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前清的宦官与言官

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执政期间，顺治总结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为避免重蹈明王朝的覆辙，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其中，“宦官不许干政”，就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太监有很多种称呼，譬如宦官、阉官、宦者、寺人、内管、内监等。而据考证，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寺人”，甲骨文中曾有相关的记载。

明朝人唐甄在其著作《潜论》中，曾用四句话描绘了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根据唐甄的描述，太监似乎是这样一种怪物：身材臃肿、弯曲，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像儿童一样稚嫩却不清脆，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他们可以很爱一个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唐甄《潜论》中对太监的描述，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太监大都自知身份低下，以逢迎主子为能事；他们处于帝王身边，关系亲密，也比较容易施影响于帝王。他们一旦深受庸主宠信，就会成为狐假虎威、口含天宪的特殊人物，形成一种特别强大的腐朽势力，甚至干预或左右朝政。东汉和唐代的宦官之祸，就是这样频频发生的。

据史料记载，清时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两千八百余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这些招募而来的，基本都是汉人。

当时，直隶以及京城近郊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按照清廷规定，太监进宫后，可以得到一笔安家费，所以，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就把自己的儿子卖进宫中。

在进宫之前，准备当太监的孩子要做“净身”手术。做手术前，要签署一份契约，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净身”手术，若有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契约，孩子就被送上一个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的手术台，“净身师”把他们的四肢牢牢地捆绑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具有麻醉功效的大麻汤，接着一盆凉水泼向他们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之际，手起刀落。

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各个朝代太监祸国的历史很有研究，对往昔帝王在太监包围下大权旁落，深怀戒惧。因此，在大明帝国建国之初，他就制定严格管理太监的制度，特别严禁其干预政事。这自然是高明之举。但封建制度实施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朱元璋死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太监就逐渐受到重用，几次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太监，由此可知太监在当时所被重视的程度。

到了明宪宗时期，太监得到宠幸，开始干预朝政，最后竟然涉及了边城镇守，京营掌兵，提督营造、银矿，甚至连染织等事都参与管理。随着外差的日益增多，太监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身价也一跃而起。到最后，太监开始欺压起朝官来。到了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把太监的地位抬到了天上，他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追随者，从内阁六部到四方督抚，均有他的党羽。

这些历史教训，顺治皇帝不会不知道，相反，他十分清楚太监得势的因由。因此，即便他身边的太监对他百依百顺、百般照顾，但他告诉自己，不能让太监得势，他们一旦得势，轻则上房揭瓦，重则倾覆国家。

于是，顺治皇帝决定，依靠强有力的制度来约束宫内的太监。

开国之初，顺治就将“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的赦谕，铸成大小一样的三块铁牌，分别立于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三处。

三块铁牌均为长廊形，上铸有满汉文字，满文从左至右，汉文从右至左。铁牌周围镶有木框，高134厘米、宽70厘米、厚6.5厘米，斜置于木座之上。铁牌的粗糙与宫殿的金碧辉煌很不协调，但也因为铁牌的笨重、丑陋才显得异常醒目，时时告诫皇帝以及臣僚不忘祖制。

铁牌铸铭全文为：

皇帝赦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胎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窥权纳贿，嘱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管理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这是顺治十二年的事情，后来，总管内务府大臣奉上谕，又将铁牌文字录制多份，悬挂在执事太监各处。

顺治以后的几代皇帝，陆续地又给太监们的权限职掌作了严格的限制。譬如《国朝宫史》《宫中现行则例》《内务府现行则例》以及无数的“圣谕”，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至礼法纲常，小到举止言谈，无不有所规定。太监们在清朝的那段时期，地位极低，任凭皇帝们摆布。

顺治的三块铁牌的确把大部分太监压得半死，对于太监们来讲，明朝时期祖先们的辉煌时代的确成了过去。在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以为清朝对自己同类的做法是外来野蛮民族的本性。可事实上，顺治是从历史里得出的结论，而实施用铁牌压制他们的。

三块铁牌的祖制一直到慈禧时才算抛弃了。清朝晚期，随着政治上的腐朽，老佛爷当权后，宦官安得海、李莲英一时成为朝廷的“红人”。其权限、行为已经彻底违反了铁牌精神。太监们终于找回了点明朝时的感觉，可惜这感觉只是刹那的温柔，过了不久，随着清朝的灭亡，太监们就慢慢地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顺治皇帝自己立的规矩，差点儿被自己破了——他在位的最后十年，宠信宦官吴良辅。吴良辅除了结交大臣、收受贿赂外，做的最出格的事情，就是在顺治的支持下，设立了宦官“十三衙门”。内设的机构与明朝时期相仿，如：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宫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等等，设立这“十三衙门”的借口，按照吴良辅的说法，是为了更好地给皇宫里的贵族们服务，实际上是帮助宦官们更好地打听消息、收受贿赂。好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废除了宦官“十三衙门”。

顺治皇帝活着的时候，吴良辅就曾被人揭发贪污受贿，但事情却被顺治给压了下来，直到康熙皇帝即位后，才以“改变祖制”的罪名，将吴良辅斩首。

不过“吴良辅事件”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总的来看，清朝后期，虽然出现了违背顺治的铁牌精神，大名鼎鼎如安得海、李莲英这样的太监，但他们并没有如明朝的太监一样干预朝政。从这点来看，太监祸国，大半原因要归罪于皇帝。明朝的几位皇帝比猪还懒，朱批的执笔权都交给了太监，太监不干预朝政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

而顺治皇帝以“三块铁牌”压制、震慑太监的做法，对清朝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除此针对宦官之外，他还做了这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这几件“小事”同样影响深远，那就是压制言官。

这几年小事记录在《清实录》里：第一件事，是在顺治六年的时候，顺治皇帝精简了各科给事中的官职，将六科中的“副理事”一职裁撤。所谓“给事中”，就是负责“谏言、监察”的官员。

第二件事，是在顺治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又下诏规定了给事中的人数，规定六科满汉给事中各一人。比起明朝的时候，给事中这个官职，从人数到管制上都大大缩水。

第三件事，是在顺治十二年的时候，规定大臣们的奏折，内阁有代替官员上奏折，以及票拟处理意见的权力。给事中在其中的职责，只能是在皇帝阅读过奏折后参加批改，然后转给各部门。而且在内阁上奏之前，给事中更无权得知奏折的内容。

第四件事，是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顺治皇帝又强调说，各地监察御史必须要进行三年一次的“京察”，而考核的方式，就是审阅御史曾经写过的奏折，按照其内容的质量来打分。同时言官的奏折，如果其中的内容在逻辑上出现疏漏，就要罚半年的俸禄。

这几件事情连起来，不难看出一个事实：第一、第二件事，是把给事中官职大批裁撤，削弱他们的力量；第三件事，是废掉原本给事中所特有的封驳批改大臣奏章的权力；第四件事，是强化对言官的管理，把言官个人政绩的评判权和升迁依据，都控制在皇权手里。这四件事情，归根结底一句话：改变明朝时代言官权力过大的局面，以确立皇权独一无二的地位。如此一来，明朝时期敢跟皇帝顶牛，和权臣叫板的言官们，到了清王朝，基本都被彻底废掉了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