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原来是这样——蜀汉两名相



说完了三国的女人，咱们接着聊三国的男人。

三国的男人，从政治职责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帝王型，比如曹操、刘备、孙策、孙权、司马师、司马昭，也包括那些失败的割据军阀，如董卓、袁绍、刘表、刘璋等人。

二、相臣型，比如荀彧、荀攸、诸葛亮、蒋琬、费祎、张昭、顾雍等人。

三、统帅型，比如周瑜、鲁肃、关羽、司马懿、姜维、邓芝等人。

四、武将型，比如张赵黄魏、诸曹夏侯、甘凌周蒋等那帮拎刀玩命的。

五、边臣型，比如张习、梁既、李恢。

六、刺头型，比如孔融、祢衡、彭羕、虞翻。

七、龙套型，比如孙简糜、二丁杨修。

如果从性格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豪爽型，比如曹操、孙策。

二、闷骚型，比如刘备、孙权。

三、淑男型，比如荀彧、杨修。

四、张牙舞爪型，同上一类的第六种刺头型。

五、中庸型，比如蒋琬、费祎、顾雍。

所谓中庸，其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恪守的一种生存原则，不强出头，不刚不屈，在两个极端之间走中间路线。在三国人物中，上面提到的蒋琬、费祎、顾雍都是“守中庸、行大道”的典型人物。顾雍之前已经讲过了，下面专门讲一讲蜀汉两大名相蒋琬和费祎。

我们对蒋琬和费祎并不陌生，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弥留之际，告诉朝廷派来的使者李福：“我死之后，公琰（蒋琬字）可继吾任。公琰之后，文伟（费祎字）继之。”蜀汉的第二任、第三任首席执政官，被第一任首席执政官提前内定好了。

下面把蜀汉各时间执政时期做一个简单的表：

如果从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主政西川开始，蜀汉政权共存在了五十年。在蜀汉五代执政官中，蒋琬的执政时间最长，为十三年，再加上费祎执政的七年，共二十年。

蒋琬和费祎执政的二十年，诸葛亮时代轰轰烈烈的北伐扩张政策在他们手上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稳健保守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进取不足，自守有余。不过在这二十年里，蜀汉的国势并没有明显的颓势，至少还有能力继续给曹魏集团添恶心，这就是能力的体现。

蒋琬是荆州零陵人，生年不详，从蒋琬在蜀汉的从政资历来看，他不应该划进蜀汉第一代执政集团，他和费祎实际上都是蜀汉第二代执政集团的首脑。从派系上讲，蒋琬出自刘备的荆州系，但不是嫡系，最多是个打下手的杂牌军，庞统和马良才是刘备的荆州嫡系人马。

在初出江湖的时候，蒋琬只是一个底层的吏员——书佐，跟着刘备进入了西川。蒋琬早期并不得志，只混到了广都长（今四川成都南），级别依然不高。汉制：一县人口过万，县执政官称县令，不过万则称县长。

蒋琬对这份工作应该是不满意的，认为刘备这么安排他是浪费人才。到任之后，蒋琬学习当年的庞统，成天胡吃海喝，当起了甩手大掌柜。后来刘备来到广都视察，看到县内事务乱成了一锅糊涂粥，老刘气得脸都绿了。一怒之下，刘备准备杀掉蒋琬，以儆效尤。

对于蒋琬的才能，蜀汉头牌诸葛亮是清楚的，所以第一个站出来替蒋琬求情的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一方面称赞蒋琬是国家级的人才，做县长是屈才了。另一方面，诸葛亮认为人才往往重大事、轻小节，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鉴于之前庞统在耒阳的搞笑执政，再加上诸葛亮的面子不能不给，刘备半信半疑地给蒋琬一次自救的机会。虽然不久后蒋琬迁任什邡县令，但依然算不上重任，游离在官场二线之外。也许刘备的潜意识认为，庞统只有一个，蒋琬的分量还没有资格与庞统相提并论。

在刘备执政时期，蒋琬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真正让蒋琬走进蜀汉一线官场的，是在诸葛亮执政之后。有了诸葛亮这位伯乐，蒋琬这匹千里马终于可以仰首长嘶，一驰千里了。人才最需要什么？机会！

其实诸葛亮在执政之初，就已经有了寻找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考虑。从后来诸葛亮得到姜维之后，有意让姜维主掌蜀汉日后军事系统来看，蜀汉的下一代执政官应该是以内政外交为主要方向。而蒋琬，文治长于军事，诸葛亮在几年的考察之后，基本确定蒋琬来接班了。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北伐后，就留下时任参军的蒋琬配合长史张裔驻守成都，权摄府事，开始系统培养蒋琬。三年后，张裔去职，蒋琬接替张裔做了益州长史，并加抚军将军，实际上成为蜀汉官场的二号人物，蒋琬接班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

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蒋琬在大后方担当起了后勤最高长官的职责，负责前线军需粮草的供应，“足食足兵”。诸葛亮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蒋琬出色的政治才能让诸葛亮倍感欣喜，诸葛亮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替蒋琬吹喇叭，生怕别人不知道蒋琬是他的事业接班人。

在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蒋琬不出意外地接过了诸葛亮特意留给他的权仗，带领蜀汉在迷茫不确定的未来时空中穿行……

蒋琬的正式头衔非常多：尚书令，随后加行都护、益州刺史、大将军、录尚书事，整个蜀汉地位最尊崇的，除了刘禅，也就是蒋琬了。刘禅的个人动手能力不怎么样，所以也乐意把担子交给蒋琬去挑，诸葛相父提名的人选，想必是错不了的。

蒋琬执政之后，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带领蜀汉走出后偶像化的时代。诸葛亮在其执政期间就已经被神化了，他是蜀汉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现在精神领袖没了，蜀汉现在人心惶惶，史称“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稳定蜀汉军民的情绪，事关重大。

从性格上来分析，在偶像逝去之后，偶像的替任者多数都是性格沉稳的，比如霍光之于刘彻、曹丕之于曹操、李治之于李世民、赵匡胤之于柴荣、朱高炽（朱瞻基）之于朱棣、胤禛之于玄烨。蒋琬也是如此，沉稳的性格往往能最大限度地稳定人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为了稳定军民情绪，蒋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在诸葛亮的北伐未竟事业上勇攀高峰，而是让蜀汉军民相信自己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出历史的泥淖。蒋琬在这方面非常下功夫，史称“（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有稳定才有发展，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不论蒋琬心里对诸葛亮的逝世如何伤心难过，但在大庭广众下，绝不能流露出来，否则人心就乱了。

蜀汉官场见蒋琬如此老成持重，大家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时间可以冲淡记忆的伤痕，随着时光的流逝，蜀汉军民对诸葛亮逝世的伤痛，已经渐渐地淡去了。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跟着蒋琬稳步前行，史称“众望渐服”，蒋琬出色地完成了初步稳定人心的任务。

在偶像过渡的时代，第二代继承者在收拢人心上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改变第一代的严刑峻法的治政思路，以宽仁待人，从而平稳地度过后偶像时代。像蒋琬这种地位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整个朝局的发展，对于这一点，蒋琬心里非常清楚。

自从诸葛亮死后，蜀汉官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蒋琬当然知道团结人心的重要性。在《三国志·蜀书·蒋琬传》中，陈寿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督农杨敏曾经在背后说蒋琬的坏话，骂蒋琬是个糊涂虫子，“作事愦愦”，根本没资格和诸葛亮相比。

不知道哪个马屁虫子把杨敏这话告诉了蒋琬，请蒋琬治杨敏的罪，诽谤当朝执政，那可不是小罪。如果换成法正这号锱铢必较的，十个杨敏也完蛋了，但蒋琬不是法正，他听完来人的话，淡然一笑：“杨敏说得没错，我确实不如诸葛丞相，杨敏说的是实话，没道理治他的罪。”

后来杨敏不知道犯了什么事，锒铛入狱，吃起了牢饭。官场中人都知道杨敏曾经骂过首席执政官，天知道蒋琬会不会在背后给杨敏捅黑刀子。人心隔肚皮，别看蒋琬嘴上说得这么感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有几条蛔虫？

杨敏的命运很快就明朗化了，蒋琬不但没有对杨敏下辣手，反而替杨敏圆场，杨敏安然出狱。蒋琬的老大风范很快就折服了官场中人，做老大的如果要让手下弟兄们服他，不仅要立威，更要立德，以德服人才是根本。

蒋琬不是圣人，难说蒋琬对杨敏说得那些话不反感，但他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不可以公报私仇的，否则拿什么来服人？如果从私心角度来讲，蒋琬急于这么树立宽仁的形象，也是想让蜀汉军民走出诸葛亮的神话时代，从而确定自己“蜀汉一哥”的地位。

稳定任务完成了，接下来蒋琬要做的是制定蜀汉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三国鼎立的历史大格局下，脱离这个历史环境空谈发展是不现实的，蒋琬在事关蜀汉生死存亡的对魏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思维，不过他们的对魏战略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诸葛亮对魏态度非常坚决，第一次北伐不成功，就来第二次，直到生命列车驶到终点。蒋琬也是主张灭魏的，他也基本上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思路，不过二人的北伐战略还是有所区别的。

蒋琬根据自己的战略判断，他认为诸葛亮经山路北进，容易造成粮食运输的断链，从而影响前线战局。诸葛亮五次北伐均告失败，除了主观因素外，客观因素主要有两点：一、粮食运输困难；二、山路崎岖，影响行军速度。

蒋琬改正了诸葛亮北伐走中路的战略思维，放弃中路进攻，改走东线的水路，也就是河道比较畅通的上庸三郡。这里曾经是蜀汉的地盘，后来孟达叛蜀降魏，成为保卫魏都洛阳的西南重要屏障。

魏军的实力，蒋琬心里是有数的。无论是走祁山，还是走上庸，蜀军都会啃到硬骨头，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蒋琬东出汉、沔，主要的战略考虑是解决前线的粮食运输，从战术角度来看，蒋琬的这个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行的。

至于如何攻取汉、沔三郡，蒋琬的计划是偷袭，以奇兵东下。如果能攻克三郡，就等于在魏国的腹地插进一把尖刀，因为这里离洛阳实在太近了。可惜还没等蒋琬开始动手，蒋琬前些年患上的旧病再次发作，身体状态非常差，蒋琬只好忍痛放弃了东下计划，回到汉中养病去了。

虽然东线奇袭计划没有实施，但蒋琬抱定了放弃中路，专打两边的战略思维不放，主张狂攻西线凉州地区。如果说攻取汉、沔三郡更多的是一种对魏的政治威慑，那么攻取凉州更多的是军事上的考虑，斩断魏的战略右臂。

蒋琬在战略上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思维，但在具体战术上却没有重复诸葛亮北出祁山的老路。无论是走东线还是走西线，都比走中线更能节约国家战略成本，蜀是小国，国力有限，禁不起翻山越岭的折腾。

陇西与蜀汉接壤，因为历史的原因，蜀汉与当地羌胡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相当的人脉资源。蒋琬也意识到了蜀汉具有的这个战略优势，至于具体的负责人选，除了凉州人姜维外，再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次蒋琬似乎下定决心了，上次没来得及在东线闹出大动静，这次蒋琬铆足了劲，准备在西线大干一场。在乱世靠军功吃饭的年代，没有军功是绝难服人的。为了这次能在西线捞点肥肉，蒋琬准备拖着病重的身躯，做姜维的后线接应，蒋琬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拼了老命也要上。

可惜上天已经不打算再给蒋琬机会了，给他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整整十三年！蒋琬却什么也没做，上天的耐心是有限的。蜀汉延熙九年（公元246年）十一月，已经病入膏肓的蒋琬在涪城溘然长逝，留下一个弱小的帝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风摇摆，没有人知道未来在哪里。

接替蒋琬做蜀汉首席执政官的，是十三年前，诸葛亮在临终前内定的隔代接班人费祎。

从辈分上来看，费祎和蒋琬其实是同一代人，费祎在蜀汉官场厮混的时间甚至还早于蒋琬。如果从性格来讲，二人的区别则比较明显。蒋琬性格稳重，不苟言笑；而费祎性格外向，活蹦乱跳，像个猴子。

费祎和蒋琬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费祎更善于交际，也就是外交能力比较强。当年蜀汉头牌大佬许靖的儿子许钦病故，成都所有的达官贵人全部到场吊唁，费祎蹭了一回好友董允的车，来到许府溜了门子。

董允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表现有些拘谨，“神色未泰”。费祎是前益州老大刘璋的表侄，早就见惯了大场面，在这群高官显贵面前，费祎“晏然自若”，跟没事人一样。这份淡定从容，让董允的父亲董和大为惊叹：这小子终究会做出一番大事业，我儿子不如费文伟！

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蒋琬代表着底层草根，而费祎则代表着中上层的精英，但费祎的能力却是当时蜀汉官场公认的。精英群体和草根群体出人才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当的，都说草根出人才，其中精英中也出人才，就看当政者如何用人了。

对于费祎，诸葛亮是非常欣赏的。在诸葛亮征服南中回京后，蜀汉高层百官全都出城迎接诸葛丞相，论官衔，费祎不过是个黄门侍郎，但诸葛亮却做出一个惊人决定：邀请费祎上他的专车，其他大佬全都步行入城，众人皆惊。

南征回来的诸葛亮已经四十四岁了，天知道他还能活几年？诸葛亮开始有计划地培养事业接班人。诸葛亮在选定蒋琬做二代接班人的时候，就同时敲定了费祎来接蒋琬的班，不然诸葛亮不会无头无脑地以极高规格来对待费祎。傻子也知道，诸葛亮这么给费祎面子，用意是什么。

费祎被诸葛亮确定为第三任首席执政官以后，诸葛亮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费祎的参政能力。接班人需要与众不同的历练，要多放出去，接受大自然的残酷洗礼，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诸葛亮为了北伐曹魏，不计前嫌地和孙权结成战略联盟，至于出使东吴的人选，诸葛亮选择了费祎。其实这非常好理解：与东吴的利益同盟稳定与否，事关蜀汉北伐成败。诸葛亮派费祎担任这个差使，实际上是给未来费祎执政方向定下了基调，就是继续与吴联盟，共同抗魏。

费祎性格外向，机智多变，由他出面和孙权周旋再合适不过了。孙权和费祎一样，都是活蹦乱跳的猴子性格，费祎在出使东吴期间，和孙权非常的投脾气。孙权对费祎的印象非常好，每次费祎来到东吴，孙权都把费祎当成自己的哥们儿，好吃好喝好招待。

费祎是个能守住底线的人，无论和孙权的私交如何，在国家尊严上，费祎是半步不让的。在孙权给费祎举办的接风宴会上，东吴政坛精英诸葛恪、羊衜，也包括孙权本人，经常借天下大势对费祎发难。费祎见过大场面，并不怵东吴精英，席间“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

在当时吴强蜀弱的形势下，费祎出色的外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替蜀汉挣得了不少面子，让孙权看到蜀汉虽弱犹不可欺，对巩固吴蜀联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诸葛亮北伐的这十几年间，他钦定的两大接班人蒋琬、费祎分别负责内政后勤和外交联络，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为国效力，费祎实际上是蜀汉的“外交部长”。

在诸葛亮执政晚期，费祎的工作重点从外交转向了内政，但从费祎调解魏延和杨仪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这时的费祎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蜀汉的“联络部长”。人才之用，贵在发挥其特长，费祎善于沟通人际关系，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在诸葛亮死后，蒋琬上台，这时蜀汉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伐魏，所以蒋琬长驻汉中前线。虽然蒋琬全权负责蜀汉内政、军事，但蒋琬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内政方面交给了费祎打理。

蒋琬、费祎的这种分工关系与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的关系非常相似，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和蒙古的军事对抗上，朱高炽实际上才是永乐朝内政的大总管，当了十年的“监国”。蒋琬和朱棣把内政都交给钦定的接班人，也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

费祎能被诸葛亮选定为隔代接班人，能力绝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历练出来的。在蒋琬长驻汉中期间，费祎作为蜀汉实际上的首席执政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为日后完全执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费祎的智商很高，他不仅记忆力惊人，不论什么样的文件只要被费祎看过，就被复印在他的脑海中，随时可以调阅。这还不算是最牛的，费祎可以在和朋友说笑、饮食、下棋的同时处理公务，没有出现过误差。正事咱不耽误，该玩的咱还得玩，把工作当成副业，这是一种境界。

再肉麻一些讲，费祎的工作方式简直就是一门艺术。有时不得不承认，人的天赋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费祎的发小董允接任尚书令，董允也想学费祎把工作当成艺术，结果董允忙了几天，弄得晕头转向，累了个臭死，而且失误不断。董允长叹：“费文伟的天赋确定在我之上！”

名声是靠真才实学拼出来的，费祎通过这几手漂亮的绝活，迅速在官场巩固了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否认。在蒋琬病逝之前，费祎就已经全盘接替了蒋琬的内政职权，什么大将军、录尚书事、益州刺史，都是费祎的囊中物。

从某种角度看，蒋琬担当的是蜀汉精神领袖的角色，而费祎才是蜀汉真正意义上的首席执政官。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逝之后，费祎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成为蜀汉毫无争议的带头大哥。

蜀汉统治五十年间，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绝对君权（相权）阶段，一是弱势相权阶段。从公元214年至公元234年这二十一年间，属于绝对君权（相权）时期，刘备和诸葛亮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

自诸葛亮星落五丈原后，蜀汉的强人时代彻底结束，无论是蒋琬还是费祎，他们的执政集体都是典型的文官政府。当形势趋于稳定之后，由强人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诸葛亮时代，皇帝刘禅几乎就是一个高级的政治花瓶，除了名分外，一无所有。但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开始收回权力，蜀汉的权力格局从一超独大变成了君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

由于蒋琬和费祎没有诸葛亮头上的那层神一般的光环，所以他们也没有在刘禅面前摆谱的资格。如果说诸葛亮是刘禅的父亲，那蒋费二人就是刘禅聘用的职业经理人。

蒋琬和费祎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清楚，他们绝不会效仿诸葛亮那样对刘禅居高临下。在二人镇守汉中期间，虽然他们是当朝执政，但无论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事先向刘禅请示，得到皇帝批准后才具体实施。

虽然这是明显的走过场，刘禅除了斗蛐蛐、玩鸟也没别的本事，但这个过场是必须要走的。蒋琬和费祎没有诸葛亮那样的绝对权威，至少在军界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想顺利地施政，必须举起刘禅这块黄金招牌，用皇帝的名义来镇住军界强人，这也是文官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至于这个所谓的军界强人，且不说蒋琬时代，在费祎时代，这个军界强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大将军姜维。前面说过，姜维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继承人，所以姜维对北伐有着一种天然的冲动。

在对待魏国的战略问题上，费祎和姜维有着明显的冲突，姜维是坚决的主战派，而费祎则是个主和派。费祎曾经对姜维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伯约成天鼓动北伐，我们比诸葛丞相何如？诸葛丞相五次伐魏，犹不能胜，何况我们？不如保境安民，守住咱这一亩三分地，就是天大的成功。至于北伐，交给子孙们办吧。如果伯约一味主战，万一事败，后果可不是你我等辈能承担起的！”

从整个蜀汉五十年历史上来看，费祎的战略主张是蜀汉伐魏大目标的一种“逆退”，背离了蜀汉立国的根本。但现实一点讲，费祎的保守又是非常明智的，魏蜀两国实力悬殊实在太大，蜀灭魏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差不多是猴子打败老虎的可能性。

诸葛亮时代五次北伐，消耗了大量国力资源，对国力弱小的蜀汉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当初蒋琬放弃走中路的考虑，也是从蜀汉国力弱小的现实出发的。

但姜维却坚持认为北伐可取，每每攘臂大言，要借羌胡之力，一举克平陇右。费祎很讨厌这个愣头青，在他执政的五年里，有意识地限制姜维的好战思想。

蜀汉的大掌柜是费祎，军政财权一把抓，费祎每次拨给姜维的军队数量，没有超过一万人的。如果你姜伯约有本事，那就以弱胜强去吧，反正别想从我这里拔毛。终费祎执政时代，姜维始终被费祎牢牢压制，姜维窝了一肚子的火，但又无可奈何。

费祎执政的这八年（246——253年），正是三国时代相对比较平和的时期。三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内政上，比如魏司马懿杀曹爽夺权，东吴孙和、孙霸争储，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诸葛亮、蒋琬执政时代，蜀汉国力没少被折腾，确实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比赛还有中场休息呢，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味好战是非常危险的，要知进知退。和平与战争的时机选择，是一门艺术。

费祎作为诸葛亮钦定的隔代接班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王夫之就说：“蒋琬死，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但蜀汉时代对费祎的评价却不是很高，在延熙九年（公元246年）九月蒋琬刚死后，费祎滥施宽仁，无故大赦，遭到大司农孟光好一顿骂。

由于有了诸葛亮这块政治模板，无论费祎做什么，时人都会拿他们做比较。诸葛亮走的是法家路线，轻易不言赦，蜀人好评如潮。费祎站在了诸葛亮的对立面，自然不受当时人的好评。“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费祎滥施仁政，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费祎性格开朗，不拘小节。可以这么讲，诸葛亮信奉法家“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思维，他怀疑一切，从不轻易相信别人。

而费祎恰好相反，他信奉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信条，他相信世界上只有好人，没有坏人。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人家底细如何，只要费祎瞧得上眼的，就和人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费祎的这种性格最终为他带来了杀身大祸，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费祎在汉寿举行新春宴会，所有头面人物都到场吃喝。席间有一个前不久被姜维俘获的魏国将军郭循（也称郭修、郭随），趁费祎喝醉了酒，执刀上前，当场刺死费祎。

费祎为人过于豪爽，不察细务。郭循当初被俘后，本来是想刺杀蜀主刘禅的，但被刘禅身边人发现了，没能得手。以费祎的地位，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怎么就半点不设防？还是在于他相信一切的人性本能，尤其是新附降人，几乎都可以不费力地接近费祎。

对于费祎这种不论亲疏皆可近之的性格，越巂太守张嶷就曾经敲打过费祎：“老兄你不要轻易相信那些降人，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魏国卧底？万一他们要在你面前使坏，你能防得了吗？”费祎把张嶷的善言当成耳旁风，最终丧命。

费祎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留下了满地鸡毛。刚才讲过，费祎的死，导致选才范围狭窄的蜀汉无人可用。而好战派姜维则摆脱了费祎的压制，获得了军权，从此走上了一条和魏国血拼到底的不归路，最终国亡身死，悲乎！

不过蜀汉的灭亡，最主要的责任方是姜维、刘禅、陈祗、黄皓等人，和费祎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不是费祎适时地改变扩张战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以蜀汉的国力基数，恐怕灭亡时间还要更早。

南朝宋人裴松之就客观地评价过（蒋琬）费祎：“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魏）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

最后再说一句：战争是把双刃剑，在谋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可能伤及自己的利益。轻易不言战，不等于惧怕战争，战争要适时而动，看准机会，一剑封喉，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