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兴起——遥远的西方对世界的挑战（公元1500—1700年）



一、欧洲大扩张及其世界性影响

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着重论述过西欧商人阶层也像欧洲贵族和地位较低的领主一样，存在那种根植于青铜时代的野蛮好斗的特性和中世纪尚武习俗的遗风。但当人们把它们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泰斯和皮萨罗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梅达和阿布奎基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并发现了即使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欧洲学者也对中国文明嗤之以鼻之后，[1]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只有穆斯林和日本人在黩武方面堪与欧洲人匹敌。但穆斯林商人通常会在当权者的暴力面前摇尾乞怜，不敢、甚至从未想过推翻暴力，所以穆斯林商业没有以赤裸裸的、装备完善的大规模武装为先驱，而这正是十六世纪欧洲商人主要使用的手段。日本人的武力虽然堪比任何欧洲人，但其武士式的作战方式和十分有限的铜铁供应都意味着，无论是武士还是海盗均不足以对付欧洲海船上的炮火。

十六世纪以来，海上霸权使欧洲的尚武精神得到了广泛施展的机会。欧洲人的海上霸权开始于意大利商业城市，然后经过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及其后继者们的科学实践等手段，经过精心策划而获得的。而自从十三世纪指南针传入以后，隔地中海相望的陆地之间开始频繁通航。海图，即通常所说的中世纪航海图，因此应运而生，上面标有海岸线、海港、界标和各主要港口的相对位置。这些海图虽系手绘，没有精确数字和比例，却仍相当准确地标明了距离。然而，要绘制在大西洋上远距离航行所需的海图，就必须设法准确测定沿岸的几个关键地点的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亨利王子从欧洲请了几位当时最权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到葡萄牙来。他们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天文仪器和一份三角表，船长们由此得以测出非洲海岸新发现的一些地点的纬度。测算经度则要困难得多，直至十八世纪才发明了令人满意的经纬仪，在此之前只能依据粗略的推算。虽然如此，在大西洋沿岸航行所需要的海图还是在亨利王子的宫殿中绘制出来了。这些海图使葡萄牙船长们有勇气在遥远的海上漂泊几周甚至经年累月，使他们有信心驾驶船只去寻找他们想往的新大陆。[2]

葡萄牙宫廷中还积累了有关海上风向和潮流的系统的资料，但这些资料被当作国家机密保存着，以至于现代学者无法确知葡萄牙人到底掌握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同时，葡萄牙的海军专家们也钻研了改造船只结构的问题。他们根据多次获益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小心谨慎的实验和全面的探索，大幅度增强了葡萄牙船只对海洋的适应性、提高了操纵的灵敏度、提升了船只的速度。由于海船建造设计方面的技术改进是无法保密的，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很快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改造之处是：缩短船身宽度使之与船身长度相匹配，使用多根桅杆（通常用三至四根）；并且用可以随意调节的一桅多帆来代替一据一帆的旧制。这些改造让水手们能够随着海上风向和风力的变化来调节桅帆，以此来保护航行中的船只，减轻强风造成的威胁和破坏。[3]

随着技术的改进，更大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日渐增大的船只规模与相应增加的坚固程度使过去仅能从事海上运输的船只有可能被改装成为适用配备重炮的舰艇。[4]1509年，当葡萄牙人为攫取阿拉伯海控制权而在印度第鸟港激战时，炮火之猛烈、射程之远已远非他们的穆斯林敌人所能赶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敌方舰只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也只能是为葡萄牙舰队增加一些炮击目标而已。其他古老的海战战术，例如以船首撞击、以铁锚或抓机扣住敌舰或紧靠敌舰强行登船攻击等，在对付有效射程已达二百码的炮火轰击时也显得毫无用处。[5]

欧洲武器库里的第三件法宝，即瘟疫所起的作用差不多同欧洲人好斗的天性和舰船枪炮的射弹重量一样大。在欧洲经常流行的天花、痘症和麻疹等瘟疫开始在原先没有这些疾病，因而也不具备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地区致命地传播开了。不夸张地说，曾有好几百万人口卒于这些或其他的欧洲流行病。1520年，当科尔特斯及其随从被从特诺奇蒂特蓝城中赶出来时，正在该城肆虐的天花对于阿兹特克的毁灭所起的作用实际比纯军事行动的作用更大。印加帝国也早在皮萨罗来到秘鲁之前就已经因一种致命瘟疫的蔓延而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削弱。[6]

另一方面，黄热病和疟疾也使来到非洲和印度的欧洲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7]但是由于气候的关系，许多新传入的热带疾病并没有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欧洲基督教地区的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那些在温带气候下极易蔓延的疾病，如斑疹伤寒、霍乱和黑死病（腺鼠疫）等，似乎被他们逐渐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抵抗力所遏制。当然，与远方频繁的海上接触也曾对欧洲造成过十分可怕的灾难，例如当年里斯本和伦敦的腺鼠疫大流行。事实上当人们逐渐具备了有效的抗病能力时，前几个世纪曾较为广泛流行的那些常见病，逐渐变成了散见于个别地方的特殊病例。因此在1700年以前，欧洲人已经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可以抵抗他们自己从海上航行带回来的各种疾病。于是，流行病使人口统计失去意义。[8]结果是，从大约165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起，欧洲人口重新呈现新的高速度增长的趋势。根据不完全资料估计，1550—1650年间，在中国、印度河中东地区也都曾有过一个人口膨胀时期。[9]既然在整个旧世界文化发达的每一个地区都曾出现过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这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可以推测，在往日妨碍人口增长的流行病害日益减弱之后，同样的生态变化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10]

欧洲人具有的这种好斗精神、航海技艺和较强的抗病能力，在令人惊奇的短时间内改变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均势。哥伦布在1492年把美洲与欧洲连接起来，西班牙人以充沛的精力、强烈的传教使命感和残忍严酷的态度前往新世界探险、征服和殖民。科尔特斯在1519—1521年间摧毁了阿兹特克，皮泽洛在1531—1535年间主宰了印加帝国。在下一代人期间，那些不太出名但依然残酷的西班牙征服者们在智利和阿根廷沿岸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并深入到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中美洲高原，而且还到亚马逊盆地和美国南部区探察。早在1571年，西班牙的势力就已经越过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在那里，他们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邻居，当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其时也已经绕过了非洲，穿过东半球的海洋而来到了此地。

图：葡萄牙人在日本

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藏

这是一幅近代十七世纪日本艺术家所作的彩色鲜艳的屏画，它描绘了一艘葡萄牙海船进港的情景。船即将靠岸，海员们正忙着爬上桅杆收拾帆揽，另一些人在作上岸准备。前景是轻烟缭绕的日本达官贵人，这些青烟无疑是鸣放礼炮的结果。欧洲海船舰桥上炮口所发出的翻卷着的火舌，形象地表明了欧洲在海外大发现初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击。

葡萄牙人向印度洋方向的扩张速度更快。从1497—1499年达伽马完成到印度的首航至1509年葡萄牙海军在第鸟港外取得决定性胜利，期间整整十年。此后葡萄牙乘胜迅速于1510年攻克果阿并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这两处加上他们于1515年永久占领的波斯湾上的霍尔木兹（荷莫兹），他们便得到了控制整个印度洋地区贸易所必需的据点。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既得的成功。葡萄牙船队在1571—1572年马不停蹄地追踪着珍贵的香料，一直到达其原产地摩鹿加。一支葡萄牙商业探险队乘坐一条马来船早在1513—1514年就驶进了广州港口。到1557年，葡萄牙已在中国南部的澳门获得了永久殖民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葡萄牙人开始在日本经商和传教。在世界的另一边，葡萄牙人于1500年发现巴西，并于1530年起在那里定居。1471至1507年间，葡萄牙人在非洲西部和东部各口岸建立起很多停靠港口和码头。这些据点、基地、港口和码头结成了一条把葡萄牙帝国势力连成一线的锁链。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初期都不能与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海外所获得的成功相媲美。[11]但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早年事业所夺取的财富没能享用多久即遭人觊觎。从一开始，西班牙人就发现很难抵御法国和葡萄牙人对其商船的劫掠。自1568年开始，英国海盗又造成可怕的威胁。就在这年，加勒比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西班牙当局和英国干预者之间的冲突。当时世界上另一个从事航海事业的伟大民族荷兰，由于同是哈布斯堡王朝之臣属，因而享有西班牙同北欧港口之间中间人的有利地位，所以最初他们的船只并没有表示出对伊比利亚人海上势力的不满。

海上均势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被打破。1568年荷兰反叛西班牙之后，1588年英国又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船队。这些象征着伊比利亚人的海上霸权在北欧诸国的挑战面前开始衰落。荷兰海船对西班牙港口的骚乱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荷兰人为打击西班牙势力，派遣他们自己的船只直驶往东方（1594），英国人立刻效尤。此后，荷兰又很快取代葡萄牙人成为南方海域的一支海上商业势力。[12]通过1618年在爪哇建立据点、1641年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和在1644年占领了最重要的贸易港口锡兰，荷兰在印度洋确立了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印度西部也获得了立足点。几乎又是同时，英国于1607年、法国于1608年、荷兰于1613年把北美洲大陆开拓为殖民地。这三国还占领了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岛。这些都侵犯了西班牙对新世界的独占权，但这些国家都未能把西班牙从其所控制的海域驱逐出去。

伊比利亚人最早取得的对外征服的非凡胜利和紧跟其后获得的，同样重大的传教成就，确实标志着人类社会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然而那部历史的旧标志并不能马上消失。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活动仍在创造着新的政治历史演变，例如在1507—1512年，乌兹别克人征服河间地带，它的连锁反应是莫卧儿王朝于1526—1688年间征服印度，1621—1683年满族人又征服了中国。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极少受到海上新格局的影响；穆斯林扩张，1500年以后在好几个世纪里成为世界史的主要特征，直到十七世纪晚期从未停止过，甚至从未明显减弱。欧洲人占领公海，确实遏制了穆斯林在印度和亚洲东南部的势力；俄国人深入西伯利亚以后也立刻从北面阻止了穆斯林的扩张。然而在十七世纪，这些欧洲的（或称泛欧的）势力的试探性扩张仍显得脆弱而不够有力。穆斯林还没有被欧洲的钳形攻势所钳制，他们继续赢得胜利，把新疆界推进到欧洲的东南部，印度、非洲和亚洲的东南。在1700年前，伊斯兰教徒们只在西部和中部的草原地带失去了大片土地。

地图：穆斯林和欧洲人的扩张，公元1000—1700年

这样，在欧洲向海外扩张的头两个世纪里，世界上只有两大区域从根本上被改变了：即欧洲本土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发达地区。欧洲的海上事业当然扩大了它的势力范围，并使基督教地区的各民族间联系更加密切，同时使新的民族受到了高度发达文明的破坏性影响。然而中国、穆斯林与印度人的社会却仍然没有偏离他们原来的发展道路，地球陆地上的相当大部分，即澳大利亚与大洋洲、南美洲的雨林地区和北美洲与亚洲东北的大部地区，均未受到欧洲业绩的影响。

不过世界历史毕竟拓宽了范围。在欧洲的海员、士兵、商人、传教士和移民与世界上其他开化或未开化的各个民族的接触中所形成的海上新边区，开始向古老欧亚大陆上的陆上边区提出挑战，这些陆上边区是那些在漫长世纪里不断骚扰、试探和考验开化农业人口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当欧洲、亚洲与美洲的一批沿海口岸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革新与相互影响的舞台时，非常古老的社会运动曲线开始变化。疾病、黄金白银和某些有价值的农作物作为首批交流项目跨越海洋自由流通，它们分别对亚洲、欧洲和美洲印第安人地区产生过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但在1700年以前，只有少数先进思想和技术断续传播到连接旧大陆四大文明区的狭长水域的另一端。在这种交往中，欧洲人所具有的不顾一切的探险猎奇并且永不知足的精神与中国、穆斯林和印度文化先到者们的自信满满、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因而欧洲人往往是接受者而非给予者。

部分由于从海外流传到欧洲的一些促进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欧洲文化遗产的内在冲突，所以欧洲在1500—1650年间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社会爆发时期——这一经历本身是痛苦的，但它确实把欧洲的影响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第一次清楚表明了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大文明区的优势。

二、欧洲的演变（公元1500—1650年）

（一）政治

至少从古希腊开始，欧洲文明就有一种以牺牲各种社会组织为代价，按地域组成国家的历史倾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容易抓住欧洲文化十六、十七世纪演变的政治特征。这时，在中世纪政治上的等级制度以及地区性的——在最成功的地方毋宁说是民族性的——国家面前，城镇和封建领地的地方主义以及皇帝和教皇的普世思想都已荡然无存。

十三至十五世纪，在意大利一些较小城市国家中产生了行政机构和某种道德规范。随着这些机构和规范传入西欧和北欧，在那里便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国家。意大利城市除了在税收管理、诉讼程序等细节方面起了模范作用外，还向世人表明，他们可以把土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成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治共同体，它一方面由爱国主义热情，一方面靠专职官僚来维系。1500年以前，北欧的城镇与乡村一般是关系疏远的；市民、贵族与农民互相怀疑和蔑视，而皇帝或国王的政府作为联系的纽带又过于脆弱无力，以至无法弥合其间的宿隙。但到十七世纪中叶，欧洲多数国家的地区性政府已大大地增强了它们的权威，它们逐渐制止了城镇地方主义倾向并抑制了贵族们的暴虐习性。世俗统治者把许多原属教会权利范围内的事务也揽了过来，并通过专职官吏使农民们感觉到国王的法律力量。总之，现代欧洲的国家体制把中世纪的各级封地在西部和北部演变成民族国家，在东部与中部演变成王朝帝国。由于这个更系统的政治结构凌驾于中世纪的地方和私人权力之上，欧洲那些互相敌对的政府就都可能动员、集中更多的人力财力来从事战争或（并不十分引人注意的）和平事业。结果是欧洲增强了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

欧洲有限的几个相对确定的主权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欧洲社会与政治的不同点有的趋于减小，有的趋于扩大。在中世纪曾支配着大多数欧洲人生活的那种严格的地方制度、法规、习俗和惯例，在每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内部趋向于规范一致。就这个意义而言，不同点在减少。但同时随着皇帝和教皇权力的削弱，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同点趋于扩大。不同国家在对抗阶级和利益集团中维持着不同的均势状态。而各种均势状态在民族或地域性的体制内都趋于瓦解，它比中世纪更为明确地把欧洲人分裂开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已退出舞台，地方语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运用，这也加深了各地间的区别。毋庸置疑，正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和继之而来的新教分裂，造成了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把欧洲各国的人民分为明显的对抗集团。

自十六世纪以来，最最成功和有影响的欧洲国家要数大西洋沿岸的那些了。第一个近代欧洲强国是西班牙。这是阿拉冈王国的斐迪南二世（1479—1516年在位）与卡斯提的伊莎伯拉联姻后合二为已形成的一个新的可怕势力。斐迪南二世压服其治下独立王国和领地的最有效工具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它是一个基督教法庭系统，专门用以镇压异端，所以凌驾于地方豁免权和任何特权之上。既然反抗皇族者有可能是异端分子，拒不服从统治的人当然会被谨慎的宗教法官所怀疑和拘捕。要是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无可挑剔，当然可以获释，但被拘留数日、数周甚至数年仍是可怕的，足以有效地震慑那些斐迪南的国内反抗者。

西班牙在政治上和天主教会的柔密联盟并不是成就其伟大事业的唯一原因。美洲的财富和勇敢顽强的军人也是西班牙实力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然而它的力量仍不足以担当王朝的野心和事变所带来的负担。自从1516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年轻查理继承了他祖父斐迪南的西班牙王位时起，他就兼领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的领地，并有在低地国家勃艮第的继承权。不久之后，在1519年他又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位。从此以后，西班牙的政策就始终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泛欧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但天主教的狂热、西班牙人的碧血与美洲的金银仍不足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甚至在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并把帝位传给他在奥地利的弟弟以后，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卒于1598年）集中全西班牙的兵力，也仅能支持其中世纪所遗传下来的两项制度中的一项——宗教体制；西班牙人最终也没能制止从1568年开始的荷兰与英国对它的袭扰。

不过，西班牙的征战在意大利还是赢得了真正的胜利，它在那里设法阻止了对天主教的改革，并且支持了“反宗教改革”。[13]中世纪帝国的事业算是彻底失败了，1648年以后，它只体现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但应该感谢西班牙的笃信宗教的政策，它们使西班牙的天主教和教皇体制从十六世纪早期的宗教衰落和政治瘫痪中迅速地恢复过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和宗教的联合势力终于削减了欧洲东南地区的新教并抑制了新教在中部地区的传播，从而在这个大陆的宗教与文化地图上保留下了旧时的印痕。

欧洲的重心在十七世纪向北转移到了法国、英国与荷兰。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经过长时间内战和宗教战争后，恢复了君主制的权威，表面上看法国仍是天主教国家，但它所着意维护的却是与教皇的事业和天主教国际利益完全不同的国家利益。法国十四世纪就已实现了国王对教会的实际控制，这一直成功地维系到十六、十七世纪，尽管这时教皇体制已恢复元气。[14]因而黎塞留这位法王的首相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在“三十年战争”中为了法国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新教一边。

在路易十三（1610—1643）统治时期，黎塞留用王家军队摧毁了那些反抗中央政权的城堡并征服了这些城市。因而在全法国境内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专制统治。然而，从整体上看，只有在1648—1653年间“投石党运动”的暴乱失败之后，法国式的君主专制政体，作为欧洲现代政府的典范，才真正得以形成。

这时，法国的政权已经主要由来自中层阶级的官僚和常备军共同支撑，这些驯服的工具使法国政府比任何其他欧洲政府都更便于在广大富裕阶层群众中间实施更为严厉的统治。而且，由于跻身于欧洲最文明和最强大的国家之列，法国人有一种荣誉感，这使得国家的政治统一更有保障。然而，理论上的专制王权与传统贵族特权、市民利益与农民权利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均势，也是维持这个政权的基础。

国王很难改变古代遗传下来的政治体制。于是他就常常在维持这些机构的体面的同时，使其形同虚设，真正有实权的是那些声称为解决地方法规疑难而设立的新机构。这种慎重的策略常会使行政显得混乱，但只要法国国王有精干的官员支持，这种体制还是非常有效的，尽管（也许正是因为）表面上它保留着不应有的中世纪的痕迹。

荷兰的联盟式政府衍生于中世纪的自治市联盟。它和同样古老的议会制英国政府都偏离了整个欧洲政治发展的进程。然而不管它们如何古老，这两个政府都比法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扩大了中等阶级的势力。在荷兰，富裕市民往往控制着城市政权，并利用城市政权统治整个国家。在英国，土地贵族的力量常常与议会中代表城市的力量取得平衡，甚至优于后者。但城乡代表既然已与英国的权力实体如此接近，议会便成为国内行政的一个重要因素。1640至1649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英国内战[15]以国会胜利而告终，国会取得对国家财政的监督权，并通过控制国家财政得以控制国家的全部行政权。这使得英国的乡绅和商人在制定政策方面能比处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国同辈们起到更加直接和积极的作用。

前面述及的西欧英国与荷兰政府的偏离倾向在中欧瑞士一些的城市联盟中亦有表现，后者也把外似古板与内实灵活的特性联系起来。在东欧，波兰的贵族共和国政体乘每次遴选王位继承人的时机削弱王权，逐渐背离并抛弃了法国式的近代政府形式。命中注定的是，波兰的东临莫斯科公国却采取了与欧洲完全相反的模式；因为那里的沙皇独裁政权已经吞噬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然而到伊凡雷帝（1533—1584年）统治时期，俄国似乎酝酿着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16]

尽管还有类似的特例和地方特殊性，尽管存在混战，存在出于军事需要而产生的混乱的外交关系，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行政机制毕竟是在渐渐加强。这说明，从整体上讲，欧洲国家体制的力量要比世界其他地区增加得快；在那些地区，传统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新的欧洲国家的实力最明显地表现在军事方面。欧洲军队已经在进行机械化训练，集团军作战训练，在战争的刺激下有意识地把火力的作用提到首位。这些战术原则也运用于海战。在海战中，以舰队为作战单位，使已经足够可怕的单只炮艇更增强了战斗力。因此，若个对个地说，欧洲陆军和海军已经拥有了比任何其他文明民族显然更加可怕的作战手段；只有日本似应另当别论。

这些在组织军队和控制军队方面的发展仅只是行政效率普遍增强的一个侧面。由于欧洲的军备越来越需要精心的管理和昂贵的经费，因此国王在国内很容易垄断运用武装的权力，这样，王权也就得到了加强。但即使在国内稳定之时，国王也不敢停止革新，因为以同样手段强大起来的敌国不断提出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必须不断改进其军事技术，因为那是强大与和平的基础。

（二）经济

欧洲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变迁和巩固同步。随着一些更大的主权国家的出现，随着国家管理补充或取代行会或城市的管理，经济就有可能在更大的区域内更加自由地发展。因此，商人、采矿主和制造商就经常可以扩大其经营地域而不至受各地的排斥，或卷入互相矛盾的法律制度的纠纷中去。再者，多数欧洲政府所表现出的，对商业和财政的关心以及他们对在其疆域内发展新的制造业和新技术的主动性，都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进程。无疑政府的经济政策经常为其财政和军事目的所左右，而战争又总是破坏经济。然而到十七世纪，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牢牢地树立了这样的观念，即繁荣的工商业是国家的基石。官方鼓励工商业的做法不一定总能收到成效，但那种相反的政策，即以官方干预的手段来阻挠商业活动的政策，尽管在中国取得成功，在欧洲则不多见。

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的政府没有对城市人口的繁荣表现出同样的关心。这也许是因为其统治集团的商人、手工业者阶级之间的社会鸿沟太深。实际上，这种鸿沟在欧洲也同样存在，但并非那么不可逾越。欧洲的市民有地方自治的传统，能更有效地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即使在更大的民族或王朝的国家组织机构管辖之下，欧洲市民也仍能保持许多原有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在十七世纪那些政治上取得很大成功的国家中，中等阶级总是能在政权机构中得到适当的位置，并能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商人的儿子进入皇家机构，甚至有的还担任要职；许多破落贵族屈尊迎娶嫁妆丰厚的银行家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与贵族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不管新兴官僚夺走了多少市民和贵族以前享有过的权利，这两个阶层都仍能在变革的国家里或多或少地得到满意的地位。

虽然多数政府都正在尽力操纵贸易，尤其是香料的流通；但欧洲的贸易却从未受到过任何一个政府的有效操纵和管辖。欧洲各个地区之间在十六、十七世纪时加强了商业贸易，同时海外贸易额也提高了。最初，商品贸易中仍以舶来品最为值钱。从意大利北部到德意志南部的陆上运输并没有构成这种贸易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它就逐渐成为欧洲商业的主渠道。结果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就积聚了大量财富，以至当银钱借贷变成一项较为受人尊敬的行业时，[17]曾在欧洲的开采业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国际银号，就在这条贸易渠道的沿线城市设立总办事处，譬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奥格斯堡和鸟而为等。

上述商业以集中在低地国家的国际贸易作为补充，至十七世纪，后者的重要性超过前者。虽然香料、硬币以及其他旧商品也通过荷兰人和佛兰芒人进行交易，但大批经由海运的商品——谷物、鲱鱼、鳕鱼、木材、金属、毛织物、煤等——成为比香料和硬币更为重要的北方商路上的商品。

甚至在中世纪，在欧洲西北迂回曲折的海岸线和能通舟楫的内河上，就已经进行大宗货物的远距离贸易了；但获利最丰的却一直是集中在意大利的奢侈品贸易。然而到十七世纪，由于大宗廉价商品挤掉了昔日的商品，因而欧洲的贸易就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地位的实用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与基督教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本地区有更大部分人口中已经因购买远方商品而积极投身到市场中去。而大量人口广泛介入市场的结果是，价格的变动将更多地影响日常生活，从而促使欧洲人扩充了某些旧职业，放弃了另一些传统职业，同时还从事新职业。这样欧洲的经济开始有了自己的合理的格局和配置。当人们受市场支配不断从这一领域转向另一个时，人们就有可能把财力投入到那些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例如与西印度的贸易。这一倾向在欧洲比在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发展得更快而且规模也要大得多。这样欧洲的财富和实力就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商业经济的扩展与增强也反映到农业上。在欧洲许多精力充沛的人口集中的地方，价格和利润开始影响粮食轮作制和耕种方法的改变，以及种植和畜牧业（主要是养羊业）之间的平衡。有时甚至土地和地租都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其结果，也许是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绝大多数人口都不再以他们只能靠古已有之的农作为生，而代之以投身于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受这种市场经济影响，有些人富起来，有些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却沦为贫民；而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痛苦地感到前途渺茫。

代价，尤其是穷苦人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廉价水运大宗货物的支撑，但同时又很微弱混乱的欧洲市场经济所受到大宗舶来品的刺激，成为欧洲增强实力与财富的杠杆。这使欧洲的发展水平比任何其他地方所能达到的水平都要高得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运输业方面的全面技术进步带来了巨额利润，所以获利的希望总是足以抗拒并克服传统的阻力。而一个真正的总体市场能给欧洲的交换经济带来了其他任何地方无法相比的动量、灵活性和规模。

最后，受从美洲涌入的大量金银的冲击，欧洲市场价格空前上涨，它成为化解一切传统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有利因素。当一世纪内价格上涨一倍、二倍以至于三倍时，有固定地租收入者、工薪阶层和政府部门的实际收入全部锐减，而所有的实业经营者都获利。所以这一场“价格革命”有助于说明中产阶级为什么在西北欧上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虽然在西班牙出现的刚好相反的进程表明单靠物价上涨并不能引起上述结果。更有甚者，价格革命甚至还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关系而使社会各阶层都难以按传统的道路发展。在这个一切都不稳定的年代里人们头脑中的惶惑感是导致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宗教政治的暴力冲突的原因。

（三）文化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把欧洲文化遗产割裂成古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原理两个基本成分。拥护那种成分的激进分子都说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合法的，并拒绝一切妥协。中世纪盛世时期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今世与来世、信仰与理性、享乐与修行之间所采取的模棱两可态度此时荡然无存。[18]然而这两大运动之间的关系都是异常复杂而且经常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新教改革者鼓吹一心一意敬奉上帝，但是经过两代人以后，在欧洲一些地区它却导致人们追逐前所未见的营利事业。而那些声称为耶稣和教皇而拯救人类灵魂的耶稣会士，却在异端的人本主义者的学说中，找到了发展教育的最有效工具。

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左图：佛罗伦萨 乌菲兹美术馆

中图、右图：原始馆藏为慕尼黑现代艺术美术馆

这三幅画有力地说明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的联系。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是自觉的非宗教古典主义作品，杜勒的四个传教士的画像同样自觉地返回到圣经时代。每一幅画在艺术上都是自然主义的，并且都使用了透视画法以期能创造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立体感，从而使所画的人物栩栩如生。然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并非像一个非宗教的爱神所应该的那样一丝不挂而毫无顾忌，杜勒的传教士像虽然如传教士应该的那样严肃，专心致志和睿智，却又缺乏当时俄罗斯塑像的那种超然和虔诚。这样，十六世纪的欧洲文化所蕴含的大量不确定性在这三幅作品中暴露无遗。

在这种种混乱和矛盾对立当中，也许唯一的概括说法只能是：宗教和世俗主义在撞击中互相借鉴。在那个充满文化新气象、又被宗教热情所激动的世界里，教条性地确信上帝无所不能是困难的，但轻率地表态信奉或弃绝基督教也是困难的。

1648年以后，宗教狂热降温了，而新的文化却保持了下来；但人们更深地依附于某种正教形式的现象也保持了下来，这种依附由于扩大范围的、被宗教控制的教育活动而变得巩固。十七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文化的最活跃中心出现的新文化气候允许理性与信仰各自向相反方向逐渐转化。人们开始认为发现真理和上帝所在实际上是不可企及的，而要用真理和上帝作为管理和控制的手段也是不可取的。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正在成长的、独立的思想学说开始尝试以不直接向传统宗教特权挑战的方式，在文艺和科学方面，把神学从以往认定的最高地位上拉下来。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这场喧嚣争斗的结果违反了几乎所有参与者的初衷。欧洲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没能取得宗教统一；这就给世俗主义和科学敞开了大门。在宗教改革时代的那些宗教狂热几乎成功、教俗官员同心协力推行宗教统一的国度里，某种文化停滞现象随之发生，然后又被一些辉煌的艺术成就所复甦。这样，欧洲的多样化政治，由于没能树立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最高真理，或者说没能把真理编纂成可以强制实施的经典而辜负了当时几乎所有最敏感的知识阶层的心愿。[19]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能树立一种一致遵奉的世界观恰好成了新时代的一项伟大成就。欧洲人从十六世纪起一直保持下来的那种热切而痛苦的对于知识和救赎的认真追求，使他们积累了一系列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和更多的新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维持着文化艺术的持续快速发展。无论是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只是通俗化还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者的硬性教条，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影响，从而明确了欧洲文化核心的两个互不相容又决不可分割的事务——古希腊的非宗教性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区别，因而增加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为它开辟了新的发展余地，并且把欧洲的知识和道德的力量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了解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热情要比具备它容易得多；当人类的各种事务多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时，睿智的假说和新的原则会引起少数专家的注意，但绝大多数人却漠不关心。这就是十四、十五世纪时的情况，那时改革基督教的激进宣传只赢得某些地区少数人的支持，关于上帝和人的异端邪说可以在意大利知识圈内任意传播，人文主义者日益藐视学究式的神学和哲学。但在1517年形势突变，那年在一个偏僻的德意志大学城里，有个无名的修士，在维登堡教堂门口以中世纪传统的学术讨论方式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整个德国顿时烈火燎原，传道士和印刷商们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着马丁·路德日渐激进的观点，最后，不但德国，甚至整个北欧都卷进了这场激烈的宗教论战。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者们几乎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认真对待这场改革宗教的挑战；但罗马教会一旦重新组织起来，其代班人，尤其是耶稣会士的献身精神就足以抵挡宗教狂热并能战胜新教徒的组织纪律性。到1648年，整整一个世纪不分胜负的斗争终于导致宗教大分裂，欧洲大陆分为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欧洲日耳曼民族的大部分地区成了新教的势力范围，而几乎整个欧洲的拉丁语区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斯拉夫人、马札尔人以及爱尔兰等边缘地区仍然忠实于罗马。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以及各个新教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教义差别在这次吵闹不休的路德运动中逐渐辨清。教义和信念上的细微差别，例如对于圣餐仪式中该怎样做和不该怎样做都各有精确地描述，虽然现在这些已不再引人注意，但在当时都被看成是极其重要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最根本差别，即有关宗教权威的性质和来源问题仍然是一切的关键。路德、加尔文和他们的追随者向他们的信徒教授如何传教，这样就把按照中世纪神学理论只有专职教士才应懂得的关于宗教职能和力量的说教传达给了每一个教徒。这些改革者认为教士有特别的义务和责任，但无力左右上帝的救赎。神之恩典是神自己直接赐予那些本应下地狱的选民的。神之意志，即圣经所记录着的话，是宗教事务中唯一可靠的权威。教士的任务只在于阐述和说明上帝的意愿，唤起俗人对神之信念并期待上帝施恩之奇迹。

无疑，在路德和加尔文派教会形成之后，这些信念的实际效果都不再是十分明显的。路德和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礼仪虽说是根据圣经制定的，与罗马教会的教义教规在细节上有无数不同之处，但也都是由那些自视为神学权威并随时准备根据政治需要强制推行其理论之人严格制定的。然而新教否认唯独教士拥有超自然权力的观点毕竟难于确立，因为有些人根据圣经得出不同的结论。就这样，新教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要被分裂成多种派别的征兆。所以当一些人从不可怀疑的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带着那些非要人相信不可的神学预言和推测，想自己钻研一下这个奇迹般的世界时，新教的教士只能是在布道坛上咆哮着斥责他们已与人类自己应关心的事情相去甚远，但至少在逻辑上，按照他们的教士权定义，他们无权禁止人们那样做。

简而言之，新教运动早期（1517—1525年）新教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念任意地去面对上帝。但随着新教会的正式建立，这种情况很快改观了。这种新教会具有和天主教会同样的权威，从某些方面说，还具有对教徒们更为极端的要求。但是新教在确立以后毕竟保留了个人主义的弱点，当新教会中少数人公然蔑视以新教徒公认的圣经为基础建立的宗教权威时，这个弱点就更加突出。由于难以以圣经为基础求得一致，因此在新教国家内，容忍的范围便有扩大之势。天主教领域内的宽容范围明显地要小于新教，因为其最高宗教权威——教皇与宗教法规——要比新教的圣经更为明确。[20]

不管宗教改革是否推动了新教国家内部的思想自由和宽容，新教终归已把欧洲分裂成为对立的阵营，借此在欧洲文化领域里促进了新宗教系统的产生。这种多样性使各种思想和宗教体系都显得不够完善，这种现象比教会未受触动时期的任何现象都更能推动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和天主教改革派全都直接推动了世俗权力的增长，而使教皇和皇帝的权力式微。新交的统治者没收了许多教产并把教士的地位降低到国家付薪的公职人员水平。甚至在一些教会仍保留着大部或全部教产的天主教国家里，罗马教廷也被迫得承认当地统治者的那些已被扩大了的权力；包括干预教会事务的权力，比如同意他们向教会的财产收税，过问神职人员任免事项、对教士行使司法裁判权等。结果是甚至在天主教世界内部也形成一些独立的民族或国家之教会。虽然国际上还有像耶稣会会士那样的一些教会代理人执行着制止分裂教会活动的任务，但就是这些会士也不得不向世俗统治者让步，并采用一种审慎的策略，获得国君的信任，来保证他们任务的完成。

新教还曾为德国的诸侯反抗哈布斯堡皇帝控制德国的斗争起过号召作用。严格的宗教联盟曾经影响，但没有真正支配那个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成功挫败帝国野心之联盟。比如出于对付哈布斯堡这个共同敌人的需要，天主教为法国就曾与异教徒和土耳其人结成同盟；而德国一些新教诸侯也曾不止一次地为各自之利益而站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到战争行将结束时，德国的诸侯们虽非全有自己的地方势力，但在瑞典、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势力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之配合下，都取得了实际的自治权。这样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统一帝国之理想最终崩溃了（顺便说一下，刚刚出现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也彻底失败了）。这与普世教会的瓦解一样，也可以归因于这次德国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反改革的雷鸣与文艺复兴的婉转歌声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婉转之歌声更能沁人心脾；即使是在宗教争执所引起的最狂热的激情和剧烈的动乱之中也仍能听到这些歌声。这些歌声在那些它不能征服的心灵中激起波澜。人的想象力所创造的美，技能本身和不依赖于任何客观权威而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清醒理智所追求着得真，即使对那些为宗教和道德的确立而做着拼死搏杀的人们来讲，也仍然富有魅力。如同在十五世纪时的意大利，以及十六世纪早期时在北欧所发生过的那样，一旦这些理想找到了明晰的表现形式，它们就绝对无法被抛弃。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关切的这些事务和宗教强迫他去做的事物中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有时是痛苦的，如伊拉斯莫（卒于1536年）、帕斯卡（巴斯加）（卒于1662年）和密尔顿（卒于1674年）等；有时是愉悦的，如罗耀拉（卒于1556年）、加尔文（卒于1564年）和笛卡尔（卒于1650年）等；也有时是心情平静的，如莎士比亚（卒于1616年）、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和弗朗西斯·培根（卒于1626年）。

也许正因为有这么多古代欧洲社会和文化因素受到怀疑，所以这个时代在艺术与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真正的自然科学正是此时产生的。后世再没有出现过比它更具有大革命态势的时代，欧洲文化也从未再取得过如此显著之提高。

文化进步沿着两个显然矛盾的方向。艺术和文学倾向于形成民族风格，而科学和实用艺术都仍是泛欧的，显示出日益增强的专业独立性和知识专门性。这两项发展全都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它们把许多欧洲的文化领袖从那个包罗万象的、受神学哲学世界观支配的境界中解脱出来，使欧洲文化传统和成就中的差异性突出出来。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地方语言在十六、十七世纪都有了固定的文字形式。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和拉波·德维加（卒于1635年）、葡萄牙的卡蒙斯（卒于1580年）、法国的拉伯雷（卒于1553年）和蒙田（卒于1592年）、德国的路德（卒于1546年）、英国的莎士比亚（卒于1616年）和密尔顿（卒于1674年）以及詹姆士国王（1611年）时期圣经的翻译者，分别为他们本民族之语言确定了文字形式。在意大利早已从方言发展成的文字形式在这两个世纪显得不甚重要了，而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反宗教改革运动使拉丁、日耳曼和意大利文字受到重视，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斯拉夫族方言于是没有能发展起来。

在视觉艺术方面，语言的不同并不妨碍民族风格的形成。意大利在绘画和建筑方面的典型民族风格影响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地区。然而荷兰、德国和西班牙的画家们还是创立了各自的民族风格。即使像精确比例画法、立体透视画法或是明暗对照画法等主要技巧以及绘画必须描摹自然以使人产生光感的思想——这些技巧和思想源出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或说在那里得到最广泛的传播——都已为全欧各个流派所遵奉。北欧的建筑比较保守。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大致局限于天主教地区；在信奉新教的那些国家里，古老的哥特风格的各种变种一直留存到十七世纪下半叶。

欧洲科学、技术和实用艺术方面的进展很难分出地区性或民族性的差别，他们沿着不同专业和技术的方向发展。然而各专业之间的相互借鉴还是十分明显的。数学逐渐上升到曾被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所占据过的科学皇后的地位。因此以数学为基础的地理学、制图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由于有了笛卡尔）哲学相继出现。学术界通常还是使用拉丁语，因而发表学术著作——主要集中于意大利，第二中心是荷兰——就完全不受国家或地区之间语言不同的影响。

欧洲自然科学进展迅速的关键是人们逐渐养成了根据精确测量和观察，偶尔还根据实验来检验理论的习惯。这些手段蕴含着对传统学术的权威性的怀疑。新的研讨精神的一些具体体现——例如人体解剖、实用的物理和光学实验法——表明了对长期存在于学术界的一种偏见的蔑视，这种偏见认为，除了墨水以外，不得以其它东西来玷污双手，[21]

在这个实验方法正式取得地位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卒于1543年）刚把与传统的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不同的另一种理论提交给学术界，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便都随即加强了观察和精确的测量。哥白尼提出了这些理论，但他没有使用观察、测量之类手段，而只是从美学上的对称观点出发，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他当时提出日心假说，似乎部分是受古诗有人鼓吹过的有关天体运动的学说的启发，部分是因为当时以谈论毕达哥拉斯基于数字玄想和太阳崇拜的谬说为时尚。这些谬说在哥白尼就读于帕多瓦大学时，就在意大利知识界广为流传。

哥白尼睿智的假说并非源于个人的突发奇想，因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传统曾经影响过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现代数学的先驱，至少一直延续到牛顿（卒于1727年）时代。实事求是地说，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为认真测量和观察自然现象开路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正统经院式物理学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式非正统的神秘数学说之间的对立。在这个领域里出现假说以后，对行星运动的精确测量和以观察为基础的精密数学计算就成为在两个对立的学说中间做出抉择的可靠手段。同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思想的鼓吹者为了推翻一项既定的科学教条，带头收集各种新的数据。譬如开普勒（卒于1630年）就曾为把天体运行规律总结为数学公式而以毕生精力去想此事艰苦卓绝的数学计算。幸运的是，他在自己所列的简单天体运行规律图中找到了部分他要找的答案，但他却仍然没能解决关键问题：没有辨明行星运行轨道比率的谐函数。

但是观察和测量之出现并非纯属偶然。采矿业、水利工程、造船业、印刷术、枪炮铸造和制造玻璃等应用技术的进步、地理上的新发现、动植物新品种引进欧洲以及其他外国智慧的结晶，如中国的瓷器和印度的棉织品都曾经使培根（卒于1626年）之流想到自然界还有许多秘密；假使人们能耐心地观察，记录并比较这些自然现象，那些观察力敏锐之人就有可能有所发现，并把这些发现应用于实际。这种乐观的经验论在医学领域得到了证实。在医学界，人体构造解剖和临床观察否定了许多公认的生理理论和医疗方法。在医学领域，是那位受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影响的帕拉切尔苏斯（卒于1541年）以其大胆夸夸其谈为维萨里（卒于1564年）在人体解剖学方面的深入探讨和哈维（卒于1657年）在生理学方面的钻研开辟了道路。在向老权威盖伦提出挑战的同时，帕拉切尔苏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正如他的同时代人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所做的一样。

图：欧洲文化：公元1000—1700年（一）

图：欧洲文化：公元1000—1700年（二）

纯科学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关键是仪器的发展。仪器提高了人类眼睛以及其他感官的能力。望远镜（约发明于1608年）、显微镜（约发明于1590年）、温度表（约发明于1592年）、气压表（约发明于1643年）、摆钟（约发明于1592年）等一起为观察和测量自然现象提供了多种有效手段。[22]数学符号的发明提高了计算的方便程度。更重要的是，日渐概念化的符号有助于发明和发现新的运算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些都是较为早期的繁琐计数法和复杂计算方法所无法想象的。同样，木刻和雕塑在植物学、地理学、医学等科学论文中的应用能将个人观察所得的、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数据非常精确地记录下来并表达给他人。

以经验考查理论的习惯、优良仪器的应用和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传统发展而来的计算癖好，凡此种种在伽利略身上皆有体现（1564—1642年）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被称为欧洲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关于地球运行的法则，那些引人注目的、用望远镜观察得到的新发现（太阳黑子、木星）、那些独创性的实验和精确的测量以及对所发现的一切事物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其中当然不无错误）等，使欧洲的物理学走上了正路，这条路至今仍未被完全放弃。尽管他在天文学方面曾受到罗马教廷宗教法庭的指控，但他的成就、他的文学技巧和他在提出自己想法时所具有的机智的批判性，都彻底改变了欧洲知识界的面貌。

图：新的高度和深度

左图是博斯（卒于1516年）所作《地狱图》的细部，右图是格列柯（卒于1614年）所作《施洗者约翰》的头像。这两幅画从对立的两个侧面表现了标志着近代到来的空前的社会与文化动乱中欧洲人对真实的追求。博斯的画以丑化的手法描绘了感官造孽的状况，这幅画使人窥视到人类心灵深处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演变的动乱中常常公开暴露出来。而在另一方面，格列柯的画具体表现了两种境界，即今世的绚烂多彩和来世的诱惑。来世的诱惑是十七世纪的天主教欧洲最易于接受的。格列柯使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家的完美技巧来表现天主教改革后更新了的宗教观点。他背弃了准确表现光感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拉长人的体形，夸大人的眼睛，还运用一些其他方法，这不禁令人想起他青年时代就已经熟知的克里特—拜占庭艺术风格。这种希腊的个性主义同意大利的绘画技巧和西班牙的敬神思想的大综合令人钦佩地表达出了西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早期西欧文化之所以具有生机勃勃，其奥秘就在于这种开放性。

在伽利略时代，由逻辑学和神学综合成一种核心世界观的中世纪科学遗产，已随着专家们的深入研究而瓦解。以后再没出现过新的权威的综合理论，尽管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牛顿定律几乎可以被称为一种综合理论。十六、十七世纪的科技专家与中世纪的先驱者们不同，他们都满足于一次弄明白一个很小的实际问题，而把宗教或哲学的大问题撇在一边。从日益增多的观察和实验中产生出来的庞大数据不断冲击着旧观念，引出新观念；在近十种不同专业的学术领域里各自确立起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基督教权威机构的种种高压手段，尽管人们公认圣经是精确无误的，尽管笛卡尔对推论和质疑有严格的规定，但若再想用一两个权威体系来束缚科学理论，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文化成就以及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变使人们惊诧不已。旧的人际关系、旧的思想习惯，甚至旧的感情和信仰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个人天赋的作用却史无前例地突出出来。在任何具体事情上，该想些什么或该做些什么都没有一定之规。于是个人和集体都必须自己选择，结果是人类的主观触动性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当人类的能力在这无可回避又变化无常的新奇事物面前显得穷于应付时，人类精神的高度和深度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多样化特性。欧洲人利用丰富的文化遗产，利用充分发展的技术，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接触交流来解决由于中世纪的社会文化结构迅速解体而带来的新问题。

在古代世界里，当古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面临旧社会解体时，都以宗教革命来挽救，结果兴起了基督教。十六世纪，印度和欧洲面对各自文化的崩溃时，也都在宗教方面做出反应——在印度是印度教的普遍复兴，在欧洲是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但欧洲还以创立纯科学、世俗文学、巴洛克艺术和理性主义哲学来对付中世纪旧秩序的瓦解，这样就埋下了日后将成为欧洲历史的主要特征的世俗主义的种子。

欧洲文化的两重性能说明十六、十七世纪对欧洲社会和文化危机的反应的多样性。但这种两重性并非欧洲所独有。中国在佛教狂澜之后，也受到双重文化遗产的影响；儒教和佛教的相互作用肯定是中国文化的新的起点。伊斯兰世界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古希腊和东方的双重文化遗传。然而在中国和中东，这些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经常仅限于很小的知识圈子里，而且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气度，没有欧洲的那种狂热和鲁莽的极端主义。毫无疑问，中国和中东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充分说明了这种不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以地主和农民两极以及封闭而驯顺的市民作为基础的。

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排出了个人天赋因素和处于关键位置上的个人所起的积极作用。假使宗教改革中没有路德，耶稣会里没有了圣罗耀拉，现代科学中没出现伽利略，那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用不确切的概括来随意抹掉一些非凡个人的作用和某个人的思想行为在关键时刻的重大作用，是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错误。

当一切有利的环境和条件都被充分考虑到之后，在人类事务中总还是有些难以意料的因素。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早期欧洲人所面临的形势下，这类因素显得特别突出。当时人类的行为没有共同的规范，于是人性的伟大和堕落都充分表现。而当人们为人类潜在的巨大能量而欢呼惊诧时，个人或集体必须遵守的规范逐渐形成。我们，全世界二十世纪的人们，特别是欧洲近代早期少数天才的后裔应当记住，正是他们，当时西欧才走上了独特的近代之路，而后，从本质上讲，又使全世界走上了这条路。

三、欧洲的外围：美洲和俄罗斯（公元1500—1650年）

（一）美洲

十六、十七世纪时欧洲与美洲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显然是单向的。除了那里生长的粮食作物和玉米、马铃薯和烟草[23]外，西班牙人在美洲当地文化中没有发现其他值得赞美的东西，因此他们没从被征服者那里得到什么。然而印第安人方面，在精神崩溃的土著首领眼里，征服者的军事优势却是极为显著的。同西班牙的思想意识、西班牙的疾病以及西班牙的实力相比，他们发现自己继承下来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与技能技巧实在少得可怜。当他们失去了对传统社会文化制度的信心以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那由巫师和武士支撑着的较高的政治文化结构仿佛一夜之间全部突然消逝了。他们不再遵奉他们所熟悉的思想意识和规章制度，而是盲目地让西班牙传教士和官员牵着鼻子走。他们显得如此驯良，以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基督教已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土地上深深扎根了。

当西班牙征服者们的黄金掠夺狂潮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西班牙传教士们开始来美洲拓荒。由于他们所关心的是人类灵魂而不是黄金，所以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们都想尽办法深入到巴拉圭和奥里诺国各地之类蛮荒地带去，他们在那些地方也创建了一系列卓越的基督教传教区。欧洲的技术、[24]天主教教义、教义的震慑力、数以千计牧师和修士的献身精神以及那些眼看着自己传统的社会制度彻底崩溃而无动于衷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古怪精神状态等，都是西班牙的传教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到十七世纪末，西班牙控制区内野蛮的多神教徒所占据的土地已所剩无几。每个重要城镇都建起了巍峨的教堂，印第安人原有的宗教只剩下了支离破碎的残骸，甚至就连这些残骸还常常被有意识地披上基督教的外衣。[25]

西班牙人的规章制度与世俗文化的建立是与基督教的扩张携手共进的。村级以上的法律和政治组织迅速按照西班牙模式进行了改造，在比较容易接近的印第安人村落里，由西班牙人规划的新经济模式也很快地影响到了传统的农业。为西班牙矿主和农场主干活的是半奴隶式的劳力，村落人口锐减；这样，到十七世纪末，哥伦布来到前的那些独立自主形式的村落都已经被驱赶到偏远的山区、沙漠或热带丛林地带去了。[26]

西班牙本国政府和许多当地的传教士们倒是诚心诚意地想保护那些受西班牙人摧残的印第安居民的权利。而那些西班牙企业主却无所顾忌，不管有没有官方批准，他们都想方设法搜罗印第安劳动力以从事农业和矿业生产。由于不习惯或是由于劳动条件太残酷，很多印第安劳工丧命；更为严重的是欧洲流传过来的瘟疫长期肆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缓解劳力短缺而大力引进非洲黑奴的结果确是随之也引进了非洲的瘟疫。这样问题就更复杂化了，于是人口飞快地下降。据有人估计，1519年尚有近一千一百万人口的中部墨西哥，到1600年时，只剩下大约二百五十万人了。这种人口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下去，以致到1650年，其人口总数只剩下了一百五十万。[27]这个估计如果可靠的话，它足以说明印第安人社会为什么解体，也足以说明少数西班牙人为什么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文化经济态势强加给印第安人。[28]

在新世界西班牙帝国的边缘地区，印第安人社会所遭受的突然激烈的破坏似乎要少些。在智利，阿劳坎人坚持抵抗西班牙武装进犯长达二十年之久；而墨西哥北部那些彪悍善战的部落在整个十七世纪一直不断袭击着西班牙人。还有许多偏远独立的村落，如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即使沦入西班牙黑暗统治之下，他们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没能扩展到北美洲的辽阔地带，那里的骑术的传播对社会变革有巨大影响。在草原及附近地区的居民多数从事骑马猎取美洲野牛的营生，这比步行狩猎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供应，而这也恰恰是文化突变的开端。因为当热爱马上生活的部落迁移到高原地带后，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社会习俗，以适应经常发生战争的半游牧生活方式的需要。[29]

十七世纪，当法、英和荷兰三国的殖民事业开始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地区兴旺起来时，东部森林地带的印第安人也就开始罹受瘟疫，社会混乱等严重灾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在西班牙人管辖下的美洲其他地区的同胞们完全相同。法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在加拿大印第安人中努力进行传教活动；而荷兰人和英国人却把这种事业留给那些怪癖的个人去做，多数人要么把印第安人看作敌人，要么把他们当做可欺的贸易伙伴。这样，总的说来，法国人同印第安人的关系要比他们的英国对手们更为良好。然而，尽管法国人本意希望印第安人健康，但他们带来的疾病却并不因此而降低危害。酗酒更使得已经因战败、经济剥削和瘟疫大伤元气的印第安社会愈加衰落。于是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日趋瓦解。印第安人在英法殖民地边远地区举行的零散起义纷纷以失败告终，这更加剧了其社会组织的崩溃。

图：家庭类型与种族混合

种族混杂的社会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的美洲大部分地区迅速出现，只是其中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占的比例各不相同。经常出现的解放奴隶行为有时能稍微缓解一些当地奴隶们所受的苦难；而天主教会更加积极地鼓励白人与印第安妇女的婚姻，以此作为医治不道德性行为的良方。然而，在英国殖民地南部和加勒比海中的多数岛屿上，由于大量贩入黑奴，逐渐形成了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的双种族社会。虽然并无法律规定，但是黑奴们所具有的强烈种族意识和自身的奴隶身份，实际上限制着他们之间的通婚。但这种相互蔑视并不妨碍产生混血私生子。这些孩子的身份往往随其生母，因此，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具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人均被排斥在白人社会之外。在西班牙人地区（葡萄牙人地区也一样，虽然略有差别）建立起了一种较为微妙、但相对缓和的种族歧见。一小撮在欧洲故乡出生的人享有最显赫的地位，其次是那些纯欧洲人的后代，再以下则是各种混血儿，从而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尽管存在无数种族差别，但与英、法、荷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在后者那里，黑人与白人的关系被记为是最丑恶、最不能接受的。[30]

在阿根廷和北方更远一些的英法殖民地，那里的印第安人由于太落后和数量太少，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而以黑人奴隶从事种植业又显然不可能。因此在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殖民地，移民自己也需承担一些清理林区和耕种土地之类的重体力劳动。在阿根廷，像经营管理大草原那样较轻松的劳动也同样由欧洲移民自己干。因此在这一带地区形成了欧洲人的社会；这是一种从旧世界脱胎而来，在基本社会准则和规章制度方面也与旧世界颇为相似的社会。新旧世界两个社会最明显的差别是，除了那些仍保持奴隶制的地区外，在美洲没有一个贵族阶级。新世界的另一特点是宗教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因为英国政府许可那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自由移居到殖民地来。然而法国人却像西班牙人一样，只限定那些可靠忠诚的天主教徒移居，并且在整个殖民地区厉行宗教统一的政策。

法国和西班牙政府严格推行一种让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依赖于宗主国的政策。与此相反，英国当局却总是给殖民地留出发展其自治政府的充分余地，其部分原因是十七世纪中期英国的内战和宪政问题分散了他们对美洲事务的注意。由于缺乏宗主国的严密监督和控制，地广人稀地区的潜在的社会平均主义趋向逐渐表面化了，它使英国殖民政府带有明显的民主色彩。从长远观点看，比较松散、比较无政府、比较民主的英国殖民地形式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而在十六、十七世纪时，西班牙当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直接监督也为本国获取了丰厚的利益。新英格兰地区的原始状态与利马或是墨西哥城的灿烂文化绝对无法同日而语。阿根廷和秘鲁那经过精心装修的总督府、墨西哥省那些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教堂、西班牙传教士的教育和慈善活动，这些在马萨诸塞省落后边远的森林地带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些成就也都付出了代价。就在当时，在西班牙繁荣的殖民事业后面，就隐藏着经济和人口的衰退，稍后几个世纪的经济复兴也仍未能改变这种境况。一个由牧师、官员、律师和土生白人地主所驾驭，而由马德里在背后指挥的美洲西班牙人社会正在开始经历剧烈的阵痛，那些以美洲伊比利亚—印第安—黑人社会的监护者自居的人们兀自争论不休，而隶属阶级却已经不再接受前两个世纪曾绝对服从的监护和指挥了。[31]

（二）俄罗斯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的探险不光局限在公海上。在那些年代里，当西班牙的探险家们从大西洋的迷雾中魔术般地变出一个新世界时，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正在进行一项类似的、把俄罗斯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的事业。虽然从十三世纪以来，俄国正教的教义显然与拉丁基督教相接近；虽然汉萨同盟的商人们从十四、十五世纪以来一直在向诺夫哥罗德和其它一些俄国城市移民，但这种接触的规模极小，而且难得有人深入到俄国内地去。自从莫斯科成为这个拥有广袤疆土的国家的政治中心以后，俄国的毛皮和林产品对于西方那些胆大而好冒险的商人极富吸引力，如同新世界的矿藏财富引起了西班牙开拓者的兴趣一样。

当然俄国人在西欧人面前不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懦弱。俄罗斯本地的规章制度和文化传统在1610年莫斯科被波兰入侵者攻陷时丝毫无损，而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民族文化却在西班牙征服者的践踏之下遭到了无法复原的毁灭。但即使有这种差别，俄国也像美洲一样，十六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欧的外围地区。这非但从地理概念上看是如此；当时俄国社会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对付入侵的欧洲人及其文化？

莫斯科的统治者最初是欢迎西方商人和冒险家的，因为喜欢他们带来的技能技巧和工艺知识。但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隐秘的俄罗斯人的思想感情，以正教和独裁专制制度的名义，有力地抵制着外来影响。外来影响愈是显示出对俄国文化的优势，俄罗斯人对付西方各国的态度就愈是痛苦矛盾。逆反心理常常表现为个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以致每一项对西方的许诺都只能是暂时性的，而每当要抵制一项西方影响时都显得合情合理。十六世纪，俄国与西欧只有少量接触，当西方对正教文化和社会的威胁还不十分明显时，俄国人就整体来说，是乐于接受和试用那些比自己的更为高明的外来记忆和知识的。但到十七世纪上半期，当波兰人以其袭击行为说明了来自西方的危险性之后，抵制行动就开始了。同时，要求返归独具特色的旧俄时代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有一种出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而其意义又颇为深远的反作用遏制了俄国全盘接受西方记忆的性质。俄国政府不能再忽视经过改进的西方军事技术的威胁。但若要把欧洲武库里的全副装备都转移到俄罗斯来，则必须首先迅速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做这件事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制订大批强制性法律来要求人们按照政府的意志行动的。但假如当真这样做的话，那么在缩小了俄国与西方社会技术距离的同时，由于借助于暴力强制人民按照政府意志行动，必然会扩大俄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的距离。因此，俄国想要仿效西方技艺的迫切愿望反而使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成为不可能。而且假若政府采用强制性法律来达到农民们所不能理解的，那必然会在俄国大多数人民中间造成一个暂时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这些人民即使被高压强制服从，但在思想上也绝不会甘于接受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沉重束缚。

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况在伊凡三世（1462—1505年）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伊凡三世与西欧列强建立了外交关系，并首创从国外（主要是从威尼斯）引进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先例；为了美化莫斯科，他用巨石建筑了宫殿和教堂。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1533—1584年）欢迎英国商人从阿尔汉格尔进入俄国并给予他们贸易特权。甚至在十七世纪，反抗西方已达到高潮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创始人沙皇米哈伊尔一世（1613—1645年）仍邀请荷兰人在图拉建立起一座军工厂，以便为他的军队提供更好的武器供应。

就在西方的技术优势再也不被看作无关紧要的事时，俄国允许入境的那些西方艺术家和企业家仍在为俄国的利益服务。这一点不可否认。成功地阻止西方影响主要靠俄国社会的两项制度：东正教和莫斯科的独裁专制。但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西方挑战，要保持这两项制度的权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俄国的东正教和政府面对西方的压力必须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无法避免严重的国内混乱。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俄国教会在激烈的争吵中分裂了。在坚定维护东正教礼仪和信仰的卫士与渴望进行彻底改革的人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改革派最初只是秘密地活动，并且收到反对他们的人的斥责，甚至还可能被诬陷为犹太教徒。但是没等他们的教义被彻底驳倒，一场新的关于教会和修道院能否合法地拥有地产的争论就爆发了。[32]在这场论战中，莫斯科的统治者态度暧昧，因为他们既垂涎激进派建议没收的教产，又不肯放弃保守派提出的君权神授的原则。这场论战使关于教会的两种相反观点分诸于众。对正教体制的批评鼓舞了那些模仿基督和圣徒、愿意置身于贫苦卑贱的民众当中苦修的僧侣。而他们的对立派却渴望组成一个由德高望重而又虔诚的高级教士所组织的教会，这个教会能培育各级教士，成为抵抗外国异端和邪恶的前线卫士。最后，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选择了保守派的主张，并派官兵搜捕和镇压批评者、激进分子和改革者。

但这个改革也包含着危险，因为俄国的礼拜和圣餐礼仪因地而异且不同地区差异极大，这主要是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教会的教礼手册在无数次的翻译和抄录中不断出现错误造成的。因而规范化似乎是必要的，但没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是无法确定范本的，而当时的俄国教士没有这个水平。这样就有必要求助与外国学者，但那样做又违背了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年）以来的一种坚定信念，即唯有俄国东正教才是唯一纯清正统的宗教。因此当教会某一派请来了一位曾受意大利教育的学者、希腊人马克辛，请他把俄国正教教会的教理手册按希腊文原本进行订正时，一场风暴骤然而起，其不幸后果是，1556年这位学者在一所偏僻的修道院监狱中一命归天。

1568年以后问题更加尖锐化。当时有些博学机智而又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会士在波兰—立陶宛积极活动，他们很快击败了波兰的新教徒，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东正教的众多信徒。当时乌克兰（绝大部分地区已归属波兰——立陶宛）的教会集团对东正教教义的学习和虔诚正处于低潮阶段。东正教教士终于抵挡不住波兰王公贵族支持的耶稣会会士的进攻，因而1595年，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多数正教主教，在允许保留斯拉夫宗教仪式的条件下纷纷与罗马结盟。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东仪天主教会”。这件事引起俄国正教教士们极大的惊恐与敌意，因为他们以为东仪天主教对罗马教会之妥协是一种变节行为，而变节行为（如1439年形成的佛罗伦萨同盟）曾经导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然后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与学识毕竟难以否认，尤其是，俄国东正教的教理手册中许多明显的错讹信手可指。但东正教在天主教的攻势面前也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东正教起源于更古老的希腊基督教。因此继续努力按希腊文原本来订正俄国教会的教仪教义似乎十分必要。于是在1653年，尼康主教[33]正式宣布了一份改革纲领。尼康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即以罗马天主教所擅长的逐字逐句考据的方法来反驳耶稣会的批判。但要命的是，在东正教内部的反对者眼中，凡擅长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全都是在基辅或其他什么地方受过训导的，他们及他们周围的人都与西方异端有密切接触且深受其熏陶。

俄国正教教会长期分裂的结果是，性格上飞扬跋扈的尼康与执拗顽固、盲目狂热的反对派[34]彼此之间无法妥协调和，甚至在尼康与沙皇本人争吵一场并被罢免以后，教会和政府仍继续执行他的策略。那些抵制过尼康改革的人通常被称为“旧礼仪派”，其中一些成员受到官方的迫害，被流放或被迫出逃，但流放的结果只能是使不满情绪遍及全俄各地，他们转入地下，继续固执地鼓动着反抗压迫者的行动，他们把压迫他们的人看成是基督教反对派的代理人，就这样，俄国东正教会以一场严重的分裂为代价，顶住了西方的进攻。西方经过四、五个世纪才逐渐积累的宗教学识，俄国人却想一蹴而就，结果导致了内部大分裂。

在努力与外来侵略和国内的无政府状态作斗争时，俄国政府也像教会一样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1564年沙皇伊凡四世[35]对俄国的世袭贵族发动了一场恐怖的革命，他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把其中一部分化作为报酬授予为国家从事军事和其他工作的人。这样沙皇就掌握了一支效忠他又能抵御外敌的军队和一套行政机构。他在东方的胜利尤为可观；俄国军队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并且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小汗国（1552和1558年），为俄国商人提供了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畅通的方便。但是在对付波兰和瑞典时，俄国很少打胜仗，甚至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还被他们的西方邻居夺走了一些疆土。

图：莫斯科圣巴希尔大教堂两份视图

上图：芝加哥大学艺术学院

下图：玛格南摄影通讯社 布莱恩·布瑞克摄

伊凡雷帝（也被称为恐怖的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为纪念其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汗国而建立的教堂。从图上可以一睹古老莫斯科的丰姿。教会和国家观念一致，所以专制君主才会为庆祝军事胜利而建立教堂。拜占庭、波斯、意大利和俄国中世纪的建筑传统和谐统一地体现在这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品中。以砖瓦和灰浆堆砌而成的这座建筑方面的惊人之作与伊凡在政治方面的杰作相比绝不逊色。伊凡及其前任征用鞑靼人和欧洲移民为俄国服役，并以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技能作为莫斯科专制制度巩固扩大的支柱。

伊凡死后，他那无能的儿子和众多的篡权者引起了一连串的骚乱。这段时期在俄国史上通常被称为“大混乱时期”（1584—1613年）。上层贵族冷酷无情的阴谋诡计、哥萨克贪得无厌的抢劫掠夺、被压迫农民阶级中蓄积的盲目的怨气、俄国东正教会中五花八门的社团以及对波兰天主教入侵者的抗击等，所有这些都更加重了骚乱的气氛。[36]莫斯科大主教菲拉雷特和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这股反动回潮的主要受益者。米哈伊尔由此登上了俄国皇位（1613—1645年），并且重建了君主专制制度，富裕贵族成为俄国统治阶层。

十六世纪俄国统治阶级曾建立过半自治地方政权和代表官僚、贵族、城镇居民和教士的全国政治咨询会议，然而这一切都在罗曼诺夫王朝早期就被取消了。法国的那些同样性质的机构，即省议会和三级会议等，也都让位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所以从外表形式看，俄国政治的发展与西欧多数先进国家的情况相近似。但是与法国专制制度下的王权、贵族、平民三足鼎立不同，俄国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对心怀不满的农民、市民以及教士的压迫之上的。只有专制君主的宠臣和服役贵族才能以其意志影响国家政权，但即使是政府所需要的这个阶层也只能按照一个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行事。因此，虽然表面上极为近似，但实际上俄国和法国的专制整体是截然不同的。

在第一个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俄国曾寻求以安全的方法尽可能地排除外来影响。也就是说，在邀请外国人作为军事训练专家或军火制造专家来俄、或是让外籍商人帮助出口销售毛皮以便为国库带来殷实收益的同时，[37]又与所有外国人尽可能远地保持距离。外国人都被限定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的特殊居住区内，并且被视为传播异端邪说的主要怀疑对象。恐怖伊凡当年接待第一个来俄的英国人时的那种好奇感和异常的热情消失了。但是俄国漫长的陆上边界使他们很难像日本人那样把一切带来麻烦的外国人全都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俄国虽曾竭尽全力想要摆脱，但到底摆脱不掉，最终还是被卷进了西方文明那极有扩张性、强大到危险程度但又非常诱人的罗网中去了。

在这同时，俄国的军事独裁专制体制在其东南边疆地区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用以对付西方进攻的俄国强大的军事政治机器使它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对手面前轻松地保持了绝对的优势。所以莫斯科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从瓦解中的波兰政权手里夺取了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地区。[38]俄国与西欧那种痛苦而暧昧的关系在别处边疆线上得到了补偿。事实上，这也使俄国在对付亚洲北部森林和游牧地区极为落后的居民时成了一个准西方国家。[39]

四、世界平衡格局的改变（公元1500—1700年）

（一）伊斯兰世界

十五世纪末期，干旱旷原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在穆斯林传教士、商人和各地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们的帮助下扫荡了正统基督教世界的古老心脏地带，远征到印度，并在中国一些边远省份建立起了穆斯林的文化和信仰。甚至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中国东南沿海这些远在草原士兵们弓箭射程之外的地方，传教士和商旅也在1500年以前就使众多人口皈依了伊斯兰教。即使在欧洲人经过非洲并将其海上优势展现于印度洋时，穆斯林的扩张兴致仍未减弱，穆斯林士兵、商人以及伊斯兰学者和神秘主义泛神论信徒在十六、十七世纪同十五世纪一样继续拓展着新的疆界，争取更多的新信徒皈依伊斯兰教。十六世纪以后，穆斯林军事上的胜利减少了，但他们的和平宣传攻势和劝道皈依的活动却始终未停歇过。

此外，1500年以前支持穆斯林扩张的社会基础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丝毫未变。在1507—1515年间，新崛起的乌兹别克牧民像过去许多部族联盟曾做过的那样，从中亚荒原侵入阿姆河以东，锡尔河以西的河间地带。这个地区旧统治集团中的幸存者——帖木儿的那些吵吵闹闹的后代和波斯化突厥人——向南逃到了印度北部平原，并在那里建立起莫卧儿帝国。[40]与此同时，1565年，在印度南方，一些穆斯林集团联盟从伊朗和土耳其斯坦招募新兵组成军队，联合起来摧毁了最后一个强大的印度人国家维查那耶加尔。穆斯林胜利者还威震爪哇，在1513—1526年，当地的穆斯林沿海国家组成联盟一举颠覆了一个印度化的内地君主专制政权，并开始把伊斯兰传教活动深入内陆。其他一些亚洲东南沿海口岸的岛屿，尤其是那些贸易兴盛地区，在十四至十八世纪之间也都陆续落入了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之内。[41]

同样的传教过程实际上也在西非苏丹国进行。由一些穆斯林帝国——廷巴克图、卡诺、博尔努和摩洛哥等——所支持的商旅和圣徒冒着当地内战的炮火为伊斯兰教扩大地盘。[42]在东非，穆斯林的商业城镇在1500年以后基本都被葡萄牙人控制，但信奉穆斯林教的一些游牧部族却避开基督教徒控制着的沿海地带深入到内地（主要在北方地区）。[43]

即使在基督教徒为主的欧洲，虽然这里无论文化还是军事方面与异教抗衡的力量都要比非洲或亚洲强大的多，但奥斯曼帝国直到十六世纪末还在吞并基督教领土。1526—154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征服了匈牙利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在黑海沿岸建起了一连串受其庇护的小国。1579—1623年，奥斯曼帝国处于困难境地。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不便于确定帝位继承人，因而造成中央机构的瘫痪，但1623—1640年新立的苏丹又继续赢得战争，但这一次的对手是以波斯为基地的另一股势力。在第二次政权瘫痪之后，一个刚愎残暴而富有魄力的首相穆罕默德·柯普吕律在1656发动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最后的军事扩张行动，这次行动于1683年第二次攻占维也纳时达到高潮。[44]这样，自从伊斯兰教出现以后，历史似乎进入了穆斯林侵占基督教地区的阶段。至少在1672年奥地利取得森塔战役胜利之前，所有忠诚的穆斯林都坚信，这种延续千年的、潮水般涌向基督教地区的战争，将一直朝着有利于穆斯林的方向发展。

然而，尽管在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令人惊奇地常胜不败。但他们还是在十六世纪初期遭受了三次难以愈合的重创。这就是（1）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上伊比利亚人对伊斯兰教的讨伐；（2）莫斯科政权得以巩固，从而使得西部那些穆斯林苏丹国再也无法抵挡俄国的军事力量；（3）在沙·伊斯梅尔·萨菲的野蛮征服之后，穆斯林内部发生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严重分裂。

第三个打击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是最惨重的，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变迁和逊尼、什叶两派连绵不绝的纷争都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牵制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量兵力；但是到十六世纪末，土耳其人终于可以庆祝他们打退了伊比利亚人的侵犯。与此同时，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凭着机智成功地消除了葡萄牙人对其在亚洲南部政治、商业地位的威胁。而在对付俄罗斯人方面，伊斯兰世界无能为力。伊斯兰教在西部草原的发展是与土耳其骑兵分不开的，而在火器出现之后，长期以来骑兵对定居居民的军事优势消失了。但在1676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边境第一次接壤以前，两大帝国一直有着辽阔的缓冲地带，在这个地带盘踞着荒原上那些古老帝国的残部。因此，伊斯兰帝国能够暂时对北方那个遥远的新对手置之不理。

伊比利亚人的讨伐与穆斯林的反击 在欧洲，西班牙人比欧洲其他民族更早地开始了对穆斯林的讨伐，并且坚持时间最长。早在1492年这个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被摧毁之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渡海远征非洲了。葡萄牙人1415年在直布罗陀对岸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到1589年，他们一直占据着西非沿岸的许多地区。葡萄牙人在非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挫败穆斯林并把欧洲基督教区与传说中的普勒斯特·约翰的基督教王国连接在一起，尽管普勒斯特·约翰的王国令人大失所望地仅是野蛮的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葡萄牙人早在1493年就已经从陆路到达那里，而在1520年，南部海路也开通了）。在印度洋上葡萄牙海军力量成功地阻断了穆斯林在南部洋面上的贸易航线。同时，西班牙人也恢复了对穆斯林的行动，首先于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不久在1509—1511年间又将战争扩展到北部。而当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包括了德国和低地国家在内的版图时，西班牙间接地开辟了对穆斯林的第三条战线，这条战线位于多瑙河上。

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的威胁进行了强有力地回击；在陆上，苏里曼一世（1520-1566年，又称立法者苏里曼）把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推进到喀尔巴阡山脉；在地中海，一场长期未决胜负的战斗于1578年宣告暂停，但是后来，西班牙由于国库空虚且受其他战场牵扯，于是同土耳其签订了长期和平协定。另外，尽管基督教徒在1571年勒班陀战役中取胜，然而土耳其人仍然宣称他们赢得了全面胜利，因为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还控制着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并在东地中海继续保持着海上优势，这个优势是他们在十五世纪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来的。

伊斯兰教徒在印度洋上没能赢得重大胜利。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司令官们克服重重障碍[45]对葡萄牙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攻击（1536年、1554-1556年、1585-1589年），但都未能摧毁葡萄牙人在南部的海上霸权。[46]到十六世纪后半期，当地的穆斯林海员们几乎已经使穆斯林在南亚的商业恢复到了原有水准。由于远离葡萄牙人控制的港口，并配备了足以应付临时事变的武装，穆斯林的船员发现避开葡萄牙巡逻舰并非难事。所以在穆斯林们看来，葡萄牙人竭力维持的海上优势兵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确，穆斯林如此成功地躲避开葡萄牙人控制，以致到那个世纪后半期，当葡萄牙人发现收缴捐税远比海盗袭击式的战争更能赚钱的时候，他们干脆对穆斯林船只开放了他们所控制的全部港口。[47]

荷兰、法国和英国逐渐取代了伊比利亚人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霸权。这些北方势力的后来居上主要依仗穆斯林统治者的支持，后者将他们视为对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力量。比如1536年，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了共同对付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盟约，作为交换条件，奥斯曼帝国给予法国一定贸易特权。英国的利凡特公司于1580年获得类似的特权。而荷兰在1597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在东地中海，直至1612年他们还挂着法国旗帜，但很快就成了法英两国强有力的贸易对手。[48]荷兰和英国也都曾通过与莫卧儿帝国及其它穆斯林统治者缔约使其商业深入印度。正是由于他们在活动之初完全依靠穆斯林们的善意支持，因此这些新教国家也就有意不进行传教活动，而传教恰恰是伊比利亚人扩张时期的显著特点。[49]

法、荷、英在穆斯林地区的贸易活动虽然都是承蒙当时统治者的关照，但却为今后欧洲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再明显不过。在十七世纪，荷英的商业甚至开始改变亚洲经济结构。荷英两国的贸易公司按照欧洲人的需求，不断地大量提供靛青之类的染料、棉织物和硝石；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阿拉伯的咖啡、波斯的地毯等东方产品。欧洲对于此类货物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立即对亚洲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荷英两国的商人们不满足于仅限于欧亚两洲的贸易活动，他们积极寻求发展与印度的工商业交往。从这一地区和亚洲内陆地区获利是他们的贸易目的，因为欧洲公司急需从亚洲贸易中盈利以弥补其金银外流的损失，欧洲政府对这种金银外流一直感到恐慌。然而除非亚洲人能提出对于欧洲货物的需求，否则欧洲人就不得不付出贵金属（除非停止进口新的东方产品）。但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欧洲产品仍然很难打进亚洲市场；因为与当地制品相比较，欧洲产品常常显得是粗制滥造；即使在欧洲手工艺匠人模仿亚洲技巧改进了生产方式之后，欧洲货物在亚洲市场上也仅有极有限的销路；因此那些贸易公司极为渴望在亚洲赚的利润。

对亚洲经济来说，其后果有时是很奇特的。例如荷兰人曾大规模改造爪哇及其近邻岛屿的农业，让爪哇农民种植茶叶、甘蔗和香料。英国人也同样在印度西部对纺织行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管理。通常在他们向纺织工匠提供一小笔贷款之后，英国代理商们就能够提出按他们要求的式样来生产货物，因为贷款的数量能够起到调节控制市场布匹数量的作用。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并提供给欧洲代理商的货物，既可以运行到欧洲去销售，也可以卖到中国、日本、亚洲南部各口岸、甚至于非洲沿海各地。总之，可以贩运到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落后的菲律宾和孟加拉湾东海岸的一些地区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欧洲商人也由此导出建立起了强有力的、配备武装的大公司，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大规模贸易。而当地的一些民族企业就只能退却到地方的小范围之内。[50]

欧洲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行动要缓慢得多。但到十七世纪末，法、英和荷兰的船只也已经开始在奥斯曼港口运载着远方货物进行贸易活动了。他们在这里用欧洲商品换取土耳其的原材料，从而使利凡特的经济陷于被动。在奥斯曼帝国中，军事将领和官僚是社会上层，商人的社会地位则相对低下；社会上层对商业漠视甚至敌视，所以商人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以同欧洲商人竞争。由于欧洲人掌握制海权，贩运亚洲商品的中间商获利甚微。这些使得中东的国际经济地位倒退到旧有水准，奥斯曼帝国的工商企业无力在世界商事中占据领先地位。但在1700年以前，欧洲商人毕竟很少到奥斯曼帝国的各港口活动，当地商人仍然掌握着内地的货物交易，1592年以后，黑海地区的商业甚至为奥斯曼所垄断。[51]

在1700年还没有人能预见到欧洲商业的最后结果。伊比利亚人的十字军在地中海被挫败、在印度洋被削弱；荷兰、法国和英国对伊斯兰地区商业渗透的意义还不太明显。所以穆斯林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今后仍可以按照祖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下去。表面上西欧对伊斯兰的侵犯正如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那样失败了，似乎不必惊慌、不必改革，也没有理由怀疑穆斯林道路的优越性。

俄罗斯的崛起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影响 当莫斯科的伊凡三世于1480年宣称他已独立于金帐汗国之外的时候，鞑靼人由于长期内讧造成国势衰败，以致除了一次虚张声势的军事进攻之外，对他竟毫无制裁办法。因此到1517年，莫斯科以及波兰、立陶宛就兼并了附近原属鞑靼人的所有俄罗斯封国。这两股势力而后又很快地向南扩张进入草原地带。

十六世纪时，在南方游牧地区，自由的哥萨克集团组织起一些难以控制的共和国，一度似乎可以形成堪与华河和莫斯科鼎足而立的权力中心。[52]但到十七世纪，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全部向游牧地区推进，哥萨克人的独立遂受到威胁。哥萨克部族的首领们发现，与他们邻近的某一政权联合将对他们十分有利，因为那样就可以得到军费，也可以使俄罗斯和波兰（但不是土耳其）承认他们对其治下属民的地主地位。在同俄罗斯、波兰和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周旋磋商之后，哥萨克人最后在1681年决定选择与俄罗斯联合的道路。此后“入籍的哥萨克”也就是被登记在特备军事范名册上的人，就成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坚强后备部队，被自己的首领所出卖的哥萨克全部沦为农奴。这样，原来哥萨克部落中的那种原始平均主义的非法制社会逐渐解体，其形态只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农民起义中才得以重现。

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地位尚未巩固，他们又于1552年推翻了喀山汗国，1556年颠覆了阿斯特拉罕汗国，从而为俄罗斯人取得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在那里定居和经商的权利。此后不久，探险家和最早的商人们跨越乌拉尔山脉并于1579-1587年间逐渐在鄂毕河上游建立了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信奉穆斯林教的西伯利亚汗国由于自相残杀的内讧而使俄罗斯人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他们。再远处是辽阔苍落的大森林和冻土平原，那里栖居着一些虽然原始但天性温良，并不好战的部落居民，并且出产貂、鼬和其他毛皮动物，俄罗斯人不发一枪一弹就迫使当地居民以毛皮纳税上贡。以后，当俄罗斯人掌握了在冰河上乘冰橇行动和在河上驳运货物等技术之后，俄罗斯开拓者与探险家们就可以畅行无阻地跨越整个冻土地带直抵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岸，1638年他们做到了这一点。[53]

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大森林西部游牧民族地区的胜利与喇嘛教在中部[54]和东部游牧地区的进展，这两件事实际上意味着十六、十七世纪在北部边界伊斯兰教被击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对这些事件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55]作为中部游牧部落天然屏障的波斯，由于正同奥斯曼帝国交战而无力北顾；而此时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帝国由于坚持严格自守、刻板僵化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原则，实际上正在压制前几个世纪曾为伊斯兰教在牧区群众中间传播做出贡献的什叶派传教精神。整个游牧地区贫瘠而毫无改进的希望，尤其当新的海陆和运河沟通了到达中亚的南北路线，从而使横贯亚洲的旧商路失去其重要意义之后。从此，文明的穆斯林再也没有机会深入未开发的游牧地区，而由此造成的文化和宗教空白正好被西藏的喇嘛教填补。

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在东欧和中亚游牧地区遭受到它第一次严重挫折；而与此同时，在那些直接面对西方冲击的地区，穆斯林帝国却仍在胜利地开拓着他们的疆界。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及其对伊斯兰教的影响 穆斯林学者颇为武断地在信徒内部划分出来的七十二个派别，因先知继承人的合法性问题聚合形成两大派别：一个是什叶派，他们认为继承权只属于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另一个是逊尼派，他们说阿布伯克·奥马尔与欧斯曼及他们的合法后裔都可以继承哈里发的王位。在无数苏菲教会社团随之兴起的情况之下，不同信仰的各种派别就变得更加复杂。派别之间的分野有时很模糊，因为正统之下还有很多分支，他们有着什叶派的虔诚，却又像逊尼派一样承认前三位哈里发的合法性。这种混乱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属于少数派，他们除在知己中透露真情外，在外边乔装正统逊尼派，这使各种什叶派组织得以在伊斯兰国家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伊斯兰教各派系之间的平衡就难以持久，经常爆发地方性骚乱。时而某圣者赢得了广泛支持，时而某个有影响的领袖起来猛烈抨击反对其神学原则的人。

十世纪以后，伊斯兰国家政局不稳，而瓜分伊斯兰世界统治权的军事贵族又无力牢牢控制政权，因此上述宗教平衡难以稳定的状况就持续下来，因为没有统治者愿意敢于冒着引起暴乱的危险而强求宗教统一。奥斯曼帝国内部也是如此，虽然有些苏丹们似乎支持正统逊尼派，在十五世纪使其成为国教；但他们却并未因此而割断他们与被认为是异端的伊斯兰托钵僧社团的联系，因为那些社团被认为是曾以其宗教狂热为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扩张立过大功的。

伊斯兰教地区宗教和政权的这种均势终于在1499年崩溃。是年原先一直定居于黑海南岸的狂人的什叶派支系开始赢得一连串令人吃惊的胜利。最初只有少数分散但狂热的信徒，后来这个教派的首领伊斯梅尔·萨菲出现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组建了一支狂热而令人畏惧的军队。一年之内他占领了塔布里兹，1500年自立为王。胜利接踵而至，到1506年，整个伊朗高原都被其征服。1508年，伊斯梅尔夺得了巴格达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1510年把河间地带的乌兹别克人打得大败，从而捍卫了他们的东部边界。

这些胜利的原因是伊斯梅尔的部队对宗教的热忱。他的部队为已经隐匿了好几代人时间的什叶派秘密教会所培育，而后又受到自身所取得的惊人胜利的鼓舞。与他支持什叶派的感情一致，伊斯梅尔残害一切被他抓获的逊尼派穆斯林，并且还支持什叶派在这个新国家的内外进行宣传。更有甚者，伊斯梅尔的胜利，又激励起无数原先支持什叶派的教徒，是他们都敢于在穆斯林教地区各处分开站出来捍卫什叶派，尤其是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竟使那里的奥斯曼苏丹坐立不安。事实是，1514年，安纳托利亚有一大群什叶派教徒牵起了一次反抗奥斯曼人的起义，这使苏丹不得不动员了他的全部兵力才将其镇压下去。在平息了境内异端起义以后，奥斯曼人立即将其锋芒向东直指异端发源地。在塔布里兹附近的查尔德兰地区，奥斯曼的大炮战胜了萨菲王朝的狂热（1514年）；但由于禁卫军哗变，苏丹被迫后退，因而没有彻底摧毁伊斯梅尔的政权。[56]

图：伊斯兰教内逊尼-什叶派分裂

在十六世纪期间，萨菲王朝一直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极不安定的因素。它在国内外致力于宣传和捍卫什叶派教义。奥斯曼帝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敌人而无法享受持久和平。但到十七世纪，当萨菲帝国在阿拔斯大帝（1587-1629年）统治下臻于极盛期，什叶派的革命热情减退了，至少在宫廷内如此；于是在1639年他们同奥斯曼缔结了永久性合约。[57]

在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相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什叶派同逊尼派之间的激烈战争对整个穆斯林造成极大影响，并且成为每一个穆斯林统治者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由于宗教信仰已成为判断政治忠诚程度的标准，早先在穆斯林各教派之间存在的矛盾萌芽已经发展为遍及各地的激烈内战。概括地说，在萨菲帝国事业派的狂热表现得最突出；而在奥斯曼境内，苏丹采取了一些严厉有效的对策，在什叶派夺取统治权之前压制了他们。但在地处奥斯曼帝国边缘，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当地的一些统治者们摇摆于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营垒之间。

在1514年斩草除根的行动失败以后，奥斯曼苏丹又策划了下一个行动，即征服埃及与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1516-1517年残酷的的谢里姆一举达到了目的。这主要得力于他们曾用以对付伊斯梅尔的炮兵优势。这一胜利阻止了正在酝酿的伊斯梅尔与马穆鲁克的联盟，同时也使奥斯曼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宗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城池过去长期为马穆鲁克所占有。

接着，谢里姆又将其势力向非洲北部口岸扩展，这一方面是为了抵制西班牙对北非穆斯林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制止第二个起来反抗的什叶派势力、摩洛哥的萨阿迪·谢里夫的扩张，1511年，在穆斯林西部边陲，谢里夫像波斯和伊拉克一样，依靠宗教宣传的威力赢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在城市和部落居民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58]同年，奥斯曼海军来到阿尔及利亚海岸——从而开始了针对西班牙的海战，这场海战在十六世纪的大半时期内一直持续。

与西班牙人在海上无休止的斗争并不妨碍土耳其人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在阿尔及利亚同时制止西班牙人与摩洛哥人。[59]对伊比利亚基督教徒的同仇敌忾避免了奥斯曼人与摩洛哥人之间的直接冲突。在1578年伊比利亚的威胁解除之后，摩洛哥的扩展野心转向南方的黑人政权廷巴克图王国，（并于1591年占领该地），而其他战线正牵制着奥斯曼的主要兵力。[60]

萨菲王朝在东部穆斯林地区的革命引起更加复杂的政治变化。新的乌兹别克政权理所当然地挥舞着正统逊尼派的大旗抨击萨菲人的异端邪说。而在印度，直到奥朗则布（1659-1707年）时代之前，莫卧儿皇帝一直摇摆不定地徘徊于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之间。莫卧儿王朝的奠基人巴布尔（卒于1652年）和他的儿子胡马雍，在他们急风暴雨般的生涯中，每当处于逆境时就公开宣称信奉什叶派教义，以求的萨菲王朝的支持，但一俟时机成熟，又立即以忠诚于逊尼派的方式来表示其政治独立性。然而两者均不买他们的帐，因为奥斯曼苏丹在打击支持什叶派的萨菲王朝时，他们要求得到整个逊尼派的领导权，然而这种领导权的含义很难确定。[61]

因此任一家族，只要他们可以寻根求源把自己最后归属到成吉思汗或跛尔帕机的后裔之列，而把奥斯曼或萨菲统治家族指斥为暴发户，就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留在逊尼派或什叶派阵营中。于是阿克巴国王（1556-1605年）刚在印度北部恢复莫卧儿政权，建立起自己强有力的统治，就马上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宗教领袖。[62]阿克巴的儿子加汗吉对宗教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他与伊斯兰教经学家的关系比他父亲要好。但是表面上遵奉正统逊尼派并不妨碍政府继续贯彻在逊尼与什叶两派之间不偏不倚的政策。直到奥朗则布大帝（1659-1707年）公然以军事力量支持逊尼派，这种政策才告结束。奥朗则布的军队削减了印度南部的什叶派，使莫卧儿王朝的版图扩展到最大限度。但总的来说，奥朗则布的宗教热忱削弱了这个帝国。因为他对印度教偶像崇拜的攻击激起了印度中部地区的游击战，而这时穆斯林共同体已严重分裂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派，不能对印度人的挑战采取任何统一的行动。[63]

阿塞拜疆、波斯和伊拉克受什叶派革命的影响最大，因为当年伊斯梅尔及其信徒曾竭尽全力根据教义来改造这里的社会。但当他们着手组织新政权时遇到了困难，像此前和此后的一切革命一样，萨菲统治者马上就发现他们新政权的基础只是些没有经验但却宗派意识浓厚的狂热分子，这是绝对不足成事的。于是伊斯梅尔从伊斯兰教世界的偏僻角落里网罗了一批前来避难的什叶派经学家，聘用他们来制定典章制度以作为他的信徒臣民们的行为规范（这同两个世纪以前奥斯曼苏丹也曾在类似情况下聘用过一些逊尼派经学家一样。）包括神秘主义泛神论教会、伊斯兰托钵僧教会和所有逊尼派社团在内的宗教反对派全都受到了苛虐的压制——颇似当时欧洲的新教徒压制修道院。不足为奇，宫廷和什叶派经学家在确定镇压对象方面比在确定教义方面更容易取得一致。国王们不愿意放弃任何特权，即使是对宗教人士；而什叶派的精粹学者们都觉得，即使在最值得同情的体制内，也不能容忍哪怕半点缺陷。与宫廷的争论只能是刺激“十二先知信条”的什叶派宣传家们更加不遗余力地把正统教义灌输给公众。[64]以通神并具有超自然神力而著称的什叶派经学家最终在群众中获得很大影响，直至他们的意见能够直接限制波斯王国的行动。[65]

图：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教

左图、右图：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里尔美术馆

这些袖珍画画在莫卧儿皇帝加汗吉（1605-1627年）的宫廷里。左面那幅的画面上，加汗吉正和萨菲国王拥抱。在他们脚下，狮子和绵羊并握一处。艺术家通过这幅画来庆贺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印度同伊朗的复交和逊尼派同什叶派的暂时和解。右面那幅画的是皇帝端坐龙床接受一个穆斯林呈递的书册（或许是古兰经？），另外有两个欧洲人和一个印度人在场。那个黑肤长髯的欧洲人的恳切态度姿态表明，他大概正向伟大仁慈的印度穆斯林统治者请求恩准贸易（或其他什么好处）。

世俗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的演变较为缓慢，直到阿拔斯大帝登位以后，伊斯梅尔时期以部落为基础的军队和政府机构才因常备军的建立而得到完善。[66]这支常备军是按照奥斯曼土耳其近卫军的模式，主要从皈依伊斯兰教的外高加索人和亚美尼亚人中招募来的。[67]

在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均未发生萨菲式的全面改革，正统逊尼派早已同宗教异端取得和解，因此这里没有狂热的逊尼派群众基础去进行一场类似十六世纪波斯因之面貌一新的那种宗教革命。异端的伊斯兰托钵组织与奥斯曼国家机构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不可能镇压他们而不冒风险。[68]而且在1514年的暴动和大屠杀之后，残存在奥斯曼国内的什叶派表面上接受了逊尼派律法，以其一贯的方式退却。在没有公开挑衅的前提下，逊尼派是温和的，于是正出现在天主教欧洲的那种剧烈的反改革运动在这里也就断无出现的可能。所以奥斯曼诸皇帝甘愿审慎地执政。立法者苏里曼（1520-1566年）完善并扩充帝国的经学家官僚组织，资助逊尼派教育机构，并常常将其统治重点放在制定更加严格的逊尼派教义上。作为其慎重立法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宗教体制确立起来，这种体制将经历两个多世纪而毫无变化。[69]

图：波斯清真寺和礼拜堂

上图：A·U·蒲伯：《波斯艺术导论》，伦敦：Peter Davies出版有限公司，1930

下图：玛格南摄影通讯社 英格·莫拉丝摄影

这两座建筑物装点着萨菲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上面那座清真寺是1621年由阿拔斯一世建造的。左边的礼拜堂是1710年矗立起来的，它是波斯艺术生命力延续到当今的明证。两座建筑物外部环境是整幅画之重要部份；事实上，从整体上讲，伊斯法罕是专门为向皇帝邀宠而设计建造的一座花园城市。数不清的、类似左图前景所画那样的、波光粼粼的水池，专供打马球和庆典活动用的、清真寺前面那样的、宽敞的广场，这些既反映了设计者的智慧，也说明了国王独裁专制的权势；只有这种权势才能使这样一座新城市诞生。

莫卧儿的体制在皇帝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已经比较巩固了。阿克巴按照波斯模式组织宫廷和中央政府，但他允许在村落和城镇继续保留本地习俗。他准许一些印度教派团体和地方领主——北方刹帝利——行使司法裁判权，但在政府上层，穆斯林仍占绝对优势。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仍是一个微妙问题。十七世纪时，神秘主义泛神论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融合说在穷人阶层中流传开来，他们试图利用这些教义摆脱印度教赋予他们的卑贱的社会地位。这些下层穆斯林与皇帝身边的世俗低级官吏及士兵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奥朗则布之所以未能把印度伊斯兰教纳入官方逊尼派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此。[70]

什叶派暴动后伊斯兰教发生的宗教政治变化引起了穆斯林文化的一些剧变。在文学方面，波斯诗歌在这一阶段低落了，因为狂热的排他主义同感伤色彩及古典波斯诗中模糊的宗教观是无法相容的。在奥斯曼及莫卧儿绅士所受的教育中，熟悉伟大的波斯诗人并学习其风格笔调乃是必修的课程，但一旦涉及创作，谄媚的劣等诗人就用浮华的词藻代替了其先辈楷模的真正神韵。

土耳其和乌尔都语言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波斯文学低落的损失。土耳其语有奥斯曼和中亚两种形式，乌尔都语是用于莫卧儿宫廷的波斯印度语。在词章韵律方面，这些新的文学语言受到波斯问题的极大影响，但某些土耳其散文，例如广为传颂的巴尔布自传，读起来确实清新隽永。[71]

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的强大穆斯林帝国的兴起意味着对建筑业和包括画家、书法家、工艺品制作家在内的各种装饰工匠的更持久而慷慨的保护和资助。虽然这些伊斯兰艺术繁荣时代末期的作品大部分已经被毁坏，但残存部分仍以其宏伟壮观、瑰丽精巧而令人咋舌。当然，从宗教角度来看，绘画不被重视，穆斯林认为它只是雕虫小技。但在十六、十七世纪，波斯和印度的宫廷画家渐渐从传统角色中摆脱出来，不再画插图和浴室壁画，而变成肖像、历史甚至宗教题材画的作者。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可能推动了这一演变。无论如何，中国的风景主题和欧洲的线透视法已被穆斯林宫廷画家所熟悉和效法。但是接受这些外来技法的画家并未丧失自己原有的风格，并将这种风格与绚丽的色彩和大量的细部描绘相结合，造成斑斓夺目的效果。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建筑仍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艺术形式。由于新帝国的统治者希望将自己的功德树立丰碑，告诸后人，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大兴土木。波斯和莫卧儿的建筑在整体结构和细部装饰方面一般都是精致华美的。印度皇帝加罕（1632-1653年）兴建的泰姬陵和此前二十年为阿拔斯大帝修建的伊斯法罕皇家清真寺都闻名世界，它们是表现御用建筑师及工匠的技巧与风格的代表作。波斯与印度的建筑多建在规整的花园中间，花园里湖光潋滟、花木扶疏。这种花园在炎热多尘的地区好比清新凉爽又美丽多姿的绿岛，它们是整个建筑艺术工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奥斯曼的建筑则别具一番凝重庄严的风格，它沿袭拜占庭建筑传统，也就是说，无论清真寺还是宫廷都重视内部装修。而波斯，特别是印度的风格则偏重外部的装潢效果。这样，君士坦丁堡恢宏的气势与逊尼派的严肃性就造成在奥斯曼形成一种宏伟、坚实、古朴的建筑风格，与波斯及印度那虽然美观但却失之纤巧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72]

凡是真正熟悉十六、十七世纪穆斯林艺术、了解多种变异风格所反映出的宫廷文化的丰富性，并承认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印度、中国及欧洲因素的融合，承认这些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穆斯林艺术中完美结合的人都很难相信，1500年以后穆斯林文化与文明走向了衰落。穆斯林文学是一种热衷文学技巧的纯文学，充满着由于逊尼、什叶两派僧侣互相攻击而显得生动的神学和法律说教，因此对于西方文化人来说缺少魅力。但是在这里也有一种新的地方语言作为文学媒介开始出现，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迹象，预示着继续发展的潜力。

图：波斯地毯和印度窗户

左图：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

右图：《国家联邦关系之谜》（印度政府图书馆），伦敦； R. B. Fleming ＆ Co.出版有限公司，伦敦

这两件十六世纪穆斯林艺术样品，精致的花格窗和精美的装饰，显示了惊人的优雅，是工艺技巧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晶。相对于如此高度精美优雅的水准，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在这方面显然是大为逊色。

除非一定要用当时欧洲文明的发展作为标准，否则从任何角度都应当说，伊斯兰教正处于繁荣阶段。而且在十七世纪，随着痛苦的宗教冲突的结束，穆斯林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平息了在十六世纪时曾从内外两方面威胁他们社会的风暴，其结果是一个居功自傲的民族面对着一个失去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欧洲和其他地方，在伊斯兰境内，顽固的保守势力压抑着一切新生事物。

伊斯兰教的法律和信仰基本上是怀旧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伊斯兰世界的僵化性质。什叶和逊尼两派在十六世纪的激烈冲突更加严格地禁锢了穆斯林的思想，使其恪守古代的信仰方式。在伊斯兰文化遗产中可能不乏与导致欧洲经济文化大革命的因素相类似的东西，但教派冲突使人们将其忽视。[73]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相仿的思想曾在“征服者穆罕默德”[74]及阿克巴的宫廷中传播。但“残酷的谢里姆”和“立法者苏里曼”则在奥斯曼帝国执行镇压危险思潮的政策，奥朗则布在印度也试图执行这一政策。苏里曼的政策如此成功，以致探索求新的精神无法在奥斯曼帝国（或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复活，而恰恰是这一精神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导致近代科学文化的诞生。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之所以衰落，原因正在于此，而不在于他们作为香料贸易的中介人所获利润日趋减少。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结构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在这个以一小撮高踞于赋税农民之上的官吏和士兵为核心的国度里，新观念很难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市民对官吏和地主奴性十足，这是自公元前两千年以来的中东社会特征，而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在建立起极为庞大的帝国组织后又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唯独在萨菲帝国，由于宣传什叶派教义，才在政治天平上增添了一定量的民众的砝码，只有在这里，突厥人的部落组织遗风犹存，它与王室官僚体制并立，使政治结构有了较为宽大的社会基础。

十六世纪伊斯兰教中逊尼与什叶两派的宗教斗争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导致上述社会学意义上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这一斗争迫使皇帝给予逊尼派更有力的支持，所以加深了统治者与市民间的分歧。无论如何，在奥斯曼帝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工商业者倾向于各种形式的异端托钵僧组织，脱离了国家赞助的教育机构，被排除在知识界上层之外，于是越来越与民间的迷信和妖术相接近。[75]

镇压什叶派革命有助于导致上述结果，因为它在逊尼派正宗教徒与普通市民和百姓间造成了隔阂。正如它对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样，什叶与逊尼两派的斗争构成了十七——十八世纪伊斯兰历史的特色。相比之下，与欧洲的冲突仅仅局限于边界上。

（二）伊斯兰世界的从属宗教社会

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和信仰佛教的东南亚 尽管十六世纪的印度教在政治上失势，但绝大多数印度教信徒仍遵守其先辈的宗教和生活方式。莫卧儿人征服对普通城乡百姓基本没有影响，他们只是把穆斯林视为一个新的等级。政府与国民的主要连接纽带是税收部门，而这些部门由印度教徒控制，因为只有他们熟悉古老而复杂的地产税收制度。而且，在很多地区，印度教贵族保留了他们的财产，如前所述，阿克巴皇帝甚至容许刹帝利后裔进入军队和国家机关。因此，穆斯林对印度的政治统治并不妨碍印度教徒继续完全按其古老的方式生活。

但是政权转移到外国宗教组织手中毕竟对印度教文化不利。举例说，由于以往修建印度教寺庙概由国家出资，所以在穆斯林执政的地区，印度教寺庙就不再修建。只是在穆斯林的政治统治形同虚设的南端，一些兴建寺庙的活动还在继续。而且，印度教上层在遵奉东门宗教的同时，也往往披上其穆斯林主子的波斯文化外衣。刹帝利后裔的绘画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融合。因为用波斯艺术技巧绘出的印度教神祇和神人别具神采，这些作品与波斯艺术原型风格迥异。

如前所述，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融为一体的思想早在莫卧儿人征服前就出现了。有许多宗教派别曾试图通过更有权威的经典来调和两种信仰，锡克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派，它在十七世纪发生重大改变。1604年他们的圣典被正式封禁，此后不久，该派首脑即与莫卧尔当局发生冲突。于是锡克派拿起武器，其结果是随着莫卧儿帝国在十八世纪的解体，他们在旁遮普地区成为莫卧几人的主要接班人。但是这一成功是暂时的，因为锡克派社团变成一个武装国家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了其早期传教士宣传的建立普世宗教的主张。不管战场上的胜利使锡克派的传教显得多么有力，印度教的多神崇拜说和伊斯兰教的严格立法都使他们各自的信徒不会轻易地屈服于压力、服从锡克派牧师。

群众性的宗教和文学运动对整个印度教来说意义更为重大。这些运动并没有确立什么教义，但极大地增进了教徒的感情。1500年以前，在许多地区的印度教徒中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全部集中在习惯方面，而在经典、教义方面并无不同。古代婆罗门教学说尽管从未被抛弃，但对没文化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梵文难如天书。婆罗门要求享受社会特权的依据就是梵文经典，因此他们这种要求很难为下级种姓所接受。然而在十六世纪，印度教发生巨变。僧侣和诗人不仅重新确立了民众信仰的主要对象，而且使印度南部的土语得以用文字表达，并用这种语言作为鼓励宗教热情的媒介。这样印度教就赢得了人们的感情，以致迄今为止大多数印度人仍虔信印度教。

在这一个过程中有三个人作用突出。他们是圣徒和鼓吹信仰复兴者阇罗尼那（Chaitanya，卒于1534年）、信德诗人图尔西达斯（Tulsi Das，卒于1627年）和瑟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无论是诗人的作品还是传奇人物阇罗尼那的崇拜者都把自己虔诚的感情集中在一个神的化身身上，尽管他们在成千上万古代印度神话人物中选择的化身各不相同。

即使考虑到印度人的苦行传说，阇罗尼那仍是非同寻常的人物。早年他因倾慕讫哩什那的权势和荣誉因而放弃自幼过惯的婆罗门生活，成为一个游方僧人。他近乎残忍地扭曲身体，无休止地咏颂赞辞，看起来放浪形骸，这使诽谤者完全有理由说他是个疯子。但是亲眼见过他的人们却认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神的化身。成为神的化身是非同一般的事，尤其是在印度。在阇罗尼那追随者当中萌发的宗教狂热涤荡了种姓制和其他社会等级界限，使他们产生一种神降临在身边的感觉。[76]

与此同时，诗人图尔西达斯则倾心于另一个神的化身罗摩，不厌其烦地歌颂他们的伟绩。虽然他的许多诗篇取材于罗摩衍那，但这些诗绝非仅是把罗摩衍那从梵文译为印度北部土语。他选择其中某些情节加以改编，总是竭力提高他所颂扬的神人的神性。图尔西达斯的诗极为流行，对后代印度教徒的道德和宗教教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瑟达斯以大致相同的形式，借用讫哩什那童年的神话，特别是他年轻时在挤奶妇中播种爱情的情节，暗寓神对人类的爱。瑟达斯晚年享有进入阿克巴宫廷的殊遇，他的宗教思想感情同充斥于波斯诗及神秘主义泛神论中的那种圣爱与俗爱合一说极为相似。也许是由于他的思想具有外国色彩，所以他对后来的印度教徒宗教感情的影响不及图尔西达斯。

按照印度教传说，罗摩和讫哩什那都是毗湿奴的化身。而阇罗尼那的追随者把他视为同一个神的另一个化身。因此在阇罗尼那和两位印度诗人的影响下形成的各个组织在教义上完全一致，因为他们事实上崇拜的是同一个神的实体，只是知识化身形态不同。但是由于各个组织都专注于自己选择的神的化身，所以又形成各个独立的派别，有着自己的礼拜式和文学，而把丰富的印度教遗产的其他方面统统抛弃。湿婆神失去了一些拥护者，但人们热烈地倾心并追随一个现实的人的时候，坦状罗派各种祈求神助的魔法就无人问津，因为这个现实的人同时也是神的化身，不管他的名字是罗摩、讫哩什那还是阇罗尼那。

对上述各派来说，婆罗门教的说教和信仰总的说来都非正宗。但是在古代梵语传说仍然流传，并受到除阇罗尼那追随者以外所有人的高度尊重。当家庭的新生儿、新婚夫妇或死者举行仪式，或遇到其他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婆罗门仍被人聘请。但因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梵语文化，所以印度教作为一种实际的宗教制度开始主要表现于新的土语宗教文学，体现于家庭仪式，公共游行和其他宗教庆典中。[77]

上述变化使民间的印度教得以抵御伊斯兰教的魅力和批判。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在这个宗教狂热的时代，当人们无论尊卑贵贱均把这个人视为神的时候，其宗教的热情和光彩是无须以正式神学为支柱的。在通常在户外举行的隆重仪式中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了生动的亲身体验，这本身就证明了该宗教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是婆罗门教僵死的学说还是例行的寺院仪式都不能再限制印度教。群众的信仰渐渐与繁琐的仪式及偶尔再现的坦特罗神秘形象相分离。曾经亲眼见过印度教活神的人，今后都不会再接受穆斯林、基督徒或其他任何外国宗教的宣传。这样，印度教就没有像五百年前的印度佛教一样走向衰落。

但是这种演变并没有能挽救海外的印度教，因此伊斯兰教在除偏僻的岛国巴里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均取代了湿婆崇拜。相反，佛教倒在锡兰、缅甸和暹罗流传下来。自古以来，锡兰就是佛教圣地，坎迪佛寺在整个东南亚佛教界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佛教在锡兰的保留。更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变成了僧伽罗人文化的保护神并与来自印度大陆的泰来尔入侵者传播的印度教相对立。在缅甸和暹罗，佛教得以保留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那里的人们坚持其信仰正是为了使自己与周边的穆斯林社会区别开来。欧洲商旅和传教士的到来为缅甸，尤其是为暹罗的局势增添了新的动乱因素。但在十六世纪帝国扩张和相互对立的时代过后，这两个国家都限制与外国人的接触，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以减轻穆斯林和欧洲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78]

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教 十六世纪在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只在叙利亚和科普特有少许封闭的基督教社团保存下来，他们或者作为农民居住在偏远的山区，或住在城里一些特定的地点，因此他们对土耳其的社会几乎没有影响。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留存下来的基督徒要多得多。格鲁吉亚保留了本地王子的自治政权，该王子在奥斯曼和波斯之间纵横捭阖。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省、瓦拉凡亚省还是只在名义上服从奥斯曼的统治。但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人、斯拉夫人却处于奥斯曼控制之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彻底丧失自治，因为希腊、塞尔维亚和亚美尼亚的高级教士行使着在西欧一般归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当农村的习惯法不足以解决教徒间的争端时，基督教会就来调解，教会还充当基督徒与奥斯曼当局之间的中介人。很多纳税农场主都是基督徒，他们是联结奥斯曼统治者与基督教臣民的第二条主要纽带。

商品化农业经济在十七世纪的巴尔干变得日益重要，棉花、烟草、小麦和玉米是这种农业的主要产品。农业企业家的兴趣在于从土地上获取最高货币收入，他们促使旧式农民改变耕作方式，尤其是在巴尔干东半部的肥沃平原上。总的来说，农产品商业化显然增加了地主在全部农产品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但对农民不利。[79]

对基督教农民来说，第二个重要变化是1638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停止实行从农民子弟中招募奴仆进行训练以在苏丹宫廷或部队中服务的措施。这意味着废除了一项农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的义务。但就整个奥斯曼社会而言，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其结果是十七世纪以后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在城乡之间，鸿沟明显地加深了。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官吏是在那些12-20岁期间在基督教农村生活过，对其以前的民族和宗教怀有眷恋之情的人，[80]那么国家政策就不仅仅反映穆斯林地主和市民阶层的利益。相反，当军队和政府由穆斯林子弟或军政官吏子弟组成时，国家的政策就是另一样。基督教农民变成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不管这样做是否合法。以前有希望获得高官厚禄的精力充沛的农家子弟这时全都被迫加入绿林好汉的行列。在奥斯曼早期，基督教农民与穆斯林主人之间并无敌意，这是颇为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即使加以克制，潜藏的敌意仍然在分裂和削弱整个社会。这也许是削弱并最后摧毁奥斯曼国家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这一因素在十七世纪还是刚刚萌芽。

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文化建设活动陷于低潮。高级僧侣和一小撮形成基督徒上层的城市商人、银行家和包税商总的来说都满意于奥斯曼体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的确，他们常因土耳其地主和官吏压迫基督徒而进行抗争，在宗教改革时代震撼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种宗教争端在正教教徒中也引起些微反响。但对拉丁异端的长期偏见使得人们在道德上和思想上都对那些败类持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些败类在苏丹或其大臣公开出售圣经的时代把持着各级教职。因此，塞瑞尔·路卡里斯试图以加尔文教更有效地反对天主教信条时就遇到了障碍，他的敌人说服苏丹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处死（1638年）。此后，希腊教会的首脑们致力于将西方的一切都排斥为异端，借此向奥斯曼当局邀宠。

但是在巴尔干基督教城市文化传统如此停滞不前的同时，半岛西部荒漠山区的农民文化却生机蓬勃，那里的歌颂英雄的民谣讲到塞尔维亚骑兵在科索沃的失败（1389年）和逃犯罗宾·胡兹的活动。但实际上，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学术方面，巴尔干的基督徒均未达到更成熟的水准。只是少数修道院在无人问津的图书馆和破败的教堂里保存了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昔日光辉文化的一些残片。[81]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教徒 对奥斯曼帝国的犹太教徒而言，十六世纪似乎是个黄金时代。很多犹太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迫害下来到奥斯曼帝国避难。他们不仅带来资本，而且也带来商业联系和经营的习惯，于是他们很快就在奥斯曼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名叫约瑟夫·纳西的犹太人被苏丹委以重任，在二十多年（1553-1574）的时间里为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及外交事务贡献良多。[82]

但到十七世纪，形势急转直下，因为奥斯曼商业的衰落对犹太人的影响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直接。经济萧条为萨巴泰·塞维帅奇的一生提供了背景，后者在1666年自称为人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于是在奥斯曼帝国内外的犹太人中引起狂热情绪。结果，苏丹对犹太人失去信任，在政治上不再相信它们的忠实。这使得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开始取代犹太人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基督徒开始成为奥斯曼政府中的财政官，他们为高级官员提供购买官爵的资产，利用各种复杂关系积累财富，比如得到官方庇护，或承包税收。希腊人还成为突厥人同其基督教臣民及西欧人进行往来的主要中介人。这样，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犹太人终于变成一个由受压制的商人、潦倒的艺术家、失去信用的银行家和被遗弃的译员所组成的群体，他们祖上曾享有的优厚待遇和权势地位这时已经丧失殆尽。[83]

（三）远东

中国 对于自高自大的北京明王朝来说，在其杂乱众多的事务中，最不受重视的莫过于那些来自欧洲，1513年起不时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并在1557年占据了澳门的“南海蛮夷”了。一个被东北大草原和大森林哺育培养起来的满洲野蛮部族在大约六十年（1621-1683年）的时间里缓慢地瓦解、征服并取代了气息奄奄的明王朝中央政权。这种改朝换代在中国并不稀奇。尤其是，十七世纪征服全中国的满洲人事实上要比他们的蛮族先辈更为汉化；在其挺进中原以前就已经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生活习俗和政治体制的冲击比以前的外族入侵小得多。

尽管中国的事情有很大的连续性，但是在1513年葡萄牙商人初次在广州登陆还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十七世纪末，由于新的海上接触增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日渐改变，甚至其传统的体制也受到撼动。当然，这些改变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恰好相反，到1700年中国仍是一派强大繁荣的太平盛世景象，古已有之的法规、习俗和文化仍按其古老的传统正常发展着。

从明朝向清朝的过度与以前历次改朝换代极为相似，因为导致明朝垮台的那些因素正是以前各朝都遇到过的。苛重而不合理的税收、行政官吏们的贪婪势利，早已在各省引起暴乱，皇家军队尽管庞大，甚至可以说很强大，但由于其将领们卷入宫廷倾轧，因而涣散无力。[84]

政权的软弱无力更招致了外来势力的进一步入侵。历来是中国东北部心腹大患的蒙古人和满洲部族、日本和欧洲来的海上强盗以及中国内陆地区的反叛势力交替打击着明朝政府。到十六世纪末，中央政权已被极大削弱，这时，在丰臣秀吉征讨之下重新统一的日本乘虚而入，继多次成功地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之后，日本海盗们又对中国内陆大举入侵。直到日本对朝鲜的战争历时七年而终未取胜，丰臣秀吉一病不起之后，日军才从中国撤退。但满洲人的进攻却因缺少这种戏剧性的转折而一再得逞。他们在1615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621年先征服了南满的汉人，而后又于1644年以出奇制胜的方式进入北京。满洲军队原是以一个明朝忠实将领的同盟军的身份进入北京的，但当他们占领了明朝首都之后，就立即否定了明皇权而建立了自己的新皇朝，即满清王朝。直到1683年明朝最后一批支持者才被肃清或迫降。和平与秩序在中国重建，一个安定稳固、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开始了。

满人起用汉人进行行政管理，但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把野战军队通常称为旗兵，分布在帝国适当的据点；虽然这些部队里也有蒙古人和汉人，但将领通常是满人。政府有意识地让满洲旗兵与汉军在传统习惯、服饰装备以及礼仪行为方面均保持区别。这样，虽然在最初几代人时蒙古与西藏一直不肯俯首称臣，但是由于中国大地的新主人拥有统治铁腕和纪律严明、勇猛善战的军队，他们最终还是被制服了。

中国历史上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皇朝都试图严守其西部及北部边防，每一个蛮族征服者都或迟或早地认识到必须用汉人的体制治理中国内地。但满族却在草原上遇到了不相上下的劲敌，这就是俄罗斯；而对一个武备充足的国家，游牧民族显露了衰败的征兆。早在十七世纪，哥萨克的先头部队就把俄罗斯国家势力的触角伸进了西伯利亚大森林，而后又不失时机地将其影响向中亚和南亚扩展。但由于俄罗斯权力中心过于遥远，其军事力量又都被西方牵制；所以两大帝国在多次较量之后，终于在1689年以尼布楚条约划分了彼此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且规定了西伯利亚与北京之间的贸易条款。据此条约，外蒙古与大漠中部地区仍是无主地带。于是中国军队挺进中亚。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俄罗斯人被迫承认北京对这个游牧民族政治中心的最后一个据点拥有统治权利。[85]有史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一个王朝能如此成功地保住其草原荒漠地带的边界。

图：满族统治下的中国

然而固守传统已不足以保住中国的沿海港口了。日本海盗和欧洲海军的强大实力是以前的中国政府从未遇到过的。国姓爷[86]海盗国王在中国南部港口外创建的海上帝国，实际上也表明中国传统的武备已不能与之相争。[87]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分而治之，因此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主动与求之不得的欧洲商人订立商约，这样朝廷就得到一支对付当地海盗的海上武装。[88]但使清朝得以减轻其海上威胁的最重要事件还是日本政府政策的转变。日本政府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令中国南海居民谈虎色变的日本海盗渐持反感态度。1638年，日本政府明令严禁日本人离开其居住的海岛并且禁止建造远洋航船。从此日本海盗失去了人员和物资的补给。因此中国政府也不必再调整其军事政策，这种传统政策本是用来对付内陆以骑射见长的各游牧民族、保护陆地边疆的，完全不适于应付新式的海战。

这只能说是巧合——因为日本政府决定禁止出海游荡完全是由于国内政治条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外交诡诈策略，使得中国政府能把来自海上的威胁降低到仅能引人讨厌的程度。1683年，当郑成功的孙子把台湾奉献给清朝政权后，拥戴明朝的最后一股军政势力也被彻底消灭了；从此以后，偶尔出现的海盗船只的劫掠和不断袭扰的欧籍海寇商旅，就成为中国南方沿海的一种地方性事务。直到1759年，中国的主要武装一直用于捍卫其西部陆地疆界，并以传统的方式镇压和教化西部游牧民族，其功绩比前超更为卓著。

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所不同的是，满足从未受过汉族以外的其他文明的影响。因此在征服中国以后，他们就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衣钵。但是在这种平静的外表之下，缓慢的、不易察觉但却是巨大的变革正因为欧洲商人的接触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而在中国体制内部孕育发展着。直到十七世纪后期，这些新鲜事物才逐渐渗入中国文明结构。这些新事物并未削弱中国文明，反而加强了这个帝国的力量。同时，也有一些被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难以相容的欧洲新事物被弃之不用。

说明欧洲人攫得海上霸权的无可争辩的重要佐证是美洲的粮食作物被引进中国。在十六、十七世纪，能够在贫瘠土地上生长且高产的甘薯开始在不宜种植稻谷的荒野山坡地带种植。[89]甘薯和其他价值较低的新作物，如玉米、花生、烟草和马铃薯等被引入中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几乎可与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引进早熟稻谷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相比拟。大片土地，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土地逐渐被开垦。这样，从整体来看，地主的社会地位又得到加强，在工商也正在兴起的时代，这一现象是绝不能忽视的。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的增长。美洲粮食作物引进中国和清朝胜利进关所带来的安定局面肯定是促成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此外，人们对流行性传染病的免疫力逐渐增强也是一个原因。1600年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一亿五千万，这是明朝初年（1368年）人口总数的两倍半。虽然经过十七世纪的长期战乱和政局动荡，人口一度有所下降；但到1700年，人口总数已经又恢复了原有的一亿五千万。[90]

中国的工商业在十六、十七世纪期间也有所发展。中国在欧洲，以及经过菲律宾在美洲都找到了新的出口市场。在某些行业，例如陶瓷生产中，为满足市场需求，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生产组织。墨西哥白银的流入减轻了中国在硬币铸造方面长期存在的原料匮乏的状况。这些发展使一部分中国商人富裕起来，并且扩大了手艺工匠的队伍。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情况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只要农业生产与城市需要同时、等比地增长，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中国古老的商人与手艺工匠那种依附于官僚地主阶级的低下地位，中国的传统、政府的政策，乃至市民本身的价值观念，都维护这样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同中国社会一样，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力量也十分强大。无论什么新思想、新情况、新事物，只要是符合传统，那么即使是来自市井街巷也一样有生存条件。比如十七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以江湖奇侠的历险事迹为题材的作品，以及来自欧洲蛮夷之地的奇妙的数学、天文地理方面的珍闻异事等，全都被中国人热情地接受。有些中国画家也习惯用欧洲的直线透视与明暗对照方式来作画；而皇宫朝廷里的帝王将相们也都渴望得到那些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作为礼品散发的、音调悦耳动听又会自动报时的钟表和其他一些机械玩物。

然而这种对海外新奇事物的强烈兴趣并未带来重大后果。对外来思想技艺感兴趣仅仅是出于好奇，并没有动摇文人学者们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自信与自豪。归根究底，他们的真正宗旨还是要在文艺、学术方面忠实维护古代传统，继承光辉的遗产。新儒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权威理论准则。虽然他们当中对儒教学说的各个部分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必须摒弃佛、道影响，追求纯正的汉族经典文化，即汉学。这种自觉的复古主义[91]与新儒教的观念没有丝毫差别，只是在诠释古代经籍时，更注重逐字逐句地考据分析，琢磨微言大义而已。[92]

正因为如此，到1700年时，欧洲人在商业、军事和宗教方面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根本没有改变复兴的中国体制；基督教世界在文化上提出挑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社会政治仍在继续按其传统发展，而经济方面的变化只能起到加强和巩固中国社会的作用。

日本 尽管仍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傀儡式帝制政权存在，实际上1500年时日本早已被分成许多封建割据的势力范围了。地方性内战频仍。尚武好斗的宗教派别集团开始向职业的武士氏族势力挑战，在某些佛教宗派头头的鼓动下，甚至普通农民也不时地拿起武器，由沿海封邑领主和城市冒险家组成的海盗集团是国内动乱在海上的反映。海盗进入中国社会进行破坏、骚扰和劫掠，他们甚至沿扬子江上溯，1559年包围了南京；有时日本海船一直远航到印度洋。到十六世纪中叶，武士集团联盟经过精心策划逐渐扩大了战争规模；这些职业军人以其优良的战术和组织很快战胜了佛教徒及其农民武装。武士阶级的胜利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93]到1590年，所有军事集团都被迫承认并接受自封为幕府将军的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的领导。丰臣秀吉执政地同时也是徒劳地想要借日本海盗的力量来扩大对中国的征服战争，当历史的这一插曲结束之后，继承他的德川幕府将军们在1626-1628年间用取缔出海航行和禁止造船的办法清除了国内最后一股尚未臣服于他们的军事势力。

和平与秩序重新回到日本，经济呈现繁荣局面。商贾阶级重新得到战乱时期所损失的利益。在新的和平秩序下无所事事的武士阶级耽溺于毫无节制的铺张奢侈的生活之中，从而逐渐陷入债务累累的境地而不能自拔。金融巨头和商人们纷纷以其财力资助新兴的城镇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以其蓬勃朝气和激发人们美感的茁壮姿态无形中与武士阶级古板的礼教习俗相对抗。而城市也开始代替帝国宫廷对文化生活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为人们提供了一项新的选择，这种选择与军事贵族统治者们尽管不能完全遵守但却极其尊崇的生活准则迥然不同。

日本社会如此迅猛激烈的演变过程不可能不遇到逆流或来自侧翼的攻击。在互相倾轧中获胜从而登上国家最高统治宝座的掌权者对所发生的事态演变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出身于军事实力派而最终成为军事专制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虽然能够畅行无阻地向全国发号施令，但由于他所推行的政策具有侵略性质，因而终其生不得安宁。德川幕府的奠基人德川家康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的政令比其前任更为严谨缜密。他和德川家族的其他继承人更关心的是他们本家族的安危，而不是向国外扩张日本的势力范围。丰臣秀吉曾经试图把传统的武士阶级与同样嗜血的海盗联合起来，而德川家康则宁愿支持他所封授的武士们向农民勒索超量的地租，一次来对付那些未经他封授的海盗们的军事冒险行为。这样日本政府就从丰臣秀吉时代的外向扩张和自信变成狭隘地只关心国内事务、只想保持对付敌人的有利地位。这种社会变迁当然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直到1636-1638年，德川家族的谨慎政策才稍见端倪，当时第三代德川幕府将军对外推行封港锁国政策，并且禁止日本海员离家出海和建造航海船只。[94]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也是促成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重要因素。最早的葡萄牙探险者1542或1543年就已经来到了日本；传教活动是在1549年圣法兰西斯·沙维尔到来后开始的。沙维尔本人圣洁至诚的人品、追随他的伙伴们的仁勇、专注与执着、极有吸引力的基督教教义和仪式使得他们的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亚洲的其他文明区域，同样的传教活动却很少获得这样的效果。因此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日本的成功，与其后来经受的压制乃至毁灭，都只能归因于当时日本社会的内部条件。

日本当时的多元统治与政治混乱状况也有利于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日本开展活动。假如某一封建领主禁止传教士活动，他的邻居们就会主动表示欢迎；尤其是当他们在同葡萄牙人的商业交往中得到了更优良的武器或其他好处之后，就更其如此了。和中国的情况不同，日本人很快就能看出欧洲武器装备的优良。他们的欣赏兴趣很快由枪炮扩及葡萄牙的其他文明方面。于是，一种学穿欧式制服，迫不及待地聆听并接近基督教义、争先恐后地举行基督教洗礼的时尚风靡全日本。基督教传教士一边宣讲基督福音，一边欢庆他们的胜利。

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在日本形成，最初对基督教传教活动似乎并无不利。从织田信长（卒于1582年）到后来完成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都对传教士表示友好，同时也和基督教徒一样对佛教僧侣表示强烈不满。因为佛教僧侣妨碍军阀政策的实施，也给传教士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丰臣秀吉毕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本人并不信奉基督教，而且还把它当成一种外来势力的代表。因此他才会在1587年颁布政令，从日本驱逐全部外国传教士，但这个政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这也许是因为他还想保持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往来，不愿使其中断。[95]

和丰臣秀吉不同，德川家康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对基督教传教士毫不信任的政治态度。此外，1609年以后在日本海域又出现了荷兰商人，他们成为提供枪炮和其他西方货物的另一来源；这就造成并非依赖葡萄牙人不可的局面。结果就出现了迫害基督教会成员的事件；接着大多数曾接受过洗礼的日本封建领主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少数坚定信仰基督教的领主因此而失去了封地。但社会下层仍有部分人士，面对已经开始的迫害行动毫不动摇地继续信奉基督教。这种执拗的信仰直至第三代德川幕府将军时才告结束，因为当时人们对基督教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这位幕府将军把当时日本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看作是对当局的蔑视和反抗。1637年，在九州爆发了岛原暴动，德川幕府将其严厉镇压下去，从此结束了基督教士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但至少在一年多以后，最后一个基督徒的城堡才被幕府以武力攻陷，随之而来的是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大搜捕和大规模屠戮基督教徒。外国传教士与他们的日本皈依者受到了严刑和处决，日本与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彻底破裂。从这时起，日本的对外贸易暂时降到了最低水平。德川幕府还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所有欧洲人，特别是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严厉监督，以防骚乱再起。

图：日本，1500-1650年

十六、十七世纪时日本的高雅文化也经历了与社会上同样的戏剧性变化。统一日本的大军阀作为新贵崛起。虽说丰臣秀吉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在他的命令下建造了规模宏大、装修艳丽的建筑物，但他对来源于中国传统、不用语言而用精妙舞姿表达的宫廷艺术却没有什么兴趣。到德川幕府时代，严格克己自制的美学观重新时兴。1615年又以正式法令的形式作为武士道德规范的武士道精神明确定义，武士的行为被逐渐披上了一层优雅的外衣。有些程式，例如茶道——其核心是在烹茶和饮茶过程中展示所用器具的古雅精致——或风格古板的“能剧”（“No”drama），都只为塑造武士阶层新的、美好的精神风貌。

丰臣秀吉时代突出的市井粗俗习气在新兴城市中遗传下来了。为人们提供娱乐的玩物——艺妓、木偶戏演员、模拟真人真实表演的歌舞伎演员、杂技演员以及其他等——迎合着城市富裕阶层的兴趣。诗歌、散文、戏剧与绘画都反映出新兴城市放纵奢侈的风气。文学和艺术表现出欢快但都是离经叛道的，有时是明显色情的精神面貌。虽然很少出现触犯传统道德规范的事例，但这种色情情调与日本旧贵族的道貌岸然极不和谐。而戒律严格的武士阶层从此渐趋堕落。

幕府对这种新现象极为不满；试图以颁布条令严禁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加强检察制度来阻止和制约这些社会不良风气的进一步泛滥。政府还积极倡导研习新儒教，一些著名学者也不无成果地用通俗语言注释儒家经典。这时，佛教文化在经历了十六世纪战火的摧残之后正处于停滞时期。于是神道教，即一种古代人对太阴女神表示崇敬的教义，成为那些不遵守官方提倡的新儒教教义的学者们重新凝集的精神核心。由于神道教旨在推翻幕府专权和尊崇太阴女神的子孙天皇的特权，这种教义当然要遭到官方的排斥。但是神道教信徒非常小心谨慎，以至于使残酷迫害显得毫无必要，于是这种宗教顺利地流传下来。

这样，在赶走欧洲人并镇压了基督教之后，日本文化就成为一种二元性的奇怪类型。官方的武士道、新儒教和汉化文艺风格与非宗教的、别开生面又不断创新的城市文化并存。这种城市文化正在无形当中以其离经叛道的色情格调，明显地与官方的禁令和工人的礼仪习俗相对抗。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对抗并不妨碍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继续保持基本平衡，这种对抗现象从德川幕府初年开始产生，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

西藏、蒙古和中亚西亚草原 当日本人在中国的一侧不受外来影响地独立发展时，一种虽不明显但十分有趣的变革也在西藏和蒙古的社会中发生着。其主要表现是，被改造为“黄教”的喇嘛教在蒙古人民中广为流传。黄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当时它已经具备了独身修行以及住庙、禁欲等特性。在十六世纪早期，黄教把持了西藏政府。当时其领袖，即拉萨的大喇嘛，以某寺院住持的身份执掌着当地政、教两方面的大权。

到十六世纪末，蒙古各部也已承认了黄教的权威，十七世纪初期，多数部族都已深深地信奉黄教了。中国政府曾试图以外交手段对黄教首领施加影响，但成效如何难以判断。例如，喇嘛教宗教组织可能曾着手组建卡尔梅克人同盟，这个同盟的军队在1757年以前，一直设在伊犁河畔的基地，不断地向中国最精锐的驻防军挑衅，1757年一场地区性的天花流行帮了中国军队的忙；这个顽强的游牧部落在政治上不复存在。此后，西藏便抛弃了数十年来的暧昧态度，臣服于得胜的中国中央政权。无论喇嘛教在十六、十七世纪时曾经在游牧部族中起到过怎样的政治作用，这个宗教本身还是保护了各部族的骑手们，使他们在这个时代，即军事技术的发展正日益削弱着亚洲游牧部族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的时代，仍免受他们的文化高度发展的邻居们的精神统治。[96]

（四）非洲

1500年以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几乎完全靠穆斯林的中介来了解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孤立于非洲的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很难抵挡穆斯林在非洲的势力，在对非洲的影响方面，他们不是伊斯兰教的对手。但是在葡萄牙人经过好望角并在非洲沿海建立起相当数量的商业和航海基地之后，这种情形改变了。在这之后，非洲人发现他们处于欧洲人和穆斯林二者之间，而他们只能择其一而从之。穆斯林和欧洲人都曾热衷于贩卖奴隶的勾当，结果掠夺奴隶的行径就不止一次地抵消了传教士在非洲部落和国家中所取得的成果。这样，异教就保留下来，即使在官方正式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以后，这些异教还不时复兴。

1700年以后欧洲人对非洲的渗透仍然只停留在表面上。在西非，穆斯林早已站稳脚跟，当时零散而变化无定的地方政权和一些帝国都已存在数百年之久，所以欧洲人只能在沿海建立几个从事奴隶贸易的据点。再向南一些，葡萄牙人在刚果盆地、东非林波波河与赞比西河之间，发现了一些疆域辽阔的王国。但这些国家比较贫弱，他们的统治者皈依了基督教，但是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总而言之，十七世纪时东非的刚果王国和莫诺马塔帕帝国尽管有葡萄牙人的支持，或许正由于这种支持，而减少甚至完全丧失了重要性并趋于解体。

非洲在十六、十七世纪经历了两次经济变革。第一次是非洲内陆纵深的许多地区出现了畜牧业；这在早些时候是未曾听说过或至少是不占重要位置的。整个苏丹北部、东至非洲好望角、西到摩洛哥沿海，到处都建起了游牧民族的宿营地，有的地方形成农耕区域。这些游牧人都是刚刚皈依穆斯林，他们活动区域的扩展说明穆斯林已经深入非洲内陆。与此同时，班图语族的异教徒们把他们的牛群从东非高地向南赶到了好望角，他们把世代居住在南非卡拉哈里丛林中的布须曼语族和霍顿督语族原始狩猎居民赶进了更深的丛林。他们与非洲北部的游牧部落不一样，在拓展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示范作用。

第二次是大量的美洲作物品种被移植到非洲大陆。据推测，它们可能是被新大陆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带入的。玉米、木薯、甜薯、花生、南瓜和可可等很快成为西非农业的主要产品，其中前三种又以最快的速度普及到整个非洲内陆。经研究发现，非洲的气候酷似中南美洲，因此有利于新作物品种移植到非洲；就向外来的“园圃制”耕作方式盛行于非洲一样；这里没有固定的农耕模式限制他们尝试新方法。

东非和中非出现领土广阔的新国家，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在内陆地区大范围活动，美洲粮食作物引进非洲等，象征着非洲和基督教地区进一步密切了联系。但是最大的联系还在于奴隶贸易；尤其是当美洲农场和采砂业的发展耗尽了美洲印第安人劳力之后，他们发现可以用非洲奴隶代替；这样奴隶贸易就使两大地区的联系规模更加扩大了。穆斯林和欧洲的奴隶贩子们深入非洲内陆，残暴地闯入非洲独立部族的原始村寨，掠夺走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受难者。这种行为是畜生般野蛮的；然而要是没有这场凶残的浩劫，非洲社会也许还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酣睡中惊醒。十九世纪非洲人们能够承受欧洲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冲击，这也应当归于他们的先辈，后者曾经经历奴隶贩子对当地社会模式的毁坏而仍旧生存下来。[97]

五、结语

在1500至1700年之间，原先仅限于欧亚大陆的基督教世界逐渐扩张到美洲部分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多数地区以及整个亚洲北方地区。同时，即使在旧世界内部，无论是在地域的扩张还是在文化等的创新方面，西欧都要比其竞争对手进步得更快。实际上欧洲本身也在变革，已经由原先中古时代的西方文明模式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力量更强大的社会组织。但是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和中国各地还未曾受到欧洲新兴力量的重大影响。直到1700年以后，这些地区仍在按照各自的传统、沿着各自熟悉的途径发展着各自的历史。

1789年网球场宣誓事件，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欧洲旧制度的覆灭

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由于缺乏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中国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根基，因此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都受到剧烈的震荡。在新世界，这种接触现实中断了印第安人社会的发展进程，然后干脆扼杀了这个社会。但在其他地区，假如当地具有较强的抗衡能力的话，就仍能按其一贯的风格进行改革和演变。比如在日本、缅甸、暹罗、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地区，虽然当地人本来具有接受欧洲技术、思想意识、宗教甚至穿着装饰习惯的朴素爱好的热忱，但这种爱好和热忱要么被一个固守本分的政令所压制，要么因中断了与欧洲的联系而自行消失。印度教在印度的复兴，西藏和蒙古地区喇嘛教的改革都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心态，这就是想要在外来压力下保护其自身文化的价值。虽然在这两个地区，压力其实主要来自穆斯林和中国，而不是来自于欧洲人。

地球上仍有少数边远地区尚未遭到文明力量的袭扰。到1700年，继续留在基督教世界以外、面积较大又适于居住的地区还有澳大利亚、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以及美洲西部北端。实际上，最后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也已经感受到文明攻势即将来临之前对他们社会所发生的阵阵摇撼了。

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其社会改革的步伐迈得如此急促。地球上海洋两岸接触的密切程度保证了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影响。那些限制或拒绝与外人接触的种种努力——这主要发生在与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的西方人的交往中——是注定要被西欧文化，特别是被西方技术不断改进的事实以及西方人带给世界其他民族的急剧增加的压力所最终击败。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应当被看作是一部竞争史，一方面是西方不断增长的干扰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一方面是其他民族为赶走欧洲人而进行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比以前更起劲地固守自己的文化遗产，或者是在这样做失败了以后，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是技术，希望以此来获得维持独立的手段。

[1]“逃跑对他们（中国士兵）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侮辱，他们争吵时会像妇人一样揪头发、谩骂和诋毁，但吵累了之后，就和好如初，完全不伤皮肉。”引自利玛窦1584年的一封信。见：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Edward Arnold and Co., 1931), p. 248.

[2]运用科学航海新技术最生动的例子是1492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选择去印度的航线。他在正确测算出的纬度上突然掉头向东，驶往十一年前刚被巴塞罗谬·迪亚士发现的好望角。在此之前，他已向大西洋深处驶出很远（实际上可能已经距巴西海岸很近了）。这是一条避开险恶的热带在平静水域的最短航线，它远离海岸，因而不受沿岸急流和潮汐的影响，这些急流和潮汐常给在平静水域艰难行驶的船只带来危险。这条航线还能利用南大西洋上的西风向东行驶。达伽马的船队在远离陆地的海上漂泊了九十六天，航程4500里，这大大超过了哥伦布三十六天，2600里的航程。另外，达伽马到达的非洲海岸离他想往的好望角只有130里，考虑到当时使用的仪器的原始和在上下颠簸的船上观察太阳的艰难，这个成就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摘自：K. G. Jayne, Vasco da Gama and His Successors, 1460-1580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10), p. 40; Boies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50-51; Henry H. Hart, Sea Road to the Indies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0), pp. 128-29.

[3]参见：Charles Singer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III, 471-93.

[4]到十六世纪末，欧洲船只的船壁已多由橡木制成，原约2尺，两侧叉丁钉上双层横木。

[5]1500年时，印度洋海岸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省工省料的地步。用植物纤维联接木料制成的轻型船只能经受南方海洋各种气候和风力条件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们由于适应性能强，快速和易于靠岸登陆等优点而仍然用于捕鱼和近海作业。但若论战船，印度洋沿岸的产品还不如葡萄牙专为对付北大西洋而特制的船只。显而易见，早在葡萄牙人牢固控制印度洋之前，穆斯林造船师们就已经下功夫学习欧洲造船技术了。但终因工艺设备落后又缺乏欧洲海船上所需用的那么大量的金属材料，因此穆斯林造船师无法做到完全仿效欧洲。参见：W. H. Moreland, “Ships of the Arabian Sea c. 1500”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 pp. 63-74, 173-92. 这时，中国船艇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远胜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船队，它们虽然曾在远洋公海上对欧洲船只造成过威胁，但由于缺少金属材料，也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们对航海事业态度冷漠、不感兴趣——姑且不论他们的敌意情绪——因而威力不大。即使如此，南中国海上的一些私人海盗船仍然长期袭扰最早来到这片水域的欧洲船，与这些同属海盗性质但却公开装备起来的欧洲船只角逐争雄。

[6]P. M. Ashburn, The Ranks of Death: A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Coward McCann, 1947), pp. 82-87.

[7]这些在旧世界热带地区流传的疾病，曾因黑奴贩运而在美洲印第安人地区蔓延肆虐；甚至曾使亚马逊盆地和加勒比低地一时几乎无人居住。而梅毒则可称是美洲印第安人对征服他们的欧洲人的报复。但医学家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有人认为，实际上梅毒并非源出于美洲。P. M. Ashburn, The Ranks of Death, pp. 98-140, 175-90.

[8]Roger Mols,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à XVIIIesiècle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1955), II, 452. 瘟疫在西欧的最后一次流行是在1663-1684年，后来东欧一度流行瘟疫，远至1724年，法国南部仍有瘟疫流行。参见：Georg Sticker, Abhandlungen aus der Seuchengeschichte und Seuchenlehre, Band I, Erster Teil: Die Geschichte der Pest (Giessen: Alfred T?pelmann, 1908), pp. 175-236.

[9]L. Carrington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3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59), pp. 198-199认为中国人口上升由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G. Findlay Shirra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n India”, Economic Journal, XLIII (1933), p.61估计，在1650年印度人口为八千万，到1750年就达到了一亿三千万。Fernand Braudel, 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lippe II(Paris: A. Colin, 1949), pp. 353-357曾指出，十六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人口增长迅速。1958年出版的第一期第30页刊载的Omer Lufti Barka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statistiques des registres de recensement dans l’empire Ottoman aux XVeet XVIe iècl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 (1958), 30. 则认为从1528-1580年间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

[10]旧时代的人口估计大多不是十分精确的，但人口统计专家们却不约而同地认为，目前仍在持续的人口增长势头是由1650年开始的。这种意见恰恰表明，所谓人口统计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欧洲城市开始进行的。参见：Walter F. Willcox,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Modern Increase,” in Studies in American Demograph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22-5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Past and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tinents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paper No. 243, 1954).无论如何，只要上述估算有近乎正确的地方，那么近代文明国家中人口的增长就大大先于医药事业取得的实质性突破，因此新的人口增长似乎不能归功于近代科学对疾病的控制。一些美洲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甜薯等的输入对某些地区来说是重要的，政治稳定对人口的增长当然也有极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人口增长现象。参见：Raymond Pear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A. M. 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Marcel R. Reinhard,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de 1700 à 1948 (Paris: E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 1949). Roger Mols, Introductionà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II, 426-59) 经过非常艰苦的调查研究之后说，毫无疑问，1700年以前，流行病是限制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11]旧时代的人口估计大多不是十分精确的，但人口统计专家们却不约而同地认为，目前仍在持续的人口增长势头是由1650年开始的。这种意见恰恰表明，所谓人口统计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欧洲城市开始进行的。参见：Walter F. Willcox,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Modern Increase,” in Studies in American Demograph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22-5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Past and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tinents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paper No. 243, 1954).无论如何，只要上述估算有近乎正确的地方，那么近代文明国家中人口的增长就大大先于医药事业取得的实质性突破，因此新的人口增长似乎不能归功于近代科学对疾病的控制。一些美洲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甜薯等的输入对某些地区来说是重要的，政治稳定对人口的增长当然也有极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人口增长现象。参见：Raymond Pear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A. M. 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Marcel R. Reinhard,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de 1700 à 1948 (Paris: E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 1949). Roger Mols, Introductionà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II, 426-59) 经过非常艰苦的调查研究之后说，毫无疑问，1700年以前，流行病是限制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12]1582-1640年间葡萄牙曾受西班牙统治，这个事实表明葡萄牙皇家属地的双重危险性。因为在葡萄牙人的心目中，来自西班牙的危险并不比来自西班牙的敌人——荷兰、法国、英国的威胁小。

[13]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并非轻易获得的。有些教皇以武力坚决反抗，但都没有成功。然而即使是在西班牙影响最盛时期，教皇也从未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御用神父，而是不断要求恢复任何世俗君主都无法实现的权力。

[14]新教在法国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或说唯一原因是早先于天主教外衣之下存在着的一个类似法国民族教会的体制。因为新教往往与狂暴的贵族和执拗的市民相联系，他们幻想以武力反抗中央政权，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因此不仅法国王权，而且渴望安定的国民感情都反对新教。因此亨利四世早年虽然是新教的拥护者，但他感受到了上述事实，所以明智地改变了宗教信仰。

[15]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权只是英国史上的插曲，它的主要作用是挑起了反对军人政府抑或是特殊的圣人政府的一次事变。然而假使联系欧洲以后的历史来看，克伦威尔政府尚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它毕竟是由一个“党派”独裁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专制统治的最早先例。这个专制政体是在社会革命中产生的，它纠集了与时代不相称的军事力量去进行对外战争。假若抛开一系列革命理想方面的区别不谈，那么此前荷兰一些省份的“海上乞丐国”政权以及后来法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提供了十分有趣的同类事件。参见：Crane Brinton,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32).

[16]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尚不应算作是欧洲文明社会的真正成员。因此有关1500年到彼得即位之间俄国发展的评述将在本章后面提及。

[17]机智的诡辩逐渐缓和了对高利贷行为的宗教谴责。此类谴责源于基督教圣经旧约对银钱借贷行为的痛斥，实际上这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基督教义不能再对社会有约束力时，公开经营高利贷的职业才有可能发展。

[18]参见：Ernst Troeltsch,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X (1913), 519-56.

[19]像笛卡尔这样具有数学头脑的理性主义者也像神学家一样热切而虔诚地追寻着绝对而无可辩驳的最高真理。由于他们人数很少，因此我从未听说，他们当中有谁曾设想用国家权力机构来推行他们的最高真理。

[20]十六、十七世纪的新教与十八、十九世纪新教发展后具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相同性被简单地夸大了。荷兰和英国允许保留异议的同时，德国新教曾却仍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正统之内。与此相反，在以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十七世纪以后却允许多种形式的宗教和文化存在。当时只有像意大利、奥地利和波兰那样一些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有西班牙和耶稣会痕迹的国家里，天主教才具有我上文中说过的那种教条性。总之，在城市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最高地位的地方，文化和宗教的多样化最为突出。这也许比各国政府组建的宗教阵线更能说明荷兰、英国、法国目前的发展。甚至意大利，虽然表面上看好像是反宗教改革促进思想文化自由发展的范例，但这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意大利城镇中市民经济早衰的反映。另一方面，马克思·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他把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中间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归因于加尔文教的伦理。

[21]精确的观察与巧妙的实验使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确信某种事物，同时也能使有学问的人确信。但是苛求的人还是会顽固地拒绝接受通过不可靠的感受作出的结论，根据是这种结论缺乏以不容置疑的原则演绎出的合乎逻辑的理论基础。在发生争执时，那种论点站得住是十分明显的，所以那些生怕伽利略的望远镜玷污其头脑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不是没有理性，而仅仅是片面强调逻辑。

[22]参见：A. Wolf,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5), pp. 71-120.

[23]直到1650年以后这些农作物才被欧洲人所重视。

[24]参见：Alfred Métaux, “The Revolution of the Ax,” Diogenes, No. 25 (Spring, 1959), pp. 30-31.该文有趣地评述了金属工具和武器在西班牙传教过程中曾起到的作用。

[25]印第安人各阶层大概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就已经把以前对印加，阿兹克特和其他土著阶层祭司的忠实转移到了新的宗教代理人身上，就此而论，基督教僧侣取得的成功是前哥伦布时代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异教的残余在美洲西班牙管辖区新社会模式的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26]Charles Gib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of New Spain, 1500-1810,”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I (1954-55), 581-607.

[27]参见：S. F. Cook and L. B. Stephens,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16th Century,” Ibero-Americana, XXXI (1948), 1-48.原先对最初人口和下降后人口的估计没有那么大，参见：Angel Rosenblat, La Población Indígena de América desde 1492 hasta la Actualidad (Buenos Aires: Institución Cultural Espa?ola, 1945), pp. 57, 92, for Mexico; and summary table for the entire New York, p. 109.

[28]Woodrow Borah, “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 Ibero-Americana, XXXV (1951), p. 18估计在1646年墨西哥中部的西班牙人（包括欧洲人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在内）约为十一万四千人。Borah指出，在印第安人村落缩小的同时，对毁灭印第安人的瘟疫更有抵抗力的西班牙人和混血儿却在增多。而这种情况使被雇用的印第安劳力所受的剥削更加惨重，因为那些西班牙血统的官员、教士、地主和矿产主们都想要继续享受其殖民者祖先留给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必将是进一步破坏当地村落和乡镇组织，虽然西班牙政府在统治墨西哥的最初十年中曾执行维护这些乡镇组织的政策。主要依靠负债者劳动的大庄园和主要由半奴隶式劳工进行生产的矿井，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甚至有些原属于村镇上层的居民也都沦为外表体面实则寒酸的破落户了。这与罗马后期的社会变化极为相似。这也是人口减少后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此时的墨西哥还是当年的罗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毁灭性的瘟疫。

[29]可笑的是，当时流行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那种印第安人形象，实在是对平原地区印第安人文化生活的一种讥讽。因为当对西部文明有更多贡献的牛仔发挥作用时，这些印第安人正处在调整自身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骑术在平原印第安人中传播时有一种极有趣的特征，即它与欧亚游牧文化发展的形式极为相似。参见上文第234-238页。

[30]伊比利亚人和英国人对种族混杂的看法极为不同，这也许是不同的法律和宗教传统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白种人男女比例失调。按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习俗，一般要对未婚女子实行严厉的监督，所以没有多少妇女移民到殖民地去。而英国的家庭风气要开放得多，他们允许未婚妇女跟随第一批先驱者一起到殖民地去，其结果是殖民地有了大量的未婚妇女，其数目之多足以使以下原则得以确立，即白种男人只要娶得是白种女人，这婚姻就值得尊重。但是白种妇女毕竟人数有限，这个事实就意味着，对于当时相当盛行的剩余未婚男子娶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为妻的事只能以公众舆论的非难作为手段来尽量限制。这样做的后果是，在美国南部诸州和其他一些英国人保持着奴隶制的殖民地里，极其深刻的肤色界限不可逾越，即使在性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完全受感情支配的种族偏见。印度肤色隔阂的历史是一个绝妙的参照系。只是在英国妇女大量进入印度以后，才出现肤色上的隔阂。在印度的英国主妇们尽力在白人社会中保持一种强烈的肤色意识和狭隘的社会种族歧视。实际上，那些花掉昂贵费用由英国本土来到异国的穷乡僻壤而又无所事事的白人妇女们之所以要保持这种意识和歧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设置一道障碍，用它来阻止白人社会中那种可以迎娶当地妇女为妻的观念，使这种观念不为人们所接受。任何一个研究过美国或英国海外驻军的人都不会相信，在没有白人妇女的情况下，英美的文化、法律或意识因素会导致某种种族偏见从而影响到性行为。

[31]除了前面所列举的之外，我还查阅了下列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书籍：C. H. Haring,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Indies in the Time of the Hapsbur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C. H. Haring,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Julian H. Steward and Louis Faron, Native Peoples of South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William Lytle Schurz, This New World: The Civi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E. P. Dutton, 1954); Philip Ainsworth Means, Fall of the Inca Empire and the Spanish Rule in Peru, 1530-1780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32); Herbert Ingram Priestley, The Coming of the White Ma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29); John Collier, The Indians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W. W. Norton, 1947); H. A. Wyndham, The Atlantic and Slave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32]参考当时新教会关于没收教产的政策和两个世纪以前由圣方济各会所挑起的危机。俄国的宗教改革者与德国新教之间即使有关系的话也是极不明显的。

[33]经过改制（1588-1590年），莫斯科大主教被提升为最高一级主教。从此莫斯科大主教区与其他四个古老的东正教大主教区，即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相并列。

[34]参见后来成为“旧礼仪派“主要领袖的阿瓦库姆大主教那本发人深思的自传——The 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vakum by Himself, trans, Jane Harrison and Hope Mirrlees, (London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 1924)，年出版，按James H. Billington1962年的口头说法，在俄国犹太人社团的发展中，萨巴泰塞维于1666-1667年曾自称救世主，从而引起了剧烈的骚动。这是旧礼仪派救世主义的主要根源。关于萨巴泰塞维的事情，请看本书第639页的叙述。

[35]伊凡四世是第一位在俄国正式采用“沙皇”称号的君主。这个称号在他之前只是被非正式地使用过。这个称号是古罗马“凯撒”一词的变化形式，所以不言而喻，采用这一称号含有莫斯科皇位是继承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来的意思。

[36]伊凡竭力动员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外来侵略，其必然结果是限制了普通农民在国内随意迁移的权利。只给服役贵族分封土地而没人替他们耕种那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政府征订一系列法令强迫农民为新领主劳动。这些法令包括：一项更严格的以劳役抵债的规定；集体交纳村民税；禁止农民家庭擅自投奔新主人等。到十七世纪中叶，这种变化接近完成，大多数俄国农民都被类似奴隶制的农奴制所束缚。法律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心怀不满的农民可以轻易地越过国家公地的界限跑到南部草原或西伯利亚森林中去开荒，那里的哥萨克们也张开双臂欢迎新来者。

[37]Raymond H.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p. 122页估计，十七世纪时国家从事毛皮贸易的利润以及从经营毛皮生意的承包商那里收缴的税款加在一起，总数约可达到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

[38]多数哥萨克信奉正教，他们不喜欢波兰人的天主教政策，这一事实是把乌克兰带进莫斯科营垒的主要原因。即使当自由哥萨克社团不能再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时——波兰和俄国引诱哥萨克首领变成地主的政策使之无法存在——多数哥萨克还是宁愿同属正教的俄国联盟而抛弃信奉天主教的波兰。

[39]我对于俄国历史的评述主要依据的是：Michael T. Florinsky, Russia: 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5), Vol. I;此外还参考了S. Platonov, Histoire de la Russie (Paris: Payot, 1929), pp. 167-487; W. E. D. Allen, The Ukraine: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1940); Gunter St?kl, Die Entstehung des Kosakentums (Munich: Isar Verlag, 1953); Frederick C. Conybeare, Russian Dissen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tiy Press, 1921); James Mavo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2d ed.;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and Sons, 1925), Vol. I; Serge Bolshakoff, Russian Nonconform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0).

[40]我对于俄国历史的评述主要依据的是：Michael T. Florinsky, Russia: 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5), Vol. I;此外还参考了S. Platonov, Histoire de la Russie (Paris: Payot, 1929), pp. 167-487; W. E. D. Allen, The Ukraine: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1940); Gunter St?kl, Die Entstehung des Kosakentums (Munich: Isar Verlag, 1953); Frederick C. Conybeare, Russian Dissen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tiy Press, 1921); James Mavo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2d ed.;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and Sons, 1925), Vol. I; Serge Bolshakoff, Russian Nonconform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0).

[41]1511年以前，马六甲是贸易和传教的主要基地，葡萄牙人攻占该地之后，其他一些较为逊色的中心城镇成为穆斯林活动的据点。参见：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5), pp. 176-85; G. Coedès, 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Paris: E. de Boccard, 1948), pp. 382-86,398-411.亚洲东南部的这些穆斯林们以贸易兼营传教的方式成功地建立起国家，这与早年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同一地区的活动极为相似。而且穆斯林的势力范围更大，它一直延伸到婆罗州和闵狄那峨。但在日本和吕宋，穆斯林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阻碍。

[42]J. Spencer Trimingham,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93-103, 121-47.

[43]George Peter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p. 138-41, 320-24.

[44]这次在首相穆罕默德·柯普吕律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不仅扶植了克里特（1669年）与波多利亚（1676年）两地的苏丹政权，而且也使得特兰西瓦尼亚（1661年以后）以及摩尔多瓦与瓦拉吉亚（1658-1659年以后）这些过去的保护国重新臣服于土耳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挽回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损失所作的努力，只导致了1661-1664年一场不了了之的战争，战争结局对土耳其人有利。波兰人也曾试图制止奥斯曼帝国势力的扩张，但最后却使波多利亚被土耳其帝国所吞并。

[45]红海地区的造船工业由于缺乏木材而不景气。土耳其船只所需的木材只能取自小亚和叙利亚，经由埃及转口远道运来。

[46]最后一次攻击是在东非沿海进行的，在那里穆斯林舰队经常击退沿海岸南下的葡萄牙势力。奥斯曼帝国舰队在蒙巴萨附近最终土崩瓦解，既是葡萄牙海军实力所致，也是因为当地群众群起攻之。参见：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1019。Braudel的著作是关于伊比利亚与穆斯林争斗问题的主要入门书，尤其是关于十六世纪后半期部分。

[47]B. Schrieke,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 (The Hague: W. van Hoeve, 1955), I, 45.

[48]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pp. 483-502; Paul Masson,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896), pp. xi-xxxiii.

[49]最能说明早年新教徒的贸易公司与穆斯林统治之间友好关系的代表性事件是1641年荷兰人在柔佛苏丹所提供的陆军资助下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但与此同时，在荷兰人拥有主权的爪哇和其他东印度群岛，穆斯林却发动了一场虽然无效但却强有力的“反十字军运动”。参见：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pp. 252-82.

[50]参见：W. H. Moreland, From Akbar to Aurangzeb: A Study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3); Bal Krishna,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1757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24);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W. VAN Hoeve, 1955), pp. 159-245.

[51]我没有找到能满意地说明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经济情况的资料。但可以参考：Paul Masson,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ais; A. 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Vol. I, Part I, pp. 294-313.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pp. 616-643曾含混其词地说过，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曾掀起一场当地封建主和庄园主反抗土耳其人的运动；并且还说，有资产阶级贸易倾向的人宁愿投资土地也不愿投资于不太可靠的工商业。Traian Stoianovich, “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 Journal of Economis History, XX (1960), pp. 234-262也从另一侧提供了十四到十八世纪期间奥斯曼臣民中商业力量增长的例证。除非深入研究过奥斯曼帝国经济史，否则贸然对十六、十七世纪中东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下结论是很不合时宜的。尽管与欧洲相比中东的商业地位日趋下降，然而十二世纪以后已经处于殖民地地位的拜占庭帝国与意大利各商业城市间的关系同十七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帝国与西北欧之间的经济关系相比，二者似乎极其相似。

[52]哥萨克游牧部落在陆地上的角色就像海盗们在西印度群岛，中国南海与非洲北部“野蛮”口岸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海盗的老巢一般设在政府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哥萨克的老巢也是如此。哥萨克基本上依靠定居的农业社区供给他们所需的武器火药，这也与海盗们一般都依赖于文明港口提供后备一样。

[53]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9), I, lxix, lxxiii; Robert J. 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 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pp. 66-88; Raymond H.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54]这构成了穆斯林传教活动的大倒退。卡尔梅克人聚居的伊犁河流域曾一度皈依穆斯林教，但当那个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向南向西推进到河间地带并把这个地方让给当时仍信奉异教的卡尔梅克人，伊斯兰教在那里衰落下去。

[55]奥斯曼帝国确曾于1659年派遣一支远征军，想把俄国势力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带驱逐出去，并借机联合中亚汗国的力量从背面攻占什叶派所控制的波斯。然而近卫军的哗变和同克里米亚汗的反目——这也许是因为克里米亚汗担心其自治权利会因奥斯曼帝国占据其侧腹内陆地区而受到威胁——使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关于这次三心二意的行动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有一些有趣的评述，参见：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iii, 225-27.

[56]近卫部队是与伊斯兰教托钵僧比克特西教团密切联系的。可能是由于他们同情什叶派地下社团，因此不愿让正统逊尼派取得彻底胜利。我没能找到可以证实这种推测的直接根据，但是一般而论，比克特西教团那些具有宗教信仰自由倾向的教义容易使其信徒同情虔诚的教友，同情他们探索通往真主的不同道路。参见：John K. Birge, 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 (Hartford, Conn.: Hartford Seminary Press, 1937).

[57]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之间的斗争对欧洲具有重要意义，从1606年至1639年，由于奥斯曼集中全力用于与波斯的战争，因而减轻了基督教欧洲的压力——这样三十年战争才得以爆发。在某种默契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掉头去对付各自的宗教异端势力，当然其结果都是白费力气，但双方都消耗了实力。因此直到1663年土耳其人又开始进攻并再次占领维也纳，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才重新在多瑙河地区燃起战火。

[58]为抵抗葡萄牙与西班牙对非洲沿岸的侵犯而进行圣战，这是刺激萨阿迪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并非是萨菲王朝促其所为。然而，在奥斯曼看来，当奥斯曼境内的什叶派同情者正配起事之际，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个什叶派王国实在是大不吉利的现象。在摩洛哥历史上，他们从此遗憾地与广袤的穆斯林世界分道扬镳。参见：Coissac de Chavrebière, Histoire du Maroc (Paris: Payot, 1931), pp. 268-94.

[59]当时土耳其人宣称对摩洛哥有总主权，但这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目的，毋宁说是为将来的行动造舆论。参见：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p. 995.

[60]Alphonse Gouilly, L’Islam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aise (Paris: Larousse, 1952), pp. 62-63.

[61]哈里发这个称呼意为先知的继住人，即世上最虔诚回教徒的领袖，但在十六世纪时他失去了这一鲜明意义。逊尼派经学家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真正的哈里发已于十三世纪蒙古人扫荡阿拔斯王朝的残存者时就消失了。因此奥斯曼帝国苏丹各种官方正式头衔中偶尔出现的“哈里发”称谓已经丧失其严肃性，因为其他穆斯林统治者也曾以此头衔称呼。不过，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根据穆斯林的政治理论，都主张精诚团结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像奥斯曼苏丹那样宣称宗教上合法性的穆斯林统治者也都以建立全世界的统治为目的，而不管这种世界性多么空泛。关于哈里发及其与奥斯曼苏丹的关系，参见：H. A. R.Gibb and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Vol. I, Part I, pp. 26-38. T. W. Arnold, The Caliph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chap. Xi.

[62]阿克巴宗教政策的性质和动机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就他本人来看，阿克巴似乎是一个思想开明，想要探索教义真谛的人。他倾听每一个他接触到的宗教领袖讲经，但又绝不轻信他们当中任何人。他在自己身边还聚集了一班知己朋友，这些人熟悉各种不同来源的教义和规章。阿克巴很可能把这些人视为一个类似萨菲教会的组织，而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和领袖。这种半公开的调和行为既触怒了虔诚的穆斯林教派们也愚弄了那些有所期待的基督教徒使团，但在印度人看来却是再自然不过。参见：F. W. Buckl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kbar’s ‘Infallibility Decree’ of 157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4), pp. 590-608; M. L. Roychourdouri,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Mughal India (Calcutta: Indian Publicity Sciety, 1951), pp. 67-118 and passim; Sri Ram Sharma,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Mughal Emper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15-69; Arnulf Camps, Jerome Xavier S. J. and the Muslims of the Mogul Empire (Sch?neck-Beckenried, Switzerland: 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aire, 1957), pp. 51-91; Aziz Ahmad, “Akbar, Hérétique ou Apostat?” Journal Asiatique, CCXLIX (1961), 21-35.

[63]同阿克巴一样，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影响了奥朗则布的政策。但应当指出的是，当他在印度登位时，奥斯曼的势力正在瓦解，因此奥朗则布能够希望取代苏丹成为整个逊尼派教会的领袖。奥朗则布对印度南部的征伐以无信仰者和异端为对象，因此他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哈里发和所有信徒的首领。他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出征的。实际上，甚至在他统治区域之外，也已经有博学的伊斯兰经学家封给他这样的头衔了。参见：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Vol. I, Part I, p. 35.也参见Aziz Ahmad, “Moghulindien und Dar-al-Islam”, Saeculum, XII (1961), 266-290深入绝妙的文章；以及John Norman Hollister, The Shi’a of India (London: Luzac and Co., 1953), pp. 126-40.

[64]教义简编在西欧基督教会里起到过简明教理问答手册的作用。关于什叶派神学文献和典型教义简编释文等，参见：E. G. Browne,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IV, 368-411.

[65]除非对土耳其及诗歌中所叙述的一切都不相信或充耳不闻，否则就会知道，正像集合在其旗帜下的土耳其同胞所相信的那样，伊斯梅尔确曾宣布他就是上帝的化身。然而这不是正统的十二先知的观点。他们主张，萨菲只是十二个合法伊玛目中第七人的后代。据此推论，萨菲同上帝的距离只比普通人近一点点。参见：Hans Robert Roemer, “Die Safawiden,” Saeculum, IV (1953), 31-33.

[66]来自阿塞拜疆的七个土耳其部落构成了最初军事力量的核心。

[67]Sir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2d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1), II, 175-76; Laurence Lockhart, The Fall of the Safavi Dynas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8-22.直到阿拔斯时代，波斯人一直缺乏火炮和步兵火器，阿拔斯从欧洲商人和投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罗伯特和安东尼·谢尔利中购买他们。

[68]例如，比克特西托钵僧就可因身为近卫军的顾问而受到近卫军的保护，其他托钵僧组织也与首都的城市行会或地方社团（在安纳托利亚省尤为显著）有类似的战略性的关系。

[69]参见：A. H. Lyby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尽管这个书名似乎与本问题无关，但实际上，书中对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有着极其精辟的分析。

[70]参见：Jadunath Sarkar, Mughal Administration (Calcutta: M. C. Sarkar and Sons, 1920); W. H. Moreland, India at the Death of Akbar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0), pp. 31-94; R. C. Majumdar et al.,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8), pp. 554-65; J. N. Hollister, The Shi’a of India, passim.

[71]这些自传已由A. S. Beveridge译成英文（4 vols.; London: Luzac and Co., 1912-1921）。关于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文学，参见E. J. W. Gibb, 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 II, III (London: Luzac and Co., 1902, 1904)，该书的描述可能过于热情，译文十分丰富。也见Ram Babu Saksena, A History of Urdu Literature (Allahabad: Ram Narain Lal, 1940).

[72]关于这一时期穆斯林的艺术，我参考了下列文献：F. B. Havell, Indi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Mohammedan Invasion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John Murray, 1913); Heinrich Glück and Ernst Diez, Die Kunst des Islam (Berlin: Popyl?en-Verlag, 1925); Arthur Upham Pope, A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Art (London: Peter Davies, 1930); Arthur U. Pope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6v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39); Sir Thomas W. Arnold, Painting in Isl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Percy Brown, 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ugha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L. A. Mayer, Islamic Architects and Their Works (Geneva: Albert Kundig, 1956); Hermann Goetz, Bilderatlas zur Kulturgeschichte Indiens in der Grossmogulzeit (Berlin: Dietrich Reimer and Ernst Vohsen, 1930).

[73]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一度出现的宗教极度混乱的现象在伊斯兰世界并未发生，但这应归功于新的机构，而不是新的思想。既然用其他手段不能应付异端思想的挑战，简单地肯定过去的做法就成为惯例，再以后迎接挑战时也就难以采取创新的方式。况且最虔诚，最有知识的逊尼派穆斯林渐渐发现，毫无保留地接受宗教信仰是唯一可靠的思维模式，而且越无保留越好。但是既然没有争论，话题的思想也就在奥斯曼帝国消失。经学家们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都越来越生疏。这种思想沉闷的局面是逊尼派为维持正统，反对异端的挑战而付出的高昂代价。有趣的是，在波斯和印度，思想界显然相对活跃，尤其是在印度，宗教纷争仍很激烈。

[74]参见：Abdulah Adnan-Adwar, “Interaction of Islam and Western Thought in Turkey,” in T. Cuyler Yong (ed.), Ne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121-22.

[75]Gibb and Bowen, Islamic Society, I, Part II, 179-206.

[76]阇罗尼那主要活动于孟加拉，当时该地那些未开化的人正在融入印度人的社会。这些部落的地位通常接近印度种姓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某些习惯，仪式也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就造成在阇罗尼那时代以前伊斯兰教得以在孟加拉传播，但是以阇罗尼那为中心的这场运动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的继续发展。那些被人们在神的化身面前表现出来的激情所感染过的人，肯定会觉得伊斯兰教的样式和教义死气沉沉，不能令人激动和满意，即使以其神秘主义泛神论的形式表现亦是如此。况且在运动早期，阇罗尼那的追随者根本否认种姓区别，所以伊斯兰教这一主要优势也就丧失殆尽。可参考在基督教正统派内部关于寂静主义的争论中，修道僧和民众的宗教观所取得的胜利怎样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巴尔干的发展。见上文第522页。

[77]参见：K. B. Jindal, A History of Hindi Literature (Allahabad: Kitab Mahal, 1955), pp. 52-155; Dinesh Chandra Sen, History Bengal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lcutta: Universtiy of Calcutta, 1911), pp. 398-565; F. E. Keay, A History of Hindi Literature (Calcutta: Association Press, 1920), pp. 19-72; 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55), IV, 384-95; Melville T. Kennedy, The Chaitanya Movement (Calcutta: Association Press, 1925).

[78]暹罗是在与法国之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才封闭外来世界的。一个名叫福尔根的希腊冒险家是这件事的主角。他是克法罗尼亚岛人，先是在东方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后来转为法国服务并皈依罗马天主教。他得到暹罗王的信任，一度几乎控制了暹罗的外交政策。他利用其地位把法国士兵和传教士引进暹罗。路易十四的宫廷一度对暹罗不久后将彻底皈依基督教充满了信心。福尔根在1688年一次宫廷政变中丧命，不久法国人撤出了暹罗。参见：W. A. R. Wood, A History of Siam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26), pp. 189-216;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pp. 279-315.

[79]这一变化意味着军人所占土地迅速减少，土耳其骑兵在奥斯曼军中所占数量也相应减少。新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有城市背景的穆斯林，他们占有土地是因为担任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职务。很多头衔的合法性都是颇值得怀疑的。参见：Richard Busch-Zantner, Agra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udosteuropa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8), p. 63; Jovan Cvijic, La Péninsule Balkanique: géographie humaine (Paris: A. Colin, 1918);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Rinehart, 1958), pp. 138-42; Traian Stoianovich, “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 1600-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I (1953), 398-411.

[80]1560-1579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大臣穆罕默德·索克里利用其权力重设伊贝克主教一职，并指定其兄担任这一职务。

[81]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建筑极为厌恶，总是反对兴建新教堂。他们还设置障碍，阻止修复旧教堂，规定如果翻修，必须事先得到官方同意。

[82]参见：Cecil Roth, The House of Nasi: 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9).

[83]Traian Stoianovich, “The Conq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 (1960), 244-48.

[84]有这样一件事十分说明问题。一个曾成功地重建中国沿海防务的海军将领，由于遭阴谋陷害，不但被罢了官，甚至还丢掉了性命。参见：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ireira, Fr. Gaspar da Cruz, Fr. Martin de Rada (1550-77)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pp. xxvi-xxix.

[85]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Michel N. Pavlovsky,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 pp. 4-41.

[86]国姓爷系郑成功（卒于1662年）的葡语音译（此说有误，郑成功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后由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并封忠孝伯，故又称国姓爷。——译者注）。此人自封为南明政权遗臣，曾以中国南方沿海（主要在福建省）各港湾水域及周围海岛为基地建立海盗国家，1662年他临死前又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岛。有关郑成功的事情参见：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44, s. v.); Henri Cordier, Histori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Paul Genthner, 1920), III, 262-65.

[87]中国的海军战舰有时还是强有力的，例如1520-1522年就曾几次战胜葡萄牙船队。然而朝廷中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却使海上竞争不能成为长期战略，被裁处的水兵又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海盗行列，这反过来更加深了朝廷的忧虑。参见：P. A. Tschepe, 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 (Jentschoufu: Verlag der katolischen Mission, 1907), pp. 216-307.

[88]澳门好像就是葡萄牙人与中国地方官员经过协议而建立的基地，葡萄牙人同意使用其船舰去对付海盗。参见：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 pp. xxxv-xxxvi; Tien-tse Chand, Sina-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yden: E. J. Brill, 1934), pp. 86-93.中俄之间于1689年正式形成的文字协定是值得注意的。此后中国南部地方当局与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商旅达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协议的条法基本上与中俄协定相同。这两件事表明，中国选择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即与边远势力达成妥协而集中全力对付身边的直接威胁以确保各地的和平与秩序。因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欧洲人在中国南方口岸取得的那个小的立足点完全无关大局，只不过是朝廷在处理无穷无尽的袭扰边防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个权宜的外交手段而已。

[89]参见：Ping-ti Ho,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VII (1955), 191-201.

[90]这些数字可能有很大误差，学者们的估计也极不一致。我这里是根据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0, 264-66.

[91]满清时期，中国学者为整理古代典籍而表现出的钻研精神也可能是受当时欧洲正在发展的科学理论研究的影响。这是面对新事物心理失去平衡因而产生的一种怀古情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发生了由东正教牧首尼康领导的、以复古方式弥补地方文化缺陷的自卫反应式运动。在暹罗、缅甸和日本也都同样出现过坚持宣扬其古老的民族文化以反抗欧洲势力入侵的行动。然而在所有这些逃避现实的倒退性行动中，只有中国能在发掘古典文化的技能方面取得欧洲最优秀学者也难以企及的进步。

[92]参见：J. R.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68-70; Fung Yu-la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 592-672; Osvald Siren, 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 (London: The Medici Society, 1938), ii, 70-77 and passim; Cyrus H. Peake, “Some Aspec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China,” Isis, XXII (1934-35), 173-77.事实上，很难评价1582年后开始深入中国，并于1601年开始在帝国朝廷中设立总部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功绩。有些传教士已经在帝国统治阶层中占据了高级职位，如在1640-1664年间居传教士首席的汤若望。其人员对满清第一个幼年即继承大统的康熙皇帝起到过明显的支配作用，因为康熙是把他看作是良师益友。参见：Alfons V?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Cologne: J. P. Bachem, 1933), p. 192.书中甚至将其吹捧到如此程度，意说：由于康熙皇帝本身对于管制国家事务之方法所知甚少，因此汤若望在1651-1660年间实际上曾一度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是，尽管传教士们能进入朝廷，能作为天文气象、机械工程以及数学物理方面的专家受到王府的重用，能够忠诚的传播基督教文化并使中国居民信奉和加入基督教会，可他们毕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因为在大多数有修养的中国人眼里，基督的真理和教义依据只是个一种外来的旁门邪道，而一些与科举无关的旁门邪道对于那些专注于传统文化的中国文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的。参见：Arnold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在学习方法上面，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批判方法也许有助于刺激中国汉学家去批判佛教对儒教经典的补充部分。参见：Herrlee G. Creel,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New York: John Day Co., 1939), pp. 258-59.但这样以来也会产生副作用，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对儒教经典中所参杂的佛教教义进行批判的同时，由于基督教正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人很可能也会把他们新学会的挑剔眼光转向基督教。参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29), pp. 196-97.

[93]欧洲新式火器引进日本与日本中央政权统一全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枪（旧式滑膛枪）炮比刀剑更便于控制其供应渠道。参见：Delmer M. Brown, “The Impact of Firearms on Japanese Warfar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II (1948), 236-53.

[94]参考十一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专制君主们对北欧海盗（八至十一世纪时他们不断骚扰欧洲沿海）的镇压措施。在这两种社会里，每个真正成功的海盗最终都会成为当权者不能容忍的敌人。在日本，由于军阀众多而可封授的土地很少，因而形成幕府统治中一个尖锐棘手的问题。那些封地少的军阀明显地表现出对当权者的不满，同时很自然地置其野心于海外劫道行业。这样，禁止航海的极端严厉措施，对于那些觊觎封土者来说，无疑是显得合情合理的。

[95]在十六世纪后半期，从澳门出发的葡萄牙商人曾经扮演过奇特而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由于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国与日本的官方联系早已断绝，因此两国间的和平贸易，至少官方贸易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中国的丝绸和其他奢华服饰却早已成为日本贵族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同时中国也需要日本的白银。这样葡萄牙商人就成了沟通两国的中间人，在两国之间运载货物往来，并从转手贸易中赚得丰厚的利润。参见：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The Hague: M. Nijhoff, 1948).

[96]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I, lxxiv-lxxxiii.维吾尔族人民的摩尼教和哈扎尔族人们的犹太教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作用。

[97]参见：G. P. Murdock, Africa, pp. 284-327, 364-68, 392-405, 410-21, and passim; D. Westermann, Geschichte Afrikas, pp. 94-208, 211-75, 288-92, 390-97, 412-16, and passim; J. Spencer Trimingham,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141-47 and pas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