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最成功的只能是商鞅

战国时代的变法不少，南北各诸侯国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其中公认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然而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史家也在追问一个问题：商鞅既不是最早主导变法的前辈，而秦国也并非首先开始变法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变法最成功的，只能是商鞅变法？甚至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能够保持恒久的强大，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整个经过，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童话般的奇迹。

商鞅进入秦国以前，列国的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唯独秦国还是一片安静。有能力变法图强，开创大业的青年才俊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函谷关，进入秦国这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在秦国实现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国经济条件落后贫穷，奴隶制贵族势力强大，民风野蛮彪悍，在中原人眼里，同属华夏族的秦人，在当时却是不开化的野蛮人。

这就好比今天跑到一些蛮荒国家，上马诸如微软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听着就像天方夜谭。

但是商鞅却做到了：他勇敢地走了进来，最后虽然客死秦邦，但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缔造了强大的秦国，成就了秦国横扫六合、灭亡六国的辉煌，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这段人生，都被看作一段不可思议的奇迹。

可是，商鞅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秦国其实是张无负担的白纸

商鞅变法成功，一个重要的条件，却被长期忽略：秦国，是一个相对容易变法的国家，原因也很简单——它很落后。这就好比一个操场要装修，一开始是沙土地，要改柏油跑道，结果刚要弄好柏油，塑胶跑道又兴起了。好些战国国家的变法，比如齐国、楚国，都好比是先拆了柏油路，再铺塑胶，十分地折腾。但秦国却省了，可以直接在沙土地上铺塑胶，折腾相对少。在一个国家走向变革的关口，不开玩笑说，相对的落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因为可以少掉很多的负担。

秦国在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

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在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

首先，秦国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它都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更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

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

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于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有惊无险夺权成功。

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着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的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

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在忧愤中死去，他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就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

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痤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痤，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得益于这段时光。

打个金庸小说里的比方说，商鞅就好比是少林寺烧火的火工头陀，多年来耳濡目染，竟融会贯通了一身绝世武功。

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真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然而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痤，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痤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痤生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痤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痤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三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循序渐进的改革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之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做报告？

商鞅的办法很简单，不用做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木头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扛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

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也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为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之所以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的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如日中天的商君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七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

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也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地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

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二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三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商业税的征收也更加制度化。四是编订《秦律》，这是继《法经》之后，中国又一部封建社会法律，《秦律》参考《法经》制定，内容比《法经》更细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的各个方面，目的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官员督察体系，六国后来所羡慕的秦国官员之严谨、认真、高效，正是由此而形成的。

在这四项改革内容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树立新法的影响力，建立新法的绝对权威；第二阶段，是要把新法的内容制度化，成为秦帝国牢不可动的国体，深深渗透进秦帝国的血液中去。即使商鞅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但是商鞅的变法，也成为秦帝国从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时候的秦帝国，还享受着商鞅变法的成果，国民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了税源，增加了税收，国库储备充裕，足够支持大型的战争。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步增强，这时期的秦国，已经迁都咸阳，定下了东进中原的国策，秦国的理想，也比中原诸国更加远大，他们不再谋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的理想是把整个天下统一在自己的囊中。这是秦国国君的愿望，他们太盼望君临天下的辉煌了。这也是商鞅的愿望，他期待自己一生的呕心沥血，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典章制度。

这期间的秦国，东进的脚步已经不可遏制。在秦国迁都之前，秦军已经陆续收复了安邑、元里等西河失地，称霸中原的魏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到了公元前343年，秦国已经成为诸侯眼中不能小觑的力量，连挂名的周天子都来向秦孝公朝贺，授予他霸主的身份。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军击败魏国10万大军，俘虏魏国公子，魏国无奈之下，只得向秦国归还了所有的西河领土，几十年的国耻，就此一朝得雪。

然而，仅仅是洗雪耻辱，在秦孝公君臣眼里是远远不够的。收复失地不够，获得霸主的身份也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六国，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第二阶段的12年，正是秦国勃兴时期的关键12年。在这12年里，秦国和齐国两面夹攻，使魏国实力彻底萎靡，秦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愿望从此彻底实现了。此后，彪悍的秦人第一次跨出了函谷关。雪亮的马刀，直指向富饶的中原大地，关东六国的灾难，中国的统一大业，脚步日益近了。

注定到来的悲情结局

商鞅人生的再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38年。

这一年，一直不遗余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即位的秦国国君，就是当年曾经和商鞅结下梁子的太子驷，这就是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后不久，对商鞅的清算就开始了，大批失去权力的旧贵族四处造谣，诬陷商鞅谋反，秦惠王派出军队，去商鞅的封地缉拿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刻逃跑，逃到边境时，却没有客栈主人肯收留他。

因为根据商鞅自己制定的律法，客栈如果收留没有“身份证”的客人，是要遭连坐大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追兵逮捕，处以车裂的刑罚。

商鞅之所以结局如此悲惨，原因有很多。

一是因为商鞅变法中的污点。商鞅变法的最大错误，就是矫枉过正，手段过于酷烈，在秦国建立了严刑峻法的统治，在街上吐一口痰都要治罪，至于连坐之罪，多年以来更是株连甚广。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的“暴政”，其根由也是商鞅变法开始后秦国日益严苛的法家思想。

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秦惠王自己的帝王心术，像商鞅这样一个功高震主的人，对王权的威胁是巨大的，不除掉是不可能的。战国历史上秦国的历代权臣，如果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下场都很悲惨。比如李斯，比如吕不韦，能得善终的范雎等人，原因也在于见好就收。而以商鞅的性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商鞅走进函谷关的第一天起，他被车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成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