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陈公博



留学回国受到汪精卫提携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

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

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在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

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理所当然地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党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国共产党3年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

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汪精卫汉，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

蒋介石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另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陈公博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

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蒋、汪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精卫、陈公博的口实，指责汪精卫、陈公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

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

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介石、汪精卫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精卫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

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是主谋，而汪精卫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也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精卫回国。

1937年1月，汪精卫从巴黎回到香港，陈公博等将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精卫、陈公博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外敌入侵滋生悲观失望情绪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陈公博还主张打，他认为，“这次上海战争，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其间，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募捐了10000枚手榴弹。

但是，“一·二八”淞沪战役却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陈公博奉命北上犒军。陈公博刚到北平，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判断：“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这是陈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恐惧和对抗战的失望，而“外交途径”，则成为之后陈公博抱定的解决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上诉国联，请求调解中日争端。最终日本接受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蒋介石表示了抗战的意向，但也企图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冲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月下旬，德国开始调停。

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正式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

蒋介石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参加者有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

白崇禧说：“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随着日军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与军方气焰更嚣张，胃口更大，国际调停毫无结果。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国民政府的求和姿态对这批人影响巨大，和谈的破裂和日本军事上的持续进逼却又使他们更加对前途绝望。9月底，随着上海战事渐趋不利，亡国之忧笼罩在南京“急和派”的头顶。“急和派”们悲观的心理，可能成为其中某些人日后转为汉奸的前兆。陈公博虽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但他的思想转变已和低调俱乐部渐行渐近。更为重要的是，低调俱乐部已逐渐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有意推汪与日谈和，在领袖和主和这一点上，陈公博与低调俱乐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后来脱离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书的序言中，对低调俱乐部成员和“急和派”如此评价：

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

在日渐浓厚的失败阴影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逐渐丧失了政治判断力。

1938年，日本因战线过长，遂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进行政治诱降。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在上海秘密签订《重光堂密约》，并递到汪精卫手中。

据陈公博回忆，1938年7月，汪精卫第一次向陈公博试探与日和谈之事，而陈公博对此“大不谓然”。他分析说：“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战要一致，和也要一致；日本绝无诚意”，“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11月底，汪精卫再召陈公博商议，并出示日本首相近卫拟定的原则，陈公博表示对大多数条款都不赞同。汪精卫辩称，之所以走这一步，是为沦陷区人民着想。

争执之下，陈璧君怒骂陈公博：“你反对，那你当蒋介石的官去！”

至此，陈公博已知无法改变汪精卫的决心，“苦闷达于极度”。而陈璧君等也摸清了陈公博心思，“大家一走，陈公博也不可能独留”。

追随汪伪走上卖国不归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

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介石提出了“议和条件”。

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成员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

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

1938年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他准备离开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精卫争论很久。不久，汪精卫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

此时，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精卫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精卫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精卫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正式登场。汪精卫本欲委陈公博以“行政院长”重任，但陈公博坚辞不就，而选择了“立法院长”这个位高而轻闲的职位。

陈公博向汪精卫提出：“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内战的方式。”但在当时抗战形势高涨情况下，他所言的“补救措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陈公博宣称，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两次派陈公博为特使，率使团赴日答谢。陈公博发表文章鼓吹：“日本不是希望中国灭亡，而是希望中国复兴，全面和平必在不久的将来。”

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汪伪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

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在汪精卫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8月10日，电台播出日本向盟国乞降，陈公博马上感到极度紧张和忧虑。他连续致电蒋介石称，表示可用南京政权直辖的36万伪军守卫宁沪杭三角地区、完整交重庆希望派人接收，却没有得到回音。

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对掌握上海实力的周佛海秘密加委，并联络了汪伪六个方面军头目，对这个空头“主席”毫无兴趣。

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见蒋介石嫌自己招牌太臭且无实力不予理睬，陈公博秘密飞往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但不久，中国政府即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

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16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一律没收。

6月1日，国民政府核准了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汪伪政府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一同，由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被移送至苏州狮子口监狱。

6月3日一早，陈公博正在书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看守来通知陈公博提审时，门外已经站着一排法警。陈公博心中也许明白了怎么回事，对法警说：“劳驾再等几分钟。”说完拾笔写完了最后三个字。接着，陈公博取出毛料西裤，尖头皮鞋穿好，再罩上了一件蓝绸长褂。踌躇良久，他挑出了一把小茶壶，出门直向对面陈璧君囚房。

陈公博向陈璧君深鞠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说完，陈公博双手递上茶壶，“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作个纪念吧！”

陈璧君用粤语大叫：“想不到你竟死在蒋介石手里，叫人死不甘心。”江苏高检首席检察官韩焘问陈公博有何遗言。陈公博要来纸笔，坐下开始写信，一封写给亲属，一封竟是写给蒋介石。信写得很长，给蒋的信只写到一半，时间已近中午，陈公博遂搁笔不写。最后，陈公博要求：“我有茶杯一只，系汪先生所赠；旭日绶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要求随葬。”陈公博向陈璧君道别后，又去和褚民谊道别，然后行抵刑场。他刚走到场地中间，法警在后举枪便射，子弹穿脑而出，陈公博扑倒在地，血汩汩地流了一地。在等待行刑期间，陈公博作长诗一首，最后两句为：“功罪与是非，何必待后史。”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高陶事件始末》序中评论：

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陶希圣）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