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兴起——西方的兴起：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公元1850－1950年）



一、引言

接连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四大事件充分表明，亚洲几大文明各自的传统秩序面临解体是不可避免的。1850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此后的14年里，这场运动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中国要想实行以前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帝国政策就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与此同时，日本则通过不那么暴力的手段，以自上而下、卓有成效的革命脱离了德川幕府时代将军严厉统治的社会，于1854年开始开展了有限的对外贸易。1857至1858年发生在印度的士兵反叛发挥了推翻比较陈旧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反叛平息以后，随着学校与铁路的兴建，印度人民再也不可能将西方人作为占领者这一特权阶级来看待。他们也不能再次忍受另一个继承者卷土重来。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抛弃传统上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最后一个事件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人在英法联军的大力援助下战胜了俄国。但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土耳其的社会制度变得比过去战败时更加混乱。事实上，这个苏丹帝国因战争所产生的新事物而再也无法复生，所谓新事物包括它所欠欧洲投资者的一笔数目可观的公债和欧洲工程师修建的铁路，更不用说1856年在英、法、奥三国大使的要求下向所有奥斯曼帝国臣民做出的平等权利的正式保证了。

这样，在亚洲各大文明国度里，来自上层或底层的反抗都突然败坏或腐蚀了过去的方式和价值。而且，在每次事件中，与工业化西方的联系和冲突都极大地激发了破坏性影响。看来，关于历经两千多年磨难的世界四大文明发达区在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里最终衰败的说法，不算是言过其实。取代这四个（或加上日本是五个）自主而又相互关联的文明的，是一个动荡不定、尚未成形、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的世界，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同时发生了使世界历史出现如此重大变化的这些重要事件，是绝非偶然的。已经对外开放的日本了解中国当时的困境。哗变的印度士兵也知道英国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从欧洲人方面来说，他们在1858－1860年实行的对华推进政策是英法合作先期试验于克里米亚的政策的远东翻版。一般来说，到19世纪中叶，全世界交通运输的密度、速度和周期已达到了使地球上每个文明地区都不会在几周内与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地区毫无联系。尽管洲际通讯在1867年大洋底铺设电缆后才开始，但欧洲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即时通讯于1850年通过电报机已成为现实。初期投资巨大而需要更加精算开支的铁路的普及在时间上比电报晚十年；而在海洋上用轮船替代帆船运输货物也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20年间完成。

西方的兴起

交通运输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是西方技术高速发展整体的一部分。到19世纪下半叶，技术继而和理论科学产生了系统而且卓有成效的关系。但是，理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仍在不平衡地发展着。再者，给世界伟大文明之间带来戏剧性变化的交通、通讯方面的革命是依靠广泛的技术基础而实现的，而技术又依靠科学。这三者又都依赖于一个按照特有的欧洲习惯和态度而形成的有利环境。离开这个环境，交通、技术和科学就无法获得它们改造世界的力量。然而，技术的变化以其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着旧的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随着现代技术（它仅仅有一百年就发展得如此迅猛，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先驱之国也是如此）的卓越成就而出现的副作用，使得西方古老的文明传统陷入混乱，就像六、七十年前亚洲文明被搞乱的情形一样。

有争议说，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得构成二百年前社会景观的全部文明扭曲了。这种结合使一个全新的“现代”国际性文化取代了一个陈旧的地域性文明残迹。诚然，从仅在20世纪那一代人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巨大变化的观点来看，继续把我们这个时代大都市人民的生活与那些孤立乡村地区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在20世纪初期看似显而易见的西方文明的“瓦解”根本不是什么“瓦解”，而是其内部进化到一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纵观历史，激烈的动荡使得西欧以不同于欧亚大陆其他伟大文明的方式脱颖而出。从最近的世界史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革命性重组的长期趋向的事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西方人而且全人类都被卷入其中了。

对那些以为自己是西方文明继承者的人来说，选择哪一种定义来解释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个人喜好与性情而定。可是，其他文化传统继承者们通常认为，“近代”文明主要的特征，是它在许多方面都与古老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看法上取得一致是困难的。显然，那些缺乏时代眼光的20世纪的人们需要一种客观与敏锐的评价。事实上，人类各种不同文化都包含在相互作用的一个文化整体之中了。其影响可能全然不为人们所预见。即使那些20世纪最优秀的观察家们也只是将其洞察力局限于他们周围的世界。这正像公元一世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罗马人一样，他们全然不知他们那个时代小小基督教社会的前途是如何地不可限量。但是，这些局限都是天生就存在于人类发展过程之中的，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前辈及后人分享这种局限性。

故此，考虑到由时间、环境和气质构成的这些特定条件，可欣然归纳以下两点，这两点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看来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人类逐步控制无生命的各种能源；第二，逐步以社会机制和社会习惯改造社会，以期达到人类所追求的目标。用历史学家的行话来说，这些发展都可归纳为工业化和社会政治革命。用一位社会哲学家（也许是古板的一位）的话来说，这两点大概都集中在一个标尺之下：人类理性的进步既适用于大自然，也适用于人类。科学与技术确实都取得了进步。我认为，这种进步也体现在人际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是，哲学家们根据他们的理论揭开了不可知论；心理学家们按照他们的理论则发现了人类本性的不理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上其他观察家们则按照他们的论据指出了社会现象与人类思考的无从比较。更不要提那些有思想的人们一致赞同的问题，诸如当代所有熙熙攘攘的人类的进程是向哪个方向行进的？朝着什么目标？按照什么价值？所有这些讽刺不该导致绝望。不管芦苇如何纤弱，人类的理性总有其明智之处。因此，多少世纪过去了，我们时代的智能危机就像16世纪的欧洲神学辩论仍出现在今天那样，可能看起来既有趣又互不相关。

如果人们把有意利用（1）无生命和（2）社会的能源的进步作为近代历史的主题，欧洲和西方就会比以往更加明显地被置于令人瞩目的中心，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使人类处于混乱的那些技术和社会组织上的主要发明，都起源于西方，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起源于特定的欧洲范围内。

正如上面章节所述，把早期欧洲的发展与其后几十年中世界的发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新制度”作为法兰西的政治实验与英国的工业实验的混合体，在一片喧嚣声中于1789年后来到欧洲，它给迅速发展的西方带来了一种新的外观和特性。但是西方的扩张导致19世纪中叶亚洲古老文明的生活方式趋于决定性的崩溃。自那以后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非西方世界尽力使自己各种丰富的文化传统适应起源于欧洲19世纪的思想与技术。从新型的社会政治控制机制中产生的新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困扰，与20世纪中叶出现的电子、原子能、火箭的技术奇境几乎都没超出西方世界的范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没有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而是意味着印度人、中国人、中东的穆斯林等这样的民族和西方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接受新事物上都不甚积极，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一种特色。

因此，本章将分析1789─1917年间欧洲和西方的发展情况，对近期西方历史做一些粗浅的考察以便给出结论。然后将尽力找出到1950年为止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相互影响过程中出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用1950年这个年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一个数字截点而已。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选择1945年或其他某个年份，以便把20世纪世界历史分成有意义的若干时期。

二、西方的扩张（公元1789－1917年）

（一）领土扩张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西方文明的地理界线仍可以比较精确地划分出来。到1917年俄国革命出现时，情况就不同了。西方历史已融入世界史。同时可以确切地说，共同的命运已超越了人类其他一切文明、野蛮和蒙昧。

在这次融合中，西方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具备了突出的优势。对传统制度价值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数不多的世界最强有力的武器和最有效的交通通讯网络，使得西方人轻而易举地镇压了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引起的其他民族的反抗行为。

这样，在几十年时间内，来自欧洲或欧洲血统的移民占据了北美中西部、南美大草原（pampas）以及南美洲邻近的地区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俄国在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扩充边界的活动在19世纪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停止过。可是，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渗透远远超出了欧洲类型的殖民地区的范围。到了1914年，非洲、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所有地区几乎都处在欧洲的政治控制之下。矿山和种植园在世界许多新地区被开发出来。这些地区经常是远离欧洲和其他文明的地区。无论在丛林、沙漠、北极地带的林地还是世界上环境宜人的地区，人们都在急切地追求像茶叶、橡胶、镍、石油这些新产品以及黄金之类的老产品。甚至18世纪的皮货商与19世纪的捕鲸者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捕鲸者像早期皮货商捕猎时侵扰极地地区的居民那样，狩猎于七大洋，并以其疾病和毫无价值的玩物侵害大洋洲诸岛上的原始居民。

人类与货物的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上人口与文化旧的分布状况。无论自然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传播到人类居住的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然而，尽管19世纪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在世界史上有其意义，但就欧洲本身的历史发展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1789到1917年欧洲历史上占主要地位的，一是建立在使用无生命动力基础上的工业化；二是建立在对人类权利与义务新认识之上的政治革命。这两点都在欧洲历史上有深远的渊源，它们既不是自古有之，也并非只是与外部世界的偶然联系才发展到1917年。

直到近期──也许就在今天──使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得以融合的世界主义促进了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从西方向非西方流动。结果，很少把现代较高级的文化和思想归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确，当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天生就有优越感这一信念坚定地占据了自己的心灵，尤其是这一信念常常被用步枪和炮舰来很便利地维持时，很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变得更加不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如其18世纪的先辈们那么开通。[1]

（二）工业化

19世纪的工业发展以1870年为界，大体上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技术、特殊的组织形式和思想。第一阶段明显地集中发生在英国；第二阶段则比较分散，主要在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后者，它们是当时的先驱和榜样。

第一阶段或称为英国时期。近代工业化第一阶段的技术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煤和铁。19世纪中叶，当铁路、棉纺业以及其他千百种新机器或新发明投入使用的时候，这种技术的作用才被充分表现出来。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大型博览会展示和适当体现了当时给英国带来丰硕成果的工业技术变革。

把煤和铁用于工业以及民用目的在19世纪的英格兰几乎并不新鲜。早在1712年，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r）就已用煤作为机器的动力。而铁作为制作工具的标准材料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革新，主要是这两种基本材料被应用的规模。当数不清的蒸汽动力应用于铁制机器的时候，规模上的变化已扩大到种类方面的变化。分散在乡村农舍用人工操作的木制织布机和纺织机，根本无法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棉纺厂中的大量蒸汽纺织机和它们生产的成千上万个纱锭相比。机器生产的产品价格之低廉、规格之一致，特别是质量之高，远远超过了手工产品。其他传统行业，如冶金、印刷行业的迅猛变化以及机械工程、铁路等新行业的兴起，把新技术推进到1850年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那时，有些富于想象的思想家，如亨利·圣西门（卒于1825年）、奥古斯特·孔德（卒于1857年）和罗伯特·欧文（卒于1858年），开始注意到将来经济可能极为丰裕，在这样的经济中，无生命的能源大量用于工业进程将极大满足人类的需要。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贫困不会消失，商品的任何增加都会被增加的人口迅速地消费掉。19世纪英国人口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从1801－1821年短短20年间里，其人口就增加了34％。整整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已由1801年的1000万增加到1901年的3700万。[2]

从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场工业变革开始于200年前的英国，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就达到了真正大规模的繁荣，构成了我们时代之前的一场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突变，看来似乎完全可以与从捕猎过渡到农牧业的新石器时期的变化程度相比拟。在新石器时代，农夫精心改造自然环境的技术使得人类的食物与动力资源成倍增长，人口迅速增加，并使相对多的人口集中到城市成为可能。在那里，职业的专业化有助于文明生活的技艺和复杂经验得到发展。通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甚至一直到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依靠逐年逐日的耕作模式而生活着，饱受风险、天灾、战争、瘟疫之苦；他们在丰收与劳作中得到锻炼。

现代工业可能将形成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大多数人将存在于遥远而不可预见的未来之中。但是，这种因改变人类生活基本节奏和常规而出现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部分或试探性的研究。因此，仅根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几个主要都市的发明家、工程师、提倡者在小范围内所做的一点开创性工作，就夸夸其谈其历史性后果是困难的。

然而，在过去，也许在现在，人们仍能很容易地夸大这种制度结构和知识结构长远的重要性。英国的工业化就是从这两个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也许像 “新教伦理”、“非国教徒良心” 以及“资本主义精神”这些玄妙的内容是开创性工业化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是加尔文教义还是非国教主义都没有带来工业发展的后果。当然，英国有其有利的一面：已拥有大量易开采的煤、铁矿石；出现了一支能被迫接受新工作的劳动大军以及发明家和企业家阶层。这些发明家和企业家愿意开发新观念，以便能够获得金钱与贷款，使他们和新机器以及操作程序融为一体。

也许是英国社会结构比较松散，从而激发了创造才智，并在第一阶段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使得英国处于比其他国家领先的地位。这种松散结构，是从17世纪中叶议会愤怒地废除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不断上升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继承下来的。但是，在1756至1815年间，英国议会仿效旧体制的古风被与法国人作战而产生的紧张和突变所震撼。[3]海外贸易模式因依赖于不断强大的海军力量产生了急剧变化，政府法令同样受到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五花八门的战争经费[4]的影响而发生突然变化，同时货币供应和物价水平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对经济改革的传统性抵抗力量。在这些条件下，一位幸运而又有技术的倡导者很容易得到财政资助。他可以诱使千百个雄心勃勃或者说是贪婪的个人去仿效他。[5] 很有可能，在一个管理较好的社会，如果官方对个人积极性控制得太厉害，而且又从战争中赢利，有可能阻碍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出现的工业企业迅速的改造。

然而，任何一般情况都不能够说明人类事务中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变化。简而言之，由于不同动机的驱使，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决策并行动，于是开始改变了英格兰的生活。对精巧工艺的自豪感与期望在同行中受到尊敬的愿望，在一些案例中可能是搞发明的强大动力，正如在其他案例中对赚钱的欲望一样。一个耐心把螺丝拧进螺母，使之既平滑又结实，一扣一扣都是按他传统的手、眼技艺所做的工人，对新机械设备的成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如同决定制作一台机器并付操作工人工资的资本家不可缺少是一样的。当一个发明者，比如詹姆斯·瓦特，他自己既不是机械师也不是资本家，只因依靠他们的合作，他的想法才和运动着的铁器得以结合。

说到早期工业化制度的建立，要抓住重要的一件事，即：英国社会比较古老的体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作用，尽管它在19世纪上半叶，在来得密集而迅猛的技术革新中受到考验并得以发展。[6]然而，这既不是事务的必然，也不是事务稳定的状态。事实上，早期工业化在某种制度下的出现和繁荣不能证明这种机制与工业化有任何固有的长期密切关系。因为这种制度的特点曾经是商业化和农村化、贵族和议会、孤立保守与个人主义共存。提出英国工业化的成长与英国特有的制度和态度之间有必然联系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又普遍扩大到西欧和北美洲地区），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自由派以及20世纪保守主义者共同犯的一个知识上的错误。

尽管如此，这种想法直到1870年世界工业生产的领导地位从英国开始转移到德国和美国的时候，还被以为是有道理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以及与之有相似思想的哲学家们，发展了一套复杂且令人难忘的经济理论，认为个人自由判断买与卖的合理行动，可以极大地满足人类的需求。由于英国的各种机制看来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给予充分良机，结论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英国惊人的工业发展直接源于英国法律的合理性。它禁止在市场上干涉个人自由。这个自由竞争哲学在19世纪中叶已成为自由信条中一个基本条款，并在许多欧洲国家为那些在当地实行工业化而受到法律和其他阻碍的人们呐喊助威。

但是，即使在19世纪，事情也不尽相同。技术迅速超出了自由制度的范围，并且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找到它的立足点。日本的工业化就是这一现象最显著的例子。然而，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的兴起以及二三十年后俄国工业的兴起都给它们带来了现代工业技术的全面发展；而在德国和俄国社会里，自由传统是很差的，在政治上也无足轻重。如果通过利润分成来看个人致富的标准，那些在政府或公司的官员们扶持下做得不错的工业企业常常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

此外，当德国和俄国的工业正迅速发展的时候，英国的大工业家们对所取得的荣誉感到心满意足。成功的实业家的后裔们被拥有地产的悠闲阶级中所流行的优雅的生活方式强烈地吸引着。受影响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常常不愿意再做大量的和新的投资──的确如此，为什么要把一件好事搞乱呢？除此之外，上流社会需要摆脱对工厂积极的日常管理，要求在伦敦或者至少在曼彻斯特市内有个住所。可能的话，在乡下，在那些远离喧闹的工业加工区与污秽的地方找个住所。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极大地扩大了工厂管理人员与劳动者之间的距离。早期存在于较为俭朴工厂里的那种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之间融洽的、在工业技术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日趋消失。天才的机械师们依旧存在，但是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乐意用他们的才智去养肥一个远离社会的资本家，尤其当他们意识到一旦这样做就可能导致同事们失业的时候，就更不去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了。

英国失去工业领导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理论科学和技术发明之间缺乏一种审慎而系统的联系。[7]的确，实业家们有时只是在遇到特殊困难时，他们才和理论科学家们磋商。比如，1815年煤矿主们委托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设计一种煤矿上使用的安全照明灯；自然哲学教授查尔斯·惠斯登（Charles Wheatstone）成为率先成功的英国电报公司（1837年）的合伙人，因为在最初的试验阶段，企业家们需要他的电磁学知识。[8]在随后的一代人中，格拉斯哥一位凯尔文勋爵（Lord Kelvin）教授解决了妨碍传送跨洋电报的一些难题。他还设计了一种可以用于格拉斯哥船厂制造的新型铁船上的指南针。[9]但是，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对立仍然不时地出现：根据双方协议，一俟具体问题得到解决，原来一件紧急之事也要被束之高阁了。

从事工业生产，人们的基本愿望总是思定的。劳动者和工厂主一样都想在一种新技术一旦试验成功之后，机器的制造，对劳动技术的需求，以及成品市场的建立，一切一切都能无限地进行下去，而不要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初期，当最初成本还较少的时候，一种拥有机器改进专利的竞争者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和价格，轻而易举地使兴隆的商行破产。商业盛衰循环周期的猛烈震荡，进一步淘汰了那些效率低或者是技术即将过时的企业。

尽管如此，英国工业实业家和工人都本能地盼望或希望稳定。机器的不断复杂化以及制作过程的精细化，使最初资本成本增加；国内竞争引起的混乱减少了；但是，来自国外的竞争引起的烦扰仍未减弱。[10]技术改进无止境这个概念，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真正地在英国实践家们当中找到立足点。人们很难相信正处于最佳状态、完美无缺的机器设备也会变成过时的东西。一个公司应该通过资助研究来增加成本，目的在于替换其工厂原来工业生产程序的这种矛盾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仅仅被很少的几个英国企业家所接受。

英国国家权力与财富，也许由于对技术进步的这种社会和道德理智方面的障碍而遭受了损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早期（并且是夭折了的）工业化的稳定证实了英国社会旧模式所具有的活力和适应性。成功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们吸收了传统的上层阶级的世界观和习俗。在社会的另一端，英国产业劳动者则通过在诸如酒吧、工会和卫理公会教派（Methodist）礼拜堂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周围，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个善于容忍的道德世界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相当大的创造力。

如果英国停留在自己的发明上，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已达到高潮时期的发明和技术改造的急剧发展也许早就走向消亡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速度缓慢的技术进化。然而，英国没有停留在自己的发明创造上。相反地，它采取了与他国不同的态度和机制，使工业化获得了第二次推动力，而且比第一次更有力。于是，与世界上其他人一样，英国人也不得不使他们自己适应这种新形式。

第二阶段或称德国和美国时期（至1917年）。现代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技术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开发的新资源和各类能源。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煤和铁的首要地位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干扰。各种新兴的电力、化学、石油和轻金属工业以及应运而生的汽车、收音机、飞机和合成纤维行业都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煤和铁这两个19世纪初期的技术“大王”，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改造。煤找到了比只作燃料更多的用途；蒸馏产生的焦油，通过适当的化学处理，能够制造出诸如阿斯匹林、染料和炸药等不同产品。铁也是如此。贝塞麦转炉（Bessemer converter, 1856年）的发明，使铁经过显著化学变化，炼成多种钢材。钢这种铁和炭以及其他元素的合成物，本身就能够产生无限的变化。化学家和冶金家已经掌握了较为准确地控制各种成分的方法使产品标准化、多样化。他们还发现，原料和比例的微小差别可生产出硬度、弹性、防锈和伸缩力完全不同的钢。“钢”成为用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各种特殊类型金属的总称。因此，尽管在1870年到1917年间，煤和铁在工业材料中还占统治地位，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化学家和冶金家们已经把早期工业化的这两位孪生“大王”变成了大批种类繁多的全新物质。

特殊钢和煤焦油衍生物的发展代表了19世纪末期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煤和铁的创新使用了精心促进分子或微分子方面出现变化的优势。的确，当化学家们都涌进工业技术发展的第一线，并使得工业工程师们成为他们的学生的时候，[11]主要是通过开动的铁制机器对巨型材料加工的旧技术的范围被工业发展过程中开发出来的自然力的极度微型化极大地扩展了。对微分子、原子和（带电的）亚原子粒子、力以及属性的精密处置，为人类控制物质和能源开拓出了宏大的新领域、一种微妙的灵活性和一种无比的精确性。轻巧的开关供电取代了蒸汽炉为当地提供电力的方式。现已证实，电可以使各种机器的驱动轮运转，从而开动了机器生产程序。如果说以笨重的弯轴、起伏的活塞、轧轧作响的驱动轴以及大量的蒸汽和烟云构成的固定式蒸汽机引擎是第一阶段工业现代化机械原型的话，作为第二阶段标志的“机器”在人们中间的概念已优化为收音机、变压器、电解器、摄影感光板或者电炉。

诚然，新技术不能全面替代年代悠久、较为古老的生产程序。除了蒸汽机，其他任何发明也都导致人们放弃用牲畜和水作动力。事实上，陈旧技术形式的新改进有时是十分重要的。数量日益增加的吹风炼钢炉、火车机车、轮船、印刷机械及其他机械使经济得到重大发展。与早期铁路带来的影响相比，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则预示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形式。然而，这些改进尽管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只是完成了工业化第一阶段的任务，未能开创第二阶段；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依旧置身于后一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其工业组织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组织和理想与英国的情况极为相似。美国分享了或者说发展了英国社会的大部分独特的东西。它甚至更保守，在经济与社会机构中公共官员几乎无足轻重。社会阶层没有明确区别，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美国革命以前很长一个时期，金钱的算计以及市场上的尔虞我诈已经流行于新格兰和中大西洋各州。美国佬的机械创造力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现代工业化很容易扎下根来，尤其当铁路和水路运输使宾夕法尼亚和其它内陆地区的铁和煤得以开采的时候更是如此。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稀少但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战后一直维持着一种繁荣状况，这与1790－1850年间遍及英国工业界的情景非常相像。而且，美国实业家的利己主义思想和竞争手段，简直是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公共道德面纱遮盖下的工业粗暴行为的翻版。像托马斯·爱迪生（卒于1931年）和亨利·福特（卒于1947年）这样的机械师和企业家，在关键方面重新发挥了理查德·阿克赖特（卒于1792年）和詹姆斯·瓦特这些人所取得早期成就的那种作用。他们是结合广阔的美国国土与国内市场从经济角度上来产生作用的。

大批各种各样移民的到来大大地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到1914年，美国人已成为一个各民族联盟，其中欧洲人占主要成分，还有一个实力雄厚的黑人少数民族。美国至少变成了集中人类几乎所有主要民族代表的地方。由这种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多样性，使人们对从农村到城镇生活变迁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压力，给予了特别的注意。美国的解决办法是，强调英国文化遗产和政治先例，至少在几十年中冲淡了一些外来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各种差异和提供了相对灵活、适合各民族不同文化融合的共同基础。

美国的工业化与英国情况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大公司集团很快就变成了美国商业企业的正式组织形式。把公司变成依靠职业经理而不是依靠所有权行使权力的私人企业倾向，与第一阶段工业化时风靡英国的粗野个人主义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在美国，对私人企业的公共管理也表明了像约翰·D·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有时发展到超出严格的私人概念能够容忍的范围。然而，这些趋势在德国得到了全面发展。在那里，普鲁士政府的传统是像鼓励其他事物一样，也鼓励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在那里，人们认为政府官员不应是侵吞诚实的人们上缴的税款的贪婪之辈，他们应是国家这个超然实体的代表；在这个实体里，即使在事实上不总是，而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把互相矛盾的私人利益适当地升华到公共利益的程度。

德国工业发展能和美国工业发展同步进行，部分原因是，两个国家都需要有铁路来释放以前因内陆地区运输困难而未被开采的矿源财富。但是，德国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在其东部地区的等级制度；强大又得人心的神秘政府；军队和官僚体制；优秀的德国式教育；广泛分布的手工业技能以及行会组织；所有这一切都确保德国现代工业展现了完全不同于英国、美国的社会与道德特征。

德国人最重要的革新是他们扩大了工业生产过程中精心管理的范围。这种革新是在几个不同方面进行的，大体包括：（1）技术方面，（2）金融方面，（3）人事管理方面。

1）技术方面 德国人组织发明创造，并且使之成为一个考虑周密、意料之中的正常事务。事实上，当德国工业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就像化学家们开始对其研究课题取得足够理论根据一样，而这个根据证实它将无疑有助于形成技术的改进是无限的这样一个概念。不管怎样，德国的化学和电气公司开拓了建立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先例。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与实验不是作为辅助正常工作的一种应急措施，而是企业组成所必需的常设机构。这样，一些德国公司搞技术发明，是通过科研的高级理论与工厂单调的日常工作之间实实在在的结合加以实现的。企业效益是显著的。到19世纪末，德国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居世界领先地位。

2）金融方面 德国政府通过取消或者控制自由市场的手段，扩大了管理部门的范围。而自由市场至少在理论上曾指导了英国实业家们的决策。于是关税，特别是精确调整后的铁路税率，被用来鼓励某些国防所需的工业企业的发展。1866年以前，特别是1866年以后，当普鲁士人通过铁路运送军队率先显示了他们出其不意的战略时，人们就着眼于铁路本身潜在的军事用途了。沿着受到威胁的前线快速布置的需要，已经变得比任何支配自然和建设地方铁路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更加重要。然而，考虑到取消市场的问题，德国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优势，同时还得到了结构紧密、效率非同寻常的运输网。尤其在1879年以后，国家购买私人铁路成为官方政策时，情况更是如此。

政府领导人不仅仅是致力于控制德国工业发展的官员。在国家的保护伞下，德国出现了五、六个“私人”组织。它们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极为广泛的影响，这些“私人”机构就被叫作银行。它们有权力是因为它们对德国工业进行了大量的长期贷款，其规模扩大到连英国银行家都会拒绝的那种向私人控制下的机器和建筑业的大量投资。1870年以后，这种很容易获得的贷款大大加速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银行坚持对那些得到它们慷慨资助的公司有发言权。主要做法是，在董事会中逐步安插银行的代表。当一家银行与几种工业或若干企业建立起这样亲密与共的关系以后，表面处于独立的各个公司就变成虚构的了。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范围来看，或者从金钱的角度来看，银行家们的观点是控制经营决策。

卡特尔已经成为由大银行起协调作用而出现在德国工业综合管理方面的特殊表达。卡特尔的总目标是控制一些特殊产品的供销价格。其方法是尽量增加整个工业的利润，尽量减少货物流通和工业企业服务中的价格波动。卡特尔的所有成员通常根据协商好的比例来分配市场。价格的制定几乎是普遍的，常常是同一产品以不同价格供给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各个工业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假如有些产品难以定出标准，卡特尔的原则通常就失去作用。不过，在煤炭、钢铁和其他许多主要工业中，德国卡特尔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德国金融和工业经营者们通过卡特尔控制了市场（程度有限），而不是被市场所左右。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人们简单地认为，自由市场上价格波动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随着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调节了工商活动，正像很多世纪以来，农民随着老天爷的仁慈与暴虐尽力调整他们的生产活动一样。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中，德国卡特尔未能完全从世界市场波动中摆脱出来。 [12]但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产，并对价格实行严格管理，它们对金融环境很能控制，这种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至今仍是这样。

3）1914年以前，即使在德国，人事管理方面的进展也是不平衡的。虽然如此，德国商业与技术学校为一些特殊工作培养人才的有效程度也比世界其他地方高。而且，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在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增加了有意识管理的一个新因素。同样，俾斯麦从幕后操纵新闻的做法是思想控制的一个初步措施。这一措施在我们这个时代已被广泛运用。

在全国范围内比这些微弱的、刚刚起步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个人企业家很快让位于专业管理人员集团，他们受委托不仅以其高效率来管理那些工厂、公司、卡特尔和银行，而且还通过创造一个有严厉的内部纪律与团体精神的上层精英集团决定它们存在的条件。这种纪律与精神和19世纪初叶英国商人中普遍流行的利己主义和赤裸裸的拜金风气有着天壤之别。德国工业和商业界的精英人物把他们自己编入严谨的官僚统治集团行列。他们因自己致力于集团精神并做出成绩而被升到拥有更大权力的职位。金钱──这种奖励与市场上成功的标准──对这些人来说常常处于次要地位，他们更看重在商业社会中不断上升的威望。

很清楚，一个相当狭隘的寡头政治统治者，是通过集体从上层志同道合的候选人中选择他们的政府成员，并以此作为晋升。这些人都要经过一生的严格审查才能被提拔。这种寡头政治就很像政府官僚统治的金字塔，而且事实上工业与政府的集权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都重叠在一起。在德国各个州，国家公务员管理着铁路、矿山、电报和电话业务。普遍问题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对私人公司的态度虽然相当冷漠，然而依然是诚实为善的。这在主要供应厂家与普鲁士参谋部之间的积极密切合作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19世纪人事管理方面的确取得了真正显著的成就，它们集中在军事领域。德国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尤其引人注目。拿破仑时代之后，普鲁士在实行普遍正规军事训练方面开创了欧洲各国的先例，至少在原则上，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是正常的。普鲁士预备士兵通过参加由专业官员事先设计的军事演习，所取得的成绩令全欧洲大吃一惊。普鲁士在1866年战胜奥地利、1870至1871年战胜法国以后，欧洲大陆各国都匆忙地仿效普鲁士。其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星期，人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壮观场面：许多庞大的人类机器，用替换零件组装，以十分残忍的方式开动着，至少大体是按照事先决定而又不得改变的计划运动着。数百万人构成了装配着这些竞争机器的零件，举止几乎都像失去了个人意志和才智。结果，到1914年8月，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尘世，欢庆自己进入了一个梦游的英雄主义的无意识状态。

随之而来的战争年代导致德国社会各种不同成分大规模合并。此时，德国社会已经大大地放松了思想意识对社会行为控制的限制。到1917年战争进行了三年以后，和平时期各自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的集团和组织机构（经常为实现相反的目的而行动），都服从于其中的一个组织机构（也许是最有效的一个），这就是总参谋部。军事官员控制了政府文职官员、银行工作人员、卡特尔、公司以及工厂、工程师和科学家、工人、农民──实际上几乎包括了德国社会每个成分；而且在理论上以及很大程度在实践上都朝着战争的方向使劲。

到1917年，定量配给和优先权已经取代了市场价格，成为所有重要商品的分配调节手段。对现有的劳动力、原材料、动力和运输的统计，都优先于对金融的控制和统计。科学人才已被动员去研究大气固氮这样一些紧急项目。不这样做，德国就会缺乏炸药和化肥。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组织尽管不尽完善，也扩大到了邻近的国家，它们或与德国军队结为联盟，或已被德国军队占领。为了实现全国目标而形成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就这样变成一个跨国集权主义。当然，其中奥地利的粗心、比利时的愤怒和巴尔干的落后都限制了这种集权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集中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并协调二者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做得都好。它完成得快，而且持续得久。

1918年的失败导致曾置于全部权力核心地位的德国军事管理机器的废除。然而，当那些被团体精神激励、并被组织到严格的权力机构中的无情而又具有聪明才智的人，试图把全国能源和资源与统治集团规定目标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可能出现的新经验仍然充满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头脑，激起另一些人的雄心，并且预示世界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3]

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每个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一些细微差异；正像英国的先例和模式在19世纪上半叶被大陆各国略有不同地接受了一样，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模式把不同的地方传统、技巧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与略有不同的英国或法国模式的竞争，使东欧和南欧开始了工业化。但是，在1917年，工业化几乎还没开始在西欧和美国北部以外的地方扎根。尽管它对全人类影响巨大，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摧毁了“欧洲新制度”时，工业化进程依旧是一件有吸引力的地方性事件。

工业革命

（三）民主革命

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制度改变成国民会议制之后，宣布了人权法令并制定了包括这些权利在内的宪法。这样，民主革命，这个首先起源于北美的英国殖民地的引人注目的字眼，横跨大西洋，以华丽夸耀的声势移植到西欧中心地带。几天的炫耀之后，人们的激情仍持续了20多年。在这期间，革命的思想已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到了南美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政治家的主要任务是使各种传统的政治事务适应于这个在法国新发现的永恒真理。这就是，按照民主原则，改革现存组织机构，使之世俗化、合理化。[14]

法国大革命本身就综合了各种对立物。除了在实践中无法避免的一些妥协之外，被总结成“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的革命理论有多种解释。可是，这些解释曾经是，现在也还是所有好的政治口号的精髓。因为它允许持各种观点的人聚集起来，采取有效的行动，尽管他们仍有分歧。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包含了人类动机的多样性，这与欧洲历史上，甚至在宗教改革时出现的那些早期大动乱的动机的多样性是一样的。

“自由”说到底，其含意也许就是大多数人用以克服各个障碍，以达到他们目的的权利。用一句易于理解、自相矛盾的话来说，自由甚至可以包含一个集团利用劝诫和威胁的惯用手段使人们觉悟的权利，如果需要的话，公开诉诸暴力以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他们，防止人民的敌人玩弄他们恶毒的欺骗计策。但是，自由也可能有着恰恰相反的含义，即：个人权利。这就是说，在最大可行范围内，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即使他们的行为令大多数人不快或伤害了大多数人也无所谓。简而言之，自由的含义既可以理解为政府当局权力的极大扩展，也可以理解为对它的严格限制；因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解释这两方面的政策。

“平等”与“博爱”也同样包含了非常矛盾的内容。平等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致大家都应该缴一样的税额，受一样的限制，享受一样的自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富人真会和贫穷饥饿到准备为一顿丰富饭食去出卖其生存权利的人平等吗？或者说，真正的平等是否也需要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和财产再分配？假如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富人在法律面前是不是平等呢？或者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要受到特殊惩治条例的惩处呢？至于说“博爱”，是指所有人都是兄弟呢？还是仅指全体法国人？或许是指所有那些被未开化的人或心肠恶毒的敌人包围着的思想正确的人？或许它仅仅是指一群真正是兄弟的、品德高尚、思想正确的法国人？而那些较小国家的人们，即使他们的想法也属于正确的范畴，也完全不能称兄道弟吗？这些相反的含义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了。随着革命队伍中若干派系的分裂，这些含义或多或少地变得更清晰了。

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性

大革命时期法兰西内外错综复杂的党派之争和政权的转移就不必在这里逐一叙述了。只说下面一件就够了：在国民会议制定的宪法破产以及革命的法兰西与保守的普鲁士和奥地利（1792年）之间出现敌对以后，事件迭起，并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到1794年，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把法兰西共和国从其国外仇敌的手里挽救出来；但是，军事上的胜利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慌乱，而国内出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为拿破仑·波拿巴的野心开辟了道路。拿破仑于1799年夺取了政权，并不断地强化对法兰西的专制统治。直到1814－1815年间，他才在欧洲的联合下被推翻。

因此，法国革命带来的不是民治共和政府而是军事独裁，随之而来的是君主复辟。然而，尽管各革命党派的光明希望被许多事件搅乱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实现了。大规模地废除君主权力以及相当广泛地分散土地所有权──这是通过没收教会和贵族的财富再行转卖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使得19世纪的法兰西成为一个农民的国家。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从稳定法兰西社会的意义来看，它确保了大革命的不可逆转。但是，作为土地、妻儿和其他财产的一家之主，终日沉溺于像粮食价格和女儿陪嫁这类既实际又重要的事情中的农民[15]的问题，仅仅是革命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城镇生活也随着对行会及其他古老的法律组织和垄断公司的镇压而发生了变化。但是，政府职能的改变以及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已渗透到城乡生活之中，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法兰西革命最重要的一大成绩。

政治领域的变化在革命热情的中心深深地扎下了根基。正如法国领导人所说，数百万人进行战斗，并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之牺牲，其目的就是要建立适宜于一个伟大而自由民族的政府。从1790年至1815年这段法国历史中出现的立宪方面魔术般的变化，通过实践毫无异议地证实了以前只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理论：所有的政府既不是上帝的，也不是大自然的，而恰恰是人为的产物。的确，在革命的制度实验是否也可以证明人为的政府比旧政治体制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一问题上，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首先是共和国时期，然后是拿破仑时代，法国成功地动员了迄今梦想不到的力量，并把它们引导到为民族国家服务的轨道。法国革命的这个方面使它成为工业革命强大的孪生兄弟。因为每次革命都极大地增加了权力的范围，而且使西方各国人民和政府都愿意如此。

考虑到这种情况，人们似乎怀疑，法国革命是早在中世纪法国君主政体时代业已存在的权力集中和强化的翻版。但是，革命家们是在一个新的、罕见的绝对君主──人民──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声明人民是最高统治者，同时也宣称把新的权力和尊严赋予田野或大街上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正这么做了──的理论，使占有统治权的人更容易通过他们的官方代理人分别向人民要求新的贡献和更大的牺牲。对人民来说──现在称其为公民和主人，凭借自己本身的头衔，他们再也不是国王与贵族的臣民和仆人──他们现在直接对国家的命运负责。任何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都会在这方面适当地得到提醒。对那些固执的个人甚至不得不强迫他们加入自由人的行列。

从此，用民主理论武装起来的法国革命政府，由于急需人、钱和物，自然制服了旧制度时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的那些通常的限制和对抗的势力。原来不可废止的特权、权利和豁免权在1789年8月4日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被废除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其后不久，那些实施寡头政治的乡镇政府、贵族化的省政府连同几乎要自行解体的同类各级政府，一起被取而代之。先是由各种应急委员会，最后由一个精心安排的、统一的、合理的、集权（这一点最为重要）的官僚政府所代替。

在居于旧制度统治下联系中央当局和普通臣民的各种法人组织与特权团体当中，只有教会对革命政府的篡权进行过有力的抵抗。教会因为失去了它的地产（1790年），所以教士的薪水由国家支付。但是，这并没有使教会成为政府官僚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教士和主教们的权威既不是来自民治政权，也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继承的基督教神权。用一个能与合理的革命政府相匹配的合理宗教来代替基督教的激进企图彻底失败了。并且，按照在自由选举中表达出的人民的意愿任命教士，以使得教会政府民主化的努力成效甚微。的确，教士的民事法律在1790年成为国家法律时，使当时还未安定下来的法国社会又出现了一道裂纹。那些批判或同情教会，为使之适合于民主原则而做出自己努力的人们是不可能统一他们的看法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无论他们把矛盾的理论前提说得如何无懈可击，他们的理论都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的1801年协定，只是掩盖了但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在拿破仑时期以后的最初时代，能与各地的罗马天主教会相匹敌的只有基督教国立教会。罗马教会作为反动势力的支柱是非常保守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主革命反戈一击，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反动的教士中也是如此。19世纪结束之前，欧洲天主教大部分地区捍卫教会的要求和特权的行动，不是只有或者主要被惧怕革命的高级教士和统治者所开展，同时还有各政治党派和普通的平民协会──例如天主教的工会──它们旨在得到广泛的支持，并在各种场合下直接参与议会活动。

当革命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的时候，那种在理智上仍然混乱的情况下解决民主学说和天主教教义之间冲突的办法，如果实际上证实有效的话，它也是曾带有许多旧体制某些不合理的味道。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大革命就是要冲击联系每位平民和“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法律组织，使之毁于一旦。这样的中间组织就是革命者通常所说的“特权”。因此，从铲除特权的角度看，法国革命实际上使法国社会分化成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实际上就是它被民族国家本身广泛地赋予了法国社会各种权力）和数百万自由、平等和大抵是博爱的法兰西平民。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与平民的分化是空前的，也是十分明显的。

法兰西政府要求全体平民服义务兵役，这是最大的一个违反自由的行动。因为这在早期还可能会被一个自由的臣民认为是他们的“自由”。1793年，当法国大革命处于危机时刻，“全民动员”首次作为一项紧急措施颁布了。以后拿破仑的地方行政长官和警察继续推行，一直到法国的军事力量几乎被这位傲慢皇帝的最后几次灾难性战役耗尽之后才被终止。法国革命在一种发狂的感情冲动下，只有借助于拼死的孤注一掷行动，这样就变成了一架吃人的机器，它抓住壮丁，不管愿意不愿意，就补充到法兰西军队之中。这种把军队变成恐怖机器的规模在欧洲持续了近20年。

然而，数百万法国人在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的胜利旗帜下也自觉自愿地服役，几乎所有人都为他们属于一个强大的民族而自豪，为成为从坎波－福米奥（1797年）到滑铁卢（1815年）战役中的伟大将军率领下驰骋欧洲的民族而骄傲。因此，当拿破仑修改宪法，把政府立法机构的作用减到只知服从的无能地步时，就取消了按民主理论民众意志应找到表达方式的途径──大多数法国人几乎不知道以前还有什么令人羡慕的东西值得怀念。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见解的短暂时期，已经使自由之声听起来更像学校里孩子不负责任的争吵与狂叫，而不再具有卢梭的追随者们满怀信心所期望的有主权的人民演讲时那种庄严的味道。

但是，拿破仑的警察与地方长官以及波旁王室的继承者，都未能够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恢复到革命前的状态。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民已被告知政府是属于他们的，并且充分相信，完全忽视他们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事。更确切地说，统治者们总是不得不考虑他们臣民的一些意愿和希望。但是，在大部分时候和地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作用的那些比较精确和传统的定义，在被有益地忽略的状态下，可以彼此分开，只要看到那些规定的交往形式就可以了：传统的税收、礼仪上的尊重以及宫廷的赏物等。

即使在旧制度下，传统的政治作用的含义也已经减弱了。国王们及其大臣们都曾像在其他时间与地点的同僚们那样，对鼓励商业和工业发展这类不属国王关心的事，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商人和平民则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有时还影响官方政策。然而，由于在旧制度下一些传统的关系和界线全都模糊不清，藉上帝之慈悲，统治者仍旧是国王，藉上帝之意愿，他的臣民依旧是臣民。

在证实了人是能够有意识地建立或废除政治秩序以后，法国大革命就彻底摧毁了政府传统的习惯基础。当人们，而不是上帝，至少被认为对政治关系负有直接责任的时候，统治者们就不再能够无忧无虑，自动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认为惯常的地位。他们只好不断地用理论、政纲、各种许诺向公众解释他们如何施以仁政。但是，这种政策有其自身的弱点，因为许诺不兑现或原则不履行，总要经常烦扰着大权在握或信口开河的人们。在另一方面，保守的统治者拒绝与任何持有公众应与政府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这种新观念的人们来往，却又允许其他人引诱臣民丢弃他们的忠诚。因此，他们就冒了发生公开叛乱的风险，正像发生在1830年和1848年的那些事件一样。仅存的取得成功的统治者是那些能通过国会、公民投票或是具有超凡魅力策略来唤起民众的虔诚、忠贞、热烈支持和众多牺牲的人们。没有政府与公众的密切关系，政府就难以稳定；有了这种关系，欧洲政府才能够比以前更充分地控制整个民众的力量。[16]

人民和政府之间一种全新的密切关系的确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秘密。只有当欧洲的统治者们，从法国革命中确实学会了如何把大规模热烈的公众情感集聚在他们一边时，他们才能够聚集足够的力量去推翻拿破仑政权。如果欧洲的国王和大臣们自己试图从以往控制过严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忽视这种成功的治国方策的新作用。

因此，19世纪的各国政府，如果贯彻了民主原则，就大大地加强了它们的地位，如果搞了虚伪的一套，它们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另一方面，一个政府也许发现自己被盛行而又无法控制的派别活动所困扰，甚至处于半瘫痪状态，就像发生在奥匈帝国的情况一样。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位大臣或君主，可能很会利用公众的感情，激励他们的情绪，并使之努力斗争。俾斯麦有时就能够这么做。能够加强自己力量的各国政府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民主思想处于分裂和瓦解状态，如果不是绝对的，至少也是相对地削弱了。在18世纪，沿着欧洲陆地边界，奥地利和俄罗斯大帝国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17]

从整体来看，为什么东欧各帝国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上都未获得成功，而西欧国家却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呢？原因的关键在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活动和态度。中产阶级在西北欧比在其他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专业人员和店主、商人和金融家、工厂主和拿年薪的文官绅士在政府和比较广泛的公众（对任何官方议论都关心的公众）中起主要传播纽带的作用。在19世纪整个过程中，哪个地方这样的团体多、经济条件好并且自信，哪个地方的政府与人民──实际上主要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合作关系就会更有效。哪个地方这样的团体面对他们的社会上级显得软弱并畏惧，哪个地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合作。甚至当议会制已经装饰了1867年以后的奥地利和1906年以后的俄国这些官僚制国家，官员和贵族们则仍旧继续行使权力。这样有欠缺的措施无法在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与此相反，19世纪下半叶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时髦的政治运动把东欧的社会、政治结构搞得一团糟。[18]

大约在1870年以后，由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创的新制度开始逐渐地变得与它已取代的旧制度一样了。在西欧，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和政治的突出位置。他们按官位分权（这些官员大部分是从中产阶级招聘的），为残余的拥有土地的贵族恭敬地建造装潢华丽的住宅。法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冲突到处都因现实的妥协而销声匿迹。国会机构中开始包括了由教皇批准而成立的天主教政治党派，甚至像俾斯麦这样傲慢又保守的贵族也学会了打国会这张牌。曾一度被视为势不两立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同时，一批新的有特权的公司以有限责任股票公司的形式开始逐渐壮大。这种公司常常拥有巨大的权力，其中一些最大的公司几乎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统治者。工会也开始成为（或渴望成为）它们会员的半权威机构。一些意识形态较强的政治党派，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把组织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民族国家体制中，这种成倍增加的半自治组织明显地限制了政治主权的行使。在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又出现一系列现实的但不合逻辑的妥协，这一切变得如此复杂，以致任何变化都会打乱整个结构，形成威胁。在旧制度下，在那些不同的利益与思想中，这样的事情恰巧也发生过。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压力下，这些妥协都被破坏了，就像欧洲旧制度的均衡早些时候被法国大革命摧毁一样，以及更早些欧洲中世纪结构被宗教改革所破坏的情形一样。[19]

回顾历史，现在要搞清楚1870年至1914年出现在欧洲政治均衡中的致命弱点已经不是一件难事，因为除了所有那些利益的复杂平衡与原则妥协外，还有两个具有战略地位的群体没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比较小的但较为能言善辩的一个就是东欧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在领略了西方的学识与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后，发现他们自己与其出生的社会天地格格不入。他们的孤立感和失意感助长了各种极端而又明显的社会观点，他们具有火山般的革命热情，沸腾在东欧各帝国，特别是在俄国的地表下。

与此同时，在西欧较为工业化的国家中，工厂劳工有时不自愿接受中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从19世纪中叶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利益，给产业工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社会远景。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要求开始取悦不少的民众是毫不奇怪的，尤其是在德国。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以激烈的严词驳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在根本意义上，他们依然坚持民主化的、公众化的互谅互让的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与模式，就像这个民族国家也是从法国革命和旧政治传统的结合中脱颖而出一样。1914年除俄国外，其他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采取一致步骤参战就是这种判断的见证。

然而，一个重大的巧合事件把俄国与遥远西方各国的政治进化区别开来。19世纪90年代，俄国长期以来特有的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同时发生的还有，古老乡村生活方式的破坏和现代工业的开始改变了广大农民的稳定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在19世纪曾令诸多受过教育的敏感的俄国人感到失望。官方提倡禁止农奴制与建造铁路，地主提倡以技术和其他方式改进农业，以及俄国一些农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村动起来了。当这一切发生时，长期以来因农民的愚昧与无动于衷而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不再是一个盲目愤怒的巨人，而是一个急切渴望被引向光明的巨人。都市情况也富于煽动性，致使从未与法国革命达成妥协的沙皇政权，也觉得此时已面临着来自扎根于城镇和乡村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的挑战。先是和日本，其后又在更大规模上和中欧同盟国交战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局势表面化了，结果导致了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以及1917年至1922年间更大规模的革命。

（四）艺术和知识领域

在1789年到1917年之间，西方人士在艺术和知识方面的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数量与种类方面它的确是空前的。在对迄今从未提出疑问的假设提出质疑以及为发现新的假设而追求新的确定性的过程中，欧洲人削弱了或者说破坏了多少世纪以来或几千年来一直组织和指导着艺术的许多古老的连续性。从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来看或许是这样的。

欧洲的新政治制度

乔治·瑟拉（Georges Seurat）的这幅城市田园风景画（绘于1884－1886年），是欧洲新政治制度仲夏夜的上好反映。法国和西欧其 余地方的中产阶级能够享受星期日的闲暇，对他们看到的自己身边的无比高度的文明而骄傲与满足。瑟拉用无数多彩的斑点构成形象的技巧，体现为一种科学实验，以视觉与光和色性质的新理论为基础。但是，抛弃了较老的欧洲传统视觉的精确性，瑟拉也在继承的艺术形式中体现了一种增长着的不安定意识。罗丹的克雷孟梭胸像（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1年）表现了一种程度大得多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定感。粗糙的凿刻，“未完成的”雕塑形式，在这里用来表述了一种对曾作为革命真理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兴起的精神的无比厌倦，它们已丧失了明确意义与力量。

20世纪愤怒的不安

毕加索视觉经验上错位的漫画（上图）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抽象涂抹的绘画（下图），同样明显地拒斥欧洲艺术的技巧与常规，并有类似不安定的激烈情绪，如果这样，在欧洲过去只有像希罗尼姆斯·博施（Hieronymns Bosch）这样的画家有这种不安定的幻想（见第596页）。16世纪欧洲远西部分痛苦地融入现代时的体验，构成了20世纪思想与行为对欧洲文化秩序最剧烈的冲击，将如此之多旧的确定事物撕破并编织成怀疑与恐惧之网，由这两幅画在视觉上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各个较远时代的文化连续性也许有几分虚幻。许多变化和混合手法完全被抛弃甚至被遗忘，因为为了能继续存在下来，艺术和思想总是必须按照世世代代后人的口味进行筛选。此外，更重要的是，漫长时间的流逝，可以常常把一个时代中的各种冲突变成更具一致性的诸多方面。这就像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鸟瞰一样，整个地貌模糊不清，但是复杂的大地已经变成一张地图。因此，自那时起，若干世纪以来，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与知识发展的主线大致和其他时代的艺术和知识发展主线是一样的。

如果缺乏这种观点，找出大家熟知的凝聚力和价值的破坏状况，比理解新出现的凝聚力和价值更加容易些──如果它们确实正在出现的话。肯定地讲，西方过去被破坏（或称被解放）的状况是十分明显的。到1917年，主要画家就已经拒绝采用透视法，而这种方法自15世纪以来就在欧洲艺术界流行着。物理学家们也修正了牛顿的运动定律。自17世纪以来，欧洲科学思想运动就是在这些定律的轨道上发展着。甚至19世纪知识界的一项特殊成就，即进化论的世界观，破坏了所有传统的道德和审美标准，把西方的思想降低到一种受伤的鬣狗的水平，它正舔着自己身上流出的可怖的肠肚。但是，造成这种破坏剧增的能量也得到了解放，虽然还有待了解何时或是否新的艺术、科学和哲学风格将出现，这些风格在力量与说服力方面是否可以与20世纪初期被否定的那些风格相比较。

在绘画方面，为创造立体感而使用的线条和空间透视技巧早在1789年以前就完全被探索出来了。那些继续坚持这些习惯的画家创造了很少的一点技巧，虽然很少，但是十分重要或者说很感人，至少从目前的欣赏力看是这样。光线和颜色的探索为19世纪中叶印象派画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但是，只有随后的一代人如文森特·梵高（卒于1890年）、保罗·高更（卒于1903年）、保罗·塞尚（卒于1906年）才决定性地突破了由恪守透视和自然着色的规则而产生的限制。全面而明确地否定文艺复兴时期幻想创作三维立体图像的技巧在下一代人身上，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出现。那时，法国的一些先锋派艺术家放弃了被大众接受的视觉习惯，热心新颖的个人视觉角度，甚至发明这种创作方法的人也只能看懂一半，全凭一时兴趣或好玩而已。

虽然如此，大概就像伟大的艺术的惯常发展趋势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里，绘画表现出很强的视觉象征主义的趋势，成为西方人文化体系的核心。少数画家提供给我们一个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在1914年前的十年里，他们把比较熟悉、前后联系着的事物的各个部分随意放置，然后精心地把它们组合成各种新的图案，使之看不出与任何外部现实有什么相关的内容。但是，用这种随意并且常常是不协调的整理方法把互不相关的东西表现在画面上，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生的在数百万人民生活之中的事情一样。因此，看来就好像一些非同寻常的敏锐灵感，以象征他们艺术未来的方式，预示了西方文明新政治制度的崩溃即将来临。

回顾以往的情况，现在觉得显而易见的是，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在19世纪为适应工业近代化和民主概念所进行的调整是不完全的，甚至在1914年以前就开始波动并破裂。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形成了数量可观的风俗习惯，就像北冰洋春季的浮冰一样：每块浮冰都坚实可见，毕加索画中的酒瓶、吉他也是如此。并且，每块浮冰都可能流到──像同样的酒瓶和吉他一样──过去分裂出来的碎块之中，与之泰然相处。它既没有，而且看上去也不会出现新的冻结；极权的独裁想通过专制力量和深思熟虑的命令的方式来左右文化界的各种努力，迄今为止，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绩。20世纪画家在既专断又审慎地努力重新处理视觉现实，尽管大家都奋力追求着，至今还是没有形成任何持久的风格。在这方面，也许他们的艺术如此神秘描绘的题材与社会现象太惟妙惟肖了。

在诸多艺术形式中，音乐独树一帜。然而，它在1789年至1917年间的发展过程和绘画史也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当这个时期开始时，音乐家们还没有详尽地阐述八音阶和弦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技巧正用于各种乐器合奏方面，可见这本身正是一种相当迅速的发展。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卒于1827年）、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卒于1897年）和理查德·瓦格纳（卒于1883年）以及许多不甚知名的作曲家都曾杰出地发挥了这些技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不出名的欧洲作曲家已经开始超出人们习惯的范围，使用音阶与和声；与此同时，在美国一些剧院里，也在进行其他一些音乐尝试。他们把非洲节奏和西方的音乐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传统截然不同的音乐，当然这种音乐还欠成熟。无调和爵士乐尽管是从智力和感觉的音乐极端中产生的，而且这些极端的东西遭到人们的反对，然而他们还是要在两极相对的一点上相会，就像一条直线的两端在非欧几里得空间无限延伸一样，遵守着早在18世纪欧洲就规定了的和声和旋律的规则。

各种不同的纯文学派系和诸如雕塑与建筑等主要艺术则处于极端与清高的情感之间。极端的情感以画家为代表，他们以一种早熟的狂热摒弃了旧的绘画规则；而清高的态度则为欧洲音乐家所持有，他们以此来鉴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现的爵士乐和无调乐。找出激进的特立独行的先驱并不难。回忆一下，诸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卒于1922年）的小说；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卒于1932年）的剧作，或者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卒于1921年）的诗，或者奥古斯特·罗丹（卒于1917年）的粗犷雕刻和康斯坦丁·布兰卡塞（Constantine Brancusi，卒于1957年）的早期以极简练的手法完成的雕塑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建筑方面同样如此，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卒于1926年）的浇铸水泥的离奇曲线作品，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卒于1926年）的钢架结构摩天大楼高耸屹然。两者尽管风格各异，但在摒弃传统限制规定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限制部分是来自欣赏力，部分是来自旧建筑材料和技术的限制。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人仍属极个别之列。在西欧各国，文学、雕塑和建筑的主要潮流继续沿着陈旧的路径前进，大部分可追溯到15、16世纪。那时，各国的文学语言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和建筑形式都首次被固定下来。

然而在俄国，影响极大的文学在19世纪日趋成熟。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普希金（卒于1837年）。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对西欧文化传统都表现出一种较深的矛盾心理。[20]自1917年以来，许多西方人已经开始对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产生模棱两可的情绪。这意味着19世纪俄国作家〔像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修昔底德一样〕有时奏出很有现代味道的旋律。例如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卒于1881年）预见了许多具有20世纪特征的东西。开始时人们并不以为然，因为彼得大帝的革命性改革使俄国文化自治陷于崩溃，它把俄国人从心理上置于西方各国的前面，而这些国家文化的固有形式持续的时间还更长些。因此，当几乎没有西欧人怀疑他们的文化遗产本身的优越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会觉得不可能比较容易又自动地接受任何一种文化思想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许多和他一样的人曾希望丢弃西方文明，但又想把它据为己有；他们既珍视又轻视那把俄国与西方区别开来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东西。这种紧张状态心理只能通过自觉的努力，多少有些武断地把一种文化思想体系统一起来，才能得到解脱。但是在痛苦选择之后，这种选择充其量是一种不情愿地改变他们信仰的代替物，他们坚信文化过渡是不受干扰的──他们经过深思后的新认识将会在高超的艺术和深刻的思想方面产生极其丰富的成果。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反映了他们这种处境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内容。他们与我们在文化方面见地的相似之处在于：大家都预见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许多特征。

西方科学和西方艺术一样动荡不定。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物理学家和他们的科学伙伴们苦心经营了超然力量和自然美的世界观：它把宏观的广泛性与微观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通过试验加以确认，并且在新技术领域里得到认可。这个科学结构的主线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了。那时，近代物理在围绕着运动中物体的精确测量方面首先呈现出标准的形式。但是，在19世纪，这个理论体系的范围和力量广泛地扩大了，以致人们都梦想以它的形象为准来修正所有的知识。

科学知识向两个方向扩展：（1）通过承认把以前看来相互没有关系的事件变成具有广泛的一致性的特殊事件的新“法则”；（2）通过把众所周知的物理法则运用到各种新现象之中。第一条实施出现的成果有詹姆斯·焦耳（卒于1889年）热与功之间等量转换的发现，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卒于1879年）的数学概论，把各种不同形式的辐射能（后人所知的诸如光、辐射热等）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电磁辐射。第二条实施后则出现了试验物理的方法及概念在化学、天文学、生物学、遗传学和地质学等诸多不同科学领域里的运用──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并且显而易见的成绩。

这些成绩有助于在四个基本要素（即：物质、能量、空间、时间）限定的一个精确结构的宇宙里，把结果简化为更明确的事件。直到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卒于1955年）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空间和时间仍旧保持着由伽利略设想，牛顿定义的精确、统一、绝对的整体。另一方面，物质的概念经历了一场明显精心的设计。直到19世纪末期，它才开始极为令人困窘地失去了本身的完整性。19世纪初期，化学家们已能区分分子和原子。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又学会了如何用已确立的精确度来分析分子的微小结构。到19世纪末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联手研究原子这个迄今为止已成为物质最高级又难知其究竟的成分。20世纪头十年，电子（1897年被汤普生〔卒于1940年〕发现）取代了原子从而成为物质中最高级的组合物。同时，从前的“纯”原子已成为太阳系的缩影，即：电子行星围绕着“纯”（或者说至少是相对密集）的原子核旋转。

19世纪的科学家把普通、单纯、一般概念的物质分解为成群、越来越微少并且广泛分布的分子的方法和把能量变得更“纯”的方法融合在一起。“能量”这个术语本身要求相当新的意义。精心测量[21]在明显不同的结果中建立了能量守恒，诸如：化学反应、敏感物体运动、分子和电子运动，热、声、光、磁力以及新近发现的像无线电波或X光这种类型的放射线。任意物理状态变化的能量不灭定律，早在1847年就被赫尔曼·路德维希·费迪南·赫尔姆霍茨（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Helmholtz，卒于1894年）从理论上提示出来了。后半个世纪的每项发现看来都是对这项定律的确认，并为此定律增添了新的例证。

化学家已经成功地学会控制物质的不灭变化，看来和物理学家特别关心的称为能量的不灭变化是类似的。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物质与能量的交叉点构成了19世纪科学的物质世界。从理性上说，这是一个舒适的世界；从感性上说，可能又有点寒冷。精确的定义性条款和操作步骤、精确的推论以及精心发展学说的试验性证明都被逻辑性强、前后呼应的严密体系完好地连接在一起。这个体系简朴而又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所有物理事件──仅仅有一小部分令人费解的事件例外。

但是，19世纪即将进入下个世纪之际，这种令人费解的例外事件开始增多，基于传统物理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物理现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能量在前后相连的状况下出现时，看起来更像发光的分子微粒，而且只在有固定的“量子”中出现──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普朗克（卒于1947年）提出来的。以后发现物质在特别场合和过程中自动分解，放出强大辐射线──这种现象是首先被安东尼·亨利·贝克雷尔（A. H. Becquevel，卒于1908年）于1896年观察到的。对外行人来说，当然不只是对几位物理学家的外行人来说，更加难于理解的是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时间的连贯体系。这点首先由爱因斯坦（卒于1955年）在他的相对论（1905年）这个特殊理论中提出来，这一理论解释了（在其他事物里）光在任意方向运动的相对速度，即使在高速运转的观测台上测量沿轨道旋转的地球表面上某一点亦是如此。这种相同速度早在1887年就被艾伯特·米切尔森（Albert Michelson，卒于1931年）和他的同事爱德华·威廉·莫利（E. D. Morley，卒于1923年）观察到了。看起来这与牛顿学说的空间与时间绝对概念根本无法共存了。因为按照一般逻辑，从地球自身运动同一方向发出的光射线，应该比从地球运动方向相反发出的射线更快地穿过空间，所以，在某种场合下，地球速度应当增加，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应减少射线的绝对速度。

因此，这些预料不到的矛盾性结论开始分解雅致明晰的19世纪物理。衬托整个结构的四大基本要素──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似乎再也不能承受正统物理学强加给他们的负担了。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看来一个尚未完善、不尽明言的物质能量体系悄悄地融入到若干不同的空间、时间同等物中的一个（为什么不是一个以上？）──欧几里得几何、双曲线或者是天体。

更进一步说，物质能量的实体地位远没有弄清楚。1897年成为科学一部分的电子很快又产生出一批次原子微粒；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同样很丰富；这两种微粒以某种方式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波质点和质点波，使其很难变成普通的三维立体形象。更令人怀疑的是，精确的同位网络规定了测量空间和时间的有效范围，因为测量方式看来像是影响（也许是发明）被测物的一个先决条件。

因此，对一个外行人来说，这看上去就像玄学和神秘主义，只不过是他们的定居地从圣坛所谨慎地转移到实验室来，并重申对数学的古老支配权。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外行人来说，他看到的神秘而无意义的举动，尽管与每件事情都矛盾，但还是直觉地感到物质世界不管怎么发展都将继续产生技术奇迹的。在这里，魔法和数学联起手来，因为再大的魔法能比这个包含更多的东西吗？即：宇宙应该服从人类思维规则，就像受数学逻辑的精确性约束一样？[22]

尽管在20世纪头十年里物理学家开创了新的远景，人们还是无法想象思想风格方面的极不寻常的革命，是如何历经了从19世纪晚期物理相当自鸣得意的阶段到20世纪初期混淆不清的局面的。20世纪产生的新远景并没有真正推翻正统理论，而仅仅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只是在特定范畴内适用。

在1789年至1917年间，在智能发展方面，自然科学当然不是唯一活跃的部分。的确存在这样的意识：数学物理学家的思维风格在19世纪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寻常、与当时现状格格不入的事物。因为科学家们寻找普遍法则和永久法则的先决条件，带有强烈的17世纪朴素数学偏见的味道。进一步说，这样的先决条件简直无法和独一无二的现实观点共存。这个现实观点第一次成为19世纪尖锐的焦点，并且见证了所有事物──不管物理法则还是人类社会法则──无休止的发展进程。然而，进化思想激励着情绪高涨的哲学家以及自感低卑的历史学家们，在连续不断的世俗结果中寻找一种知识美。这种美不如物理方面简单的对称好看，而且欠朴素，其中某些精神更吸引人，这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人们预料不到的不规则变化、分裂和复杂的连续性。

当然，历史学自从希罗多德时代就已经成为欧洲学术一个公认的支派。但是，历史学在传统上关心的是人类的行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把他们自己限制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19世纪以前，人类几乎没有提出明确的见解，即：宇宙中所有事情，以及宇宙本身，就哪件事情而论都是一部历史。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这个历史领域的传统界限被有力地摒弃了。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卒于1831年）和其他哲学家提出一个广义原则的标准，即：随时间发展的概念是无与伦比的，某些事情在特写时期内成为可能，而在以前曾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今后也许更不可能（也许成为可能）。这样就给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作为──不仅仅记录那些与大体上不变的人类和自然秩序相对的不寻常事件，例如就像吉本所做的那样，而且要理解人类思想和社会的整个发展，也要时刻留心去查明出现在历史中的潜在事物。

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是最有理想的社会理论家。他向黑格尔的发展哲学理论挑战，提出了一个简单但又似乎合理的人类历史与命运的公式。马克思对人类过去与未来阶段的观点──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到自由市场的金融开拓，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自由引起了自以为是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控制的理想主义的兴趣，因为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忍受混乱的事情。这样，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为一种信仰。信仰最强烈的吸引力，就是把人口突然从古老的乡村日常生活中融合到未成型的都市和工业生活中的论证。

说到传统信仰时，历史的观点也有其特别能引起争论的意义。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神秘信仰并列存在，失去了它的一些独特性质；《圣经》如果屈从于历史学家在其他文本中自由引用的重要标准，也就再不是圣经了，而被指定为一系列忠实的记录，从而成为一个人为的产物，并充满了文字错误。基督教教义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历了多次挑战，所以这本身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新的“更高级的”批评放弃了高级的哲学根据，把矛头指向文字细节方面，尤其集中指向具体历史事件问题方面。这样就使得基督教神学家面临着比以前更可畏的对手。经历了人类神学家的认识和上帝对人类在互为依赖的前进过程中，本性方面的自我表露之后，宗教“现代主义”代表了对新精神的一个特殊反应。对“更高级批评”结果的坚定拒绝和再次主张传统信条的绝对权威则代表了另一个方面。

发展的历史观点的丰富并不局限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当查尔斯·达尔文（卒于1882年）把分散的生物进化的证物聚在一起后，使得生物学获得新生。生物进化是达尔文和其他自然主义者一起从他的名著《物种的起源》（1859年）中收集了大量数据后所得出的有力结论。达尔文的理论为单一的进化过程和范围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当然有机进化需要很长的、持续不断的时间；但是，地质学家已经提出一个地球的时代范围来解释水成岩的沉淀；在达尔文的著作出版前后，古生物学家进行着填补地球时代巨大场景之间出现的空白的工作。这个地球时代现在已经令人敬畏地在人类脚下展示出来。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与地质和生物时间的无限性相比较，显得十分渺小。然而，人类世界这个不愉快存在的缩影，不是唯一引起对达尔文进化论争论的方面。因为达尔文关于生物种类进化的著作中，人类也被毫无例外地包括进去了。[23]根据自然选择和为生存而斗争的同一法则，达尔文把人类降到和其他动物一样的水平的这种做法，看来不仅仅是已经破坏了宗教和社会秩序很重要的基础，而且还破坏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精华。信徒中不乏有人得出了连达尔文自己都加以抑制的结论，即：运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去证实国内艰难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国外众多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

历史的观点首先集中在人类及其著作上，然后发展到所有生物及坚实的地球本身。这样，带来了能引起公众注意力、具有深远意义又令人心乱的问题。按照同一观点对宇宙采取的崇高努力──这个努力仅仅开始于1917年──与早期哥白尼的努力相比较，它有其自己的效果。对天文学家来说，寻求对宇宙演进的理解，就要从无数星座中冷静地推测出他们的构成和消亡，在构成和毁灭的整个阶段，自然地假设无数个太阳系复制品的存在，毫无疑惧地断言银河系的无限重复，自由地猜测总目大概可以把银河系和星团或成群的星团合并成一起，从而形成越来越大的整体。这样一种进化的观点把太阳、地球、生物和人类──更不要说每个人的生活了──收缩成几乎无法想象的微小比例，甚至使得已经和哥白尼一牛顿学说关于生存规模观点一致的思想处于紧张状态。[24]这种规模的变化是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日积月累的工作后提出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使中东古代文明得以复生；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则把人类划在生物进化范围内；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其他人一样，采取了同一但又极大的行动，把新的紧急事物放到人类事物价值和重要性这样的老问题中进行比较，使得它在遥远得无法想象的星体下，在古老得无法回忆的地球上，在那些野蛮和原始的祖先中间，又相对地显得极为接近。

如此庞大的宏观世界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这一危机在19世纪结束之际和进化的世界观点相遇。像现代的“正统”物理学一样，进化论这个在本世纪初就已经确信无疑被提出来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遭到来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小范围的尖刻批评。哲学家们发现，说服他们自己去相信康德已令人满意地解决了知识问题这件事，变得日益困难了；可是，改善他对权力和理性限度解剖的努力仅仅是一种认识论上越来越大的困扰和否定通晓任意事情可能性的趋势。然而，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依旧无忧无虑地走他们自己的路。所以，那个时代哲学上的难题对同行们来说仍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私有成分。心理学家是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他们只管用勇敢的理智和诗一般夸张的猜想向人类理性的驱动能力挑战。到那时为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卒于1939年）是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他从研究不正常状态的行为中得出结论：人类驱动能力存在于一种无意识的思想水平之中。意识于是就成为真实背后反映歪曲和曲解的一面镜子，它的功能与技巧常常深藏不露，以便适时揭示真相。

这样的观点和达尔文的所作所为一样，的的确确把人类和野兽以及低级形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了。这些观点和民主革命宣布的人类本质与理性的乐观估计发生了正面冲突。他们还从略有区别的有利方面提出令哲学家们感到烦恼的简单问题：人如何能知晓？因为，如果说思想被本能能力所培养、强制、扭曲，而且这种能力声称它自己也时有时无地失去控制的动力的话，那么什么又是保持抓紧外部现实并且牢牢地抓住不放的能力呢？

弗洛伊德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提出废除理性的倡导者。像弗里德里希·尼采（卒于1900年）、乔治·索雷尔（G. Sorel，卒于1922年）或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卒于1923年）一样具有不同风格的社会理论家，都是独立出现在一个相似的对理性的贬损的阵线中；人类的领导者，尤其是效率较高的欧洲军队中的全体军官一贯认为：当人类大规模行动出现时，理性规则就显得狭小了。同样，画家丢弃了他们的艺术习惯，同时也拒绝把立体减至平面这样的一个明显合理的体制；取而代之的设计和习惯则有点潜在深度的味道，这点也正是弗洛伊德试图了解、政治家和士兵们很久以来一直利用的。社会理论家对此仅仅开始承认，它并不只是异教徒幸存者和原始特征的遗存，而是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产物。

类似这样的调查总是容易低估社会环境持久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过于强调新事物和破裂因素。然而，即使这种偏见可以理解，我们也要充分容忍那些生活上完全没遭到科学细节干扰，精神上一点都不受任何思潮影响的上千万人们；也要想起那些令人尊敬的群众，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在巴黎破烂社区和其他城市的一小部分名声不好的艺术家正在做些什么；要记住那种自诞生之日起就设法维持不令知识与社会环境分开，甚至使它们在一个陌生或者说敌对的环境中得以发展的习惯和制度的能力。但是，总的看来还要准确无误地相信，西方文明在20世纪头十年中发展到了一个不寻常的重要关口，甚至是在陷入战争和革命这个无底的深渊前到来的。当艺术和思维、经济和政治同时无情地反对常见的模式时，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比以往展示了它们极大的不同。按日常惯例生活的上百万人的惰性，肯定对政治和经济雄心的鉴别力有所限制；但是，一旦西方文明的文化领导人已经和古老的停泊地一刀两断了，大规模力量克服普遍的惰性，向新的道路进军仅仅是时间问题了。问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也许加速了，但肯定不是制造了这场危机。由法国大革命首次产生的“新政治制度”确实成为陈旧的东西了。这一点还要看西方（或更合理地说是国际）社会和文化的新调整是否会出现──或者是混乱与动荡是否将无限期地盛行。

三、非西方世界（公元1850－1950年）

19世纪中叶，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几乎同时发生在穆斯林、印度、中国和日本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方本身落后于亚洲人民约半个世纪，因为非洲部落和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面临一个普遍危机。至少在大致准确的意义上说，每个非西方文化的最初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技术作用的结果。只有当被半渗透的相似习惯和信仰的外壳已经破碎，以致亚洲和非洲思想变得对外来学说的滋扰敏感的时候，西方的思想才开始在技术上竞争，并把技术作为促使地方文化环境转化的媒介。

原始时代的妇女

这个倚靠着的人物是亨利·穆尔（Henry Moor，1898年生）在1957年雕刻的，给予的视觉形象是原始时代的原始而未成形的人类女性体态。可能这位艺术家打算深入到视觉外观之外，以达到能与观看者潜意识产生共鸣的印象。似乎这样就可以体现艺术的普遍性，因为也许所有男人都遗传有一种共同的潜意识嗜好的内心。这样一种目的显然是要将雕塑家从西方与各种其他艺术传统中解放出来。它带来或试图带来一种最高级的知识上的洞察，直接接触到历史上人类所有文化中潜在的人类生活中暗中隐藏的原动力。因而在这样一个雕像中，我们20世纪的科学解放从过去的文化狭隘性中，找到了有意识的形象体现。

制度，作为习惯的具体化和传统的形象化，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存在于地球表面动荡社会场面中的稳定形式的支柱。但是，制度一贯是地方性的，所以，它和近来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新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按地区分别研究。进行这项工作之前，看来有必要把对全世界或几乎是全世界有影响作用的因素详述一下，从而构成一个网络，依靠这个网络使原始文化和古老的文明一起赶上1850年至1950年间的全球性世界主义。

（一）人类居住地区的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从1850年至1950年一百年间，运输方式的变化毫不夸张地改变了人类居住地区的形态。彼此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旅行线路和交通改变了，而且真正和潜在的政治力量中心转移了。然而，这仅仅是近来大规模技术革命的一个方面，但它又是特别重要的。若确定谁与谁相邻，运输交通总是提供基本的结构，人类社会一定存在于这个结构之中。因此，只有规模是新的。但是，规模可以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伴随着大幅度增加的一系列现代机械运输和瞬间交通通讯，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了。

机械运输的每次改进意味着地球上彼此分离地区之间的有效距离缩短了，还意味着对全球文化（和军事）战略地区进行再分配。这样，最初用铁、以后用钢建造的机械动力船只通过比以前更省力、更可靠的海上运输加强了海洋通道的重要性。穿过苏伊士（1896年）和巴拿马（1914年）地峡的两条连接两大洋的伟大运河，就是为这样的重要性共同工作着。运河也更新了古老旅行路线的重要性。[25]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它位于东半球优越的十字路口上，通过重建中东以前所具备的极重要的地位，突然改变了东半球（欧、亚、非三洲）的地缘政治学。巴拿马运河通过美国军事态势的加强，也影响了国际均势，尽管影响不是十分可观。

19世纪70年代以后，机械动力的海上运输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实。然而，即使在那以前的年代，长距离机械化陆路运输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了。为铁船生产铁板的工业也早在1869年就为建造“喷气铁马”提供材料，铁马的叮当声穿过整个大陆。铁路也不是唯一的新发明：在地球的大部分地方，电报通讯比铁路运输提前了一、二十年；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铁路繁荣时期以后，运输和通讯的进一步改进就大规模并且迅速地来临了，其代表就是汽车、卡车、油管以及电话、收音机和电视。

陆路运输的改进暂时增强了西欧在全球居住区的首要地位。新发明的大部分衍生于欧洲，那些发明的制造和操作技术以及金融力量也集中在那里。因此，交通运输新方法的首批使用者，即使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常常也是欧洲出身的人。西方人借此得到了用于从海岸港口深入到内陆的一个崭新而又极为有力量的工具。海岸和港口通常是他们在早期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往来的中心。

然而，从长远观点来看，通向大陆内陆地区迅速、廉价、可靠的运输建设明显地使西欧从原来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退了下来。新兴的美国和俄国如果不是通过机械动力的陆路运输网络的手段，统一了大面积的大陆地区的话，无法想象他们能有目前如此大范围的势力。南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还没有建造一个真正的陆路运输网。政治、金融和地理上的障碍成为取得任何成就的绊脚石；但是，技术的可能性一目了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应当像回顾特殊事件一样，来看待欧洲过去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以及近期在海洋交通方面的优势。在中古时代的人们看来，这个优势的实现令人难以置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飞机设计的改进所导致的流行于全球的空中旅行和运输，或许在将来对从前聚居陆地中心和海洋中心地带的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飞机可以毫不费力地飞越过表面障碍，使得大循环路线全球化，海洋因此不是惟一重要的通道了。更进一步说，自从人类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北半球以来，地球上的人口和权力的所有主要中心，都通过横越北极的空中航线与最远地方居住的伙伴们彼此联系。结果，地球上的战略地区就移往北部地区了。因而，北极地区也许就像大部分历史书中描述中东所产生的作用那样成为世界主要的交通要道。

运输道路变化和相应的战略位置移动，也许不像地球的全面“变小”显得那么重要。相对来说，后者使得所有民族成为近邻。有一点可以肯定，处于夹缝的地带几乎没有受到新的运输条件影响，依旧保持原状；但是，不管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还是在西南非洲的沙漠里；不管是在亚马逊河上游的雨林中，还是在北极沿岸的冰天雪地，这些地方看来至少有可能维持着人类伟大的文化。如果这些孤立而又遥远的地区将来可成为外部世界极为重要事物的基础，那么现代交通运输的触角应立刻自动地伸向他们，坚决地使那里的人民投入到世界主义的时代中去。

现代技术的第二个广泛的影响加速了地球几乎所有地区的人口上涨。当原始和半原始人口受到文明民族所带来的武器、细菌、心理和社会的骚扰时，其数量上的减少也是暂时的。这些民族要么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消亡，要么等不同时代的生物和文化调整以后，开始恢复他们的数量。此外，由于有了或者发展了一个家族体制而生存下来的那些人们，适于弥补受最初文明影响而导致的惨重损失。因此，当这样的团体从为数不多的公共卫生设施和预防药品中受益时，人口极为迅速地增长的现象因而出现了。结果，在非洲人、美国印第安人和毛利人这些文明民族的圈内，人口数量似乎增加了，并且在比例上大大超过了更为古老的文明民族增长的比例。但是，在绝对概念上，真正的人口大规模增长仍旧集中在亚洲、欧洲和西欧以外的“西方”。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从一个较大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现代增长，并且自17世纪以来（或更早些），除了地区性和暂时性因素以外，人口数量上的增长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变小的世界（一）

变小的世界（二）

世界范围人口爆炸的原因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因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然而，用一般因素解释这种普遍现象看来是必要的。假定一下，近代医疗技术的应用在人口急剧增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运气好，在控制未来方面也会是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现代技术的应用，出现了食物供应的增长；现代交通以及政府对受灾地区的救济功能使得地方饥荒状况得到改善；近期地球上几乎所有地区都享受了相对高水平的国内安定，以及近期战争也只出现了比例很少的流血事件，[26]所有这一切都是造成人口不平衡的因素。

如果没有任何干涉，人口就会呈几何速度增加。这样，人类将面临着人口数量迅速成倍增长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最近已经引起了极大注意与关心。根据近期增长率简单推算未来的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除了那些很快感觉到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外，目前出现的对以前社会生态平衡的滋扰，如果不是遇到无情的空间限制，是不会继续很长时间的。[27]不论未来将带来什么，目前的人口增长通过充实以前人烟稀少、使社会与文明处于隔离和半孤立状态的地区，缩短了各地间的距离。

因此，现代技术、人类生态学和在世界广大地区明显而重要的统一的工厂产品的流通一起，扮演着人类每个部分彼此命中注定连接在一起的角色。

随着通讯设备的增长，思想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和范围传遍了整个世界。的确，政治上的和语言上的障碍有时候阻碍了思想的流通；宗教或者宗派的约束也妨碍了思想对具体组织的渗透；地区或阶级习惯的不同，祖先传下来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个人嗜好的不同都影响了思想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且有时候还在各阶层中产生误解或可笑的夸大。[28]然而，一些思想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实用理科（特别是工程学），有时候的的确确被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人偏好的人们所分享。

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困难，即：在地球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思想敏锐的人们对自己不再那么自信了，因为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不止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体系，他们再不能完全肯定到底哪一个在重要的时刻占上风。婴儿要适应一个特有的传统模式──穆斯林、印度教徒、儒家学派，看情形也可以是基督教徒──而后在生活中接触到近期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唯物主义、现世主义、批判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成分。他们完成了使二者成为其自身的一部分以后，接着又会发现，要想否认哪一点，或者真正使他们经历的两个连续阶段统一起来都是不可能的。

不必认为这是格外的苦恼或者是不利的精神状态，只要能在两种情形之间容易地划出界线，一个人就可以容纳两个互不相关的文化世界。在这两种情形中，其中一套辨别与表现行为模式是恰当的，而另一套则应是可应用的。但是，明显的歧视是不会永远存在的。的确，一个体系的规则在重要情况下也许会和第二种体系的规则发生冲突，从而在个人行为上产生突变，导致人人关心但难以预料有时是令人费解的结果。[29]概括而言，这类不稳定的个人行为也许会在一个不安定的群体中产生共鸣，招致出乎意料的暴力的盲目爆发。

然而，世界状况并不像这些评论所讲的那么黯淡无光。世俗主义的希望以及在全球部分地控制了人类思想的西方理论，显然是很丰富的。像早期宗教的思想，他们即使在反复发生的挫折和失败面前仍旧显示出一种持久力。至少有一点非常清楚：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发现，受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念熏陶以后，任何其他说法以及与这些理想有关系的任意一种强调，都无法使他们忘掉这些观念，也不可能弃之不顾。一个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公民，作为自由和平社会中的一个成员，运用与他相称的部分影响去决定“他的”政府的宽大而公平的政策，尽其本人最大能力为大众福利做出贡献，这一切几乎对每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更进一步的优势是，在几乎所有方式中，它被通俗化了，或者指定几乎可以用任何形式来描述任何行为，并且引起几乎所有听众的兴趣。

那些接受人类圆满未来观点的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发现：他们自己仍然为解决出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惊人的鸿沟而奋斗着。这个鸿沟如此之宽，致使在实际上不完美世界里的具体行动显得简直没有希望。不然的话，它看上去要对所赐予的利益要求实施激烈的行动，以致把对幸福的追求变成邪恶的犯罪。但是，由于这一点不易实现，地球上空未来天堂的世俗美景没有失去活力。与此相反，容易实现的理想将很快失去它用于激励行动的力量。而那种人们为其主张和在许多情形下必须和将要奋斗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确能在残酷的战斗中为人们增添力量。在斗争的白热化阶段，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的长期矛盾将只给最重要的思想带来麻烦；甚至他们从来不能肯定，现实的目的确实不能为“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辩护。

自1850年以来整整一个世纪，仅仅粗略思考一下战争与革命，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众多的慈善社会服务、福利和传教机构等诸方面的活动，就可以从中发现许多人为了把天堂般的城市带到地球上，准备、甚至渴望去劳动，去受罪，如果需要可以为之去死。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在政治舞台上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信念；数不胜数的拥有其他信念的人，为再塑一种或另一种社会场景也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无数个人自觉自愿的行动，至少可以尽早地建立他们梦想中的一个比较近似于自由、平等和友爱的社会。

结局现在还没有、也不可能预测。最后，人们将毫不犹豫地转向对其他美景的追求；但在同时，尽管社会极乐的世俗理想以不尽完善的面目，在人类社会体系中已经或者将要出现，真实的状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中出现的这种幻想的普遍性和力量，是全球性世界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工业化的传播和人类生存圈中机械运输、交通通讯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随着工业化增加的财富和权力，使人们头脑中什么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思想变得重要了。于是，曾统治了1789年至1917年西方历史的孪生力量──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为了1850年到1950年间整个世界的发展努力拼搏着。这种力量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也许将这样持续下去。

民主与共产主义

自1917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在由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发起的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和矛盾之中奋斗着。其他地区则不是这种状况──至少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在某些地方，“自由、平等、博爱”还没有写进多少起作用的宪法之中，但又马上要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的基础之上再次形成的 “和平、土地、面包”的新口号，听起来与其说是对法国大革命口号的对抗和挑战，倒不如说是对旧模式的简单解释。对对俄国革命产生怀疑的西方人和法国后裔来说，自由的艰难选择显得十分重要，但对那些在欧洲两次政治动乱中被反复灌输社会改革思想而没有取得真正进步的人们来说似乎并非那么迫切。

所以，至少到了20世纪中叶，非西方世界的革命趋势才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也许是多变的知识力量。从法国、俄国革命中脱胎出来的行动纲领，处处与社会阶级组织的陈旧原则相抵触，并向自然的陈旧思想和人类生活的命运发起挑战。个人持有广泛不同的观点，在一生中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全球所有的社会都失掉了他们早期文化和法律自我定义的突出特点。在地球的每个部分（包括欧洲）的回答来自以下若干方面：（1）惊人甚至疯狂地重申陈旧的行为准则并使事实暴露无遗；（2）通过恢复原始、天真无邪的思想、行为和习惯的不懈努力来改造现状；（3）通过发狂行为的爆发也许会加重处于意志混乱痛苦之中的消极状况；（4）秘密社会结构里狂热的阴谋和秘密警察共栖；（5）对个人权力不顾一切的追求，或者对财富追求的行为已经无所顾忌；（6）献身于一种事业，哪怕这一事业漠视所有普通乐事。圣人、恶棍、胆怯者和英雄以及更多的普通人、全人类，总而言之，他们具有本质的不同，经历了一场不平衡的诸多刺激，获得一个不稳定的紧密相连的反应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广大地区的一般法则变得非同一般地不能令人满意。如前所述，看来最好是限制那些接踵而来的粗制滥造的见解。

（二）伊斯兰世界

历史的发展趋势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严厉地考验了和善的穆斯林的信仰和耐心后，于1850年以后继续对他们虔诚的希望不利。甚至对他们自己的信仰都不忠实的基督教徒们，继续用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去迷惑世界。与此相反，和西方面对面的伊斯兰力量继续缩小，直到伊斯兰国家在这样或那样程度上废除穆斯林先例，以便挪用西方不信仰伊斯兰教人们那里的政治经济技术。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斯兰政治主权在领土上的退却仍迅速地继续着。伊斯兰世界整个东部，被来自英国从印度向北部扩展的势力和俄国从中亚平原向南扩张的势力所控制。[30]到1907年，当两个列强达成协约时，土耳其边境东部所有穆斯林领土不是屈服于外国统治，就是被瓜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没有给幸存下来的阿富汗和波斯地方国王留下一点点真正的权力。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完成了对穆斯林的以及异教的非洲的瓜分，把其变成殖民地和保护国时，西方势力先期到达的伊斯兰世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远在此之前，作为伊斯兰世界对抗基督教的传统护士的土耳其帝国本身已经成为欧洲列强的被保护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这个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在英国的鼓励下反抗土耳其的阿拉伯叛乱爆发了；而且在1918年以后，土耳其人本身发生了突然的感情剧变，为了严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而放弃了奥斯曼帝国和帝国理想。

一场适度的政治复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变得明显了。民族主义高涨的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在1919年至1925年间通过反抗英国帝国政策而赢得了真正的独立。波斯和阿富汗也一样，摆脱了俄国和英国的影响，扩大了他们有效的独立。20世纪30年代期间，欧洲势力在阿拉伯国家继续有限度地减弱；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像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才赢得正式独立。[31]

重申穆斯林政治独立反映了穆斯林政治组织作用的真正增长。在现代集权政治、现代军队和现代意识方面，关于人民有权利自己统治自己的观点，已被全部引进到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其他穆斯林人民的政治意志，于是就成为一个公认的在国际上、但更多是在国内穆斯林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然而，现代国家地位的装饰是一种借来的华丽装饰物，它被笨拙地安放在古老的伊斯兰团体政治之上。大部分这些国家在许多情形下要求忠诚，而这种忠诚因深深怀念那个无法恢复的过去产生了裂痕。

实际上穆斯林民族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既受到了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力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欧洲历史上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影响。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欧洲近代开始阶段，穆斯林民族就从异教徒和改革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权威学说的保护理论并建立了等级制度。当19世纪已完善的制度在保护正统学说方面失去了作用时，也就是说，当奥斯曼和波斯国家以及正统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权威人士再不能指挥人的躯体和灵魂时，穆斯林不得不为他们早期在仅仅一个世纪内，面对整个复杂的思想和技术的出现所造成的知识和道德方面的错位而付出代价。这些思想和技术在欧洲是经历了400年时间才发展形成的。这种混乱既流行于公共事务中，也盛行于私人事务中，并不足怪。

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意味着服从神圣的法则。这个法则声称是唯一可靠的手段，在管理人类事务上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但是，一个严格并且全面精心计划的法则和行为的章程，很难与在西方技术影响下迅速变化的社会秩序达成谅解。这个章程和法则也不易抵抗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领域里的世俗主义。的确，早期伊斯兰的博学之士致力于精心阐释神圣法则的能力与智慧，剥夺了近代穆斯林几代人模糊性的解释，而这几代人又急需用它来再次解释和改变法则的实施。法则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32]很少有人能明确地否认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文化认同的宗教信仰；然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在伊斯兰传统的严密组织里感到不自在。[33]

从个人标准看来，人们对伊斯兰正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反应，通常是一种严格的思想方面的分门别类。[34]对伊斯兰和西方民主政府这样理想的空口应酬，用一连串失败去适应任意一种信仰的箴言，是现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继承的个人思想双重性的公认对等物。为了从这一个固有的情形下解脱出来，这些人的确做了努力。土耳其和俄国中亚地区的激进世俗化运动伴随发生了凯末尔主义革命（1919年至1923年）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至1922年）。波斯亦是如此。1925年礼萨汗（Reza Shah）即位后，就着手制定绝少夸夸其谈的世俗政策。而另一个极端，严守古兰经的瓦哈比派清教徒随着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Abd al-Aziz ibn Saud，1919至1925年在位）的胜利，在大部分阿拉伯地区掌握了政权。这些清教徒通过恢复原始穆斯林社会模式的方法，渴望使全人类事务彻底伊斯兰化。

这些试验结果有待观察。在土耳其，对穆斯塔法·凯末尔无宗教主张的反应于20世纪50年代变得明朗化了。但是，有关俄国和中国穆斯林团体的资料不太完善，以至于人们无法判断那些地方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同样，在沙特阿拉伯发生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徒运动的宗教之火，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石油中浸泡后，再也不如以前那么旺盛了。大概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巴基斯坦问题。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才开始出现，其存在的理由是，绝大多数公民信仰伊斯兰教。此外，英属印度的学校和军队的存在，使相当数量的巴基斯坦人比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们更加熟知西方文化。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西方与伊斯兰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融合看来是可能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成就并不十分显著。巴基斯坦像世界上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看来已经意识到了古典伊斯兰神圣法则难以接受又无法逃避──至少目前是这样。[35]

工业化对伊斯兰世界的损害比民主革命所造成的损害小得多。西方机制品几乎破坏了所有地方古老的手工行业。西方企业家们引进了一些重要的新型而且出类拔萃的工业──最重要的是石油。但是由于经济和工业事务方面缺少一个稳定、持续和明智的穆斯林政治领导，穆斯林企业家们于1950年前在伊斯兰国家建立现代化工业方面的成绩几乎微乎其微。甚至当国家着手实践匆匆设计的工业化时，成功才缓慢地出现在一些伊斯兰地区，而这些地区长久以来传统上是把商业和经济管理交给被轻视的宗教少数派──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手中的。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就是例证。[36]

（三）印度教的印度

一般说，接受西方思想和实践对印度教来说要比穆斯林容易得多。在印度斯坦和西方之间不存在历史上的敌视。的确，大多数印度教徒十分高兴地目睹了英国军队推翻印度伊斯兰政权的行动。由于印度教没有教义限制，这就使得印度教教徒可以较为容易地按照本身的条件考虑西方文化，或者说至少避免了出现在西方国家和不可改动的伊斯兰神圣法则之间那样没有调解余地的冲突。[37]此外，西方在印度的存在比在亚洲其他地区更为热心，更加广泛，因为在19世纪期间，印度得到了许多英国模式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的装饰，其中有著名的印度文职官员考试任用制度、现代法则、军队、警察、经济企业和交通通讯。这样的机构和制度，为欧洲人与印度人相互了解彼此间的文化提供了绝妙的机会。

英国政权之所以能在印度立足，是因为它通过同时开创一条西方化道路和建立一个特殊奖励的方式，在印度社会搞了一个明显的颠倒现象。英国人逐渐地把印度统治者和旧的统治集团变成了傀儡，或者彻底解除他们的职务。管理权在英国的监督下被授予那些有不同背景、从英国教育制度中脱颖而出的新一代人。其他印度人也是按照英国的政治秩序，特别是法律上的需要，被征来从事新的职业。这些人的工作使得他们不断地和英国人打交道，而且他们的职业常常依赖于如何有效地顺应外国监督人的希望。因此，这些人显然有吸收西方方式的强烈的个人动机。更进一步的事实表明，不断增长的真正管理权力的范围，是利用那些有效地吸收了西方方式的印度人，给已英国化的派系施加远远超过其人数比例本身的影响，在印度制衡没有英国保护和支持的势力。

因为这些，或许是其他原因，作为世界四大主要文明传统之一，在现代初期遭严重打击而产生破裂的印度教，对西方文明固有的挑战比穆斯林或者（至少到1950年）中国人能够做到的反应更加富有弹性。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在印度有相似之处；英国和和土著印度通过各自特性方面的相互结合，获得了一个具有印度特色的发展趋势。

从1850年到1950年，印度工业和经济发展被政治实践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所支配。政治实践依赖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英国管理机器的威望，具体体现在印度文职制度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体现在一系列下属省级公职部门之中。但是，英国的政治原则是要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只强调维护和平、治安秩序以及御外，其他大都让给私人企业了。很明显，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同一个类似东欧帝国19世纪发展特征的有效、集中并且重要的独裁官僚政治的结合，提供了某些非同一般的例子，印度则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

一般来说，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政府对超现代的东西和历史悠久的古代遗物经常并列在一道出现的现象，在原则上不愿干涉。这些被视为政府合法范围内的经济与技术进步有尽早被系统地引进的趋势。这一趋势常常出现在一种范围内并且具有合理性，这一合理性超过了从英国得到的任何东西。这种超现代思潮的杰出例子是印度的铁路体制，大规模铁路建设在1853年总督批准了总体规划后得以进行。尽管在私人和公共所有制方面出现了矛盾现象，并且不幸引进了两种不同的标准。但是，印度官方对铁路的监督一直是严密的，从而使得铁路网明显地遍布各地。到了19世纪末期，大约5万英里的铁轨通向大陆，其中包括以前根本不可能通车的偏远地区。[38]灌溉工程，尤其是在旁遮普，构成了英国管理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领域。与此同时，道路、港口设施以及市政建设紧跟着蔓延开来。

另一方面，私人经济的部分一般仍处于落后状态。乡村习惯令大多数印度人不能充分发挥由新型运输与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多数印度人完全缺少那种由英国管理部门的自由放任理论推测出来的经济习惯意识。甚至那些富裕阶层和商业阶层，通常喜欢老式的高利贷或对土地的直接投资，而不愿意在工业或其他未曾尝试过的经济活动形式上冒险。结果，这些新兴的现代企业大部分由欧洲人、波斯人或其他外国人控制。自由经济原则在英国实施情况良好，形成了一个坚定扎实、富于进取的经济阶层。在印度，实施情况不十分理想，因为快速成倍增长的乡村人口，如果不是超过至少也是快要赶上在那里出现的工业生产力的实际增长。尽管是这样，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在印度的首先是制造业。纺织业，包括棉花和黄麻的纺织，是第一批重要的现代工业，随之而来的有冶金（钢自1913年、铝自1944年开始冶炼）和其他形式的工厂和制造厂。[39]

饥饿和战争限制了效率高的官僚政治和迟钝的、或者说冷淡的公众之间的矛盾。官僚政治原则上把经济重担交给了私人；而对大众来说，除了几个少数例子外，则不能设想或者开始对未曾尝试过的经济可能性采取行动。人道主义原则迫使英国官员采取特别措施对付反复出现的饥饿危险。每当一场较弱的季风把降雨量减少到正常水平以下时，饥饿的威胁就会出现。1883年制订的特别饥饿法，阐明了粮食歉收季节时，为防止大批死人所采取的措施。按照这项法令，政府官员承担进口粮食并向饥荒地区分发的任务。他们还要组织项目研究，以便证实对受到饥饿威胁人口的工资支付问题。尽管土地短缺现象日益增长，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上述措施还是对印度传统的严重饥荒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政府惯常活动的一个相当大的背离变更。两次冲突使人们认清了印度本身存在的弱点，由于来自英国正常供应渠道一个暂时性的中断，就会给印度军队和政府带来令人不愉快的显著结果，所以官员们着手制定紧急计划，去发展或者增加数千个项目的地方供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短暂的，没有取得什么广泛的效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项目则较为系统地发展了并取得较大的成绩。当直接组织国有企业看来并不容易时，这就要求官方出面干涉，目的是鼓励、欺骗或者诱惑个人加入到新的经济活动行列中。

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度获得政治上独立的时候，为了有利于新的混合型经济的发展，原来经济领域里对政府行动的陈旧约束已经大规模地被摒除了。曾经在政府管理体系中发挥过作用的私人和公有企业，又在混合型经济中准备协助或者甚至是迫使经济扩展，尤其是在工业方面的扩展。遇到初期在分配上的紧急事件后，新的印度政府承担了振兴和扩大在战争期间业已出现的官方激励制度和经济增长指导。人口的增长是否将来会超过印度为增加经济生产所做的最佳努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波斯人、英国人、少数希腊人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人们一起，已经率先把现代工业介绍到印度。但是，孟加拉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马拉塔人（Marathas）和孟买的近邻们，在介绍民主革命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我们所见，拉姆·莫汉·罗易（卒于1833年）在19世纪初做出了表率。1835年以后，英国式学校体制的逐步巩固，为印度提供了人的资源，1857年至1858年间的那次失败的兵变，使得陈旧的社会政治理想名誉扫地。在新学说未形成体系，还没有通过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1885年成立）公开表达出来时，过渡阶段的一代人就消逝了。在这一代人中，有成千上万的个人接受过欧洲政治权利思想的教育。又一代人在他们的文雅规劝、抗议和请愿得不到群众示威游行、煽动性骚动和秘密恐怖主义的辅佐时也消逝了。

然而，1905年至1907年间，革命学生团体在加尔各答的秘密小组、口号和活动，像印度国大党的会议进程一样，依照外国方式形成了新的模式，这个模式仅仅受印度环境隐约的影响。第一个现代的、同时也是真正的印度政治运动，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由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卒于1948年）领导的运动。甘地把印度与西方的高尚品德和狡诈融在一起的领袖气质，为自己赢得了“圣雄”的称号，即：“伟大的灵魂”；他所指导的运动把勇敢的平民抗命和引人注意的非暴力结合在一起，从而赢得了1947年的印度独立。

甘地的思想和行动有效地把印度教苦行主义、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民主的世俗主义结合在一起。那些比较起来与之不同的观点，不论是和个人有关，或是和若干小组有关，诸如此类，都与甘地的思想联合，从而构成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国大党。土生土长的印度思想与实践和外来的西方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亲密结合是个新现象。同样，这场博得城市每个阶层绝大多数印度人忠诚并且对村民产生影响的大规模运动，以前从来未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并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又控制得当的感人程度。

这些成就的取得把民主理论变为现实。根据这个理论，个人应该在政治事务中有发言权。但是，甘地的追随者在反对英国的统治方面比支持任何实际政策显得更加团结一致。恢复手工工业的努力还未能引起新的印度政府中经济计划者们的兴趣。的确，冷静计算一下，甘地的纺纱车无法为印度贫困提供解决办法。再有一点，甘地反对僧侣阶级认为最低阶级是贱民的教义的运动，在宗教保守派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其中印度教狂热分子对甘地的暗杀，比其他任何一种戏剧性献身可能达到的效果，会更有效地令人保持沉默。此外，甘地运动的总体特征令印度穆斯林感到恐慌，并且导致了他们绝望、延误的但依然获得成功的要求：创立一个独立的、完全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国家。

甘地消极抵抗主义慈悲、宽大的理想将如何保持长时间不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印度政府中民主的国会机构如何和官僚计划的慈悲专制取得一致，如何与从完全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中产生的强烈感情相一致，如何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固有的经济困难相一致也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未来的危险比过去曾出现的并且在事实上已被印度人民克服掉的障碍不会大多少。在只有中国与之相匹敌的这样大的规模里，印度政府和社会在把西方和土著的思想、技术以及习惯融合在一起这方面树立了典范。时间本身将会得出结论；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来看，具有特色的西方要素是在印度内部得势的。自从1947年以来，西方20世纪社会革命看来已经合并了印度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得印度成为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以西方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地区和一个伙伴。

甘地的预言

印度作为20世纪世界主义的参与人，已经通过艺术断断续续地显露出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卒于1941年）是唯一赢得国际荣誉的印度人。他的诗混合了欧洲人、梵文和孟加拉文的文学形式与思想。现在还不可能说他的作品的流行程度是否会下降，也不可能说他的文学声望是否将无限地存在。[40]

（四）中国

从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到1949年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的确立，中国的发展和早期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转变极为相似。许多满洲帝国的遥远属地都脱离了与中国的关系。此时，一系列漫长的内部反叛以及外国成功的侵略震动了中国自身的心脏地带。所有这一切都和前朝紧密相连。自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坚持常见的帝国形式，其中包括重申中国对象西藏、朝鲜、越南这些外围地区的影响。

此外，共产党和政府的组织一起重复了以前儒家学者与官员一同构成的组织结构。他们甚至在权力行驶中融合了以前的诸多方法。的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就像自1917年以来在欧洲马克思的和纳粹党旗帜下所表示的那样，展示了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实践、原则和偏见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授予那些专门挑选出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分子以明显无限权力的做法，为了人民的利益普遍运用国家权力的规定，为极为严厉的镇压辩护而产生的规定以及对各种恶人如奸商、外国人和宗教迷信的偏见，凡此种种，对于和善的儒家学者、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党人来说都是一致的。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另一个主要团体。就像它度过了其他时期许多经济困难和政治动乱后继续存在一样，家族经历了1850年至1950年一百年间的风风雨雨以后，仍继续存在。自1917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肆抛弃孔夫子对家族虔敬的思想，从而导致中国大批受过教育的青年有做出不孝的行为。初期工业化造成不很明显的旧的家族关系的较为紧张的状态。[41]但是，传统的观点与责任特别不易改变而且还富有伸缩性，致使在1917年以后，他们继续被灌输进绝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心中。家族纽带常常被人们提起，甚至那些青年时代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儒家孝道义务规定的人们也无例外。

即使如此，这些令人难忘的连续性，还不能证明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仅仅经历了一次传统性政治循环的判断。自1917年以来，中国占人口少数的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弃绝儒家生活方式所需的日益增加的一致性和能力，而儒家生活方式指的是在行为、道德和政治方面所需的悠久的礼仪规范。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人的生活特点必定会受到忠诚转移的强烈影响，优秀知识分子更加会把他们已能利用的中国古老的政治制度搬来，以便尽快地实现他们的新目标。

在20世纪，中国教育阶层信奉的思想全是从西方世界性文化中直接得来的。甚至19世纪那场彻底动摇了大清帝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就已经宣布了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随着运动的昌盛，这种思想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诚然，最初道家和佛教因素与基督主旨是混在一起的。[42]在1895年对日战争中惨遭军事失败后，中国新一代革命领导人承担了寻求新的权力护符和拯救民族的重任。孙逸仙（卒于1925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那时令人一目了然的模式是世界列强国家，因为西方国家以及现在的日本人，在成功地建设社会方面，明显远远地超过了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水平。于是，孙逸仙和其他革命者一起，为了寻求适宜自己的思想，搜集了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常常通过日本渗透过来）。他们天真并毫无偏袒地进行这项工作，以此表明他们既不是正统中国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掌控者。1917年以后，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外来启示；[43]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在中国大陆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对知识和政治的垄断。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易变性在一个制度变化比较温和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直到本世纪初，政府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农村社会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士绅政策，把西方在中国存在的任何必要变化都减到最低程度。1842年以后，英国军舰第一次强迫中国当局顺应外国的商业和外交做法。在1858年到1860年以后，情况变得更加惊人。那时西方列强和俄国卷土重来，干涉中国内政，扩张外国在华的特殊利益，而中国的统治者再不能够或者假装把强大的异族人限制在自己属国的位置上了。可是，多数满清官吏选择了全面监督礼仪事务，看它是否真有违例现象，因为儒家学说普遍又天真无知的民族优越感，禁止接受任何可供选择和平等的社会制度、文明制度，即使这个制度比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稍稍优越一点也不行。

对太平天国运动严酷的抵御和镇压，的确为中国政府内的关键职位带来了一部分充满活力、眼光远大的改革者。其中一些人试图用兵工厂、陆军和海军把中国装备起来，因为这些东西被看作西方列强形成的基础，可是，当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紧急局势一旦不复存在了，官方改革也就松懈下来了。其中部分原因是思想较为保守的人对革新产生疑问，但主要原因是改革派本身就对改革三心二意。他们全部目的是维持旧的秩序：一旦革新威胁到这个秩序时，他们就站到对立面去了。向中国提供军队、军备、工业和交通通讯设施，让中国充分地保卫她自己的做法，要求现存的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比19世纪60年代改革者本身要求要大得多的一次变革。[44]

因此，在19世纪最后年代里，各种事件又一次开始逼近了摇摇欲坠的儒家政权。日本1895年的胜利，随后是义和团起义的失败（1900－1901年），以及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屈辱，使得那些最不情愿放弃祖传方式的人们坚信：激烈的变革确实需要。改革采取了多种方式。1912年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前前后后，政府机构长期以来所产生的有效影响通常是短暂的。至少足足有半个世纪，在使中国强大这个问题上政府机构总是不起作用。然而，在教育方面，改变国家整个知识气候的变革是激烈的，并且富有戏剧性效果。1905年，建立在儒家四书五经基础之上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了，这一下切断了两千多年来优秀知识分子从政来管理中国一直走的必经之路。结果，雄心勃勃的青年人突然一窝蜂似地涌向西方学术机构。如果在早期，他们一生中将只能学习古老中国的四书五经。如同从孩提时代和早期教育接受的完全是传统东西的成千上万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被塞进陌生而且常常只是一知半解的思想漩涡中去一样，脱离整个传统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喧嚣和惶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45]可是，青年时代经历了如此深刻矛盾阶段的任何人，在以后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政治或理智的约束必定有某些内在困难和隐秘的脆弱性。结果，只要新事物允诺能尽快地把人类从思想上犹豫不快、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痛苦中拯救出来，即使最引人注意的特殊信念也会突然让位于新的学说趋势。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乐队花车涌向国民党队伍，以及近期在中国出现的共产党地位的巩固，这两件事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类智慧得到了发挥。

但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间引起热烈争论的西方思想，较容易地隐藏了1950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相对浅薄性。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民大众像一个大海洋。在这个大海洋中，西方货物的小溪和宗教传道小溪在悄悄地流动，时而令人不易察觉地改变它的高度和潮流。太平天国和其他反叛的暂时性胜利，清朝政权的持久弱点，国民党的兴衰以及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的胜利，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对只知向他们收地租、苛捐杂税和利息的，其中大部分住在城镇寻求保护的那些社会官员的不满。[46]但是，这类事情确实也发生在早期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末期。20世纪前半叶，泛滥在中国乡村广大地区的暴力、饥饿和疾病，在矫正土地、租金、税收、人口之间存在的日益上涨的不平衡方面，也是一种传统的有效方法。西方机器制品的出现，如棉花和煤油，可能在中国一些地区加剧了农民的忧患，因为传统的手工工艺不是被减少了就是被破坏了。由于富人的爱好转向外来的西方机器制品，城镇里的工匠也会因此而受苦。另一方面，新兴的或者是扩大的贸易，像为西方和国际市场生产的桐油、钨、茶、丝，则易于扩大这些阶层谋生的可能性。

近代机械动力工业于19世纪40年代首次在中国悄悄地出现，但直到1895年以后才得到重要的发展。那时，象征中日战争结束的协定条款，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建工厂，而且他们还享受已经授予国外进口货物的大部分贸易优惠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欧洲供应渠道，并给中国制造业，特别是棉布制造业以一个暂时的刺激；但是，日本的竞争和金融及其他战争间歇的变化无常一起，严厉地抑制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像上海、天津这样的近代大城市没能成为主要工业综合区，却一直作为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国商人统治着。

铁路也是一样，在中国没有发生它在印度所发生的作用，大规模建造在20世纪头十年才刚刚开始。欧洲金融业为中国铁路建设负责提供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但是，由于他们内部为各自利益勾心斗角，致使贯穿全国的铁路网迟迟不能成形。而且，因为财政管理上出现的混乱以及反复出现的军事动乱等原因，致使铁路在已建好的地段也只能时有时无地工作着。[47]

要想在中国创建近代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真正大规模的长久努力，只有等到政府显得有足够力量利用和平时代的时候才能开始。这件事看来在1929年才出现。那时，国民党作为中国当局脱颖而出，但它不仅很快遇到了来自日本的无理进犯（1931年），而后还恢复了国内争斗，和平只是到了1949年才再次出现 。所以，到那时工业革命只是接触了中国的边缘。乡村和城镇旧的经济关系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就像13世纪蒙古人所带来的影响一样，西方在中国的存在确实在中国经济中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只有在中国完成了从一个强大政权转移到另一个政权的传统循环后，以西方为中心的20世纪世界主义才能真正开始大规模地面对中国的传统制度。只要中国社会内部传统的社会不平衡一旦引起传统的暴力和动乱的出现，西方经济渗透行动的锐利锋刃就会被弄钝。而且发生在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当中的所有激烈辩论（包括中国外部形象的完全西方化和对中国长久未来的深刻重要性等问题）不能马上就有用。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真正本质上和决定性的对抗仍旧存在于未来。这个对抗有可能创造一个20世纪，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局面。

在这种剧烈变革的时代里，当道德、经济和政治标准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不应当期待会有一个高级而且宁静的文化创造力存在。重要的改革，特别是文学习惯的改革，被突出了。例如：胡适发起的运动（1919年）用近乎流行的语言代替原来的写作标准，或者近期共产党所建议的依字母顺序书写汉文。国家严谨的思想和学术传统帮助把西方科学与学问引进到中国，其中部分是通过传教努力，部分是通过派遣学生去西方大学学习的方式获得的。特别是在汉学领域，中国和西方在方法上的相互激励以及给予奖学金的先决条件，常常产生引人注目的丰富成果。但是，与过去伟大的中国文明相比，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极为明显地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就中的一个低潮。[48]

（五）日本

日本文明在德川幕府时期显示出明显而独特的双重性，也就是说它总是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保持着极不稳定的平衡。因此，斯巴达式武士阶层严格的道德观念总是和“浮世”的享乐观念发生冲突，而且这两种道德观之间缺乏调停的媒介。日本政府闭关自守，但由于对荷兰学问的强烈好奇心，使它冲破了重要阻碍。或者说日本“封建制度”的传统纽带被隐藏起来，可还没有真正隐去六十几个采邑或是民族领地上的官僚统治。尤其麻烦的是，日本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分离准许低下的商人阶层致富，而高于商人的社会阶层农民和武士却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因此，皇帝和幕府之间紧张而又稳定的关系很恰当地体现了贯穿于日本生活的全部双重性。既神圣又无权的君主被尊为一切权力的源泉，同时又被囚禁在礼仪的网络之中；别无选择，只好容忍。这种现象同时也被德川幕府及其继承人所接受。17世纪初，德川幕府通过官吏、特务、武士等集团构成的强权统治着日本，同时又很巧妙地保持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家族与家族之间在对抗中的平衡局面。

只有幕府的持久意志力，才足以使表面上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各方面之间保持平衡。19世纪50年代，为争夺一个无嗣统治者的继承权，各集团相互倾轧，使这种意志力开始动摇。佩里船长“黑色船队”（1853－1854年）抵日这一突然事件，激发起日本社会和文明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整旗鼓的日本政治和经济为西方刺激的成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这个成功首先表现为承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然后是超过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船队和贸易导致了德川政权的毁灭。然而，广泛而迅速地借用西方技术也未能消除日本德川时代固有的国内矛盾和暗藏的危机。相反，日本借鉴西方文明的成功──特别是其工业技术和军需品生产技术──依赖于另一个“魔术师”在新旧成分之间巧妙的平衡本事。简单地说，日本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虽然过时，但还完整，不同的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种等级制度只允许一代人中少数领导层对军事和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按西方模式重建日本的政治体制。[49]

严重的心理危机有时会导致令人不解的行为方式的巨变。早在1854年日本结束闭关自守状态时，这种心理危机业已存在。对葡萄牙人先接受后排斥的急切心理，日本皇族对公元6世纪及后来年代中的中国文明很早就有的热情，以及本世纪日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突然颠倒的态度和行为，都源出于一辙。行为规则的陡然变化一直是日本民族心理的潜在特征。[50]

除了日本社会内部的独特性外，一千多年来日本的高层文化和技术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这一事实，也极大地促进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对西方思想和技术的吸收。他们的祖先已知道在某些方面外国优于日本；所以欧洲知识和技术高于日本这个发现，对于日本的自尊并不是特别的打击，这和他们的祖先在这方面认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要求实际上使得崇尚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后裔变成了热心的西化论者。

最后，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和谐推动日本接受了西方模式。到了19世纪，粗暴野蛮的尚武体制在日本和西方被官僚政府阻抑（在日本几乎被抑制住）。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和荣誉感、社会优越感在欧洲生活中几乎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事物。更能起决定因素的是，在这两种社会中，职业武士的价值观和态度受到其他阶层的崇敬；日本的农民和市民和他们的欧洲同僚一样，在暴力发生时更愿意追随这些贵族专家，而不是避开他们。

这样，日本提供了一块令人感觉兴趣的矛盾丛生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思想（和感情）上的保守主义成了制度根本变革的主要手段。结果那里的近代工业和民主革命所达到的胜利程度非常不同；因为尽管自1885年以来日本的技术向前大步发展了，但是不论外部社会结构如何，民主革命几乎丝毫没有影响到1945年以前仍旧存在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

· · ·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匆匆起步于19世纪80年代的机械动力工业和运输业，使得日本产品有可能在整个远东地区同欧美产品竞争。战争期间，日本仍在扩大其贸易。到了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都有它的市场。更确切地说，现在陆、海、空三军所需的工业基地得到迅猛发展。这不仅仅在日本本土，同时也在日本新获得的朝鲜国（1910年）和满洲帝国（1931－1932年）的土地上得到发展。

日本的工业化并没有仿照欧洲模式。在日本，政府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起着关键的中心作用。结果，企业家的决定总是受到国家军事力量要求的约束。从这些方面来看，日本的工业化非常有趣地预示着俄国共产主义。但是，又和后来的共产党政府不一样，日本给大批小企业以自由。这些小企业都是传统的作坊生产和家庭生产。为了把这些古老的工业结构调整为现代结构，日本实行了两项改革。由电动马达牵引的轻型动力工具代替或者辅佐手工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第二，小作坊和工厂产品的销售通常委托给大公司办理──换句话说，大型销售公司把很多或全部生产任务交给小工厂完成。

由于需要大规模的贷款用于克服买方与卖方的差距，这些销售机构就被纳入真正强大又紧密相连的经济企业集团：银行、冶金和其他重工业、采矿业、造船业，以及一些大工厂。就像日本政府控制在政治寡头手中一样，所有这些企业都控制在极少数经济寡头手里。经济实权派和政治实权派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而且双方常常通过个人之间的联姻保持紧密的联系。事实的确如此，大的企业家族，像三井和三菱，由于取得了官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才在19世纪后期登上显赫位置。政府只向那些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工厂收取很少、有时是象征性的税。而这些新的“私”有主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层负有长期而紧密的责任感，并且认为发展对国家有用或者必需的事业是他们的职责。[51]结果，经济寡头财富和权力的巩固减少了国家的直接经济活动。诚然，国家军火库还在生产武器，特别是生产新式和处于试验阶段的武器。

简而言之，机器生产技术来自西方。但是，把新的机器技术投入生产使用的，几乎全是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为。这意味着，在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优劣双方严格遵守着诚实和礼貌的规则。因此，工业革命在日本有其独特的社会特征，至少从目前看来，日本工业现代化没有得到民主革命的支持，而民主革命被学习欧洲史的学生看作工业现代化的“标准”伴侣。[52]

日本等级制社会结构的残余，使得工业发展资金的累积变得相对容易些。工业现代化起步时，政府本身通过直接税收来资助它，让农民为工业投资出钱；不然的话，这种投资几乎无法从日本国内获得。后来，当金融寡头在政府的扶植下形成后，他们在国内外产生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大量的财力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然而，这些垄断分子又都是热心的企业家。他们生活俭朴，鼓励别人节制消费，因而刺激了几乎全社会上下的资金积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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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意识形态里的民主革命从未在日本发生。1867年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帮助明治天皇登基的封建领主和武士当然不是建立人民政府的倡导者。即使到了1889年，日本有了西方式宪法并选举产生了国会、部长内阁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国会的合法权利仍受到了适当限制，这也就使以上各种政治权力受到限制。实际上，日本的政治现状和“家族”以及顽固的地方势力休戚与共；这种政治现状不仅脱离了明治宪法公开标榜的法律义务，而且脱离了民主实践。

随着时间的流逝，家族式忠诚变得微弱，日本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往日的峥嵘。因此，虽然明治宪法一直延续到1945年，但是，日本内部的政治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男子普选权（1925年）扩大了选民范围，允许暴发户和日本世家在政治领导圈里竞争；20世纪30年代，军事集团开始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其独特的影响。尽管这些对寡头统治来说是个挑战，但是，直到1945年为止，一小撮寡头集团依然在幕后控制着日本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日本人一度被迫忍受美国占领军对他们国家的统治。1947年在美国辅佐下颁布的日本宪法，是彻底民主的美国风格。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日本的自我观念、社会观念、等级关系以及所有由来已久的不同等级之间的社会行为方式，是否真正允许平等、讲求个性，或在根本上将异邦的政治理想写入日本的宪法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好话”。[54]

虽然和其他国家民主革命相类似的事从未在日本发生过，但是日本政府中确实发生了两次半革命式的变化。首先是天皇的复辟；这是一群自己做主的青年武士发动的一次反动军事政变。他们之中很多人从低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也有一些人在效命国家之前已在地方行政机构有过从政的经验。这些人都想恢复天皇的统治地位，驱逐外夷，发展日本的工业现代化。他们还实行了重要的行政管理改革，把德川时期日本所有的“采邑”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然后发放政府债券来买下封建领主和武士的特权以消除“封建制度”的合法基础。从真正的意义上来看，这只是完善了早期德川幕府赖以生存的、不尽完善的官僚制中央集权，这种集权曾被德川幕府及其继承人维持了两个多世纪。

大规模重建日本军事设施是明治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高贵的武士、粗野的农夫、卑劣的商人，甚至原来是日本社会的贱民都应征加入到新的欧洲式军队中去了。对长官他们表示绝对服从，而这种服从以前只是针对世袭的社会上层而言。从传统的服从到对军官的服从的转变是非常成功的。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他当上了帝国军队的军官，他便能获得发号施令的荣耀权力。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权力被日本的封建主和武士用来残酷地统治社会的其他阶层。军队因此成为一种社会阶梯，尤其对农民子弟来说，只要他们在军队中有所建树，就能获得昔日只为世袭武士所保留的社会地位。[55]

这种形势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不满政府政策的激进分子中产生了共鸣。军队中的极端分子代表了日本大部分农民的感情和利益，向控制日本党派的政治寡头们提出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代表了日本政治中的民主分子。再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脱离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而军队中的反对派由于对普遍出现的暴动的支持，大肆进行暗杀或其他暴力行动，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相对地限制了日本政治家的活动自由，在使得日本和中国开战、最后导致日本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军队中这两派之争战，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日本的最接近于民主革命的事件。

从1945年到1952年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美国及日本同僚一起完成了日本自上而下的第二次革命；其结果无法预见。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结构好像很难消除，尽管它受到了许多冲击，如战争的冲击，战败给原政府带来的耻辱以及战后美国模式对此种结构的分裂作用等。我们还不能确定西方稳定的平衡，或者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工业革命是否要求日本社会进行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改组。问题的关键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必然关系，或者这两者是否能无限地分开，就像1945年以前的60年里日本所做的那样。

曾破坏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人民传统文化表达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对日本人的影响就不那么强烈，因为日本人本身证明了他们能够保持区别于西方的政治独立和精神独立。日本的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创作因而十分丰富。但是，日本传统艺术要么因走老路而僵化，要么逐渐变得衰落；外来新事物，像建筑、科学或文学，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没有惊人之举。因此，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从1850年到1950年，经历了文化创作的相对低潮。诚然，日本的成绩和亚洲其他文明国家不同，区别主要在于日本通过真正的文化普及，达到了日本文化的民主化。[56]

（六）世界其他地区

19世纪中期，在成千上万具有独特文化的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已经消亡或者并入更大的人类社会。但是，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具有不同制度和观点的社会的数目仍然很大。每个社会，无论大小，都按其独特方式对新的刺激、机会和危险有所反应。致使1850年以来的年代显得极不寻常的是，每个社会几乎都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刺激；因此从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中产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使世界上再没有什么重要地区能与世隔绝了。

令大多数人类学家欣喜的是人类社会多样性，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多样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减少，使得人类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异显得比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明显。殖民主义者曾使得世界上广大地区从表面上看是一致的。20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告诉人们，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确，由1911年革命所激发的墨西哥艺术运动，把关于古老的美洲印第安人的主题反映到精美的绘画和建筑中去，因此成功地把新世界的原始风格注入到当代世界的艺术宝库之中。[57]但是，其他方面这种西方和当地艺术与思想的融合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或者为20世纪可能已负担过多的世界主义增添更重要的内容。

[1]这一总是吸引一些学者的对原始民族和其他文明国家系统的研究工作，很容易变成对令人感兴趣的社会标本方面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尽管他们有着合乎科学的好奇心，仍旧要与之保持较远的距离。这种科学的社会距离抑制了一般文化的相互作用，与早期宗教教义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比起来，它显得更加有效。

[2]数据来自“皇家委员会关于人口的报告”（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Cmd. 7695, 1949年，图三）一文。

[3]从1756年至1815年，英国有37年是断断续续和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打仗，只有22年时间处于和平状态。

[4]据不完全统计，1814年英国已有总数为106.2万人正服兵役，其中包括民兵、志愿军和正规军部队。即使是以最低限度来装备这个数字，也需要这个国家1200万民众最大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参见：W. W. Rostow, British Econo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p.13.

[5]参见Robert Owen, The Life of Robert Owen(2vols.，London, E. Wilson, 1857-1858)，该书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一个精力充沛的幸运人如何迅速地在棉花上大发其财的故事。

[6]简·奥斯汀的小说有益地提示了战争和革命──在工业或其他方面──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微弱。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乡村仍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

[7]参见Sir Eric Ashby,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An Essay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8) 第1-49页及其他各处。

[8]参见Charles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Vol.4, pp. 95-96, pp. 656-657.

[9]《大不列颠百科全书》，Kelvin条。

[10]苯胺染料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切的例证。这一工业于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有了显赫的开端，到60年代就被德国人接收了很大部分。德国化学研究机构和染料、化学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英国公司靠专利保障、只寻求开发好事物的观点相比较有明显差异。这个优于其他任何单一动力的差异，使得德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染料工业中显得十分卓越。关于英国苯胺染料工业的开始，参见辛格等合著的《技术史》第五卷第269－74页和第281页。

[11]苯胺染料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切的例证。这一工业于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有了显赫的开端，到60年代就被德国人接收了很大部分。德国化学研究机构和染料、化学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英国公司靠专利保障、只寻求开发好事物的观点相比较有明显差异。这个优于其他任何单一动力的差异，使得德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染料工业中显得十分卓越。关于英国苯胺染料工业的开始，参见辛格等合著的《技术史》第五卷第269－74页和第281页。

[12]在法国、荷兰、英国及其他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合作下，卡特尔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超过了国界，用于调节一些商品在国际范围内的供应。

[13]和其他书籍比较，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15.一书也许较多地表达了我的关于德国工业主义独特性的概念。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一书中的资料也有帮助。

[14]由法国大革命突然引起的激烈的感情和行为，与法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权力以及重要性混在一起，致使分不清楚早期北美洲先例在1789年后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看来在这里只好全部集中在法国，放弃考虑美国民主思想的兴衰和成功。19世纪时，美国的发展明显地独具一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边界位置。美国的经验是地方性的，在17世纪是这样，但在18世纪就不是这样了，到20世纪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是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也几乎没有对美国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除了古巴和巴西外，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早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美国内战时期的军事技术曾经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一些特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消失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五年里，普鲁士人两次演示了如何在一个计划周全的运动中，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有普鲁士样板在眼前摆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专业军事人员认为，没有理由再去研究穿制服的美国平民大量笨拙的行动。

[15]经济远景和拿破仑一世法典中人人平等的遗嘱权益一起，使得农民极其不自愿地面对把他们的土地按照孩子的数目而分开的必要性。所以，他们一般都严格控制他们的家庭规模。法国工业化发展迅速，人口增长率相对缓慢，就是法国革命造成的法律和财产变化无常、难以预料的长期结果之一。

[16]在古代和中世纪时代后期，一些城邦就已得到了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得到的那种人民与政府平等或者说优于任何事情的合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法国革命领导人以古罗马历史学家们在书中称颂的共和政体的优点为崇拜偶像，期望按照罗马的古城邦形式来塑造法国。

[17]这个影响和近代工业化的地理影响一起，在长达一个世纪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颠倒了西欧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均势。在旧制度的最后十年，俄国相继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组织。这个均势看来处于决定性地倾向于东方的边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年），法英远征军在熟悉情况的条件下打败了俄国，从而使这种形势戏剧化地倒转了。

[18]自由和民主的政府没必要要求边境地区在语言、爱国及行政管理上与政府一致，就像阿尔萨斯讲德语的法国人、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和瑞士人足以证明的那样。但是，在中欧和东欧，那些讲不同语言的民族由于地理上混在一起而变成了特别复杂的地方，要求边远地区在语言和政治方面应当相同的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从古老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崩溃中产生的普遍不稳定──大半是工业化传播的副产品──与宗教改革时期相似的不稳定的惯常社会关系的力量相比较，为19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增添了特殊的感情上的紧张。东欧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试图在全国范围内设计一种紧凑交织在一起的农村生活的理想化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获得这样田园生活而采取的民族自治的全面失败，以及向一个工业化世界初期调整激烈阶段的推移，也许可以说明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一个人们极为关切的问题的语言民族主义明显消失的原因。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这种恶性的、有时候在政治上有分歧的民族主义，看来在这方面可以简要说明早期欧洲的经历。

[19]与其他著作相比较，Bertrand de Juvenel, Du Pouvoir: Histoire naturelle de sa croissance, Geneve, Editions du cheval alle, 1945一书较为集中地分析了法国革命及其结局。

[20]这种情况在一些美国作家中间同样真实存在，尽管是以不很尖锐的形式表现的，例如：马克·吐温（卒于1910年）。

[21]加上一些纯属形而上学的创造，如：一本随便放在壁炉架上的书内，存在的那种潜在的能量可以起着能量平衡的作用，以至此书不从上面掉下来。

[22]与17、18、19世纪的概念一样，意识理解力（通过测试和视觉放大的工具或者说通过敏感的人类技能得到加强）提供了一个对科学家自由创立学说的检验方法，并且把理论和真实世界连结在一起。这个概念看来对近来的科学研究起来越不实用。寻找深入到原子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无法感觉和超感觉的实验所带来的人类感性现象，只是远远地和所发生的令科学家们感兴趣的事情有联系。例如：就像一条冗长又脆弱的推论与假设在底版的图样上出现一样，任何“真正的”次原子事件有可能根据已有的记载给予解答。再明确一点，科学家在他的底版上“所看到”的东西是精确的预先决定和他早已期待的预期结果。这个预期结果来自一个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越来越接近基督教信仰中圣经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

[23]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把其第一部伟大著作中暗含的内容都明确地陈述出来了。

[24]G. J. Whitrow,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An Introduction to Cosmology, New York, Farper Torchbooks, 1959.为这个段落的很多内容提供了基础。

[25]为了一切正常目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喜欢靠骡马运输穿越地峡，而不喜欢绕好望角的长距离旅行，这和围绕非洲的大西洋航线被发现以前，中东的旅行路线把印度洋和地中海连一起是一样的。

[26]当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的绝对数字是大的；但是，按照参战人数的比例来计算，尤其是按照平民受害者潜在数字的比例计算，最近两次大战的死伤数字已经是适度的了。

[27]新石器时期引进农业所产生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生态的结果，对于近期人口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那时出现的人口成倍增加，在比例上远远大于过去农业人口密度的公认增长。但是，当未占用的资源和易开发的土地开始短缺时，在农业人口中的那种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率，几个世纪后降下来了。战争、杀婴和生育方面不甚强烈的习惯限制，同时在疾病和饥荒造成的绝对限制下开始出现，以维持人口和现有生存方式之间的基本平衡。

[28]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就令人奇怪了。甚至在西欧地区内部，语言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完美的翻译。的确如此，任何一个阅读了关于自己作品评论的人一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专业、同一语种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现象很少出现。

[29]参见E. M.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一书对这种现象的微妙的研究。

[30]19世纪下半叶，当云南、突厥斯坦和甘肃的反叛被中国帝国当局严厉镇压时，中国穆斯林地区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在云南的有计划地大屠杀，可能大量减少了中国穆斯林的数量。参见：Martin Hartmann, Zur Geschichte des Islams in China(Leipzig: Wilheim Heims, 1921)；G. Cordier, Les Musulmans du Yunnan, (Hanoi: Imprimerie Tonkinoise, 1927).

[31]1962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结束时，只有俄国人和中国人在中亚地区保持着对广大穆斯林人口的最高权威。

[32]当然，重新解释已试过了，但尚未赢得广泛采纳或者是强烈的承诺。神学的，更准确地说是合法的现代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Mohammed Abduh，卒于1905年）和印度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ammed Iqbal，卒于1938年），他们在哲学上对伊斯兰教义转为激进的重述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境地。不过还是为正统伊斯兰学术传统的顽强保守主义提供了选择余地。参见M. Iqbal,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一书，该书用英语撰写。格鲁内鲍姆的“当代伊斯兰教自我阐释的尝试”（G. E. von Grunebaum, “Attempts at Self-Interpretation in Contemporary Islam”, in Islam: Essays in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American Anthrop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 No. 81, April 1955, pp. 185-236）一文提供了这些方面有用的分析，并为重新赋予穆斯林信仰和社会较古老的概念以新活力提供了一系列类似相同的努力。再参见Wilfred Cantwell Smith,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7)。

[33]这个日益削弱的伊斯兰信仰到底降到了社会范畴的什么程度还不能肯定，但是一个优势看来可以肯定，土耳其、伊朗和讲阿拉伯语国家的农民与他们在市区的伙伴们相比，更多地停留在家中，恪守古老的规定和虔诚的信仰。与受过教育的乡村人相比较，这个人数更为众多。面对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主要在非洲，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在东南亚，伊斯兰保持着其惯有的沉着自若。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为伊斯兰部落和严格的地方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适合于文明生活的方式。自从它反对欧洲统治者的基督教义以来，这一生活方式就加倍地吸引人。参见下列诸书中关于热带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有关论述：G. E. von Grunebaum, 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261-310; Jean-Paul Roux, L’Islam en Asie (Paris, Payot, 1958), pp. 251-274; Alphonse Gouilly, L’Islam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incaise (Paris, Larousse), pp. 267-292.

[34]埃及正规教育体制反映了这样一种妥协，委托艾资哈尔这座古老的穆斯林大学训练出来的教师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对于在西方式学院培养出来的其他教师分派给“新的”科目。

[35]参见：Leonard Bind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36]除了那些在不同地方引用的书籍外，我还就上述关于穆斯林的论述参考了以下著作：Wilfred Cantwell Smith, Modern Islam in India: A Social Analysi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6); George E. Kirk, A Short History of Middle East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48);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nish Hamilton, 1938); T. Cuyler Young ed., Ne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Symposium on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A. R. Gibb, Modern Trends in Isl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Richard N. Frye ed., Islam and the West (Mouton, 1957); A. J. Arberry and Rom Landau, Islam Toda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3 )；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48); David S.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 London, Heinemann, 1958); Richard A. Pierce, 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1960); Vincent Monteil, Les Musulmans sovietiqu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57); Olaf Caroe, Soviet Empire: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3); Walter Z. Laquer,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56).

[37]当然，印度教习惯和行为的确和西方的观点、态度存在尖锐的矛盾。然而，破除了传统的学生在加尔各答或者伦敦过着世俗化和半西方化的生活。如果极度贫困的话，只有现实情况才能把他扔回到传统印度教环境中去，在那里，他有办法再次去顺应地方、家庭和等级习惯。对照之下，穆斯林法律宣称是普遍有效的。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它独立于区域和社会环境之外，而与印度教礼仪受这些环境限定不同。所以，伊斯兰教不能像一件衣服一样被脱去、穿上，然而印度教在没有什么逻辑矛盾的情况下可以被用于社会现状，在这个现状中，它在缺少全部传统可适用的时间和地点被调和和忽略了。

[38]1911年，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新德里，是新的权力基础和铁路引进的经济和政治结合力在新原则方面的象征。像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这样的港口不再是管理广大印度内陆便利而又令人满意的基地了。

[39]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确实是名列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家。参见：Vincent A.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3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p.835.

[40]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确实是名列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家。参见：Vincent A.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3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p.835.

[41]参见：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se Val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第233-235页及各处；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57-259.

[42]参见： Eugene Powers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951-64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43]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的吸引力，和诸多人类居住地区已经形成的高度文化边缘地带出现的文明早期异端宗教信仰对其所产生的吸引力基本相同。就像维吾尔人喜欢摩尼教或者哈扎尔人喜欢犹太教，而不喜欢他们的文明邻居的任何正统学说一样，所以，在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运动中，中国人和其他骄傲的新入门者已经喜欢上了共产主义，而不喜欢西方业已形成的任何一种正统理论。只有这样，新入门者才能公开反抗他的教师，又能获得他们的技巧。共产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学说。首先在俄国，现在在中国，马列主义信条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个优势，因为世界上未受约束的各民族对于在共产主义范围内被俘获，不会比在自由资本主义网络被俘获而更为甘心情愿。知识以及政治独立对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的民族来说有特殊的魔力。

[44]参见：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45]一种统计表明，到1917年，大约有1000万中国人受到西方教育某种形式的影响。参见：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p. 379-380.令人奇怪的是，像毛泽东（生于1893年）这样一个开始生活在完全儒家环境的人，在仅仅27岁时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其他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也跨过了新旧政权之间和个人生活中存在的鸿沟，这个事实有助于保证中国的过去向中国共产主义可能创立的任何前途的大规模过渡。

[46]参见M. P. Redfield ed.,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by Hsiao-tung Fe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一书中收集的有力并且尖锐的论述。

[47]参见：E-tu Ren Sun, “ The Pattern of Railway Development in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 1955, pp.179-199.

[48]除了单独援引的著作外，我还就中国问题的论述参考了以下著作： Geroge C. Allen and Audrey G. Don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Japa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td., 1954); G. E. Hubbard, Ea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Kuo-heng, Shih,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Li Chien-nu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Princeton, N. J., Van Nostrand, 1956); E. R. Hughes,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37); Ssu-yu Teng,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Siang-tseh Chiang, The Nieh Rebellion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4); 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4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Etienne Balasz, “Les Aspects significatifs de la societe chinoise”, Asiatische Studien, Vi, 1952, 77-78; 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56);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29); Chiang Monlin, Tides from the West: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Y. Chu Wang,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angi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1958, pp. 315-329.

[49]与比较大的社会安定背景中的中国思想的发挥相比较，日本的形势正好相反。然而，似是而非的是，日本思想的稳定仅仅通过有组织的不稳定制度得以维持，这个制度使得国家有力，并且为武士领导辩护。反过来，制度变化的迅速性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传统价值和新编的神话以及象征都保留了社会上的规律性。参见在恢复古老的正统学说名义下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时代的激进变革。

[50]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tin Co., 1946.和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7.是两部令人感兴趣的杰作。它们运用不同的理论计划去阐明日本生活中的特殊之处。这样可以“解释”为日本历史的不连贯性。在西方历史上，决斗的风俗给近代日本民族行为提供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相似之物。承认相似之处，使近代日本品行的激烈波动在其他民族看来更易理解。总之，近代早期的决斗简化为未成文但又受约束的剑客们的行为准则。剑客们在社会中的传统位置迅速变得多余无用了。行为的裁决人创立了事实上的决斗准则。通过使他们在境遇方面出现的极端感情适应争吵与调和的仪式，从而找出一条途径，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战士都适合于日益发展的国外都市化的活力世界。日本武士、剑客亦是如此。在过去的世纪中，他们面临着平等的或者说较为严厉的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调整。然而，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不一样，他们可以让整个国家和他们一同严守与决斗规则相同的日本式规则。也许日本从“封建”中脱颖而出、转向国际社会环境的迅速性使得武士功绩成为可能。然而，这个较为缓慢的进化，就像欧洲进化那样，或许已经把日本社会分裂开来，防止所有阶级把武士准则作为国家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接受下来。

[51]三菱财团创始人制订的贸易规则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第四条说：“怀着民族利益管理所有企业。”参见：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p.187.

[52]参见 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一书中有趣的分析。

[53]经济寡头政治的主要家族是武士出身，并且引伸到经济管理中实行一种武士的带有浓厚的斯巴达色彩的个人道德规范。作为最终目的赚钱或者作为允许个人明显浪费的某种形式的手段，在日本从来不是一种可接受的动机。当然，战争造成的明显的公共浪费则是另一码事了。

[54]从1850－1950年，日本政治进化中的武士风格，很少能满足吸引人的错综复杂事物的需要。从19世纪70年代起，总有一些日本人鼓吹西方自由思想。在刚刚出现的头十年中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刺激而导致他们采取大规模、积极的冒险行动的话，这些追求西方自由思想的人们在国家事务中只产生了有限的作用。自美国占领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不论在俄国共产主义模式还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模式中，看来只是扮演了一个煽动者的角色。

[55]相比较而言，日本海军的军官集团更加贵族化。

[56]除了单独引用的著作外，有关日本的论述我还参考了以下著作：Hugh Borton, Japan’s Modern Centur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George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Thomas C. Smith, 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1868-188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E. Herbert Norman,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3); Jerome B. Cohen, Japanese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49);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194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Inazo Nitobe et al., Western Influence in Modern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Fujii Jintaro, Outline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Meiji Era( Tokyo, Obunsha, 1958);Charles David Sheldon, “Some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Marked Contras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XIII, 1953, pp. 30-60； Yukio Yashiro, 2000 Years of Japanese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58); George M. Beckman, The Making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he Oligarch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Japan, 1868-1891 (Lawrence, Kan.,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57); Shibusawa Keizo,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Meiji Era (Tokyo, Obunsha, 1958); Irene B. Taeuber, The Population of Japa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57]何塞·奥罗斯科（Jose Orozco，卒于1949年）和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年）喜欢装扮成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以及古代欧洲人的继承者。对比一下，源于西部非洲的东半球原始主义，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被欧洲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