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亚洲的印度先例

很难相信会有许多人真正接受这幅用欧洲色彩轻率绘制的非洲地图作为世界事务的一项永久的新解决办法，但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把这幅被人们这样接受的地图记载下来。

在19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有一种浅薄的历史背景，对于什么构成一种持久的政治制度却几乎毫无所知，也没有深入批判的习惯。西方机械革命的开始给欧洲列强以对旧世界其余部分的颇为暂时的有利条件，被人们看成是欧洲人对人类的一种确保永久领导权的证据，这些人对13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蒙古人的伟大征服是茫然无知的。他们不明白科学及其成果是可以转让的，他们不理解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像法国人或英国人那样能干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相信在西方有某种天生的智慧上的驱使力，而在东方则有某种生来的懒惰和因循的守旧性，从而会确保欧洲人在世界上永占优势。

这种执迷不悟的后果是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门不但竭力想与英国人一起争夺全球地面上野蛮和未开发的地区，而且还要去瓜分亚洲人口众多而文明的国家，好像这些民族也仅仅是供欧洲人开发的原料。英国统治阶级在印度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及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辽阔而有利可图的属地，都使得相互抗衡的列强的统治阶级和商人阶级在波斯、在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以及更远的印度、中国和日本充满了同样荣华的梦想。

正如读者细查那时期流行的文献可以得到证实的那样，19世纪末了的几年，人们竟认为全世界将落到欧洲的统治之下是件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欧洲人自以为带着一种勉强的慈悲神情来准备承担拉迪亚德·吉卜林所谓的“白种人的负担”——就是说，白种人是地球的主宰。列强在一种相互排挤抗衡的心情下来从事这项事业，而它们国内居民则半受教育或目不识丁，从事科学研究的只有少数人，最多不过几千人，它们内部的政治制度在一种紧张状态或剧烈变革中，经济制度不稳到极为临时维持的程度，它们的宗教则已大大衰退。它们竟真的相信东亚的巨大人口可永远从属于这样的一个欧洲。

甚至今天还有很多人不能抓住这一情势的一些基本事实。他们不理会在亚洲普通人的头脑一点儿也不比一般欧洲人的头脑差；历史表示出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勇敢、精力旺盛、慷慨、自我牺牲和能做出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并且世界上亚洲人比欧洲人多得多，这必然将继续如此。

限制一个地方的人民把知识泄露给另一个地方的居民一向是困难的，现在它更变得不可能了。在现代的条件下，经济上和教育上的举世均等归根结底是不可避免的。亚洲人的一次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重新振作开始于20世纪，并正在继续进行。即以目前说，如有一个精通中文或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有些精湛知识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就有几百个熟悉英国人所知道的每件事的中国人。

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初期，这个对比甚至更大些。印度派遣到英国来的是留学生，英国派往印度的是官吏——在科学考察上大抵是未受过训练的。甚至在1955年还没有任何机构派遣欧洲留学生，作为学员来考察和探讨印度历史学、考古学及目前事务的机构，或在英国使有学问的印度人同英国学生相接触。

自l898年以来——那年德国人夺取了胶州湾，英国人占据了威海卫，俄国人租借了旅顺口——除日本外，在中国事件的进展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些。对欧洲人的深仇大恨像火焰一样蔓延到全中国。一个驱逐欧洲人的政治结社——义和团成长起来，并在1900年起事。这是在十分古老的方式下的一次愤怒和恶作剧的爆发。义和团在1900年杀死了250名欧洲人，据说还杀死了近3万名基督徒；那时中国是在一个皇太后的统治之下，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她是一个无知的妇女，但性格倔强，并对义和团深表同情。她支持他们，并保护那些对欧洲人施加暴行的人。再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公元前500年或其前后，对抗匈奴人时可能发生的事。

1900年危机来临了。义和团对在中国的欧洲人越来越有威胁性。列强作出了增派欧洲卫队到北京使馆区的尝试，但这只使事件恶化。德国公使在北京的大街上被禁卫军中的一名士兵枪杀了。其余的外国代表们聚集一起，把地势较有利的使馆区筑成一座堡垒，顶住了两个月的围困。然后一支在德国将领统率下的两万人的联军开到北京，解救了使馆区，皇太后逃往[唐]太宗在陕西的故都西安府。一些欧洲部队对中国的和平居民极其残暴。可以说，这使人们的暴行达到了大致1850年的水平。

接着满洲实际上被俄国吞并了，这本是列强争吵的地区；1904年英国侵入一向是禁区的西藏。但是没有浮现在这些事件表面的，并使所有这些事件在根本上不同的是，中国那时有一批相当数量的具有欧洲教育和欧洲知识的能干的人。

义和团起义平息下去了，然后这个新因素的影响开始在倡议一部宪法的谈论中（1906年）、在禁吸鸦片上和在教育改革上显示了出来。一部日本式的宪法在1909年诞生了，使中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但是中国是不能按日本模式来铸造的，革命的鼓动还在继续下去。日本，在它自己的改组中，并按照它的气质把眼光转向君主主义的西方，而中国则遥望着太平洋对面。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开始了。1912年，皇帝退位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推翻皇帝也就是推翻满族，从1644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蓄留的蒙古式发辫不再强加在他们头上了。但这一个奴役标记的消失是各种变化中最不重要的，革命党人以及国外许多人士希望，革命应把众多人口的全部潜在力量释放出来。一个巨大的铁路网应当建造起来，一些大学应当创办起来，中国字体应予现代化和妇女应该解放；西方的发明应该吸收，同时中国的古代文明应予保存。少数观察家评论说，中国仍是一块贫苦农民的地方，他们未被任何共和政体的思想所触动，除了已被废掉的皇帝以外人们不知道有任何权威，并且他们只考虑到一天一天地生活。辽阔的国土上星罗棋布着许多大城市，城里的苦力居民几乎是同样的无知。在这部历史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关于中国未来的写作今天都成为令人感伤的读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