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皇帝都不能看的秘密记录 ——佛、道和史学

一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以孔孟儒家为正统思想。正因为尊崇儒家，中国古代才可以维持上千年的基本一统。

但儒家也不是万能的。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讨教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却避重就轻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活人的事情还没搞明白呢，哪顾得上去研究死后的事呢？”《论语》里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说孔子不讨论那些神神鬼鬼的事。

儒家主要关心的是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对于鬼神的世界，儒家不关心也不研究。可是，人类天生惧怕死亡，渴望永存，人又缺乏安全感，总希望能拥有某种超人的能力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欲望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渴求，人类还需要宗教的安慰。

佛教是在印度诞生的。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类似，古印度也有一段各家思想百花齐放的年代，兴起了很多宗教派别。这些教派对世界是什么样的、神仙是什么样的、生死是怎么回事都有不同的解释。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被后人尊称为“释迦牟尼”的思想家，他结合当时印度各家宗教的教义，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宗教思想。释迦牟尼像孔子一样，收了很多学生，用一生的时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释迦牟尼去世后，他的学生把他的宗教思想发扬光大，经过一辈一辈学徒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完善的宗教系统，这就是佛教。

佛教因为理论完备，影响力超过了印度其他宗教，而且向印度之外的地区传播。大约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佛教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并且和儒家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大放异彩。我们今天已经习惯把佛教当成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道教不同，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创始人。道教把老子尊为始祖，这只是后来道教信徒的一厢情愿，老子本人是不知情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宗教文化，比如拜神、念咒、写符、炼丹等，内容比较杂乱，没有特别统一的思想，一般统称为“方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中国方士借鉴了佛教严密的宗教组织形式，又吸收了各家方术，再从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吸收了哲学理论，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早期的道教。

要注意的是，“道家”和“道教”不同。老庄的学术思想，我们可以称为“道家思想”，这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作为宗教的“道教”关系不大。比如西汉初期，汉朝政府信奉道家的治国思想，采用“无为之治”，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和“道教”这门宗教是无关的。到了唐玄宗和宋徽宗的时候，这两位皇帝大建道观、开坛做法，他们为了长生祈福而信奉“道教”，在治国方针上，却仍旧采用儒家的思想。

同样是解脱生死，佛教和道教的主张各不相同。佛教有两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世上一切生命死后都会轮回为别的生命。俗话常说“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的”，“我们下辈子还在一起”，这里“上辈子”“下辈子”使用的就是轮回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好处是，能给受苦受难的百姓极大的希望，让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甚至在死亡后还有可能迎来更美好的生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上存在“因果报应”，人们做什么事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应。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一种因果报应观念。这个观念的好处是，它符合人民大众对公平和正义的期待。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那些坏人得意、好人吃亏的事时，可以安慰自己说：别看坏人现在得意，那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将来他一定会自食其果的。

佛教的主张是，如果人们能多做善事，多修行佛法，就能轮回往生成更好的生命，甚至可以跳出轮回，成为永存的佛。

佛教认为人一定会死，死后会轮回。道教的观点则不同，道教认为，人有办法可以永生不死。道教认为，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从宇宙到个人，都是“道”的一部分。“道”是永恒的，人们因为愚昧和欲望不能达到“道”的境界。假如遵守道教的一系列修行方式，如学习道教的经典，或者修行类似气功的“吐纳、导引”、类似禁食的“辟谷”，以及服用“仙丹”等，则人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甚至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实现“天人合一”（因为“天”也符合“道”），从而长生不死，成为永恒存在又无所不能的神仙。

当然按照今天科学的观点来看，佛教和道教的理论都缺乏科学证据，甚至有不少观点和科学证据相悖。

比如佛教认为我们的世界分为四大洲、大地底下有地狱，现在有了科学的检查手段，发现这些地理知识都是错误的。

再比如，道教主张服用的仙丹中，有一味常用的药物叫“朱砂”。朱砂的真实成分其实是硫化汞，有毒，人服用后会出现各种中毒症状。比如小儿服用朱砂后会精神不振，因此被古代医学家认为有“安神”的功效；成人汞中毒后，会出现浑身发热等症状，因此被炼丹者当作仙丹，认为能增强“阳气”。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都是因为服用“仙丹”中毒而死的。

但另一方面，佛道两教的很多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们的宗教理论对哲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道教钻研气功、炼丹的行为可以看成古人对医学、化学的可贵探索，只是因为技术水平的局限，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

二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佛、道、儒三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其实，还有一门学问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亚于以上三家，这就是史学。

前面说过，一个人出生时所有的知识都是零。人类之所以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靠的是文字记录。统治者的治国之术能够不断累积进步，靠的就是历史记录了。

中国古人记录历史的首要目的，是给帝王统治国家提供借鉴，所以宋代司马光所写的史书巨著被命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的著作”。

正因为有了良好的史学传统，中国人才能在王莽那样的“试错”中不断吸取教训，让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避免重复犯错，最终形成了一套极为稳定的统治模式。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从古人的历史著作中获益。因为历史不仅是对政治制度的试错，也是对人生的试错。人性亘古不变，历史中发生的那些事件在今天相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从繁多的历史事件中观察人性，洞悉人们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很多人生教训我们不需要亲自尝试，可以直接从历史事件中学到，因此我们可以比那些不读历史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成熟。

中国记录历史的传统从《左传》开始，到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定型。司马迁为中国史学定下了很多良好的规范，不少规范被执行了上千年。

规范之一，是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写史方法。中国的史书主要有两种形式：“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记录历史事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属于这种形式。

“纪传体”主要以人为单位，把一个人的一生写成一篇文章。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讲秦始皇一辈子的事，《史记??高祖本纪》就是讲刘邦一辈子的事。我们俗称的“正史”《二十四史》，采用的都是纪传体。

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优缺点。刚入门读历史的时候，最好读纪传体。纪传体都是有头有尾的一篇篇故事，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看纪传体就和看小说一样，可以让我们快速建立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印象，总结他的得失。

等到详细研究历史的时候，就需要编年体了。借助编年体，才能知道某件大事发生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编年体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打通到同一条时间线里，便于抓住历史的大脉络。反之，如果初学者上来就读编年体的话，会感到极为枯燥，因为好几件事情都混合在同一个月份里，又没头又没尾的，常常会看得莫名其妙。

简而言之，纪传体更适合初学者，编年体更适合历史专家。前面说了，传统的史书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统治者又不是历史专家，当然是故事性强的纪传体更适合他们。因此纪传体成为中国史书的主流。我们现在的很多历史普及书籍，都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变相的纪传体。

除了人物的传记外，《史记》还适当兼顾了其他内容。《史记》里一部分内容叫作“书”，“书”记录的不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领域的情况。如其中的《河渠书》，就是专门记录水利方面的事，相当于是一部独立的“水利史”。为了后人查阅方便，《史记》还有一部分叫作“表”，就是历史大事年表，它像是一个简略版的编年体提纲，以弥补纪传体的不足。

《史记》的结构设计非常完善，因此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按照《史记》的结构来写的。

《史记》的另一个优点是文字优美、内容真实。甲骨文记录了商周时的很多珍贵史料，但是在清朝末年才被发现，清朝之前的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司马迁在没有看过甲骨文的情况下，在《史记》中对商周的记述大体上都和甲骨文资料吻合，说明司马迁的历史考证水平非常高。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朝廷就有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从晋朝开始，还有专门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史官，他们所记录的内容被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室的第一手资料，内容非常详细，史学价值极大。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很早就有“政治不得干涉历史记录”的史学精神。皇帝对于天下百姓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不允许看自己的《起居注》，为的是避免皇帝随意篡改史书。如果皇帝非要看，会受到大臣的集体反对，也会受到后人的谴责。当然，历史上还是有一些皇帝违反了这条禁令，但单单这条传统的存在，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因为司马迁等历史学家们所开创的史学传统，中国的历史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