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甫专权

矛盾的人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被罢相不久后，李林甫就被李隆基任命为中书令，成为了朝廷中名副其实的首席宰相。从一刻起一直到天宝十一年（752年）他去世为止，李林甫的首席宰相之位无人能够撼动，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李林甫专权的确是事实，但能在宰相位置上屹立十几年而不倒，甚至越来越受到的皇帝的信任，绝不是只靠消灭几个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势就能轻易做到的。

一个将“弄璋之喜”说成“弄獐之喜”的不学无术的文盲，居然可以执掌集贤院，带领当时帝国的高级文士为《大唐六典》进行和补注，这本身就说明李林甫是个复杂的人、矛盾的人，对于整个大唐帝国而言，他固然有很多卑劣的表现，但同样也有许多贡献。

在后边详细介绍他诸多卑劣的表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李林甫对大唐帝国的贡献。

《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说他”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李林甫“百官迁除，各有常度”。从两条史料记载来看，李林甫远比之前的张说、张九龄等文人出身的宰相，具有更加实用的治国才能。事实上，李林甫在当上首席宰相后，在财政、军事、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领域，协助李隆基制定和推行了很多有利于帝国发展的政策，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举财政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李林甫做的事情。

李林甫在财政发面做出的贡献大致有三点。

第一、简化度支旨符。

唐初以来，帝国每年的租税杂役均由户部下属的度支司制定当年的征税办法，皇帝批准后，发到州县及诸司，然后进一步贯彻落实。每年仅是下发政策文件，就需要将近50万张纸，而且各地政策轻重不等，又没有定额，所以很多地方官从中弄虚作假，借机敛财。

李林甫成为首席宰相后，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和派往各地的采访使以及各州的朝集使商议后，他决定取消一些不利与民、非当地所出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将各州每年应支出物的明细统一修改为长行旨条5卷，这样尚书省有关部门每年只需要根据这5卷旨条的规定颁行，各州只需要一两纸即可，大大简化了行政手续。

第二、将地税、户税新的征收办法立法。

地税、户税在唐初即开始征收。地税本是作为填补义仓之用，每亩最初缴纳两升，后来改为按户征收，但即使是上上户也只收五石，户税主要用于支付官员俸禄和政府行政开支，虽然征收，但从唐初到开元年间没有形成定制。随着土地集中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决定，王公以下缴纳地税，每年按照所种土地每亩缴纳两升，狭乡按户籍上登记的土地面积进行征收，宽乡依据每户实际耕种土地的青苗簿征收，商贾及无田户仍按户等征收。

从实际效果来看，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征收政策，是符合帝国实际利益的，不仅扩大了地税的负担面，也增加了地主向帝国交纳地税的数量，从而曾加了国家粟米的收入。跟随地税征收的立法，李林甫随后将户税征收也确定下来，实行三年一大税（约150万贯），每年一小税（约40万贯），专门用来帝国军队建设、驿站管理及邮递费用支出等，此外每年再加别税80万贯，用作地方政府每月办公用品的开支。

第三、进一步推行折纳制度。

所谓折纳，通俗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没有银子交税，可以用布匹、粟米等实物代替银子交税。唐朝是指按钱折价交纳粟帛，后来到了宋代发展到以产业偿还官欠。这种制度南北朝时期曾经实行过。唐代最初仅在江南实行，例如武则天时期就在江南实行过纳布代租的折纳制度。中宗李显之后，又把供给义仓的粟米变成京城的纳米，名曰：变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林甫依据关中地区农业产量有所提高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各地折纳的实物，将折纳制度推行到了全国。

他规定：江南各州的租税除了上交银子之外，必须完成征服规定的纳布数量，也就是说江南各地只交银子还不行，定期必须要上交定额的布匹。关内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上交银子，也可以根据粟米的时价，折合成粟米上交。路途远运输不便的，就近充当军粮。而河南、河北地区有不通水运的州县可以折捐造布，来代替关中地区充当地方军粮的部分。

通过李林甫在帝国财政领域所制定的政策来看，显然与他给人留下的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印象相去甚远，事实上李林甫在当上首席宰相后，做的事情远不止财政领域，在兵制改革、行政权力分配、律令格式的修订方面他都有着出色的政绩，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在首席宰相位置上一共做了16年的时间，是李隆基时代任期时间最长的宰相，我相信除了他那“口蜜腹剑”、“打击异己”的官场卑劣行径，李隆基看重的是他那出色的政务能力。

《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在了《奸臣传》里，但就连欧阳修也承认，李林甫对于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绝不给任何机会，以至于这反而造成当时的官员任免很有秩序，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全都忌惮他的权威，在他之前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全都受到过同僚的责难，但李林甫至少在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和他作对，直到他死后杨国忠才敢站出来诬陷他曾经想谋反。

我想说，作为帝国的二号人物，这证明了李林甫具有出色驾驭群臣的能力，同时也说明因为其政绩出色，确实享有崇高的威望。

李林甫走上权力的巅峰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不断做出政绩，另一方面排斥打击那些受到李隆基赏识并有可能入相的人，他自大专权，鼻塞皇帝耳目，打击上书言事者，唯我独尊的态势暴露无遗，貌似他是最强大的人。

事实证明，再强大的人内心也会有顾忌，在李林甫专权的道路上，他从来没忌惮过谁，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这个人就是在李隆基一日杀三子事件中，意外得到太子之位的忠王李玙。

李亨手中的牌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李玙被立为太子，次年便改名为李绍，天宝三年（744年）二月，改名为李亨。

李亨得到了太子之位，意味着李林甫在储君废立之争中败下阵来，在李林甫看来这是件很要命的事情，虽然自己受到现任皇帝的绝对信任，但这个帝国未来终究是李亨的，这也预示着李林甫未来在李隆基死去后，必然受到李亨的清算。

李林甫的性格决定他是不可能善罢甘休、坐以待毙的，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以后，他逐渐产生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废掉太子李亨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产生的时候，他刚刚当上首席宰相，当时他迫切要做的并不是搞政治斗争，而是切实的做出政绩，使自己能够立足首席宰相的位置而不倒，所以那个时候李林甫不得不暂时放下废掉李亨的想法，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自己地位上，所以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一直到天宝初年的几年时间里，李林甫和李亨之间，并没有发生公开的激烈冲突和对抗。

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李林甫当时分身乏术，另一方面李亨虽然已经当上太子，但说他势单力孤并不为过，在李林甫忙于巩固其权势之时，事实上李亨也并没有闲着，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党羽壮大力量，以备日后斗争之用。

和大唐帝国先前很多太子不同的是，李亨在军队中锻炼过，曾经深入过前线，经受过战火的洗礼，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使李亨在发展自己的势力时，总会打上军事色彩的烙印，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时朝中大臣基本出自李林甫一脉，李亨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只能是另辟蹊径，从共同创建军功的战友中寻找。

所以他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了地方军事势力。

当时和李亨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军政首脑当属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和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

先说皇甫惟明。

皇甫惟明早在李亨做忠王时，就成为他的下属，官职属于“王友”（从五品上），跟随李亨上过前线。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因为代表大唐帝国出使吐蕃和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回来后升任左卫郎将。后来历任侍御史、司农少卿、任检校司农卿。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出任陇右节度使。

此后的数年里，他一直守卫着大唐帝国的西部边境，屡次和前来进犯的吐蕃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战，当属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的石堡城之战。

在天宝初年，因为李隆基喜好创建边功，驻守边境的将领们常以抗击吐蕃有功而获官爵。皇甫惟明在与吐蕃军作战中连战连捷，立功心切，决定率廓州(治化隆，今属青海)军向吐蕃所占重镇石堡城发起攻击(又称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

石堡城是吐蕃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用远程奔袭的战术攻占了石堡城。但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由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防务疏漏，致使吐蕃重新攻占了石堡城。皇甫惟明进至石堡城后，立即展开攻城，吐蕃守城将士一面凭险据守，一面传书求援。吐蕃即派大论莽布支率军兼程往援，并取得吐谷浑小王的配合，与守城将士里应外合，攻打唐军。皇甫惟明由于急功近利，只顾攻城，忽略打援，结果使唐军遭到重创，副将褚诩战死，不得已只好退兵。

随后，皇甫惟明进京献俘。十二月，唐玄宗对他进行了封赏，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十三日，皇甫惟明又兼河西节度使，至此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

说完皇甫惟明，再说王忠嗣。

王忠嗣本名王训，说他是将门后代并不为过，因为他的父亲王海宾在开元初年是威震西北边境的名将，王忠嗣9岁那年，其父在松州保卫战中不幸阵亡，李隆基念在王海宾为国捐躯，随后将王忠嗣收养于宫中，并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长大后精忠报国，遂亲自为他取名为“忠嗣”。

当时李亨和王忠嗣年龄相仿，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渐渐成了好朋友。史书上记载说王忠嗣“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在他长大成人后，就连李隆基有时都向他请教用兵之道，而王忠嗣每次讲的东西都让李隆基佩服的五体投地，并预言他日后必定成为良将。

开元十八年（730年）以后，王忠嗣遵从其父的遗愿成为一名守卫大唐帝国西部边境的将士，在担任兵马使职务期间，多次在河西、河东跟随时任河西节度使的萧嵩出征。同年，萧嵩入朝以后，王忠嗣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仗——玉川战役。

此战前王忠嗣侦察得知，吐蕃大赞普正在玉川检阅军队，决定率部攻其不备，但遭到其他将领的反对，王忠嗣坚持己见，于是率300精骑星夜出击，结果斩敌数千，致使吐蕃赞普仓皇逃走。

那一年王忠嗣只有18岁！

此后，在和吐蕃的多次交战中，他都身先士卒的冲锋陷阵，以至于李亨十分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为此李亨经常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王忠嗣召回朝廷。

王忠嗣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战当属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北征契丹之战！

契丹虽然是大唐帝国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国，但从武则天征讨契丹失败以来，其势力日益强大，大有和唐朝分庭抗礼之势，唐朝五次北伐皆武功而返，武则天还曾下令征全国囚犯组成军队讨伐契丹，依然是劳而无功，很长时间以来契丹已成大唐帝国的心腹大患。一直到李隆基继位之初这种局面仍未改变。

开元、天宝时代随着大唐帝国国力达到鼎盛，李隆基开始有意拔掉如北部边境契丹这个刺头，终于在开元二十六年李隆基下定决心，让王忠嗣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王忠嗣并没有辜负李隆基对他的期望，这一仗他不仅打出了大唐帝国的声威，更将困扰李唐王朝三代皇帝的问题彻底解决。

当时王忠嗣率十万骑兵北出雁门，与契丹在桑乾河进行会战，三战三捷，打的奚契联军全军覆没，契丹可汗只以身逃，不久被部下杀死，契丹36部尽数投唐，几十年不敢作乱，使大唐帝国威行漠北。

此后，王忠嗣担任陇右、河西节度史，继续转战大唐帝国的西部边境常年抵御着吐蕃人的侵扰。

皇甫惟明和王忠嗣，一个是李亨的僚属，一个是李亨的挚友，可以说李亨的势力是以这两个人为班底的，两个人时任帝国边境的地方节度使，这样太子李亨通过这两个人等于将帝国西北边境将近30万兵马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再加上当时两个人深得李隆基的信任，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李亨虽然在朝廷内部势单力孤，但有强大的军事势力做后盾，对于他来讲算是另辟蹊径的一种强大。

但是正所谓军人的天职是在战场，如果他们离开战场卷入是是非非的政治斗争，则无异于是麻布做龙袍——不是这块料。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两个人因为李亨的原因，当时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虽然不会打仗，但是要论政治斗争，皇甫惟明和王忠嗣可是飞机上钓鱼——差的远！

李林甫的策略

处于朝廷顶级大佬位置的李林甫当然明白李亨以军事势力作为后盾的厉害之处，这是一种看似李亨在朝廷内无援，实则在关键时刻极具杀伤力的势力，虽然他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但古往今来诸多依靠军事势力发家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在渡过巩固自己地位的时期后，李林甫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来自李亨的威胁。

李林甫明白无论自己如何折腾，如何处心积虑的谋划，和李亨比起来，自己不过是个臣子，他之所以对抗李亨，其实也是一种自保，既然是自保就不能采取硬碰硬的策略，所以在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后，李林甫决定采取外交内攻的策略来对抗李亨集团。

所谓外交内攻是当时李林甫依据自身在朝廷中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一个策略，“外交”是指对外拉拢能够和皇甫惟明、王忠嗣分庭抗礼的其他军事势力首脑，“内攻”是指依据自己在朝廷内部的优势地位，利用一切资源瓦解李亨的势力。

从后来的实际效果来看，李林甫的这种策略十分成功。

当时在“外交”方面，李林甫成功拉拢了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作为自己的亲信势力。自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被李隆基免去死罪后，这个杂胡将军的仕途之路一路扶摇直上。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张守珪因为谎报军情被贬为括州刺史，这样一来给了最熟悉当地防务工作的安禄山以机会，经过不断的疏通和贿赂，加上安禄山善于揣测人意，不久后他成功升任幽州的节度副使。

安禄山虽然外表粗矿，但内心十分缜密，如果他感觉哪个朝廷大员有用，他会千方百计的去巴结，然后投其所好的进行贿赂。由于他的这种做法直击人性中的致命要害，所以很难有人不被他这种伪装的“脉脉温情”所俘获，当时朝廷中很多大臣全都称赞他是个难得的好将领。

舆论的导向最终影响了皇帝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安禄山被任命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又加封为范阳节度使。

至此，大唐帝国北部边境的防务尽在安禄山的掌握之中！

安禄山的脱颖而出，迅速吸引了李林甫的注意，当时在所有保荐安禄山的朝臣中，李林甫算是很积极的一个，例如安禄山有一次进京述职，在拜见李林甫时，李林甫立即将自己的长袍披在安禄山的身上，就是这样一个小动作让安禄山受宠若惊，虽然他不知道李林甫内心深处对抗李亨的想法，但这个举动使安禄山悟出了朝廷这位首席宰相是在积极拉拢自己。

当然，安禄山也明白这绝不是李林甫发自善心的一种呵护，而是一种政治投资，而当时安禄山由于刚刚发迹，也迫切需要朝中的宰相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以便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出于一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心里，面对李林甫的拉拢，安禄山逐渐投进了李林甫的阵营。

其实所谓投资必须要有回报，李林甫成功拉拢安禄山使他手中有了和皇甫惟明、王忠嗣军事集团对抗的实力，未来一旦李亨集团有什么风吹草动，李林甫可以立即以勤王的名义召安禄山进京，可以说这是安禄山对李林甫最大的回报。

那么安禄山有什么回报呢？

事实上，通过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出李林甫对安禄山的回报远比他对李林甫的回报实惠的多，首先一点就是李林甫教会了安禄山该如何更有效的讨好李隆基。

在这一点上，当时没有人比李林甫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安禄山后来很多讨好李隆基的招数基本上都是得自李林甫的真传，例如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进京述职，在李林甫的授意下，安禄山对李隆基谎称去年营州紫方虫泛滥，使自己辖内禾苗受到严重的损失，他焚香祈祷向上天发誓，说如果自己心术不正甘心让虫子吃掉自己的心，如果没有做对不起上天的事情，希望虫子能够尽快散去。结果刚刚祈祷完，从北方飞来一群鸟，将紫方虫吃的一干二净。安禄山希望李隆基能够让史官记录下此事。

坦白的讲，精明的李隆基未必不知道安禄山在撒谎，但前边我们说过开元二十四年后，李隆基的心态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其特征之一就是好大喜功。安禄山的汇报虽然很假，但却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件事在李隆基看来具有很好的宣传作用，所以结果就是安禄山被加封为骠骑大将军。

上述的这种例子，在后来的很多年时间里不胜枚举。

事实证明：后来李林甫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安禄山所带来的回报，但安禄山却实实在在的从李林甫那里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李林甫拉拢安禄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安禄山的在他身上的政治投资，进而所得到的回报，最终却演变成了摧毁整个帝国的强大力量。

天宝三年（744年）三月，李隆基加封安禄山为范阳长史、河北采访使，在安禄山离京时，李隆基下诏让京城三品以下所有官员为安禄山饯行，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地方军政长官能够得到如此礼遇，从安禄山整个的人生轨迹来看，这是他崛起的一个标志，也是他野心形成的开始。

因为在他临走时，对所有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

“禄山发迹之时，当不忘诸位大人！”

已经得到了唐代开国以来地方军政长官的最高礼遇，居然没有底下高傲的头颅谦谨言慎行，反而依然放出如此高调的言行，当时已经有人预感到这个杂胡将军未来可能会生出祸端。

李林甫直到他死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给予安禄山的，最终会居然成就了他一颗狼子野心！

拉拢住了安禄山，使李林甫有了外援，当然这个外援未来如果真的使用，也必须要借助于皇帝陛下的力量，所以安禄山势力只能引为援以防万一，而不能充当杀人的利器，要想从根本上扳倒李亨，还得从内攻入手。

相比于“外交”来讲，对于“内攻”李林甫十分重视，当然这也是他的擅长，在没有战场硝烟的宫廷斗争中，可以说当时除了李隆基，谁也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经过了几年的苦心准备，李林甫终于稳住了阵脚，在他看来完成内攻的任务，还得需要自己出手，当他成功拉拢了安禄山势力之后，于是他开始迫不及待的将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对李亨的攻击，因为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讲，时间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李隆基吃下了伸腿瞪眼丸，那自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所以从开元末年一直到天宝初年，李林甫一直在等待机会，终于在天宝五年（746年）正月，他从一个人的身上寻找到了突破口。

这个人的名字叫韦坚。

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本来属于李林甫的阵营，但由于李林甫过于专权，为了维持一人独揽相权的目的，即使是亲信党羽他也毫不手软的进行排挤。天宝四年（745年）韦坚曾经以运转江淮租税进关中而深的李隆基的赏识，而且又是皇亲国戚，很有进入宰相班子的希望，李林甫在窥探出皇帝陛下的意图后，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段，罢免了韦坚的水路转运使之职，这样一来激怒了韦坚，遂背叛李林甫转而导向了太子李亨的阵营。

对于这件事，李林甫最初并没有过多的计较，毕竟自己不仁在先，所以韦坚倒向李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但天宝五年（746年）正月，随着李亨的嫡系皇甫惟明入京献捷，这场隐藏许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

事情的起因是皇甫惟明的不满！

第一波攻击

由于是太子李亨的嫡系，对于李林甫的过分专权，皇甫惟明心中着实不平，所以这次入京献捷，专门利用韦坚倒戈事件大做文章，在面见李隆基时，不断称赞韦坚的才能，并含沙射影的诋毁李林甫。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仔细分析事情的厉害关系，他所说的话，李隆基内心并不接受，倒不是因为皇甫惟明说的没有道理，而是因为他的身份以及和太子李亨的关系。

以李隆基的智商来判断，李林甫的专权他是十分清楚的，甚至可以说李林甫的专权是李隆基的杰作也不为过，对于皇帝来讲，谁专权无所谓，只要对我衷心，在我的领导下认真的干事儿就行。换句话说，李隆基这个皇帝当时是能驾驭李林甫，在李隆基看来，李林甫并不存在威胁。

但太子李亨呢？

从血缘关系角度来讲，李隆基和李亨的关系，李林甫完全无法相比，但除此之外，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子，唐朝自建国以来，皇帝和太子的矛盾基本是代代上演，从这一点来看，要说李隆基内心没有阴影那是不可能的。

何况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者是边将，皇甫惟明这样的人作为地方节度使掌管数十万兵马，在我看来，李隆基当时的内心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是李亨作为三子被杀之后的储君，没有在合适的人选，所以李隆基必须要维护。另一方面，李隆基的内心其实也对李亨有所忌惮。

矛盾的心里促使李隆基的内心形成一种胶着状态，哪个想法占据主导，则要看客观形势的变化，不过很不幸的是，这次皇甫惟明不知深浅的站了出来，他一定想不到他的做法不仅没有为李亨带来任何帮助，反而差点将里亨推向的绝境。

当皇甫惟明在李隆基面前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后，李隆基虽然没有接受，但并没有采取任何不利于李亨的方法来制衡他，但老狐狸李林甫怎么能错过这个好机会，皇帝陛下朝堂之上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很长时间以来李林甫已经全都摸透其含义，现在皇帝陛下没有肯定皇甫惟明所说的一切，那就意味着皇帝陛下内心肯定有想法。

所以，李林甫决定利用李隆基的猜忌之心，开始了一场旨在一网打尽太子李亨极其党羽的行动。

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十五日，长安城中人们正在欢度着上元佳节。入夜十分，太子李亨和皇甫惟明等人出宫到长安街赏灯，走到半路时，正好碰到韦坚，双方在一通寒暄之后，一起在大街上赏灯，本来一起渡过上元佳节事件很令人惬意的事情，但完事儿之后应该各回各家，可是韦坚和皇甫惟明在赏灯之后，背着李亨又一同前往景龙观，双方在道士的居住室里畅谈了很长时间。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两个人究竟谈了什么，但这种私会于密室的行为本身就让会让人产生联想，更何况他们的行为早已经被李林甫盯上。

在皇甫惟明刚一进京的时候，精明的李林甫立即派出亲信时任御史中丞的杨慎矜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次皇甫惟明和韦坚的私会，被杨慎矜盯了个正着。

当李林甫得到杨慎矜的报告后，他觉得扳倒李亨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立即秘密上奏李隆基，诬告说韦坚以外戚的身份与边将皇甫惟明结谋，共同想拥立李亨。

李林甫的诬告之词可谓阴险至极，外戚、边将、结谋、拥立太子；李林甫坚信每个词汇都会跳动李隆基那颗敏感的神经，这次一定会借助李隆基的力量，将李亨极其党羽一网打尽。

但出乎李林甫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将韦坚和皇甫惟明以离间君臣的罪名，将两个人贬到偏远地区去做太守，除此之外再无更大的动作。

通过李隆基的反应，我们可以印证上述李隆基的那种矛盾心态，显然李隆基是知道李林甫的报告是有诬陷色彩的，但皇甫惟明和韦坚私会是却有其事的，一个外戚，一个边将，两个人走的这么近，我相信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心生猜忌的，所以李林甫的报告，李隆基首先必须要肯定，而且还要做出处理好此事的一种姿态。

但另一方面，李隆基是一日杀三子事件的制造者，在那场斗争中，李林甫当时是主张立寿王李瑁的，只是最终李隆基选择了李亨，这样一来李隆基等于将李林甫推向了李亨的对立面，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一旦双方成为对立面，再想化干戈为玉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李林甫和李亨的矛盾，李隆基是心知肚明的。

李隆基虽然明知道李林甫的上奏明显夸大其词，但他必须要给这个支撑整个朝廷运转的首席宰相一个交代，这也算是一种爱护，但他同时又不能给李亨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事关大唐帝国未来的国运，他虽然内心忌惮李亨，也只能是旁敲侧击的将皇甫惟明和韦坚拿下，为李亨敲响下警钟。

如此看来，开创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在进入天宝年间后，他这个皇帝当的越来越有难度，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有的时候这种权力就像伸手想握住水流一样，最终只能是顺着指缝悄然流走。

总体来看，这次事件李隆基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的，既给了李林甫一个交代，也没有太严厉的将皇甫惟明和韦坚治罪，贬下去的找个机会还可以再提拔上来，至于李亨，李隆基压根就没想牵涉进来。

但事实证明，李亨可能没有理解李隆基的良苦用心，通过这次事件中他本应该庆幸父皇没有追究自己管教手下不严的责任，他更应该进一步筹划自己未来该如何应对李林甫的下一轮攻击，而他接下来所做的的，确实着实激怒了李隆基。

因为半年后，他居然和韦坚的弟弟韦兰、韦芝公开上疏李隆基，为韦坚鸣不平。

这就是传说中典型的没事儿找型！

我们不知道李亨当时的这种做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目的，这种明目张胆的公开行为，无疑等于向外界承认了他和韦坚之间的亲密关系，李隆基的敏感神经被再度跳动起来，于是这位皇帝陛下决定改变初衷，对以李亨为首的太子党施以重拳。

李亨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最大的受益人当然是李林甫，当蛋出现裂缝时，苍蝇是一定会飞上去盯几口的，于是李林甫利用这个机会，不仅添油加醋的百般诋毁李亨，而且将另一个和他争权的人一同卷了进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孙子，时任尚书左丞（尚书左仆射）的李适之。

李林甫之所以在这次事件中，将李适之当作攻击的目标，是因为他很长时间以来总是不服从李林甫的管理，总认为自己的才能在李林甫之上，幻想有一天能够将李林甫一脚踹下去，自己一屁股坐在首席宰相的位置上。

对于身边这样一颗定时炸弹，李林甫巴不得找个机会将他踢的远远的，现在李亨这件事让李林甫看到了机会，于是他上疏李隆基诬告李适之是太子党成员。

人在非理性的状态下，极容易受到外界舆论的导向，李林甫的诬告之词李隆基没有经过任何辨析便相信了，而且是极度愤怒！

惊恐之下的太子李亨在看到皇帝老爸发飙，自己的地位有可能不保之时，他开始寻找自保的对策，他明白眼下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白自己都是苍白的，他现在最需要的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

于是，他不得不违心地上表请求皇帝老爸批准自己与太子妃离婚，表明自己不会因为亲情而置国家法律于不顾。

他希望自己的这种做法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李亨这种及时的补救措施，让李隆基稍稍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愤怒，但他依然决定利用这次事件，去削弱李亨的势力，于是他将韦坚贬为江夏（今湖北武昌）别驾，数日后又决定长期流放临封，韦兰、韦芝被罢官流放岭南，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亲太子集团的官员，也因为本次事件而受到株连，其中包括太常少卿韦斌贬为巴陵（今湖北岳阳）太守，韦坚的外甥薛王韦绢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为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别驾，河南尹李齐物贬为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

李亨虽然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这么多人因为他的不冷静而被贬官，他的心在滴血。

而始终处于阴暗角落的李林甫现在正在偷笑，天宝五年的这次与太子党的首次首次交锋，以他大获全胜而告终。

但在李林甫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因为李亨的太子之位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接下来李林甫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进攻利器，争取将李亨拉下马。

就在李亨太子党惊魂未定之时，李林甫迅速发动了第二波攻击。

第二波攻击

李林甫清楚的知道，他的第一波攻击虽然使太子李亨集团损失不小，但很多人仅仅是贬官而已，未来说不定哪天依然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第一波攻击李林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心里并不踏实。

在第一波攻击过后，李林甫一直在等待机会实施第二波攻击，因为扳倒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仅仅依靠一次整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祭出一套组合拳，才有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第一波攻击是利用太子集团过于亲密而挑起李隆基那敏感的神经，从而对太子集团施以重拳的话，那么李林甫的第二波攻击是从李亨集团的内部矛盾入手的。

李亨的良媂（太子内官，正三品）杜氏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的杜有邻，与其女婿时任左骁卫兵曹的柳勣，都是东宫的属僚。柳勣是个品性低劣、志大才疏的人，以追求功名利禄为荣，尤其喜欢结交豪杰，当时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人结成好友，按说善于社交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杜有邻却认为这个女婿不务正业，整天只知道和那些官僚吃吃喝喝，所以内心深处对柳勣十分反感。

一来二去的，丈人和女婿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天宝五年（746年）十二月终于在一次宴会之后，双方因为喝高了酒而彻底闹翻。

为了报复杜有邻，人品卑劣的柳勣居然制造谣言说杜有邻妄称图谶，和太子暗中密谋，不断议论皇上的是非，很快这个谣言被李林甫所获悉。

事实证明，堡垒一般是从内部开始崩溃瓦解的这句话，用在此刻的李亨的太子集团的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只是这一次惹火的不再是李亨，而是不起眼的柳勣。

不过，柳勣一定想不到，他制造的这起家庭矛盾，居然会为李林甫创造了血腥屠杀的机会。

李林甫就像一只嗜血的苍狼一样，时刻在寻找猎物，柳勣的制造的谣言，让他再一次找到了可以重创李亨的机会，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利用柳勣制造的谣言，将这件事情无限的放大。

于是李林甫利用他所掌控的司法权力，派出亲信京兆士曹吉温和御史台的人一同审理本案，那些御史们是何等聪明，曹吉温的出马他们已经明白了李林甫的用意所在，所以在匆匆审讯过后，便认定柳勣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将他和杜有邻、王曾等一同仗毙于大理寺。

仗杀朝廷命官，必须要经过皇帝的同意，如此看来李林甫在事先已经将这件事向李隆基做了汇报，从上次事件中多人被贬到这次一上来就仗杀三名朝廷命官来看，李隆基的愤怒正在升级，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李林甫的从中运作，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太子李亨集团除了让李隆基忌惮之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李隆基意识到了太子集团的人员成分太杂。

李隆基是不可能知道每一个东宫附属的人和太子李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但在他看来，凡是李亨结交的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甚至是国之栋梁，现在东宫里居然会出现柳勣这样的卑劣之人，正所谓印象决定前途，在李隆基看来，和柳勣交好的人绝不是什么好人，即使是和他产生矛盾的杜有邻，也未必是什么好鸟，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

当然，东宫出了这样的人，李隆基最为不满的还是太子李亨，在我看来，仗杀两名朝廷命官，这是李隆基对李亨警告力度的升级，他的潜台词是：如果不自律，下一个很可能是你！

事实证明，在柳勣、杜有邻、王曾三人接连被仗杀后，确实让李亨大为惊恐，他不得不再一次妥协。不过李亨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创新，依然像上次一样，不得不忍痛割爱，贬杜良媂为庶人。

我们常说一种招数如果重复使用两次，就会让人感到乏味，更何况是不可测的宫廷政治斗争，李亨本以为他这种忍痛割爱的做法，会稍稍平复李隆基内心的愤怒，然而事实证明，仗杀他的三名嫡系，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李林甫的不断扇风点火下，李隆基决定继续采用断然的措施，进一步打压太子李亨集团，以防止李亨势力的膨胀，于是他默许了李林甫接下来的血腥屠杀。

天宝六年（747年）正月，李林甫派出爪牙罗希奭将与柳勣交好的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仗杀在自己的府中，邺郡太守王琚因为和李邕在一起叙过旧，被贬为江华司马。

当李林甫看到这些人一个个在仗刑之下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之时，他并没有生出一丝怜悯之心，那血腥的场面反而使他生出了赶尽杀绝的决心。

在我看来，事实上这是李林甫心虚的一种体现，因为他内心十分明白，和李亨比起来自己不过是个臣子，之所以现在能够呼风唤雨，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李隆基的支持，所以他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李亨彻底打翻在地，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实现自保。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李林甫终于凶相毕露，他分遣御史将前边已经被贬的皇甫惟明和韦坚兄弟仗杀在贬所之中，让罗希奭星夜快马加鞭的前往岭南去仗杀李适之等人，不过在罗罗希奭还没到达时，李适之已经听到了消息，惊恐之下服毒自尽，其子李霅奔丧至洛阳时，也被李林甫陷害下狱，最终死于河南府，王琚也因为不愿受辱，自缢身亡。

到现在为止，朝廷内凡是和李亨交好的官员基本上都已经被李林甫屠杀殆尽，这些人中李林甫最痛恨的就是韦坚，虽然李林甫不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但他最痛恨的就是背弃之人，虽然在韦坚的问题上，是李林甫不仁在先。

现在虽然韦坚已死，但李林甫总觉得韦坚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死去，的确有些便宜了他，可以说韦坚之死并没有平息李林甫心中的怨恨，相反他却再次大兴冤狱，开始追究韦坚主持漕运工作时的罪名。

政治斗争永远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千方百计的将政敌置于死地，无关道德的高尚与否，这一点所有人都能理解，但如果将政治斗争无休止的扩大，甚至是祸及无辜的人，那无轮任何人千百年来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而李林甫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在接下来追究韦坚主持漕运工作的罪名时，他致使一大批无辜的漕运小吏和很多百姓惨遭不幸和劫难。为了发泄那近乎变态的私愤，他派人前往韦坚主持漕运工作时任职的江淮各州县，将那些曾经为韦坚工作过的“纲典船夫”（十船为一纲，以吏为纲，典船夫）悉数逮捕，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被抓的人几乎将当地的所有监狱全部撑满（滥于牢狱），而李林甫手下的那些爪牙们则趁机大肆对这些船夫进行敲诈勒索，给钱的可以减轻罪名，没有钱的则扒光他们的衣服不给饭吃，直到他们饿死为止（皆裸露死于公府）。

可以说，李林甫发起的这场对韦坚的清算运动，使江淮地区漕河沿途的州县横遭荼毒，被牵连的人达到十万人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清算运动一直到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去世才彻底终结，前后累计时间整整六年。

准确的讲，李林甫发动的对李亨的第二波攻击，到现在为止已经转变了性质，不过在李林甫看来，打击范围越大，手段越残忍，太子李亨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像风雨飘摇中一页小舟，所以无论有多少无辜之人受到伤害，他都全不在乎。

因为李林甫的内心始终存有这样一条真理：皇帝陛下都不在乎的事情，自己没必要去瞻前顾后的畏首畏尾！

第二波攻击使李亨在朝廷中的势力损失殆尽，但依然没有影响李亨的太子地位，李隆基暂时不可能触碰底线和原则，因为李亨特殊的储君身份，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命运，李隆基相信自己这次默许李林甫重拳出击，一定会使李亨那本就脆弱的心灵更加受到震颤，从实际效果来看，李隆基达到了目的。

但对于李林甫而言，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只要李亨一天在太子之位上，李林甫就永远不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他还必须要再接再厉。

李亨！在你登上太子之位时，事实上你我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无论我的残忍让人多么唾骂，我都不后悔！因为我知道，现在你的隐忍与屈服，都是你日后对我展开反击的手段！

所以，我必须将残忍与杀戮进行到底！

第三波攻击

在李林甫的不断进攻下，太子李亨在朝中的党羽虽然损失殆尽，但李亨本人并没有受到冲击，而且李亨的以地方军事势力为班底的框架依然没被打散，虽然皇甫惟明已经被李林甫清除掉，但另一位手握重兵的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依然活跃在前台，据《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当时他“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虽然不久后，王忠嗣主动让出了朔方、河东节度使的职务，但由于在其地经营多年，人脉颇广，以他在当地的威望，依然可以遥控这两大重镇。

史书上没有记载当李亨的嫡系被李林甫大面积血洗时，王忠嗣是个什么态度或有什么表现，或许是他身为帝国西部的边将，需要经常抵御吐蕃的侵扰而无暇分身顾及，而且即使李林甫有意打击他，但因为帝国边疆稳定的需要，李隆基也不会允许李林甫对王忠嗣胡来，总之在天宝六年（747年）以前，王忠嗣的地位稳如泰山。

可是当时间进入天宝六年以后，情况完全变了！

前边我们说到过，王忠嗣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长大后为大唐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有时候“功勋”这个东西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让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会给人带来无上的荣耀，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人迷失自己，进而走上一条迷途之路，对于王忠嗣而言，进入天宝六年以后，上述的第二种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的越来越明显。

例如当时大唐和吐蕃在西部可以说是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对于吐蕃这个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油条国家，很长时间以来李隆基一直想施以重拳彻底的将其制服，所以他对王忠嗣的要求就是寻找机会主动进攻。

皇帝陛下这种急切击败的对手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对于前线的具体战况作为皇帝还是不要插手为好，可当时李隆基并不这么认为，甚至他对下一个进攻方向该指向哪里，都是无巨细的为王忠嗣部署清楚，而在他所有的部署中，最不能让王忠嗣接受的，就是对石堡城的进攻。

作为最了解前线战事的王忠嗣在知道李隆基的部署后，他决定上疏反对，他在奏疏中直言不讳的拒绝了李隆基的部署，认为石堡城不仅险要而且坚固，吐蕃倾全国的兵力防守它，如果强攻，死伤数万人也是有可能的，此刻应该等待时机再伺机进攻。在奏疏的最后，他请求李隆基尽量不要插手前线的具体作战任务。

从战局角度来看，王忠嗣是对的。

从上下级关系角度来看，王忠嗣大错特错！

在我看来，居功自傲的心里促使了王忠嗣敢这样直言不讳的和李隆基讲话，但事实证明，无论你功劳多么大，和领导讲道理，那是不想干了！

王忠嗣的拒绝让李隆基心中很是不爽，但即使这样李隆基出于稳定大局的考虑，并没有和王忠嗣计较，当时王忠嗣的部将董延光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向李隆基请求率军攻打石堡城，李隆基让王忠嗣分一部分兵给董延光，王忠嗣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分给董延光的兵都是些素质不高的士兵，自此董延光内心开始怨恨王忠嗣。

事实上，当时的军队虽然是在王忠嗣的掌控之内，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也仅仅是存在于理论意义上，因为你打完仗还是要回去的，回去了还得面对皇帝。

当时王忠嗣的另一个部将李光弼就提醒王忠嗣，要看清这件事的本质所在，分兵给董延光是李隆基的决定，现在王忠嗣把素质不高的兵给他，如果董延光打了败仗，一定会将所有责任推给王忠嗣，到时候皇帝一定会将王忠嗣治罪。

李光弼的劝说正应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但固执的王忠嗣并没有接受，他的理由很简单：即使皇帝真的治罪也不过是将自己贬官，而如果拿数万将士的生命去换一个战略意义不大的地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

在我看来，王忠嗣虽然嘴上说不在意被治罪，但他其实未必真的意识到事情会像李光弼说的那样，然而事实证明，后来事情的走向完全印证了李光弼对他所说的话。

顺便说一句，李光弼是契丹王李楷洛的儿子，当时还只是王忠嗣手下一员不起眼的将领，但谁也没有想到多年后，在那场使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叛乱中，他居然会成为挽救大唐帝国国运的人。

李光弼的劝说并没有打动王忠嗣，不久后董延光真的打了败仗，上疏李隆基说王忠嗣故意给他设置障碍，才使自己吃了败仗，请求李隆基一定要将王忠嗣治罪。

对于李林甫而言，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

李林甫无时不刻的希望王忠嗣能够犯下错误，自己才好有机会整他，现在董延光的上疏让李林甫找到了机会，于是他开始借机陷害王忠嗣，同时也开始了对太子李亨的第三波攻击！

李林甫明白，前两波攻击自己出手够狠，虽然是在李隆基的默许之下，但太子李亨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他十分清楚李隆基的内心所想，如果这一次自己依然冲锋在前的攻击李亨，他不知道李隆基会是个什么反应，也许会产生反感。

所以，这一次他决定将自己隐藏在幕后充当一个操盘手，派一个马前卒在前边趟路。

于是他让自己的亲信，曾在王忠嗣辖地内任职的济阳别驾魏林上疏李隆基，诬告王忠嗣说自己自幼深养宫中，与太子李亨交好，准备起兵拥立李亨为帝。

我坚信魏林的诬告之词是拜李林甫所赐，不过这也证明了两点，一是李林甫在攻击手段上有些江郎才尽。二是他这次将自己隐藏在幕后，确实很有自知之明。

前边我说过，在政治斗争中，同样的招数使用两次会让人感到厌烦，或许是李林甫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所以这次将自己隐藏起来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心里。

事实证明，在魏林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李隆基的态度和先前大不一样，他不仅没有再一次默许李林甫继续展开打击，而且亲自为李亨进行辩护，他认为李亨作为太子生长在深宫之内，没有机会与外人同谋，魏林说的话都是胡扯。

李隆基的态度等于制止了李林甫对李亨的又一次攻击，但他却将王忠嗣从边境召回，以他在石堡城之战中消极为理由，将他下进了大狱，让三法司共同审理他。从李隆基的做法来看，王忠嗣很难逃过一死，幸好接替他陇右节度使职位的，也是其旧将的哥舒翰极力死谏，甚至甘愿以官职换取王忠嗣这条命，才使李隆基受到感动而免去了王忠嗣的死罪，将他贬为汉阳太守。第二年，王忠嗣暴卒而死，时年45岁。

李林甫对李亨太子集团的第三波攻击，相比于前两波攻击来讲，其冲击力削弱了很多，但却将李亨的首席嫡系成员，也是最具军事实力的王忠嗣成功打掉，从结果来看，收获可谓不小。

但从李隆基的态度来看，这一次他明显有搞平衡的色彩。

前两波攻击已经使李亨集团受到了重创，从李隆基方面来讲，其内心对李亨的猜忌之心得到了缓解，但李隆基有一个不能突破的底线，那就是只要李亨没有犯下大错，他的储君之位是不能动摇的。

坦白的讲，李林甫发动的第三波攻击很没有创意，所以李隆基制止了他，这等于保护了太子李亨，但另一方面李隆基对支撑整个朝廷运转的首席宰相李林甫，有一种本能的依赖，这源于李林甫很会巴结，也源于他确实能干。

所以李隆基在制止李林甫第三波攻击的同时，也必须要设身处地的考虑他的感受，因为李隆基十分清楚的知道，由于一日杀三子事件，导致李林甫和李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作为臣子的李林甫其实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看来李林甫发动的两波攻击，李隆基能够默许，出于打压李亨的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个自己仰赖的首席宰相以足够的面子，毕竟帝国的整体事务还要依靠他，但第三波进攻让李隆基明显感觉到李林甫有些得势不饶人，所以他制止了李林甫，而将王忠嗣下狱，则是为了让李林甫的心中得到些许安慰。

如此看来，高高在上的李隆基在那个特殊的时间段，注定要为一日杀三子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付出弥补的代价，对于整个帝国而言，其实他是在帝国的现状与未来之间做一个平衡的调整。

从结果来讲，李隆基达到了目的，但在不经意间却让李林甫却陷入了一个窘境，自此之后一直到天宝十一年李林甫去世为止，虽然他试图继续想多次扳倒太子李亨，但始终未能如愿，而太子李亨虽然保住了地位，但因为先前的三次打击，使他在此后的日子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日子一直到十年后他在灵武称帝方才结束。

好了，关于李林甫专权的一些事情我们先讲到这里，当然李大人的故事依然没有结束，在介绍他接下来遇到生命中克星的故事之前，我们暂时先远离朝廷的你争我都，将目光投向远离大唐帝国疆域的中亚地区。

因为在那里，一场对伊斯兰文化和盛唐文化影响至深战役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