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格鲁乌王牌特工



组建情报网刺探德军军情

要了解尚多尔·拉多，就不能不先了解格鲁乌。“格鲁乌”是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情报组织，有一个同样神秘而强大的间谍统帅——戈利科夫。

提起苏联庞大的情报系统“克格勃”尽人皆知，但格鲁乌却鲜为人晓。这是苏联情报系统中最隐秘、埋藏最深的军事情报机构，即便是“克格勃”和苏联政权机构的一般官员，对格鲁乌也没有全面的了解。

自成立以来，作为庞大的苏联红军的耳目，格鲁乌在苏军参与的所有军事行动中均有不凡的表现。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军队的情报收集依旧要依靠格鲁乌的余脉。

格鲁乌成立后，迅速发展起庞大的国外谍报网。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及其所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当时有利的客观条件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央地区就有400多万外国人，分别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朝鲜、塞尔维亚等。这些人大多数是战俘和难民，其中有30多万人报名参加红军。更何况，这些人本身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不需要招募和审查，军事情报部门只要对他们进行一些技术训练，他们就可以成为具有良好身份掩护的间谍。

其次，十月革命后，上百万的旧沙俄移民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沙俄的王公贵族、白俄军官、资本家、地主等，因为害怕苏联红色政权而逃往世界各地。这些外逃移民也为格鲁乌的派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训练的间谍只需要伪装成前沙俄资本家的身份，就可以顺利地随着移民洪流进驻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获得当地永久居留权的苏联侨民和外籍苏联人，后来也成为苏联谍报机关布设谍报网的依托条件。

除此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对格鲁乌招募和发展间谍也极为有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西欧不少大学里，研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并把苏联看成新型社会制度的样板。

格鲁乌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地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招募了一批间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招募的菲尔比等四人，后来被人们称为“剑桥四杰”。其中，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关官至处长，为苏联效力达30年之久，提供了大量军政机密情报。

格鲁乌的主要间谍学校，设在莫斯科人民军事大街上一座像博物馆的建筑内。这是一座用希腊柱装饰起来、隐藏在高大铁栅栏和浓密白桦林后面的楼房。它对外的正式校名是“苏联军事外交学院”。

在苏联国力军力日益强大，逐渐傲视欧洲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包括当时的格鲁乌首脑别尔津在内，大批优秀情报军官被杀。苏联红军情报机构几乎被整个摧毁。

由于情报机构瘫痪，1939年至1940年苏联红军发动苏芬战争时，士气低下、人员松懈的格鲁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连芬兰军队装备了冲锋枪这么简单的情报都没有弄到。苏军在苏芬战争中受到严重挫折。

所幸的是，格鲁乌情报系统的中下层——派遣内外的间谍躲过了大清洗。随着德军进攻法国，日益严重的战争迫使苏联重新重视军事情报。

1940年6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戈利科夫的领导下，格鲁乌奇迹般地复活起来，很快成为一支卓有成效的军事力量。在这位复兴干将的努力下，格鲁乌的国外谍报网重新启动，收集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

战争开始后，经斯大林批准，戈利科夫以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大批军政要员去国外，恢复战争开始后被切断的秘密交通线和谍报网。他先后去了英国和美国，官方使命是采购武器装备。

当然，作为高级特务，在公开身份之外，戈利科夫利用这次访问，与在德国占领区的苏联间谍取得了联系，并布置了任务。

这个新的间谍网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占领和控制地区，其中包括：由戈利科夫选中的谍报天才特雷帕尔一手组建的德国本土情报网，在1941年底特雷帕尔被捕后的“红色乐队”情报组织，以及在瑞士的“多拉”情报网。

在这些谍网的分支中，“红色乐队”处于纳粹的重重围捕中，常常疲于奔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多拉”情报网。

尚多尔·拉多是匈牙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地理和地图学家，精通德语、匈牙利语、俄语、英语和法语。

拉多是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并加入了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党——匈牙利社会党，受雇于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他多才多艺，谈到数理化便滔滔不绝，在做间谍的时候尤其擅长与别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可以很快就和这些学者们找到共同语言。

由于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多拉情报网的组建较为顺利，也比较安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与纳粹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因此对在瑞士的德国人进行渗透，也能获得极有价值的军情。

1938年，拉多开始负责建立格鲁乌在瑞士的情报组织。接手情报站之初，拉多就显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他决心以瑞士为基地，将情报的触角伸向瑞士之外。拉多的情报员以瑞士公民身份，不断向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成功渗透，获得了数量极大的情报。

拉多具有的扎实理工科基础，在窃取科技情报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他对前沿科技敏锐的感觉、对科研机构的熟悉，都使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1942年中期，苏联发现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在进行核研究，而苏联对此了解甚少。于是，莫斯科指示格鲁乌的情报机构，迅速搞到铀问题的情报，并指示：“速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搞清楚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何处和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的名字。”

一个月后，拉多给莫斯科回话：“已查明，用中子攻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发展到三四个能量单位……他们落在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这是苏联获得的最早一份关于核爆炸原理的书面文字。此外，拉多还搞到了浓缩铀的相关情报，并在电文中提到：“德国人在利用铀同位素的密度差别，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

7月初，拉多再次向莫斯科通报：“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在正式的情报发送完毕后，拉多又自作主张地添了一句：“我估计，德国人不会有什么进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原子计划参加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才评价说：“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的计划，在1945年之前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因为要想制造出原子弹，一个可以运行并测量裂变数据的反应堆只是最初的一步，反应堆之后，还有五分之四的工作需要完成。纳粹德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建成一个可运行、测量参数的反应堆。

拉多窃取纳粹德国科技情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德军尚未正式装备，拉多的助手就窃得了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情报，甚至包括其生产量和投入东线日期；查明了德国工厂生产用的毒剂型号，还搞到了毒剂配方。

在德军一线部队还未装备STG44突击步枪的时候，拉多就已经将STG44的资料和步枪弹的样弹送到了苏联军事领导的办公桌上。除了窃取德国科技情报，多拉情报站还担负着收集盟军科技成果的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英国和美国的军工厂和实验室的大门为苏联敞开着，从坦克、航空发动机到战列舰的火控系统，英美都表示愿意提供。但拉多想得到的不止这些。

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拉多到底干了些什么，收集到哪些具体机密，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密。但苏联解体后逐渐散出的秘密资料显示，拉多通过在瑞士的欧洲物理研究中心、航空公司等机构，将目光瞄准了美国核物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理论研究，以及大型航空母舰的技术。

拉多从公开和秘密渠道双管齐下，与工厂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们进行广泛的合法接触，讨论科技方面新的发明和先进工艺，从中获取了大量科技和工业情报。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窃取活动。

据美国情报专家估计，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派驻美国、瑞士的情报人员以及在当地招募的下线科技情报员达数百名。这些人窃取了大量美国先进技术，对苏联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在原子科学方面，为苏联节省了巨额经费和数年时间。另据估计，这些科技情报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美国获得的核武器机密包括：链式反应方程，反应堆基本布置图，浓缩铀工艺流程和设备图纸，枪式原子弹和内爆式原子弹的设计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人力、资源紧缺，苏联一直没有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但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3年间，苏联就完成了从零开始到原子弹的设计和试验的过程，研制费用也比美国曼哈顿工程低一个数量级。如果苏联没有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窃取到的那些情报，自己摸索、重复曼哈顿工程的路子，会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在1947年的水平，但实际上，苏联在1949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其中，多拉情报站功劳不小。在盟军的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多拉情报网还利用种种特殊的手段，获悉了大量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

在1942年和1943年，苏德战场上，苏军出现了短暂的困难，被迫一再要求英美盟军出兵，提前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和英国此时对苏联的要求以外交辞令敷衍，声称将在1942年开始在欧洲本土登陆作战。

此时，拉多的情报网准确获取了英国所谓“欧洲登陆战斗”的详细计划：实际上并非丘吉尔所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大规模登陆，而只是一个加拿大步兵团和部分英国特种部队的试探性登陆。

苏联外交高层在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在盟军峰会中对英美的敷衍态度进行了批评，从而取得了外交上的优势。此事件可看出，谍报工作不仅是针对敌人，对盟友的情报收集也至关重要。

1941年6月17日早晨，一封来自日内瓦的译电放在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多拉情报站向格鲁乌总部发报：“德国军队集团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21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匪徒越过了苏联边界。苏联的无线电员和德国无线电反间分队的斗争早已拉开了帷幕。”

在格鲁乌接收到情报的同时，设在瑞士的纳粹情报站也监听到了电波。而在更早的时候，这样类似的电波也屡屡出现，最初是两人，尔后变为3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通信员。纳粹德国党卫军的舍连别格将军深信，他们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发誓，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的确，拉多手下有3个无线电员，一对瑞士夫妇——爱德华和妻子奥莉加从日内瓦发报，一个英国人亚历山大·福特（吉姆）在洛桑工作。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经验丰富的尚多尔·拉多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他们的工作准确无误，畅通无阻。

战争一开始，拉多的侦察情报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他亲自吸收一位22岁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联络员和报务员，并指示日内瓦的无线电工程师兼无线器材店老板为姑娘组装一部电台。

由于这个姑娘很漂亮，因而上级称其行动代号为“罗扎”（俄文意为“玫瑰”）。后来苏联总参谋部评价尚多尔·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几位专家甚至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瑞士赢得的。在瑞士，虽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动比在德国收敛，但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接受情报，下达指示，亲自处理汇总所有事情。

他的无线电员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无线电收发工作。但发报越多，被破坏的危险也就越大。莫斯科理解这一点，但却无法改变现实：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东方战线部署兵力的精确情报。

在拉多提供的海量谍报背后，更为传奇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格鲁乌总部，也不知道拉多的情报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站的主要下线情报员都是谁，在德国何处任职。

作为一名老练的间谍，拉多深知情报系统单线联系的必要性，许多情报员只以口头联络和凭借记忆进行情报交接，而依照他的行事风格，情报员又与各自的下线保持单线联系，就连拉多本人，也无权知道下线的下线情报员姓名和职务。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查明被招募的下线间谍的真实姓名，原因只有一个：格鲁乌总部需要知道这些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

拉多则回答莫斯科说：“要搞清楚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但我能保证这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情报。”

发展谍报员渗透到纳粹心脏

1942年8月，尚多尔·拉多决定扩大谍报队伍，将谍报网渗透到希特勒的心脏。“多拉”小组女特工拉舍尔·丘宾多费尔吸收了自己的熟人赫里斯蒂安·施奈德。他们于1935年相识，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此后施奈德（代号泰洛尔）又发展了好友鲁道夫·列赛尔——一个德国人，他原在柏林工作，纳粹上台后他逃到了瑞士。鲁道夫住在瑞士小城卢塞恩，开办了一个书店作为掩护。此人神通广大，并与瑞士情报机关积极合作，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以便完成使命。”

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友好关系。当希特勒对欧洲开战时，柏林的反法西斯战士通过鲁道夫向瑞士、英国和美国通报了希特勒的战争计划。1942年9月，希特勒行政当局中的一些反法西斯人士开始与苏联情报机关秘密接触。通过这一渠道，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并形成了一个链式谍报网：柏林负责人——鲁道夫（代号柳茨）——施奈德——丘宾多费尔——组长拉多——莫斯科。鲁道夫向直接联络人提出一个合作条件：与莫斯科联络的一切信函中，柏林人员均用假名。被招募的德国间谍分别是：维尔杰尔、安娜、特迪、施陶芬贝格。

格鲁乌总部多次要求拉多提供这些情报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职务，但拉多死不松口，坚持自己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让上级知道。最后，格鲁乌欧洲局只好无奈地批文：“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1944年，尚多尔·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他指示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身上。

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决定在他的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狼穴”——元首大本营内召开会议。当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之时，坐在他身边的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个内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座椅下，并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着一声巨响，临时建立的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轻轻震伤……

在盟军与苏军抢夺情报的暗地竞争中，拉多永远走在前面。截至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在战争年代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与苏联红军情报局共同分享由瑞士发出的柏林情报比例究竟是多大。但人们已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对苏军情报部的战果十分羡慕。他在《情报艺术》一书中写道：“鲁道夫在瑞士成功地窃取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高机密，遗憾的是大多都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红军总参情报部第二局对尚多尔·拉多的特情组评价更为精确：“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十分令人满意。”

功臣遭冷遇身陷囹圄十余年

1943年年初，德国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无线电员的活动情况。1943年8月，应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3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来客面前，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舍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他称，这些无线电员如继续活动，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在德国的威胁下，瑞士被迫采取行动。

由特雷尔中尉指挥的瑞士警方特种无线电分队，迅速展开侦破工作，搜捕“红色三套车”成员。9月9日，多部车载测向仪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他们查明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员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爱德华和夫人奥莉加的住处。9月25日，罗扎的电台方位被测定，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被警方监控起来。尽管警察局对监控行动采取了隐蔽措施，罗扎还是发现了室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并向拉多汇报了情况。

拉多命令他们暂停发报，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10月10日，拉多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但随后形势急转而下，10月14日0时，奥莉加向莫斯科例行发报。l时30分警察破门而入，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

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协助其工作。

在大搜捕中，瑞士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罗扎的电台。黎明时分，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但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苏联间谍和德国特务居然是情人，这恐怕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11月底，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列赛尔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随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战时法则，而是大政治原则。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瑞士当局也已明白，战争结局决定了不值得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条件只有一个——战争结束前不得离开瑞士，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在追捕中，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身份没有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重重围捕都没能抓到他，战后却“英雄气短”，被北约控制下的瑞士政府刁难了许久。

“多拉”小组受挫后，拉多潜藏在瑞士。1944年9月，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及年迈的岳母暂留在日内瓦。一个法国少校帮他们越过了边界。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们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来到了法国首都。10月26日，拉多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拉多的到访。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诺维科夫非常古板，对于拉多的情况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拉多认为，苏军情报部的代表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拉多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居留证，但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起程。

一天，拉多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员福特，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

令他更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

1945年l月8日，拉多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乘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拉多并不知道这事。他甚至没有料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在飞机上拉多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说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列贝尔告诉拉多，由于“多拉”小组受挫，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马赛-那不勒斯-开罗-德黑兰-巴库-莫斯科的航线飞行。在开罗停留的一昼夜间，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清晨，拉多走出饭店，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但却一去不返，也未出现在机场。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一个乘客失踪了。在此后的几天，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以官方形式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埃方最终查明苏联公民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藏在英国使馆里，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把他移交给了埃及当局。

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外国人隔离营里。后来才知道，拉多在英国使馆里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但他陈述的事实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几年后，当他们得知拉多的大名时，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专家”伪造的公诉状，称拉多是一个刑事案犯并把他弄回使馆。8月2日，拉多被押解到莫斯科，随后被“除奸党”逮捕。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判处拉多丧失自由10年。

然而，拉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同时受到两国法庭起诉，并同时服两份刑的间谍。在冷战帷幕升起之际，苏联多拉情报站的特工最后还是被瑞士送上了法庭。这已是战后的事情，至今还不清楚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还是伯尔尼与华盛顿、伦敦的一致行动，因为此时英美两国已掀起了反苏“浪潮”。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多拉”特情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开审此案。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并处以罚金5000法郎。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被判两年监禁。施奈德被判入狱一月。但最主要的情报人鲁道夫·列赛尔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日内瓦第二次开庭，已经返回祖国的尚多尔·拉多缺席，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勒令10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他一同被审的还有无线电员福特、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及罗扎。

1954后，拉多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布达佩斯，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在那里等待着他。看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拉多知道，自己的苦难快要结束了。

回到匈牙利的拉多，成为一名地理学和经济学家，先后担任布达佩斯大学教授、匈牙利国家测绘局处长、匈牙利地理委员会主席，在整个欧洲学术界中都享有极高声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只记得这么一个“学者拉多”，许多苏联和匈牙利的年轻人忘记了他就是曾经那个让纳粹闻之色变的间谍拉多。直至2001年1月，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解密的资料公布，他这段传奇的间谍生涯才为世人所知。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无犯罪要素”撤销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

战争中的拉多总是与勋章失之交臂。1942年5月，苏联情报部长仆伊利乔夫中将给“多拉”特情组发了一封电报，对其在战争10个月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称统帅部将给拉多呈请政府奖赏。但由于战事吃紧，苏联情报部一时无法将拉多的勋章送交他手中。

1942年10月9日，格鲁乌正团级干部处长爱普斯坦因编制了一份“为完成红军总参谋部特种任务人员呈请政府奖赏名单”。拉多因“系统性地提供绝对价值情报”被呈请授予列宁勋章。

但由于拉多不愿意向上级提供自己情报下线的姓名等资料，这个勋章在审核过程中被偷偷拿下了。与拉多同时被呈请政府奖赏的还有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红星”勋章，无线电员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荣誉”勋章。与拉多一样，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勋章。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因工作失误向拉多表示抱歉。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不过，拉多仍未获得列宁勋章。

1989年，尤里安·谢苗诺夫曾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中，呼吁授予这位情报员苏联英雄称号，但他的呼吁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着苏联的解体，拉多获取最高荣誉的梦想更无法成为现实了，但他的个人功绩是不会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