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韩国变法，为啥没能走向强大

战国七雄之中，如果评选其中自始至终最弱的一家，当属韩国。比起齐国曾经战胜于诸侯，魏国曾经首霸，秦国更是后来居上，吞并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里，韩国的角色，却是自始至终未变：垫背。

最早魏国崛起的时候，它是魏国的垫背，跟在魏国后面，当了好多年小弟，占过不少便宜，也挨过不少欺负。后来齐国崛起，它们又曾是齐国的附庸，甚至书写下战国战争历史妙笔的“马陵之战”，事件的起因正是魏国攻韩，替齐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生扛魏国，帮助齐国赢得出击时间的，也同样是韩国。后来秦国变法崛起，大肆向中原扩张，征服的首个对象，依然还是韩国，自从秦孝公起，就不断地把韩国当提款机，今天占地明天讹钱，好好地为秦国发展壮大买够了单。

因此说起这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韩国，稍微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基本除了屈辱，还是屈辱，燕国还曾有弱燕破强齐的闪光一幕，韩国却是从头到尾，基本找不到半点亮色。基本就是落后挨打。

这个贵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国家，真的就只有窝囊吗？

事实却不尽然，韩国虽然缺少横扫天下的豪迈武功，也没有齐国稷下学宫的百花齐放文化，却也同样是战国历史上，十分浓墨重彩的一环。

韩国并不弱

韩国的历史，同样也起于公元前456年，三家分晋成为既定事实时。

当时的韩国，经过了韩康子、韩武子、韩景侯几代人，基本都是惨淡经营。当初分家的时候，韩国看似国土分得不少，可是正好夹在秦楚赵魏之间，看看地图就知道，完全就是在夹缝之中生存，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但更为恶劣的，却是内部斗争：特别是在公元前403年，韩景侯取得了周天子的册封，有了诸侯名分以后，韩国的建国成了既定事实，然而内部的争斗，却是愈演愈烈：既发生过相国侠累被刺杀事件，也发生过韩哀侯被儿子刺杀事件，内部就是这样各种乱。

外部条件恶劣，内部又各种乱，也就注定了韩国从开国初期，就免不了被人欺负，欺负韩国最为勤快的，当然还是秦国。虽说当时的秦国，离商鞅变法还有好些年头，还处于十分野蛮落后的阶段，而且动不动还要被魏国各种吊打，但是欺负韩国，却还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从韩哀侯在位时起，秦国对韩国的讨伐，就越发地变本加厉。公元前371年，秦国一口气就拿下了韩国六座城池，虽说韩国堤内损失堤外补，转过头来灭了郑国，还把国都迁到了新郑，但其实还是惹不起躲得起，躲躲风险再说。但是就是在韩哀侯的这段执政时期里，透过韩国年年窝囊挨打的悲惨现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韩国在很多地方的风光强大。

其中最拿得出手的业绩，就是韩国强大的手工业。

韩国的官营手工业，在列国里公认是极其强大的，特别是在韩国灭掉郑国，迁都新郑之后，得到的最丰厚的财富，就是郑国昔日强大的手工业生产体系。韩国的官营手工业，涉及当时各个主要行业，最有名的就是兵器制造业，韩国的冷兵器特别是弓弩，性能和杀伤力都冠绝天下。今天出土的战国墓葬宝剑，尤其以韩国的宝剑最为锋锐。特别是后人说起秦国的强大时，最为羡慕的，就是秦国强大的弩兵，而事实上，秦国的弩正是脱胎于韩国，相当多的韩国工匠，在被秦国俘获后，直接帮助升级了秦弩的杀伤力。

而与手工业同样闻名天下的，就是韩国的商业。

被韩国灭掉的郑国，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商贸区，郑国地区的富商大贾云集，商贸活动十分红火热闹，这些红火场面，都成了战国早期韩国发展的最大本钱。尤其是回看战国历史，相当多有影响力的大商人，都是韩国人，最为著名的就是白圭，其商业经营理念，在两千年的儒商文化历史上，都有着重量级影响。

确切来说，地理优势非常恶劣的韩国，却在战国起家早期，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因此虽然一直挨打，令列国不可忽视的，正是它这强大的发展潜力。

而在韩昭侯即位后，韩国也开始了与几大国一样的选择：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

韩昭侯走上这条路，比起当时其他几个大国来，还是晚了很多年，但即使这样，也是被逼的，当时的韩国，已经到了不变法不行的地步。不但秦楚这样的大国，对韩国的欺负变本加厉，就连传统弱国宋国，竟然也加入欺负韩国的行列来，夺取了韩国的黄池地区。眼看再不变法，就是灭顶之灾，韩昭侯也就下定了决心：变！

战国早期的变法，基本模式都是一致：统治者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个靠谱的改革家。韩昭侯找到的人物，就是申不害。公元前354年，韩昭侯正式任命申不害为相，变法图强。

申不害，号称申子，新郑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与商鞅、李悝、吴起齐名的顶级改革家。他的著作《申子》，更是法家思想上有着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代表著作。而且以《史记》的说法，这位奇人原先出身于道家学派，后来却成了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更是兼有道家和法家两者的精髓，因此自成一派，思想十分鲜明。而在获得韩昭侯重任后，一直锐意变法的申不害，也终于找到了大展拳脚的战场。

即使对于今天来说，申不害的一大别号，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法术士。其中的“法”，就是强调立法法制，即有完备的法律，确保变法的胜利进行。其中的术，则是指实现的手段，即用灵活的手腕，确保法的实行。这种手段与思想结合的理念，对于后来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家，也是影响深远。

而放在当时，申不害的变法，首先也是从法律的修订和确立开始的。以申不害自己的话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也就是说国君行使权力，就好比用秤称重一样，法律就是秤，有了法律才能驾驭群臣。完备的立法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在这样的理念下，韩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法运动，韩国的法令完备，哪怕比起商鞅变法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然而更可贵的是，除了立法完备，申不害更强调有法必依，法律重的不是条文，相反正是执行力。哪怕是国君，也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个人好恶玩弄法律条文，有法律就必须遵守，即使国君也不能违法。所谓“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翻译成白话，就是事实依据，法律准绳。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家守不守法，正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申不害的这几条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对国君权力的限制，这样的思想放在战国时期，可以说大逆不道。但为什么韩昭侯对于申不害，却是百分百地支持呢？因为在这些关于法律的坚决规定背后，更隐藏着申不害一个最讨国君欢心的思想：“术”。

所谓“术”，以堂皇的理由解释，就是实现法治的方式，但具体到申不害的思想上，其实就是指一件事：国君的专制独断。

强调法治的申不害，同时又是君主专制的绝对倡导者，在他的眼里，只有实现了国君的绝对权力，不受任何人干涉的绝对话语权，才有可能实现他理想中真正意义的法治。这个思想在他的《申子》中，被称为“独断”。也就是国君的威权，不受任何外力的挑战。所谓“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正是申不害一直在努力宣扬的“术”。

这样的思想，作为国君，谁都会百分百地欢迎。而更让韩昭侯感到高兴的，却是申不害的“术”，绝非一个空洞的宣言，相反更有实现这话语权的靠谱方式。

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君想要说一不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政治争斗中，时刻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只要做好一件事：“无为”。

然而这个思想，才是申不害的变法思想中，最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国的妙笔。列国的变法主张，都在为加强国君的话语权而努力，例如当时的两大强国齐国和秦国，都在以加强国君权威和职责的方式，来强化对变法的坚持，申不害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只有无为的国君，才是大有为的君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申不害解释说，一个国君最失败的地方，不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笨，相反恰恰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聪明。如果大臣们感到自己的国君常年明察秋毫，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挖空心思继续欺骗国君。只有国君摆出一副无为的面孔来，才能卸掉大臣们心头上的包袱，大臣们猜测不透国君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才会真正老老实实地为国君工作。而且和别家变法派不同的是，在“无为”这条上，申不害也确立了分工原则：每个官职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内所在，大家各司其职，国君的工作不是要代替这些官员们干活，而是监督好他们，不让他们犯错误，这样整个国家的效率，才能够真正得到提升。

以《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的观点说，申不害的变法，无论成败与否，有一个效果无可非议：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最为高效的行政运转体制，即“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而比起上层行政体制的设计来，申不害的另一个创举，就是“经济建设”。

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经济领域的内容，基本都大差不差，几乎都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新兴的封建土地制度，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轨道，给予保护和扶持，从而增加收入，振兴经济。

申不害的思想，也非常类似，但相对有所不同的是，他把农业生产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所谓“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贵土”，也就是土地是最珍贵的财富，而国家要想称霸天下，也必须“国富而粟多也”。因此在申不害当政时期，奖励农耕的政策极多，农业生产也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

而同样被申不害十分重视的，则是韩国的手工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韩国手工业的技术基础十分强大，而申不害的改革，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申不害的坚持下，韩国加重了官营手工业的职权，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手工业考核体制，尤其影响后世的一件事是：每一件韩国出产的兵器，上面都标注了工匠的名字，哪个兵器出问题，立刻就追究工匠的责任，韩国的宝剑与弓弩，从此驰名天下，都是拜这严格管理所赐。

而比起李悝、商鞅等人，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话语权上，那也是相当大的，他共担任韩国国相十五年，其间文武大权独揽，除了负责行政事务，军事工作也是一把抓，他还主持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把贵族自家的私兵收归国有，和国家的兵马混搭训练，从此以后贵族没有了兵马特权，力量逐渐削弱，国君的威权大为加强。这件事当时在韩国引起的争议和阻力最大，但在申不害的灵活手腕和强硬动作下，到底办成了。

在这场痛苦的改革中，韩国的军事实力，也一度焕然升级。而申不害的个人声望，也在韩国军事改革完成后，一直如日中天。但风口浪尖上的申不害，自始至终保持的，就是对国君韩昭侯不贰的忠诚。

然而，作为申不害的领导，韩昭侯除了对申不害有百分百的信任外，更以其独特的驾驭手段，令申不害始终诚惶诚恐，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是：有段时间申不害也曾因为自己功劳不少，一度飘飘然。有一次竟然大模大样，要求韩昭侯封自己的一个堂兄做官。没想到韩昭侯却冷冷拒绝了，申不害开始还不解，甚至一脸的不情愿，但韩昭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吓得申不害全身冷汗：“您一直教育我不能被情绪左右，严格依法办事；您说今天这事，我要是听了您的，就违背了您的教育；要是不听您的，就让您不高兴，您说我该怎么办？”

就这一句话，申不害立刻面容改色，忙不迭地向韩昭侯请罪。从此也百分百知道，这位国君是个不容易糊弄的人物。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对韩昭侯百分百的尊重，换得韩昭侯百分百推心置腹的信任。这个君臣同心的掌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美谈。

一肚子委屈的申不害

申不害对韩昭侯，一度底气十足，也来自于他底气十足的业绩。

以一个相国来论，申不害变法的成绩，可以说相当优秀，所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也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列国诸侯都不敢来欺负韩国。这十五年变法时代，也是韩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曾遭到外来侵扰的黄金时代，以业绩来说，十分的强大。

但比起同时期战国其他国家的变法来，韩国却显得弱多了。

作为三家分晋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韩国却不曾像赵国魏国那样，有过笑傲战国时代的风云岁月，最强大的表现，也不过是申不害变法时期那样，仅免于挨打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法家大师韩非子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申不害自己身上。

申不害改革的最重要环节，就是立法，但是其最大的漏洞，也是立法，申不害口口声声认为立法是国家重器，有法必须执行，但同样又把执行法律的关键，寄托在国君自身的威权上，这就带来一个极为矛盾的结果：为了实现国君的威权，所有严格的法律条文，都必须为国君服务，同样一句话的法律解释，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解释出不同的结果来。精心制定的法律，也就成了为国君专制服务，肆意被篡改的工具。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申不害为了能够减小变法的阻力，并没有像商鞅、李悝那样大破大立。商鞅变法最典型，在确立新法的同时，对秦国旧有的法律基本都尽数废除；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也基本是踩着奴隶制旧规矩的尸首前进，唯独申不害弄起了平衡，他的“术”思维，漏洞就在这个地方：晋国时期的法律，在韩国都还有保留，申不害却又颁布新法，而且当新法和旧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完全就是以利益的需要，来选择偏于哪一方。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却也让阴魂不散的旧法，成了韩国进一步改革的最大负担。

然而最让申不害感到失败的是，他这样的权术，为的是减少变法的阻力，但适得其反的是，就是这样的缩手缩脚，使本来应该成为变法保护的法律，反而在申不害过世之后，成了反对变法的最重要屏障。以韩非子的话说，当申不害活着的时候，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解释法律的条文，可是当申不害过世后，反对者们也有样学样，同样一条法律，今天可以支持变法，明天就可以废除变法，韩国的落后，也就在此。

但申不害对这个问题，也是一肚子委屈，以申不害自己的话说，绝不是他自己缩手缩脚，相反是对他一直毕恭毕敬的领导韩昭侯掉了链子。以韩昭侯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度甚不易行也”。申不害一直寄希望国君可以乾纲独断，但最讽刺的事实是，恰恰是他的领导韩昭侯，是对于新法最游移不定的人物。以申不害著作里的话说，每次韩昭侯刚同意一件国策，却在左右的劝说下改弦更张，且没有了战争威胁后，韩昭侯也沉迷于享乐，变法的经济成果，基本都被他用来大兴土木，这样的韩国，可以在申不害时期保持国家安全，但距离走向富强，依然道路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