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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历史大观园 人臣政客 2020-06-25 22:38:42 0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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