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裂变——紫禁城的黄昏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乌云低垂，笼罩着古老的紫禁城。

脸色苍白的光绪皇帝斜倚在宽大的龙椅上，神情有些恍惚。大殿上的文武百官们又在打口水仗了。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个都显得义愤填膺、忧国忧民，可光绪皇帝实在听不清他们都在吵些什么。

他也不想听。

从去年初秋与日本开战以来，大臣们吵得越凶，前线就败得越惨。一封封加急战报像雪片般飞进了紫禁城，可皇帝从头到尾只看见了两个字沦陷。

最初是朝鲜的牙山和平壤先后沦陷，接着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往后日本人就长驱直入了。在辽东，一路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九连、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相继沦陷；另一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清朝海、陆军未作任何抵抗就放弃了阵地，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花园口和大连，接着又攻占了旅顺。

再后来，日军联合舰队封锁了威海卫港口，又从山东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占领了南北炮台。泊于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后全军覆没。威海卫沦陷。

最新的战报说：辽东清军又遭惨败，牛庄、营口、田庄台在六天之内全部沦陷。又有战报说，东南沿海的澎湖也沦陷了。

沦陷。

沦陷！

沦陷……

二十四岁的光绪皇帝始而震惊，继而愤怒，终而麻木。

看着依旧口沫横飞的大臣们，皇帝知道主战派实际上已经没有底气了。他们现在不过是为了面子在死撑而已。

要说主战，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可瞧瞧这一串战报，天朝将士打的这叫什么仗！战无一胜，几无还手之力，就连李鸿章苦心经营整整十年的北洋水师也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仗还怎么打下去？！再说了，太后历来反对开战，如今日本人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陵寝重地和宗庙社稷全都危在旦夕！这一切，还不都让她料中了？！退一步说，就算前线不败，可太后要是不让打，谁还敢打？！

光绪皇帝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大殿。

背后的争吵声戛然而止。

都这么多天了，李鸿章的电报也该来了吧？

皇帝瞥了一眼头上的天空。

天还是阴着。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一个九州同悲的日子。

这一天，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虽然这些日子以来，朝廷和李鸿章之间的电报来来往往，就具体的和约条款已经反复磋商了无数次，按说不管是割地还是赔款都已经让人麻木了，可是一旦条约真的签下来，光绪皇帝还是忍不住感到五内俱焚。

李鸿章电传过来的条约只是几张薄薄的纸，可皇帝这一天却好几次没拿住。

此刻，皇帝再一次从地上拾起失手落下的和约。

他不想看，不忍看，不敢看。

可他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遍。条约的大意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凡有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除。二、中国将以下地方的管理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沿内河自由出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脸上忽然有些痒，光绪皇帝伸手一抹。

他抹下了一把泪水。

早在和约签订的两天前，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中就已有人获知了条约的内容。

为首的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就像一声晴天霹雳轰然炸响在他们的头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立即发动广东的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签条约。湖南的举子们闻风而动，加入了抗议的行列。

然而，就连光绪皇帝都回天乏术了，还有谁能阻挡条约的签订呢？

条约正式签订的消息公开之后，举国震惊，朝野沸腾。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呼声响彻北京城。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广东、湖南、江苏、湖北、陕甘、直隶、山东、台湾等省的举子纷纷会集到都察院门前，上书请愿。台湾举子更是声泪俱下，痛斥朝廷割让台湾之举。

然而，这种自发的抗议活动除了泄一时之愤外，实在无以挽救时局。康有为和梁启超看着这一幕，一个念头在他们心里萌生：必须将人们组织起来，把这种分散的个人行为转变为一场集会化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和约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变法图强的政治纲领。

接下来的日子，梁启超等人日夜奔走、多方联络，终于在四月六日（4月30日），把十八省的举人全部召集到了宣武门外的松筠庵谏草堂。松筠庵是明臣杨继盛的故居，谏草堂正是杨继盛当年为了弹劾奸相严嵩而起草奏章的地方。康、梁二人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以先贤为榜样，激发人们的报国之志。集会上的举子代表们一致决定，于四月初十（5月4日）召集所有赴京会试的举子，进行一次总请愿。

康有为当即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一万八千余言的《上清帝书》。随后，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全部在上面签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载送应举的人，后来即以“公车”代指入京应试）。这道上书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变法”。这四项是：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份满载着康、梁等人政治理想的上书递上去了，可都察院却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满腔热血顿时凝固了。

四月初十这一天，集会约定的行动日期也到了。

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北京城似乎比以往更为平静。

各省的举子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朝廷的威胁和打压。在这个本应轰轰烈烈的日子里，他们却默默打点行囊，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北京。台湾的举子最后遥望了一眼京城的雉堞，再一次泫然落泪。这一去，他们将不再是泱泱大清帝国的子民，而是苟活在日本殖民地上的卑贱的蝼蚁。

当他们踏上苍凉的归途，身后是大清王朝的落日残阳，前方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太阳旗。

这是还乡吗？

不，这是去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康有为竟然金榜题名，高中进士第八名，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

康有为苦笑。此时此刻，再去那龌龊不堪的官场上当一名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的小吏，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如今他想的是维新，是变法，是振衰起弊、富国强兵，是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康有为至北京应乡试时，就曾写过《上清帝第一书》，痛陈时弊，呼吁变法，却被守旧派官僚压了下来。这次“公车上书”是《上清帝第二书》，也未能到达皇帝手上。于是这一年的旧历四月底，康有为愤然写下了《上清帝第三书》……

这次上书改变了策略，不再提废约迁都之事，因此终于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阅毕，那苍白的脸上忽然泛起一丝红晕。他立即命阁臣誊抄三份副本，一份呈西太后，一份存乾清宫以备随时御览，一份发各省督抚议处。随后，光绪皇帝颁布了“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和举人才诏”两道谕旨，其中内容多采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

康有为大受鼓舞，于五月初八（6月30日）再呈《上清帝第四书》。正式向皇帝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亦即采用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可想而知，如此激进的政治主张不可能不引起守旧大臣的愤怒和恐慌。这次上书再度被阻。

然而，光绪皇帝和他身后的帝党集团已经听到了康有为的声音。

他们决定不再让这声音归于沉寂。

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位老人突然造访南海会馆，说要找寓居在此的康有为。

会馆的仆人告诉他康先生出去了。

老人大失所望，临走前留下了名字，说务必转告康先生。

仆人听到老人的名字后愣了好一会儿，等他回过神时，老人早已走远了。康有为回来后，仆人既兴奋又神秘地告诉他有客来访。康有为问：谁？

仆人说：翁同龢。

翁同龢？这个天子之师、当朝一品大员、帝党的中坚人物翁同龢，竟然亲自登门拜访一个尚未就任的六品工部主事？！

康有为大感意外，同时也颇为惊喜，随即赶往翁府拜会。宾主落座，稍稍寒暄之后，翁同龢表示要向康有为谢罪。康有为又是一阵诧异，问他何出此言？翁同龢说，早在十年前便已看过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书中提及日本人变法自强后必定觊觎朝鲜和中国。当时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所以没将上书转呈皇上，不想而今一一应验，颇为后悔当初不用康有为之言，感到很惭愧。

翁同龢说完，不等康有为回话，又急切地问：“以先生之见，目下当务之急为何？”

康有为一声长叹：“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何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有十余国。辽台茫茫，四变扰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知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长此以往，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而今之势，非变法不足以立国！”

这一次促膝长谈，从日暮一直持续到夜深。翁同龢反复询问，康有为侃侃而谈，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后，康有为请翁同龢敦促皇上立即实行变法。翁同龢长叹一声，说：“与先生虽是第一次谋面，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老夫就和先生说句实话吧，皇上并无实权，而太后又极为猜忌。皇上每当赏赐一些点心给近支的王公大臣，太后必定要将其剖开，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密诏。如今连老夫也被盯上了，只要有客人来访，敝府门口必定有人蹲守窥探。故老夫如今颇不愿见客，实是有难言之隐啊！”

康有为听完，良久无语。

看来，倘若不能出现一个像唐朝张柬之那样的人物来施展雷霆手段，这新政显然是无从措手了。康有为想。

随后的日子里，翁同龢极力向光绪皇帝介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光绪帝颇受启发和触动，遂下定变法的决心。这一年旧历六月，光绪帝与翁同龢草拟了十二道诏敕，准备发布一系列维新政令。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慈禧太后的眼睛。

她很快就撤掉了翁同龢的毓庆宫行走之职。

光绪帝看着那十二道未及发出的诏书，目光迅速恢复了以往的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