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变法求强，大国初露锋芒



魏文侯的领导智慧

在古时的专制政治之下，一个国家是盛是衰，是兴是亡，与这个国家的君主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整个政治机器运转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他的意志达之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末梢，甚至他的私生活都因为他的权力的辐射而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这句话原是不错的。

在晋阳之战后，智氏被消灭，其地被瓜分，晋国顿成韩、赵、魏三国鼎立之势。这时最强大的是赵国，然而第一个跃上舞台发出强光，成为战国时期超级大国的却非赵国，而是原本并不起眼的魏国。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魏文侯，名斯，是魏桓子的孙子。欲成大事所需要的第一个品质不是勤奋而是对局势的判断和整体的把握。如此才能从整个天下大局中推导出自己可进可退的路径，可为不可为的领域，然后再调整目标，另做计较。大的方针定了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实行，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随机应变，挺过难关。魏文侯无疑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在韩、赵两家仍在思考如何从晋国领土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时候，他的深邃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晋国，而扫视天下了。

整个晋国的局势是赵国在北，魏国在西南，而韩国偏于东南。晋国左临黄河，右偎太行，虽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北临戎狄，且为群雄包围，可拓展的空间不大。且当时天下大乱，各国命途均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所以如何保存自家国土、自家宗庙，光耀自家门楣就成了韩、赵、魏三家主人的共同心病。

韩、赵两家的想法是先在晋国内部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向外扩展。于是韩武子派人来游说魏文侯，想要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进攻强大的赵国，以此来化解北方的威胁。可是魏文侯却不这样想，且不说北方的赵国是抗击戎狄的一道屏障，单是赵国那强大的实力就足以抵挡韩、魏两家的联合军力。到时候战争一定陷入胶着状态，且这种状态一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无非是“三败俱伤”，如此岂非要给三晋周边虎视眈眈的外人以一个天大的机会吗？于是魏文侯拒绝了韩武子的建议，韩武子从此开始看不起魏文侯，把他当做了一个贪生怕死、毫无气魄的胆怯小人。

魏文侯刚刚拒绝了韩武子的联军抗赵的建议，就迎来了赵家的使者。原来消息走漏，这件事被赵献侯知道了。赵献侯以为，魏文侯既然拒绝了韩武子，那么就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于是派使者建议说，不如我们赵、魏两家合兵一处，将韩国灭了，然后平分其土地，将军以为如何？使者言辞恳切，魏文侯听了却哈哈大笑。所谓唇亡齿寒，赵国如此强大，只有魏、韩联合起来才能够勉强与之相抗，互保彼此宗庙香火不灭。如果他贪图一时的便宜，妄图联合赵国而打击韩国，这就如同猎狗为主人捕尽山里的兔子，最后没有食物来源的主人只好宰了猎狗来充饥，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千古不易之道理，于是赵国使者最终也带着未能完成使命的惶恐心态归去了。赵献侯听了使者的复命，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魏文侯天生就是一个领导的材料。所谓“天生的领导材料”，就是说这人参与任何事，都必然有着非凡的热情，对此事也抱着独特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想要说服每一个参与者，让他们认同他的想法，与之合力一处，将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办成。魏文侯不光是“有所不为”，他还“有所必为”。他向韩、赵两家发出照会，共同协商三晋未来的发展道路。

魏文侯打开天窗说亮话，先将拒绝韩、赵两家的理由说出来。韩武子和赵献侯虽然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不住点头，为魏文侯口中的道理折服。魏文侯接着说出了自己对三晋和天下形势的判断，指出三晋易为地势所扼之实情，并以此立论，提出三晋必须停止内斗、和平共存的主张。他说，非如此，我们就要永远困于此地，日渐削弱，最后沦为时代的弃儿，为别国吞并，到那时即使后悔亦没有一个可供我等哭泣的地方。韩武子和赵献侯都为魏文侯说动了，但三家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怎么个和平共存，怎么个协同发展，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好在大的原则，即和平的局面已经在此次会谈中确定，如此魏文侯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魏文侯到底如何打算且不说，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无论做什么事，若有个帮手总是事半功倍，更何况是魏文侯这样的君主的宏天大计呢？可是，有的人天生就能团结人才，天生就能使之为自己效死力，如刘邦；而有的人却总是将人赶跑，以才资敌，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凄凉败亡，如项羽。那么魏文侯到底是刘邦还是项羽呢？

在伐灭中山国之后，功成圆满的魏国君臣摆酒宴以庆祝此次胜利。志得意满，魏文侯环视诸位家臣，问道：“像我这样的君主，诸位怎么评价？”

“仁君！”魏氏家臣异口同声，一起举杯向文侯敬酒。文侯听得哈哈大笑，正要一饮而尽的时候，却听见一个硬邦邦的刺耳声音说道：“君上打了胜仗，却没有将中山分封给劳苦功高的弟弟，反而把它封给了寸功未立的儿子，这哪里称得上是仁君？”说这话的是魏氏家臣任座。听闻此话，魏文侯十分气愤。任座也发现了这一点，暗觉不妙，于是小跑着出了帐。魏文侯转过头去问翟璜：“依你看，我是否称得上仁君？”翟璜是文侯的谋士，素来得他的倚重。他这时已看出魏文侯正在气头上，而任座实在是很危险，自己一个答得不好，就要害人害己。于是不卑不亢道：“当然是仁君！”

“哦？”文侯给他引起了兴致，“这话怎么讲？”翟璜拱手道出一句千古名言：“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以是知之。”（《资治通鉴》）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君主仁慈则臣子正直。刚才任座句句直言相谏，我就是以此知道您是仁君。”魏文侯听后转怒为喜，于是让翟璜出帐将任座请回来，又亲自离席相迎，把他捧为上宾。

由此可看出魏文侯心胸之宽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最重要的是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改过。自古以来，君主偏听偏信、亲近小人的多，而亲近君子、直言纳谏的少，因为很少有人有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真正的自信，他们的自信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吹捧阿谀之上。魏文侯恰恰有这个自信，自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成自己光耀魏氏的宏愿！

如此胸怀，自会成就一番霸业！

李悝变法

有了魏文侯这样贤明的君主，还需有一批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的能臣。这些能臣多数来自西河之地，且多数都是孔门贤哲卜子夏的弟子。

通常说起儒家，提起儒士，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峨冠博带、满口礼义的书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且看孔子自己向弟子传授知识时，也不是一味地强调繁缛的礼义，而是常常向弟子授以经世致用之学问。子夏一脉传承了孔子这方面的学问，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人才。李悝、吴起、段木干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子夏是当时孔门二代弟子里唯一一个在世的大儒，为了增强文化的感召力，魏文侯将年近百岁的卜子夏请到了西河之地，拜之为帝师，一时天下震惊。且说西河，地近秦国，秦人自来便与戎狄通婚，风俗野蛮，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然则正因为文化落后，所以对中原文化更加向往。所以魏文侯选址西河作为子夏讲课授学之地，乃是有着从文化上慑服秦人的巧妙打算。其高瞻远瞩、心思细密确叫人拍案。

子夏年事已高，且新逢丧子之痛，哭瞎双眼。所以真正在西河授课的乃是他的两名弟子，齐人公羊高和鲁人谷梁赤。此二人就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作者。《春秋》传说为孔子删减编订的史书，公羊高和谷梁赤为《春秋》做解释，学问流传下来，就成为《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当然，另有更为著名的《左氏春秋》也是三脉《春秋》中的一脉。不过，若论政治影响力，则无疑当推举《公羊春秋》为最高。因为这派学人最擅长评论政治、臧否人事，最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也最多改革、变法的主张——不过正如法家等先秦诸家一样，其改革与变法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帜进行的。

经过多年的培育，西河已经出了一大批的人才，而西河学府背后的魏国朝廷，自然成了他们首选的效忠之地。大概魏文侯看到朝堂下志得意满，亟待发挥才华、成就梦想的济济人才，也会有唐太宗那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骄傲和兴奋。但是所有人才中，魏文侯最看重的是那个为他奠定争霸实力基础的李克。

按着白寿彝和黎东方两位史学大匠的说法，李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悝，也就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人。一般来说，大都把李悝归入法家，人们或许会奇怪，李悝本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是儒门七十二贤之一，怎么会调教出一个法家传人呢？其实这并不足怪。因为孔子是周礼的坚决拥护者，他一直想恢复周礼，从而使天下回复到从前周天子为尊、诸侯为拱的治平局面。然则，法出于礼，二者向来并称，孔子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法治的因素。比方说，他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说，孔子也看到了严刑峻法的效力，但他更看重仁和礼，所以觉得“齐之以刑”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因为这会让老百姓“免而无耻”。另，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后，首先就诛杀了他认为是“人之奸雄”的少正卯，可见他并非是一个一些人头脑中想象的永远慈眉善目的儒者，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

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人，固然是因为他受到子夏传下来的孔子刑法思想的熏染，同时也是因为三晋之地风云变幻、战火频仍，逼得李悝不得不走上这一条变法之路。众人皆知，不论是他的前辈、春秋时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还是他的后来者，使野蛮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商鞅，他们的主张都是富国强兵，而这都是因为生存带来的压力。

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新任职的丞相李悝在魏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法家的“道”与儒家不同，儒家讲究“王道”，法家讲究“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富国强兵——先富国，后强兵，只有富国才能强兵。那么，该如何“富国”呢？这个“富”字不在于钱多——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一种社会信用的凭证，古人所谓“金石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说得深刻而透彻。如果片面地以为金钱就是财富，那么只需不断地铸币就好了，不过这样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上没有与所铸货币相当的实体商品。所以社会财富其实就是商品。

那么，哪种商品最重要呢？是粮食。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政策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进一步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鼓励开荒，且将一部分耕地转给农民，以期调动其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而只向其收取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政府课税。另一层意思则如同其字面，即鼓励区别对待不同土质的土地，在上面种上不同的作物，以此来保证最终收益的最大化。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尽知的常识，然而在当时确乎是一种创新的提法。果然，按着李悝的预想，在推行了此项政策的几年里，魏国不论旱涝，都能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收成，而魏国各地的府库里的粮食也越堆越高。

然而，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粮食越多，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就会越好。粮食多了，还须得通过商人的往来搬运、调剂余缺，如此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李悝对此早有见识，但他需要在农、商两大部门的交流互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因为李悝发现，如果粮食太贵，就会伤害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反之，如果粮食在市场上卖的太贱，那么农民肯定也不愿意种粮食，他们会想别的出路，比方说，学商人去做生意，如此一来作为富国之本的农业肯定要遭受巨大的打击。

所以，为了稳定物价，李悝又颁布了变法的第二条政策：“平籴”。“籴”字拆开来是上“入”下“米”，可见“籴”最初也就是买米的意思，后来引申为“买入”。所谓“平籴”也就是稳定物价，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米价。稳定物价一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行政手段，也就是说靠权力的硬性规定来稳定物价。不过，这种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可奏奇效，然而从长远看来对市场稳定并无益处。这是一种笨办法，或者说是解救燃眉之急时不得不采用的临时对策。李悝身为魏国相，当然要为魏国“计深远”，所以他采用了第二种手段：经济手段。所谓经济手段，就是靠着调剂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供给（那时商品经济之运行远远不如今日发达，所以暂时还谈不到通过货币手段来调整市场）来平衡物价。如何调剂商品供给呢？李悝手上能够动用的，自然就是官家府库里收上来的那些粮食布匹和其他财货。他的办法很简单，在丰年以相对低的价格将粮食收上来，储存起来。一旦来年发生灾荒，粮食歉收，那么就可以将这部分储存起来的粮食以低价或免费的方式发放出去。如此一来，粮食的价格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平民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也就不会出现“河西凶则移之河东”或“河东凶则移之河内”的状况了。百姓生活稳定下来，人口就一定会大量增加，如此一来魏国自会国富民强。李悝的“平籴”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国库充裕，人口富足不过是争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因素。如果一国经济发展稳定，但人民却成一盘散沙的状态，就无法组织动员起来。且由于法令不一，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就会矛盾冲突不断，这样一国的力量就会多半用来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又如何谈得到向外争霸呢？军队组织也是如此。最可怕的军队不是后勤充足的军队，而是那种令行禁止、将领驱之如臂使指的军队，是那种每个士兵都能够随着长官命令或进或退，无论所面临的是刀山还是火海的军队。李悝“教育”平头百姓的方式很简单，他不是请来有学问的人开办学堂讲道理，而是采用严刑峻法，让百姓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如此使他们懂得进退之理。

其实，早在李悝任上地郡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他的“法家实验”。上地与秦相接，从来民风彪悍，彼此争斗诉讼甚多。李悝出任郡守后，巧妙地想出了通过比赛射箭，谁射得准谁就是诉讼案的胜者，以此解决陈年累积的诉讼案件。结果人们为了赢得官司，纷纷努力练习射箭。不多时，上地人的射艺有了质的飞跃，此后在对秦作战时用手中的弓和箭叫秦人吃够了苦头。当然，这是由于战国时候都是军事挂帅，且由于上地是边地——那时边地多为侵占而得的土地，故边地多设郡，与内地多设县有很大不同——所以李悝的“射箭决讼”不过是一时的手段。等到他成为魏国相，便开始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做通盘考虑，他思考的结晶就是著名的《法经》。

《法经》由《盗法》、《捕法》、《囚法》、《贼法》、《杂律》和《具律》等六部分组成，对各项犯罪及其惩处都做了非常清楚明白的规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经》里明言，不光是实施行动，即使某人心里有了想要盗窃他人财物的念头，都要对之处以膑刑或刖刑，可见其立法是多么的严酷。

《法经》可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后来商鞅变法，为秦国制定律令时即以李悝的《法经》作为参照蓝本。秦灭汉兴，汉法亦承袭秦制，此后历朝法律都是在汉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如此可知《法经》在我国历史上之非常意义。

先秦诸家各项改革倡议，无一不提到选贤任能。所谓“选贤任能”乃是针对周朝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而言。所以法虽出于礼，但毕竟与礼有别，因为礼的基础即是血缘宗亲。法家反对礼，就是要破除这种凭着血缘上位做官的选官制度。那么，不靠着血缘门第做官，又如何来“选贤任能”呢？“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这是李悝给出的答案。

经过李悝从上到下的一系列改革，魏国已经拥有了强悍的实力。这个正在崛起的巨人就要发出震天的吼叫，让全天下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管理你的上司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是三家中最强的一方。赵国为了自强，开始注重国内的发展，其贵族势力如果能够联合起来，足以傲视当时的任何一个诸侯国，当时的魏国便认识到了赵国的巨大威胁，遂有了乐羊灭中山、西门豹治理邺城的举措。

赵国的实力强大主要还体现在军事上，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赵国可谓全民皆兵，民风剽悍。就在赵烈侯即位的第四年，齐国爆发了内乱，齐大夫公孙会以廪丘（今山东鄄城东北）反叛齐国，为了寻找庇护，遂投入了赵国。齐国自然不会甘心，遂派遣大军攻打公孙会。赵烈侯当机立断，决定出兵，并且还联合了魏国和韩国两个国家一起为公孙会呐喊助威。

双方大军在龙泽一线交战，齐国大军毫无疑问地被韩、赵、魏联军打败，三万人马被杀，两千辆车乘被缴获。第二年，韩、赵、魏联军给予了周天子一点好处，所以三晋得以以他的名义继续攻伐齐国，联军一度到达齐国长城之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威烈王姬午宣布，韩、赵、魏三家成为诸侯。三晋之地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战国诸侯国中的成员。

但是这一切都是韩、赵、魏一起行动的成果，赵国还没有单独行动过。赵国深受旧贵族势力的影响，新兴的贵族要求发展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赵国的公仲连。此人身为赵国的公卿大臣，久怀兴邦定国之志，只是眼下的赵国，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看看赵烈侯整日沉迷于音乐，逐渐荒废了朝政，甚至他还一度想要为两位善于唱“郑歌”（一种轻柔的民歌）的艺人加官晋爵。只是此事的影响太过重大，赵烈侯也不敢擅自做主，遂找了时任相国的公仲连前来商议。见了公仲连，赵烈侯问道：“寡人有中意的人，他们极其讨寡人的欢心，是否可以让他们获取一个尊贵的身份？”

公仲连早就听说了赵烈侯宠信这两个人，所以他不愿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至少，不能让其影响扩大。是故公仲连认为，国君可以让那些人富贵起来，却不可以让他们尊贵起来，否则必定会祸乱朝纲、贻害无穷。见公仲连极力反对，赵烈侯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他们各自赏赐一万亩良田。

赵烈侯主意已定，公仲连虽然心生反对，却不能直接和之发生冲突，只能暂时答应了下来。

此后，赵烈侯便去了代地视察，一个月之后，赵烈侯回来了，结果又想起了这件事情。遂找来了那两个善于唱歌的人，让他们唱了一曲之后，便问他们有没有得到自己所赏赐的良田。

公仲连连忙回答道：“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去办这件事情呢，眼下臣正在努力地物色合适人选。”（《史记》）原来，公仲连是想用拖字诀让赵烈侯逐渐放弃这件事情。岂料赵烈侯竟然对那二人十分宠爱，一次次催促公仲连去兑现。无奈之下，公仲连只能称病不朝。

但是这样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公仲连也只能拖一日是一日，只希望有一天赵烈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给两位歌者良田万亩的封赏，不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恰在此时，有一个名叫番吾君的人来到了中牟，这个人正好从代地而来，并且还听说了赵国国君和公仲连的事情。他对于这一切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在他见到公仲连之后，忙向他进言道：“外面看起来，国君似乎不务正业，但是仔细一想，国君其实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所以才会给两个歌者封赏，只是他的方法多少有些欠妥。四年过去了，在这一期间，您贵为赵国的相国，可曾向国君举贤能？”

公仲连摇了摇头，自然是没有。于是，番吾君顺势向公仲连推荐了三个人，并声称每个人都有过人的才华。这三个人便是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这三个人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遂将之推荐给了赵国国君。原来，牛畜、荀欣、徐越三人，都是新兴士族的一员，人人皆学有所长。徐越善于整顿财政和官吏的考核，所以建议赵烈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旬欣善于官场制度的制定和考核，遂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牛畜精于儒家学说，所以他便向赵烈侯劝说“以仁义，约以王道”。

果然不出番吾君所料，赵烈侯很高兴地听取了三人的建议，且对三人的才能赞叹不已，遂决定对他们委以重任。同时还吩咐公仲连，无须再给予那两个唱歌者田亩，而给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加官晋爵，其中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牛畜为“师”。“中尉”一职主要负责指挥作战，“师”一职则负责教化，“内史”一职主要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官吏，相国公仲连也得到了“衣二袭”的赏赐。在这三人的努力下，赵国开始了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自此，赵国的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赵烈侯是明智的，他在关键时刻听取了别人的意见，让赵国得以完成战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而赵烈侯也是孤寂的，整个赵国上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他，认为他听取那些靡靡之音而荒废了朝政。可是谁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赵烈侯只能在音乐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同时，赵国当时的都城在今天河南的鹤壁，有郑国和卫国交界处的音乐繁盛，这种便利影响了赵烈侯的审美观念。只是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不能达到，赵烈侯不禁感叹，自己的知音到底在哪里？

其实，赵烈侯的知音并非不存在，他就是魏国的魏文侯。这个人和赵烈侯一样，也特别喜欢音乐。魏文侯曾经还向子夏发问，说他自己如果穿上黑色的衣服，听古代的那些所谓高雅的音乐，就会昏昏欲睡，但是一旦听郑国和卫国所谓的靡靡之音，自己就会不知道疲倦，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见魏文侯虚心向自己求教，子夏说道，古代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为高雅的音乐，就是因为它要表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国家的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靡靡之音，是因为他们好听但却放纵糜烂，使人欢愉而让人意志消沉，急促多变而让人心烦气躁，骄傲孤僻而让人心智骄逸。在这种音乐的腐蚀下，人的德行便会丧失，天下便会由治变乱。

魏文侯听了子夏的解释，认为子夏说得很有道理，以后自己治理国家之时，一定会多加注意。但是在魏文侯的眼中，音乐的魅力绝对不逊于美色，不久之后，魏文侯又自顾自地开始了音乐的创作工作。

一次，魏文侯在听音乐演奏时，竟然能够现场指点出错误。正当他得意扬扬地看着田子方时，田子方竟然发怒了，当着魏文侯的面吼叫，说国君的职责不在于管理音乐，而在于管好那些乐师。魏文侯知道田子方一心为了自己，为了国家，只能向田子方拜了拜，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就在这两个爱好音乐的君主的手上，充满活力的赵国和魏国就此诞生，赵烈侯更是幸运地成了赵国的开国君主。三晋之地原本就有晋国雄厚的基础，在封建制度的引导下，三晋率先从落后中走了出来，极其强盛，赵国的领土已从晋中扩大到今晋东以及河北地界。魏国则成了三晋之地当之无愧的领军人。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田子方，魏国人，是魏文侯的友人，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他以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魏文侯闻其名后，对其甚是敬仰，于是聘他为师，执礼甚恭。

史书对田子方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刚毅果决，傲王侯而轻富贵。”世人都知道，骄傲是要有资本的。田子方的资本就是他的才干，然而这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不在乎。不在乎是否富贵，甚至不在乎自己这条命。魏文侯的太子名为魏击，魏击性子浮夸，爱讲排场，不将别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魏击高坐车上，鞍前马后的随从吹打的吹打，举牌的举牌，招摇过市，唬得路人侧立两旁，噤声不语。这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昂然挺胸走来，仿佛这队威风八面的车马并不存在一样。这人就是田子方，他如此惹眼，自然叫卧在车上的魏击给认了出来。魏击想起父亲魏斯（魏文侯）的教导，说：“田子方是个圣人，我把他当做老师，你见了他，必须下马行礼，把他当做师公那样看待。”于是魏击翻身下车，准备向田子方行礼。

他身边的随从只见太子魏击恭顺地跪伏在路旁，等着田子方走过来。但田子方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地，眼睛盯着天边就走了过去。

看着田子方缓缓走过，魏击呆住了，他怎么也想到是这么个结果，于是从地上蹿了起来，几个跨步将田子方拦住。魏击喝问道：“是富贵之人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之人该对人傲慢呢？”田子方整整了衣冠，淡淡道：“当然是贫贱之人对人傲慢了。富贵之人有什么资格呢？诸侯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封地；大夫若以骄纵示人，就必然要失去他的家。国和家，都是他们的拖累。贫贱之人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好怕？其言行不被人理解，其人不招人待见，那么挥挥衣袖，直奔楚、越也就罢了，如同脱掉鞋子。这一点富贵之人比得了吗？”

魏击没有办法，气呼呼转身走了。天下间所有的流浪汉若听了田子方这句话，恐怕都要叹一句“与我心有戚戚焉”吧！是啊，像这种洒脱旷达若云中之龙的人物确不多见。

还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促膝长谈。田子方数次提起溪工，对他称赞不已。魏文侯奇道：“溪工是何人？难道是您的老师吗？”田子方对道：“不，他是我的邻居。不过他谈吐不俗，且总是一针见血，恰当准确，所以我很佩服他。”魏文侯又问：“那您的老师是哪位？他比之溪工如何？”田子方正色道：“我的老师是东郭顺子，他相貌普通，但内心却合于自然。他和光同尘、顺应天地，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真情真性。他虚怀若谷，能容万物。若有人做事说话不符天道，那么他就直言将其谬误指出，每一次都能扶正黜恶。说他是至人、圣人亦不为过，我这个做弟子的，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他。”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魏文侯怅然若有所失，完全没有注意到田子方已经起身告辞。一天之后，回过神来的魏文侯才对身边人感慨：“田子方的老师当真是深不可测，叫人仰望啊。我从前总以为自己修行已够，今天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田子方先生说完他老师的品行，我就像给人钳住嘴巴那样完全讲不出话。看来我以前所学不过是无知妄说，便如破庙中的粗糙的泥塑，简直不值一哂。唉，魏国也不过是我的拖累罢了。若有一天能够追随东郭顺子，日夜聆训，那才真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当然，魏文侯不过是这样想想罢了，否则怎能成就魏国的霸业？不过从这就可以看出文侯本人的不同凡响。如果是一个昏聩的君主，那么他的志趣肯定不过是在声色犬马之上，怎么可能会与田子方这样的高人对坐探讨人生的玄理和奥妙呢？又怎么会对东郭顺子这样无权无势又无名的高人心向往之呢？

大概是因为得罪了未来的国君魏击，田子方最终并没有在魏国留下来，他去了齐国，做了齐国丞相。结果如何呢？“齐国大治”。

妻子头颅换来的帅印

魏国有了李悝这样的良相，还需有吴起这样的良将。李悝与吴起一同师从子夏，于是将这个小师弟推荐给魏文侯。

《吴子》是吴起所著的传世兵书，向来与《孙子》十三篇并称于世，而后人提到孙武和吴起，也一直将两人并称为“孙吴”，可见吴起的军事才华和他在后人眼中的地位。

“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

这段话出自《吴子·料敌》，是讲各国军队特点的，大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古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吴起能够准确地说出各国军队的概况和性格（军队是有性格和灵魂的），这足以说明其见闻之广博。事实上，吴起自少时起便开始四处游学，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算是一个先秦的“徐霞客”了。

那时交通工具极其不便，吴起凭着自己的一双腿不辞辛劳，走遍天下，因为他心中怀揣着“立于朝堂之上，出将入相，激荡时代大潮”的梦想。他要将这美梦变为现实，于是走出家门，走到天涯海角去寻觅。

吴起生来是个富家子弟，家里富有千金。而奋斗起来，富家子弟较之贫苦少年更有捷径可走。这捷径就是钱。吴起出门奔走，只为求得一官半职，然后大展宏图。结果家财散尽，仍未寻得仕途的门径，于是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家中，第一次追梦宣告失败。其实这也没什么，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就没有失手过一回呢？有位哲人曾说：“若你非要有了绝对把握才去做事，那么最终定然要一事无成——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把握这回事！”这话说得振聋发聩，不过有些人仍会为着自己的“安全”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自己的壳里不出来，不光不出来，还要极尽挖苦之能事，对敢于打破常规、追求自己梦想的人加以冷嘲热讽。吴起的乡里就有许多是这种牙尖嘴利的缩头乌龟。

一些关于吴起的难听的话渐渐传开了，吴起自然不可能听不到。家里的老母听了这些也整日地闷闷不乐。本来仕途不顺，家财散尽已然够叫人难受的了，谁承想回来后还要忍受这些风言风语。刚开始时，吴起并未理会，也没有为自己争辩。但那些人依旧不肯罢休，且风凉话越说越多。于是吴起有了计较。他抽出随身兵器，在一夜之间一口气连着斩杀了30多个无聊的长舌之人。兵器不光砍在这些死者的身上，事实上也砍在所有其他乡人的心里，所以怕惹祸上身的他们再也不敢多言了。

吴起在这几十人的重重围困之中，突然发威，抽出宝剑，将这群宵小砍瓜切菜一般杀个落花流水……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武林高手，真实场景也许是这样：吴起听得很烦，于是决定杀人止谤；杀谁呢？吴起在心里想了想那些在桥头树下对他指指点点的人，于是走出家门，一家家走访过去，一刀刀砍杀下去。可能是因为吴起学过击剑之术，而且行动迅速，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使得他得以顺利“完成任务”。

仔细想来，这的确叫人胆寒。胆寒的不是因为吴起杀了三十多人，而是他杀人之前谋划之冷静和杀人过程中执行之坚决。这人定然是个拿人命不当一回事儿的冷酷之人，否则怎会如此冷血？不过，我们也可以在此过程中看出他的将才。兵圣孙武虽将“仁”列为挑选将领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过这个“仁”说的乃是对自己人，对自己手下的士兵要仁慈，非如此不能令士卒效死命，对待敌人则不妨无所不用其极而加以打击迫害。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哪个功成名就的将军不是杀人无数，在身经百战的过程中练就了一副不恤人命的铁石心肠？因为在战场上，除了胜利，为将者必须将其他事置之度外。吴起成功地叫所有人都闭上了嘴，然而，满手鲜血的他在家乡也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告别老母，再次跨出家门。

“我吴起若不能位列卿相，就决不回卫国！”吴起跪在母亲面前，赌咒发誓，说罢一口咬向自己的胳膊，鲜血顺着手臂滴到地上。做母亲的最知道自己儿子的倔强脾气，于是也不做声，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等到他背着包袱的身影渐渐模糊，才叹息一声，转身关门。

最初，吴起拜曾子为师，向他学习儒术。就在他日夕揣摩学问之际，母亲的死讯传来，惊得他呆住了。吴起心里很想回家看看，可是封将拜相的誓言仍未实现，于是咬了咬牙，继续埋头到书本里去，没有回家给母亲治丧。这就是吴起，他不光能对别人狠下心来，也能对自己下得去手。曾子是孔夫子弟子中较能发扬儒门忠恕孝道的一个，他本身就是个著名的大孝子，这时知道吴起死了母亲，见他竟然仍像个没事人似的，不禁怒从中来，将吴起逐出师门。

“道不同，不相为谋”，吴起没有辩解，他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于是回到住处，收拾行囊，潇洒干脆地离开。

大概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长短，吴起知道曾子那一套君子的仁义礼数并不适合他，于是他转而来到鲁国学习兵法。不论是手持利刃地与人短兵相接，还是头脑中幻想着百万大军在战场上风云震怒一般地厮杀，都更能激起吴起体内的热血。“也许这才是我的归宿吧！”吴起自言道。

春秋更替，日月轮换，吴起对于行军布阵、帐内筹算这一套已然了如指掌，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没想到这机会马上就来到眼前。

这年，齐国兴兵攻打鲁国。鲁国原是周公的封地，齐国原是姜太公的封地。齐国沃野千里，又有渔盐之利，再经管仲一番整治规划，日渐强大，而鲁国却渐渐衰落下去。所以齐国打来，鲁国君臣上下都吓得没了主意。吴起却意识到这是自己一飞冲天的良机，于是毛遂自荐，请求拜将，领兵出战。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这时吴起请战，自然叫鲁君喜出望外。可是这种欢喜并未持续太久，就为疑虑所取代，因为鲁君听说吴起的夫人是齐女，因此怀疑吴起心向着齐国，此次若拜他为将，难免发生临阵倒戈之事。到时候鲁国受到内外夹击，则“国危矣”！鲁君踌躇起来。吴起在家早等得心焦，不知鲁君心里打得什么主意。“难道要眼看着这大好机白白溜过吗？”吴起皱眉。

后来，不知谁人报信，将鲁君的心事向吴起讲了个清楚明白。吴起于是再次面临抉择：一面是自己多年所求而不得的扬名立万、功成名就的大好机会，为了出人头地，他连母亲死了都没有回家，由此被老师逐出师门；一面是与自己朝夕相对、为自己做饭补衣的妻子，自己一心埋首于兵法和仕途，家里的一切都由她照顾。许多人也许会选择后者，但是，还有另一种人，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向自己最初的选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命运”的摆布，然而这命运之河不过是他们搭乘的顺风车——他们是准备随时上岸的，为了那个梦想，可以毫无保留地放弃现在手里的东西。吴起就是这种人，所以他自导自演了历史上最冷血最悲惨的一幕：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她的头颅割下，献给鲁君，以表明自己对鲁国的忠诚。

用任何语言来评说，不论是赞扬其对梦想矢志不渝，还是咒骂他毫无人性，都似乎显得有些无力，因为这就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的历史。接受了吴起妻子头颅的鲁君马上任命他为大将军，佩印将三军以抗敌。

好像自打稷下学宫开馆授课以来，齐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好逞口舌之利的眼高手低之徒。这次他们再次犯了这个毛病。他们认为攻打弱小的鲁国是轻而易举之事，而这时新上任的主帅吴起又派来使者，表示要与他们和谈。初听到对方使者请愿和谈时有所疑虑，但不久他们的疑虑就打消了，因为他们看到鲁国军队出来巡营者皆是老弱病残，一个个仿佛要被风吹跑的样子。看到这些不堪一击的兵卒，齐人彻底放下心来，于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己方随军带来的酒肉上。然而，就在他们狂吃烂饮到月上中天之际，突然被帐外的震天杀声惊醒，掀开帐幕，但见刺痛醉眼的遍地烽火，而鲁国大军正从己方大营的两翼杀来，其行动之迅速有若雷霆，其横扫之干净有如飓风，这哪里是一支老弱病残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这分明是一支剽悍勇猛的虎狼之军！齐人这才知道，他们已经中了吴起的计了。

原来，这一切是在吴起上任掌印之前就已经算计好了的。他当然知道，无论从国力上，还是从军队训练上，鲁军都没法与齐军相提并论，若在战场上列阵正面厮杀，保管不要一个回合，鲁军就要落个全军覆没的惨败，所以万万不可轻易出兵。《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吴子兵书》来看，吴起受孙子影响之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要取得胜利，就不能刀对刀、枪对枪地硬着来，而要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地背后下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示之以弱、麻痹对手的斗志，于是吴起派出求和的使者，又挑选营中老弱组成巡防军，就差没打出白旗向齐军求饶了。骄狂的齐军喝下吴起敬来的一杯又一杯的迷魂酒，自然就做了这酒下之魂了。

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事，吴起第一次出手，就大败齐军，赢了个满堂彩。然而，吴起的辉煌就照出了别人的黯淡，他的功劳就照出了别人的无能。于是谗言向鲁君飘来：“吴起这人，猜忌而又残忍……”将吴起生平干过的“坏事”娓娓道来，又说：“他连母亲死了都不顾，又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这样狼心狗肺的人，心中只有自己，会向任何人效忠吗？我国与卫国本有手足之谊，吴起在卫国老家杀人，我们却赐他帅印，重而用之，岂非为了一个吴起，抛却整个卫国吗？再者，在此乱世之中，我国本是一个小国，如今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齐国，岂非暗夜放光，引来诸侯注意垂涎？”这样分析起来，就算吴起的功劳再大，也别想在鲁国待下去了。当他孤零零一个人离开鲁国时，不知会否想起那些与妻子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刀锋向秦

其实在晋国之前，还有一个诸侯国也在历史的一声叹息中，悄然谢幕。这个国家就是姜氏齐国。战国时期引起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往往是诸侯国中的权贵凭借自己的地位威胁主上的权力，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被取代的国家便就此灭亡，齐国和晋国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早在公元前5世纪，齐国政权便落入了田氏贵族手中。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齐国不负众望，以一个崭新的强大的国家形象屹立在东方。齐国的实力放之天下，谁也不敢小觑，但是齐国君王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大国地位，他既要利也要名。

这种趋势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传统的中国版图上，只剩下八个重要的诸侯国。楚王国的君主早就称王了，而其余诸侯国的君主却依然沿用着公爵或者侯爵的称谓，代表着他们和周王室的附属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还是周天子的臣子，这种低下的地位让诸侯国的君主们心中很不平衡。特别是像齐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以及齐主的雄才大略，一个高于诸侯的国君地位是他目前最为迫切的需要。

公元前389年，在三晋的启发下，田和带着装满贿赂的大车来到了洛阳，觐见了周王姬骄。田和很顺利地得到了周王姬骄的诏令，册封他为齐国的国君。而齐国原有的国君姜贷的命运，便在这一纸诏令中被注定。整个天下，连周天子都不能挽救他，谁还能够力挽狂澜呢？姜贷的余生是在海边的一座孤独的小城中度过的，或许他是寂寞的，一个末世君主、亡国之人，其结局还能如此，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整个战国初期，却是激情飞扬的，十年之后，姜贷死去，姜氏齐国便灭亡了。

此时的齐国末主，并没有开始被放逐之时的那种落寞。或许是他看到了，这一切不仅是因为自己无所作为，更应了整个天下的大势。

齐国的田氏贵族羽翼日渐丰满，取而代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齐国不同的是，晋国的分裂很突然。曾几何时，晋国在周王朝封国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如果要论某一个诸侯国最有资格实现一统天下，必然非晋国莫属。

可是就在公元前376年，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姬俱酒被贬为平民，从此远离了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宫廷内院，也远离了人们的视线。晋国被韩、赵、魏瓜分的剩余物，也就是两座最后的城市，也再一次遭到了三个诸侯国的瓜分。

晋国宣告彻底灭亡。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出头，或者在他们的心里，做隔岸观火状所获取的利益更大。晋国只要一灭掉，天下便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之抗衡或者欺压他的国家了。于是乎，晋国如同一片枯叶在激流中沉没，没有引起半点涟漪。

当时天下最高兴的国家非秦国莫属。

在秦国初期，由于东方晋国和楚国的阻拦，秦国的数个统治者都将秦国举国之力用于开发西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在中原人眼中，都是不可教化的野蛮人，即西戎，后来还进一步发展成了义渠、匈奴。秦国和西戎的斗争都主要集中在军事上面，仿佛一向落后的秦国也认为，对付野蛮人只能用野蛮的方式。只是野蛮人的战斗力却是出奇的强悍，甚至还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公元前822年，秦国的一位统治者也被戎部落杀死。后来秦国在穆公之后，不断励精图治，终于接连打败戎。

秦国的强大超过了戎的想象，曾经和戎在一个平面上的竞争对手，突然便成长到了一个让戎仰视的高度。戎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最后一次有史可查的是公元前430年，这是戎部落对秦国的最后一次进攻。经过100多年的变迁，曾经以游牧为生的戎部落，大多数人开始定居，公元前315年，秦国顺势攻占了戎的25座城池——这一部落在生活生产方式上也被秦国同化了。

而秦国在彻底打击了戎部落之后，也将自己的战略重点转向了东方诸夏内部。一场关于战争和阴谋的历史大剧就此上演。

在秦晋之好的政治骗局下，秦国一度丧师失地。甚至连崤山、函谷关等战略要地也被晋国占据，从此，秦国的东大门便被晋国打开，只要晋国愿意，大可以长驱直入，直取秦国都城。

莫说夺取中原霸主地位，甚至连自保都不足，秦国知道函谷关绝对不容许在他国手中，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秦军也必定要夺回函谷关。

只可惜秦国只知道晋国不好惹，岂料连只有晋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魏国也是强势无比，秦国军队多次攻伐，都被魏国打得无还手之力。尽管秦国的军士意志坚定、攻伐果决，奈何整体实力比不上魏国军队。于是，秦国只能退而求其次，缩回头去养精蓄锐。

让秦国始料未及的是，魏国比之晋国竟然更加好战。在秦国的东边，本来就不多的肥沃土地，竟然遭到了魏国的不断骚扰和攻伐。眼看着秦国的局势危急，秦军拼死力战，如此使魏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一来形成了一种短暂的平衡。

魏文侯招贤纳士的名声早已传遍天下，于是吴起来到魏国寻梦。

子夏是卫国人，是吴起的老乡。史书上说吴起曾拜子夏为师，这应该是他被曾子逐出师门之后的事。吴起在曾子那里学的肯定是礼仪孝道，那么，他在子夏这里学到些什么呢？从子夏教出的这些学生来看（比方说李悝），他学的很可能是治国强兵之术。

“对于人才，寡人当然是倒履相迎、来之不拒，但不知这个吴起是否怀有真才实学呢？”魏文侯向李悝问道。

“吴起好名利、好女色，为人残忍刻薄，可是若要讲到陈兵列阵、决胜沙场，即使司马穰苴亲临，也未必能从他手底下讨到好处！”李悝一揖到地。

于是文侯召见了曾师承两位儒门大贤，又在鲁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吴起。

“先生可知寡人心里在想什么，为何要召见你？”文侯问道。

“君上心中所想的，乃是天地日月，地火风雷，乃是山川草木，乃是黎民百姓；君上意欲将百万之众，问鼎于天下！”吴起慨然答道。

“何以见得？”文侯笑了。

“君上之富，放眼天下亦少敌手。然则仍然四处猎兽，剥其皮用以制车做甲；冶炼的炉火终年不熄，二丈四尺的长戟与一丈二尺的短戟早已堆积如山。难道这些车甲兵器都是用来做摆设的吗？”吴起仰头向文侯看去，丝毫不避。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魏文侯当下开始问计吴起，求教治国用兵之术。吴起久旱逢雨，于是将胸中所学一股脑儿地向文侯献出。两人越谈越投机，文侯暗赞李悝果然没有看错人，于是拜吴起为将军，命他训练士卒。

魏文侯深知，如果放任秦国不管，而让魏国军队在外面大摇大摆地东征西讨，秦国很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魏国致命的打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担的责任之重。

将吴起派遣到与秦交界的西河，首先可以借助吴起的名声来震慑秦国。此时的吴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昔日在鲁国时，只是带着两万多老弱残兵便将强大的齐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秦国军队自然知道吴起的声名，虽然有心夺取函谷关，却一直按兵不动。其次，魏文侯对于吴起，从心底而言是存在着担忧和防范的。所以征战天下的大业，并没有交到吴起的手中。将吴起放在自己的后方，不仅可以人尽其用，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防范他。

魏文侯如是想，既然有这么两全其美的法子，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吴起并不是一个甘于屈居人后的人。此时的秦国，已然暂时摆明了放弃和魏国交锋，转而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兼并的事业中去。有此天赐良机，吴起自然不会坐等秦国壮大。

但是秦国的军力有目共睹，不是可以随便与之开战的。吴起苦思，该如何在不影响天下大势的同时，使得魏国更加强大呢？于是，历史上一支强大的军队出现了，它的出现源于一场浩浩荡荡、恢宏无比的改革。

魏武卒是怎样炼成的

一场改革的兴起，必将源于思想的变迁和整合。而正是在一次次的军事交锋和政治角逐中，吴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军事理论。

《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就集中著录了《吴起》48篇，可惜后来佚失，流传至今还剩下《吴子》6篇，即《图国》、《治兵》、《论将》、《料敌》、《变化》、《励士》，这应该是后人借着吴起的名声而作。当然，其中也继承了吴起大量的谋略和思想，吴起注重国家军事力量的加强，同时还争取国家和军队集团内部的协调与统一，一旦国家出现“四不和”，就只能止戈息武。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强调一个国家内部要“和”才可以出兵打仗；打仗之前军队内部要“和”才可以出征；出征列阵，每一个环节都要“和”才可以进战；具体到战场之上，军队作战相“和”才可以获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在《吴子兵法》的《国图篇》中也提到，对于士兵而言，如果知道君王能够爱其命、惜其死的话，即使碰到危难，将士也会以进死为荣，以退生为辱。如此，便能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早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被后人引为军事上的不朽概论。吴起在其军事思想中，也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在《料敌》篇中提出，了解和分析敌情，对整个战场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应变》篇中，吴起根据战场局势千变万化，随时根据实际调整战略部署的思想，论证了如何应对仓促迎敌，敌众我寡、敌人断我后路、敌人凭借险要殊死顽抗甚至是四面楚歌等战场情况。

此时的魏国，虽然表面看起来无比的强大，但是在军士的战力和勇力上，比之秦国的老弱残兵尚且有所不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吴起的眼中，不过是一句大话、空话。面对战场局势的千变万化，再完美的计划也赶不上变化，一支军队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完全依靠数量是不行的。相比于数量，其质量更为可贵。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要有优秀的将领和卓越的士卒，二者相辅相成，严格赏罚和训练，统一号令。

于是，训练魏武卒的思想，便在吴起的心中产生。

吴起认为，要让一个士兵安心地离开家园、离开父母、离开妻子儿女，就必须要免除其后顾之忧，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所依、有所仗，更要让军士齐心、奋勇杀敌。所以，吴起将魏军帐下的士卒家中的徭役赋税等全部免除，严格标准以选拔魏武卒。

正如一匹劣马无论多么拼死劳力，也不可能日行千里一样，一支素质不合格的军队，无论其士卒多么肯拼命，也无法达到战略目的。所以吴起开始挑选兵士，他要打造一支转战天下而不败的铁军。要想入得吴起的法眼，一个士兵的体力必须过硬，他必须在半日内跑完整整一百里。如果轻装上路，也许很多人都能进入吴起的军队。难就难在参加考试的人必须身着全身铠甲，另外还要背负十二石的弩弓（一石约合今天30千克，十二石就是360千克，不过这只是说弩弓的拉力，而非其重量，否则恐怕无人能够达标）、50支箭，还要手上持戈、腰上挎剑，携带三日口粮！即使在营养丰富、训练技术已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一个士兵要达成这样的任务也不容易，可以想见吴起的标准是多么高，又可见他心中对这支未来的铁军抱着多大的希望。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吴起还是挑选出了一些人。吴起当众宣布：“从今日起，你们家里的徭役和田宅租税全部免了！”欢声雷动。但他们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为吴起对他们的要求只会更严格，他们执行的任务也只会更危险。千锤百炼，这支队伍终于可以上战场初试啼声了——这就是战国初期名震列国的魏武卒。

吴起带兵，不辞辛劳，放着可口的美味不吃，空着华丽的帐篷不睡，而是与贫苦的士卒同吃同住。行军时，他留着车马不乘不骑，而他自己的粮食也像普通士兵那样亲身背在身后，兵士们看了，都觉这位将军与别个不同，他是“自己人”。但是，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个杀了自己的妻子来换取为将带兵之权的人，他心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温情，所以这都是吴起收买人心的手段。这些手段都见效了。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疮，吴起张开嘴巴，亲自为这位兵士吸脓，清理溃烂的伤口。这个兵士当时感动得热泪直流，而周围看着的兵士也都愿意为吴起以死效力。

但是，这个长疮兵士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反而号啕大哭，以头抢地。旁人不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吴将军亲自为他吸脓舔疮，你不觉高兴自豪反而哭哭啼啼，这到底是为什么？”她哭道：“你有所不知，他父亲也曾在吴将军麾下做兵士，他也曾生疮流脓，而吴将军也俯身为他吸脓舔疮，于是他作战时就只知有将军号令而不知有自己，一往无前地向前冲，最后战死沙场，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如今将军又为我儿舔疮，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收我儿的尸骨呢？”

带着练成不久的魏武卒，吴起出任了西河郡守一职。西河是秦、魏两国交界处，此前两国已经在此打了七八年的拉锯战，双方互有攻守，互有胜负。然而吴起来了，情形一下子得到改观，他不想再与秦人耗下去了，他要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西河之地划入魏国的版图，叫秦人永远不能染指。于是他不再纠缠于具体战役的枝节，而是首先布下全面的战略部署。他从少梁出兵，急行军，迅速攻占元里（今陕西澄城南面）、临晋（今陕西大荔东面），又守之以重兵，在这一片建立了永久的堡垒工事。而临晋前面就是秦国重镇栎阳（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境内），栎阳的正前方就是秦国当时的都城泾阳。对于秦人来说，吴起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这叫他们如何不心惊？

就在秦人为自己的生死忧虑纠结之时，吴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兵直取郑地。如此，吴起已在秦国土地上狠狠划了一刀，刀锋起处在北面的庞繁，收处即是南面的郑地，两地之间以东，秦国只剩下洛阴（今陕西大荔东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两个据点，它们当然不久便被吴起轻松收入囊中。至此，整个西河与秦人再无干系，而这距吴起戍守西河之日才不过两年。

失去了西河，也就失去了东进的机会，若不能将之收复，秦国将始终被困在西方贫瘠的土地上，被人视作夷狄而无法翻身。于是不甘心的秦人屡次发动反击，想要夺回西河，但均被吴起坚守击破。

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秦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集结了50万的大军向东杀来，最后在魏国重镇阴晋城外列阵布营，情势危急万分。不过，自以为必胜的秦人再次被吴起打个落花流水，输得非常难看。

原来，吴起不仅始终未曾放松魏武卒的训练，而且为了保持其高昂的斗志和士气，还亲自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激励机制。每次战胜后，他都请魏文侯在军中举办庆功宴会。这不是简单的庆功宴会，而是分成三六九等，正式如宫廷宴饮。首先，在战场上立了“上功”的兵士给请到第一排就座，他们的桌面上猪、牛、羊三牲俱全，且享用最贵重的金、银、铜等餐具；而立了“中功”的兵士则给安排到第二排，只能吃到猪肉，而且只能用铜餐具；最可怜的是那些寸功未立的兵士，他们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而其餐具也不过是些陶罐，他们只能坐在别人看也不看或者投以鄙夷眼色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那些立功的人满脸笑容地接受魏文侯的嘉奖，闻着他们觥筹交错之际酒杯激荡震散出来的酒香，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给人抛弃的孤儿。这还不算，宴会结束后，还在大门外对兵士的家属论功行赏，以嘉奖他们对家人投身行伍的支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吴起的这种激励办法一直持续了三年。三年之后，只要有敌人来入侵，那么入伍的士兵不待将帅的命令就自发地穿好甲胄，准备好武器，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自己能在下次的庆功大会上做到第一排，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这次秦国50万大军来犯，魏文侯也有些慌了，他问计于吴起。吴起却胸有成竹，他只是将从未在战场上立功的士兵里挑出5万人，准备用他们来对付城外的秦人。

果然，这5万渴求立功的士兵上了战场，就像是饿久了的猛虎突然看到肥肥的羊群，于是个个以一当十，拼力厮杀。士兵作战勇猛，吴起又指挥得当，两个条件加在一起，终于将秦军击溃。阴晋之战也是军事史上少数以少胜多战役中的著名例子。此后，吴起在魏国的战神地位无人可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