天就地升职官员中的一个，可是和其他官员不一样的是，张九龄并没有因为自己升了官而兴高采烈，为此他特意在下山之后提醒张说如此大规模提拔自己的亲信，恐怕会引来非议。

我不敢说张九龄当时是不是已经从中预感到了什么，但对于张说来讲这是他唯一扭转局势的机会。可惜张说并没有听进去，他的理由很简单：当下的朝廷自己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就地升官的决定是皇帝下的命令，于自己无关。

通过张说的话，我忽然想起了赵丽蓉老师小品中的一句台词：狂！狂没有好处！

张九龄的提醒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张九龄是个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不过这件事仅仅是他小试牛刀而已，很多年后已经身为宰相的张九龄利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差一点挽救了大唐帝国的国运，可惜的是，李隆基同样重蹈张说的覆辙，没有听张九龄的话，关于这件事在后边我会详细说道。

至此，张说在群臣的一片指责声中，渐渐的陷入到了孤立的境地，一年后如果张说再次想起张九龄的话，他一定会懊悔不已。

现在官运亨通的张说当然看不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非议，即使看到了他也不会在乎，还是那就话，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直到那个强大的对手出现。

这个对手的名字叫宇文融！

强大的对手

宇文融，京兆万年人，隋朝礼部尚书宇文弼的玄孙。开元初年担任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主簿。后来得到源乾曜的赏识，升任监察御史。

表面特长：理财。业绩：解决农民流亡问题，增加国家租赋收入。

隐藏特长：整人。业绩：整倒张说。

开元盛世虽然万邦景仰，但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在当时困扰李隆基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流亡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被沉重的赋役所逼迫。

大量的农民被迫逃离原籍，有的沦为流民，有的成为地主的佃户，使得全国的户籍大大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税收入。如果这个问题无法有效解决，久而久之会成为影响盛世局面延续的危险因素，甚至会产生动荡。

当时有很多人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几乎无人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其中也包括皇帝李隆基。

李隆基经常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幸好他的身边还有宇文融。

在张说官运亨通之际，在张嘉贞愤恨不满之时，在很多人混日子的时候，宇文融在官场斗争中并没有显山露水，而是开动脑筋想着怎样解决困扰皇帝陛下的问题。

在经过一番调研和分析后，开元九年（721年）正月宇文融上书李隆基，率先建议检查搜括逃户，增加租赋收入。奏疏递上去立即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然后李隆基又让宇文融详细制定检括的计划。

十二天后他的计划被批准执行，李隆基同时委任他为推勾使，让他依据簿籍检查搜括逃户。经过短期的治理，效果十分明显。而宇文融也被李隆基从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一下子提拔为从六品上的兵部员外郎。

但宇文融明白，解决农民流亡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是短期集中治理就可以解决的。所以从开元十一年（723年）八月起，宇文融将括户、括田及赋役改革结合进行，次年六月，颁发《置劝农使诏》，申明对编户后的流民免征正税。并提出提出六年起科的政策，所谓六年起科就是对新登记的户口，免除六年的赋税。史书记载当这项政策颁布时，“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很明显是受到广大农民欢迎的。

从开元十一年一直到开元十三年，在宇文融的治理下，农民流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宇文融虽然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但他更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多年的治理过程中，他一共任用29名劝农判官，多是干练人才，确保了治理的广泛性和科学性。

经过将近三年的治理，到开元十三年，全国共新增户口80万户，据统计新增田地与新增户口基本成正比，从结果来看，宇文融及他的合作团队功劳是大大的。

而成功治理农民的流亡问题，也使宇文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开元十二年（724年）八月，宇文融晋升御史中丞。半年后又兼任户部侍郎。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三年，宇文融的官职一路飙升，由八品升为从三品，名副其实的连升四级半。

按说张说身为中书令，宇文融身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从哪个角度看，张说都是宇文融的领导，而且开元十一年的时候，张说又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吸收吏部、枢机院、兵部、户部、刑部五个部门在中书门下，虽然御史台不在其中，但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要说张说是宇文融的顶头上司也不为过。

然而很多事实告诉我们，官大的在皇帝那里未必比官小的吃香。

要知道农民的流亡问题一直困扰着李隆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直到宇文融把这个问题成功解决。在李隆基看来，成功了解决了农民的流亡问题远比任何问题全都重要，宇文融的成功意味着帝国成功清除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宇文融在几年间能够连升四级半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宇文融的升迁速度完全可以看出李隆基对他是多么的厚爱，但在朝廷的官场中，无数的事实证明了，一个人红极一时就会引来别人的无限嫉妒，在宇文融大有成为朝廷第一宠臣之际，他的顶头上司张说倍感不悦。

因为在张说看来，刚刚成功策划完封禅大典的他才是这个朝廷中最红的人，现在宇文融居然敢抢他的天王宝座，依张说的性格岂能善罢甘休。

所以在平常的工作中，张说在面对宇文融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子，对宇文融进行指指点点。不仅如此，《资治通鉴》上记载说张说厌恶宇文融的为人，而且担心他过于红的发紫，从而影响自己在朝中的天王地位，所以张说每次在上朝的时候，只要宇文融发言，张说必然站出来反对，进而压制宇文融。

史书上没有记载宇文融针对张说的挑衅有什么反应，在他最终使出杀招之前，并没有像张嘉贞那样挽起袖子准备和张说掐架，从这一点来看，宇文融的素质还算不错。但前边我说过，宇文融的表面特长是理财，隐藏特长是整人。在张说咄咄逼人的时候，事实上宇文融那和善的外表下，早已经下定决心扳倒张说。

不过张说作为老臣，能够在远离朝廷八年还能回来，并且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宇文融明白他绝非等闲之辈，要想扳倒张说必须首先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二月，宇文融第一波攻击开始。

当时李隆基怀疑吏部选举考试不公平，而这次选期又迫在眉睫，此时宇文融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上疏李隆基请求把吏部分为十拴。这个建议得到了李隆基的认可。二十五日，李隆基下令让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个人掌管吏部的选事，考试结束后，立即将试卷送到皇宫内院，吏部的负责人不得参与本次选官的事宜。

表面看起来，宇文融好像再一次为皇帝陛下排了忧解了难，但这一次和他治理农民流亡的问题显然动机不一样，因为从权责归属来讲，宇文融等于是在拆张说的台。

前边我们说过，开元十一年张说在李隆基的批准下，将五个大部门并在自己的中书省门下，其中就包括吏部。宇文融身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其实对于吏部选官这件事，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是以御史中丞的名义，从监察的角度直接上疏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二则是利用户部侍郎的身份按照程序，先和顶头上司张说进行商量。

按照正常逻辑，宇文融至少应该卖张说个面子，先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张说，然后让张说上疏皇帝，但现在宇文融偏偏选择了第一种方式，由此可以推断出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在攻击张说。

领导又如何？户部侍郎只是个兼职，发工资的是御史台！怕你不成？

宇文融的上疏其实是在提醒皇帝，吏部的选官问题根源是在张说那里，因为吏部是归张说的领导，张说即使没有徇私舞弊，也应负领导不利的责任。

高！实在是高！整个奏疏虽然没有提到张说两个字，却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张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杀人于无形。

当然宇文融并没有奢望用一封奏疏就可以搞到张说，不过在他看来，这封奏疏一定会让皇帝陛下将吏部选官不公的责任拍到张说的头上，而宇文融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宇文融再耐心等待李隆基的反应，他坚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第一时间等来的却是个搅局的人。

这个人是时任左庶子的吴兢。

在李隆基决定采取宇文融的方法选官时，吴兢的奏疏也递到了李隆基那里：

“陛下枉信谗言，不信吏部的主管官员，不是为君治民推诚感人的方法。从前陈平、邴吉是汉朝的宰相，尚且不核对钱谷的数目，不审讯斗死的案子；何况是大唐的皇帝，怎么可以代替臣子做臣下拴选的事情？这件事希望陛下能够重新委任主管的官员，停止现在的拴选。”

之所以说吴兢是搅局的人，是因为他并不是张说一派的人，他的上疏纯粹是出于公心。但宇文融从吴兢的奏疏中，却看出了他有意似无意的攻击自己，替张说开脱的味道。

吴兢说皇帝听信谗言，而提出设立拴选的建议是宇文融，这显然在说宇文融进的是谗言，一般进谗言的人都是小人，所以宇文融是小人。

吴兢说当年陈平、邴吉作为宰相不核对钱谷的数目，不审讯斗死的案子。宇文融的理解是张说作为宰相，选官的事情也没有必要亲自过问。

总之一句话，在宇文融看来，吴兢的上疏就是针对自己，虽然他不是张说一派的人，但却有搅局的可能。

事实证明，宇文融的预料没有错，李隆基虽然当时没有立即采纳吴兢的谏言，但在转年便恢复了先前的选官程序，并且张说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任何冲击。

由于猛人吴兢的突然搅局，使得隐藏很久的宇文融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而张说并不是软柿子，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张说针对这件事对宇文融有什么反击的行为，但并不能证明张说没有任何计划。

如果说以前宇文融一直是在隐藏自己，那么现在他和张说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而且宇文融的这次攻击行为颇有些毁掉张说前程的味道，张说岂能善罢甘休，所以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在遍览诸多的官场斗争后，其实那些所谓的胜利者只有两个诀窍——出手快和出手狠！

这次试探性攻击的失败并没使宇文融丧失信心，出手狠他已经做的游刃有余，他坚信接下来只要再加上出手快，他将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张说！你我的斗争其实才刚刚开始，当我再次出手的时候，你将毫无还手之力！

组团群砸

宇文融的试探性攻击，最终以失败告终，张说毫发无损。

张说始终认为自己经历这么多宦海沉浮，披荆斩棘的一路走到今天，在成功策划并主持封禅大典之后，终成为天王级的朝臣。现在宇文融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居然用三脚猫的功夫来公开挑衅自己，在张说看来，宇文融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

所以史料上没有记载张说有什么反应，不是因为张说没有应对之策，也不是他根本没有发觉宇文融的企图，而是他根本就没在乎。

当时张九龄针对宇文融的所作所为，再次挺身而出提醒张说，认为宇文融当下很红，而且能言善辩有谋略，让张说多加防备。而张说却认为宇文融属于老鼠之流，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事实证明，老鼠虽然只能在黑天偷些粮食吃，但他们隐性的有传播鼠疫的危害！

张说再次将张九龄的话当作了耳旁风，然而很快，宇文融就开始了第二波攻击。

如果说第一次的试探性进攻，宇文融失败于猛人吴兢的搅局，那第二波攻击，宇文融则有必胜的把握。

因为这次进攻的背后，除了宇文融之外，还隐藏着诸多人的利益，搞倒张说大家一起升官发财，正所谓组团群砸是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说依然继续发挥他的性格，不断的使自己陷入到了孤立的境地。

事情的起因源于李隆基的一项人事任命。

开元十四年（726年）二月，李隆基召见河南尹崔隐甫想要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河南尹是地方官，御史大夫是京官，这等于算是提拔了崔隐甫。

既然是皇帝陛下看重的人，相信在地方上一定有政绩，然而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张说的阻止。

张说的理由是，崔隐甫没有什么文学修养，是不能重用的。为此，他建议任命崔隐甫为金吾大将军（皇家卫队长），张说的潜台词是：以崔隐甫的水平和能力最多做个护卫长。

崔隐甫文学修养高与不高，我们暂且不论，但张说的理由明显有些牵强，文学修养高未必能把官做好（例如后来的李白、杜甫），最重要的是，张说的阻止并不是出于公心，因为对于御史大夫这个职位，他有自己的人选，时任殿中监的崔日知。

这下引起了李隆基的反感，他当下拒绝了张说，并且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回击了张说，那就是给了崔日知一个左羽林大将军的职位，李隆基的潜台词是：你推荐的人，才是适合做护卫的人。

这还没完，在任命崔日知的转天，李隆基就提拔崔隐甫为御史大夫，他仿佛在告诉张说，这个帝国中只有一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那就是皇帝。

自从张说第二次重返朝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第一次在李隆基那里产生了信任危机，而这一切对于多谋略的宇文融来讲，是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宇文融看来，这是扳倒张说的绝好机会，甚至是唯一的机会！

在充分吸取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失败的教训后，宇文融决定这次攻击采取组团群砸的方式，毕竟人多力量大嘛！

在这个群砸队伍中，第一个被宇文融拉进名单的就是皇帝李隆基，在宇文融的计划中，李隆基的作用并不是冲在第一线扔板砖，他的作用是发板砖。

而真正向张说扔板砖的一线队员，宇文融找到了以下两个人：

御史大夫崔隐甫和御史中丞李林甫！

崔隐甫能够入选这个群砸团队自然不用多说，而李林甫在此之前还没有登场过，但以宇文融的智商来看，能在这么多御史中选中他，可见这个人并不一般。从出身来看，他是高祖李渊堂弟李叔良的曾孙，算是李唐皇族的后代。

《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记载：时人谓之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总结一句话：李林甫属于那种他把你卖到新疆，你回来还会给他捎葡萄干的主儿，在整人领域是名副其实的狠角儿。

不过现在由于张说、宇文融等诸多大腕儿把持朝廷局面的情况下，李中丞还仅仅是个小角色，但他实在具备了立足官场的全部厚黑、权谋之术，所以在不远的将来他注定会成为一个可怕的人，进而足以超过姚崇、宋璟、张说、宇文融等一干猛人，而位居宰相职位长达十九年之久。

李林甫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的投向宇文融的阵营，除了他天生具有整人的爱好之外，还因为在封禅泰山时，他是站在山下那些官员其中的一份子。换句话说，封禅当天就地升职的官员中，并没有李林甫的名字。

以李中丞的性格来看，如果不找个机会报复张说，那实在是说不过去。

因为各自的经历，更因为各自的利益，从现在开始群砸张说三人帮正式宣告成立。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四日，在李隆基和张说因为人事任命问题产生分歧的两个月后，“三人帮”正式联合上疏李隆基弹劾张说，理由是张说曾经把一个叫王庆的术士招到家里占卜星象，并且奢侈过度接受贿赂。

如果是在一年前这封奏疏送到李隆基面前，他一定会当成废纸扔进垃圾堆。但是现在不同，因为在此之前和张说因为人事问题的分歧，使李隆基对张说已经有了反感，在这个节骨眼上，“三人帮”的弹劾只会使李隆基那颗反感的心，进而转化成一种猜疑。

这就是宇文融所看重这次机会的全部原因。

事实证明，宇文融这次押对了宝，在弹劾奏疏刚递上去，李隆基就下令让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和崔隐甫一起在御史台审讯张说。

从负责审讯工作的成员名单来看，没有一个是张说的人！

源乾曜和张说是暗中不和，崔隐甫恨张说恨的咬牙切齿，韦抗和胡珪虽然和张说没有什么矛盾，但也没有什么亲密的交往，审讯的结果闭着眼都能猜出来，张说即使打死也不说，这些人也会想尽办法让他招供，然后写个一切属实的调查报告递上去。

当李隆基看完报告后，下令将张说暂时下在大狱之中。对于如何处理张说，李隆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张说的身份不同于其他人，因为张说曾经做过李隆基的老师，而且当初因为“功臣”的身份和姚崇的算计被贬出过京城，八年后当李隆基需要他重新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怨言而依然尽心竭力的为这个帝国工作，最关键的是，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揣摩出李隆基内心深处的需要，是张说首倡封禅泰山，并成功策划实施。

对于张说的功劳，李隆基自然不会忘记。对于张说特殊的经历，李隆基有着别样的感受。

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期间，李隆基让高力士前往大狱探望过张说，高力士看到张说蓬头垢面的坐在地上，用瓦器吃饭，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恐。

高力士向李隆基如实的汇报了这一情况，李隆基的脸上现出了怜悯之色。作为久在皇帝身边的贴身宦官，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甚至是一个眼神全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陛下！张说乃是有功之臣，又曾经做过陛下的老师，希望陛下能够从轻发落他。”

高力士的语调虽然很轻，但在这种氛围下，他的每一句话不时打动着李隆基那颗怜悯的心。

李隆基点点头，然后他命人开始起草诏书。

……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十二日，张说被解除中书令之职，六年的宰相生涯就此终结。不过由于先前高力士的求情，所以李隆基并没有将他一撸到底，其他的官职保持不变。

对于张说而言，他对于一切已经看的很淡，当年被外贬京城八年后还能回来，他认为已经算是个奇迹，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又使自己成为朝廷中的红人，即使现在走背字，除了不当宰相，其他的依旧没变。

现在，我已别无所求，宇文融你虽然现在胜利了，但是你的一生也未必能够达到我的高度！

事实证明，在看到张说的处理结果后，宇文融的确很不满意，虽然张说已经身在宰相行列之外，但他只要在朝廷存在一天，就有可能再次重新被皇帝启用。

绝不能让张说再次站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宇文融再次开动自己的脑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造更大的阴谋试图致张说于死地。

但很多时候，人一旦把自己交给了阴谋，就等于把成败交给了运气那乖张的胃口，没有人能够精细地把握阴谋的走向和脾气！

在我看来，宇文融虽然有权谋，但他的情商远不如他的智商高，他并没有走进李隆基的内心，去真切的体会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处理张说的渊源，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走进，因为以制造阴谋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本身只是关注于“术”。

宇文融依然肆无忌惮和他那些盟友们攻击张说，然而他没有观察和意识到皇帝陛下早已经厌烦了他这种把戏，既然你不能遏制自己的欲望，就此收手，那就只能有我来用强制的手段来终结这场争斗。

开元十五年（727年）二月二日，为了结束彻底结束这场纷争，李隆基决定两个人各大五十大板，张说被勒令退休回家养老，宇文融则被外贬为魏州刺史，崔隐甫暂时解官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

整个纷争终于可以暂告一个段落，当然也仅仅是暂时。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朝廷的党政不会就此轻易的结束，宇文融和张说的斗争同样不例外，直到那个可怕的李林甫和颇具张说风范的张九龄逐渐走向前台时，这场斗争依然继续。

结局

张说和宇文融全都远离了朝廷这块是非之地，但他们的仕途旅程并没有就此终结，两个人最后的结局也完全不同。

开元十六年（728年），李隆基再次召宇文融回朝，出任鸿胪卿兼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拜黄门侍郎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于晋升到宰相的行列。李隆基对宇文融的理财能力是相当认可的，所以在他和张说的争斗烟消云散后，任命他为宰相，希望能发挥他的长处，将帝国治理好。

而宇文融也的确是信心百倍，踌躇满志。他曾夸下海口说：只要自己在宰相位置上呆几个月，天下就会太平无事。

即使忽悠也要看对象！要知道你面对的是皇帝。

事实证明，如果让宇文融单干一件事儿，他能做的相当出色，例如检逃括户。但干宰相显然不是宇文融的长项，因为他缺少控制大局的能力。

在宰相位置上呆了99天后，因为政绩平平，宇文融黯然下课，不久因为弹劾信安王李祎的案件而被罢相贬为汝州刺史。开元十八年（730年），司农少卿蒋岑弹劾宇文融在任上贪污官钱巨万，结果被流放崖州（在今海南省三亚），在前往崖州的路上郁郁而终。

前边我说过，宇文融的隐藏特长是整人，这当然与他身为御史中丞起家有关，他的一生有两大顶点，政务方面是检田括户，官场斗争则是用阴谋之术整到张说。但他最终却栽在了另一个人的阴谋之下，命也？运也？恐怕也谁说不清楚。

……

在宇文融艰难的行走之时，他的对手张说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重新被李隆基任命为尚书左丞相，从时间上推算，正好是宇文融罢相之后不久，值得一提的是，在张说第一天上任的时候，李隆基下令为张说演奏音乐，赠给他绢布，并亲自作诗纪念张说上任这一刻。从李隆基的表现来看，虽然他曾经厌烦过张说，但张说的身份以及他曾经的功劳，实在让李隆基无法割舍下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说晚年和李隆基的关系有些超出了君臣范围，或许在那时李隆基深切的感受到作为自己曾经的老师，张说一生的经历颇有些曲折，他甚至可能对曾经外贬张说有些内疚。

重新召回张说只是李隆基恩宠他的开始，而事实上李隆基好像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在张说回来没多久，他就下令让张说的长子张均官拜中书舍人，次子张垍拜驸马都尉，娶宁亲公主为妻。

谁都看的出来，李隆基此举有意是在张说身后保存张家的富贵。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命运似乎真的按照李隆基所预料的那样，诡异的前行着。

一年后张说忽然病重，李隆基每天派专使前去探望，并亲自手写药方让专使送去。十二月张说在家中病逝，李隆基亲自撰写碑文，御笔赐谥号为“文贞”。

张说的一生三起两落，历经诸多挫折，沉浮不定，幸而晚年算得善终，相信在他弥留之际，回顾自己的一生，可以在心里说上这样一句话：

“一生虽有起落，但沉浮皆有始终，一生虽历经宦海波澜，但终有平静之时，无论身处顺途逆境，我始终无怨无悔，因为我坚信，一切艰难险阻在无惧无畏的心灵面前，都将变得渺小甚至是化为无有。”

张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的人，但我更知道他是一个始终在坚持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坚持的道理其实谁都懂，但能够凭借毅力走到终点的其实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