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朝鲜爆发反日示威游行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变本加厉地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朝鲜各阶层人民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斗争。1919年1月22日，传出被日本废黜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熙被毒死在德寿宫的消息，激怒了朝鲜各阶层群众，成为爆发反日爱国运动的导火线。李熙，原名载晃，字明夫，即位后改名李熙。李熙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子。1864年以王室旁支身份即位，成为新任朝鲜国王。

由于在许多朝鲜人眼中，被日本人废黜和长期幽禁的前朝鲜国王李熙是朝鲜复国的精神支柱，因此，李熙也成为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必欲除之而后快。

李熙于1897年即大韩帝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是让李熙充当日本的傀儡。不过，李熙这个大韩帝国皇帝胸怀大志。他见日本实际已做上了太上皇，心里很不自在，便暗地里联络欧美势力，企图摆脱儿皇帝的处境。1905年，日本与俄国又交起火来，李熙乘机活动，争取朝鲜的独立。结果，俄国吃了败仗，寻求独立的李熙碰了壁，没办法，只好逃到俄国大使馆里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熙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整天唉声叹气。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熙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吁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

日本驻朝鲜总督长谷川得知密使是李熙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熙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熙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坧的太子来做儿皇帝。

被废的李熙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熙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熙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

李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熙平日最喜欢喝红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埃及发生华夫脱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乘机闹事。长谷川想，李熙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熙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

于是，日本决定把李熙这个心腹之患除掉。

1919年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熙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杯红茶。李熙恰巧此刻口干，顺手接过茶饮了一大口。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

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熙已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儿，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熙是得急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

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熙因患脑出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熙举行国葬。

李熙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熙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下了剧毒砒霜。长谷川自认为这事做得机密，绝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李熙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秉熙拍案而起，联络数十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秉熙，并与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

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

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了，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赶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

集会过后，30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

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

日本强盗滚回去！

朝鲜独立万岁！

游行的队伍像澎湃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拥向停放李熙灵柩的德寿宫前祭奠。在爱国群众的感召下，一部分朝鲜巡警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长谷川见时局危急，急忙派大批驻朝鲜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前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这一天，在平壤、南浦、安州、宣川、义州、元山、仁川等地也发生了群众示威和暴动。

在开城，3月3日上午，有200多名学校女生，排队高唱赞美诗和独立歌，不多时就聚集了3000多人。到了下午，许多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加入队伍，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

不仅如此，朝鲜各地还兴起了停业、罢市、罢工、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

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起义活动一开始就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3月1日当天，日本原敬内阁急忙训令长谷川：“这次事件需要把它说成是轻微问题，然而实际上要严格处置，以防再次发生。但要充分注意，外国人最注意此次事件，不要招致苛刻的批评。”

至4月，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断然处置”措施，并增派6个营的兵力和400名宪兵去朝鲜。长谷川最后发布命令：“动用全部兵力尽力镇压！”他还授权警察任意搜查、逮捕朝鲜爱国群众。

在镇压过程中，日本侵略者露出本性，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虐杀朝鲜人民。日本军警到处用军刀或铡刀砍掉起义者的头颅，在街上示众；把爱国者绑在街头十字架上，往四肢钉铁钉，把他们活活折磨致死。

在令人发指的“堤岩里屠杀事件”中，日本军警把村内的基督教徒30余人押进教堂并封锁出口，接着向教堂开枪扫射。

此时，一名妇女把自己的婴儿举出窗外，央求免孩子一死。但是，日军却用刺刀刺入婴儿的头颅，使其当即死亡。

接着日军纵火焚烧教堂，将这些平民活活烧死。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但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掩盖称：没有杀死一个人，只有两个人受了重伤。

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日本血战到底的决心。

朝鲜“三一”运动是一场全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虽然属于自发斗争，缺乏统一领导，加上力量对比悬殊，遭到失败，但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迫使日本不得不撤换总督，将“武断政治”改为“文化政治”，在经济上做出某些让步。

经过“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工人阶级开始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1920年，汉城出现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共济会。以“三一”运动为转折点，朝鲜开始进入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

中国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此消息传到中国后，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

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抗议，在4月30日签订了《和约》，即《凡尔赛条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送日本。

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4条办法：

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是定于1919年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北京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市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由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印度进行驱逐殖民者斗争

在南亚，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和资源，有150万人参战。它的军费负担在英帝国范围内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

1919年3月18日，殖民当局颁布一项由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制定的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法案。该法案授予总督特别全权，可对认为有颠覆嫌疑的人加以逮捕、搜查，不经审讯予以监禁，被捕者不得请律师辩护，从而激起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抗议，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从3月30日起，德里及全国主要城市举行罢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撤回这一法案。英帝国为了扑灭席卷全印度的群众抗议斗争，于4月13日，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对5万多名集会群众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当场有1200多人被杀害，2000多人受伤。印度举国为之震惊，反帝斗争进一步高涨。在旁遮普省，人们焚烧政府机关和建筑物，与警察发生冲突，两天之内扩展至50个城市和地区。

工人罢工，农村骚动，超越了当时国大党主席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由于甘地下令制止，群众反帝斗争在4月18日暂时平息下来。

1920年3月，殖民政府发表关于“阿姆利则事件”的调查结果，为造成这一惨案的现场指挥人开脱罪责。这再次引起印度人民的极大不满。

1920年秋，国大党通过甘地提出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规定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拒绝在法院和政府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普遍拒绝纳税等。

自此，全印度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抵制1920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1921年2月的中央立法会议。殖民当局严厉镇压，自1921年11月至1922年3月，交法庭审判的政治犯19498人，其中15337人被判刑。

由于殖民地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合作运动越来越超出非暴力的界限。不少地方的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夺取粮食，拒绝缴纳地租。

印度工人运动也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惶恐不安。

1929年3月20日夜，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各大城市逮捕了31名印度著名的工会领袖和一名英国记者。

被捕者中有印度工会大会、红旗工会、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全印铁路工人联合会以及联合省、孟加拉省等地的工会联合会的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

殖民当局把他们押解到德里东北一个远离工业中心的小镇密拉特进行审判。检察官依据刑法提出公诉，指控被捕者“图谋使国王丧失其对印度的统治”、“图谋借犯罪力量以颠覆印度政府”，证据是他们“煽动劳资对立”、“成立工农党、青年联盟、工会等”及“怂恿罢工”。

高等法院审判官认为，被告并无从事任何明显的非法行为。而检察官则宣称：“就本案而言，证明被告是否确曾有何行动是不必要的，只要能证明阴谋就够了。”殖民当局故意把这种没有证据的审判拖了3年半之久。

印度人民也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全印度和各大工业中心城市都成立了辩护委员会，印度各地一再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国际进步舆论也纷纷声援受审者。

关于这次审判，英国工党和工联大会在1933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承认：“整个审判和法院的一切情形，从法律观点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正确的，而是可耻地违背了法典。”

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宣布1月26日为独立日。

1930年3月，甘地开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以后，印度掀起了反英斗争的新高潮。

4月18日，孟加拉省吉大港的群众在市中心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晚，苏尔贾亚·森领导的“吉大港印度共和军”袭击英国军火库和警察营房，杀死卫兵多名，发动了武装起义。吉大港人民起义被镇压，“共和军”几十名成员和主要领导人被逮捕和审判。

1930年4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印度国大党的几乎全部领导人，这更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4月20日，印度西北边省的中心白沙瓦开始了不合作运动。大批农民和季节工人聚集到白沙瓦举行示威游行，工厂、机关、学校都停工停课，到处举行反英集会。由于军警向群众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

23日晨，白沙瓦市一队游行群众阻拦了押送被捕者的卡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于是愤怒的群众把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他们烧毁英军的装甲车，筑起了街垒。

在起义群众的影响下，第一皇家哈尔瓦团两个营的印度教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并把武器交给起义者。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急忙将军警撤离白沙瓦。起义群众控制白沙瓦达两个星期之久。

白沙瓦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起来支援。5月3日，在旁遮普和其他省份的各大城市举行了“白沙瓦日”。边境部落的锡克人和巴克人还组织了志愿队伍前来增援，但遭到英军的截击。

5月8日，孟买省纺织工业中心绍拉普尔市的人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警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示威的群众立即予以反击，于5月8日当天举行了起义。

英国殖民当局唯恐起义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急忙调动了约2000人的英国军队向起义者反扑。起义的群众坚持战斗数日，5月16日，起义政权的成员被捕，起义队伍最后被镇压下去。

绍拉普尔起义是印度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冲破了“非暴力”的束缚，鼓舞了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

1931年1月26日，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释放。英总督与其会谈，3月5日签订《德里协定》，国大党停止了不合作运动，同意参加新的圆桌会议。

9月7日至12月4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圆桌会议。甘地作为国大党的唯一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提出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要求，遭到英国拒绝。加上对居少数地位团体的代表权等问题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达成协议。

1931年12月28日，英国和印度关于印度政府前途的第二轮会谈因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完全独立而宣告失败。英国政府愿意给印度一个有限的主权，即让印度掌管政府各方面的财务。

圣雄甘地代表全印国民议会参加会议。除完全独立外，他拒绝接受任何条件。会议的不欢而散导致印度的又一番混乱，当局采取新的步骤镇压独立运动。

1932年1月4日，新的一年刚开始，印度的独立运动就受到挫折。在伦敦举行的印度会议于1931年12月1日休会，双方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这一次伦敦会议失败之后，甘地通过国民大会党向英国驻印度新总督弗里曼·汤玛斯·威林顿爵士提出他们一贯的要求，威林顿态度强硬，并威胁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甘地激励印度人加强不合作运动，拒绝购买英国一切货物。

结果英国人在印度第一次骚动之后，逮捕了所有反对派的领袖，还对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发出禁令。印度全国都设置即决法庭，这种法庭可以判决死刑或放逐。

1932年11月15日至12月24日，举行了第三次圆桌会议。只讨论了次要问题。3次圆桌会议没有达成积极的成果，但为英国政府和议会制定《印度政府组织法》提供了材料。

土耳其的全民抵抗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是一个日趋衰败的封建性帝国——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站在同盟国一方参战，实际上已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

1910年10月30日后，英法意等国军队进驻土耳其，希腊军队在1919年5月占领伊兹密尔，土耳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土耳其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核心人物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军官组成。其领袖人物凯末尔历任军长、集团军司令，是一位爱国将领。他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也称“凯末尔革命”。

1919年5月，凯末尔着手组织全民族抵抗运动；7月和9月，两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民族主义者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尼亚保护权利协会；大会选出了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

这时，凯末尔党人还没有公开反对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已经成为英国傀儡的苏丹，而是推动苏丹政府召开土耳其议会。同年年底，以安卡拉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0年1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会议上，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议会多数，从而使议会通过实现土耳其统一、独立和自由的《国民公约》。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但是，苏丹政府在英国的唆使下，竟然解散议会。

凯末尔于1920年4月间在安卡拉召开新的议会，取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政权，选举凯末尔任主席。

1920年6月，由英国装备的希腊军队进攻安纳托利亚腹地。协约国列强逼迫土耳其苏丹政府在8月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色佛尔和约》，对外国干涉军进行英勇抵抗。

凯末尔政府在1921年与苏俄签订友好条约。依靠人民支持和苏俄援助，土耳其屡屡击败外国干涉军。还利用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与意大利、法国签订协定，争取他们同意从土耳其领土上撤军。

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国民军和农民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英国、希腊等国的侵略军。

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击溃希腊侵略军，在9月间收复伊兹梅尔并进军伊斯坦布尔，苏丹乘英国军舰逃往马其他岛。

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1923年7月，土耳其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签订和约，废除《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保持了土耳其疆土的完整。外国的财政监督和领事裁判权都被解除。至此，土耳其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任总统。新政府一成立就着手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务，以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1924年3月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决议。1924年3月，撤销了宗教与宗教基金事务部，封闭了伊斯兰教会学校，废除伊斯兰教法院，并筹备制订新法典。

最为重要的是，土耳其于1924年4月20日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新宪法不仅从根本上确定了国家的共和国体制，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划分，同时赋予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土耳其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改革，如发展民族经济；废除伊斯兰教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以资产阶级的民法和刑法代替伊斯兰教法规；扩大世俗教育；给予妇女在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以一定的平等权利，废除陋习等。

后来，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党的党纲，把凯末尔主义概括为6项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从总体来说，凯末尔革命起到了振兴土耳其的作用。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土耳其完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胜利的一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北非民族的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各地，主要是北非开始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尤以1919年至1922年埃及反英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最大。

英国在1914年12月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为借口，宣布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将埃及作为它的“保护国”，对埃及进行掠夺和压榨。

1918年11月13日，埃及民族运动领导人会见英国高级专员，提出准许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

他们在当天组成7人代表团，准备前往伦敦与英国谈判。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委任书”，谋求人民认可他们作为民族的代表同英国谈判独立问题，在至11月23日的10天之内，即征得10万人签名。

英国不仅坚决拒绝代表团的要求，而且还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代表团发起的抗议运动，逮捕和流放代表团的领袖人物。

1919年3月9日，开罗高等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有300名学生被捕。随后两天，更多的学生参加示威，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学生在行进中与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从3月14日起，反英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埃及城市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进行武装起义。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埃及国家机关陷于瘫痪。殖民当局无法恢复控制，被迫于4月8日释放代表团的代表。

1919年12月，英国派出特别代表团赴埃及调查“三月起义”原因，寻求维护其利益的解决方案。代表团在1920年8月提出一项名义上取消保护制度，实际上保留英国占领的条约草案。

这个草案公布后，再次引起埃及各阶层愤怒抗议的风暴，并致使谈判破裂。

1921年4月，一大批人退出代表团，主张与英国妥协。其主要领导人仍坚持斗争，扩大新的成员。

同年12月，殖民当局又将代表团领袖人物逮捕流放，引起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一些城市起义，但农民没有参加这次起义。由于代表团的分裂，起义规模小于“三月起义”，而且英方事先早有准备，迅速将起义队伍镇压下去。

英国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统治埃及。1922年2月28日，被迫宣布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单方面承认埃及独立，同时附有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等4项保留条件。

尽管附有种种限制，埃及人民的斗争毕竟赢得了英国殖民者的一定让步，同意承认埃及在形式上的独立。

1923年，英国准许被流放的代表团领袖返回埃及。代表团成员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总共215席中的188席。1924年1月，组成埃及第一个民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