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往事——党同伐异 小报流行

宋代建立以后，由于积极贯彻“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官僚机构重叠、兵员冗滥，百姓生活非常艰难，国家长期遭受外敌欺辱。宋太祖开创的蓬勃向上的社会气象，很快就消失了。

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衰败景象而进行的多次改革均失败了，范仲淹以改革冗官滥政为目的的“庆历新政”失败了，王安石推行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改革也失败了。几次大的改革，对社会弊端没有改变多少，却使国家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党争之中。南宋立国，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使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和战之争，代替了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新旧党争；而邸报与小报的活跃，则使和战之争更加激烈，同时也让邸报上了平面媒体。一股股汹涌的潜流在邸报与小报版面中涌动，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无论是对新旧党争，还是对和战之争，都不能简单地排队画线。有时候支持变法的未必是好人，比如被人称为“六贼”之首的蔡京就旗帜鲜明地说自己是变法派；有时候反对新法的未必是坏人，比如大文人苏轼和范纯仁等品德高尚之人。和战之争也是这样，有时候主战的未必是好人，比如奸相韩侂胄；有时候根据国力民心和军事形势，主张和议、主张保守的未必就没有道理，未必就都是落后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里，保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激进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褒义词。

由于封建时代缺乏必要的政治文明，没有一个政治协商和妥协的机制，所以在宋代，无论是新旧党争，还是和战之争，都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倾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朝臣上台必然彻底打垮旧的朝臣。正是在这政策反反复复和无情的政治倾轧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才一次次受到重创，国脉民力才一次次受到严重消耗，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绝对是一件坏事。

要论起宋代的新旧党争，还应该追溯到“庆历新政”时代。“新政”实施的考察干部，淘汰冗员，精兵简政的《按察法》，着实让高官显宦和他们的子女好一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本来人家过去高薪酬加灰色收入地拿着多滋润，可按《按察法》就得下岗再就业，人家能不恨你吗？“新政”的反对派，想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找到突破口，可惜白搭了工夫，于是就攻击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人结党营私，阴谋夺权。这可是见血封喉的狠招儿，连宋仁宗对范仲淹、欧阳修他们都产生了疑惧，于是欧阳修就写了著名的政论文《朋党论》，予以反击。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全面整顿北宋日渐腐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挽救危亡的国家。但由于封建体制下的改革，从来不承认政治利益的多元性，所以主持新法的当政者认为，只有狠狠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树立新法的权威。怎样树立权威呢？就是向老祖宗商鞅、武则天去取经。这就是鼓励告密者，让他们“升官发财坐汽车，起码娶上俩老婆”，过上幸福生活。同时发挥他们的能量，在社会上造成人人自危的乱局。当然告密也成了新旧党争的有力武器。于是把亲戚朋友甚至情人配偶的书信、日记上交；开会引诱别人说错话，搜罗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然后通过小报告，汇总到王安石王荆公那里，以便让他老人家及时掌握社情民意。至于变法派吕惠卿搞的个人向政府自报财产的“手实法”，在封建体制下，只有靠别人告密才能实行，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这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告密者在出卖别人隐私的同时，其实也出卖了自己的尊严。知道对方隐私的，不是亲朋故旧就是情人密友，连最亲近的人都敢出卖的人，其人格会变得很卑微，其道德会沦丧得非常可怕。树立这样不讲信义、不讲忠诚的典型，建立这样的导向坐标，只会使社会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矛盾激化。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明白：靠告密只会有利于暂时的统治，新法也只会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对良好社会风俗的破坏，则会造成国将不国人人自危的可怕局面。

果然，到王安石实行变法的第十五年个头，宋神宗逝世，尚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朝政掌握在他祖母宣仁太后手中。她起用守旧派首脑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了新法。不久，宣仁太后死了，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等人，继续推行新法，过去废除的东西又一律恢复，过去得到重用的保守派又被全部撤职。这种政策上要么就是全面肯定，要么就是全面否定的做法；人事安排上一会儿全上来，一会儿全下去的运动方式，使国家大伤元气，它对国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损害，足以将推行新法带来的成效抵消掉。

在整个新旧党争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苏轼和范纯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判断。有时候苏轼的认识未必透彻，判断也未必准确，但也决不随波逐流，决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变法派和保守派不约而同地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也能以国事为重，客观地评价新法，突出自己的主张。这种可贵的独立人格，是应该得到人们充分尊重的。

说起新旧党争，当文化无赖蔡京当了宰相后，更走向了极端。他以变法派的面目出现，把反对他的朝臣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地列为元祐奸党，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流放。并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总共三百零九人，刻在文德殿门前的石碑上，史称“元祐党籍碑”。他还命令把其手书石刻党籍碑传之全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旧党争，撞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不久发生的“靖康之难”就是新旧党争恶化的必然成果。

“靖康之难”后，大宋君臣被押到了金国都城会宁府参加献俘仪式，他们大概已没心思传达党籍碑精神了；大冷天的，金国统治者让他们光着膀子，去金主庙行“牵羊礼”，他们大概也不会抗议这有辱天朝威仪了。

前面说过南宋立国，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社会对政府滥政和官员腐败的愤怒，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和战之争，代替了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新旧党争。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保家卫国、抗战图存上来了。

可南宋持续百年的和战之争，结果是先后订立了“绍兴”“隆兴”和“嘉定”三个和议。南宋的重臣个个是大学问家，要是把三次和议写成论文，没准会获得政治学、经济学两个诺贝尔奖。您想，光算清三个和议赔了人家多少国土、多少钱物就得搭多少工夫，费多大脑子？

本来和与战是两军对垒中经常碰到的事。什么时候战，什么时候和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保存和壮大自己。赵构如果为了国家和百姓的休养生息，为后来的南宋挥师北伐积聚人心、创造物质条件，暂时主和也并没有错。他爹他哥对民心的巨大伤害，对国力的巨大伤耗，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老祖宗制定的先南后北的策略，给后世带来的严重外患，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一个极度重文却不尚武的朝廷，又养了一代又一代五分加绵羊的孩子，胎里带的软骨病，也不是一天可以治好的。谁让出身武夫的祖宗，却偏偏愿意让子孙上大学；把自己过去丢失的东西，让后代替自己找补回来呢！

我认为南宋统治者，在外敌面前之所以硬不起来，主要不是经济问题，不是没本钱打大仗，主要是因为上面说过的那些宋代积弊，造成军人的地位低下、不被信任，文人地位虽高却总是清谈误国，致使文武不和，将帅不和；在荒年，甚至平时，把流民、溃卒和盗贼都招募到军队里，致使军队素质下降，军纪废弛；再加上南宋疆域狭小，无处养马，组织不起来强大的骑兵军团，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南宋军事力量的极度薄弱，在宋金的交战中屡屡败北是不奇怪的。

问题是南宋立国后，在岳飞、吴玠、张俊和韩世忠等将领的努力下，联手打击金兵进犯，并取得了一些战役性胜利后，特别是绍兴十年《绍兴和议》前，刘锜率领八字军以少胜多取得了顺昌之战的胜利后，战争形势对王朝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南宋统治者仍然硬不起来。

话说，当时在北京的宋使洪皓派人给朝廷送回密报说：“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啥意思？就是说顺昌大捷金兀术大败，金人就要卷铺盖卷往北逃跑了。一句话，南宋的抗战出现了少有的大好形势。

可赵构偏偏在这时解除了韩世忠、张浚等大将的兵权，并自毁长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了，紧接着就于绍兴十一年即公元1142年，南宋与金人订立了一个屈辱的《绍兴和议》。随着和议的签订，赵构迎回了他爹的灵柩和老妈的活人，但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宋、金两国重新划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割让河南境内唐、邓二州和陕甘一带商州和秦州约一半的土地。每年还要向金国奉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逢金主的生日和春节，大宋都得遣使称贺，并送去丰厚的年货和真诚的问候。人家金主的年货，可不是一袋米、两桶油就打发了。除了吃的，你还得准备贡银、绸缎，外加文物珠宝。当然为了感谢赵构的孝心，金主也有回报，给南宋历代君主，都评了世袭儿皇帝的职称。

《绍兴和议》后，双方其实都已无力再战。南宋这边窝囊；金国那头也是内讧不断，比如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曾撕毁协议，再度南侵，但是在行军途中就被叛军杀死了，进攻被迫停止。以后大金国只好靠军事讹诈来发展经济，谁敢不给他东西，他就跟人家“耍杂巴地”，搞战争恫吓。这样宋、金之间，得以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维持统治期间虽然偶有冲突，但战争规模都不大。

1163年南宋孝宗即位后极想有所作为。他一度重用抗战派人物张浚，并出兵北伐，但南宋军队在符离（安徽宿县）被金军打败了。战后双方又签订了《隆兴和议》。这个和议规定：“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可见金国，也怕再起战端，他们国内纷争不断，饥荒严重，国力也快撑不住了。

宋宁宗时，右宰相陈自强公开索贿，地方官给他送公文时，都要注明“某物若干并献”，否则别管多急的文件，就是边关战报，他也给你扔一边去；而以外戚身份当上宰相的韩侂胄又积极主战，试图以兴师北伐洗刷自己靠裙带风当上宰相的耻辱，达到独揽朝政的目的。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仓促出兵，不久北伐就失败了，韩侂胄顷刻间成为妄启兵端的祸首。礼部侍郎史弥远献计，借韩侂胄项上的人头向金国乞和。为了讨好金人，他还建议为死去的秦桧平反昭雪，恢复王爵，恢复过去好听的谥号。

秦桧刚死时，高宗为他题写的碑文是：“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谥号是“忠献”。韩侂胄起兵前，秦桧的谥号便改为了“谬丑”。这回韩侂胄战败了，史弥远又全都翻过来了，这小子知道人家秦桧是他们卖国者的先驱，大金国认他这个汉奸品牌，于是南宋很快就与金人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您说小朝廷君臣为求得苟安，多么无耻；而秦桧的谥号竟成了和战两派的晴雨表。可此后，不管晴雨表怎样升降，宋、金两国再也无力发动大的战争，直至另一个强敌打来。

在上层进行和战之争的同时，下层文人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绍兴八年，赵构要向金拜表称臣，李纲上书无效，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张元幹各为他们写了一首《贺新郎》，以诗词为武器表示声援；辛弃疾则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来为朝廷北伐出谋献策，因此可以说诗词文是主战派发表自己见解的另一种形式。受辛弃疾的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词人无不以自己的爱国诗词表达救国主张，但结果却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栽两棵树，老几位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虽始于汉代，但是宋代才是我国新闻传播活动长足发展、走向繁荣的朝代。其中，宋代的邸报在唐代“进奏院”旧制的基础上，发展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由中央政府统一编印发行的官报，用一句现代行话来说就是机关报。宋代的报纸，除了“邸报”，还有“朝报”、“边报”等等。“邸报”、“朝报”、“边报”都是政府的公报，内容是由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而北宋初年设置的都进奏院，则是中国最早的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方新闻机构，类似于现在一些国家的通讯社。

由于两宋始终处在外敌的打击下，所以百姓非常关注战局的变化和朝廷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情况，而官方新闻机构出版的报纸“邸报”又不能准确地报道战事，总是登载一些大而无物的清谈文章——清谈误国，也是两宋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宋代小报应运而生。宋代小报正是在北宋末年国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产生、在危机四伏的南宋时期繁荣发展，并成为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媒介。

说明白点儿，北宋末年开始兴起的小报是中国最早的民办报纸，或者说是一种地下“小报”。邸报和小报产生背景的不同、传播性质的不同，二者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传播内容、从业人员，共同构成了宋代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小报”报道的内容正是“邸报”没有或者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奏章”。它刊载的消息不完全可靠，但也并不都是谣传；有的小道消息还逐渐得到了确证，它起到的作用和功能很像眼下的网络。

“小报”在大量刊印主战派奏章的同时，也渐被各派利用为排除异己、进行党争的工具。宋王朝对“小报”以“撰造浮言”、“肆毁时政”、“动摇众情”等罪名多次查禁，但却屡禁不止。其实，“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在成为话本小说的过程中，也多少受到了“小报”的影响，它们其实是朝廷上和战之争的民间版。至于南宋那些无耻的君臣，就只能成为“小报”鞭挞的对象了，因为老百姓的爱憎是非常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