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力战天下 ——传奇女皇武则天



一

现在流行宫斗小说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后宫斗争没那么多神奇的故事。但武则天的前半生，却是名副其实的宫斗传奇。

武则天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则天”是她退位后，她的儿子给她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她的本名已不可知。

武则天相貌美丽，在十四岁时被李世民收入后宫，做了级别比较低的“才人”。李世民病危的时候，太子李治和武则天都要侍奉皇帝，两个人有了机会见面，结果李治被武则天迷住了。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按照惯例出家为尼，不久，李治就把她从寺庙里弄了出来，立为妃。

李治性格软弱，上台时年龄也小，李世民安排了几位老臣辅佐他。在中国政治史上，外戚、宦官、权臣、军阀这几方势力，哪一方太强大了都可能威胁到皇权。威胁李治的，就是这几个位高权重的老臣。

老臣们对皇帝干涉太多，引起了李治的不满。当初李世民选李治继位，是因为别的皇子都拉帮结派竞争皇位，只有李治不结党营私。可是李治不结党营私，上台后就势单力薄，身边连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正好武则天人很聪明，读过很多书，而且和重臣之间没什么瓜葛。她理所当然成了李治的贤内助。和武则天相反，李治皇后的家人是重臣一党，李治因此想方设法废掉了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

巧的是，李唐王室还有家族遗传病。以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估计是高血压。高血压的早期症状是头晕，李治后来头晕得连公事都没法办，干脆都交给武则天处理。于是天下大权就掌握在了武则天的手里。

到了李治统治后期，武则天已经成了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李治去世后，武则天的儿子当上了皇帝，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统治天下。可以说，这是古代女性可以追求的最高地位了。按照一般宫斗小说的节奏，这已经是打到关底，故事可以大结局了。

但对于武则天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她的目标是要当皇帝。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武则天手中的权力已经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当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手续问题，这有什么难的呢？

事实上，这非常难，原因在于中国古人对女性的极大歧视。

二

人类对女性歧视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人时代。

我们知道，在一次生殖过程中，哺乳动物雄性和雌性付出的时间成本有极大的差别：前者只需要数秒，后者则需要长长的怀孕期（如人类的十月怀胎）和数个月的哺乳期。差距如此之大，因此很多哺乳动物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生育模式：先由雄性互相竞争，产生一个身体最强壮的优胜者，这个优胜者可以和附近所有的雌性生育后代。猴子就是这样：猴群中公猴总打架，打赢的那个是猴王，别的猴子有好吃的都得先给它，母猴也都归它。直到有一天它老了，马上就会有别的公猴站出来来打败它，成为新的猴王。原始人类也是一样。

对于种群进化来说，这个模式好处很大：它可以筛选出种群中最优秀的雄性基因，最大限度地复制这个基因，整个种群的进化速度就加快了。

这本是生物在千百万年的优胜劣汰中筛选出来的一种生存模式，并不包含歧视的概念。但是当人类产生私有制以后，这种模式很容易产生这么一种观念：对女性的支配权，是男性用来争夺、占有的财产。也就是说，女性是一种财产，而不是独立的人。这是对女性歧视的源头之一。

对女性的歧视还和男女的生理差别有关。在工业时代之前，体力是生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女性的体力弱于男性，社会地位也就低于男性。

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古代女性生育的死亡率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康熙的皇后就是难产死的。女性生孩子，第一胎危险性比较大；年纪越大危险性越大。康熙的皇后难产时只有二十一岁，而且还是生的第二胎，也就是说，她并不属于高危人群。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康熙时代还是清朝最鼎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当时处于中国古代医疗技术比较先进的时代。而且康熙贵为一国之主，是全天下物力、人力的所有者，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皇后还是不幸死于难产，那普通人家的女性生育的危险就更大了。

在古代，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国家和个人都想方设法多生孩子。女性生育和哺乳的周期又很长，在这种情况下，生育成了古代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基本上古代女性一辈子都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地怀孕、哺乳。又因为生育的危险性大，女性更容易被当成是用来生育的“易耗品”（原谅我措辞冒犯）。这种定位也容易把女性物化，贬低女性的地位。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在中国古代，女性常被当成是父亲或者丈夫的财产。比如游牧民族的“转房婚”：女性的丈夫去世以后，要被迫嫁给丈夫的兄弟甚至儿子，继续生育子女。在这里，女性就被当成了用来继承的财产，用来生育的工具。我们现在的婚俗中，也保留了一些痕迹：女性在结婚以后，要同男方家人一起生活，成为了男方家的人。在结婚时，男方要给女方家庭聘礼。这可以看成是一种隐晦的交易：聘礼就是男方家庭用来“购买”女性的款项。

对女性的歧视，深深地写在了儒家礼教里。

最有名的例子是女性必须服从的“三从四德”。“三从”，就要求女性在出嫁前服从父亲，结婚后服从丈夫；万一丈夫死了呢，还得服从儿子，完全没有自主权。

还有隐蔽的歧视。古代女子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她们的身份只能依托在男人的身上。比如出嫁以后的女性，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丈夫是县令，她就是县令夫人；丈夫是知府，她就是知府妇人；丈夫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她就成了诰命夫人；如果丈夫犯了法，被发配或者砍头，她也很可能被发配为奴，为了和自己无关的错误承受苦难。

哪怕贵为皇后也是一样。皇后好像很尊贵，有很多特权，其实这些特权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的丈夫给她的。一旦她的丈夫不是皇帝了，那她拥有的特权立刻烟消云散。所以即便是贵为一国之母的皇后，在古代的地位也是很低的。唐初的官方著作《毛诗正义》中说，就算是皇后也只能天天养蚕织布。女人嘛，只配织布，干涉朝政什么的那都是做梦。

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有不少干涉朝政的皇后。尤其那种幼子登基的皇太后，她们堂而皇之地执掌朝政、命令群臣，那她们为什么能被群臣接受呢？

秘诀就在于“儒表法里”四个字。

前面说的那一大堆礼教对女性的歧视，这是属于“儒表”的部分，遵守“儒表”不妨碍你在底下大玩法家的权术啊。历史上那些掌握朝政的皇太后，她们在表面上都遵守妇道，强调自己的从属身份：天下是皇帝的，政令都是皇帝下的，文件上都盖的都是皇帝的印，这些皇太后只是站在一边辅佐皇帝、帮助皇帝而已。至于小皇帝事事都要听母后的，那是私底下的“法”，只要别公开说出来，别破坏“儒表”，儒家官员是可以容忍的。

可武则天是要做什么呢？

她不光是要搞“法里”，她还要表里如一，要把最外面的“儒表”去掉。什么遮羞布啊，什么脸面啊，都不要了！她六十多岁的时候，亲手终结了李家王朝，自己当上了皇帝，并且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既然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传统，也就会迎来社会的全面反击。

三

在李治死后，武则天作为皇太后已经拥有了控制全国的权力。但她手下的百官只忠心于李家王朝，不会服从一个违反儒家礼制的女皇帝。她要登基即位，必须从现有的文官系统之外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

我们说过，李渊属于关陇贵族，唐朝也是靠关陇贵族打下的天下。所以在唐初拥有权势的人也都是关陇贵族。武则天的家世却很一般，她的父亲原本只是个木材商人，是因为和李渊一起起兵才发的家。说白了，她们家才兴旺了一代，和那些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的大贵族们根本没法比，武则天是没有后台的人。那么，一个没有后台的人掌权后，该怎么能扶植自己的力量呢？

答案是：提拔同样没有后台的人。

那些老臣手上的权力都是李家给的，他们自然对李家很有感情，会觉得你一个外姓的女人跑到李家的政权里横插一杠子，你算老几啊？但是对于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武则天提拔了他们，那武则天就是他们的恩人。他们手中的权力、身上的富贵都是武则天给的，没了武则天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自然对武则天忠心耿耿，武则天叫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

唐朝的上层官员大都来自于关陇门阀。武则天要扶植自己人，就要从没有背景的普通人里选拔。这就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制的原因。

我们来讲讲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隋朝出现，进入唐朝后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就是人类在政治领域逐步摆脱自己的原始本能，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什么叫“摆脱自己的原始本能”呢？

人类有很多原始的本能，其中很多本能不适合文明社会，需要我们去克制。比如说人有食欲，饿的时候见到食物就想吃。但是在有了私有制后，社会规定，你就算很饿，见到不属于你的食物也不能吃。只有人人都控制住这个本能，社会才能有秩序可言，才有可能产生私有制。而有了私有制，才有可能产生今天的人类文明。

也就是说，克制一些原始本能，可以让社会变得更成熟、更文明。

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

在原始社会，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能掌握的资源都交给自己的子女。这种本能就产生了基于血缘的继承制度，产生了大家族。把这种本能带入权力领域，就产生了分封制，产生了世袭的贵族制度。这就是商周时代的政治制度：只有跟我一个家族的人才能拥有权力。我当了皇帝了，那我身边的大官就都是我的三叔四伯六舅什么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到了战国时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病，他们开始想办法克制“把权力分给家人”的原始本能，试图设计一个更冷静、更成熟的制度。这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的“察举制”和曹魏时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

“察举制”的做法是，先由地方官寻找品学兼优的人才，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朝廷再安排考试。通过考试的人就可以当官了。

“九品中正制”的做法是，设立一些叫作“中正”的官员，由这些官员去把知名人士分成九个等级，按照这个等级来安排官员升降。

简而言之，这两种制度都是靠官员推荐人才。和世袭制相比，这种制度意识到官员应当从民间广泛选拔。但它们的缺点是选拔的过程漏洞太大。靠“个人推荐”来选拔官员，很容易造成亲友之间互相推荐，最终就形成了由大家族垄断权力的门阀社会。比如到了两晋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寒门”是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家，“世族”是大家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九品中正制”看着好像是在品评人们的品德学问，其实品评的是家族背景，有背景的就是上品，没背景的就是下品，非常不公平。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改掉权力世袭的坏习惯，但是因为“人类把好东西都给子孙”的本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制度上只要有一点儿漏洞，马上就会被大肆利用。所以这两个制度最终还是退化成了权力世袭制，制造了门阀社会。

科举制度是打击权力世袭制的又一次努力，而且非常成功。

科举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第二，只以考试结果论成绩，权贵推荐不是说没用，但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

科举制的好处非常明显：它杜绝了权贵互相推荐，人们是靠考试成绩而不是血缘进入官

场。魏晋南北朝的那种多少代人都当大官的门阀大家族也就渐渐消失了，门阀社会的种种弊病也就没有了。

科举制度的另一大好处是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贵族和门阀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就很差，“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么，穷人永远也出不了头。这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造成了底层百姓对上层的仇视，造成了真正的人才不能为国家所用，反倒成了国家的敌人。在科举制下，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念书考试进入社会上层。反过来，原本的豪门子弟如果不好好念书，也会很快没落，沦为平民。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每个百姓都有出头之日，每个权贵都不能得意忘形，国家最大程度地吸收人才。

因为科举制的实行，中国百姓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重视知识、重视读书、尊重知识分子。祖训、家规都强调子弟要好好念书。过去很多宗族会僻出一些公田，用来供养宗族内没有钱的孩子去念书。直到今天，在我国的贫困地区，一个家族竭尽全力供一个孩子读书的情况仍旧屡见不鲜。

那些家族这么做，出发点是很功利的：只要子弟考个好成绩，当上了大官，家族就能兴旺，每个成员都能获利。但是在客观上，这观念让中国变成了一个遍地礼仪诗书的国度，把知识的光明带到每一处乡间。

明末清初的时候，欧洲的知识界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中国，像伏尔泰那样的大知识分子一看到中国的文化制度，当时就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处处尊重知识的国度，这就是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家统治国家”的理想国啊，比靠宗教和贵族统治的欧洲要高了不止一个等级。中国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当时的欧洲难以企及的。

科举制度如此优秀，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官员选拔制度仍旧类似于科举制：面向全社会的、公开的、统一命题和阅卷的公务员考试。

因为科举制度有这么多优越性，对维护国家统治大有好处，因此我们说，采取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古代社会越成熟，就会越依赖科举制度。

可是，既然科举制度这么好，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早点实行呢？为什么要到隋唐时才开始实行呢？

主要原因是读书的成本问题。

前面说过，秦汉的人们用简牍来写字。相比甲骨文、金文来说，简牍的成本已经很低了，不是贵族也用得起，所以孔子才说“有教无类”，招收非贵族的学生念书。但是对于贫苦百姓来说，简牍还是不便宜。书籍得靠豪门大家世代积累，所以才有“累世经学”，学问都是在家族里代代相传的。即便是所谓的“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家里也都得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否则买不起那么多的书。在这种条件下，科举制度的意义就不大了。

到了东晋的时候，纸张彻底取代了简牍，这时读书写字的成本才慢慢降下来。到了唐朝时，普通百姓念书才变得比较现实。宋朝又普及了雕版印刷技术，图书复制不需要文人一字一字地抄写，刷刷刷就能印出来，这又大幅度降低了图书的成本。这个时候，毫无背景的读书人多了起来，科举制度才有实现的价值。

四

虽然我们强调科举考试是历史的必然，但武则天本人推崇科举却是出于私心。没有背景的武则天要对抗政坛上门阀贵族，她就只能用科举制度去扶植同样没有背景的寒门子弟。狄仁杰就是通过武则天时期的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场。狄仁杰能力出众又缺乏门阀背景，因此成了武则天很仰仗的重臣。

但是光提拔寒门还远远不够。武则天想当皇帝，她要对抗的不是几个门阀贵族，而是整个儒家礼教。你要想对抗儒家思想，就要用另一种思想取而代之。武则天有什么思想可以利用呢？

可能有人想到法家，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儒表法里”嘛。法家的确要用，但不能公开用。因为在儒家社会里，法家的权术都是藏在私底下的，人人都在用，但是口头上不能这么讲。就好比古代 有很多书生当官并不是为了济世救民，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可是这些人当了官后，在正式场合一定要高喊为国为民的大道德。假如一不小心把升官发财大实话说出来，那就麻烦啦。

武则天需要一套能摆在明面上的，和儒家不同的思想。有哪些思想可以用呢？中国古代有三大思想：儒、释（佛教）、道。儒家当然不能用了，道家能不能用呢？也不能。这说来也凑巧，唐朝皇帝不是姓“李”吗？正巧当时的人们认为，道教的祖宗老子也姓“李”。我们说过，李唐家族的前身是鲜卑人，这在尊崇汉人的儒家看来有些尴尬。李唐王室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更光鲜一些，宣称自己的祖宗是老子，十分推崇道教。这样一来，道教武则天也不能用了。她唯一能用的，只剩下佛教了。

正巧佛教讲“众生平等”，当然也主张男女平等，这种教义正好满足武则天的需要。于是在武则天时期，佛教的地位非常高。武则天命人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巨型佛像，有乐山大佛的两倍高，据说佛像的小拇指里就可以站下数十个人。武则天还在龙门修造了一座近20米的石佛，据说佛像是按照武则天本人的相貌雕刻的。这尊佛像今天仍可以看到。

佛教只是表面上的文章，武则天还要有内里的手段，这就是法家的刑罚和权术。

武则天并不反对儒家礼教——离开了儒家制度，谁都管不好庞大的中国。但武则天既然正面触犯了儒家体系，那她就只能靠法家的手腕来弥补统治能力上的不足。

据说武则天说过这样的话：驯服烈马需要三样东西：鞭子、锤子和匕首。先用鞭子抽马，如果马还不听话，就用锤子锤，如果还不听话，就用匕首杀了它。这就是典型的法家思维。

武则天行事非常残忍，该杀人的时候绝不手软。有一次，武则天的孙子、孙女和孙女婿三个人私下里议论武则天的男宠，被人告发。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武则天勒令这三个人自杀。这个孙女年仅十七岁，还有孕在身，还是被无情地杀死了。

武则天更为人诟病的是重用酷吏。

“吏”说白了，就是整治人的小官。

武则天为了强化法家，任用了一批“吏”，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让他们去遏制百官。这些人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否则他们就成了传统儒生，也就不是武则天能用得了的“吏”了），掌握了权力后，就如同宦官掌握了权力一样，肆意妄为，用鲜血和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威，用诬陷和告密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造就了无数惨案。

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次，武则天叫她的酷吏来俊臣去审问另一个酷吏。于是来俊臣请这个酷吏吃饭，在席间向他请教：如果有囚犯硬是不认罪，该怎么办呢？那酷吏说：“这事儿容易啊，你把犯人放到瓮（wèng，陶制的大罐子）里，四周燃起火就行了。”来俊臣就叫人找来一口大瓮，四周点起火，对那酷吏说：“现在有人告发你，我奉命审查，就请您入瓮吧！”那酷吏一看就崩溃了，直接就招了。这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历。

酷刑固然可怕，但和下面这个制度相比，酷刑的害处就不算什么了。

五

正常的政府要想管理百官，靠的是各部门的互相监督。每个朝代，都会有一个负责监察、检举百官的部门。但并不是说这些监察人员想搞哪个官员就搞哪个官员，他们发现了官员的错误只能向上报告，没有审判的权力。在他们报告以后，还有另一队人——国家的人事部门或者司法部门——负责调查案情，去判断检举是不是属实。最后的审判结果，还要交给皇帝和群臣审评。以上过程理论上应该是向百官公开的，你们是怎么检举的，被检举人是怎么辩护的，最后是怎么审判的，这些都有档案，百官都能知道，都能参与评判。而且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些人全都信仰儒家道德，坚持同一个道德准则，是非观相同，这样公开监督才有意义。

上述这么一大堆东西，才能算是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系统。

武则天任用酷吏，就没法使用上述公开的监督系统。因为“儒表”嘛，满朝的官员都信仰儒家道德，反对法家的酷政。就连她起用的那些寒门官员也是读书人，也反对酷吏政治。那么武则天靠法家权术抓起来的那些官员，就不可能交给群臣来评议监督。所以武则天不能使用传统的方式来监督百官，只能用法家的办法。其中最有效也是最恶心的，就是告密制度。

注意，这里说的“告密”，指的不是告发刑事犯罪。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往井里投毒，你去告发他，这是应该的，因为你阻止了恶性犯罪。但还有另一种告密，它所告发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道德上的瑕疵，日常生活的疏忽，甚至只是几句牢骚话。如果当权者鼓励人们告发这些小事，因为这些小事而严加惩戒人们，这就构成极为可怕的制度了。

人性经不住考验，人性的缺陷需要包容。而告密制度，就是在用鲜血去考验全社会的人性。结果是全社会都经不起考验，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都被破坏掉了。

假如一个社会鼓励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甚至鼓励孩子告发父亲、丈夫告发妻子。那结果只能是父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间充满虚情假意，朋友之间连一句真心话都不敢说，人与人之间处处提防、多说假话，少说实话，都怕别人去告发自己。这社会变成《大逃杀》里的世界了，每个人之间都互相为敌。

这样的世界能美好吗？

回来说武则天。

正因为告密制度会摧毁人际关系，所以重视人伦关系的儒家才讲“亲亲相隐”。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说，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才是正值的行为。

而武则天呢，她发明了“举报箱”，鼓励人们往里面投举报信。她还重奖告密者，凡是告密的人，每天都由国家供应米面酒肉，好吃好喝好招待。被告发的人如果不承认，就要受到酷刑逼供。受不过酷刑的人光招供还不行，还必须去告发更多的人。结果导致全国冤案横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那些酷吏就像猎狗一样扑上去，一场案件动不动就牵连出几百条人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哪怕是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容忍她长期这么搞下去。武则天最后承受不住各方面的压力，只能承认告密和酷刑政策的错误，下令诛杀了酷吏，宣告法家政治的失败。

当时，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武则天本人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她也想回到儒家统治的传统道路上来。特别是在她登基以后，政策一直在努力往儒家这边转。但是只要她以女人身份当皇帝，她和儒家礼教的矛盾就绕不过去。

六

古代中国“儒表法里”，这个“儒表”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上。这些制度并不是走个形式做个样子的，它有相当的实用性。比如前面说过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听着荒谬，没了这制度国家就得乱。

武则天的困境是，女性当皇帝，和整个儒家制度到处都是满拧的，哪哪都顺不过来。就说传位问题。武则天终结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武姓的大周朝，可她的皇位传给谁呢？如果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儿子姓李啊，往后一辈辈传下去也都姓李啊，这是武家的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呢？

如果说传给武姓的人，那武则天就不能在自己的后辈中找继承人，得去娘家家族里找，比如找娘家的侄子继承皇位。问题是，这些人和武则天的血缘关系太远了。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女性的身份要依附在男性的身上。女子嫁到男方家里后，就是丈夫他们家的人了，丈夫家是“自己人”，娘家反倒是“外人”。说个现实点的问题，从武则天的侄子那里往上捯家谱，这个家谱是人家侄子的爸爸、侄子的爷爷这么一溜，这里面可没有武则天的位置。你把皇位给了侄子了，你武则天又算什么呢？

中国人有祭祖的传统，用来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叫做“宗祠”或者“宗庙”。皇帝的宗庙就是“太庙”，在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场所。在历史上，武则天曾试图找自己的侄子继位，有大臣就发话了：您是皇帝，您去世之后继位者得给您立太庙，可您见过侄子给姑母立庙的吗？——按照儒家的规矩，人家应该祭祀的是自己的爸爸和爷爷，人家不会祭祀你啊！

还有一种办法，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继位，然后让儿子改姓“武”，延续武家王朝，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实际上，武则天的儿子怕母亲弄死他，曾主动把自己的姓改成了“武”。可是这事也就是武则天活着的时候这么办，等武则天一死，她的儿子继位，人家还会继续姓武吗？因为天下本来就是李家的啊，人家放着堂堂正正的李家皇帝不做，人家神经病啊还要改姓武！再说你一辈子跟妈妈姓，你不让群臣笑话死吗？所以只要是武则天的儿子继位，天下肯定还是姓李的。

武则天想把自己的大周王朝传下去，可这伦理关系怎么都理不顺，放到儒家伦理系统中总是别扭的。但武则天又不可能推翻整个儒家体系，怎么办呢？

政治的魅力，在于妥协。

除了武家外，整个文官集团、贵族集团都怀念李唐王朝，抵触武则天的法家统治。武则天晚年的时候，群臣发动了“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传位给李家人——也就是武则天的亲儿子。武则天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寿终正寝，再也不可能改变天下大势，于是同意了群臣的要求，索性人情送到底，她还下令把国号改回“唐”，自己不再是皇帝，身份变回李治的皇后——她知道，就算她不改，将来李家人也会反攻倒算。还不如此时以退为进，自己在死后没准还能保住皇太后的身份。

就这样，武则天建立的武周王朝昙花一现，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她的王朝虽然只持续了一代，但是以后的李唐皇帝都是她的亲生子孙，这也让后来的唐朝皇帝在批判她时多了一丝尴尬。武则天任用酷吏，对待官员残忍恐怖，但是她在处理政务国事上却颇有建树，唐朝的经济在她治下继续发展，终于在她的孙子李隆基的时代达到了顶峰，这就是“开元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