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站赤与水运 ——宋元时期交通的发展



宋朝（960-1279）的疆土，虽然也有短暂的扩展阶段，但总体上是日趋困蹙。因此，它的陆路交通，相对于唐朝而言，发展较少。而宋朝的海外交通，因为经济的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朝廷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王朝，以站赤为标志的道路交通空前发展。蒙古人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同样重视水运，站赤中水站比例之高，为明清两代所不及。另外，京杭大运河的取直与整治，沿海漕运的开展，海外交通的发达，亦为旷古所未有，达到了中国古代水运事业的高峰。

1.联丽制辽与宣和奉使高丽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十九日，在明州定海县（今浙江宁波镇海区）的鄞江入海口，一支由两艘神舟、六艘客舟组成，从明州（宁波城区）驶来的船队，缓缓停泊在招宝山前。此时，与招宝山只有十余步之遥的总持院内，一场规模宏大的道场正在进行之中，太监武功大夫容彭年在上御香，为这支船队祈祷。忽然，“神物出现，状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道场做了七天。二十四日上午，船队解缆启程，舟上金鼓齐鸣，彩旗招展。招宝山顶，太监关弼正在焚点御香，望洋再拜。这支船队，就是由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率领的使团，目的地是高丽首都王城。

经过五代的分裂后，北宋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地缘政治形势与唐朝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当时中国境内，与北宋接壤的辽、西夏、吐蕃、大理等政权，环围在北、西两侧。北方的辽国，国力强盛，“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西部的吐蕃羌人，虽然与北宋政权有摩擦，但以北宋的国力，足够抵御。只有北边的辽朝，实力强大：“惟是北敌强盛，十倍于羌人”，“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又常有凭陵之心”。辽与北宋成为两个对等的邻国，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北宋有联合西夏、高丽这两个小国，共同对抗辽国的愿望。辽国也有联合西夏、高丽以共同对付北宋的想法：“我与元昊、高丽，连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高丽隔海，恐不能久据此数州，但纵兵大掠山东官私财物而去，我则取河东三十六州军，以河为界。”

与辽国接界的高丽，受唐朝文明影响较深，读书礼仪之风不减于中国，与契丹这个游牧民族风俗不同，语言有异，缺少一种认同感。高丽与北宋间的陆路交通，由于受辽国的阻隔，已经不能通行。北宋与高丽隔海相望，互有使节通过海路进行交往，主要有北方航线和南方航线。

北方航线从山东半岛东北端的登州出发，至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州的瓮津登陆。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秘书丞陈靖、刘式出使高丽，走的就是北方航线。自登州牟平县启程，经八角海口（福山八角镇）、芝冈岛（烟台芝罘山），顺风泛大海，抵瓮津口（朝鲜黄海南道瓮津）登陆，一百六十里抵海州，又过百里至阎州（朝鲜延安），又四十里到白州（朝鲜白川），又四十里至国都开城。

但是，北宋与辽以大茂山、白沟为界，渤海湾以北属辽，“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因此，从登州往返高丽的航线，易受辽军的骚扰。另一方面，天圣末年以后，高丽迫于辽国的压力，暂时和北宋中断了往来，这条北方航线就停了下来。

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改变宋朝中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局面，摆脱辽夏结盟给宋朝带来的被动形势，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战略意图是在东边加紧联络高丽，西面急攻西夏，使辽朝有后顾之忧，不能全力对付宋朝，最后达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标。为此，宋神宗特别下诏：“高丽其俗尚文，其国主颇识礼仪，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国之右。”宋与高丽之间的联系得到恢复和加强。

为了避开辽兵骚扰，高丽使者或商人的登陆港口，改为南方的明州港（浙江宁波）：“天圣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宁以来，皆由明州，言登州路有沙碛，不可行。”宣和四年（1122年），高丽国王王俣去世，宋徽宗决定派路允迪、傅墨卿前往祭奠。宋徽宗对这个使团的任务很重视，专门作了指示，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十四日赐宴开封府永宁寺。当日，船队出发，前往明州。五月三日，船队行驶了近五十天，抵达明州。在明州，使团换乘特意打造的两艘神舟以及租借来的六艘客舟。

宋朝对高丽的航线图

五月二十四日，船队驶离招宝山。二十五日，船队抵达沈家门（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一般海上两山对峙，中间有航道可通之处，称之为“门”，是舟船的理想停泊之处。沈家门是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形势更为优胜，因而是浙江一带前往高丽、日本的交通要道，船舶均在此停靠休整。当时，岛上有“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沈氏则为当地大姓。当天夜里，水手们在岛上举行了一场祭祀仪式：“是夜，就山张幕，扫地而祭，舟人谓之‘祠沙’,实岳渎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粮糗，书所载人名氏，纳于其中，而投诸海，盖禳厌之术一端耳。”

次日，因风向不对，船队停泊在梅岑（普陀山）。二十八日启程，过海驴礁、蓬莱山（大衢山）、半洋礁（黄龙山东南之半洋礁）。二十九日起，过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宋人对海区颜色差异已经有科学的认识：海水由于深浅差异，选择吸收太阳光线，这是造成海水颜色不同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与水中泥沙含量的高低有关。“舟行过蓬莱山之后，水深碧色如玻璃。”这是浙东海域泥沙含量少，所以海水呈碧绿色。从沈家门往北至杭州湾一带近海，由于海水浅，泥沙含量低，海面多呈碧绿色，所以称作白水洋。从长江口往北，受黄河所带大量泥沙的影响，水面一片黄色，故称黄沙洋：“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在黄水洋中北部，船队转向东航行，进入黑水洋：“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猝然视之，心胆俱丧。怒涛喷薄，屹如万山。遇夜，则波间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觉有海，惟见天日明快。”这里的海面远离大陆岸线，已是深海区，因此呈现出类似黑色的深蓝色。

六月二日，船队驶达夹界山（小黑山岛），有可能是宋与高丽的分界处。船队由此进入高丽国境。三日，船队过五屿（大黑山岛西南五小岛）、排岛、白山（荞麦岛）、黑山（济州岛西北之黑山岛）、月屿（朝鲜全罗北道兴德里西海中）、阑山岛、白衣岛、跪苫。每当有中国使节所乘船队驶入，黑山山巅在夜晚就会点起明火与熢燧，为船队指引方向，朝北各山次第相应，一直至王城为止。

六月四日，过春草苫，经槟榔礁、菩萨苫，至竹岛（朝鲜茂长西北，兴德西，古阜西南）。“舟至竹岛抛泊。其山数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长。山前有白石焦数百块，大小不等，宛如堆玉。”当船队完成使命回国时，正好在竹岛度过了中秋之夜：夜静水平，“明霞映带，斜光千丈，山岛、林壑，舟楫、器物，尽作金色”。在这金色的夜晚里，使团全体人员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已经将大洋的险恶抛至脑后。五日，船队从竹岛启程，到苦苫苫（扶安之猬岛）。六日到群山岛（古群山群岛），船队在此抛锚，高丽国官员在此迎接使团的到来。七日到横屿。

六月八日，自横屿出发，过富用山（元山岛）、洪州山（安眠岛上之承彦里）、鵶子苫（安兴西贾谊岛附近）、马岛（泰安西之安兴）。马岛水草丰茂，高丽无事时，官马均放养在这里。六月九日，过九头山、唐人岛、双女礁（安兴以北海域），午后过和尚岛（大舞衣岛）、牛心屿（龙游岛）、聂公屿、小青屿（永宗岛以南小岛），至紫燕岛（仁川西之永宗岛）停泊。在紫燕岛，当地官员派人赠送食品和淡水。食品有十余种，以面食为主，连送三日。如果遭风不能起航，三日后就停止赠送。由于神舟停泊时并不靠岸，高丽赠送的食品与水，均由小船转载而来。使团则回赠茶、米。

六月十日，自紫燕岛起航，午后至急水门（朝鲜黄海南道礼成江口），抵蛤窟（急水门锚地）抛泊。十一日，经分水岭，至龙骨（礼成江口锚地）再抛泊。十二日，随潮驶入礼成港（开城西礼成江畔），靠岸登陆。高丽的仪仗队在岸边迎接，大量百姓前来围观。礼成港的得名，是因为高丽国至宋朝的使节，均在此发船起航，故名。使团一行旋入碧澜亭（在今开城西礼成江东岸）。十三日，从陆路到达王城。在完成使命后，使团于同年七月十五日登舟回国。途中因风向不顺，至八月二十七日回至定海县。

路允迪一行所乘船舶，反映了宋代造船水平。

宋代创造了模型造船技术。张觷任处州知州时，“尝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计其直，觷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宋会要辑稿》里也有关于船样的记载，说明宋人已经知道船模放样技术，与现代造船放样原理相同。

宋代船舶的载重量，最高可载五千斛，“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路允迪出使所乘“神舟”，“一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今古”。这两艘“神舟”，是宋徽宗为了显耀国力强大，技术先进，因而特别打造的大船，企图以此给高丽人一种震慑。同行的六艘客舟，按照惯例由朝廷派专人到福建一带租借，由明州仿照“神舟”的风格进行装修。客舟的大小，“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迭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斛和料都是唐宋时期船舶的载重单位，两者基本相等。客舟可载二千料，说明只是中等规模的海船。或者“神舟”就是可载五千料的大海船。

船舶的坚固性与稳定性均有所提高。“皆以全木巨枋，搀迭而成”，说明在船体制作上，为了保证纵向强度，龙骨常用杉松全木制作，以保证船体坚固。为了减少船舶的摇摆，增加稳定性，“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槖以拒浪”。全船分为前中后三舱。前舱在头桅与主桅之间，底层为炊事房并放有水柜，空余之处为士兵的住舱。中仓分隔为四室。后仓称之为屋，“髙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朱绘华焕，而用帟幕增饰”。按使团官员地位高低顺序分配。

船上的设备增加。为增加船舶的动力，船上帆樯高大众多，充分利用风势作为动力：“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颿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颿十幅，谓之野狐颿,风息则用之。”为了在汪洋大海中，便于操纵船舶，在船尾设立三副船舵：“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惟入洋则用之。”

宋代的航海技术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出现海图，赵汝适撰写《诸蕃志》时，经常阅诸蕃图。二是指南针的应用。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辨明航向。北宋末期，已经将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在天气阴暗时测定航向。“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当时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大多提及水浮指南针的重要性：“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宋人在五六月间出使高丽，七八月间回国，是为了利用季风。我国大陆和日本、朝鲜及附近海区，是典型的季风区。我国东部沿海海面与朝鲜半岛西部海岸，均呈南北走向，与东南季风、西北季风的风向很相近，因此，宋人赴高丽多在夏季，利用东南季风，回国时，利用西北季风，多在秋季。“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如果一切顺利，海上航期只需五六天，就可往或返一次。一般情况下，单程时间在十天以上。如果遇到飓风来袭，则航期长，而且有覆船的危险：“由海道奉使高丽，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路允迪使团回国途中，时在七月中旬，正值初秋，为西北季风和东南季风交替季节，风向时常变动。先是无风，七月二十四日在群山门停泊待风。一直等到八月八日才起东北风，乘潮入洋。九日早晨过竹岛，已经看见黑山岛。此时，飓风来临，“忽东南风暴，复遇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鼓招众舟复还”。只能回到竹岛避风。第二天，飓风靠近，风势更大，在竹岛避风仍有危险，船队只能回到群山岛避风。在群山岛又等了六天，在十六日申时再次起航。此后，船队在途中因风向问题，时停时行，至八月底才回到定海县，一直航行了42天。

宁波船

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原被藩镇割据，周边契丹、南诏诸国兴起，中原地区对周边的了解受到阻断。此后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北宋建立后，对周边地区的军事、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情的了解，知之甚少。因而宋朝规定，凡有官员出使外国，使者必须留心出访国的各种情况，回国后整理成“行程录”、“行程记”、“奉使录”等。如大中祥符年间，路振出使契丹，著有《乘轺录》;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王曾出使，著有《上契丹事》;熙宁八年（1075年），右正言、知制诰沈括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任辽国信使，著有《熙宁使契丹图抄》。这些著作大多为日记体，记载使臣一路所见所闻，并上报给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资参考。

宣和五年（1123年）路允迪使团中，有一位擅长于书法的成员——徐兢，在使团中的官职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此前，高丽方面希望宋朝使节中，能有一位书法水平较高的成员。于是，宋徽宗想到了书学博士、以篆书见长的徐兢。徐兢不但完成了使命，还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国后撰写了一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又作《高丽图经》）。

徐兢收集高丽资料有一定难度，一是时间短，在高丽活动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二是在高丽期间不能随便行动，下榻馆舍后，高丽方面派有卫兵守护，徐兢在馆舍外的活动只有五六次。但是，徐兢是个有心人，他在路上，在酒席间，多看多问。使团在高丽期间，高丽派刑部尚书尹彦植、礼部侍郎金富轼为“接伴”，知枢密院事金仁揆、兵部侍郎李之美为“馆伴”。金富轼文笔甚佳，又了解历史，徐兢应该从他这儿了解到不少高丽的国情。次外，徐兢在出国前，就仔细阅读了王云在崇宁年间所作的《鸡林志》。鸡林即高丽。该书共30卷，篇幅不小，但没有图。徐兢知道“图籍之作，尤为难也”，因此，他在作《高丽图经》时，“物图其形，事为之说”。

《高丽图经》内容丰富，共有28门类，详载高丽建国、王氏世系、封境、国城、门阙、王府宫殿、王官冠服、官僚人物、仪物、仗卫、兵器、旗帜、车马、官府、祠宇、道释、民庶和妇女及皂隶服饰、风俗、节仗、受诏、燕礼、馆舍、待使供帐和器皿、舟楫、宋朝和高丽来往海道等等。建国、世系等目涉及历史外，其他内容都是徐兢当时所见。例如《舟楫》一目，徐兢记载了亲眼所见的几种高丽船：巡船、官船、松舫、幕船。巡船“中安一樯，上无棚屋，惟设橹柁而已”。数量众多，当使团船队驶入群山门时，有上千只巡船在此迎接。官船“上为茅盖，下施户牖，周围栏槛，以横木相贯，挑出为棚，面阔于底。通身不用板箦，唯以矫揉全木，使曲相比钉之。前有矴轮，上施大樯布帆一十五幅，垂下五分之一则散开而不合缝，恐与风势相拒耳”。松舫是专供使团负责人乘用的船只，较为华丽，“首尾皆直，中为舫屋五间，上以茅覆。前后设二小室，安榻垂帘。中敞二间，施锦茵褥，最为华焕”。幕船是供使团普通官员乘用的船只，“以青布为屋，下以长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绳系之”。徐兢出使前，认为高丽处在大海之中，造船技术应该是很先进的。实际看到的船只都很简陋，徐兢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岂其素安于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简鲁拙而莫之革耶？”当中华使团的神舟驶入港口时，高丽国人纷纷前来，“观者如墙”，一开眼界。

全书除建国、世系等七八卷目没有图外，徐兢给其他各卷目都绘有图，因而是图文并茂。地图有疆域及邻国形势图、都城图、王宫宫殿分布图、海路图等。很可惜的是，这些图在靖康之难时全部丢失。因而现在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只有文而无图。更为可惜的是，宋徽宗派路允迪使团前往高丽，目的是为了在外交上“联丽制辽”。但在使团出访前后，宋徽宗又定下了“联金灭辽”的政策。辽朝是被灭了，但北宋的噩运也降临了。金国灭辽后，大兵乘势南下，直抵宋朝京城开封府，好大喜功的徽宗与钦宗一起被掳。此时，距离徐兢撰写《宣和出使高丽图经》的时间，只隔了短短的两年多。

2.欲罢干戈与长春真人西行

公元13世纪初，在茫茫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上，一队人马正在行进着，队列里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全真教主丘处机。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去谒见被后人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丘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习称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生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19岁开始学道，师事第一代全真道教大师王重阳。他的晚年，处在战乱不断的时代，金、南宋、西夏、西辽、蒙古等政权并立，而蒙古政权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不断征战，势力最为强盛。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金、南宋先后有使节前来邀请，均被丘处机谢绝。同年冬天，成吉思汗从漠北派来的使者刘仲禄一行到达莱州，邀请丘处机西行。丘处机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目的一是为了传教，第二是为了减少战争对百姓造成的苦难，他在龙阳观所作的一首诗，就是他的心态的写照：“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这些诗作表达了丘处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愿望。

蒙古太祖十五年（金兴定四年，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正月十八日，74岁的丘处机率领徒弟18人同行，从莱州启程。二月到达燕京，五月至德兴（河北涿鹿），八月至宣德州（河北宣化）。次年二月出塞，过野狐岭（张家口西北扼胡岭）、抚州（河北张北）。三月至鱼儿泺（达里泊），六月到达窝里朵（和林），七月二十五日至阿不罕山。沿山居有汉民千家，都是蒙古军攻取燕京和中原各地时所俘工匠。因将要翻越阿尔泰山，不适合车行，丘处机将随行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9人留在此地，筑栖霞观暂住。丘处机带领赵九古等9人继续西行，中秋过金山（阿尔泰山）。此段山路很陡峭，个别地方要翻越山岭，车辆不能通行，就由上百个随行用绳索将丘处机所乘车辆悬拉上山顶，再用绳索放到山下。此后，过古战场白骨甸，循阴山（天山）北麓向西，经鳖思马大城（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轮台（新疆阜康境），于九月至阿里马城（新疆霍城西）。十一月五日，弟子赵九古病死。此后西南行，渡霍阐没辇（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当时中亚最大城市邪米思干（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撒马尔罕）。

次年（1222年）三月十五日，丘处机将弟子尹志平留在邪米思干，率领五六个弟子出发，前去谒见成吉思汗。他们过铁门关、碣石城（卡什），渡阿姆没辇（阿姆河），于四月五日到达成吉思汗的行在。成吉思汗对丘处机跋涉万里应召而来很开心，问有没有长生之药可以贡献出来，丘处机如实回答道：“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对这个坦率的回答没有表现出不满，并称丘处机为“神仙”。丘处机原准备于四月十四日正式讲道，因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成吉思汗要前去亲征，改为十月问道，丘处机回邪米思干等待。

八月八日，丘处机接旨后启程。二十二日，来到位于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坡的成吉思汗行宫，此处为丘处机西行最远之地。二十七日，成吉思汗车驾北回。途中，丘处机三次为成吉思汗讲道，分别是在十月十六、十九日、二十三日。所讲内容，从个人养生到治国安民，内容广泛。成吉思汗听的时候态度温和而认真，并要求手下将内容记录下来，不得外泄。

成吉思汗

回到邪米思干城，丘处机在此休息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底启程东还，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过霍阐没辇，赶上成吉思汗的队伍。一月十一日，再次出发。二月七日，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提出先回中原。经再三请辞，成吉思汗方才允许。二月八日，成吉思汗到东山射猎，在追射一只大野猪时，忽然马失前蹄，失去控制，成吉思汗摔下马来。野猪似乎也被这一意外吓呆了，在旁边一动不动。侍从策马赶到，野猪撒腿就逃，成吉思汗换马后直接返回行宫。丘处机听到这一消息后，入御帐奏道：“上天之道是好生恶杀。现在圣上年事已高，应该少打猎了。从马上坠下来，是上天发出的警告。野猪不敢前来咬您，是上天在暗中保护圣上。”成吉思汗回答道：“我已深刻反省这件事，神仙劝我的话说得很对。只是我们蒙古人骑马射猎，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不是一下子就改得掉呀。虽然如此，神仙教诲的话，我还是由衷地记在心里。”自此以后，成吉思汗有两个月没有出去打猎。三月十日，已经是76岁高龄的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十三日，到达赛蓝大城，祭奠长眠于此的赵九古。为了快点返回中原，丘处机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停留休息，一路经阿里马城、天池海、阴山，横越今新疆而入蒙古。复经金山南麓，于五月初至阿不罕山，与宋道安等九人相会。阿不罕山一带多为沙石，水少草缺，由于是交通要道，经过的人马又多，因而马匹常常吃不饱。丘处机决定于五月七日起分三批出发：宋道安等六人为第一批，丘处机与尹志平等七人为第二批，李志常等五人为第三批。途中，丘处机因一路劳累而病，从十七日起即不进食，只是喝些热水。六月二十二日，至丰州（呼和浩特），病才好转。七月九日，到云中（山西大同），居住了二十余日。八月十二日，回到宣德州。至此，丘处机西游结束。蒙古太祖十九年（1224年）二月，丘处机回到燕京，居住在大天长观（后改名为长春宫）。在丘处机的影响下，全真教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二年七月七日，丘处机病逝，享年80岁。

丘处机病逝后一年，弟子李志常将丘处机西行之事，编纂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由于李志常并未全程陪同，应该是根据丘处机随行弟子的记载整理编写而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蒙元朝初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在此以前，有关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汉文典籍虽有所记载，但均没有像这部书记载的那么详细。据陈得芝先生研究，此书第一次记录了出野狐岭（张家口北）至哈拉哈河北斡赤斤帐（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的蒙古东部行程，以及从斡赤斤帐西行抵金山（阿尔泰山）的横贯蒙古高原行程。尤其是对一些所经地区人们生活习俗的记载，更是珍贵史料。如蒙古太祖十六年（1221年）三月五日，丘处机一行过鱼儿泺东北，“四旁远有人烟，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所记即今阿巴哈纳尔及东、西乌珠穆沁旗情形，自古为良好的牧场。又西行，至土拉河南之汗山一带：“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此外，如对邪米思干城内外特产、园林胜景及人民的饮食、服饰、习俗、器皿、钱币、伊斯兰教礼拜制度等等，都有记载，与同时代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述相比，毫不逊色。

3.元代的站赤与水陆交通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的朝代之一。如何较好地实现人员往来、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成为朝廷维持统治所必须关注的重点。因此，元朝在各地大量设有驿站：“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据明朝人解释，站赤就是汉语驿传文簿的意思。各省站赤的数量如下：

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一百九十八处：陆站一百七十五处，马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车一千六十九辆，牛一千九百八十二只，驴四千九百八头。水站二十一处，船九百五十只，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只，驴三百九十四头，羊五百口。牛站二处，牛三百六只，车六十辆。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九处，该一百九十六站：陆站一百六处，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车二百一十七辆，牛一百九十二只，驴五百三十四头。水站九十处，船一千五百一十二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二十处：陆站一百五处，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车二千六百二十一辆，牛五千二百五十九只。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后除绝亡倒死外，实在站户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只。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二百六十二处：马站一百三十四处，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轿站三十五处，轿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处，递运夫三千三十二户。水站八十二处，船一千六百二十七只。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五十四处：马站八十五处，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处，船五百六十八只。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三处：陆站一百处，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车七十辆，牛五百四十五只，坐轿一百七十五乘，卧轿三十乘。水站七十三处，船五百八十只。

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八十一处：陆站八十处，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处，船六只。

四川行中书省所辖：陆站四十八处，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头。水站八十四处，船六百五十四只，牛七十六头。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七十八处：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水站四处，船二十四只。

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脱脱禾孙马站六处，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头，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

各站赤的名称，《永乐大典》卷19426引《析津志》有所记载。陆站（马站）、水站，历代均有，轿站、狗站较为罕见。马站通客旅，车站、江站通货。至于羊在驿站或驿递中起着什么作用，还不清楚。北方各站设驿令，南方各站设提领。每个驿站的站户、馆舍及运输工具（马、牛、车、船等）的配置，按照所在地理位置有所差别，位于交通枢纽上的站赤配置较高。以镇江府路为例，境内有水、马混合站3处。府城丹徒县丹阳驿有馆舍109楹，分为东、西两馆，从陆站而来的客人住西馆，从水路来的客人住东馆。马厩在西馆西侧，有屋45楹。丹阳县云阳驿有客房27楹，厩舍41楹；吕城驿有屋29楹，厩舍41楹。三驿均有正马40匹，船30只，船只按千字文编号。为三个驿站服务的兀剌赤120名、站船夫900名、房夫80名。用驿时，需出示玺书，称之为“铺马圣旨”。遇到军务紧急之事，分别用金字或银字圆符。

众多的驿站组成了一个以大都（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圣朝既平宋，经画遐迩，大都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陆驰，舟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在各个行省之内，以行省驻地和各大城市为中心，又形成了本省境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以河南行省为例，元代的河南行省北部、南部基本上是以黄河、长江为界，东至海，最西到达今天陕西平利，形成了以汴梁路、河南府路、徐州、襄阳路为中心的交通网。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是河南行省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有四条驿路通往各地：第一条向西至河南府路；第二条过朱仙镇西南向经洧川（尉氏县洧川镇）、南阳府至襄阳路；第三条过朱仙镇向南经*陵、上蔡、汝阳（汝南）、真阳（正阳）、罗山、金竹站（红安西北）、黄陂、黄州路黄冈至蕲州路蕲春，然后入江西行省；第四条向东经杞县、太康、陈州（淮阳）、太和、颍州（阜阳）、寿春（寿县）、庐州（合肥）、六丈站（全椒西）、水口站（滁州市东）、六合，最后到达真州（仪征）。河南府是河南江北行省西北部的交通要道，有三条驿路从此分出：第一条东南向至叶县，与从汴梁至襄阳驿道相接；第二条向西经渑池、陕州（陕县）、阌乡（灵宝西故县镇），进陕西境，可达华阴；第三条东北向入中书省境，经孟州（孟县）至怀庆路（山西沁阳）。徐州是河南行省东部交通枢纽，第一条驿路为水路，东南向经邳州（睢宁北）、宿迁、大清口（淮安淮阴区东）、淮安、宝应、高邮，到邵伯（江都西北邵伯镇），分别达扬州、通州；另一条也是东南向，从陆路向南经灵壁（灵璧）、青阳（泗洪北青阳镇）、临淮（泗洪临淮镇）、甘泉（扬州邗江区甘泉镇）到达扬州。襄阳地处汉江上流，为河南江北行省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向南经安陆府长寿县（钟祥）、臼口站（钟祥南旧口镇），向东入湖广行省，可达武昌路；另一条向南经利阳站、荆门州长林县（荆门）达中兴路江陵县，再向南过洞庭湖可达岳州。

在元代的站赤系统中，引人注目的是水站繁多，水运极为发达。元代根据地理条件，大量增设水站。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就下令将一部分陆站撤销：“以牛驿雨雪，道途泥泞，改立水驿。”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书省规定在江淮行省境内，以水路路程计算，每隔80里设立一处水站，平常公事均走水路。原先设立的各马站，只保留少量马匹，以备紧急情况下的使用：“除海青使臣、军情急务，方许驰驿，余者自济州水站为始，乘船往来。”济州在今山东济宁市，这是要求济州一带区域均使用水站。在中西部地区也设有水站。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军平定川蜀，建立从叙州到荆南府（湖北江陵）的水站。至元十八年（1281年），对这条水驿路进行整治，共设水驿19站，“增户二千一百，船二百十二艘”。据《永乐大典》记载，元代在四川境内设有站赤共132处，其中陆站只有48处，而水站多达84处。

除了内河水站外，元代还特别在沿海地区设立了水站。泉州为元代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泉州港进口的商品或外国使臣进献的物品，运往元代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路线，最初为沿陆路至杭州，再从杭州沿水路入大都。从泉州至杭州的陆路交通，大部分为山地，道路崎岖，且气候不适合马匹生存，因而“劳民负荷，铺马多死”。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决定在江淮行省设立沿海水站，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15处，每站备有船舶5艘、水军200名，“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由于外国商船到泉州的数量有限，而且限于当时的航行条件，一年之内，只有六、七两个月顺风时才能通航，因而沿海水站设立了两年时间便被取消。改为有外国船舶到达时，专门派船将货物运往杭州。在北部沿海地区也设有水驿，至元三十（1293年）年，下令建自耽罗至鸭渌江口沿海水站11所。

船舶

更为重要的是京杭大运河的取直。隋朝所开南北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向至涿郡蓟县，也就是元代的大都；东南向经京口（镇江）达杭州。宋、金之际，因黄河决口，黄河下游改从淮河下游入海，此后，南北对峙，此一路线因而废弃。元代一开始的漕运路线是沿淮河至黄河，逆水而行，在河南封丘县西南的中滦旱站上岸，陆运180里至御河（卫河）南岸的淇门镇，再由御河水运至直沽（天津），转达大都。这一条路线迂回曲折，水陆转运不便。于是，就寻找南北向距离较短的运河路线。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考察后认为，汶、泗两水相通河道可以通行漕运。于是，在今山东西部开挖新渠，取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由此展开。先是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开挖济州河，以汶水、泗水为水源，自济州（山东济宁）西北到须城安山（东平西南），长约150多里。由此，漕道自淮河入泗水（中运河），经济州河至安山，出大清河经东阿、利津入海，再从海上到直沽上岸，转陆路到大都。后又改为从东阿上岸，陆运到临清，向北入御河。接着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挖的会通河。自安山西南起，引梁山泺（即梁山泊）之水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聊城），又西北经临清入御河，全长250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有通惠河的开通。郭守敬引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复引一亩、玉泉各水至大都和义门（西直门）入城，汇成积水潭（什刹海），又东南出文明门（崇文门），到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160余里。自此，江南漕船可直接运粮入大都城区。

海运图一

由运河运输的漕粮称河漕，由海路运输的漕粮称海漕。京杭大运河初步建成后，由于会通、通惠两河仍未开挖，漕粮北运仍不大方便，运输成本较高。此前，伯颜打败南宋时，命令张瑄、朱清等人，将南宋朝廷的档案从崇明启程由海道送往京师。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颜就设想从海上将江南粮食运送到京师。当年，就命朱清、张瑄等人造了60艘平底海船，装载4.6万余石粮食，从海上起运。为了安全起见，船队沿着海岸线向北航行，又因风向不顺，到第二年才运到直沽。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总体上来说比河运方便，于是设立两个万户府，专门负责海漕，朱清被任命为中万户，张瑄被任命为千户。由此，江南漕粮由运河、海道两途同时北运。二十八年（1291年），又改设为两个都漕运万户府，由朱清、张瑄二人分管。建康府（南京）、池州（安徽贵池）、饶州（江西鄱阳）等地，最初也是由海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由于长江江水湍急，江中多石矶，水下暗沙流动，并不适宜平底的海船航行，每年都有一部分粮船在长江中损坏。于是，改为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走海路，损耗由此下降。

海漕的路线，前后有所变动。一开始是从平江府（苏州）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入大洋，沿大陆岸边的山岙而行，经淮安路盐城县、海宁州（连云港西）、密州（诸城）、胶州（胶县），然后东北向绕过山东半岛。从上海出发，到目的地扬村码头（在今天津市），里程为13350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人又建议另辟新道，从刘家港出发，向东过撑脚沙、三沙、匾担沙、大洪，然后走外洋，经青水洋、黑水洋，过成山、刘岛、芝罘岛、沙门岛，再走莱州以北的大洋，直抵界河口。由于走的是外洋，航行路线较直，距离缩短。第二年，千户殷明略又开创一条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入外洋，向东由黑水洋北上，至成山转西直达界河。这条航线的距离最短，只需十日左右就可到达。不利之处在于走的是大洋，遇到风急浪恶之时，粮船常有损坏，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但与河运相比，还是显得高效而且成本较低。

海运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