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老婆都保护不了的皇帝 ——从开元之治到唐朝灭亡



一

纵观历史，当一个王朝经过大规模内战统一天下后，只要国内外没有战争，皇帝不太糊涂，没有过分花钱，能够做到鼓励国内生产，那么国力就会逐渐恢复，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实现所谓的“治世”和“盛世”。

从唐朝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唐朝的政局基本符合这个模式。虽然武则天改制造成了上层动荡，但平民百姓基本不受影响，直到她的孙子李隆基登上皇位，国力还一直处于上升之中。李隆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干，他整顿吏治，节约政府开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一路上升的基业又推进了一把，让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因为这段时间的年号为“开元”，所以历史上称为“开元之治”或者“开元盛世”。

开元年间，国家空前富强。唐代诗人杜甫回忆当时的盛况，写下了名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yì）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lǐn）俱丰实。”“邑”是“城市”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想当年开元年间，一座小城市就有万户人口，公家和私人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稻米雪白圆润，质量上乘。

简而言之，就是富得流油。

长安城是大唐盛世的代表作。长安东西长近一万米，南北长八千多米。以今天来看，也是算一座大型城市，在当时更是全世界第一的巨型城市。由于面积太大，居民住不满，城市里甚至有一些地方用来种田。

长安城正中间直通皇宫的大道朱雀街宽150米，长5千米。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天安门门口的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是120米。换句话说，朱雀街比今天的长安街还宽。

唐朝的大型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苏州——的格局很有特色，它们都像棋盘一样，用横平竖直的街道把城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长方形，每一个长方形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区，叫作“里”或者“坊”。这种城市格局，称为“里坊制”。这是从西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城市结构，唐朝的长安是里坊制的最高峰。

当时的百姓都居住在“坊”和“里”中。今天，汉语里还有“街坊”“坊间”“里弄”“邻里”这样的词，城市里有些小区还称作“某某里”。大部分坊都是封闭的，坊的四周有墙，四面设有坊门，居民出入都要经过坊门。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有围栏、有门卫的居民小区。如果你是王公贵族和一定级别的官员，那就可以在坊墙上为自己家专门开一个大门，不用走坊门了。

里坊制的主要好处是易于维持治安。在古代，大部分朝代的城市到了晚上会施行宵禁，也就是不许路人随便走动。因为古人没有发达的照明设备，城市里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路灯，只能靠月光和灯笼照明，照明效果很有限，夜晚的城市是非常黑的。

我们在古装片里常看到“黑衣人”或者一身黑的忍者，感觉非常可笑：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多显眼啊，这一眼不就让人看出来是坏人了吗？其实，是因为影视片在拍夜景戏的时候也要打上非常足的光——比我们平时点的灯还要亮很多，否则我们没法看清楚屏幕上的画面。而在真实的古代，夜晚是漆黑一片的。尤其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在没有灯烛的情况下人类任何东西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比喻。在这样的夜晚，要是穿一身黑衣服，那就真能起到隐身的效果了。所以有一句成语叫“月黑风高”，典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意思是没有月光的夜晚适合犯罪，风大的天气适合纵火，用来形容危机四伏的环境。

古代城市的夜晚倒是有巡逻打更的，可是巡逻的他得看路看人啊，得点一灯笼。在漆黑的夜晚，坏人隔着八丈远就能知道巡逻的来了，可以轻松躲开。换句话说，在古代的夜晚维持治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所以很多城市干脆就实行宵禁制度：天一黑，没有特殊的文件，谁也不许出门，全都在屋里待着！谁出来谁就是坏人，必须严加盘问。

里坊制就是为了宵禁制度设计的。坊里有专门的治安官和门吏，到了晚上，所有的坊把门都关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结婚、生病、亡故）外，谁也不许出入。不过，不许人家夜里出门也太不近人情，你就不许人家晚上出门喝酒喝得时间长了点？或者半夜饿了想买个吃的？所以坊内不实行宵禁，在每个坊里都有一些小商铺，小饭馆，夜里也允许经营。那有人说了，坊内也缺乏照明啊，要是有人在坊内干坏事怎么办？关键在于，一个坊内人数有限，而且大家都住在一起，互相大多认识。就算晚上有人趁着天黑干坏事，大家早晨起来别开坊门，互相一查问，坏人也就难逃惩罚了。

唐代城市的市场也被圈在围墙里。在长安，除了坊内可以有小商铺外，大的商店都必须圈在两个“市”里。这两个市分别位于长安城的东边和西边，被称为“东市”和“西市”。市和坊一样，也按时开关大门，早晨起来打开大门，人们才能进去买东西。到了天黑的时候关上大门，所有的营业活动都要停止。这对于习惯夜生活、习惯晚上吃喝玩乐的现代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了。

二

唐朝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强盛”的印象，还不在于有多么宏大的城市和建筑，而在于它对外族的包容。唐王朝的民族包容，主要原因来自于唐朝前期国力的空前强大，对外战争屡获大胜——只有我相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威胁到我，我才会真正包容你。

唐朝初期有两大军事功绩：一是征服高句丽，二是征服突厥。

别看高句丽面积不大，在当时却是个不容易征服的国家。因为高句丽地处北方，天气寒冷，又有漫长的雨季，一到雨季道路就变成了寸步难行的泥潭，军队无法行动，补给难以运输。古代卫生水平不高，到了雨季还容易发生瘟疫。高句丽利用天气的特点，在面对进攻时总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拖到雨季也就等于胜利了。当年杨广两次东征高句丽失败（还有一次没打成），结果亡了国。后来李世民当皇帝，又两次东征高句丽，结果也没打下来。一直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的时候，利用高句丽内乱的机会，一举灭掉了高句丽。这是唐朝在东北地区的胜利。

在西北地区，随着突厥的灭亡，唐朝像当年的汉朝一样，获得了西域地区的统治权。此时的唐朝，除了西南地区新崛起的吐蕃（bō）外，四周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对手了。

因为军事、外交上的强大，唐朝前期对于各民族非常包容。李世民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很多高级官员、武将都出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集团军的最高领袖，金发碧眼的胡人时常出现在朝堂之上，甚至不少集团军的将领，就是被唐朝灭了国的高句丽人、突厥人。朝廷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这些将领也为朝廷尽心效命。

那时的长安城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吐蕃人，朝鲜人，日本人……各色教堂、庙宇林立，有中国本土的道教，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祆（xiān）教］，来自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的伊斯兰教，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景教），来自中亚的摩尼教，等等。街上的汉人们大模大样地穿着“胡服”，街边的小吃铺摆放着热腾腾的“胡饼”，“胡姬”在长安城的酒馆里招揽着客人，酒楼里传出“胡琴”的乐声，歌女们跳着优美的“胡旋舞”……各个民族、国家、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和平共处，这是个可爱的时代。

唐朝的包容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你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一种体会：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顺利，没受过挫折，他往往待人真诚热情，缺少戒心。假如一个人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屡遭背叛和伤害，那他多半会对外人充满戒心，倾向于用恶意揣测别人。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后，中国不断承受周边民族的劫掠和入侵，在五代十国达到高潮。宋朝建立后非但没能减少入侵，反而变本加厉，迎来了辽、金、西夏数百年的进攻，最后以蒙古的残酷统治告终。从此以后，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汉夷之分”成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伤疤，对待外族总是戒备多亲善少。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政府在明显打不过满清的情况下，别说投降，连和谈的选项都没有。皇帝敢提一句和谈，大臣当场就能把皇帝吃了。到了清朝末年，听说外国人要来中国开教堂全国都吓疯了，老百姓自发包围了教堂，把里面的男女老幼通通杀死。甚至有的中国人因为手里拿着个洋伞，身上穿个洋袜，都会百姓被抓起来杀掉。这如何比得了那个满街“胡服”、“胡琴”的年代？再后来，中国又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又有冷战的中西对峙，又有和周边的各种冲突。每一次都强烈刺激着我们的民族情绪，全世界随便提起一个国家来，都会有人恨得牙根痒痒。

我们就像是那个饱受生活伤害的中年人，再也无法露出当年的纯真笑容。

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隆基创造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顶点，也是唐朝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前面说过，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是同一类人，他们的局势原本很不错，只因为总想搞大功业，想千古流芳，最后役使民力过重，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我给这种皇帝起名叫“秦皇汉武病”。

而李隆基生的是另一种“病”——“晚年昏庸病”，它是高寿的皇帝才可能有的一种病。这种皇帝，年轻的时候很有能力，每天勤奋工作，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变得越来越保守、懒惰。

这点很好理解：如果你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一定希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因为未来对你来说还很长，建设好了还有机会享受。但如果你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想到年轻的时候该干的活都干了，年轻人的成就感也都得到了，再加上岁数一大精力不济，也就无暇顾及太多。到了这个岁数的皇帝就渐渐怠于政事。连续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也该休息一下了嘛。

这类皇帝到了晚年，开始把政务委派给别人，自己躲在一边专心玩乐。因为岁数大了，懒，所以底下人汇报坏事他们就不爱听——多烦呀，就喜欢听喜报。这些皇帝前半生不断建功立业，政绩一件接着一件，身边的恭维更是常年不断，时间一长免不了过于乐观，底下喜报连连他觉得是正常的，偶尔报告一些问题他也不去警惕。结果国事在他们的统治下日趋糜烂，各种隐患不断膨胀，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国家正在悄悄走向崩溃。李隆基和清朝的乾隆，都是典型。

单说李隆基。

李隆基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犯“晚年昏庸病”，变得贪玩、怠政。他特别喜欢音乐，会演奏多种乐器，还能自己作曲，据说《霓裳羽衣曲》就是他根据印度舞曲改编的。他还建立了称为“梨园”的音乐机构，后来的人们就把“梨园”当成曲艺界的代名词。

李隆基特别喜欢热闹。原本唐代城市到了晚上，坊和市都是关闭的。但唐玄宗规定，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坊、市可以不关门，大家通宵玩乐。

就像秦始皇、汉武帝晚年很怕死，追求成仙一样，李隆基也梦想着长生不死，晚年非常信仰道教，花了很多时间在修行、炼丹一类的事上。

更有名的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之间的故事。

杨玉环的本名今天不得而知，“玉环”是她的小名。杨玉环原本是李隆基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小了李隆基三十岁。因为宦官高力士的推荐，李隆基看上了杨玉环。可是杨玉环是自己的儿媳妇啊，按老百姓的话说，公公追儿媳妇，这叫“扒灰”啊。你一当皇帝的，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怎么能跟儿媳妇乱来呢？

要说人一沾这下三路的事，脑子都变得特好使。李隆基下了一道圣旨，要杨玉环出家当道士。什么叫“出家”，“出家”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脱离原来的家庭关系。所以杨玉环一出家，她就自动解除了和寿王之间的夫妻关系，李隆基下手就方便多了。然后杨玉环出家的道观在哪儿呢？就在李隆基的皇宫里。所以李隆基借着“信仰宗教”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仅让儿媳妇离婚了，还把儿媳妇接到了自己的宫中，明目张胆地成了自己的情人。五年后，李隆基把杨玉环扶正，正式封为贵妃，实际的待遇等同于皇后。

李隆基霸占儿媳妇，这事我们得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李唐王室推崇儒家礼教，以儒家伦理来看，这种事的确摆不到台面上来。否则李隆基也不会先让杨玉环当几年道士来遮羞。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李唐王室的前身是鲜卑贵族，生活习俗上还留下一点游牧民族的遗风。游牧民族原本有“转房婚”的习俗，一女多嫁先嫁兄后嫁弟，先嫁父后嫁子都属于正常情况。因此以当时人的价值观来看，这也不算太乱。

但是儒家学者喜欢从道德方面总结王朝兴衰的原因。唐朝衰亡自李隆基始，儒家便认为李隆基乱搞男女关系要为之负责。其实唐王朝的衰亡并不取决于李隆基宠幸谁，甚至和李隆基本人是否勤政都关系不大，唐朝的没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四

前面说过，一个王朝在刚平定天下后，只要能保持稳定，经济就能不断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导致王朝走向衰落。其中最常见、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弊病，一个是人口过多，一个是土地兼并。这两个问题越突出，国家就离灭亡越近。中国历代王朝一直都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办法。

李隆基一朝的由盛转衰，也和人口过多以及土地兼并有关。

具体的导火索是征兵制度。

隋朝和唐朝早期，国家的征兵制度叫作“府兵制”。具体做法是强行指定一批老百姓，他们终生拥有特殊的户籍，叫作“军户”。这类百姓种田可以不交赋税，但在农闲的时候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定期服役，在国家遇到战争时还会被临时征召，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粮草还得自己准备。打仗的时候，国家从各个军户里抽调士兵，组成军队后交给将领。打完仗后，军队解散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耕种。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兵。

我们在中学课堂里学过的《木兰诗》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可汗大点兵”的时候，花木兰家一定要出一个人打仗呢？就是因为她们家是军户，有义务当兵。诗里还说，花木兰应征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jiān），南市买辔（pèi）头，北市买长鞭”，鞍鞯和辔头都是骑马所需的装备。也就是说，花木兰去打仗时，马匹和装备是要自己准备的。

府兵制的优势是节约军费——军粮和军费都由军人自己出，解决了后勤供应这个大问题。缺点是战斗力弱，因为士兵平时还要耕地劳作，战斗力不如专业军人。而且每次战争士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士兵之间、士兵和将领之间互相不熟悉，在战场上难以配合。

更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足。

府兵制要求军户免费替国家打仗，前提当然是国家得给军户土地，得让人家有饭吃。所以，实行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制。也就是国家给百姓分配土地，在百姓去世后把土地收回，再分配给其他人种植。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逐渐拿不出这么多土地了，到了李隆基的时候，很多军户分到的土地比唐初规定的田亩数要少得多。然而军户还必须按规定应征打仗，打仗还是要自备武器和粮草，这样一来军户可就不乐意了。

更要命的是，李隆基一朝，唐朝的对外战争还很频繁。

李世民和李治四面作战，为唐朝开拓了广大的疆土，虽然大振了国威，但也拉长了中国的边境线，增加了防守的难度。盛唐再强大也没有办法改变中国北方的降水量，没有办法改变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随着唐朝边境向远方开拓，守卫边疆的成本直线上升。

到了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很多曾经臣服的周边民族开始蠢蠢欲动，甚至有的重新和大唐为敌。到了李隆基统治时，李隆基像其他盛世君主一样，因为国力强大所以心高气傲，喜欢对外用兵，发动了不少战争却败多胜少。败仗越多，需要的士兵就越多。军户长期在外不能回家种田，又总吃败仗，更是苦不堪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王公贵族们觉得开疆拓土豪气万千，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命就有一条，谁愿意去卖命打仗呢？军户是国家强行规定的，府兵制是义务兵，如今打仗这么频繁，这么辛苦，分到手的田地却越来越少，谁还会愿意干这种苦差事呢。所以，当时有很多军户逃跑。这些逃跑的农民本来就是士兵，手里还有武器，于是潜入到深山老林中当起了土匪，反过来还扰乱了国家的治安。

府兵制搞到最后，已经没有军队可用，搞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李隆基只好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

募兵制就简单了：国家出钱，雇佣百姓打仗。这些士兵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平时也就不用种地了。他们成了只负责打仗的职业军人。因为一门心思只打仗，所以士兵的战斗力提高了，而且国家也不用再拿出土地，打仗需要的钱从其他有土地的人手里征税就可以了。

看上去募兵制把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它给唐朝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府兵的本质身份是民，因为他们的吃喝是从种地中来的，打仗是不得不干的一项劳役，能不打仗最好还是不打，天天守着自己的土地过安生日子才好呢。而募兵制下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吃喝是靠打仗换来的。谁给他们钱，他们就愿意为谁打仗。所以他们不怕造反——造反也是打仗，不造反也要打仗，都一样——只要多打点不容易死掉的胜仗，上级多给点钱，他们就知足了。

所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等于埋下了军队造反的种子。

募兵的战斗力比府兵强，但就算这样，唐朝军队还是难以应付边疆危机。当年李渊造反前负责守卫北方边境，他手下的边防军是他造反的主力。因此，唐朝建立后，特别注意防备边防将领专权。在府兵制时代，平时边疆的常驻士兵数量很少，需要打仗的时候才临时抽调士兵，临时委派将领，打完仗后军队解散。而且府兵的主力大都被在首都附近，原则是“内重外轻”。对于那些常驻边疆的将领，朝廷要求一个将领不能同时管理多个军队，不能管理地方财政事务，任职最多三年就会撤其兵权，把人调走。

显然，这些规定都会大大降低军队的战斗力。府兵的主力在首都附近，有大规模战争时需要临时开拔到边境，漫长的路途让军费剧增。李隆基时边境战事频繁，唐朝在东西方都有敌人，等于是双线作战，没事就把中央军调来调去也不现实。

针对这些问题，李隆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全国设立了九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节度使”，管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士兵就地招募，长期驻守，节度使和士兵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果然大大提升，唐朝的对外作战形势有所好转，打了一些胜仗，让李隆基非常满意。但这一举措也潜藏着危机：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出现了割据叛乱的危险。

唐朝的盛世，也就亡在这上面了。

我们还可以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节度使问题。

对于社会制度，稳定性和效率往往不能兼顾，要追求一方，就要牺牲另一方。

比如说，独裁制是各种社会制度里最不稳定的了。独裁者生病、去世、一时犯糊涂、甚至仅仅是心情不好，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但另一方面，独裁者要想办一件事，效率是最高的：皇帝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资源都得为这件事服务，没有任何人敢跟皇帝扯皮。

如果是多头管理，稳定性增加了，效率就降低了。还拿古代中国做例子，皇帝本人独裁，但是到了地方上是多头管理：一个部门管民政、一个部门管军事、一个部门负责监察，没准还有皇帝派来的宦官在一边监视着。这一多头管理，地方上是不容易欺上瞒下了，但执行效率也降下来了。皇帝那边儿决策效率很高，一道命令下到地方上：执行吧！地方的那些官员可就乱来了，有心眼实的真心干活，有懒的浑水摸鱼，还有坏的在里面拆墙脚。A部门要B部门配合，B部门不乐意了：凭什么呀，你们的活为什么要我出力？B部门要C部门出力，C部门一想：诶，这是贪腐好机会啊，反正这个项目这么大，也不差我贪这一点儿。结果每个部门都这么想，事情办砸了都往别人身上推，这执行效率能高吗？

唐朝的边防也存在有这个问题。

唐初将领不能管理政务、将领要经常换防之类的政策，出发点是为了政局稳定，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不许一将独大的制度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平白无故减少了军队的战斗力。

唐朝的问题是，唐初疆土开拓得太猛了，几乎达到了古代中国可以防守的极限。唐初的皇帝自己打仗打得很爽，可没有想过等将来国力下降，或者周边民族实力提高的时候，这么大的疆土后辈该怎么看守呢？

更惨的是，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和统治阶层腐化是古代王朝无法克服的难题，王朝存在得越久，这些问题就会越厉害，国力下降是迟早的事。李隆基在国力无法支持边疆战争的情况下，要么选择放弃国土，要么就得用牺牲稳定性的代价换来军队的高效率，没有别的路可选。而且随着国力的持续下降，全盘的崩溃还是不可避免，不是在对外战争中溃退，就是在内部民变中覆灭。实际上，唐朝后期这两样惨事都占全了。

五

当时的唐朝主要有两大边境压力，一个是位于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这个新崛起的势力几次打败大唐军队，实力不可小觑（qù）。另一大压力在今天的河北地区，当时多个少数民族混居在此，情况非常混乱，不是一般将领能搞定的。

胡人安禄山就是个能搞定河北地区的超级人才。安禄山通晓六国语言（就学了一门外语还不及格的请自觉去面壁），也很会混社会关系，在河北复杂的局势中或打或诈或拉拢，在这里保持了多年的安定，这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因为这个原因，李隆基十分重用安禄山，这原本不算错。但是得了“老年昏庸病”的李隆基过于贪图安逸，他让安禄山长期担任节度使也就算了，竟然还让他兼任了三个地区的节度使，掌握了今天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政大权。拥有这么大的地盘，割据造反简直是太容易的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李隆基七十岁高龄的时候，安禄山起兵造反。安禄山有一名部下叫作史思明，他在这场战乱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场战乱就用两个人的姓命名，称为“安史之乱”。

当时的唐朝同时面临来自吐蕃和河北的威胁，实际上等于是东西双线作战。长安靠近西部边境，因此唐朝把主力部队都安排在了西线。这些部队有保卫首都的重任，一时半刻不便抽调到东线。在内地呢，原本有大量府兵可以用，但是现在府兵制没有了，都改成边境将领自行募兵，内地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京城倒是有禁军（即中央军）守卫，但是因为承平日久，这些禁军多是由市井游民小贩组成，军纪松散，根本没法打仗。而且禁军负责保卫京城，也不能轻易出击。结果是整个唐朝没有拿得出手的部队可以对抗安禄山。安禄山的军队从河北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攻陷了东都洛阳。

这时，唐朝在东线还有出一支能勉强抵挡住叛军的部队。按照后来学者们的分析，当时唐军只要能坚守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潼关，就能保证长安的安全。坚持到唐朝各地的军队调来以及叛军内部矛盾爆发，安史之乱可以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平息。但是李隆基这时已经方寸大乱，驻守潼关的是其他节度使的军队，其中不乏胡人将领。经过安禄山的叛乱，李隆基对胡人充满了猜忌。他先是下令诛杀了据守不出的两员名将，又强迫继任者出关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潼关失陷。

潼关是长安东边的门户，被攻破后长安危在旦夕。听到潼关沦陷的消息，李隆基带着嫔妃、部分大臣在凌晨仓皇出逃，慌忙中连皇宫外的妃子、皇孙都来不及通知。按照习惯，权贵出行是要有人打前站的。因为古代没有电话，得有一拨人去通知前方的驻地安排好食宿、负责接待。结果李隆基派去打前站的宦官，到了离长安不远的咸阳县，就和县令一起逃跑了。李隆基一行人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发现宫中的人也全跑光了，没人招待他。出来时太仓促也没带吃的，结果李隆基到了中午连饭都没吃上。最后是宰相杨国忠跑到街上，买了点烧饼回来，让皇上凑合凑合吃了。就这点烧饼也不够大伙吃的，附近有老百姓送来一些麦饭，那些平时锦衣玉食的皇子皇孙们连筷子都顾不上用，抢着用手抓着吃，都抢光了还没吃饱。随行的将士自然更是没得吃了。

第二天，一行人走到一个叫“马嵬（wéi）驿”的地方。一路上，沿途官吏百姓早就跑光了，粮食财物也早被哄抢一空，负责保护李隆基的士兵跑了一天一夜也吃不上饭。各种旧怨累积在一起，再加上背后有人指使，终于发生了兵变。李隆基因为得了“晚年昏庸病”，特别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大臣，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因此得到李隆基的赏识，当了很多年的宰相，很多错误的政策他都要为之负责。在马嵬驿，兵变的士兵先是自行杀掉了杨国忠一家人，又包围了李隆基的居所，说杨国忠谋反，要求李隆基杀死杨玉环。

杨玉环和武则天不同，她对政治没有野心，从不过问国事，一辈子只是专心服侍皇帝。杨国忠固然坏，但这是杨国忠和李隆基的错，和杨玉环无关。但是在生死之间，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李隆基忍痛杀死了杨玉环，这才暂时稳住了禁军。

这时的李隆基已经混到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彻底失去了权势。太子李亨本来就和李隆基不合，此时便和李隆基分道扬镳。李隆基由禁军保护进入四川避难，李亨去了宁夏，在当地节度使的支持下自行称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法理上来说，未经李隆基同意就擅自登基，这等同于篡位。但是李隆基能自保已经是万幸，想管也管不了啦，只能默认现状。

安禄山是个武夫，虽然善于打仗，但是没有定国安邦的本事。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四处劫掠，搞的还是游牧民族那一套。我们说过，在农耕地区如果不搞“儒表法里”是没有办法长期统治的。安禄山内政水平为零，叛军很快出了问题。

先是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史思明又杀死了安庆绪。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又被部下李怀仙杀死。内部混乱至此，叛军不战自乱，安史之乱也就慢慢被平息了。

六

“安史之乱”持续了七年。安禄山的叛军一路疯狂劫掠，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占洛阳抢洛阳，占长安抢长安。唐军也好不到哪去，唐军打仗要吃要穿，要拉人当兵，百姓同样苦不堪言。大诗人杜甫创作的《三吏三别》，就集中描写了当时唐军强征百姓入伍的悲惨场面。

唐军打不过叛军，于是向游牧民族回纥（hé）求援。回纥当然不是白来帮忙的，进入洛阳一样是大肆屠城抢劫。为了抵挡叛军，朝廷只能调用西线的防守部队，造成西部边境不稳，吐蕃接二连三入侵，甚至一度攻入长安，长安再次被洗劫一空。

战争把唐朝的国力用到了极限，官兵也把百姓压榨到了极限。安史之乱过后，整个中国北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谓“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如烈火烹油一般的开元盛世一下子给打没了。

实际上，说是唐朝剿灭了叛军，这话大有折扣。在平叛战争中，一些叛军将领见风使舵，投降了朝廷。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军队、地盘都不上交，只是要朝廷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人掌管辖区内一切军政大权，不交赋税，权力还可以由子孙继承。实际上，他们就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藩（fān）”的本意是“篱笆”，现在还有个词叫“藩篱”。篱笆是用来保护家园的，因此“藩”还引申为“保护”的意思。周王分封诸侯的一大目的是让诸侯帮助王室抵御外敌。所以在古代，“藩”还可以用来指由朝廷分封的诸侯国。“镇”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单位，在安史之乱之后，那些由中央朝廷任命的，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军阀，就被称为“藩镇”。

当时，并非所有的藩镇都不听朝廷号令，除了原本是叛军旧部的一些藩镇外，大部分藩镇还给朝廷上交赋税，听从调遣。因此唐朝没有在安史之乱后立刻灭亡，仍旧维持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这一百多年里，唐朝进入了江河日下的“中晚唐”时期，首都被反复攻陷，皇帝动不动就抱头鼠窜。换句话说，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一蹶不振。从时间点上看，安史之乱正好位于整个唐朝的中点。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唐朝总和“强盛”连在一起，其实唐朝只有一半时间是强盛的。

在中晚唐，除了藩镇割据是个大患外，还出现了另一个大问题：宦官专权。

要说这个坏头也得算到李隆基的头上。李隆基让节度使手握重兵，他也知道这么做不大可靠，于是派身边的宦官去军队里当监军。宦官监军的制度从此出现了。

宦官监督地方军队倒也不算大问题，“顶多”就是贪污受贿、拖将领的后腿。更可怕的是宦官控制禁军。李隆基重用宦官高力士，给了高力士影响禁军的权力。从这时开始，唐朝有了宦官掌握禁军的传统。让宦官掌握禁军，就如同让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一样，都是统治者贪图方便的糊涂决定。皇帝任用宦官，是觉得这种人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信得过，指挥起来省事。但因为这种制度绕过了互相监督的官僚系统，其实是埋下了宦官造反的隐患。

“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发现节度使不可靠，于是不断扩大禁军的规模，最终控制禁军的宦官反过来控制皇帝，甚至可以任意废立皇帝，宦官成了太上皇。

还有更惨的。唐朝北方农业发达，人口太多，无论是开垦土地还是造屋烧柴，都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盛唐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北方黄河流域植被大规模减少，植被减少导致黄河里的泥沙增多、黄河下游水位变高。唐朝末年黄河多次决口，给晚唐王朝又来了狠狠一击。

百姓被逼到了生死边缘，于是爆发了“黄巢之乱”。

黄巢他们家是大盐商，很有钱。唐朝和其他古代王朝一样，对商人有很多歧视性政策，商人地位要比普通人低一等。黄巢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是他考试考不上，只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正好又赶上百姓饥荒，于是干脆造反吧。因为赶对了时候，他一起兵立刻有大量贫苦百姓参军，很快就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当时藩镇四处割据，藩镇为了自保，没人愿意出兵剿灭黄巢，因此黄巢在中国北方到处征战，两次攻陷长安，如入无人之境。

黄巢非常残暴、嗜杀。

古代中国除了路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商人做交易。在自信开放的初唐，海上贸易也很发达，中国的沿海城市里居住着很多外国商人。结果黄巢攻陷广州以后，大肆抢劫外商的货物，屠杀外商十几万人，制造了血腥惨案。

黄巢杀起中国人也毫不手软，他在很多地区搞屠城，尤其在长安杀官员、杀百姓，杀得血流成河，号称“洗城”。

前面说过，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门阀贵族的势力就在不断下降，到了武则天大兴科举的时候，门阀贵族开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门阀的影响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消除掉的。一直到了晚唐的时候，社会上还是觉得那些门阀大家族才有身份，有范儿。甚至宁可跟门阀贵族结婚，也不愿意跟皇室联姻。唐文宗因此感叹说：“我们家已经当了二百年的天子，到现代还比不上那些名门望族！”

门阀贵族彻底消灭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黄巢作乱的时候。

黄巢攻入长安和洛阳后，把权贵成批成批地杀死，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到这个时候门阀贵族是真的没了——直接被肉体消灭了。

还有更恐怖的。黄巢造反的时候，唐朝经济已经全面崩溃，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黄巢造反又是在饥荒的时候，他的大军实在找不到吃的，就到处搜捕百姓吃人肉。

黄巢起义虽然最终被唐军消灭，但国家经济既然已经崩溃，变乱就不会停止。在黄巢之后，又出现了更为血腥残酷的叛军。譬如黄巢将领秦宗权，在黄巢死后纵横四年，那时更没有粮食吃，他让士兵四处抓捕百姓，把人肉腌了作粮食。这一系列变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叛军所到之如同地狱一般，人民被斩尽杀绝，经济被彻底摧毁。

洛阳原本是唐朝的东都，是可以和长安媲美的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人口达百万。但是到唐代末期，整个城市已经变为废墟，只留下遍地的白骨杂草，居民不到百户。其他地方残破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到了这个时候，唐朝政府别说控制局势，连自保都不可能。最后是黄巢手下的降将朱温灭亡了唐朝，把中国带进了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