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土肥原贤二



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1883年8月8日，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男孩的父亲给他起名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的父亲土肥良永是一名陆军少佐，兄长土肥原鉴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将军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土肥原从小受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为天皇献身的种子。

20岁那年，军人出身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把土肥原送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为日本培养出无数侵略战争的“精英”。在这里，土肥原与后来侵华战争期间的元凶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成为同窗好友。

1904年，土肥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

这一年正是日俄在中国东北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土肥原积极要求参战。在战场上，土肥原十分卖命，因此，战争一结束，就被送进了日本高级军官的摇篮——陆军大学深造。

1912年，土肥原从陆军大学毕业，任职于参谋本部，然后调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任联队长。

第二年，土肥原被坂西利八郎看中，选调到中国担任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远在中国的坂西利八郎之所以看中土肥原，是因为土肥原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潜心钻研中国问题，早已名声在外。

这是土肥原渴望已久的职务。土肥原刚刚步入军中就已在作战中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尽管如此，他觉得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却不在于军事本身，而是谋略工作。他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他十分感谢坂西利八郎。上任伊始，土肥原跟随着坂西利八郎来往穿梭于中国北方各系军阀之间，与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

在与中国上层人物打交道的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到中国各地旅行，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每到一地，他常常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袍马褂，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这为他以后收买利用流氓、土匪打下了基础。

为了搞好特务活动，土肥原下苦功学习中国语言，他不仅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学会了中国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肥原成为当时日本陆军中公认的“四大中国通”之一。从此，土肥原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0年的间谍生涯。

1923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深处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朱漆大门常年紧闭不开，甚为神秘。这就是有名的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

所谓坂西公馆，是北洋政府聘请的最高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公馆的简称。坂西利八郎从1904年就开始在北京活动，当时他还是陆军少佐军衔，至1927年被调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在北京的活动使坂西公馆名扬四方，坂西公馆也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特务机关。

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来华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二代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特务。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岩松义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绿荫下一张长条桌旁，坐着几个着便装的日本军人。坂西公馆的主人坂西利八郎和他的两个副官正在探讨对华方策。

这两个副官，一个是后来的战争狂人——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就是已初露间谍锋芒的土肥原。

土肥原先作扼要说明：“要想把英美在华北的势力挤走，必须打败直系军阀新首领吴佩孚。眼下，奉系军阀——靠日本人扶植起来的张作霖在大战之后尚未恢复元气，无再度挥戈入关的实力；皖系军阀势单力薄，尚构不成对吴佩孚的威胁；广东的孙中山虽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并在俄国人的辅佐下筹建黄埔军校，可他的后方还有一最大的隐患陈炯明，一时也难以出兵北伐。在这种情势之下，为了早日击溃称雄中原的吴佩孚，必须首先促成张、段、孙大三角联盟。坂西机关的工作重心，便是促使其内外结合，摧毁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实力。”

“不过，”土肥原突然话锋一转，道出了他的新想法。

“击败吴佩孚指日可待，但把华北作为我日本帝国拓展大业的基础，其实现之日还为时尚早。且不说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不答应，英美各西方列国也不会允许我大日本帝国在华北建立霸业。我们的前辈川岛先生、头山满先生均失败于此。我以为，应先把已有一定基础的东三省建为牢固的基地，嗣后才可向华北拓展。”

坂西立即追问下去：“目前，土肥原君认为帝国对奉系的谋略重心应该是……”

“继续壮大奉系的实力，直至打败直系吴佩孚为止。”土肥原一板一眼地说道，眼睛里射出了几束凶光，让人不寒而栗。

“好！好！”坂西晃着满是白头发的脑袋，说道，“我最寄厚望的，莫过于你们两位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兴盛大业，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土肥原君，为了实现你的计划，参谋本部想请你出任张作霖的顾问；多田君，派你去驻华使馆处工作，你们两位有什么意见吗？”

“听从将军的安排！”两人挺直了腰，一齐回答。从此，土肥原脱离了坂西机关，开始独立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如愿做上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身边的首席私人顾问町野武马，极力反对张作霖收留土肥原这个关东军的骨干分子，町野本人则处处以日本帝国政府代言人自居。町野私下多次挑拨张作霖与土肥原的关系，说土肥原是个十分跋扈的人，与他合作，于事无益。张作霖听信了町野的话，向日本当局提出异议，要求更换军事顾问。最后，另一个分化老手本庄繁代替了土肥原。土肥原的第一步棋落空了，然而他不死心。1925年，此时的张作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仿佛中国马上就是他一个人的了。因为此时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已被他打败，而冯玉祥势力又弱，天下势力最强的也莫过他张作霖了。

奉军所到之处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激愤，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1925年下半年，各派军阀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奉系军阀内部又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

郭松龄手握奉军精锐部队，他的反戈一击，使张作霖惊恐万状。

1925年11月30日，张作霖发出对郭松龄的讨伐电，声称郭松龄与左派联合行动，“欲使中国赤化”，并以80万元悬赏郭的头颅。同时，为了延缓郭松龄的行动，他又将杨宇霆免职，并请驻奉日本总领事内田转达郭松龄，说要他和平交出军权。

郭松龄没有中张作霖的缓兵之计，全力进军。不久，取得连山战役的重大胜利。

12月5日，郭军占领了锦州。奉军继续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有着巨大利益的日本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张作霖已摇摇欲坠，他的地位是否保得住，郭松龄的倒戈能否成功，一切全系于日本的态度。

张作霖深知这一点。他暗中派杨宇霆到大连勾结日本关东军。郭松龄也深知这一点。12月1日，他致电日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条约上的权利，一律尊重”，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但他同时指出：“在本军举事之后，抵奉以前的军事时期，东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新契约，均不能承认有效。”土肥原更是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件事发生在东北，已经引起了人心浮动，如果造成进一步的动乱，将直接威胁日本的权益。以前日本人扶植张作霖建立起来的奉系军队，很有可能成为互不相让的若干支扰乱社会治安的部队。要知道，日本在满洲，可是住着数十万侨民，经营着以满铁为代表的各种事业，投资数额巨大。他更担心的是，郭松龄很可能与俄国人有联系。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理由。当时日本人在满洲最担心的就是苏联的势力，而与郭松龄结盟的冯玉祥与苏联关系密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苏联此时与郭松龄策应，乘此机会，侵略北满，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土肥原曾遭到过张作霖拒绝他做军事顾问的冷遇，说心里话，他对张作霖也不十分感冒。但是日本在东北的巨大利益，容不得他把个人好恶掺杂进去，他要做的是对日本帝国的利益负责。他决定亲自出马，到张作霖府上走一趟。张作霖一改往日盛气凌人的口气，叹了一口说：“我平日对部属疏于管教，才落得今日这般结局，这也是我自己一手酿成的，怨不得别人。

但目前形势紧急，仅凭我一人的力量实难控制局面。现在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军队前来助援，但恐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届时还望关东军给予方便。”

土肥原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提供一切方便，保护阁下安全，这一点请您放心。大帅一向对日本亲善友好，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大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日本方面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是因为这是贵国内部事务，我们不便出面干涉。”

张作霖心中一阵狂喜，听土肥原的意思，日本似乎要介入这件事，而且立场好像对他张作霖有利。于是他进一步探听土肥原的意思。

“关于日本方面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此事，我想听听土肥原君的个人意见。”

“根据目前日中所签订的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条约并规定必要时，关东军还可以出兵阻击。这样，郭松龄的军队是无法进入省城的。”

张作霖知道，关东军是不会轻易作出这种承诺的，一定会附带条件。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张作霖除了依靠日本人以外，已别无他途。

他咬了咬牙，说道：“土肥原君，当前，郭松龄太过猖狂，已遭到全体东北人民的反对，只要能把郭松龄赶出东北，有利于东北人民，也有利于保持住日本国在满洲的利益，我想只有这样一种办法了。”

土肥原知道张作霖上钩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如果阁下认为可行，那么，我方将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线20公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必要时，日本关东军还可出兵保护您，并担负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这份文件请您过目。”

说罢，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是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二是间岛地区即延边地区，行政权的移让；三是吉敦铁路即吉林到敦化铁路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四是洮昌道即奉省西北部一带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五是以上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看了看这份文件，略加思索，就满口答应，随即在土肥原准备的草约上签了字。张作霖又说：“万一我去旅顺时，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而现在我不能让官银号在市面上买，希望日本银行暂借一部分。”土肥原想了想，说：“这一点不存在问题，我通过国内迅速与朝鲜银行奉天支行行长联系一下。”土肥原威逼利诱张作霖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由关东军方面出面了。日张密约签订后，日本内阁立即作出决议，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

1925年12月24日，在日张军队的联合夹击下，郭松龄部溃败。郭松龄与夫人被张作霖部下抓住，并按张作霖的意见当场枪毙。张作霖指使部下将郭的肠肚挖出，去祭他的“阵亡将士”，然后将郭暴尸三天。

土肥原将即将溃败的张作霖扶持起来，张作霖不禁对土肥刮目相看。令郭松龄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反叛不仅没能扳倒张作霖，还将张作霖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日本人——明确地说就是土肥原的怀抱。

挑起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

控制奉系张作霖，这只是土肥原鲸吞中国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1931年5月，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日本特务机关先后又策划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同行的还有退伍的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一名蒙古人和一名俄罗斯人。他们均化装成中国农民。

中村等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穿着厚厚的棉裤和棉袄。他们从海拉尔出发，赴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情况。

5月25日，中村等人在对兴安岭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间谍活动后，大摇大摆地经过屯垦军团部所在地兴安区公府，被正在带领士兵操练的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

陆鸿勋将中村等人带到操场盘问，但言语不通，于是改用蒙古语问话，仍不通。

陆鸿勋怀疑他们是日本人，于是报告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董昆吾。董昆吾来到操场用日语询问。

中村拿出一张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等字样的名片，佯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的研究人员。

董昆吾从中村等人的马匹、物资断定他们形迹可疑，命士兵搜查。结果从他们的行囊和棉裤中搜出三八式手枪和南部式手枪各一支，多幅军用地图、调查手记、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望远镜等物品。

从笔记中得知，中村的确切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

董昆吾认为事态严重，遂将中村等人交给第三团团长关玉衡重新审问。

审讯中，中村等人气焰嚣张，狂妄声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并企图以不会中国话逃避间谍罪责。

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现已退役，在札幌采木公司工作。这次到中国，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的，我不管。”

转而讯问中村时，中村傲气十足，闭口不言。

初次审问，关玉衡认为中村到东北的任务是提供日本参谋本部急需的入侵蒙古方案的报告，以及满铁拓殖会社需要的情报。

鉴于长期以来在处理与日本在满洲军人关系上的被动局面，为了慎重起见，5月25日晚，关玉衡在团部大军帐内召集各官佐开会，集思广益，征询对这一间谍案件的处理意见。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秘密处死，有的主张在路上将他们杀死。

会后对中村进行第三次审讯。中村蛮横如故，竟耍起法西斯武士道的威风，同官兵格斗，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

当命令中村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画押时，中村撕毁口供，并同官兵扭打起来，被中国士兵用枪击中头部，晕倒在地。

在这种情况下，关玉衡采纳了营长陆鸿勋的建议，命令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和第四连连长王秉义，将中村等人押至后山偏僻处秘密枪决，并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监督执行。除重要文件外，中村等人的行李、马匹一律焚毁灭迹。

1931年7月，日本方面得到了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

本来，按照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罪的证据确凿，况且东北地方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屯垦区，中村等人罪有应得。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无视这些事实，乘机掀起反华浪潮。8月，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威胁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的话，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四天后，日本陆军省在处理中村事件的决定中狂妄宣称，如果中国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就将对东北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日本政友会为扩大中村事件，组织了以森格为首的“特别演说队”，到日本六个大城市发表演讲。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东北军参谋长交涉时，咬牙切齿地说：“谁杀的，就由谁偿命。”土肥原公然要到兴安区寻找中村的尸体，并扬言日方要带关东步兵团到兴安区进行武力搜查。由于中国驻军严阵以待，土肥原心虚，只得作罢。

1931年9月12日，林久治郎照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要求东北当局正式谢罪，严惩责任者，赔偿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4日，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大桥从满洲里出发，绕道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苏联远东当局请求谅解。17日，大阪《朝日新闻》以“此后能直接交涉，受军部最高指示归奉之土肥原大佐谈话”为标题，发表了土肥原16日就中村事件发表的谈话。土肥原说：

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加以解决，我们早已定下种种方案，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

唯有一点，我们须十分明白，那就是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陆军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日本的重大事件，决不能采取姑息手段，一定要彻底、干净地解决才行。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渲染中村事件，大肆进行反华叫嚣，表明日本已经在东北大地上布满了干柴，只等时机一成熟，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把火，把战争的烈焰烧遍整个东北。

1931年7月2日，日方驻长春领事馆武装警察三十多人，擅自闯进长春东北65千米的万宝山村，强占民房，向中国百姓开枪射击，并逮捕中国人。

万宝山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人擅自在无权居住的长春境内毁坏中国农民良田、修建水渠、开垦水田。这种蔑视中国领土主权、直接侵犯中国农民利益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朝鲜人在日本人的默许下，在万宝山附近挖沟占地，截流引水，对万宝山附近农民危害极大。万宝山村一年损失良田40多垧，损失高达数千元。

万宝山农民决定请求当地政府解决。于是全村每户派出一名代表，组成200多人的请愿团，来到长春，向长春市政筹备处请愿，并请市政筹备处向省政府转达他们的申诉。

吉林省接到报告，十分气愤，当即批复：

朝侨未经我地方当局批准，擅自进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该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前往劝阻，并令朝侨出境。

第二天，长春公安局长鲁绮带警察前往万宝山执行省政府命令。

当天，朝鲜人有一百多人撤出，其余八十多人也写下保证，表示停止开挖沟渠，两天内全体人员回到长春。

就在朝鲜人即将全部撤走之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派日本警察来到万宝山地区，声称要保护朝鲜人。

这真是可笑得很，万宝山一带，既非“满铁居住地”，也非日本租借地，日本领事公然派警察来保护朝鲜人，这纯属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田代所派出的日本便衣警察携带手枪，督促朝鲜人不但无需离开，还要继续挖沟，并授意朝鲜人打出日本人的旗号，对中国地方当局说：“我们是受日本人命令来此种稻的，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三天后，日本警察又携带机枪掩护，将先前撤走的一百多名朝鲜人带回万宝山，继续挖沟筑坝。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颠倒黑白，捏造一百多名朝鲜人被杀害的消息。他们买通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向朝鲜各地连发急电，扩大欺骗宣传。

于是，从1931年7月2日起，朝鲜各地掀起了反华排华狂潮。仁川、汉城、元山、镇南浦等地，都发生了排华惨案，在朝华侨遭到疯狂袭击。

被日本人利用的朝鲜记者金利三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酿成大错，连忙于7月14日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承认自己的报道严重失实，并揭露出万宝山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当然不会让金利三再活下去，阻碍自己的阴谋计划。金利三不久便死于日本特务之手。

南京政府对于万宝山事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才决定由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就万宝山事件进行交涉。

日本方面根本无意于谈判，他们只是想借这一事件在国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舆论氛围。

1931年8月下旬，日本国内借“中村事件”大肆煽动战争狂潮，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叫嚣“满洲问题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东京的青年军官们则聚集在靖国神社前祭灵。整个日本国内战争气氛甚嚣尘上。

在中国东北，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部署，尽快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9月15日，就在中方谈判代表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第二次照会三天后，日本侵略军便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好河山垂涎已久，却苦于无“进入”的借口，土肥原抓住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华事件，可怜南京政府还在梦中。

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授意“关东军三羽”商讨下一步行动。

板垣征四郎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全面占领满洲，作为我国的领土。帝国的部队一旦有此丰饶、坚实的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将指日可待。”

“我反对！”石原莞尔急急接上坂垣的话音，“未来的满洲在形式上应当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当是我们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

土肥原静静坐在一边，手中玩着一只景德镇瓷茶杯，仿佛自己与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其实他心中已有成案。

石原发言完毕后，土肥原不紧不慢地说：“这次奉天市政府由日本人直接掌管，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实践。我这个短命的市长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我个人的荣辱不足挂齿，但是如果关乎帝国的前途，我们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我个人以为，主张由日本直接统治中国，这是不负责任的主张。我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对外号称独立，但国防、外交要由帝国把握，整个国家的方向也要由我们操纵。”

土肥原与石原意见接近，占了上风，板垣征四郎只好表示妥协。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呢？”石原莞尔自言自语道。

“宣统废帝！”

“宣统废帝？”板垣征四郎叫道，“这位清朝皇帝现在远在天津，并不在关东军的管辖之内；再说，就算把他弄来了，曾经统治过庞大的中国的皇帝怎么肯屈就做东三省的皇帝呢？”

“这就看我们如何做工作了。宣统久居天津，复辟之心不死。只要我们仍旧扯起清朝大旗，料他不会不动心，何况满洲还是他的祖宗发祥地呢！”“说时容易做时难啊！”石原轻轻叹口气。“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土肥原拍起了胸脯。三人会议最后确定如下方针：

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即含热河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迫下诏退位的宣统帝，1924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华使馆，日本乘机承担起“保护”溥仪之责。1925年，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溥仪逃至天津日租界内的静园居住。静园原是陆宗舆的住所“乾园”，溥仪将它更名为“静园”，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继续从事复辟活动。在他身边，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这些人思想冥顽不化，一心想着复辟大清王朝。土肥原发现，溥仪“重登大宝殿”的迷梦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新国家”的构想正好吻合。一旦被土肥原相中，溥仪在天津的居所“静园”就再也不能安静了。九一八事变后，孤寂闲居多年的溥仪突然身价倍增，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关东军给土肥原的训令指出：

无论如何，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地带。

土肥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天津。一心做着复辟梦的溥仪，每日茶饭不思，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土肥原找上门来了。土肥原给溥仪带来了希望，他的“和蔼可亲”，解除了溥仪的紧张；他的“言语中肯”，消去了溥仪的疑虑。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

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

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的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

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大概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个人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的行动，说是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不存在了。

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为了表明日本人在东北的行动不是为了吞并东三省，对溥仪说：“现在日军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一个人的。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

土肥原望着渐渐咬钩的猎物，心中暗喜。然而这位皇帝的内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亟待弄清。他问土肥原：“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心中一怔，随即捕捉到了溥仪的言下之意。但他想吊吊对手的胃口：“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不，”溥仪急了，“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放心了，猎物已在手中。他微笑了：“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告辞后，与他同来的金梁接着向溥仪报告，东北以袁金铠为首的士绅们，表示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溥仪听了土肥原的甜言蜜语，心里美滋滋的，认为大事已定，巴不得插翅飞往东北。

土肥原到天津会见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时，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臣刘骧业又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溥仪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再和谋臣们商议一下，讨论何时出山。溥仪到了旅顺以后，土肥原就不出面了。因为日本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土肥原当初向溥仪痛痛快快允下的诺言一时还得不到实现。

这时出面与溥仪交涉的，就变成了土肥原的好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之所以不愿正面再与溥仪交涉，是因为日本人此时仍打算劝说溥仪做人们更易接受的“总统”，而不是在中国早已失去社会基础的“皇帝”。

可想而知，溥仪坚决拒绝当什么“总统”，因为土肥原在劝说溥仪离开天津时，说得一清二楚，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溥仪被迫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议定国体，再定去就。

3月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旧奉系人物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张燕卿、谢介石、丁鉴修、于冲汉、袁金铠、冯涵清、赵欣伯、韩云阶等；溥仪的旧臣有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陈曾寿、佟济煦、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前绍兴知府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等。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等。

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后，由臧式毅、张景惠献上“执政之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愿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老谋深算的土肥原一手操作成立了伪满政权，但他认为“满洲国还不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权力还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承认伪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是他的掌中玩物，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可以操纵它、摆平它。

策反汪精卫设立汉奸政府

土肥原料理完伪满洲国的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内地城市。

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7号，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四处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这套花园别墅原是日本人的私人别墅。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来，土肥原看中了这个小院子，在这里设立了特务机关，并把那座主体建筑小洋楼命名为“重光堂”，以此作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代号。

为了进一步推进在给大本营陆军部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谋略工作，土肥原彻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国的特务系统。他保留了原来军部和外务省在中国设立的各个分支机构，但是在这些机构之上，又设立了四大特务机关，各司其职，避免互相掣肘。

这四大特务机关是：专门负责对汪精卫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机关”；以两广为对象的“兰机关”；以华北为对象的“松机关”；以重庆为对象的“竹机关”。

而对汪精卫的策反工作，则是土肥原对华谋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关系重大的特务工作，土肥原选中了参谋本部第八课即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来负责。

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省，20岁时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专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才华和大胆实干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他几次下野外游。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成为亲日派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竭力反对抗战。他一直试图影响蒋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为中日和谈之事给蒋介石写信十多封，当面也谈过多次。

由于有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作后台，一些亲日投降派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制造和谈的舆论。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这时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谈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权。汪精卫暗想，只要他抢在蒋介石前面向日本方面抛出“橄榄枝”，日本方面就一定不会亏待他，新的中央政权的首脑人物就非他莫属。

何况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还明确表示：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要协助中国建立“真诚与帝国合作”的新兴政权。这就更令汪精卫兴奋了。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从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卫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吗？

土肥原指示华中地区的所有特务系统，密切注视汪派的动作，一有异常，立即通报本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收到这份指示的，不仅有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在华的两大特务系统，还有其他日本机构在华的长驻机构，比如同盟通讯社上海、南京支局，“满铁”驻上海、南京特派员等。

汪派也在加紧活动。身为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周佛海，为了打通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构，让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后策划下，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时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准许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试探中日和谈的可能性。

土肥原认真分析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和西义显等人转来的其他情报。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方面最高领导层所坚持的，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对日和平，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已经抛出了近卫对华声明，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强烈的反响，因而希望日本能够改变近卫声明，重新发表声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所有的会谈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间的所有谈话整理出来，报告给土肥原。土肥原从中看出来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热心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中两国间事变的方案。

土肥原决定亲自见一下高宗武。

这次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兴奋，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土肥原是负责对华和平工作的首脑人物，高宗武不会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热门人物，其访日又得到蒋的默许，这一双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这时，日本在华间谍向日本政府和军部报告说，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歧。这就更坚定了土肥原以汪精卫为对华工作重点的决心。

高宗武回国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转告他，日本的意图是恳求蒋介石下野，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样，高宗武离开东京后，没有到汉口或重庆，而是来到香港。他怕到汉口或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责难。

但是他对蒋介石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好此时他胸部旧病复发，便借口想在香港专心治病而向蒋介石告假。同时，他给周佛海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时准备把和平运动的矛头指向汪精卫。

汪精卫既高兴，又有些犹豫，他最怕的不是国内影响，而是怕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最后鸡飞蛋打，落个身败名裂。

汪精卫召集梅思平、陈璧君等人共同商量对策。

陈璧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这时候，高宗武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卧床不起。

汪精卫和周佛海只好决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面与日本人联系，获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诺，并开展进一步的谈判。

为了迷惑蒋介石，汪精卫让周佛海将高宗武的报告如实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对于日本方面仍旧不肯将他作为谈判对手，大为不满。他将秘书长陈布雷找来，怒气冲冲地责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卫和周佛海在这时候把梅思平选为高宗武的后继人选，自有其打算。梅思平，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大学教授，后任南京附近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县的江宁县县长。

梅思平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也完全没有与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虽然多次往返于重庆、汉口、香港和上海之间，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在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络。

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暗中勾结，一时间把蒋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授意下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道，继续与日本特务西义显、伊藤芳男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关于“和平运动”的试行方案。由于梅思平的坚持，会谈的关键成了日方必须承认由汪精卫出面主和这一前提。初步谈判后，经双方幕后人物同意，决定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土肥原派今井武夫到上海，具体负责谈判工作。梅思平将香港会谈的情况，专程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作了汇报。汪精卫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条件并最后定稿，由梅思平带往上海，与日本正式代表进行会商。为了保密起见，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别单独乘船来到上海。1935年11月12日，梅思平先于高宗武一天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就请他到一家日本酒馆进餐。梅思平穿着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来走去，还坐到壁龛里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梅思平说，这是他初次与日本人交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面夹着生鱼片，一面苦笑着说道：“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作汉奸了吧？”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的焦点，是汪精卫既要卖国，又要名分。但是既然卖国的大政方针已定，那么技术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对于这一点，土肥原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谈判代表，一拖二压，汪派迟早会顶不住的。果然，双方在一些技术问题上纠缠一段时间后，终于达成妥协。

11月20日，从早晨起，影佐和今井就与中国方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进行了协商。影佐只是在会谈开始与结束时参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负责。到这时候，双方实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项目，只是在措辞上做了一些修改，极其简单地就结束了会谈。

晚上19时，双方在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议：

日本和中国共同防共，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权和营业自由；日华经济合作；中国赔偿日侨损失；日本发表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1日，从上海返回东京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将“重光堂会谈”的结果向陆军大臣、参谋次长、土肥原中将和有关的部、课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板垣征四郎陆相带着影佐和今井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将会谈结果向“五相会议”各有关官员作了报告并征求同意。经过商定，由近卫首相以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形式予以发表。

今井得到土肥原和日本内阁的答复后，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与伊藤芳男一起待在旅馆里，专等中国方面的答复。在香港，今井通过西义显和参谋本部的大田梅一郎负责与中国方面联络。梅思平于11月25日乘飞机从香港返回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进行了协商，然后重新带着同意的复信，于12月1日回到香港。这样，在以土肥原为首的日本间谍的策划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活动正式付诸行动。土肥原在为日本对华侵略中所做的工作可谓殚精竭虑，虽然他的计划一步步得逞，但其反人类、反和平的行径最终必受到惩罚。

恶贯满盈命丧巢鸭绞刑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9月11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逮捕战争罪犯的命令。19日，盟军司令部又命令日本政府，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11名战犯嫌疑人逮捕并关进巢鸭监狱，其中有曾任天皇侍卫和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大将。本庄繁得知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所有重要的战犯都收容在东京巢鸭监狱，这里还关押着大量的被俘官兵。在巢鸭监狱，重要战犯每人独居一室，房间长8．5米，宽5米，高10米，配备有桌子、卫生间，地上铺着稻草垫。其他战犯二至六人同居一室。

土肥原住进巢鸭监狱之后，就享受了重要战犯的待遇。对于战犯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往往意味着他犯下了比别的战犯更严重的罪行，要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室内卫生由战犯自己打扫，看上去倒也干净整洁。牢房的灯昼夜不熄，美国宪兵在走廊里不断走动，见有人躺下，就走过来用棍棒敲门或用脚踢，还打开外面的铁丝门，以防不测。

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通过了《莫斯科会议协议》，规定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协议中有关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各项内容得以顺利实现。

经过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等九国的反复磋商，达成协议，决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上述九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此后，印度和菲律宾代表也加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遂由这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发布特别通告，宣布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于同日批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丙）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以审理甲级战犯为主，乙、丙级战犯交由受害国自行组建法庭审理。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长达两年半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土肥原的声音只响起过一次，他为自己辩护了几句。从此以后，他便缄口不语。

令土肥原不安的是，中国公诉人开始提出一项对他的新的指控。这就是：

土肥原在日本侵略者中率先提出，使用麻醉品作为侵略武器征服被占领国人民，而不是流血的征服。

这是土肥原的主张，但他没有想到公诉人会这么快就掌握证据，并且把他作为始作俑者。

在土肥原看来，这种独特的侵略“武器”的大量使用，使得日本在被占领国展开了另一场战争。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发生在鸦片和海洛因烟馆，没有呻吟，没有痛苦，也没有血腥，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审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土肥原才真正紧张起来。为什么他当帝国间谍时所从事的阴谋、挑衅甚至是谋杀等幕后活动都没有使他如此紧张，而他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活动却让他如此不安呢？

答案很简单，土肥原活动的第一阶段仅仅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犯国际性滔天罪行作准备，而第二阶段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德国发动的欧洲战争变成世界大战的时期，这时土肥原是实际执行阴谋分子的计划。

而且在破坏和平的阴谋实施阶段，土肥原已不是次要角色，而是帝国军事参议院的成员，更是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官。土肥原因为参加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因为破坏战争的法规和惯例，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25名战犯中，土肥原和板垣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判决书中说：

满洲事变前，土肥原在中国滞留达18年之久，在日本陆军部内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土肥原对于日本在满洲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由开始到后来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建立，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其他地区，土肥原也以政治谋略、武力威胁、军事干涉等手段，在推动日本侵略步伐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把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在军部的其他领导者为此制订方案，进行准备及具体实施之时，土肥原与这些人关系密切，积极为他们献计献策，与他们共同行动。

当不再需要他对中国的特殊知识以及他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时，土肥原被任命为野战指挥官，直接到中国现地从事直接的侵略战争，为实现他自己参加制订的侵略计划而直接工作。该人不但参与了对中国的战争，而且参与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以及1941年至1945年间日本对法兰西共和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侵略战争。

在1938年和1939年对苏联进行的战争中，土肥原当时是配属参谋本部的中将，该参谋本部为指挥哈桑湖战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诺门坎战斗中，土肥原指挥的陆军部队参加了战斗。

土肥原自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间，曾任第七方面军指挥官，他的指挥权限包括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对于被告在其指挥区内保护战俘，使之免于遭受杀害、拷打等事项，被告方面提供的举证，多有矛盾之处。被告至少在对战俘食物及医疗药品的供应方面不能推卸责任。在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战俘曾深受虐待。由于不给予充分食物，以致战俘们食不果腹，营养不良，而导致疾病丛生，战俘死亡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种状况只是发生在战俘方面，而作为战犯的日军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辩护方面提出的“该地区日军战局恶化，交通断绝，故而对战俘不能维持更好的供应”的说法不能成立。相反有证据表明，此项原本就有的供应是因土肥原决定的方针而被中断的。

基于上述确凿的事实，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土肥原所犯罪行应按甲等罪犯，即破坏和平罪审理。

1948年12月23日零时整，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里开始执行绞刑。30分钟后，行刑结束。七名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东条、广田、土肥原、木村、松井、武藤、板垣，在同盟国对日委员会成员面前被绞死。

土肥原的一生可谓给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在他看来，自己也许拥有“辉煌”的一生，但不知他的头伸出绞刑架的一刹那，心中又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