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救时宰相

管理的学问

公元713年十二月一日，李隆基宣布改年号为“开元”。“开元”这个年号是有讲究的，意味着李隆基想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李隆基改元之后，便开始发力。与他一起发力的，是他新任命的宰相姚崇。而与姚崇搭班子的呢，不再是刘幽求和张说这些人，而是一个叫卢怀慎的人。卢怀慎，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能力低下的道德先生。正是从这时候起，唐朝的宰相制度悄悄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唐朝的宰相实行“群相制”，宰相不只一个，而是一群；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姚崇的宰相班子里只有两人，除了他就是卢怀慎，姚崇是主力，卢怀慎是非主力，主力和非主力搭班子的格局由此成为惯例。宰相班子一建立，姚崇便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国家的治理上，他的从政经验丰富，一般的事务都难不倒他。不过，不久之后，他却在李隆基面前找不到北了。这天姚崇拿着一份名单来找李隆基，这份涉及到中下级官员前途的名单他早已经拟定好了，此番来找李隆基，也就是走一个程序汇报一下。就是这个汇报，让姚崇找不到北了。

姚崇说：“陛下，这里有一份关于中下级官员的委任名单，我给您汇报一下。”李隆基没有理他，抬头看着屋顶。姚崇以为李隆基没听见，又说了一遍。李隆基依然没有理他，继续看屋顶。姚崇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又重复了一遍。李隆基继续把他当空气，继续看屋顶。姚崇蒙了，汗顿时流了下来：这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莫非对我不满？姚崇眼看李隆基不搭理自己，便屏住呼吸，行了礼，退了出去。回办公室的路上，姚崇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呢？皇帝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姚崇走后，一直站在李隆基身边的宦官高力士说话了：“陛下，您最近才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自然应该当场给大臣们做出指示。刚才姚崇向您请示，您却不说话，这恐怕不是虚心纳谏的做派。”这时李隆基说话了：“我任用姚崇当宰相，国家大事他自然应该跟我商量，但任命中下级官员这样的小事就不用再麻烦我了吧，他身为宰相，全权处理就可以了！”刚才装聋作哑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了！就在姚崇还百思不解的时候，高力士来了，他把李隆基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了一遍，姚崇茅塞顿开。高，实在是高！姚崇连忙向高力士道谢，心里更是充满了对李隆基的感激。由这个事件来看，李隆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管理高手，他知道什么叫“抓大放小”，就凭这一点，他就比诸葛亮强。《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司马懿问诸葛亮派来的使节：“你们丞相忙吗？”使节说：“忙啊，军中二十军棍以上的刑罚他都要亲自过问。”司马懿又问：“他吃饭的胃口如何？”使节说：“吃的很少。”

使节走后，司马懿说：“诸葛亮命不久矣！”这就是诸葛亮和李隆基的差距：诸葛亮连二十军棍这样的小事都要过问，李隆基却连中下级官员的任命都不过问；结果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身后蜀汉迅速灭国，李隆基则把大唐王朝带到了开元盛世，达到了封建王朝的巅峰。其实善于“抓大放小”的名人还有很多，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有一句名言：“如果连我都要用枪，红军就危险了。”他不是用枪的人，他是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人，正是他的“抓大放小”，才有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管理是一门学问，很深很深的学问。

下车伊始

得到李隆基的支持后，姚崇干劲十足，很快就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查处全国的假和尚、假尼姑。从唐中宗李显执政之后，皇亲国戚争相建造寺庙，以为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祈福。在建造寺庙的同时，还剃度了一些平民为僧。这些平民并非真的想剃度，而是冲着和尚可以免税的优惠政策才去的。不仅皇亲国戚钻了政策的漏洞，一些富户也钻这个漏洞：精壮男子本来有义务向国家交租赋，结果人家迅速剃度成了和尚，光头就成了免税的证明。经过调查，姚崇发现，这股歪风必须要制止，不然长此以往，和尚、尼姑遍地都是，交税的人却没了。李隆基迅速批准了姚崇的奏疏，全国上下立刻展开了清查假和尚、假尼姑的行动，只要发现并非真心想出家的，一律勒令还俗。最后一盘点，全国一共清理出了一万两千名假和尚、假尼姑，数量相当惊人。第一招收到效果后，姚崇很快就做了第二件大事。这件事有点难度，涉及的人位置有些高。因为对方是薛王李业。薛王李业的舅舅叫王仙童，这是一个恶霸，仗着身后有薛王李业撑腰，大肆侵吞他人财产，百姓苦不堪言。后来王仙童的劣迹被御史上报给了李隆基，然而御史的奏疏刚到，薛王李业就来说情了。面对手足兄弟的亲自出马，李隆基有些为难：如果不给李业面子，势必会让李业难堪；但是给了李业面子，王仙童这样的恶霸就会逍遥法外。李隆基思来想去，还是把皮球踢给了姚崇和卢怀慎：“你们去查查吧，如果情况属实便严惩不贷，如果不属实就要治御史的罪。”如果是一位顺杆爬的宰相，或许此时就会做个顺水人情，把御史治罪了事，然而姚崇不是，他不会顺杆爬，他尊重的是事实。很快，姚崇就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王仙童的罪状明明白白，御史大夫所言不虚，应该治王仙童的罪！薛王李业哑口无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姚崇将舅舅治罪。自此，皇亲国戚的行为收敛了不少——连薛王李业都没有面子给，何况他人呢？做人还是低调一些吧。姚崇的第二件大事惩办了王仙童，但也因此得罪了薛王李业。这还不算完，不久他又做了第三件大事，这次得罪的申王李成义。李成义的事儿其实很小，只是想帮自己府里的阎楚珪升一下官。阎楚珪原来是从九品的王府录事，李成义想把他升为正八品的王府参谋。对于一个亲王来说，将自己的属下从九品升至正八品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况且李隆基也答应了李成义的请求。没想到，事情到了姚崇那里，就行不通了。姚崇抓住了一个漏洞：关于这次升官，李隆基没有下达手令。按照李隆基先前的旨意，如果是王公和驸马托付的事情，皇帝批准后应该给宰相下一道手令，没有手令，一律不办。现在姚崇就抓住了这个漏洞，他上奏李隆基：陛下说过，没有手令一律不能办。姚崇预计到李隆基可能会补发手令，他接着说道：“臣窃以为量才为用，授予官职是有关部门的事情。陛下如果因为是亲属宠臣就授予官职，恐怕有些不妥。臣分析过最近的一些情况，认为这样会破坏国家的法度！”姚崇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结果，阎楚珪愣是没能升官，因为有一个坚持原则的姚崇在那里等着。三件大事办完，一个贤相的模样便跃然纸上。

不过姚崇之所以能青史留名，靠的还是随后的蝗灾。

蝗虫事件

公元715年，姚崇遇到了难题。崤山以东，蝗虫泛滥。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自然界的很多现象都被神话了，蝗灾也被神话，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这是上天发怒，向人间示警。这样一来，蝗虫就不是蝗虫了，而是上天向人间示警的使者，于是多数老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在田间地头焚香祷告，跪求蝗虫嘴下留情，吃两口就赶紧打道回府，晚了就坐不上公共汽车了。祷告有用吗？老百姓认为有用，姚崇却坚定地认为没用，因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面对蝗灾，姚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火速往各地派出御史，敦促各地消灭蝗虫，保护庄稼。这个在今天看来很简单同时又无比正确的决定，居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蝗虫太多了，灭也灭不掉，倒不如别得罪它们，毕竟人家可是上天派来向人间示警的“天使”。反对最起劲的是汴州刺史倪若水。倪若水说：“消除天灾还得靠积德，昔日汉赵帝国的刘聪就曾经捕杀过蝗虫，结果怎么样？蝗灾反而更严重了，所以说还得靠积德！”倪若水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还身体力行，不仅不接受姚崇的命令，还拒绝让负责监督灭蝗的御史入境。姚崇怒了，他马上给倪若水写了一封信：你说的那个刘聪是个非法皇帝，他的德行压不住妖孽。现在我们明君在位，德行自然胜过妖孽。历史记载，古代有贤良太守，蝗虫都不进入他的辖区内，你说修德就可以避免蝗灾，那么现在你的辖区内蝗虫泛滥成灾，是不是因为你不修德呢？看完信，倪若水哑口无言，看来不能再跟宰相对着干了，不然“不修德”的帽子扣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倪若水火速投入到灭蝗工作中去，最后一统计，在他的汴州境内，有据可查的死蝗虫有十四万石，至于扔进河里水葬的蝗虫更是不计其数。灭蝗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反对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这些声音又进入了李隆基的耳朵里。面对诸多质疑，李隆基有些惶恐了，因为他是相信“天人感应”的，作为天子，如今发生了蝗灾，就应该是他那叫做“天”的老爹不高兴，向他发怒呢。现在按照姚崇的建议，这样大肆地捕杀蝗虫，是不是对天不敬呢？李隆基决定找姚崇问问。被召来的姚崇对李隆基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昔日北魏时，崤山以东有蝗虫，就因为不忍捕杀结果庄稼被吃光了，最后发展到人吃人；后秦时，蝗灾更甚，庄稼和草木都被吃光了，最后牛马饿急了只能相互啃毛；现在黄河以南、以北的百姓家里都没有太多余粮，如果任由蝗灾发展，他们颗粒无收，就只能逃难了。因此，捕杀蝗虫关系到国家安危，马虎不得，就算不能将蝗虫全部捕杀干净，但总比眼看着它们啃吃庄稼泛滥成灾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需要出敕，容臣出牒处分。若不能把蝗虫消灭干净，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所说的“敕”即皇帝下令，“牒”即宰相下令，类似于今天的主席令和国务院总理令。姚崇不让李隆基出“敕”而由自己出“牒”，说白了就是愿意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忠心表到这个程度，李隆基也就不好不同意了。回到办公室，一直跟姚崇搭班子的卢怀慎出来说话了，他小心翼翼地对姚崇说：“大肆捕杀蝗虫，恐怕会伤了天地的和气吧！”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卢怀慎这样的人居然跟姚崇搭班子，按照他的说法，任由蝗虫漫天飞舞倒是不伤和气了。荒谬。姚崇看了卢怀慎一眼，开口说道：“昔日楚庄王曾经吞下过蚂蟥，但他的病却好了。孙叔敖曾经杀过双头蛇，他的一生却很有福气。难道我们不忍心杀蝗虫，却忍心看着人因为蝗虫活活饿死吗？”接着姚崇又说了一句话：“如果捕杀蝗虫会招致祸事，我姚崇愿意一人承担！”名垂青史其实不需要说太多话，有时一句就够了！不久，在姚崇的指挥下，崤山以东的蝗虫基本被消灭，百姓避免了流离失所，这一切都是因为唯物主义者姚崇的坚持！向唯物主义者致敬。

无限风光

凭借李隆基的支持，姚崇在开元初年大展拳脚，老而弥坚。姚崇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做出那么多业绩，得益于宰相制的改革。如果还是群相制的话，姚崇是无法脱颖而出的。而在开元初年，宰相只有两三人，与姚崇搭班子的只有卢怀慎一人。说起这个卢怀慎，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好、熊。卢怀慎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能人，他比能人多了四个点——熊人！从个人品质而言，卢怀慎甚至在姚崇之上，他清谨俭素，不经营自己的财产，所得俸禄多数都分给了亲戚朋友，而自己的老婆孩子却经常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嗷嗷待哺”状态。这就是卢怀慎，一个道德层面的圣人。同时这个道德层面的圣人，也是一个行政层面的熊人。有一次姚崇的一个儿子去世了，姚崇便请了事假，回家专心料理儿子的丧事，一下子就有十几天没来上班。这十几天对于姚崇来是说是悲痛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悲痛的事情莫过于如此；而这十几天对卢怀慎来说，也是最难熬的，每天都是度日如年。与姚崇搭班子以来，他一直都是充当副手，姚崇点头他点头，姚崇画圈他画圈，时间长了，人送外号“伴食宰相”。现在姚崇这根主心骨不在，让他这个“伴食宰相”挑大梁，这就是把癞蛤蟆逼到公路上，愣是让它冒充迷彩小吉普了。十几天下来，政事堂的公务堆积如山，“伴食宰相”卢怀慎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好进宫来向李隆基汇报，起码争取一个好态度。李隆基看着卢怀慎，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人，但他更知道这是一个熊人，于是便说道：“我把天下事都交给姚崇，却把你安排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李隆基的意思很明白：本以为你是一把锥子，谁知道你却是根棒槌。面红耳赤的卢怀慎忐忑不安地退了出来，继续回到中书省发呆，心中只能乞求姚崇节哀顺变，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几天后，姚崇回来了，摆在他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公务。姚崇二话不说就开始处理，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山消失了，积累了十几天的公务全部处理完毕。这时姚崇不免有些得意，便问站在一旁的中书舍人齐澣：“我当宰相，可以与古代的哪个宰相相提并论？”齐澣还没来得及回答，姚崇便追问：“比管仲、晏婴如何？”齐澣想了一下说道：“管仲、晏婴之法虽然不能流传后世成为万世之法，但是至少在他们的任期内是保持不变的。您所制定的法，却经常变化，似乎您跟他们二人没法比。”姚崇接问道：“那么你如何评价我呢？”齐澣说：“您可以称为救时宰相。”闻听此言，姚崇大喜，顺手把笔扔到桌子上，说：“救时宰相，那也不容易啊！”千古良相也好，救时宰相也罢，总之在开元初年，姚崇是李隆基不可或缺的重臣。对于姚崇，李隆基的恩宠日甚一日，而姚崇不知不觉也登上了无限风光的顶峰。开元四年十一月，在姚崇受尽恩宠的同时，“伴食宰相”卢怀慎却抵达了人生终点。先是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身后家中一贫如洗，只有一个老仆愿意卖身为他料理后事。道德层面的圣人，行政层面的熊人，生活层面的矮人。在卢怀慎去世后，原尚书左丞源乾曜接替了他的位置，他的功能跟卢怀慎一样，当一枚绿叶，陪衬着姚崇这朵红花。正在这新旧宰相交替的当口，姚崇却患上了疟疾病倒了。李隆基听说后，非常着急，接连派出使者到姚崇借住的罔极寺看望。一天之内，竟然多达数十人次，基本上这个使者前脚刚走，另一个使者后脚就到了。在此期间，源乾曜挑起了工作的重担，每天进宫向李隆基汇报。如果汇报正合李隆基的心意，李隆基便会笑着说道：“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而如果汇报不合李隆基的心意，李隆基便会板着脸问：“为什么不提前跟姚崇商量？”这时源乾曜便赶忙回应：“陛下所言极是，确实没跟姚崇商量过。”一句话：好主意都是姚崇的，馊主意都是源乾曜的。在这种思维的主使下，一有大事，李隆基便指示源乾曜去罔极寺征求姚崇的意见，毕竟姚崇的经验丰富。源乾曜连忙点头称是，于是往罔极寺跑的次数就更多了。不久，源乾曜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疏：鉴于罔极寺的条件不好，建议把姚崇安排到皇家礼宾馆暂住，这样有利于姚崇身体恢复。源乾曜上奏疏时并没有跟姚崇通气，等姚崇知道后，连忙上奏疏反对，称自己是一个带病之人，入住存有公文档案书籍的皇家礼宾馆非常不合适。这时李隆基说话了：“有什么不合适的？皇家礼宾馆本来就是为各级官员设立的，让你住，是为了江山社稷。只恨不能让你住在宫中，入住皇家礼宾馆算什么！”听到这番话，姚崇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恩宠，无限风光的恩宠。

罢相

人生一世，生老病死无法抗拒，顶峰过后是低谷的客观规律也无法抗拒——只要是人，就一定有顶峰，有低谷。姚崇是人，他有顶峰，同样也有低谷。就在姚崇受尽皇帝恩宠，冲上人生顶峰的同时，他的人生低谷已经向他发出了召唤。两年前的一番君臣对话，早已为姚崇日后跌入低谷埋下了伏笔。那是在开元二年，宰相魏知古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之后。魏知古本是小吏出身，在他的仕途上，姚崇是他的贵人。正是在姚崇的不断提携下，魏知古才得以不断升迁，后来又是经姚崇的提名，使他成了宰相班子的一员，同卢怀慎一起给姚崇搭班子。魏知古一直对姚崇充满感激，直到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出现。当时，姚崇将魏知古委任为代理吏部尚书，前往洛阳主持官员的选拔工作。从这个安排来看，洛阳的官员选拔，魏知古便是最高长官，他的意见便是最后意见。令魏知古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自认选官工作可以圆满结束时，吏部尚书宋璟来了，他是奉姚崇之命来做最后审查的。也就是说，洛阳的选官工作，魏知古说了还不算，宋璟的意见才是最后意见。这一下让魏知古有些恼火了：明明先把我派出主持选官工作，现在又把宋璟派来验收我的工作，这不仅是不尊重，而且是不信任。令魏知古更难堪的是，他身为宰相，却要听命于宋璟，而宋璟偏偏还不是宰相！这个出人意料的任命，改变了魏知古对姚崇的看法，从此感恩的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怨恨。从洛阳返回长安，魏知古越想越气，索性到李隆基那里参了姚崇一本，因为他抓住了姚崇的软肋。姚崇的软肋不多，但绝不是没有，这也是官场中人普遍的软肋，那就是管不好身边的亲属子女。姚崇尽管名垂青史，跻身良相行列，但他同样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此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好在洛阳为官，凭借着老爹的声威，这哥俩儿在洛阳没少干以权谋私的勾当。

两位公子哥不仅知道老爹的能量，而且还知道老爹曾经提拔重用过哪些人，于是他们便找到了曾经受老爹恩惠的魏知古，为别人跑官要官，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开始时魏知古对姚崇心怀感恩，对于两位公子的要求也会尽量满足。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已经开始怨恨姚崇了。两位姚公子的作为，正好成为魏知古告发姚崇的杀手锏。告完状的魏知古出宫后，李隆基便找来了姚崇。君臣二人一如平常地聊着天，李隆基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你的儿子品性、才干如何，现在当什么官？”六十多岁的姚崇毕竟经验丰富，他意识到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聊天，李隆基突然过问自己的儿子，那么一定是有人告了他们的状。他马上想到了魏知古，这家伙最近对自己有些怨恨，很可能是他告了状。姚崇从容不迫地说：“臣总共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东都洛阳为官，他们俩平时做人不太严谨，肯定曾找过魏知古帮忙，只是臣还没有来得及过问。”李隆基本以为姚崇会为自己的儿子隐瞒，没想到，他倒先来了个开诚布公，心里很是高兴，便问道：“你怎么知道？”姚崇回答说：“魏知古还是小吏时，我像母鸡爱护小鸡一样爱护他。我的儿子们愚钝，他们以为这样魏知古就会感激我，进而包容他们胡作非为，结果给魏知古添了很多麻烦。”这就是姚崇的高明，他不动声色地将魏知古推到了“忘恩负义”的深渊——人家对你有大恩，你却连人家的儿子都不包容，反而还告黑状。李隆基被姚崇的坦诚“感动”了，更对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感到愤慨，顿时起了将魏知古流放的念头。这时姚崇又显示出自己的高风亮节，好说歹说让李隆基放弃了流放魏知古的念头。不过，没过多久，魏知古还是被免去宰相之位，被贬为工部尚书。仅仅从这个结果看，魏知古告状事件以姚崇大胜结束。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李隆基表面上对姚崇的信任有增无减，但他是装出来的，只是忍而不发而已。李隆基在忍，在观察，尽管他抓大放小，放手让姚崇去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姚崇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看到了很多事情：姚崇的两个儿子依然不知收敛，揽权受贿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人对这两位公子颇有微词；姚崇的亲信赵诲接受胡人贿赂，经他亲自审问后，证据确凿，按律当斩，而姚崇却在千方百计地营救。几件事情叠加到一起，李隆基再也不准备忍了。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也就是姚崇刚刚住进皇家礼宾馆不久，姚崇看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宣布皇帝大赦天下，京城所有罪犯全部无罪释放。姚崇原本很高兴，因为这份文件一颁布，就意味着他的亲信赵诲可以无罪释放了。然而姚崇仔细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在这份文件中，姚崇看到，李隆基特别标注了赵诲的名字，在旁边御批了处理意见：杖一百，流放岭南！

京城所有罪犯都无罪释放，唯独赵诲被流放岭南。聪明人总是点到为止，姚崇从李隆基的这个批示中看到了自己的末路——所有的罪犯都释放，唯独你姚崇的亲信不放，这说明你的所作所为皇帝都知道了，现在他已经不给你面子了。姚崇赶紧找出纸笔，开始写辞职报告，请求李隆基允许自己辞去宰相职务，同时推荐广州刺史宋璟接替自己。请辞报告连续送上了几次，李隆基却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姚崇不知李隆基的真实态度，辗转反侧，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他释然了，因为他从一个任命中判断出，李隆基已经同意了。李隆基任命宋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长官。这说明，此时的宋璟已经取代姚崇，成了李隆基最信任的人。姚崇的宰相生涯就此结束。开元四年（716年）闰十二月二十七日，姚崇被免去所有官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一个地位崇高的闲职，相当于现在的国事顾问。与姚崇一同被免职的是与他搭档一个来月的源乾曜，他也被免去了宰相职务，改任首都特别市市长（京兆尹），同时兼西京留守长官。那原来的西京留守长官宋璟呢？他暂任吏部尚书兼侍中，这就意味着，宋璟成为接替姚崇的新任宰相，与他搭班子的，是中书侍郎苏珽。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珽，与张说齐名，都是当时的文学大家。因张说被封燕国公，苏珽被封许国公，因此两人并称为“燕许大手笔”。新人已经各就各位，老人姚崇只能选择安静地离开了。

发挥余热

姚崇本已做好彻底退休的准备，没想到一个月后，一起突发事件又让姚崇的境遇有了转机。开元五年（公元716年）正月二日，出大事了！房塌了。如果是一般的房塌了也就塌了，问题是塌的不是一般的房，而是皇家祭庙的四个祭室。

历朝历代，皇家祭庙都是神圣的地方，现在四个祭室突然坍塌，莫非又是上天的示警？李隆基不敢怠慢，换上素色的衣服，避开正殿，改到偏殿去主持朝会。这房塌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这时李隆基正计划前往东都洛阳。现在祭庙的祭室突然坍塌，李隆基的心里犯起了嘀咕。还去不去洛阳呢？去，心里有祭室坍塌的阴影；不去，洛阳方面已经准备好了，皇帝这时又说不去，这不是失信吗？还是找宰相来问问吧。宋璟的意见很明确：不去！为什么？宋璟说：“陛下守丧三年还没有期满，不应该巡幸。况且现在祭室坍塌，已经是上天显示灾变的征兆，陛下应该增加自己的恩德，回应上天，同时停止巡幸东都。”守丧三年？怎么回事？这事儿得交代一下。开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太上皇李旦在长安皇宫的百福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四个月后他被安葬于桥陵，庙号睿宗。对于李旦的一生，要准确概括比较难，有人说他是“以柔克刚”，有人说他“一生窝囊”，不一而足。在我看来，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牙齿和舌头同时存在于口腔之内，牙齿硬，舌头软，看起来牙齿占据上风，但到最后，牙齿都脱落了，舌头还是好好的。别人强调的是“胜者为王”，或许李旦强调的是“剩者为王”。他的一生或许什么都不是，但至少给自己的儿子当了一块关键的铺路石。现在，宋璟便拿出为李旦守丧三年说事，李隆基顿时没了言语。李隆基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又召来了开府仪同三司姚崇，把自己的疑惑抛了出来。“救时宰相”姚崇的应变能力随即展现：祭庙大殿本来是苻坚建造的。隋朝建立时，隋文帝就利用原来大殿的材料，建造了新的大殿。我朝延续使用，年深日久，木材自然腐烂变质，大殿因此坍塌，只是凑巧与陛下计划出行的日期吻合而已。既然洛阳方面已经做好准备，陛下就应照常出行，至于崩塌的祭室，可以把牌位先移出来，等祭室修复好了，再把牌位放进去就行了。姚崇说完，李隆基深表认同，说道：“卿言正合朕意！”在别人看来复杂无比的事情，姚崇几句话就解决了，这归功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也归功于他的随机应变，因为他看出了李隆基急于出行的迫切心情。为了酬谢姚崇，李隆基特赏赐绸缎二百匹，同时准许姚崇每五天进宫晋见一次，晋见时与在职官员同列（这意味着姚崇不算离退休人员）。姚崇的进言有了意外的收获，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祭庙用的材料是苻坚时代的？距今三百多年？可能吗？隋文帝富有四海，还会用苻坚时代的旧物？姚崇不会是为了拍皇上马屁编故事吧？质疑的奏折报了上去，李隆基按下不表，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他信了，洛阳照常巡幸。在这一点上，姚崇和李隆基各取所需：一个月前，因为赵诲，姚崇从宰相高位上摔下；一个月后，因为房塌，姚崇又得以恢复了部分恩宠。人生就是这样，无处不充满意外。

一世冤家

开元九年九月初，姚崇即将抵达人生的终点。告别人世之前，姚崇先把自己的财产均分，每个儿孙都有份，他要以这种方式避免日后儿孙们的无谓争斗。与此同时，他告诫儿孙一定要薄葬自己，只穿平时的衣服入殓即可，切记不能厚葬，免得引得盗墓贼盗墓，反落得戮尸暴骸。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姚崇最后还阐述了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在他看来，佛教追求的是清净和慈悲，而不是世人所流于形式的烧香祈福。他告诫子孙，不要学凡夫俗子去烧香祈福，更不要把和尚道士请到家里给自己做法事，切记，切记！交代完这一切，姚崇用最后的精力给自己的老冤家做了一个扣。这个老冤家便是跟他斗了一辈子的张说。对于这个老冤家，姚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惦记着。姚崇对儿子们说：“张说与我素来不和，矛盾很深，我怕我死之后，他对你们不利。他那个人素来讲究排场，奢侈无比，尤其喜欢古玩珠宝。我死以后，他作为曾经的同僚一定会来吊唁，到时你们就把我平生攒下的古玩珠宝都罗列在帐前。如果张说连看都不看，你们就赶紧准备后事吧，全家可能都无藏身之地；如果他看了那些古玩珠宝，咱们家就没事了，你们就把珠宝送给他，同时请他给我写神道碑。你们提前把碑石准备好，一旦拿到他写的碑文，马上动工镌刻。张说的反应比我慢，我预计几天后他一定会反悔，会以修改为由要回碑文，到那时你们就领他看刻好的神道碑，同时告诉他已经将碑文上奏给皇上了。”交代完后，姚崇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献。姚崇死后，张说果然上门吊唁，而且多次用眼角去扫姚崇的古玩珠宝。姚崇的儿子们见状便送上古玩，恳请张说撰写神道碑文，张说没有多想便同意了。几天后，写好的神道碑文送来了。在碑文中，张说详细纪录了姚崇的一生，并且给予高度评价：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姚崇的儿子们不禁窃笑，马上动工开刻神道碑。几天后，张说的人来了，奉命取回神道碑文，理由是没写周密，需要修改。姚崇的儿子们不动声色，引着来人参观了已经刻成的神道碑，并且告诉来人，碑文已经上奏给皇帝。来人回去复命，张说这才意识到，自己又中了姚崇的套，不禁叹息说：

“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两个宰相斗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可以不斗了。姚崇死后，他的儿子们没能光大他的门庭，与贞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一样，姚崇便是家族最大的荣光，他的去世带走了家族上空的最后一片云彩：姚崇的长子姚彝，开元初年做到光禄少卿；次子姚异，官至坊州刺史；少子姚奕，开元末年做到吏部侍郎、尚书右丞。原本姚奕有望光大姚崇的门庭，不料却因为侄子急于求成，结果事情办砸了。天宝元年，宰相牛仙客病危，这时姚彝（姚崇长子）的儿子姚闳正担任侍御史，同时担任牛仙客的判官。姚闳眼看牛仙客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多，便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想逼牛仙客在弥留之际推荐两个人接任宰相。开元时的宰相，常有临终上表推荐下一任宰相的传统。当年卢怀慎便在给皇帝的最后一封奏疏中推荐过宋璟，现在姚闳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推荐机会，推荐姚奕（他的叔叔）和卢奂（与姚崇搭班子的卢怀慎的儿子）为相。姚闳的算盘打得挺精，但他低估了牛仙客妻子的告状能力。就在姚闳自以为阴谋得逞之时，牛仙客的妻子通过宦官将状告到了李隆基那里。李隆基闻后大怒，姚崇的子孙们麻烦大了。经过审讯，李隆基最后判决：姚闳处死；姚奕贬出长安，出任永阳太守；卢奂贬出长安，出任临淄太守。聪明又被聪明误！不知姚崇地下有知，又会做如何感想？或许一切都逃不过一个定数：君子之泽，三世而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