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商君陨落，变法余威仍在



战败就得搬家

秦国一天天强大，魏国却一天天削弱，秦国需要抓住机会对付魏国。秦孝公十七年，即商鞅第二次变法施行5年后，魏国大败于马陵，将军庞涓被斩，国力大衰。

第二年，商鞅献计献策，建议秦孝公趁魏国元气大伤出征魏国。魏国紧挨周国，是众诸侯争夺的焦点，一旦国力衰微，许多诸侯国便对其虎视眈眈。

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地理位置关键，对秦国而言，它就像心腹之患，如果秦国不吞并魏国，魏国就要灭亡秦国。

从地理环境看，魏国占据安邑，西有山川的险要作为护国屏障，东有肥沃的土地。魏国如果强盛，可以向西入侵秦国，如果疲弱，可以退守东边。

此时魏国刚刚败给齐国，实力大削，现在正是对付魏国的最佳时机，所以商鞅建议秦孝公出军，驱赶魏国到东边，抢占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势，以作为保护国家的屏障。

秦国在西部，土地没有中原的肥沃，还不时受到西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如果秦国想称霸中原，必然向东发展。在东方，魏国实力不小，首当秦国进军中原的要冲。无论如何，只要秦国向东发展，就必须搬开魏国这块大顽石。

前些年，秦国屡受魏国侵扰，因为魏国害怕秦国向东发展。经过改革，秦国实力大增，必然会对正在衰弱的魏国垂涎不已。

秦孝公很倚重商鞅，所以再次命商鞅领军征战。商鞅是文官而非武将，秦孝公两次都让商鞅带军出征，可见秦国缺乏大将。商鞅不是将军，不擅打仗，让他领兵征战，他只能凭智谋取胜。

魏国曾经败给商鞅，听说此次又是商鞅领大军入侵，于是派公子卬领军迎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国是昔日的大国，大军开动，仍然军威严整，气势骇人。

两军相遇，魏军布阵严谨，法度大开大阖，很有大国风范。秦军将士勇猛异常，人人精神抖擞，渴望擎旗斩将，杀敌立功。然而，秦军布置松散，没有使士气扭成一股绳，几乎是各自为战。

放眼秦军，只见兵将的个人勇猛，不见整体的军威。商鞅看见魏军威武严整，如同一片千年古林，立刻寻思用计。

利用曾经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的经历，商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军主将公子卬。商鞅说，他和公子卬交好，两人都是主将，不忍心互相攻杀，希望见公子卬一面，杯酒言和，尽兴而欢，兴尽而散。

刚刚败给齐国，又得罪其他诸侯国，魏国如果同秦国开火，相当于引火自焚。如果其他诸侯国利用魏、秦大战之机，趁火打劫，相续出兵攻打魏国，魏国就会灭亡。

挑衅者主动言和，公子卬求之不得，便一口答应。

此次秦国大军出动，耗费不小，商鞅当然不会仅凭感情因素就轻易撤军，何况他一向讲究的是法和理性。再说，当年公叔痤举荐商鞅，魏惠王有眼无珠，罢而不用，这点伤已经清除了他对魏国的怀恋。

公子卬爽爽快快地前来赴宴，连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面对敌人，应该时刻警惕着，如果稍稍放松，必然犯下不可补救的错误。商鞅与公子卬在座上饮酒叙旧，暗地里却已经布置大将冲击魏军。公子卬相信商鞅，遭遇的却是商鞅的扣留。

主将被扣留，生死未卜，面对秦军的突然攻击，魏军大乱。如果单个作战，魏军士气不如秦军，只会输，不会赢。魏军威武骇人的军阵被冲乱后，秦军大举杀入，如虎狼扑入羊群，横行无阻，所向无敌。商鞅的法令强调，斩杀敌首者能被封功拜爵。为了功名爵位，秦兵作战个个勇猛无比。

魏惠王见魏军大势已去，于是请求割地议和。主将无谋，国君懦弱，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秦孝公要求收回河西之地，魏国同意归还。

占据河西之地，一切如商鞅所料，秦国争霸中原的大门被叩开了。河西之地指黄河以西地区，秦国占有后，离魏国更近了，魏国的首都安邑就非常危险。

如果秦军渡过黄河，安邑必然一鼓而破。一旦都城被破，魏国必然彻底消失。秦国就如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占据高岗，随时都可能扑向安邑。

面对强敌，魏惠王无能，只会隐忍退让。割让河西之地后，魏惠王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东迁都。魏国这次将都城迁到了边远的大梁。因为迁都一事，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

魏国先败给齐国，接着再败给秦国，原本就与魏国有恩怨的其他诸侯国很想趁火打劫，恨不能生吞魏国。势力衰弱后，原本处于中原宝地的魏国感到背腹受敌，西有如狼的秦国，东有如虎的齐国。衰弱的魏国，已经陷入生存的困境，向西要挨打，向东也要挨打。

生存在激烈竞争的战国，如果错失人才，就等于丢弃了自己的未来。魏国抛弃商鞅，一个大国立刻衰落；商鞅辅助秦孝公，一个大国迅速崛起。商鞅的生存证明了一个道理，人才强国。

面对秦国的崛起，魏惠王说了一句伤感的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史记·商君列传》）

秦孝公收回河西之地，万分高兴，封商鞅於、商之地。古人爱以地名称呼人，商鞅中的“商”就来源于商地的“商”。

儒家与法家的对话

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收效甚大，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变法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商鞅辅助秦孝公这些年，皇亲国戚十分痛恶，恨不能生食其肉，活剥其皮。

作为改革家的商鞅得罪社会上层，作为刑罚家的商鞅惹怒社会下层。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商鞅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如果秦孝公撒手西归，商鞅就会失去靠山。

商鞅掌权后，有很多人向商鞅推荐人才，孟兰皋曾向商鞅推荐赵良。商鞅见过赵良后，认为赵良是个可造之才，表示希望结交。然而，赵良很谦虚地拒绝了，理由是孔子说过，只有推荐贤良，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才会入世为官；如果辅助国君的不是贤良之人，即使国君成就霸业，受到人民拥戴的圣人也会引退。

这一席话，分明秉承儒家思想，叫商鞅怎么听得进去？赵良还说，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职位就是贪位，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名誉就是贪名；如果领受商鞅的盛情，他就是贪名、贪位之人。

商鞅愿意结交赵良，意思是希望赵良入朝为官，赵良不但一口拒绝，还说出隐射商鞅不贤的话，商鞅自然能够听出其中的言外之意。

听出赵良的言外之意后，商鞅开门见山，问赵良是否不喜欢他对秦国的治理方式。赵良是儒生，说话含蓄委婉。他说，能够听从他人意见的叫聪，能够自我省察的叫明，能够克制自我的叫做强。

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商鞅大刀阔斧、一意孤行，因此得罪不少权贵。赵良这么说，是希望商鞅反省自我，克制内心的冲动，听取他人的意见。赵良还引用虞舜的话，希望商鞅做一个谦虚的人。赵良一番劝谏，用心很好，却完全不符商鞅的脾性。

如果商鞅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使秦国富强。作为改革家，商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不可能放缓改革的步子。

事实最具有说服力，一系列事实皆能证明商鞅的功绩。改革前，秦国的习俗与戎狄相仿，父子一家，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经过改革，百姓知道男女有别，分室而居，勤于耕种，习于战争，民富国强，国家实力能与齐国和魏国等大国相抗衡。

在秦国历史上，五羖大夫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称霸，百姓交口赞颂。商鞅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强国，自认为功绩能与百里奚相媲美，因而问赵良他与百里奚相比，谁的功劳更高。

儒家重视仁德教化，商鞅拿自己与百里奚相比，正合赵良的心意。赵良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千万人的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位正直之士的正义直言。周武王广开言路，吸取不同的声音，国家昌盛；商纣堵塞忠臣之言，偏听偏信，致使亡国。如果商鞅想听真话，应该先免除正直之人因敢言直谏而遭受的刑罚。

当时的秦国，有一条法令，禁止百姓私下议论变法。赵良害怕受罚，在说真话之前事先言明。

商鞅说，好听的话都是虚假的，真实的话就如良药，虽然苦口但有助于治病。如果赵良能够整天正义直言，这有助于他的发展，他更应该结交这样的朋友。

既然可以免除直言后遭遇的处罚，赵良开始义正词严地说道，百里奚起于贫寒，听说秦穆公招纳贤士，不惜卖身为奴，给人喂了一年牛。秦穆公听闻后，用五张羊皮为他赎身，提拔他位居万人之上。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期间，讨伐过郑国，出征过楚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这都是他的功绩。百里奚以德服人，施行教化，巴国前来纳贡，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前来投奔的贤人更多。

更令商鞅望尘莫及的是，百里奚在位期间，行不坐车，迎寒风，冒酷暑，只身走遍全国，与百姓同甘共苦，因而百姓爱戴。百里奚有恩于秦人，他死后男女老少痛哭流涕，全国哀悼。守丧期间，小孩不唱歌嬉闹，正在舂米的人悲哀得发不出相应的呼声。

赵良善言称颂百里奚的仁德，目的是与商鞅的酷刑相比。首先，商鞅靠阉人景监推荐，名声不好；其次，他不为百姓谋福利，而是大兴土木，建造宫室，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最后，刑罚过于严苛，视百姓如草芥，大胆惩治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既激犯众怒，又得罪权贵。

儒家深信百姓是可造之材，应该教化百姓而不是命令百姓。在儒家看来，教化能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级的行为比接受命令办事更为有效。商鞅以严刑峻法推行变法，违情背理，积累的诋毁过多。

商鞅被封於、商之地后，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淫威日甚，权贵已经被商鞅逼上绝路，此举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公子虔鼻子被削后8年闭门不出，公孙贾满脸墨汁，变得面目狰狞。商鞅一味严刑痛罚，大失人心。

为了改革，商鞅得罪权贵，招致的怨恨很深。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商鞅出门身后会有十多辆坚车跟随，伴有无数全副武装的武士保护。如果保护措施缺失，商鞅绝不敢出门。商鞅的出行与百里奚的出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商鞅已经陷入“积毁销骨”的困境。

赵良的意思是，商鞅已经命如朝露，劝他急流勇退，归还秦国的封地，辞官归隐。如果商鞅不及早引退，一旦秦孝公撒手西归，失去保护的商鞅一定会遭人报复。

人生有很多悲剧，其中一个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赵良分析有理，细致入微，将整个秦国的局势都说清楚了。然而，商鞅的目的是辅助秦孝公称霸中原，不会适可而止，更不会激流而退。

在商鞅心里，他的事业刚刚开始，变法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让他跨完第一步就停止，绝不可能。

商鞅用锐利的眼光盯住远方，却不知道他身居柴薪之上。一旦柴薪起火，他必然魂归西方，身飞天外。

成功的改革，失败的改革家

赵良与商鞅谈话5个月后，秦孝公便辞世了。秦孝公惜别日渐强大的秦国，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仿佛看到了商鞅的黄昏。秦孝公需要商鞅，商鞅更需要秦孝公。没有商鞅，秦国不会迅速崛起；而没有秦孝公，商鞅的变法必然无法推行。

秦孝公死后，太子惠文君顺利登基，人称秦惠王。商鞅曾经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公子虔和老师公孙贾。公子虔记仇心重，他依仗新国君，纠集了一帮党羽诬告商鞅造反。商鞅改革得罪了很多权贵，甚至差点问太子的罪，所以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在人治国家，君王的好恶能决定一切。曾经被触犯利益的权贵对商鞅深恶痛疾，秦惠王对商鞅也无好感。既然公子虔等人状告商鞅，秦惠王便顺水推舟还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他受罚的情，下令逮捕商鞅。

靠山倒了，商鞅四面楚歌。秦惠王与公子虔等是站在一条船上的，如果束手就擒，必然等于自寻死路，所以商鞅决定逃亡。

逃到边境时，已经是傍晚。疲惫不堪的商鞅打算在旅店住一夜，明日再行。商鞅虽然在秦国的名气很大，但百姓都只知其名不识其人，边境的百姓甚至只知道变法而不知何为“商鞅”。

店主人问商鞅有户籍等相关证件没有，商鞅傻眼了。他第一次变法时严格管理户籍，以“伍”和“什”为单位编制户籍，目的是让人民落地生根地在本地勤耕苦种，练习战斗。经过变法，秦国人口的流动性很小，百姓不得不安分守己。逃亡匆忙，商鞅没带相关证件。店主人说，商鞅严格规定，如果接收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家要被惩处。

法令十分严苛，就算店主胆子极大，敢让商鞅住店，他的邻居也不敢不告发，因为不告发将被惩处。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百姓人人自危，不敢犯法，也不敢容许与自己同“什”的人犯法，因为要受牵连。

面对严格遵守法令的店主人，商鞅没感受到改革成功的欣喜，而是举目视天，慨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

面对拒绝，商鞅终于知道他的变法过于严苛，完全剔除人性和人情。面对一次拒绝，商鞅就发出如此痛心的慨叹。变法实施十多年，这期间受到变法的刚硬锐利所伤害的人更不少，他们的感悟更深，怨恨更浓。

商鞅见事已至此后悔无用，知道最关键的是逃命。只要他能够争取留下青山，就一定可以重新再来。西边是秦国的地盘，如果往西逃，还没逃出秦国就被抓捕了。

天地茫茫，何其广阔，然而没有商鞅的立锥之地。作为志向远大的改革家，改革的成果却背叛了他自己，商鞅内心百感交集，急切间说不出所以然。

秦国背恩忘义，商鞅又气又急，慌不择路，竟然逃向魏国。就地理位置而言，魏国离秦国很近，逃入魏国最方便。然而，为了秦孝公的帝王大业，商鞅屡次领兵攻打魏国，甚至用奸诈的手段骗捕公子卬，害得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

魏人厌恶商鞅奸诈，闭门不纳。看着紧闭的城门，商鞅仿佛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已经腐朽了。

后有追兵，前路被断，商鞅转头逃向其他小国。商鞅前脚刚走，魏国突发奇想，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逃犯，不遣回会得罪强秦，于是强行遣送商鞅回秦国。

魏国这么做，首先是怕秦国借此生事，再次挑起战争。经过商鞅变法，魏国远非强秦的对手，不敢招惹，只求极力讨好。其次，商鞅不是普通人，他逃往其他国家后，倘若受到重用再次推行新变法，魏国的强敌就又多一个。

魏惠王曾经不听从公叔痤之言被秦军大败，后悔莫及，恨不能杀了商鞅。现在有弥补的机会，魏国决定借强秦的手诛杀商鞅以泄心头之恨。

秦孝公死后，当时的天下没有一位君王知道善用商鞅，这是商鞅的悲哀，也是君王的悲哀。

被强行遣送回秦国后，商鞅知道逃亡行不通。他当机立断跑回商邑，起兵造反。秦国的军队是商鞅训练的，战斗力很强，商鞅不敢贸然攻击，而是率领商邑的部属北上攻击郑国。郑国是一个小国，朝中无人，军中无将，很容易攻取。

然而，秦国死死紧追商鞅不放。商鞅攻打郑国，秦军赶上后攻击商军。商邑的部属本就不多，面对秦军的狂攻猛打，队伍难以抵敌，被碾压为齑粉，商鞅战死。

郑国黾池一役，商鞅真正体悟到秦国军队的勇猛。前几次领兵作战，商鞅与秦军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只看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没能亲身体悟。直到战死，商鞅才亲身体悟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

为了泄恨，权贵车裂商鞅的尸体示众。车裂之刑，就是将受刑者的头颅和四肢分别拴缚在一辆马车上，时刻一到，行刑官一声令下，马车夫同时扬鞭策马，五辆马车朝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奔，人的身体当即被撕裂。

连坐法害苦了秦国百姓，商鞅也深受其害。秦惠王依照商鞅的逻辑行事，诛灭商鞅全家。司马迁说：“商鞅天性薄情寡恩，刻薄残忍，行事凶狠，不留余地，最终被恶名害死。”

改革家死了，但改革的成果仍在，秦国在改革成果中继续向前发展着。

柳下惠的弟弟

自春秋时期起，地处四战之地的郑国，屡屡被晋国、楚国等攻打。由于势力弱小，为了求得生存，郑国被迫不断向其他大国纳贡，而同时，郑国统治者生活也非常奢侈腐化。为了满足大国的索求和自身腐化生活的需要，郑国统治者肆意盘剥人民，后来不堪忍受重负的郑国奴隶终于起来反抗了。周景王二十三年，郑国奴隶在萑苻泽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当时，数千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对峙，后来，郑国派出了子大叔率兵前往镇压。由于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奴隶们虽顽强坚持，却最终未能取得胜利。这场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人民反抗战争。后来虽然中国由奴隶制逐步发展为封建制，但是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所以，起义之火还在继续燃烧。

盗跖，原名柳展雄，又名柳下跖，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名臣柳下惠的弟弟，盗跖是后来的统治者给他的骂名。约公元前475年，他领导一支9000人的队伍发动了起义。

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声势非常浩大。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社会，期望达到的是人人“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生活。而此时的统治阶层却不耕而得食，不织而得衣，利用盘剥百姓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代表被盘剥的劳动人民痛骂统治者。孔子劝他模仿圣人的做法，解散他的武装力量。柳下跖听完孔子的一番劝告之后，痛斥孔子，说孔子所说的那些，都是他所鄙视和厌弃的，并让孔子赶紧走，不愿再与孔子多说话。他率领的起义军非常勇猛，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他攻城池，救奴隶，杀贵族并没收贵族的财物，各诸侯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描写柳下跖的，说他夺取富人财物的时候，总是能确切地知道库藏的财物；行动的时候，总是冲在前面，非常勇敢；撤退的时候，总是留在后面，非常义气；有判断时机的能力，非常聪明；胜利之后能平均分配胜利果实，非常仁义。他的义军活动范围很广，从泰山以南的鲁国到西面的齐国、晋国，都曾经留下过他以及他领导的义军的身影。但是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这场起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柳下跖也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荀子赞扬柳下跖为“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率领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打楚国，在垂沙联军大败楚军，楚国主将唐昧被杀害。垂沙之战时，庄蹻率领手下军队举起义旗开始带领人民起义。他的起义队伍非常勇猛，在天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甚至曾一度攻下楚国国都郢。面对他的进攻，统治阶级毫无办法，《韩非子》中说：“庄蹻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可见当时他所带领的义军给楚国统治阶层带来了多么沉重的打击。他将楚国的统治区域分割成了好几块。后来，可能是考虑到当时楚国的形势实在禁不起内忧外患，所以庄蹻选择了撤军，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使楚国结束了一场内乱，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外部势力的威胁。庄蹻被招抚并不是被个人利益所迷惑，而是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古书中虽然将庄蹻称为“大盗”，但是在追随他的义士心中他却无疑是一位非常英明仁义的领袖。

很多时候，“盗贼”只是统治阶级对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污蔑。据史书记载，战国时“盗贼横行”，“聚群多之徒”，可见当时人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有多激烈。人数众多的队伍常常隐蔽起来，趁统治阶级不备，跳出来给他们致命一击。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这种深得无法化解的矛盾，其实也是由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引起的。

据《管子·大匡》记载，战国时魏国的农民在收成一般的年份要向国家交高达十分之二的田税，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也要交十分之一的田税。而如果收成好，税收的比例就高达十分之三了。田税只是名目繁多的税收中的一项，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税。据记载，商鞅变法规定所收的“口赋”在成年人中间征收，而且是按人头征收的，税额非常重。另外，还有各种关税、市税，甚至连宅园、牲畜都要收税。有人说，这一时期的赋税有古代的二十倍之多，农民收入的一半都作为税款被统治者搜刮了。

除了重得令人不堪忍受的赋税以外，由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兵役徭役也非常重。战国时期，征发徭役不仅限于男子，女子和老人小孩儿有时候也会被征发。据《战国策》记载，楚国大将昭常誓与他驻守的防齐阵地共存亡，他征调了30多万人修筑防御工事，从刚成年到60岁的男男女女都被征调到了楚国东部地区，除了构筑防御工事之外，很多女子和老人甚至也加入到了守城的行列中。由于战争的需要，男、女、老、幼都被征发参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战争除了造成大量的伤亡以外，田地无人耕种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也是很大的问题。军队不可一日无粮饷，而粮饷从何而来？只能是加重赋税，从人民身上去搜刮。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仍然可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但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他们“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处境十分悲惨。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生活状态差别太远了，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无法避免，一触即发。

尽管各国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都制订了很残暴的惩罚制度，但是依然无济于事。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起义之声自然也就此起彼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