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全传——英宗赵曙皇后高氏



高氏，英宗赵曙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她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哲宗继位后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在政坛上掀起了一阵摧新复旧的狂飙，将她儿子神宗赵顼16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留下了党派之争的后患，史称“元祐更化”。在个人品德上她谦虚朴实、约束本家、严守妇德，被誉为女中尧舜。

一、名门望族 入宫步步高升

高氏

高氏，乳名滔滔，亳州蒙城（今属安徽）人。她的曾祖父是太宗时以武功起家而官封忠武军节度使的高琼，她的祖父高继勋也有功于王室，官至节度使，父亲高遵甫任北作坊使，她的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母亲的胞妹就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曹皇后非常疼爱这个小外甥女，3岁时把她接进宫，带在自己身边。仁宗赵祯因没有儿子，也把3岁的侄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养到宫里。滔滔与宗实同岁，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嬉闹玩耍，形影不离，亲热得像同胞兄妹一样，宫中上下都习惯地将宗实称为官家儿，滔滔为皇后女。赵祯与曹后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每瞧见他俩耳鬓厮磨的热乎劲儿，就逗弄宗实说：“娶皇后之女当媳妇如何？”宗实和滔滔在宫中生活了五六年后，各自回到了父母身边。转眼十载，赵祯想起昔日的情景，有天对曹皇后说：“咱们老而无子，过去收养的十三（赵宗实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13子）、滔滔，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为十三、你为滔滔主婚，让他俩成婚吧。”庆历七年（1047）初，皇上、皇后做主，高氏嫁到濮王府，封为京兆郡君，宫中称此事为“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一时传为佳话。小两口情投意合，相敬如宾，感情比孩童时更加亲密。次年四月，他们的长子出生，取名赵仲针，后改名赵顼。以后的十几年间，到赵曙登基时，高氏已有4个儿子（颍王赵顼、岐王赵颢、润王赵颜、嘉王赵頵）和一个女儿（后封寿康公主）。

宋代妇女发型

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赵曙当上了皇帝，二十五日，高氏正位中宫，成了皇后。四年后，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她又成了太后。

高后自幼在宫中住过几年，做皇后和皇太后时长期在宫中和曹后共同生活，各方面都深受曹后的影响。她事事效仿曹后，生活俭朴，约束本家，严守封建礼教的妇德，不干预朝政；在政治观点上，两人更是惊人地一致，而且高氏比曹皇后更为保守。她对祖宗之法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任何变法革新的事都觉着格格不入。

神宗赵顼从即位开始，针对宋朝的社会弊端，尤其是冗兵、冗官、冗费带来的社会危机，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曹后与高后都不赞成神宗的变法活动，也曾劝说过赵顼不要轻易变革祖宗法度，但都能坚持母后不干预朝政的祖训，没有过多地硬性阻止。

元丰七年（1084）冬，赵顼生病，次年正月过后，病情日见沉重，后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在初病之时，赵顼就有了立太子的打算，说准备在来年春天把长子延安郡王赵佣立为太子，并延请司马光、吕公著做赵佣的师傅。眼看赵顼的病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左相（首相）王珪等人都很赞成赵顼的想法，于是决定立赵佣为太子。

太皇太后、皇太后哭诉图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氏垂帘坐在一边，赵佣站在帘外，高氏说：“相公们立的这个孩儿很好，清俊好学，已能背诵七卷《论语》了，平时不贪玩，只是学书，他非常孝顺，自官家服药，从未离开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说罢从帘内递出两本《延寿经》和《消灾经》，王珪叩拜称贺。接着就到前廷宣读了起草好的制词：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备礼册命。同时公布诏命：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高氏还考虑得非常周到，她暗中对宦官梁惟简说：“你去找人赶制一袭10岁小儿穿戴的黄袍，秘密带给我。”为神宗死后赵煦即位做好应急准备。

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赵顼在福宁殿与世长辞。当天，赵煦即位于柩前，是为哲宗，他穿的就是高氏为他秘密制作的那套黄袍。这年高氏54岁，而赵煦刚刚10岁。

二、元祐更化 极力扼杀变法

老来丧子的悲痛，丝毫没有降低高氏保守的政治热情。现在年幼的孙子当皇帝，她不仅被尊为太皇太后，而且继续权同听政，实际掌握了最高决策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形势给高后创造了一个表明政治态度的机会。

高氏在当太后时，经常和她来往的除了宦官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贵族、宦官及一部分朝臣组成的旧党，从这时开始，高氏就实际扮演起了旧党领袖的角色。旧党分子在变法过程中或因失败被逐出朝廷，或被迫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他们丝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时机终于被他们等到了，这个时机便是赵顼死后因宋哲宗年幼而由高氏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新政局。一场彻底清算新法的运动便毫无顾忌地展开了。由于高氏操纵的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所以史书上称之为“元祐更化”。

垂帘听政不久，高后没有与大臣商议，甚至宰相王珪也不知道，便采取几项紧急措施：遣散修筑京城的民夫，裁减皇城司的察事兵卒，停止宫廷工技制造，废导洛司，驱逐尤无善行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告诫中外官员不得苛暴聚敛，放宽民间保户马之规定。

元丰八年（1085）五月五日，高氏又在朝堂贴出诏令，让百官言朝政阙失。但是新党人物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诏令中做了6条规定加以限制，使无人敢言。这个时期朝中大臣仍是神宗任用的人，在朝廷的各要害部门掌权的也多是新党人物。高氏若要全面废除新法，就必须把原先遭受排挤的旧党干将重新拉回到朝廷中来，增强自己一方的势力。因此，在贴出求谏诏令的同时，她就派出驿车接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元老旧臣回京。在这些旧臣中，最受高氏青睐的是司马光。

由于司马光从变法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每逢一项新法出台，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大唱反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这使他赫然成了旧党阵营中一颗耀眼的巨星，一面旧党的旗帜，而且当之无愧地受到了旧党们的一致推崇。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司马光和吕公著来到汴京，分别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和尚书左丞（都是副宰相）。司马光下车伊始，高氏就把五月五日求谏诏令拿给他看，授意他先从舆论上打开缺口。司马光心领神会，立即把矛头首先指向求谏诏令，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章要求修改，说诏中规定的6条限制，使得人们除非不言，一言必犯6条，6条必须去掉，新诏不但要贴于朝堂，还要颁诸天下。新的求谏诏令很快颁布，限制全部取消，反对派的言论立刻像火山喷发一样咆哮起来，不出一个月，上书者就数以千计，其中光是所谓农民所上的奏疏就达150道之多。舆论一经造足，废新法之事旋即实行，到十二月间，新法中的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役法、保马法相继被废。与此同时，旧党中的主要人物刘挚、范纯仁、王岩叟、李常、孙觉、苏轼、苏辙等人陆续招回朝中委以要职。

就像变法改革因遭到旧党的顽强反对进行得不一帆风顺一样，废除新法的活动在变法派的抵制下，同样进行得不顺利。新法是与变法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变法派首领蔡确、章惇、韩缜仍身居相位，要想进一步废除新法，除了积聚、扩大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必须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变法派，将变法派赶出朝廷，从而把全部政权攫取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氏决定首先加强旧党在御史台、谏院中的力量。

宋代的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具有纠察百官、肃正纲纪的职能，它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而且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即不一定需要真凭实据，只要抓住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可以用来弹劾大臣，这一职能无疑大大强化了皇权，而使宰相的权力受到限制。

高氏在把王岩叟、刘挚、孙觉等人分别任命为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之后，又在元丰八年十月，不经过正规程序即（谏官须由知制诰以上官员荐举，然后由宰执大臣进奏）直接下令任命唐淑向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右正言，苏辙为右司谏。一班旧党的干将接连被安插进台谏之后，对变法派的参劾顿时掀起了更高的声浪。

苏辙《致定国承仪使君尺牍》书法作品

首当其冲的是宰相蔡确。赵顼死后，蔡确按惯例担任山陵使，主持丧葬事宜，据说当时规定在赵顼灵柩起程前的5天夜里，宰执大臣必须入宿宫中守灵。但蔡确没有来，刘挚就说是“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又说蔡担任山陵使回朝，就应该引咎自劾，但他不顾廉耻，仍然赖着不退。以此为首共列有十大罪状。朱光庭也揭发说：灵柩出发时，蔡确不跟在后面，却先骑马跑出去数十里之远自图方便，“为臣不恭，莫大于此”。朱光庭进一步扩大攻击面说，蔡确、章惇、韩缜是三奸，不恭、不忠、不耻。到元祐元年（1086）二月，谏官们弹劾蔡确，要求将他罢黜的奏章已上了几十道，言词越来越激烈，罪名也越加越多，蔡确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上表辞职，但他仍不甘心就此下台，表章中罗列了一些自己当宰相以来的功劳。哪知这更惹起了谏官们的不满，在所有的罪名用尽之后，他们竟将天旱也怪责到蔡确头上，说是朝中有蔡确这样的大奸小丑，所以天才旱。在高氏眼里蔡确早就碍手碍脚了，见人们把他骂够了，于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二，将蔡确罢相，贬知陈州。

蔡确下台的当天，司马光就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这时司马光早已因病休假在家，他看到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还没废除，与西夏的和战问题还没解决，焦虑万分，在给吕公著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伤感，然而在接到当宰相的诰词之后，他的病却奇迹般地好了。高氏特别照顾他，免其入朝觐见，让他坐着轿子，三天一次到朝堂议事，他坚持说：“不见君，不可以视事。”每天让儿子司马康扶着上朝论事。病居金陵的王安石听到消息怅然许久，深深叹道：“司马十二作相矣！”以他对司马光思想性格的了解，他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将全部付诸东流了。

果然，司马光一当宰相，立即加快了废新法的步伐，同时也加紧了对新党的排挤。正月时，司马光连上两道奏章，要求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挖空心思说尽了免役法的坏处，却没想到这两道奏章竟自相矛盾，隐瞒事实。司马光前后不相照应，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漏洞和弄虚作假的伎俩，被任知枢密院事的变法派首领章惇一一捉住，敲点出来。司马光恼羞成怒，与章惇把官司打到了高氏帘前，章惇自恃有理，对司马光冷讽热嘲，大加挖苦。原来对章惇就十分反感的高氏这下子火冒三丈，立即部署台谏上书讨伐章惇。

闰二月二十三日，距蔡确被贬只有21天，章惇被贬至汝州（河南临汝）。一个月后，韩缜也被贬到颍昌府。

完成于元丰七年（1084），由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书影

到元祐三年（1088）底，新法已废黜净尽，新党分子基本上全部扫地出朝，有的被贬为地方官，有的被逐出朝廷，赶回老家闲住，有的被“编管”到偏远州县，失去迁居自由。高氏仍不放松对他们的迫害打击，任何人都不能阻碍她对变法派的打击。一些曾经是旧党中的重要成员，为她废新法逐新党效过劳、出过力的人，只因替变法派说过一句半句好话，也被高氏赶出朝廷。可见高氏对变法派憎恶之深。

蔡确被骂出朝廷后，第二年又被夺了官职、移贬安州（今湖北安陆）。此地有一处名胜，唤做车盖亭，蔡确有天前去游览，诗兴大发，连题10首，尽兴而归。却不料10首诗被人断章取义，滥加引申后，上报朝廷。

谏官吴安诗、范祖禹、王岩叟立即上书弹劾，指责蔡确怀怨谤讪，罪大该杀。宰相范纯仁却认为仅凭暧昧不清的语言文字诛杀大臣简直太过分了，他向另一位宰相吕大防不无忧虑地说：“此路自丁晋公（谓）之后，荆棘六七十年了，一旦重开，我辈恐怕也免不了。”然而高氏却坚持非痛贬蔡确不可，她采纳文彦博的建议，贬蔡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刘挚上奏说蔡确有老母在家，不要像唐朝柳宗元、刘禹锡那样，将他整得太惨。吕大防也请求贬得近一些，哪知高氏勃然大怒道：“蔡确肯定死不了！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当晚就差人把蔡确押到了新州。新州是岭南蛮荒之地，瘴气氤氲，潮湿闷热，人极易生病，所以贬至此地是北宋最重的处罚。蔡确至此，很快患病，不几年就死在那里了。

一些不同意贬蔡确的官员也受到株连，御史中丞李常说了句“以诗罪确，非敦厚风俗之举”，被贬知邓州。中书舍人彭汝砺说“这是罗织罪名的开始”，被贬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说“不可长告讦之风”，也贬知汝州。高氏之所以借题发挥，痛贬蔡确，另有一层深意，她后来解释说：“皇上乃先帝长子，子继父业，理所应当，他蔡确有何军功，竟三番五次地说自己有策立之勋？假若他以后东山再起，欺罔上下，岂不为社稷祸害！我怕皇上年少制驭不了他，所以才借机将他远窜，这全是为社稷着想哩。”苏轼过去也因写诗被治过罪，挨整挨出了经验，当时曾向高氏秘进一言：“朝廷若放宽对蔡确的处置，则对皇帝的孝治有所不足；若加重处罚，则对太皇太后的仁政稍有损伤。莫若由皇帝降敕痛贬而太皇太后特加宽待，仁孝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对高氏来说，这样做既可以达到目的，又能收到宽厚仁恕的美名，确是一条妙计。但她整人心切，连策略都顾不得了。

蔡确事件后，高氏为了使变法派永无翻身之日，特授意梁焘开具了一份新党分子的黑名单，把安焘、邢恕等47人列为蔡确的亲党，将章惇、吕惠卿、沈括等30人列为王安石的亲党。然后她拿着这份名单对宰执大臣说：“蔡确奸党仍有不少窃居朝官。”范纯仁进言：“朋党难辨，可别误伤好人。”高氏很不高兴，梁焘就借机弹劾范纯仁也是蔡确之党，高氏遂将范纯仁罢相，贬知颍昌府。“亲党”的黑名单也在朝堂张贴出来，告诫人们永远不准这些人再做官。

至此以高氏为首的旧党大获全胜，在政治上基本恢复了宋仁宗时期的格局。

三、激励党争 以利垂帘听政

但是所谓的旧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牵涉到权力等利害冲突时，矛盾斗争同样会在他们中间激烈展开。

事实上，这类矛盾早在旧党成员上台伊始就已存在了。这是因为，尽管对新法的一致反对和受变法派排挤的共同遭遇一度使旧党们结成了一伙，但他们内部在如何对待新法和如何处置新党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例如对于免役法，范纯仁、王岩叟、李常等人就不主张全部废除，苏轼还与司马光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辩。有一天，经过多次争论之后，苏轼在政事堂上再次提出支持免役法，司马光很不高兴，有些怒形于色，苏轼毫不客气说：“当年韩魏公（琦）刺配陕西义勇兵，你当谏官，极力反对，韩公不乐，你也不顾。我过去曾多次听你讲起此事。难道说今天你当了宰相，反而也不许我进言吗？”司马光尴尬地笑了笑，向苏轼表示歉意，但最后仍废除了免役法，气得苏轼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至于对新党分子的处置，旧党中的许多人或者出于公正之心，或者考虑到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总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留条后路，而反对过分地打击新党。这些政见上的分歧，再加上旧党分子中早就存在的个人恩怨和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利害冲突，终于演出了一场激烈的党争闹剧。

冲突最先在苏轼和担任赵煦师傅的程颐之间展开。苏轼很瞧不起程颐一举一动都照搬书本的那种迂腐气十足的为人，常当众奚落他。从此朝内大臣以气相争，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他弟弟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结为一伙，号称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此党反对的，彼党必支持，彼党支持的，此党必反对，意气用事，不顾是非，乱哄哄闹成一团。

苏轼像

刘挚与吕大防同任宰相，两人很早就有矛盾，加之此次政见不一，矛盾更加激化。

虽然高氏曾经讲过“要一心为国，不要拉帮结党”的话，但总的看，她对党争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不像赵煦那样反感党争，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对党争忧心忡忡。她不在乎党争如何激烈、如何荒唐，甚至有时还会给党争煽风点火，扩大党争的规模，使这班朝臣惟对自己俯首听命。

一次，朱光庭抓住苏轼给馆职考试出的试题一事，弹劾苏轼，吏部尚书兼侍读傅尧俞和王岩叟也附和说试题不当，高氏说：“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只是党附朱光庭罢了。”吓得傅、王赶紧要求辞职。然后她再下诏对试题批评一番，请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依然上朝供职。这显然是在利用党争各方的矛盾来维护自己仲裁一切的权威。因此，她对党争各方孰是孰非的评判，始终坚持了一条标准，即任何一方只要不妨碍她垂帘听政，不蔑视她的权威，无论争得多么激烈，多么荒唐，她都能容忍。但如果某一党对她稍有妨碍，或者稍有指责，无论他是什么人，她都会立刻翻脸，给他点颜色看。

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推荐他当了崇政殿说书，即赵煦的老师。元祐二年（1087）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殿听课，这事宰执大臣们连问都没问，高氏也照旧上殿视事。程颐看不下去，就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氏）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说得过去吗？”第二天吕公著等才去向赵煦问疾。程颐则因这番过激的话得罪了高氏，不久就被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一个月后，贾易也被加上“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的罪名，被贬出朝。到了元祐七年（1092），宰相又建议任命程颐担任馆职，高氏仍怀恨在心，不肯答应。

程颐像

四、“女中尧舜” 遵循朝规典范

高氏无论是在做皇后、皇太后还是垂帘听政、独揽大权的时期，对待个人名利和高氏家族的地位待遇始终保持了谦虚的美德，并严守宫中的礼仪规矩。

高氏立为皇后之前，她的弟弟高士林已在宫中担任内殿崇班多年了。士林做的虽是武官，但对儒学很是喜爱，广泛涉猎经史，能通大义，尤有巧智。赵曙登基后见他是个人才，又是内弟，多次想提拔他，可是每次，高氏都主动阻拦，说：“士林得以为官禁从，这已经是很过分了。咱们岂能与先朝的皇后攀比呢？”在她的阻拦下，直至治平三年（1066）高士林死后，赵曙才追赠他为德州刺史。

有一年元宵节，高氏登上宣德楼观赏彩灯，外戚们也全被召集到楼前观灯，赵顼几次派人向她禀报：“应该向外戚们推恩赏赐，如何办法，请太后降旨。”高氏回答：“我自会处之。”第二天，赵顼问：“怎样处之？”高氏说：“年纪大的各赐一匹绢，小的分给乳糖狮子两个。”这实在是一份少得可怜的赏赐。高氏以皇太后身份，对本家族的人赏赐如此之轻，这在宋代后妃中是不多见的。赵顼即位后，多次想为高家建造一处大的宅第，高氏不许，过了很久，才勉强同意赵顼把望春门外的一块空地赐给高家作宅基。按规定，太后家营造新居的所有花费，都可以从大农寺公款中支取，但高氏却坚持只使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私房钱，自始至终没有动用过大农寺一文钱。

赛灯盛会图

高氏的伯父高遵裕，自英宗时起一直在西北边疆与西夏作战，曾因几次赢得胜利，升任庆州知州。元丰四年（1081），神宗赵顼派宦官李宪为统帅向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高遵裕率领一路攻打灵州，在即将夺取胜利的关键时刻，高遵裕怕战功被别人独得，命令停止进攻，延误了战机，使敌人有时间决开黄河堤，水淹宋军，造成全军溃败，他率领的8．7万人，只剩下1．3万人，其他各路被水淹后也损兵折将，狼狈撤回。高遵裕因此被贬为郢州团练副使。高氏垂帘听政后，蔡确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讨好高氏，提议恢复高遵裕的官职，高氏板着面孔说：“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生灵，先帝半夜得到战报，焦虑得起床踱步，达旦不寐，精神受了很大刺激，终于病故，遵裕惹下如此大祸还能免于一死，就已是万幸了。先帝尸骨未寒，我岂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蔡确悚然而止。

对待高家的其他亲戚，包括自己的母亲，高氏同样不肯顾私恩。有一年元宵节举行灯宴，按规定高氏的母亲曹氏可以入宫观览，但高氏说：“夫人若登楼观灯，皇上必定对她加礼致敬，这样就会因我的缘故越犯典制，我于心不安。”只是命人给母亲送去几盏宫灯，请她在自己家里观赏。此后，年年如此。高氏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做小官多年，按规定可以升为观察使，高氏也极力阻拦。赵煦请求了几次，高氏只同意提升一级，以后在整个垂帘期间，再没升过。

高氏本人也谦虚俭朴。有年殿试举人，有关部门依照章献明肃刘皇后天圣年间的做法，请赵煦和高氏一同御殿，高氏不同意，她认为殿试是国家录用人才的最高规格，被录取的人将是天子门生，这是皇帝的特权，任何人不得涉足。后来大臣又请求她在文德殿举行册封太皇太后的典礼，高氏也说：“文德殿是天子的正堂，岂是女主应当临御的？我只在一偏殿就可以了。”文思院每年进贡给皇帝御用的物品，无论大小，她始终不取一件。

对于宫中的宦官、宫女，高氏控制得更是严格，不准他们干预政治。垂帘之初，被她认为因无善行驱逐出宫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后来托了赵顼乳母向高氏求情，企图再得任用。高氏见那乳母进来，劈头就问：“你来干什么？难道是为宋用臣等人游说的吗？你也想求皇上降诏旨干扰国政吗？你听好了：若再去找其他的人，我就要你的脑袋！”乳母吓得要死，半个字没敢说，就乖乖溜出宫去。

由于高氏具有了这些美德，又因为她全盘推翻新法，起用元老旧臣，最大限度地迎合并满足了那些在变法期间受到抑制的官僚贵族、豪强兼并者的利益和要求，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高度推崇，被称誉为“女中尧舜”。

五、倒行逆施 终前仍未醒悟

高氏在垂帘之初虽表白说：“我生性好静，只因皇上年幼，权同听政，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也非国家盛事。”然而七八年过去，赵煦已经结了婚，人们仍没有看见高氏有一丝一毫还政退位的意向，看到的只是对她稍有指责或可能希望她还政的大臣，一个个接连被逐出朝廷。她的权力欲如此强烈，大臣们需要做的只是匍匐在她的脚下俯首听命而已，凡有奏事都只向她禀报，名为皇帝的赵煦却被冷落在一边。赵煦后来愤愤不平地对人讲：“高后垂帘时，我每天看到的只是大臣的脊背和屁股，他们的脑袋全转到太皇太后那里去了。”有时赵煦偶尔问件事，大臣们竟连答都不答。甚至他生病好几天了，高氏都不说一声，大臣们也无人过问。他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心中充满了对高氏及大臣的怨恨，但在高氏的威慑下，他表示不满的武器只能是沉默而已。高氏有一次问：“大臣们奏事的时候，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怎么连句话都没有？”赵煦答道：“太后已处理过了，叫臣又说什么呢？”

宋·煮茶画像砖

然而，既然变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千百万平民百姓的愿望，反改革反变法只是代表了一小批在政治上、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贵族、豪强兼并者的利益。那么，在高氏把持下进行的“元祐更化”，无论讲得多么冠冕堂皇、气势汹汹，都只能是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也就必然遭到社会的唾弃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早在“元祐更化”刚刚开始的时候，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了“更化”必定失败，案子必定会有重新翻过来的一天。有人曾对司马光说：“你拿‘以母改子’当旗号废新法，别人就不会拿‘以子继父’为旗号恢复新法吗？”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天若祚宋，必无此！”鸿胪卿常安民写信给吕公著：“如果用10个人制一只虎，人必胜，若以一人制虎，则虎必胜，现在是数十个人制几千只虎，只怕祸不旋踵了。”吕公著只能默然以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如常安民所说，变法派这只老虎虽然暂时被关进了笼子，被赶进深山，但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仍是那样的强大，相比之下，旧党们的力量又是那样的渺小，一旦政治风云突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发生变动，这只老虎一定会挣脱牢笼，奔出深山，再度猛扑回来的。

形势的发展，不仅是常安民、吕公著，就连顽固透顶的高氏也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这不能不使她不寒而栗，心惊胆战。为了防止这一危险过早出现，她咬定权力不放松，绞尽脑汁向少年天子赵煦灌输她终生信奉的政治信条，说祖宗之法是多么多么的完善，只要能尽行祖宗之法，就足能致天下太平，使百姓咸被其泽。还说赵顼去世前几年是如何懊悔变法，有时痛苦得悔泪横流，并且还说如果赵顼仍然在世也必尽废新法。但无论她怎样讲，赵煦始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无声的抵抗在高氏及其大臣们看来，甚至比晴空霹雳还要惊心动魄。于是，当高氏躯壳中最后一缕生命之火快要熄灭的时候，她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前景，简直比面临死神还要恐惧。

元祐八年（1093）七月初一，范纯仁再次被任命为宰相，高氏认为范纯仁能像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在即将到来的风云变幻中采取符合自己意愿的行动。她召见范纯仁时说：“令尊仲淹，在章献明肃太后垂帘时，劝章献对仁宗尽母之道；仁宗亲政时，又劝仁宗尽为子之道，真可谓忠臣，我相信你必能继承先人。”范纯仁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敢不尽忠！”

八月，高氏病重。她又把范纯仁、吕大防召到榻前无限凄怆地交代后事：“我觉着病更重了，只怕快要与你们长辞了，你们要好好辅佐官家。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国政，这9年以来，我未曾做过一件施恩高家的事。我怀着一颗赤诚至公之心，为国操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得快要死了，我都顾不上看一看啊！”说着已泣不成声。众人陪着抹了一会儿眼泪，高氏又说：“先帝去世前追悔往事，甚至泣下，官家应该深明先帝之意，老身死后，肯定有很多人挑拨官家，千万不要去听。你们也要早早退避，让官家另外用一番人。”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享年61岁。次年二月，葬于永厚陵。谥号宣仁圣烈。

高氏死后，哲宗亲政，新法又被推行，新旧两派势力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递相入居要津和相互追贬，由变法和反变法形成的党派之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