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要变法，学李悝

在经过了三家分晋的厮杀和田氏代齐的折腾后，其他国家的地主阶级，也有样学样，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夺权之路。

但无论是分家还是借壳上市，过程都太血腥暴力，相对温和的方式，就是变法。无论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要想生存下来，变法都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不变法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因此自从战国时代开始后，变法就成了各国间的时尚。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变法的措施。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

然而，在各类变法运动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并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

魏国凭啥先变法？

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魏国。

在瓜分晋国的三家里，魏国属于分家运气非常不好的一个。表面看来产业丰富，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工商业发达且农业繁荣，全是肥得流油的宝地。可看看地图就知道，这些个宝地，全夹在齐秦楚三大国之间。所谓“富得流油”，其实就是人家眼中案板上的肥肉。

它的地理劣势有多大？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利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局面下，要生存下来，环境是非常艰难的。

幸运的是，魏国的开国之君，是这时期各诸侯国里最杰出的君主魏文侯。在这个问题上，此人非常有觉悟：不但不能做肥肉，还要做吞并别家肥肉的魔兽。

要想做魔兽，就得变法！

虽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才正式获得周天子的承认。但是其中的魏文侯，却已经早早名声在外。在当时的列国诸君中，魏文侯属于出名有见地的一位，不但善于发现人才，治理国家有方，身边更是明星荟萃。照着北宋历史学者司马光的点赞说：“魏文侯的雄才大略，简直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再世。”

而对比晋文公，魏文侯有一点极像的，就是麾下群英荟萃。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却是绝对的优势。

但这其中，最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作为子夏的学生，在现存的各类史料中，李悝都是十分默默无闻的一位，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甚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都没有他的传记，比起后来风光无比的各路战国精英们，可谓活得十分低调。

李悝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生的运气不好，魏国的霸业虽说辉煌，可是对照整个战国历史，堪称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在这段辉煌的年代里，出镜率极高的人委实太多，包括吴起等人，各自都十分有话题。而后来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完全盖过了他的锋芒。

但是所有这些交相辉映，却都掩盖不住一个公认的真相：李悝变法，它不但造就了一个强大的魏国，更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变法的时代；它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它是历史的先声。

而李悝比较幸运的，还有一件事：虽然后来变法成了时尚，但在李悝生活的年代里，这事只能发生在魏国。

比起其他国家奴隶制贵族还十分强大的局面，从晋国脱颖而出的韩赵魏三国，属于毫无压力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在漫长的战乱中，先前所谓实力强大的旧贵族，基本上被一扫而光，掌舵的人从上到下，都是新兴地主阶层，变法的阻力极小。而且更幸运的是，所谓四战之地的魏国，当时的外部环境：齐国正在忙着田氏代齐，秦国也正在内耗，楚国正忙着对南方扩张，几个主要大国，这时正好都顾不上管它。如此黄金机遇，堪称机不可失。

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却是魏文侯。在战国早期的统治者中，很难找到一个像魏文侯这样眼光超远，能够放手让臣下做事的国君。更何况，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而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益激烈，外部的军事压力亦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其实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过了多年惨淡经营后，魏文侯也终于确信，李悝，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

李悝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这条在魏国，当时还是最容易办到的，因为韩赵魏的旧贵族势力，本身就是最弱的，既得利益者极少。这条商鞅后来在秦国遭到极大阻力的改革内容，这时算是顺利推进。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就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第四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

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形成了英才荟萃的局面。

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是在此过程里完成的。

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

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内容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强悍魏国横扫天下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乘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

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

从当时的局面看，魏文侯的眼光堪称长远：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北宋年间，苏辙的《过秦论》中，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要韩赵魏三国是铁板一块，就足以挡住秦国东出的脚步，整个中国历史都要改写。

然而放在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是韩赵魏三国要阻挡秦国东出，而是秦国哭着喊着，不能让魏国打进来。

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对于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它堵在关中平原之外。一旦让它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筑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就在这关键时刻，魏文侯起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对秦国而言，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光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

齐国后来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也是托魏文侯代呈的。而南方的“超级大国”楚国，也在和魏国的交锋里吃了亏，魏文侯不断南下，攻掠江汉平原的小国，楚国虽然组织过几次北上，但后来都败北于魏国的手下。魏文侯在位的时期，原本是“四战之地”的魏国，却处在一个四面扬威的时期。归根结底，还是魏国率先进行变法尝到的甜头。

盛极为何衰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不但影响了魏国的历史，更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文侯时代魏国的李悝变法，其实就是整个战国时代变法的试验田，列国诸侯从魏国的强大过程里，看到了变法对于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

从此之后，列国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几乎所有开展变法的国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强大魏国，作为变法的楷模和目标。而魏国也同样是战国变法人才的“培训学校”，早期在其他国家主持变法的人才们，许多人都在李悝变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后来主持了楚国变法的吴起，早年就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助手。而列国变法中最彻底的商鞅变法，也基本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这时期的各类变法中，唯一和李悝变法无关的变法行动，应该就是燕国的“复古”改革，这种历史倒退的做法，引发了燕国本国的一场内乱，险些沦亡于齐国之手。

作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吃变法“螃蟹”者，魏国的国势，在魏文侯在位的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国称雄于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国被它打得服服帖帖，东面的齐国唯它马首是瞻，南方的楚国遭到它联合三晋势力的一次次沉重打击。虽然与北方的赵国发生过摩擦，但韩赵魏三国中，魏国却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而在当时整个战国大势中，它也是国力最强者。

但魏国这时期霸业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称霸的地理优势，“四战之地”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魏国如果想长久地保持霸主地位，甚至想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局面，就必须要占据一个战略制高点，不是向北占有赵国，取得对六国诸侯坐北朝南的优势，就是要向西或者向东，占有秦国和齐国，取得得天独厚的地理屏障，否则，魏文侯所奠定的版图，势必是不能持久的。

魏文侯过世后，其子魏武侯即位，就在魏武侯登基后的第二年，为魏文侯设计变法大业的老臣李悝也病故了，但这时候的魏国，国力依然在持续上升。魏武侯在位的26年，是魏国对外战争比较多的一段时期。

公元前393年，魏国两线作战，分别在南线击败了郑国，西线击败了秦国，向南和向西都拓展了大片国土。之后，魏武侯与韩赵结成军事同盟，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楚国、齐国、秦国，但是这以后，它和两位盟友赵国、韩国，也相继发生了矛盾，陷入了新的战争。这时期的魏国，整整26年来，对外战争几乎未尝一败，对四面的敌人连战连捷。

魏武侯比起其父亲来，虽有军事才能，但在政治眼光上却远远不及，总迷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连战连捷的结果，就是魏国四面树敌。在之后的魏惠王时代，国力严重虚耗的魏国，虽然有庞涓屡败诸侯的辉煌，但最终在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下，实力日益萎靡，随着马陵之战魏军被齐军全歼，魏国的强大地位，最终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