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原来是这样——黄帝的子孙们

黄帝之后，谁继承了帝位呢？

根据《史记》的说法，黄帝的孙子高阳继承了帝位，称为帝颛顼（zhuān xū）。可是在其他一些古文献中，黄帝与颛顼之间，还有一帝，称为少昊（又称少皞，音hào）。大概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少昊的功绩平平，没有资格入“五帝”之列，故而将他省略不提。

我们可以在《国语·楚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及少皞（即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到了少昊执政的晚期，南方的九黎部落，即以前蚩尤的部落，爆发了严重的叛乱。这次叛乱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即南方九黎部落与北方中原政权在文化、信仰、宗教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北方中原文明虽然也是有神论者，但无论是天神、地神还是山神、水神，都不是人格化的神。更重要的是，与神沟通的权力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解释上天深奥难测的旨意。封禅大典、祭祀山川鬼神，这都不是普通人可以随随便便做的事情。

南方的九黎部落呢？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对于南方人来说，神从来不遥远，形形色色的神灵就在身边，而且几乎每家都可以通过祭祀、巫史与神沟通。这种多神宗教的存在，大大削弱了中原政权在南方的统治权威。对北方人来说，南方人不啻为一群异教徒。

这种宗教上的反叛，从一个侧面看出九黎部落挣脱北方统治的努力。此时距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仍不算遥远，显然九黎部落对于上一次战争的失败耿耿于怀，他们把失败更多地归之于运气而非武力不济。多神宗教的兴起，实际上是为政治上的反叛奠定意识形态基础。只要他们坚信有众多神祇的庇佑，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勇气，去对抗少昊的政权。

少昊没能在有生之年平定九黎之乱，从这点上看，他确实算不上一位优秀的君主。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才没有他的地位。

九黎叛乱这个烂摊子扔到了颛顼手中。

颛顼是“五帝”中的第二帝，他与祖父黄帝比较相似，既有雄心壮志又不乏统治的手腕。颛顼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他镇压了九黎族的叛乱，重新恢复了秩序。与武力征服相比，思想的征服更加困难。只要九黎部落的民众仍然迷信于神祇的力量，不服从于世俗的权威，叛乱将是永无休止的。

为此，颛顼派出两位得力干将前往南方。这两名得力干将，一为南正重，一为火正黎。南正、火正都是官名，其中火正又称为北正。两名官员一个名叫“重”，一个名叫“黎”，都是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有深入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南正重与火正黎被派往南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绝地天通”。

什么叫“绝地天通”呢？

地就是地上的生灵，天就是天上的神灵，“绝地天通”，就是要断绝尘世与上天的交流。套用西方的俗语来说，就是“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神去做神的事情，人去做人的事情。至于神人沟通这样的事，乃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不能让普通百姓躲在家里与鬼神相通，绝对不行。

这是一次对异教徒的大扫荡。虽然史书上略去了扫荡的过程，但可以想象，势必有一大批人倒了大霉。其中尸祝、巫士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人与神的媒介，只要清除掉这些人，自然就可以隔绝人神之间的联络。

这次扫荡的效果是显著的，就如《国语》所记录的：“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划清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摧毁了异教徒的思想基础。不过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要征服人的思想，比征服人的肉体要难得多。在多年以后，从九黎族分化出来的三苗部落，在尧帝统治的时候，与鬼神相通的思想再次死灰复燃，这是后话。

颛顼大帝明确了一种传统：只有天子才有权与上天沟通。天学不是可以私家相授的学问，只有天子才能设立天学研究机构。这一观念影响中国达数千年之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历书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一个现象，读史者应当细察。中国历史上每有政权更迭时，都把颁布历书当作首要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历书的编制，需要有大量的天文学观测资料，而中国历朝历代，天学机构都是钦定的。颁布历书，实际上就是宣扬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取之于上天，君权是神授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历书不过是对天体运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可是从黄帝开始，就把天文历法神秘化，变成王权、帝权、皇权的象征。奉行某政权的历法，就意味着对该政权的臣服与顺从。因为历法体现的，是君王与上天沟通的权力。

据说历法起源于黄帝，但是黄帝的历法是比较粗糙的，这与当时观测手段的落后有关。继承者少昊对历法的重视程度，比起黄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左传》中，记载有少昊政府的一些重要官职，其中凤鸟氏主持历法编制，玄鸟氏“司分”，伯劳氏“司至”。

什么是“司分”与“司至”呢？

“分”就是“春分”与“秋分”，“至”就是“夏至”与“冬至”。在少昊时代，玄鸟氏是负责观测春分、秋分，而伯劳氏是观测夏至、冬至。学过天文学、地理学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回归年里，夏至日，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冬至日，直射点在南回归线。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移到赤道时，则是秋分日；从南回归线移到赤道时，则是春分日。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四个节气，是四季变化的重要标志。要编制一本很完善的历书，首先就必须确定“两至”、“两分”点，因此就有司至、司分这样的官员。

在平定九黎族异教徒的叛乱后，颛顼大帝派去南方的两名大员，即南正重与火正黎（即北正黎），随即展开了更精密的天文观测，并且重修历法，这个历法后来称为《颛顼历》。《颛顼历》影响的时间非常长，前后长达两千余年，后世的《夏历》、《殷历》、《周历》都延续了《颛顼历》的一般性原则。但是这本历法的原本，与其他几本古历，都在战国混战中毁于兵燹（xiǎn）。

到了秦汉之际，有好事者仿冒了包括《颛顼历》在内的几本古历，不过《汉书》已经指出这些古历只不过是冒牌货罢了。

关于颛顼大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与共工的战争。

据《山海经》的记载，共工是炎帝的后人。共工的叛乱，想必也是少昊统治时期政治动荡的结果。共工幻想夺回先祖失去的帝号，遂发兵叛乱，颛顼大帝并没有给他机会，他在战争中败北，最后在不周山撞山而亡。

由于时代久远，后人编制了荒诞的故事，说不周山乃是顶着上天的天柱，被共工一撞，给撞断了。看来共工也不是一个人，也是个像蚩尤一样的魔界人物，一头就把不周山给撞断了。这下子大事不好了，“天柱折，地维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天倾西北”，大地倾斜了，西北高、东南低。您瞧，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形走势，原来是共工这个老兄给撞出来的。这个颇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从侧面看出颛顼大帝在位的那些年，天下确实不太平，有九黎之乱、共工之乱，幸好这位大帝本领非凡，一一镇压叛乱，成为黄帝政权的中兴之君。

颛顼是一位十分勤勉的君主，他延续黄帝巡视天下的传统，北至幽陵（幽州），南至交阯，西至流沙（甘肃），东至蟠木（东海），行踪之广，大约有今天的半个中国。

令人不解的是，颛顼大帝的子孙并没有继承帝位，继承者是颛顼的堂侄高辛，也就是帝喾（kù）。

从新帝国的几位君主来看，后世“嫡长子继承权”的传统在此时并未形成，君主在考虑接班人时，更多的是考察他的能力与德行。那么帝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史记》中，他的形象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堪称人间帝王的表率：“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道德修养高得不得了，堪比佛教中的菩萨。

帝喾时代，帝国欣欣向荣，没有发生很大的灾难，国家政治比较清明。这一方面得益于帝喾本人的廉政，另一方面也是颛顼大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用这样的文字来总结他的政绩：“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本着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没有阴谋与欲望的年代。我更愿意这样认为，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代史学家，刻意造出“五帝”完美的形象，与其说是记录真实，不若说是借古代之事构想出一幅乌托邦的美丽画卷，写的实际上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

帝喾有四个儿子，分别由四位帝妃所生。究竟要由哪个儿子继承帝位呢？他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最后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卜者告诉他，他的四个儿子都有帝王的福相，有些人将成为帝王，有些则是子孙成为帝王。

这个预言后来成了现实。

在帝喾去世后，他的儿子挚继承帝位。挚并没有能力统治这么大的帝国，他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迫把帝位传给弟弟放勋，放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帝尧。至于其他的两个儿子，契与弃（稷），他们的后代分别成为商王朝与周王朝的开创者。

从帝尧开始，史料开始变得丰富，这显然与文字的普及、传播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古文献的增多，使我们可以对这个古代的大帝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