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北方民族大融合



一

这一章，讲的是“南北朝”时发生的事。

南北朝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第一次统治农耕民族，还摸不清门道，建立的政权接二连三地失败。经过不断地尝试、总结经验，游牧民族的领袖逐渐掌握了统治农耕地区的技巧。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游牧民族知道应该如何向汉民族学习，统治技术渐渐娴熟。这段时期北方政治的稳定性要强于五胡十六国，分裂的政权变少了，政权之间的更替时间也变长了。

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北魏孝文帝迁都和改革，就是游牧民族模仿汉人统治模式的一个关键事件。

上一章讲过，游牧民族需要学习的统治之术有两方面，“儒表”和“法里”：儒家的礼教道德和法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先说儒家道德。

儒家道德（也就是礼制）对社会统治的好处，我们已经讲过了：用道德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

儒家道德也不是那么好学的。“教化百姓”听着简单，其实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一些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如亲情和法律碰撞的时候，该怎么选择？这些问题由很多儒家学者反复研讨过，形成了好几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儒家礼制还包括一系列的规矩制度，如要求全民定期祭祀，要求各地官员按照儒家道德管理百姓，这套系统能保证儒家道德在全国普及，而不只是沦为空泛的道德口号。

第二个要学的，是政治和经济制度。

儒家道德仅仅能让百姓安分守己、不犯法，光靠这点还不足以统治国家。在讲王莽的时候我们说过，统治国家还需要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要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官僚系统，如何收税，如何管理田地买卖，如何控制盐、铁等战略物资的生产，如何控制货币发行等。这些知识就不属于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个技术问题了。

明白了这点，我们再来评价孝文帝。

二

在游牧民族早期儒化的队伍中，北魏孝文帝是最激进的一个。他不是部分地学习儒家思想，而是要把自己所属的鲜卑族从头到脚全盘儒化。不光要读儒家的书，模仿儒家的官僚制度，甚至连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都要改成汉民族的。

因为孝文帝的所作所为，他成了儒化的英雄。

然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的很多改革举措都有商量的余地。

孝文帝继承帝位的时候只有五岁，按照北魏的习惯，为了防止皇后专政，太子继位后要杀死他的生母。所以孝文帝的母亲很倒霉，在孝文帝继位的同时就被赐死了。但是皇帝太小，还是管不了国家大事啊，大权就落到他的祖母文明太后的手里。文明太后是汉人，也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北魏的汉化改革其实从文明太后的时候就开始了。

文明太后制订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汉化政策，如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朝廷给官员发放俸禄等。这些政策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汉化改革，也就是说，是从“法”的角度去改革。

原先的北魏有很多从游牧民族延续下来的制度，如，王室之下是很多部落，王室不负责各部落的花费，各部落缺钱就从自己领地里征收或者自己去劫掠，拿多少也没有定数。显然，这种模式不适合统治农耕民族，既不利于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天天过着被抢的日子，谁还愿意生产），财富也都流入了部落首领和地方汉族豪强（他们帮助部落首领向百姓征收）的口袋，时间长了很容易造成地方分裂。

文明太后的几项改革政策改变了上述情况，把税收大权抓到王室的手里。这对于北魏的长久统治是很有必要的。

到了孝文帝执政的时代，他汉化的愿望比文明太后还要强烈，执政不久，他就准备把北魏的都城从今天的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来。

南迁的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大同这里鲜卑旧族居多，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压力太大。

二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想要继续向南征服中国南方。大同太靠北方，不利于组织南方的战争。

三是大同的粮食产量太低。大型帝国的首都附近必须驻扎大量的中央军，这样才能保持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古代运粮成本太高，因此古代大帝国的首都大多选择在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

洛阳符合以上几点要求，粮食产量高，位于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易于防守，之前曾是很多中原王朝的都城。

总的来说，北魏迁都到洛阳是个利大于弊的决定。

除了迁都这件事外，孝文帝还有一系列改革措施。我们先说比较靠谱的几条：

“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这是从“法”的角度改革。

“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这是从“儒”的角度改革。“以孝治天下”的好处，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说过了。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这一条是为了减少民族隔阂。游牧民族的人口总数有限，如果长期放任民族隔阂，就会出现苻坚那样政局不稳的情况。联姻可以减少民族纷争，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以上几条改革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单说剩下不靠谱的几条。

三

前面讲苻坚的时候说过，那些不是很熟悉儒家政治的人学儒家时，只看到了“儒表”，看不到“法里”。苻坚在对待大臣上犯了这个错误，孝文帝在统治百姓上也犯了这个错误。孝文帝知道儒家对统治有好处，但他主要看到了儒家表面的礼仪那一套，只看到了各种复杂的规矩、特殊的仪式、繁多的名目，他以为模仿了这些表面的东西，就掌握了儒家统治的秘诀，这当然是错的。

孝文帝的几条不靠谱改革，大多和这个有关。

先说“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

两晋南北朝是门阀社会，大门阀能左右朝廷局势。那些大门阀家族显赫，以本门姓氏为尊。孝文帝改鲜卑族姓氏，是想学汉族的门阀制度。他不光是改姓氏，还硬性划分出八个高级姓氏和一些低级姓氏，选拔官员以姓氏门第论。

我们将来会说到，门阀政治是一种落后的、弊病丛生的制度。孝文帝改姓氏，说明他没有看清当时儒家政治的利弊，把坏的制度也学来了。

再说“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简称“禁胡服”。

这个政策乍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非常重视穿衣打扮。

在古文中，有一个词叫作“左衽（rèn）”，用来指代“少数民族”。“衽”，是“衣襟”的意思。古人穿的大袍子，前面的两片衣襟压在一起，在胸前形成一个类似“y”的样子。以穿衣人的角度来说，这个“y”下面这一撇，撇向左边，就叫“左衽”，撇向右边，就叫“右衽”。

汉族的传统习俗是，穿衣服一定要“右衽”，死者穿衣服才用“左衽”，以示和生者的区别。如果你平时的衣服是“左衽”，说明你这个人不会穿衣服，属于外族。所以古文就用“左衽”来指代“少数民族”。

在我们今天看来，衣襟哪边压哪边实在是个很小的事，一般人不会注意。但就这么一点儿服饰的细节，竟然能区分这个人是哪一个民族，是活人还是死人，可见传统文化对服饰有多么重视。

儒家对于该怎么穿衣服、怎么戴帽子，都有特别严格的规定。

这是为什么呢？

儒家推崇“礼”，认为社会必须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身份。用通俗的话说，当百姓就得有当百姓的样儿，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儿，当皇帝就得有当皇帝的样儿。

可是，一个社会里有那么多人，人们怎么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身份不是人天生就带来的东西，是社会外加给人的。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裸体的世界里，人人坦诚相见，官员和贫民都光着屁股面对面站着，谁又能比谁高贵呢？所以，儒家需要一个外在标记来表示人的身份，这个标记就是衣冠。因此儒家特别看重服饰的样式，错穿一点儿都不行。穿错衣服身份就乱，身份一乱社会秩序也就乱了。

可是孝文帝一股脑地禁胡服、学汉服，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法。他没必要全面禁止胡服。

因为衣冠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的样式，只在于它能区分出每个人的身份等级。你继续用胡服的样式，只要模仿儒家衣冠文化的严格规定，对于统治的效果是一样的。比如清朝全面模仿儒家的礼仪制度，他们的衣服是在满族服饰的基础上参考儒家衣冠制度设计出来的“旗装”，样式和汉服不同，却不妨碍他们使用儒家礼制。

改穿汉服也不是没有好处。游牧民族的服饰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抵御北方风寒设计的。到了以农业生活为主的中原，这样的衣服没有了用处，反倒不如汉服舒服。但孝文帝那种用政令方式禁止胡服的做法，问题就很大了。

什么问题呢？我们先讲完“禁胡语”再说。“禁胡语”，就是朝廷中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必须使用汉语，不许用鲜卑语。

提倡说汉话的确有好处，因为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著作都是由汉语写成的，著作量太大，全部都翻译成其他文字是不可能的事。鲜卑族统治者要想尽快用知识武装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亲自学习汉文。而且长城以南的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汉民，政府从上到下也要任免不少汉族官员，仅从交流方便的角度讲，提倡学习汉语也是对的。五胡十六国中的其他游牧民族统治者，也都提倡学习汉语。

但是，学汉语的同时没必要禁用自己的鲜卑语啊。还是拿后来的清朝做例子。满清入关以后，为了维持统治，皇帝会学习汉文和蒙文，很多皇帝的汉学造诣精深。但与此同时，清朝皇帝并没有放弃满语，他们称满语为“国语”，要求八旗官员必须熟练掌握满文技能。在面对满族嫔妃和太监的时候，在和满族官员对话时，以及在批改满族官员的奏折时，清朝皇帝都会使用满语。这个政策也没有影响清政府用儒学来统治中国。

站在维持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讲，禁胡语和禁胡服都不是必须的，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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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今天的日本人穿和服或者日式浴衣的时候，仍有“左衽”的要求。另外，“左右衽”的习惯在古代不是绝对的，如明初的女性也常穿“左衽”。

四

民族自豪感是一种天生的情感。我们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自己的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听到有人夸中华民族好，心里就美滋滋的。甚至有些人对民族的感情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只要是夸奖的话，不分真假都愿意相信。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来自于我们的基因。在远古时代，人类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对本集体爱得毫无理性，那么这个集体就能抵抗更大的压力，更有可能生存下去。因此今天的我们天生都有这种非理性冲动。

比如在学校里，每个班的学生都觉得自己的班级是年级里最优秀、最好的（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集体荣誉感”）。这显然是荒谬的：从逻辑上说，一个年级里只可能有一个班级是最优秀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班级在全年级是最好的，那说明这个年级里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都不清醒。

但是，强大的基因冲动可以让我们置逻辑于不顾，这就是“自豪感”的威力。

民族自豪感人人都有，鲜卑族也不例外。平白无故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服饰，对于任何人都是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

孝文帝禁胡服和禁胡语的命令引起鲜卑人极大的反感。大部分鲜卑族官员都是阳奉阴违，上朝用汉语，下了朝还是继续说鲜卑话。甚至连太子都反对他，私下里偷偷换上鲜卑族的服装，还逃出洛阳返回故都，结果被孝文帝赐死。。

孝文帝虽然正确地意识到学习儒家思想的必要性，但他没能分清哪些知识必学，哪些可以不学或者缓学。他的改革政策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违背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感情诉求，只能靠武力的手段强制推行。偏偏孝文帝执政的时间又不长，在迁都五年后就死了。在他死后，北魏政局日益糟糕，境内叛乱四起，很快就被其他游牧民族取代了。

五

这一章的主题是“民族融合”，我们就这个话题再多说几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和汉族融合在了一起。比如鲜卑族，经过长时间的农耕生活，他们学习了汉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到了隋唐时，鲜卑族和汉族融为一体，渐渐消失了。历史上还有不少民族的情况也是类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和生活环境有关。

所谓民族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比如长城以北的民族文化多和游牧生活有关；长城以南的民族文化，多和农耕生活有关。当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民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混居在一起时，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同，生活习惯必然趋同，最终民族习俗也就会趋于一致。再加上长期混居容易打破语言的障碍，通婚会消除血缘的差别，久而久之，两个民族也就会融为一体了。

在五胡十六国期间，有很多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一开始，他们尽量保留本民族的习俗，甚至有些人还坚持住帐篷，坚持骑马放牧。但是中原地区的人民整日都在农耕，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得不接受包饺子吃米面，按季节到村子里收税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在中原地区出生的后代，他们很自然地觉得，以汉族的生活习俗在中原生活，要比坚持游牧民族的习俗更舒服、更方便。几代人以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和汉族没什么区别了。

满清入关以后，想了很多办法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要求八旗子弟说满语，习骑射。一开始这些要求还有点用处，但是在汉地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后，连八旗子弟也觉得还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更舒服。等到民国时再看那些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擅书能画，一嘴的京片子，已经基本没有游牧民族的痕迹了。

反过来，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汉族人跑到长城以北生活，时间一长，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和当地的游牧民族相同了。

另外还有一个宗教问题。

不同民族的人群长期混居会造成融合。但在一种情况下例外：有宗教的影响。

宗教的约束力要大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世界上大部分宗教都要求信众严格遵守独特的生活习惯。虔诚的宗教信徒不会在生活习惯上随便和教外人士混同，融合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西方有一些地区常年有多民族、多教派混合居住，却并没有融合。

中国的情况不同，古代中国由于儒家思想占绝对优势，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宗教都要在教义上向儒家妥协，在不和儒家思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才能传播。所以中国传统宗教对民众的约束力很小。很多中国百姓更相信“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教条，宗教信仰不是特别认真。比如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和尚老道见面和朋友一样攀谈论道；老百姓前脚拜完菩萨，后脚就去给太上老君磕头；甚至还有不少同时信奉儒、佛、道，推崇三教合一的教派。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的民间，各个教派之间不怎么打架呢？因为大家在儒家道德上找到了共同点。连宗教本身都趋于混同，宗教也就不可能在中国造成族群对立了。

为什么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呢？

我们说过，农耕民族的生产力要比游牧民族高，中原要比长城以北更富足，更能抵御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一旦有机会，北方的游牧民族总想要进入长城以南生活。哪怕他们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只要他们长期在中原生活，总会慢慢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接受儒家文化，最终和当地的人民融为一体。孝文帝的汉化虽然在短期内失败了，但是站在大历史趋势上看，汉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孝文帝之后的北朝帝王们，他们虽然有人反对汉化、试图反过来鲜卑化，但他们的政策都没能坚持太长的时间。最终，鲜卑等游牧民族都接受了汉族文化，本民族文化被逐渐遗忘。隋朝和唐朝的皇帝祖上都是鲜卑族，但已经用汉名、说汉话、穿汉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