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小说在文学中升居主位

这里，在本书的篇幅里，我们只能对文学活动的洪流作最起码的、最精简的叙述，这个向外扩张的世纪的各种新兴力量是通过这些文学活动来表达的。我们已经提到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和从事者的主导思想，以及扩大中的科学想象力对宗教、政治及社会思想的影响。但是对像亚当·斯密（1723～1790年）、马尔萨斯（1766～1834年）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这样伟大的讲求实际的思想家，或对像德国的叔本华（1785～1860年）和尼采（1844～1900年）那样深刻而有见识的思索者，其重要含义和延续下去的影响，我们不可能作出十分公正的评判。再者，黑格尔（1770～1831年），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份太长的菜单上最后一道诱人的名菜。我们只好置之不论。他使近代思潮十分奇妙地转向了，但它又从他的偏斜里恢复过来。

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那鉴赏力的偶然性和解释的荒谬性使得拜伦勋爵（1788～1824年），那个抱着高等游民的哲学的拙劣的讽刺诗作者，成为整个欧洲19世纪文学概念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以及很多年来歌德（1749～1832年）曾是德国的智慧和审美的神明，对他的价值我们也不能予以衡量。他不再拥有那种卓越的地位了。他以大量的连根拔出的和移植过来的古典主义的财富把德国人的心神弄得凌乱了。他是伟大的、文雅的和勤奋的。在文学中他是高贵的收藏家，正像拜伦是高贵的反叛者一样。

19世纪开始时迸发出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在英国。那是有它自己特征的诗歌，这些特征是：对自然有一种新的体会，把它看作是同人有情绪上的关系，对教义不自觉地予以漠视，以及关于最深奥的生命问题的不受约束的研究，好像诗人几乎不知不觉地从既定的和公认的信仰结构里走了出来而进入一个自由的宇宙似的。这一阶段的诗一般有一条有时谈到只剩一点影子的叙事的线索，这些诗就是这样优雅庄重地、追根究底地、变幻多端地抒写下去。雪莱（1792～1822年）、济慈（1795～1821年）、华兹华斯（1770～1850年）是这个时代英国诗坛中杰出的名字。华兹华斯以一种极其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讲出一种神秘的泛神论，一种对自然神的深奥感受。雪莱是居首位的和最伟大的近代诗人，他的思想充满了科学观念，他对他的时代的政治制度的短暂性的理解比同时代的任何人远为先进。在接下去的一代里英国诗歌的冲动被坦尼森（1809～1892年）以更大的音律与美感和较少的远大寓意维持了下去，他博得了很大的名声，他奉承维多利亚女王，他在英国诗人中是第一个因有诗名而被封为贵族的。他的《国王的田园诗》堪与当时的建筑并列在一起。在美国朗费罗（1807～1882年）的名声与其说和坦尼森相悖，还不如说是对他的一个反击。

散文小说的形式发展较为缓慢，并在与教育界、学术界和评论界的阻碍作斗争中逐步兴起，先是与诗歌并驱，以后就超过了它。小说是人们真正在阅读着的东西，那是时代所需要的。随着这一世纪的前进，关于生活的散文巨著慢慢地变得完善并得到承认，这种散文巨著在内容上是一个连续叙述的故事，它已被拉伯雷所预示，并为菲尔丁和斯特恩的散漫的小说所发展。随着它在长度和力量上的成长，短篇小说和短篇故事也在它旁边出现了。

早期的小说是重大事件的故事和生活方式的观察。范妮·伯尼（1752～1840年）把我们带回到约翰逊博士的世界。简·奥斯汀（1775～1817年）在狭窄的范围里写作，她继承了女性的观察传统而且把它细腻地表达了出来。从这种关于风尚和情感的故事里的种种拘束和限制，我们发现英国小说和l9世纪的心灵一样也逐渐打破了陈规。

在小说的扩展上一个很伟大而主要的人物是德国作家让·保罗·里希特（1763～1825年），他的叙事只是为把一些戴满首饰挂满勋章的离题话串起来的一条线。另一个伟大的德国作家是海涅（1797～1856年）。里希特对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作品的影响很深。里希特的散漫和修饰的影响通过卡莱尔传给了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和乔治·梅雷迪思（1828～1909年）。狄更斯的重要对手萨克雷（1811～1863年）使他的读者彷徨、思索和厌烦，而他写作的方式与其说是从德国人不如说是从斯特恩那里得来的。查尔斯·里德（1814～1884年）在他的《修道院和家庭》里把欧洲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间仍然存在的一些争论的问题在一部伟大的传奇文学结构中提了出来。萨克雷和卡莱尔都倾向于自由地讨论生活，这把他们从坦率的小说形式引开而走向对历史局面的解释。英国式的著名小说和历史之间有一种天生的和必然的联系。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都被人当小说来读。麦考莱（1800～1859年）的关于斯图亚特晚期的历史写得极为成功。继他们之后的是些更科学的但也更枯燥无味的历史家，但在这新的世纪里他们的传统就由利顿·斯特雷奇和哈蒙德夫妇及其他的人来承袭。

在法国，那使英国小说从仅仅是一段故事而扩充成一种对生活的写照和解释的同样的必要性和好奇心，也鼓舞着巴尔扎克（1797～1850年）去从事他的《人间喜剧》这篇巨大创作。他的继承者左拉（1840～1902年）比巴尔扎克远为逊色，他写了一套类似的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小说写出了法国一个殷实的家族经历几代的发家致富。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独具一格，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大胆、有文采而有时颇为俗气的人，他写出了大量剧本、诗歌、小说和政治论文。但是在法国，法兰西学院的影响，即古典的传统、学校训练的传统，虽然不能束缚那些例外的情况，而从整体来看它的确驯服和抑制了小说的技巧。卖弄学问的教师们说小说必须有“格式”，它必须“正确”，它必不可离题；在手法上它必须优雅地不流露个人的感情。因此法国小说在其走向英国学派所享受的无限自由的实验路上受到了阻碍。在这样严格规定的范围内福楼拜（1821～1880年）是法国作家中最精巧最完美的了。

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上与其说是属于英国传统，毋宁说是属于这个法国古典派。在晚年，他背叛了他给自己定下的清规戒律，而全然放弃了小说的形式，他在《统治者》中以戏剧形式来描写拿破仑的全部冒险事业，这部书是他写成的登峰造极的杰作，这是伟大的小说家和阐释的历史家结成近亲的又一个例证。

要懂得生活和知道生活中正发生着什么事的愿望，要严谨而敏锐地探讨生活的意向，使得英国人不甘忍受种种诗歌形式上的限制，而把小说和与它同类的文体提升到文学上的显著地位，这种愿望和倾向传布到所有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出大量这种式样的文学。在许多优秀的德国小说家中最突出的名字是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16～l895年）。挪威有它的布伊厄尔恩松（1832～1910年）；俄国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从果戈里（1809～1852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屠格涅夫（1818～l883年）、托尔斯泰（1828～1900年）和契诃夫（1860～1904年）。

但是并非一切19世纪的读者都是热切的好奇的。与心灵上充满怀疑和进步的这一类型和阶级相混杂的，是积极反抗进步思想的那种类型和社会阶层。与大量增长中的使人受到激励的文学并列的，在欧洲和美国同样都有大量达到各级技巧成就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立意供人消遣、给人安慰和使人心安的。人们已学会了阅读，他们有不少时间也需要阅读，他们阅读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制止他们的思想活动。

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是像拜伦勋爵那样的人物，他生前的盛名会使后代困惑。他作为一个诗人而开始其文学生涯，他写了两首流畅的叙事长诗；以后又写了一连串的历史传奇，推崇浪漫的过去，赞扬君主政体的忠诚和传统的丰厚。这些作品大为上流人士和兴旺的人们所爱好，而这些人是被正在变化的、有疑问的现实中的冷酷的不安定所震惊的。不但在整个说英语的世界而且在整个欧洲，司各脱也是一个浪漫的和令人惋惜的小说潮流的培育者。

在欧洲大陆上，这两个作家的作品被奇怪地翻译或注释了出来，他们被当作各种影响的一股模糊巨浪的象征，这些影响的起源是复杂的，在目标和性质上是不相连贯的——这个浪漫主义运动——幸而现在已经消散并停止了。它意味着中世纪精神，它意味着色彩浓厚辞藻绚丽，它意味着对武士的奇遇表示向往而不赞同当代的风尚和兴趣，它意味着本能反对理性和情绪反对科学。它的应用古语的趋势却被用语者的懒散所冲淡。从它的性质来说，它不仅是思想和审美上的进步的一方面，而更像是一次饮宴后的一场闹酒。它不但反对当今的现实，也反对古典的过去。它是宽宏大量的，它是个人主义的。它使神仙再生而沉迷于虚伪的传说之中。它什么都是，在最后的估量中，它却什么都不是。

在德国写出了大量的沉闷的浪漫派文学作品，但是它渗透了整个欧洲。莎士比亚被称为是一个浪漫派，在德国有一种头脑不清的“浪漫哲学”和“浪漫神学”。有大量用英文写出的古装的小说，这和英国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在精神上是并驾齐驱的，证券经纪人和疲倦的商人们就从这些把英勇的十字军骑士、士兵、拦劫的强盗和受难的少女的救助者扮演成英雄的故事中，去幻想自己就是这些英雄人物，借此来忘却他们企业活动的责任，以及自己往何处去的问题，假如有任何去处的话。在这古装的拙劣作品中并不企图去分析这一时期的表现和含义。那正是它的迷人之处。它是热切渴望不去思考的人的心灵避难所。小说中的人物的心理状态是兴旺的中等阶级经过净化和理想化了的心理状态。

罗·路·史蒂文森（1850～1894年）是司各脱朝的最后一个浪漫文学作家，自认为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并自称是一个精神上的娼妓——他的确也是。古装的小说在欧洲大陆上也有人写过，但它从未像它在说英语世界中那样变成这地区的一项正经的行业。因为一个繁荣的读书的中等阶级的迅速发展在大陆上来得较晚，而且是在精神上更受激励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小说的成长在一段间歇以后，作为一种后期的发展，是以把小说组成三部曲或用续篇把它们延伸的趋势为标志，20年代时这种形式有一次新的扩展。小说好像会变成通过某个典型的个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整个世界的一幅图画。这些新的长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罗曼·罗兰（1866～1944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连续出版了10册。与这种长篇的扩大紧密相连的是大量、无定形的、无穷无尽的回忆录、评论和叙事书的出现，这类书的典型的作家是普鲁斯特（1871～1922年）。在这一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几乎无与伦比的人物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l924年），他的贝日莱四部曲同样显示出连续地对一般事物的评论或注释来代替孤独的小说的趋势。

随着19世纪进入20世纪，小说中一项有趣的变化是社会、政治、宗教的讨论不断增加。狄更斯和萨克雷时期的小说家们是为那时期的思想和社会价值已明确解决了的公众而写作的。他们不加讨论，只采用那个道德背景而集中于写人物和个人的特性。萨克雷并不议论，只是宣讲，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世纪的小说中“人物”和他们的行为组成小说结构的全部内容。但是19世纪20年代思想上的动荡在小说中的思想讨论上得到了反映。思潮和理论进入了戏剧时代。它们在兴趣方面大加铺张，但它们却掩盖了那比生活更具生气的强调了的“性格描写”，而这正是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最大的长处。

近代小说在对人生以及对人生观的飘忽而轻松的批评方面的一切发展，无疑我们可以从《金驴》以后的早期文学中找到预示；但是在其形式和规模上的这些预示，没有一个显示出像19世纪的多少有几分是小说的作品那样的变化和那么大的数量，而且在大体和细节上任何一个预示也几乎都没有那种对生活的自由、无羁的判断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使19世纪的精神区别于过去一切阶段的精神的。

到这时为止，戏剧是依赖一个安定社会的存在来支持的，这个社会有固定的习惯和信念，它能提供经常的同情的观众。在一个社会瓦解和重建的世纪里，上戏院的积习被打破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那时的观众中几乎没有思考、讨论并寻求新事物的各种各样的人民大众来参加。欧洲剧院度过了一个平凡和微不足道的阶段，它在使人愉快地消磨时间的意向上，与流行的小说和传奇是相同的。

法国的戏剧虽然简洁但很空洞。在英国戏剧是同样空洞，但绝不是那样简洁。要求讨论和具有思想的巨大力量逐渐地而且面对着大量的非难反对，才在戏剧界产生了效果。挪威人易卜生（1828～1906年）是戏剧回到对当代现实的讨论的中心人物。在英国巴里的合人口味的幻想作品在粉碎“精心创作的戏”的僵硬传统上起了很大作用，萧伯纳（1856～1950年）慢慢地争取到了能支配和有影响的地位。在这真挚和权力的新阶段德国剧作家中豪普特曼（1862～1946年）和祖德尔曼（1857～1928年）都是很杰出的。战争暂时妨碍了戏剧事业，但是战争的结束在大西洋两岸都发放出一股巨大、有生气的、有前途的精力。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1918年以后戏剧的发展在这里是一段我们没有篇幅来叙述的故事。

当我们转到美国文学的发展时，我们必须把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区分开来，一个是欧洲的，即英国的和法国的文学影响占优势的阶段，一个是解除影响的阶段。在一段长时期里美国的文学活动集中在新英格兰，它只不过是一般英国和欧洲文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分支。它以波士顿为中心。这一阶段的作家们纵谈独立宣言，但就形式和手法来说，他们似乎并未觉察到独立已曾发生。美国有它的特殊爱好，它比英国更快地开始研究卡莱尔；在爱默生（1803～1882年）的散文中人们听到了美国自己的音响；但朗费罗只不过是一个英国诗人，他碰巧生在美国并写了关于美国的题材而已。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年）在他的文学手法上，英国手法比欧洲手法要少一些。霍桑（1804～1864年）显示出一点点自我意识的条顿式的魅力。此外，威·迪·豪厄尔斯（1837～1920年）写了一套优雅严肃的小说，以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小说的总分类中会把他列在法国学派下与托马斯·哈代相比。亨利·詹姆斯（1843～l9l6年）是个美国人，他写得既不像一个英国人，也不像一个美国人，而是像一个移植到欧洲条件下的美国人；他写的场面常常是欧洲的，他最喜爱的题材则是天真烂漫的美国人同古老文明的错综复杂的冲突。也许所有19世纪作家中最有美国人的本质的是马克·吐温（1835～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好一段时间里一种独立的美国文学出现的征兆已能被人们看出，但是直至战后美国的作品才可以说是有了充分的发展。这里没有篇幅来描写这事。的确，把文学的故事讲到1914年的这番努力结果差不多形成一张人名录了。

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还希望这些事情可以为我们考虑1914年大灾难降临的文明的性质时提供一个基础。那场战争曾被描写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最大的灾祸”，第一次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两者虽可相比，1914年的战争却是另一种灾祸。古代文明的消失和黑暗时代的开始肯定是一场灾害，但那是一场可以预见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灾害。古代文明几乎已经死去；当蛮族给它最后的袭击以前，帝国本身已经塌陷了。它已筋疲力尽了；假如在本性上拿它的结局去和任何事物相比的话，那就和一个老迈的人的死亡一样。但是1914年的灾祸更像对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的屠杀；科学、艺术、文学和所有构成文明的东西，当它们被制止并在某些情况下被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赶回去时，它们正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1914年开始的屠杀是一次有选择性的屠杀，不像一场黑死病那样；这次屠杀使那些年轻的和健康的人被杀死或变成残废，而且是在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上。例如，今天在法国旅行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无数的战争纪念碑，上面刻着一连串无尽的名字——有时在数量上比目前农村的人口还多。在英国三个杰出的有前途的年轻诗人，布鲁克、索利、欧文——全都被杀死了；还有多少其他不知名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律师和政治家也被杀害了呢？对19世纪的下一个25年来说，我们经常谈到“失踪的一代”；第二流的无特色的人掌了权，欧洲有鲍德温和张伯伦、艾伯特和布吕宁、米尔朗和塔迪厄、季奥利提和维克多·艾曼努尔作为领袖。缺乏能干的人又加上了开始抬头的国际共同体观念的破坏。社会主义国际被撕得粉碎，永远不再团结一致。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些新的国家，每个国家对邻国都树起贸易壁垒，民族仇恨被有意地煽动起来，死去的方言又急剧地恢复了，新闻检查建立起来，护照管理变得普遍了。控制政治的一些心地卑鄙的人试图把这控制扩展到艺术和科学，把人类的心神分成许多分隔间，使英国的、俄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学问和文明分离开来。直到1914年才有可能把世界的历史看作是一种被打断了但又总是继续下去的走向和平与自由的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政治和议会的自由在扩展中，个人的权利更加受到保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在扩大，国家在它们的对外政策上的不负责任也更少了。看来它也许并不是一个自由党人的世纪，但至少是一个正在解放的世纪。这种幻想在1918年完结了。不管人们曾期望过什么，他们现在知道进步不是自己到来的。即使最基本的权利已经到手，还必须为进步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