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临朝

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同时，皇宫深处其实并不平静，自从武曌荣登皇后之位，大唐帝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氛围，不是来自于皇帝，也不是来自于朝臣，而是来自于武曌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

随着长孙无忌集团的覆灭，李世民留下的贞观朝臣班底，基本上一个不剩，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如火如荼，可是内政方面由于没有新人能够完全像长孙无忌、褚遂良那样挑起大梁，所以李治显得有些郁闷，如果说长孙无忌那个时候让李治有些孤立，那现在李治则是感到有些孤单。

幸好他的身边还有武曌。

这个始终在李治背后的女人，随着贞观托孤重臣的离去，在内心权欲的不断纵恿下，开始走向了内政的前台，并进而成为大唐帝国威风八面的人物！

当然，在最初的日子里，武曌的道路走的得并不平坦！

废后风波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李治手诏改洛阳为东都。从此之后，他和武曌经常出现在洛阳。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的缘故，李治的身体开始大不如前，具体症状为头痛、视力减退，大家应该还记得在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经常痛哭流涕，而现在视力减退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病根。

李治身体的衰弱，充分给了武曌以施展的机会。百官奏事，李治基本上都让皇后武瞾协助决策，而武瞾由于生性聪慧机敏，自幼涉猎文史，处理政事果断，所以深得李治的赏识，当时只要是武瞾建议的事情，李治基本全都答应，很少驳回。

武瞾可以说越来越得势，而朝廷新贵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因为在打压长孙无忌集团上和武瞾目标一致，所以渐渐的成为了她的亲党，而随着武瞾逐渐的掌握大权，这些新党也全部得到了升迁。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朝廷改革官名，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八月，许敬宗就被任命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相当于原来的三省总部长。龙朔三年（663年）年正月，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

两位朝廷新贵的升迁，让武瞾也欣喜不已，但是武皇后显然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告诉两个人要越在得势的时候，越要加起尾巴做人。很快李义府就惹出了麻烦。

事情的起因完全是因为李义府的猖狂。

这位仁兄在得到升迁后，专以卖官为能，儿子女婿更是横行不法。李治得知后，便将李义府招来询问，本来皇帝大人的态度还是很温和的，没想到李义府反而横眉冷对，质问李治是谁告诉他的。

有句话叫别拿村长不当干部，更何况现在问你话的是皇帝。

李治依然是和颜悦色，只是话语开始凌厉起来。“只要我说的是对的，何必询问是谁告诉我的呢？”

李义府并没有接着皇帝的话说下去，而是径直走出了朝堂。

李治的脸已经变成了铁青！

后来李义府因为在母亲丧假期间，经常爬上坟墓探望皇城的气色，被李治冠以图谋不轨而外贬巂州（今四川西昌），这位精明了一辈子的“人猫”最终还是糊涂一时，栽在了皇帝大人手里。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李义府被外贬，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这个人就是武瞾。李义府作为自己的亲党，很长时间以来对于武瞾在朝廷立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她失去了一只臂膀，所以武瞾有些郁闷，她很想在皇帝面前力保李义府，可她实在怕皇帝会把自己当成李义府的同党而一并治罪，所以武瞾选择了沉默。

但武瞾的内心实在有些说不出的落寞，以至于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了一个荒唐之举，她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荒唐之举，差点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和很多人一样，武瞾也是迷信的。一个人迷信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武瞾选择的方式是“厌胜”之术。

刘文静、王皇后等人栽在了“厌胜”这两个字上，武瞾这一次也是差一点儿。

当时有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进宫和武瞾进行所谓的道术研讨事宜，可是在外行人看起来，道术和巫术实在相差无几。

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武瞾让郭行真行使巫术是针对谁，可很多事情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很快，一个宦官向李治报告了此事。

皇帝最反感的就是此类事件，李治也不例外。不过此时的朝廷已不再是当年长孙无忌集团掌权时的模样，由于新人尚不能立足，所以李治只能依靠武瞾。为了慎重起见，李治决定找自己的近臣上官仪商议对策。

上官仪是隋朝江都宫副监上官弘的儿子，时任秘书监，同东西台三品。

上官仪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诗绮丽婉媚，时人称之为“上官体”，但他同时也恃才傲物，所以在朝廷中人缘并不好，尤其对武瞾逐渐掌权有抵触情绪。幸好当时较为孤立的李治对他很赏识，所以成为了近臣。

君臣二人见面后，李治向上官仪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上官仪觉得这正是给武瞾以致命打击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不假思索的说出了下边这段话：

“皇后骄横，天下共怨，以臣之见，莫不如将她废掉，以安人心，永保社稷！”

事实证明，上官仪是纯粹的异想天开。

不可否认，李治当时确实是在气头上，毫不犹豫的同意了上官仪的建议，并下令让上官仪起草诏书，夺回武瞾的凤冠，像当年对待王皇后那样将武瞾打入冷宫。

八年前，李治确实做到了，那是因为有武瞾。

八年后，李治还是很想做到，但他已经力不从心。

当诏书的墨迹还未干时，武瞾已经出现在了李治的面前。

于是，一场危机公关开始了！

“听说皇上刚刚起草了一封诏书，是关于臣妾的。”武瞾问道。

“没有啊！皇后是听谁说的啊？”李治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面对李治的掩饰，武瞾知道对于这位“宽仁孝友“的丈夫如果采取紧逼的战术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于是在经过短暂的思考后，她决定采用以情感人的方式来打动李治。

事实证明，武瞾的这个决策很关键。

“皇上，臣妾知道您受了某些人的蛊惑，认为臣妾是国家的不祥之兆，想废掉臣妾的后位。”说完后，武瞾开始抽泣起来。

李治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窘境，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他急忙安慰武瞾说道“哎呀！怎么会这等事呢？皇后一定是听错了吧！”

“臣妾到是希望自己听错了，可是如果我今天不来，一旦诏书到我那里，臣妾将永远见不到陛下了啊！”说完，武瞾开始痛苦起来。

女人的眼泪有时真是件很好的武器！

不过武瞾明白，哭只是打动李治的一种手段，这样只能博得李治的同情，但绝对不能促使李治下定决心收回成命，于是她祭出了第二招。

“陛下您想一想，自从臣妾重新回宫后，精心服侍陛下，尤其在国舅（长孙无忌）之乱后，臣妾母仪后宫，而且这两年陛下龙体欠安，臣妾又辅佐您处理朝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一切陛下都忘了吗？”

总结一下武瞾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李治你离开我，将是寸步难行！当然在她的话语中既有温情的打动，也有委婉的质询。

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李治！我对你的好处你不要忘，而且离开我你是寸步难行！

李治听完后，低头不语！

武瞾明白，自己的丈夫已经动摇，所以接下来第三招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顺利不仅可以稳固自己的地位，还可以将政敌置于死地！

武瞾渐渐的止住了自己的哭声，在关键的时刻，她当然明白不能让李治有丝毫的干扰。于是在沉吟片刻，她说道：

“陛下圣明！这一切不是陛下的错，而是陛下身边有小人，他其实已经越过了做臣子的界限，完全插手陛下的私事，破坏我和您多年的扶起之情！”

一切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暗藏杀机。

自古以来皇帝最反感的就是大臣越过做臣子的界限，干预皇家私事。所以武瞾的第三招是一箭双雕！

李治坐不住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上官仪忽悠了。

“其实这都是上官仪的意思，我一时糊涂，险些酿成大错！”李治急忙说道。

“希望陛下妥善处理此事吧！”

一个万福礼，忽悠完毕，收工！

可怜的上官仪就这样成为了替罪羊，在武瞾的精心的安排，许敬宗上书弹劾他，说太子李忠当陈王时，上官仪曾经当过王府的咨议参军，肯定是太子的同党。虽然那个时候李忠已经被废为了庶人，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官仪就这样被处死，且全家被没入掖庭。

当时在上官家被没入掖庭的队伍中，一个少妇怀抱着一个女婴走在队伍最后边，这个女人是上官仪的儿媳，怀中的女儿是她的女儿，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多年后当这个女孩长大时，居然会成为武瞾的第一贴身秘书。

顺便说一句，这个女孩的名字叫上官婉儿！

武瞾凭借这自己的公关能力，度过了当皇后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对于她来讲，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武瞾明白自己不能有丝毫的同情之心，收起儿女情长，让自己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宫廷内，变得无比坚强，无比冷酷，无论是面对谁，只要是自己的障碍，一定要毫无情面的清除掉，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

娘家人的末日

武瞾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进宫的武才人了，那个时候她对皇宫内的生活充满幻想，现在她已经变得极端现实，李治的柔弱给了她充分的机会施展才能，渐渐地她习惯于将权力看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经历了废后风波，武瞾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无论是谁，阻碍自己，坚决清除。

上官仪是她的第一个祭品，接下来她将面对来自于血缘关系层面的挑战。

武瞾被册封为皇后以后，除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亲党得到升迁之外，其实最大受益者当属她的娘家人。

首先母亲杨氏夫人被册封为荣国夫人，姐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四个异母兄弟元庆、元爽、惟良、怀远全部被提拔为四品以上的官员，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武瞾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是个亲情浓厚的人，母亲和姐姐被册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武瞾将四个异母兄弟全部提拔，是有她深层次考虑的。坦白的讲，武瞾和这四个异母兄弟的感情并不好。在武瞾的童年记忆中，受尽四个异母兄弟的欺凌，她甚至曾经发誓，任何给予她痛苦的人，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现在她将异母兄弟们全部提拔，并非是她忘记了曾经的誓言，只是虽然她已经荣登后位，但在充满险恶的宫廷内，她的力量还很单薄，提拔亲戚以壮声威，是当务之急。

武瞾坚信，四个异母兄弟一定会感恩戴德，他们一定会带着往日的愧疚，效忠于自己的，可惜她错了。

事实证明，家庭内部的矛盾可能会成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

为了知道四个异母兄弟在得到升迁后的想法，武瞾告诉母亲杨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们，并让杨氏在席间探听他们的态度。

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杨氏开始切入正题。

“你们还记得当年的事吗？现在你们升迁了，有什么感想吗？”

四个异母兄弟全都明白杨氏所说的“当年的事”指的是什么，所以杨氏说完后，四个人立即陷入了沉默。

杨氏本以为四个人会立即表示出对武瞾的感激，可是当她看到四个人全都沉默时，立即察觉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气氛顿时陷入尴尬！

最终还是武惟良开口说道：“我等兄弟四人能做官，全都是得益于父亲的功劳，惟良知道自己才能低下，不敢想象今后大富大贵。现在我们却因为皇后的缘故，意外得到了升迁。并不引以为荣，相反却深感忧虑啊！”

“是啊！是啊！惟良说的有道理，位高权重，反而令人担忧啊！”其他三兄弟马上应和。

此时杨氏的脸上已经不见了刚才的笑容，四个人不肯逢迎的态度，让她感觉在这个酒席上自己像是个多余的人，所以她勉强应付了几句，没多长时间一场家宴便不欢而散。

很快，武瞾得到了消息。

武瞾意识到，自己与这四个异母兄弟注定是不会同心的，虽然两方从形式上已经走得很近，但心却离的很远。

如不立即决断，日后定会成为祸患！

乾封元年（666年）八月，武瞾向李治上了一道关于制止外戚干政的奏疏，以防止恩宠太盛容易生出祸乱为由，请求李治将四个异母兄弟降职。在这封奏疏中，武瞾以东汉明德马皇后的事迹为切入点，进而又举出长孙皇后禁止外戚干政的例子，充分表达自己效仿两位贤后的做法，以保全四个异母兄弟。

在奏疏的最后，武瞾说了这样一句话：为帝业计，请出惟良等为边远之州刺史。

事实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外贬。

武瞾的这封奏疏，得到了李治的褒奖，在成功忽悠李治后，四兄弟就这样手牵着手黯然的离开长安。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我们来看一看四个兄弟的最终结局。

武元庆同志被外贬龙州（今四川平武），据长安两千六百里，由于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所以武元庆到了那里没多久就得了抑郁症，再加上水土不服，所以三个月后郁郁而终。

武元爽同志最初贬往濠州（今安徽凤阳），可是在那里他因一桩官司受到牵连，稀里糊涂的又被贬往振洲（今海南三亚），在路上这位仁兄不堪忍受押送人员的折磨，病死于旷野之中。

武元庆、武元爽的的结局深刻的印证了一个道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和武元庆、武元爽比起来，武惟良和武怀远虽然活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下场却更惨。当时武惟良被贬为始州刺史（今四川广元）。武怀远被贬为淄州刺史（今山东淄博）。由于这两位仁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不像武元庆、武元爽两位很自觉的吃下了伸腿瞪眼丸，让武瞾落得个轻松，所以接下来武瞾只有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致二人于死地。

武瞾是个手腕高超的政治家，当然说她是阴谋家也并不为过，武瞾从来都是杀人于无形，所以这一次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她的突破口是她的外甥女——贺兰姑娘。

贺兰姑娘是武瞾大姐韩国夫人的女儿，自从父亲死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武瞾的寝宫，韩国夫人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依然风韵犹存，这就引起了李治的主意，后来李治就经常召韩国夫人母女进宫聊天，时间一长韩国夫人母女就成了皇帝陛下的枕边伴侣，自从李治有了这母女二人，武瞾便受到了冷落。

春风得意的武瞾又一次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浪后，武瞾虽然当时是妒火中烧，但却没有慌乱，甚至毫无异样的表现，因为她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有办法让皇帝陛下臣服在她的罗裙之下，让一切竞争者身败名裂。

我从手中无权到手握重权，再到现在我与皇帝共同执政，何惧两个仅凭姿色立足的女子？

在李治与韩国夫人母女俩亲热时，武瞾依然悄悄的垂帘于后，忠心的辅佐着李治，但同时在那朦胧的珠帘背后，一双多谋的目光也在窥视着一切。

一个报复狂的灵魂在等待时机！

等待着给她所妒恨的人以致命的打击！

或许是天意和巧合，没过多久韩国夫人暴病身亡，武瞾虽然表面悲痛，但内心深处却是暗暗庆幸老天帮助自己除掉对手，但在欢心之余她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外甥女，那个依然受宠贺兰姑娘。

在韩国夫人去世后，李治为了报答韩国夫人的情谊，加封贺兰姑娘为魏国夫人，但是他并不知道事实上他已经将魏国夫人推倒了悬崖边上。

这一次武瞾为了彻底消除来自娘家人的威胁，在决定除掉武惟良、武怀远的同时，也下定决心将魏国夫人一并捎上。

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她精心设计了一个连环局。

白鱼杀机

乾封元年（666年）八月的一天，京城里来了一批刺史，这些刺史是来京对皇帝陛下述职的，在这些人中就有武惟良和武怀远兄弟二人。

地方刺史直接面对皇帝述职，这是李治执政以来的一大作风，地方官员能够见到威严的大唐天子，那是何等的荣幸。只是对于武氏兄弟而言，此次来京他们将是有去无回。

武瞾在得到消息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特意选了一个时间和李治、魏国夫人一起前往母亲荣国夫人杨氏那里。

然后，她派人急速召见武氏兄弟。

当武氏兄弟来到杨氏府中时，发现皇帝陛下也在这里时，不禁诚惶诚恐，急忙跪倒参拜，在李治刚刚和兄弟二人寒暄过后，武瞾便开口说道：“听说你们带来很多封地上的特产要献给皇上，现在见到皇上了为什么不献给皇上呢？”

兄弟二人恍然大悟，连忙说道：“臣等带来的都是些食品，有柑橘、白鱼、河蟹等，全是些土特产……”

没等兄弟二人说完，武瞾打断他们说道：“听说龙州的白鱼味道鲜美，皇上一定会喜欢，何不烹上几条，我兄妹陪皇上共饮几杯，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啊？”

很长时间以来，李治对于武瞾的意见有一种习惯性的认同，所以这一次也是点头默许。

当下，武氏兄弟连忙派人取来几条白鱼，在武瞾的精心挑选下，令人送到厨下，并且她亲自叮嘱厨间要做的味道鲜美。

……

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宴席开始了。

面对着席间香喷喷的白鱼，武瞾斜眼看了一眼一旁陪坐的魏国夫人，于是在经过谨慎的思考后，她将其中一盘白鱼端到了魏国夫人面前，面有哀容的说道：“自从你母亲韩国夫人去世后，作为姨母我当然要更加疼爱你，而且你一心一意服侍皇上也很辛苦，这献给皇上的白鱼，我建议就有你来先吃第一口。”说完后，武瞾又将目光转向了李治，继续说道：“皇上意下如何呢？”

请注意，武瞾所精心设计的每一步，都将李治作为掩护！因为她知道只有控制住李治，自己的每一步棋才能成为杀招。

“是啊！还是皇后想的周到啊！你就先吃第一口吧！”李治怜惜的说道。

面对着既是母仪后宫的皇后，又是自己血亲姨母的一番爱怜，魏国夫人很是感激，连忙起身谢恩说道：“家母已逝，姨母远胜于亲母，甥女年幼无知，今后还要靠姨母多多指教。”说罢，便带着一种难以莫名的荣誉之感，先尝了一口白鱼。

武瞾看着魏国夫人将一块白鱼放进了自己的口中，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蔑视一切失败者的快感。

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宫廷深处，要想立足靠的绝不仅仅是闭月羞花之貌和沉鱼落雁之容，而是深沉的心机和给予竞争者致命打击的决心及手段。

贺兰，现在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可想而知，魏国夫人在吃下白鱼肉后，便觉腹痛。霎时间，口鼻流血，跌倒在地，随着一声惨叫，便喷出一口鲜血，随即一命呜呼！

而她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也许在她临死的一刹那，似乎明白了什么！

宴席上顿时大乱，李治立即慌了神，稍稍反应过来后便伏在魏国夫人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而此时最惊恐的当属武氏兄弟，因为白鱼是他们送来的。

“皇上！这与臣等无关啊！”武氏兄弟立即跪倒在地。

突然，武瞾沉下脸来，厉声喝道：“两个忘恩负义的贼子，真是恶毒至极，竟想用白鱼毒死皇上，皇上您还不快拿下这两个逆贼！”

可怜的武氏两兄弟，在一片慌乱下，连个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就成了刀下之鬼！

关于白鱼为什么会有毒，相信大家已经很明白。而关于是怎么下的毒，在武瞾叮嘱厨间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由于史料记载的很是模糊，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纵观整个事件，只有武瞾有机会下毒，而事情发生后，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理性的思考一下呢？

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武瞾利用了不同人的弱点。

李治由于性格柔弱，面对突发事件，不可能立即冷静，而武氏兄弟由于急于自辩，在外人看起来，反而会显得有些虚假，这一切都在武瞾的预料之中，再加上她每一步的精心设计，所以当时没有人怀疑到她，即使有人怀疑，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也不能公开讲明。

武瞾就这样轻而易举的除掉了来自娘家人的威胁，后人常常针对她一计杀三亲的事情而大加打击指责，无论从情感角度和手段来看，武瞾确实有些残忍暴虐、妒心过重。但同时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武瞾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嫉妒和报复心的促使，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武瞾的追求。

这个将拥有至高权利力为一生最大追求的女人，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铁腕女人，更是一个时刻被权势欲控制的女人，而走在擅权的道路上，将注定会失去很多，甚至包括亲情。

但是武瞾现在并不在乎，知道多年后她深切的明白了那个道理！

贺兰敏之

武瞾的目的达到了，魏国夫人贺兰氏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贺兰氏对于武瞾而言，代表着整个女性世界全部诱人的内涵，这一点连王皇后都没有做到，那风铃般的歌声，蝶一般轻盈的舞步曾使贺兰氏一度成为李治热切眼神捕捉的尤物，她深知赢得皇帝陛下的宠爱最直接的本钱就是自己年轻妖娆的身体及鲜活大胆的欲望。

但现在武瞾以自己极端的方式告诉贺兰氏，自己才是这个皇宫中真正的主宰者。

按说目的已经达到，事情也就应该结束了，但武瞾为了在擅权的道路上不为自己增加任何一个潜在对手，所以她将目光继续延伸，在左看又看，上看下看之后，她发现娘家人的队伍中似乎还有不安定因素，这个因素来自于她的外甥贺兰敏之。

贺兰敏之是韩国夫人的儿子，也就是魏国夫人的哥哥。在武瞾决定清除掉她时，曾经和武瞾的关系走的很近。

在武元庆、武惟良等四兄弟死后，谁来继承武士彟的爵位，成为了提上日程的问题，本来武士彟的孙子武承嗣、武三思都有资格继承爵位，但武瞾却选中了外甥贺兰敏之。

从血缘关系角度来讲，这个选择是值得商榷的，但从政治角度而言，武瞾又自己的考虑。

在妹妹、外甥女、异母兄弟相继被武瞾除掉后，武瞾在娘家人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位凶神恶煞，武瞾虽然不在乎，但在古代人们还是很看重伦理道德的，而武瞾选中了贺兰敏之继承武士彟的爵位，就是为了要搞平衡。

和当初提拔异母兄弟一样，武瞾依然痴心不改，依然坚信在义母兄弟那里没有达到的目的，在贺兰敏之这里一定能够达到。

于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武瞾独自召见贺兰敏之进宫，宣布让贺兰敏之改名叫武敏之，继承外祖父武士彟的爵位，袭爵周公，任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对于这个消息贺兰敏之喜出望外，在听到姨母亲口授封时，他一直连连摇头，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与武瞾虽然是亲生姐妹，但相互之间的隔阂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不久之前的白鱼案件还历历在目，现在对于他这样一个人，姨母能够开恩？

贺兰敏之的心里顿时有了沉重的抱负，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恩施，恰恰相反，前方或许是万丈深渊。

但贺兰敏之此刻并无选择的权利，面对着强势的姨母，他只能接受。贺兰敏之稍稍镇定下来之后，立即跪在地上，表现出了感激涕零的样子，表示未来一定不会忘记姨母的大恩大德，一定会肝脑涂地，光耀武家。

在脑门着地的一瞬间，谁也没有发现贺兰敏之早已经双眉紧锁。

贺兰敏之的表态让武瞾很是满意，望着这个跪在面前的年轻貌美的外甥，武瞾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朝无数凶险斗争的人，武瞾深切的明白贺兰敏之的心永远不会向自己靠拢，但功利之心的趋势，还让她矢志不渝的坚信只要施以恩惠，完全可以化敌为友，为我所用。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在的贺兰敏之实在是孤立无援！

不过武瞾显然忽略了一个人存在，这个人完全打乱了武瞾笼络贺兰敏之的计划。

这个人就是李治。

自从贺兰敏之得到升迁后，没有人再叫他以前的名字，而改名后的武敏之也得到了许多面见李治的机会，君臣二人见面少不了聊些朝廷之事，当然对于家庭之事自然多有提及，这其中就有武敏之和魏国夫人的死因。，每次李治追问武敏之时，似乎有些难言之隐。

但常言说的好：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

君臣二人的议论被太监传到了武瞾那里，武瞾的心沉了下来。显然武敏之在李治面前的表现说明他的心中早已经种下仇恨，这种仇恨相信迟早有一天会爆发。

武瞾已经看出，李治是武敏之唯一的救命稻草！

所以为了不给武敏之报复的机会，武瞾决定放弃笼络他的努力，决定找个机会将他拿下。不过和对待武氏兄弟不同的是，武瞾拿下武敏之的方法策略并不是主动出击，而是等待对方出现致命的破绽。

武瞾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十分清楚武敏之的人品。

武敏之因为生的容貌美丽，曾经和太原王（武士彟的封号）妃私通，后来在守王妃的丧时，又私自除掉丧服，弹奏妓乐。

如果仅仅是干了这些事情，武瞾还能够容忍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仁兄所干的勾当，恐怕连李治也不能容忍。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长的貌美如花，李治和武瞾决定将他选为太子李弘的妃子，在已经定了婚期的情况下，竟然被武敏之强暴，这下武瞾愤怒了。

皇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武瞾一连气为李治上了三道奏疏，严厉斥责武敏之所犯的罪行。咸亨二年（671年）六月，李治下令将武敏之流放雷州半岛（今广东雷州）并剥夺武敏之的武姓权利。

被押出长安的武敏之变成了贺兰敏之，只是此贺兰敏之再也不是那个容貌俊美、意气风发的美男子了。

贺兰敏之最终还是没有走到雷州，在到达韶关时，当地的官员用马缰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我相信在这背后一定是武瞾甚至是李治的授意。

贺兰敏之的下场并不冤枉，对于他我只想说，无奈的接受开局，有机会左右过程，却由于心魔所致，只能被动的接受老天早已安排好的惩罚！

武瞾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自己想要和解时，所有的人全都不领情，难道自己的诚意不够吗？

权利？金钱？美色？

只要与我同心，这一切不难得到，可是现在武瞾看到的却是自己想与之和解的人那种冷冰冰的眼神，和无限制的猜忌，所以她只有用杀戮来解除潜在的威胁。

但武瞾依然不死心，她依然要进行第三次的努力，这一次她选中侄子武承嗣，和武氏兄弟、贺兰敏之迥然不同是，数年后，武承嗣和他的子弟相继成为武瞾成为女皇后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进而影响大唐王朝的政局。

武承嗣袭爵四个月后，李治下诏称天皇，武瞾称天后，就在诏令颁布不久之后，武瞾第一次完整展现出了政治才能，也是她协助李治处理政务以来第一次大显身手，更是“二圣临朝”的标志。

史称：建言十二事。

建言十二事

如果你认为武瞾能够在朝廷立足，仅仅依靠的是残忍与杀戮，那说明你是个不懂政治的人，古往今来能够名垂青史的人，也许经历过杀戮和血腥，但最终他们的落脚点是才干。

武瞾作为女性，这一点丝毫不输给那些男人们。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荣登天后之位的武瞾为李治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十二条意见，分别是：

（一）发展农桑、减轻赋税和徭役；

（二）京师附近的百姓免除租税和徭役；

（三）停止对外用兵，以道德教化天下；

（四）普天下无分南北，不论宫内宫外一律禁止浮夸淫邪；

（五）避免大兴土木，节省开支和劳动力；

（六）广开言路；

（七）杜绝谗言；

（八）王公以下都要学习《道德经》；

（九）父在母亡，为母守孝三年；

（十）上元元年以前，有功劳的已发给委任状的人，无需在进行考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

（十二）文武百官任职已久，才能高而职位低的，可以越级提拔；

武瞾之所以提出上述十二条建议，是因为她敏锐的眼光已经看出了当时大唐王朝一片繁荣之下，所掩盖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这十二条建议完全切中时弊，堪称富国强兵之策。

仔细分析武瞾的十二条建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禁止奢华。

这一类历代王朝都很重视。例如李世民在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后，经常不忘告诫自己和臣下，经过精心治理才有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而武瞾当年在李世民身边呆了九年，天天耳熏目染，亲身感受到了“治世”的兴盛。但是在李世民死后的数年里，她也同样感受到了因为李世民渐不克终所导致的朝政衰退，李治即位后虽然国情尚且令人满意，但由于长孙无忌集团的覆灭，贞观班底瞬间崩塌，致使新人无法立即顶上。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也使帝国的朝政有些混乱。

且这几年大唐王朝各地区不断出现灾情，致使米价上涨，不时发生饥荒。而对外更是连年用兵，虽然疆域不断扩大，但确实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此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也让百姓苦不堪言，例如当时修建长安城的外廓，使用的劳力达到了四万多人。搞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而武瞾正是以政治家的敏锐嗅觉，嗅到了不利于帝国发展的气息，作为天后她有义务站出来为帝国的正确向前发展摆渡。后来的事实证明，武瞾的这类建议是十分有远见的。

第二类：杜谗纳谏。

沐浴在贞观盛世荣光下的武瞾亲身见识到了魏徵、房玄龄、马周等谏臣的风采。事实求是的讲，武瞾在侍奉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缔造的诤谏之风对她是有很深影响的，甚至说她是十分钦佩李世民从谏如流的。并且武瞾也深深为近年来纳谏之风远逊于贞观时代而感到担心，因为她知道朝廷一旦言路堵塞，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提倡广开言路，一方面是提醒李治，同时也是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

因为当时朝廷有很多新贵已经担任要职，武瞾如果想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除了凭借皇后的身份，还必须善于听取大臣的意见，而广开言路，杜绝谗言无疑是调动朝廷新贵们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还是那句话：武瞾是个有理想的人，权力是她一生向往的一件东西。

第三类：维护新贵们的利益。

在我看来，这一类建议对于武瞾来讲是最重要的。

因为她正在悄悄改变帝国高层的运作机制。

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务，是“三权分立”，即中书省出旨、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封驳（监督）。这样的设置，是怕权力过于集中会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分权后大臣互相制衡，会好一些。

这时候皇帝更多的像是一个“虚君”，所有的奏章到皇帝手中时，已是经宰相们审议并有了意见的，皇帝只能批准或否决。如果是否决，也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议。皇权与相权并未截然分开。

自古以来，皇权和相权之争，是个长久不衰的话题，李治和长孙无忌的矛盾，事实上也是围绕皇权和相权而展开的斗争。武瞾参与朝政后，更是逃避不了这个话题。在武瞾看来，限制相权的第一步，必须要提高朝廷新贵们的地位。按照武瞾的想法，事实上是在架空相权，后来的情况证明，事情确实按照她的设想在进行，宰相的裁决权无形中被取消，仅剩下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裁决权归于皇帝。实际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

事情到了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武瞾的建言十二事，已经不单单再是对朝政的建议了，而是一种改革。

这种改革对中央集权的意义十分重大，当然由于时代所限，我们对武瞾的改革不能用现在的民主观念来衡量，不过当时面对纷繁事务、辽阔疆域，加强集权也许就是一种进步，不然这样的事不会一再在历史上发生。

武瞾的的“十二事”被李治一一采纳，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旧人们的凋零萎缩和朝廷新贵们的渐渐崛起。

相权的渐渐萎缩，让武瞾感到了一丝快慰，但帝国纷繁复杂的事务，还得需要有人去处理，在旧的运作机制需要循序渐进的转换，而朝廷的事务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当然，武瞾也明白帝国纷繁复杂的事务，她自己是不可能处理过来的，也就是说武瞾最期望的理想模式是：在自己的身边有才能之士，但并没有实权。

汇成三个字就是：智囊团！

终于，在“建言十二事”提出的三个月后，上元二年（675年）三月，52岁的武瞾又向李治提出了新的建议。

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

事实上，她的内心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北门学士

修史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事情，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当年命姚思廉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魏徵等人修《隋书》、房玄龄修《晋书》等；这些修史工作工程浩大，旷日持久；而且当年全都由开国重臣亲自担纲，可见贞观一朝对修史工作是何等的重视。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这句话武瞾深深的记在心上。所以这次请求修史，可以说她也是深受李世民当年言行的影响，而请求李治的批准。

对于武瞾的请求，李治既没有反对，但也没有表示赞同，原因在于当时帝国的东北部和西部战事正紧，李治实在是无暇顾及修史的事情。前面我们介绍过李治即位后接连对西突厥、高句丽、吐蕃用兵，从显庆二年一直到上元二年，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而且上元元年（674年），新罗收留了高句丽的反唐势力，并兼并的百济的土地与大唐抵抗，对于新罗这只白眼儿狼，李治很是愤怒，于是下令继续让刘仁轨出兵朝鲜半岛，到武瞾上书请求修史的时候，刘仁轨已经出兵数月，而且胜负未知，所以对于修史的事情，李治并不感兴趣。

幸好还有武瞾！

自从十四年前武瞾参与朝政后，凭借自身出众的才能，深得李治的信赖，随着荣登天后之位，很多事情武瞾向李治上书，不过是在走过场，但武瞾明白虽然现在是“二圣临朝”，但这个过场必须要走，因为天下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李治。在这一点上，武瞾远比当年的长孙无忌看的透彻。

李治虽然无暇顾及修史的事情，但他也认为修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全权委托武瞾来处理。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讲，李治给了武瞾以控制朝廷舆论的机会！

很快，武瞾开始积极行动。她亲自拟制了选人标准，并派专人广选文学之士。没多久以元万倾、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之士，被选进了宫中。

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对于这五个人我们不一一介绍，纵观这几个人的经历，简单说这几个人全都是有文学才能，但官职不高。

例如元万倾当时官任秘书省的著作郎（五品），刘祎之是门下省的起居郎（五品），而其他三人的官职更小，但是其文学才能却不可小觑。这次能被武瞾钦点为修史官员，可见功力之深。

那我们不禁要问，和当年李世民重用名臣修史相比，武瞾为什么要选这些官职不高的人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

一是武瞾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且已逐渐凋零，当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已经倒台的倒台，病逝的病逝。她需要有一批新兴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二是相权被削弱后，工作更多。武瞾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复，而它又不想重新走回永徽初年的老路，充分给予才能之士以权力。

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这个智囊班子相当于现在的参谋，也就是说有事帮着谋划，但没有决策和执行权。

乾封元年（666年），武瞾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嘲讽这些人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而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则是当时武瞾邀请的“北门学士“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出入北门，相当于武瞾的私人秘书，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瞾赏识，在武瞾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当然，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人除了为武瞾擅权积极献策之外，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著作共千余卷，为整顿吏治、树立朝政新风也做出不少贡献。

北门学士成为了武瞾所依靠的新兴政治力量，事实上她也是变相了掌控了朝廷的舆论，就像当年李世民建立文学馆一样，他们的言论具有一种权威性。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大臣在上朝议事时，都是先要看“北门学士”的态度，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甚至连当时的宰相都让其三分。

当然我相信在这背后，一定是武瞾拿咄咄逼人的目光和难以揣摩的神情让所有人感到一丝寒意！

客观事实证明了武瞾一步步地向着最高权力挺进，不过命运注定她不会是一番风顺，除了客观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源于她深重的猜忌之心！

决定

李治身体很不好！

除了头晕目眩，饮食日渐减少之外，他的视力也是急剧下降。有时走路都必须要人搀扶。因为有病，李治这些年已经很少参与朝廷的具体决策事宜，全都有武瞾协助他来处理朝廷的事务。这位“宽仁孝友”的皇帝虽然称不上是大有作为之君，但他基本上维持了贞观盛世之后的强盛国势，算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君，如果李治的身体再健康些，相信他会有更大的作为。

可是随着自己渐渐老去，李治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了，这些年他深深的感到武瞾绝非寻常女流。她的政见、处理国事的能力都是颇为卓越的。一方面李治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高兴。但当他看到武瞾那强烈的权势欲和千方百计的打压异己的时候，李治却也不无担心。

李治虽然性格柔弱，但他并非是个没有头脑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想到了，如果照此下去，他百年之后，究竟谁会是这个帝国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都未可知。

李治曾经为了不使自己身后李唐王朝改姓而努力过，他想废掉武瞾，但却失败了。而随着武瞾羽翼的日渐丰满，他有些服输了，在加上病痛的折磨，李治开始想彻底的让权，由武瞾独掌国政，而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

有时候我们常说，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却犹如囚徒一般，李治没有勇气抛开一切实现自己心中所想，因为他还要顾及朝臣的感受，让一个女人来决定帝国的命运，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等于毁掉了祖父、父亲辛苦开创的基业。

所以，李治首先要做的是试探。

上元二年（675年）三月，李治将心中的打算含蓄的告诉了几位宰相，话还没说完，就立即遭到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郝处俊的强烈反对。

郝处俊给出的理由是：大唐帝国是李家开创的，陛下百年之后，也应该是李姓子孙继承帝业，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赠予外姓的，这根本不合乎法则！

郝处俊之所以敢于直言，是因为在诸多宰相中他是最受皇帝信任的，而他说的话也确实合情合理，所以他说完后，李治开始否定自己最初的想法。而其他的几位宰相同样站在郝处俊这边一起反对李治的想法，李治听了几位宰相的话后，决定放弃自己的决定，不在考虑让权给武瞾，决计禅位给太子李弘。

李治现在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彻底断送了李弘的大好前程。

李弘是李治和武瞾生的第一个孩子，显庆元年被立为太子。性情仁孝，谦和有礼是他最大的特点。除此之外，李弘还颇具文采，显庆四年李弘和太子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圉师等人编撰了一本汇集古今名文的书，取名为《瑶山玉采》，那一年李弘只有六岁。

随着长大成人，李弘到了监国的年龄。这几年李治和武瞾每次出幸东都洛阳时，都留下李弘监国。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未来的皇位非李弘莫属，但他却偏偏和一个人起了矛盾。

这个人正是她的母亲武瞾！

武瞾是不怎么喜欢李弘的，因为她认为李弘过于因循守旧，缺少干练的作风和进取的勇气。这一点他到是和父亲李治有些相似，而和武瞾的性格是大不相同的。当然矛盾的聚焦点并不完全在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李弘不大支持母亲参与朝政，认为这样有失于礼。

这当然和武瞾积极争取权力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母子二人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

如果说在李治准备禅让给李弘之前，母子二人的还仅仅在于性情不合的话，那么当李治做出禅让的决定后，对于武瞾来讲，这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而和儿子的关系也最终演变成了政治上的对立。

问题就这样尖锐的摆在了武瞾面前，李弘即位意味着她这些年来雄心勃勃的理想就要付诸东流，她绝对不满意走向那个宝座的背后，充当一个位遵而无权的太后。

有人说武瞾从14岁进宫开始就有当女皇的野心，我认为这是纯粹的扯淡，因为人在不同的的境遇下想法是不可能超前的，在我看来，武瞾决定向女皇的宝座迈进的，时间应该是在李治决定禅让李弘皇位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李治已经病入膏肓，而武瞾的手中已经拥有了接近于皇帝的权利，而当时李弘的政治头脑还真无法和她母亲相比。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武瞾心中那嗜血的权利欲！

要在这个由男人掌握的世界中立足并进而控制这个世界，便非要具备超乎常人的冷酷不可。

李弘，如果你和我在权力的角逐中遭遇，即使你是我的亲生儿子，同样也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除此之外，无他！

合壁宫命案

武瞾和李弘之间的母子矛盾已经处于一种即将喷发的状态，之所以还暂时保持着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是因为武瞾还找不到任何机会对李弘予以致命的一击。

不过很快，李弘做了件自毁长城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完全触碰了武瞾敏感神经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由两位公主引起的。

两位公主的封号分别是义阳和宣城，这两位虽然不出名，但是她们有一个很出名的母亲——萧淑妃！

二十年前，萧淑妃在争夺凤冠的斗争中败给了武瞾最终获罪身死，当时两位小公主便被没为掖庭宫奴，小小年纪便遭到不幸，在掖庭中卑贱孤独的打发着生活。

二十年来，朝廷多次释放掖庭宫的宫奴，放出者发给资费并允许另嫁他人。但是每次释放的宫奴名单中都没有两位公主的名字，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因为她们的身份实在太特殊，因为她们是萧淑妃的女儿，只要武瞾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她们就不会重见天日。

李弘素来以仁慈著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始终在那个阴暗潮湿的掖庭中忍辱偷生的两位公主。出于同情之心，李弘向自己的母亲请求释放量为公主，并允许另嫁他人。

仁慈在宫廷斗争中只会为自己带来危险！可惜李弘没有看透这一点！

武瞾听了李弘的请求，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惊诧，但内心深处她感受到了一丝莫名的恐惧，本来母子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现在李弘居然替仇家的女儿说情，究竟李弘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

难道是一种挑战？

在武瞾看来，就是一种挑战！

武瞾给李弘的回复是：太子仁爱之心可以理解，和皇上商量后再做处理！

李弘就这样带着希望离开了母亲的寝宫，望着李弘离去的背影，武瞾露出了一丝难以琢磨的微笑，对于她来讲这是个机会！

因为李弘当时的身体并不好，据史料记载李弘当时得的是痨瘵，也就是现在的肺结核。不过由于控制的好，再加上年轻，李弘的身体并无大碍。

不过在武瞾看来，这一切都可以加以利用！

两天后，两位公主被两个老宫女领出了掖庭，然后像被卖出的货物一样，交给了两个职位卑微年纪又大的禁军校尉，这两个人就是武瞾亲自为两位公主挑选的“如意郎君”。吗，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喜庆的酒宴，更没有如意的宾客，武瞾只派人送了点薄礼，并简单交代几句，就算是把两位公主嫁了出去。

就是这样一种做法，李弘也是感激不尽，他亲自前往母亲的寝宫致谢，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听母亲的话，永保大唐的基业。

武瞾的表情依然很平静，在李弘说完，她只说了一句话：皇上将幸临合壁宫，届时太子可以一同前去。

李弘闻讯后显得很兴奋，因为跟随皇帝出行是无上的荣耀，所以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在他看来，这是缓和母子关系的有利时机。

……

合壁宫是近年来李治最新营造的一座宫殿，建筑豪华，金碧辉煌。配以假山池水，四方花卉，宛若仙境。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太子李弘和自己的父母相处的很是融洽，一家三口共赴盛宴，极尽欢乐，武瞾还亲自赐给李弘食物，以示慈爱。

但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时，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忽然死在了合壁宫，当时御医给出的结果是李弘是因为急腹症而死，原因是酒食过量。

这是个理由，但是个让人无法信服的理由！

只因为李弘之死实在太过突然。

《新唐书#李弘传》记载说：

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壁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

从这段记载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李弘并非是自然死亡，而“天下莫不痛之”这句话则透露出了当时李弘在老百姓的心中地位还是很高的，这对于一个未来继承皇位的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同样，对于追求最高权力的武瞾来讲却不是件好事，因为李弘是她的障碍！

仅凭这段史料我们还无法完全弄清李弘的真正死因，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史料。

同样是《新唐书》，《高宗本纪》的记载则更加明确，说：天后杀皇子！而《旧唐书》只是说：“太子从幸合壁宫，寻薨！”后来又引用李治的话，把李弘猝死的原因说成是久病。看来李弘之死确实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

不过《资治通鉴考异》上有一段在李弘之死100多年后的唐肃宗时代，宰相李泌对唐肃宗李亨说的一段话。

“高宗有八子，睿宗（李旦）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李弘），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

李泌后来对李亨说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让李亨不要听信李辅国、张良悌的谗言而残杀子嗣。李泌说这段话因该是是有根据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李唐王朝的天下，如果李泌信口胡言往李亨的老祖宗武瞾的身上泼脏水，相信李亨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李弘的死的确有很多弄不清楚的疑团。但是既然李弘久病，如果此时病重就不应该跟随李治和武瞾一起前往合壁宫，从李治计划让武瞾掌管大权被宰相们否决、李治决定禅位李弘，再到李弘请求武瞾赦免义阳、宣城两位公主，这一连串的事件串联起来，李弘的的突然死亡有些巧合，因为谁都知道太子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而且武瞾那个时候的权势欲已经急剧膨胀。

因此，我依然相信《新唐书#高宗本纪》上的说法，武瞾谋杀了李弘！

当年武瞾的女儿小公主死在襁褓里，武瞾就存在很大的嫌疑，只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她所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武瞾正是通过小公主之死，彻底扳倒了强敌王皇后，从而顺利登上皇后的宝座。

顺便说一句，不久即将登场的太子李贤也是死在武瞾的手上，所以说武瞾谋杀了李弘是合情合理的。

李弘的突然死亡让李治悲痛欲绝，除了父子之情外，这里边还有大唐帝国政治上的损失，《唐大诏令集》中记载了一篇《册孝敬皇帝文》，是李治全面总结评述李弘一生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和字面比较难懂，在此就不列出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翻史料。

从这篇文章的语气来看，李治并没有发现李弘的真正死因，李弘当时确实有病在身，这一点被武瞾所充分利用，进而掩盖了真相。

武瞾谋杀了亲生儿子，这为她赢得了短暂的时间，当然她也知道很快就会有新的太子出现，李弘死后的两个月，李治立雍王李贤为太子。

相比于李弘，李贤同样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但却更有心计！

新一轮斗争

李贤是李治和武瞾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喜欢读书，过目不忘，平生的座右铭是孔子门徒子夏的一句名言：贤贤易色。意思是尊重贤人轻视女色。

就是因为这句话，李贤在李治的心中增加了不少光彩。李治曾经和李勣说过，如果所有的皇子都能像李贤这样，大唐没有什么可忧患的了。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被立为太子后，李治便放手让李贤监国，随后便和武瞾前往东都洛阳，在这期间李贤不仅将国事处理的井井有条，并做了一件对于修史大有益处的事，那就是召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纳言、洛州司户格希元等人注释范晔的《后汉书》，今天我们只要看到注释版的《后汉书》，上面依然有李贤的注释。

李贤的做法得到了李治的赞扬和赏赐，李治还号召诸王效仿李贤，要将国家社稷放在心中，此后李贤名声大振，所有人都认为李贤未来会成为这个帝国的主人，其中也包括李贤自己。

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李贤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像李弘那样自始至终都是个超然物外者，李贤是个看重权利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于他的母亲，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召集人员修史是李贤做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他也同样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借着修史的名头，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股支持自己的势力，这股势力和支持武瞾的“北门学士”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由于李贤死后被唐睿宗李旦追谥为“章怀太子”，所以我将当时支持李贤的这些人统称为“章怀党”。除了上述协助他注释《后汉书》的人之外，当时学士许书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都是“章怀党”的骨干力量。

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讲，李贤的渐渐崛起对于武瞾都是极大的威胁，李弘没有刻意地培植过自己的势力，尚且逃不过武瞾的手掌心，现在李贤一亮相就出手不凡，所以武瞾更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当然这一切都和当时朝廷的人员结构有关。

当时许敬宗、李义府等武瞾的心腹铁杆已经病死，而朝中的宰相有戴至德、刘仁轨、李敬玄、高智周、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等人；这些人大部分兼任东宫的僚属，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朝廷宰相，一方面是章怀党。

显然武瞾当时在朝中的势力大不如前，再加上李治体弱多病，所以武瞾多少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如果此时李治决定禅位给李贤，那么武瞾曾经的努力也许就此会付诸东流。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需要一群男人的支持！

自认为已经很成功的李贤和大哥李弘对待母后参政的态度是一样的，都是持反对态度。但是精明的李贤并没有像李弘那样急于纠正母后的行为，他的策略是软对抗。

武瞾曾经将“北门学士”编撰的《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拿去让李贤阅读，还多次以书面形式训诫李贤，目的是为了让李贤顺从自己的意志少些对抗。

李贤是个有主见的人，李弘之死使他彻底明白一味的顺从是不可能与母后有交叉点的，这是一场实力与智谋的较量，在他看来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唯有选择与母后对抗到底，当然抵抗并不为着完全决裂，他只是想让母后明白，这个帝国的命运应该有男人来主宰，而不是女人！

事实上，李贤的想法有些过于天真！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权力在谁的手中！

李贤固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和母后相比，他的权力实在太小了，而权力的大小就意味着实力的强弱！

仪凤四年（679年），李治的身体已经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他下令让李贤监国，在武瞾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于是她下定决心扳倒李贤！

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李贤我坚信你是抵挡不住的！

章怀之黜

李贤的悲剧是从谣言开始的！

当时有一位术士叫明崇俨很受武瞾的宠爱，此人看相算卦样样精通，在武瞾看来属于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式的人物。其实明崇俨是个巧言令色之徒，当时他已经看出了武瞾和李贤之间的母子危险关系，所以私下里经常取悦武瞾说李贤是个不堪大用的人，而三子李哲（后来的唐中宗）相貌类似于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当明君的材料，而四子李旦（后来的唐睿宗）相貌富贵无比，后福无穷。

当时朝廷上下非常崇尚道教，而明崇俨的这些话无疑具备一种权威性，这些话传到了李贤那里，顿时让他忧心忡忡。因为有了这些说辞，便有了废黜他的理由，相信当时李贤听完这些话后，一定会对明崇俨恨之入骨。

如果仅仅是明崇俨的这些话到还让李贤只是痛恨明崇俨个人，但是当时宫中私下传言说李贤并非武瞾亲生儿子，乃是韩国夫人的儿子，看来古人八卦的本领并不比现代人差。不可否认李治曾经宠幸过韩国夫人，但是说李贤是她的亲生儿子的确有些无厘头，因为如果这是这样，武瞾绝对不能容忍让仇人的儿子登上太子的宝座。

对于这些谣言，李贤其实可以完全不必理会。

但偏偏李贤在那种微妙的处境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即使他不相信这些谣言，但是从中他可以获取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已经失去了武瞾的母爱，至少周围人已经明确的看破了这一点。如果把这些传言和明崇俨的话联系起来，对于李贤来讲，便意味着一种危险。

但李贤真正遇到危险的标志，却是一个人的离奇死亡，这个人正是明崇俨！

调露元年（680年）三月，明崇俨突然被暗杀，凶手无处查找。可想而知但是朝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了李贤的身上，思维的惯性是人们认为李贤是杀害明崇俨的最大嫌疑人。几天以后，李贤受命监国，此案便暂时搁置，这使人们更加怀疑是李贤所为。

其实在我看来，以李贤的智商，在眼下这个紧张局势中，不可能因为保住自己的太子地位而暗杀明崇俨，因为明崇俨只是个小人物，暗杀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更会增加武瞾对自己的恶感，这等于将自己放在了火上烤，相信李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所以我看完史料后，大胆的做了个推测，明崇俨有可能是武瞾所杀！

一个连亲生女儿和亲生儿子都可以杀的人，明崇俨又算什么？

在我看来，武瞾之所以杀掉明崇俨，事实上是为了吹响向李贤进攻的号角，因为李贤并非无懈可击！

李贤有一位属官名叫韦承庆，在《全唐文》中收录了他的两篇献给李贤的启书，一封叫《上东宫启》，另一封叫《重上直言谏东宫启》，这两封启书的大意是让李贤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要戒骄戒躁。

韦承庆之所以要上这封启书，显然是他看到了李贤的一系列言行不符合太子的身份，李贤固然是个有才能的人，但同时他也有另一面。据史料记载，李贤在当上太子后，昔日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无歇的歌舞，并且和奴仆赵道生十分亲近，赏赐大批金钱。两个人的关系类似于同性恋。

韦承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李贤上的那两封启书，相信韦承庆看到的一切，武瞾也是心知肚明，作为老练的政治家，武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武瞾再次祭出连环计，杀掉明崇俨，栽赃给李贤！

永隆元年（680年）八月，决定李贤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一天，当李贤早上起来准备用膳时，东宫忽然闯进来一队禁军士兵，他们拿着武瞾的手谕，将李贤和赵道生全都五花大绑困了起来，然后二话不说的就往大内押去。

这一切当然是武瞾的安排，她以李贤好声色，与赵道生关系不正常为名上报李治，请求彻底清查李贤所在的东宫，李治当即命令宰臣薛元超、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审理此案。

都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用在李贤的身上是在恰当不过。就在禁军士兵押着李贤前往大内时，薛元超在东宫里搜出了上百件铠甲，而在审讯李贤的过程中，赵道生也是一口咬定是李贤指使自己暗杀的明崇俨。看来奴才就是奴才，永远的墙头草！

至此，李贤的谋反罪已经成立！

武瞾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李贤！

在武瞾看来，暂时不必置李贤于死地。因为李贤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永隆元年（680年）八月二十三日，李贤被废为庶人，不久又被流放到距离京师两千三百里的巴州，在那里他将迎来人生的最后时光。

万念俱灰，精神抑郁的李贤每天打发着无聊的时光，想起昨天的辉煌和今天的落寞，李贤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

李贤万万想不到，正是这首《黄台瓜辞》彻底终结了而他的生命。当这首歌辞传到武瞾的耳朵里后，她敏感的感觉到李贤的内心有怨愤之情，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武瞾依然感受到那笼罩在巴州上方挥之不去的怨气所带来的潜在危险。

嗣圣元年（684年），武瞾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将李贤囚禁起来，并最终逼迫李贤自杀身亡。时年仅32岁！

李贤虽然死了，但是他毕竟曾经是大唐帝国的太子，所以当他的死讯传到长安时，在朝廷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掩人耳目，武瞾将一切罪责推倒了丘神勣身上，说他违背使命，故意将李贤杀死，没过多久便将丘神勣调往垒州区当刺史。

在丘神勣作为凶手被所有人指责时，真正的凶手武瞾却在长安显福门为李贤举行了盛大的哀悼仪式。

母子情，君臣意，化作廉价的泪水，伴着祭奠中缭绕的香烟，洒落在冤死者的灵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