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四荒与国中 ——先秦时期交通的形



先秦时期，是我国交通的奠基阶段，先民们已经从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劳动中，走出了最初的道路，制造了最早的筏、独木舟和车，并且使牛、马等家畜应用于运输活动中。随着人类征伐活动的广泛展开，以及夏、商、周等王朝的出现，全国性的道路交通网和水运交通网萌芽，《禹贡》记载了我国最早的水运网络。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华夏文明区的形成，也促进了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于是有“九州”、“四荒”等概念的出现。周穆王西征，或许是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交通网络的出现，为货物或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也为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于是有孔子的周游列国，有游士们的“传食于诸侯”之风的兴起，促进了社会的不断进步。

1.《禹贡》九州与早期的水运网络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史书，相传由孔子编订。其中的《禹贡》篇，历代相传为大禹治水后亲自所作，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作品。因此，历代视《尚书》为诸经之首。今天，当我们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部古籍时，就会发现这是一部最终形成于战国时代的古籍。

《禹贡》记载了战国以前华夏地区的水上交通网络。这种交通网络，是先民们经过长期探索而取得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过着群体生活。他们在采集和渔猎生活劳动中，不断探索大自然。在陆上，逐渐走出了形似小径的自然道路，这些自然道路随成随弃，正如《孟子·尽心》所比喻的山间小道那样：“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先民们注意到洪水季节的一种特定现象：树木可以在水中漂流。这一现象启发人类制造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1977年，考古人员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挖出了多支木桨。经测定，这些木桨距今年代为6960年±90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遗物。2004年，在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又出土了两件保存完好、加工精细的木桨，一件长110厘米并且柄部还有刻花，一件长150多厘米，至今保留着石器加工的痕迹。这是至今为止，发掘出的河姆渡文化同类遗物中最完整的木桨。这些木桨说明，先民们在距今7000年前，已经存在着水上活动或水运交通。《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独木舟的出现，成为人类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

到了大禹治水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交通工具。据记载，大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橇是一种由木板制成，形似船，比船短的一种交通工具，适合在泥地浅滩上使用。檋则是一种山行工具，装在鞋下，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山时，调换方向，前齿长，后齿短。这样，增加鞋与地面的接触面，以防跌倒。

《尚书》的编纂者们，在《禹贡》一篇中记述了九州内的土壤、草木、矿产、田亩、赋税、农产品、手工业品、交通运输路线等。九州作为同一个政治区域，区域内的诸侯们必须向天子朝贡。由于九州之内有山有水，并不是一派平原，《禹贡》描述了当时以冀州为中心、以水运网络为主的交通运输路线。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冀州，是九州的政治中心，在冀州的东北部有岛夷，“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一般认为是住在今辽东半岛一带的部落。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持不同观点，认为辽东半岛有陆路可以通黄河流域，岛夷应该指今日本、朝鲜半岛。右碣石，一般认为在今河北昌黎县一带。因此，这条路线指的是辽东半岛部族入贡人员，自渤海至古黄河口溯黄河西行。古黄河在今天津至黄骅一带入海，有多个河口。

兖州是“浮于济、漯，达于河”。“济”指济水，古人将其与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水）并列，称之为“四渎”，常与五岳共受中原王朝祭祀。《禹贡》将济水作为兖州与豫、徐、青三州的界河。济水的流向大至在今山东定陶、巨野、寿张一带。“漯水”是古黄河的一条支流，在今山东滨县、利津一带入海。兖州入贡的货物有漆、丝、五彩的丝织品、布匹等，盛在竹筐里，乘船沿着济水、漯水进入古黄河以达帝都。

青州是“浮于汶，达于济”。汶水源出山东莱芜，注入济水。贡物有泰山特产的谷，有丝、枲（大麻）、铅、松（松树）、怪石（滑石、云滑石、紫石英、阳起石等）。

徐州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水也是四渎之一，即今淮河及江苏境内的废黄河。古泗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北山，经曲阜、济宁，东南向经江苏沛县、邳县入于淮水。“河”字，《说文》及《水经注》均作“菏”，古菏水通泗水。因此，当时徐州的贡道是由淮河通泗水，由泗水入菏水，由菏水达济水，由济水通漯水，由漯水入于黄河。徐州的贡物有五色土、雉羽、峄山南面的孤桐树、泗水边上的浮磬，以及淮河沿岸少数民族的真珠贝，供祭祀用的鱼干等。

冀州疆界图

扬州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扬州区域包括今长江中下流直至湖南、江西北部，因此是沿长江而下至海口，再向北入淮水、泗水，经过徐州入冀州。贡物包括三色铜，以及象牙、类似于玉石的石头、皮革、羽毛、旄牛尾、织贝、橘柚等。

徐州疆界、贡赋之道图

荆州是“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水、沱水、潜水、汉水是长江中游的四大河流，互相贯通，组成了一个水运网络。洛即今河南洛水，为黄河支流。长江中游的水道与黄河流域不通，中间必须经过陆路交通，故“逾于洛”，然后由洛水入黄河。所贡物品极为丰富，与扬州一样，也有羽毛、旄牛尾、皮革、三色铜，更有椿树、桧木、柏木、旱石，可以做矢镞的砮石，竹箭的原材料箘，祭祀用的菁茅草，加工好的头饰，长江中的神龟等等。

豫州是“浮于洛，达于河”。豫州在黄河南面，由洛水入于黄河，交通方便。所贡物品有漆、丝、麻、绸、细绵、砺石等。

梁州是“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潜水即今褒水。沔水即今陕西沮水，源出略阳县，至沔县西南入汉水。渭水源出甘肃渭源县，东流入于黄河。由于汉水与渭水不通，中间必须由陆路交通相连。梁州贡物中，金属有黄金、铁、银，石类有镂、砮、磬，裘皮有熊、狐、狸等动物皮。

雍州是“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雍州位于黄河上游，自甘肃临夏积石山起，沿河至今陕西韩城东北的龙门山。所贡物品有美玉等。

《禹贡》的九州贡道，可能只是古人的某种想象。但是，这种想象也是来源于古人的实践，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河流之间是相通的，可以组合成一个水运网络。殷代的水运已经有初步的发展，卜辞中结构不尽相同的“舟”字，说明当时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木船。九州的贡品，反映了各地的土特产状况。贡品，或许也是商品，古人通过这个水运网络进行着商业贸易。

2.从九州到大九州

《禹贡》的编纂者们，没有采用先秦时期实际存在的邦、国疆界，也就是没有采用现实的政治区划来描述他们所知道的地理区域，而是使用一种虚拟的“州”，将了解的区域划分为九个以自然地理为主的综合性单元：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是为“九州”。除了《禹贡》九州外，先秦典籍《职方》、《尔雅》、《吕览》也有各自的“九州”，也有分作为十二州的。

《禹贡》的九州，其相对应的今天地理区域，顾颉刚先生认为冀州的区域，相当于今天山西省西境黄河（西河）以东，河南省黄河（南河）以北，沿着太行山转到河北省的东北部的古黄河（东河）以西的区域。这一区域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禹贡》将其列为九州之首。古黄河（东河）以东，向南一直到济水（今山东济南迤北至渤海的一段黄河河道），包括今河南的东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称作为兖州。兖州东南方向，今天的山东半岛为青州。青州南面是徐州，位于泰山以南、淮水（今地图上的旧黄河）以北地区，即今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大部和上海全部，以及江西的东北、河南和湖北两省的东边一角，称作为扬州。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地区，北起今湖北南漳西的荆山，南到湖南衡山以南的区域，也就是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和江西的西部，是为荆州。从湖北荆山以北直到黄河，包括今河南的大部分和湖北的北部，称作豫州。秦岭以南的今陕西、甘肃两省的南部，以及四川、重庆两省市全部，称作梁州。秦岭以北，黄河（西河）以西的今四川、甘肃两省大部，称作雍州。

《禹贡》九州图

在《禹贡》中，“九州”除了指冀州等九个州外，也是一个整体的地域概念：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也就是说九州的区域东至东海（今渤海），西至流沙，北方、南方至于荒远，大禹的声教遍布四海。“四海”是古人的另一个地域概念，认为九州大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被大海所包围。现实中，南方、东方确有大海存在，而西方、北方并没有大海，于是以西方的流沙为西海，以北方的沙漠作北海。《禹贡》“九州”作为一个整体，反映的是古人对华夏文明区域的认同，“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过大禹的治理，九州水土平治，土壤、贡赋都划定了等级，使用国家权威制定了五服制度，天子的声威教化浸润了九州大地。《尚书·大禹谟》称之为“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种文化上的认同，也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提出了要求。地处黄土高原的秦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用武力统一了“九州”：“秦遂并兼四海……分天下为郡县。”

四海之内，九州大地上还存在着一些与华夏文明不一样的部落，则被称作为“夷”，如冀州东北的“岛（鸟）夷”，青州境内的“嵎夷”，徐州境内的“淮夷”，扬州境内的“岛夷”，梁州的“和夷”等等，反映了同一文明区域内同中有异的情况。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公元前3世纪时，有个齐国人邹衍（约前305——前240），又创造了一种大九州体系：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按照邹衍的体系，中国所在的九州又名“赤县神州”。与“赤县神州”同一等级、区域相连的州共有九个，或可称之为“中九州”。“中九州”外围，被规模较小的海洋——裨海包围。裨海之外，又有与“中九州”同一等级的州存在，数量也为九个。各“中九州”之间，因受阻于裨海，人民、禽兽都不能互相来往。九个“中九州”之外，又被大规模的海洋——大瀛海所环抱。大瀛海之内，九个“中九州”作为一个整体，组成了“大九州”，大九州即天下。在大九州体系中，《禹贡》九州中的每一个州，约占天下的七百二十九分之一。

司马迁对邹衍学说的评价似乎不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认为邹衍的思想是靠推导而得出结论：“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但是，邹衍“大九州”之说产生的原因，除了推导的成分外，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是《禹贡》九州——也就是中华文明所在的区域，现实中只有东、南两面是海，西、北都是陆地。随着与西域、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间交往的增加，必然接触到一些其他区域的文明。古人就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人们所在的大陆上存在着多个文明区域，九州可能只是多个文明区域中的一个，于是就有“中九州”的概念。二是邹衍所在的齐国，处在山东半岛的东部，三面环海。海上交通的开展，是“裨海”、“大瀛海”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秦统一中国后，徐福与三神山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齐人与日本、朝鲜半岛间海上交往的可能性。三是天下观的放大。《庄子·秋水》认为中国如“太仓”中的“稊米”，已经认识到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因此，“大九州”观念产生的基础是中外交往的增加。

3.《尔雅》四荒与周穆王西征

当“九州”概念形成后，那些路途极为遥远，但是与华夏文明区仍有交通联系的区域，被认为是“荒”地。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尔雅》，在《释地》篇里说道：“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晋人郭璞认为：“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孔颖达则以为：“《尔雅》四海之外远地谓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国也。”“四荒”概念的出现，表明在华夏文明区（九州）初步形成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昏荒之国”，说明这些地区的文明与华夏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别。

觚竹一作孤竹，相传是殷商时的诸侯国，古城在河北卢龙县南。北户指五岭以南地区，也有说在今越南北部一带。这些地区气候温暖，居民的门窗都是向北开的，与中原地区形成明显的区别。日下，指日所出处其下面的国家。《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后人认为指今天的日本。

据一些学者研究，西王母是塞人部落（中国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游牧部落称为塞人，希腊人将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kyth）民族的首音。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地区，历来说法不一，有说在青藏高原的青海湖畔，有说在新疆天池之侧，也有说在帕米尔高原，更有人考证在中亚地区、波斯，甚至远到欧洲。这可能反映了斯基泰人由东向西的迁移过程，从最初的祁连山南麓，越迁越西。与西王母相关的一则历史故事——周穆王西征，反映了早期黄河流域与西域地区较早的交通与交流。周穆王西征的故事主要见之于公元前3世纪前成书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史记·赵世家》等史籍也有所记载。

《穆天子传》这本书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一名叫不准的盗墓人在盗掘位于汲郡（汲县）的一座战国晚期的魏王墓时，取得了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上写满了用上等墨料书写的古文字。盗墓人不识这种文字，就把竹简当作原料，照明取宝。官府知道此事后，就将剩余的竹简全部收缴。太康年间（280-289年），晋武帝下令秘书监负责整理，把被打乱的竹简重新按原顺序排列，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各书重新抄录一遍，得到古书75篇。《穆天子传》共5篇，竹简合晋朝尺长二尺四寸（约今55厘米），每简40字，用素色丝绳编联在一起。同时出土的有《竹书纪年》，该书记载的最晚的历史事件为“今王二十年（前299年）”，“今王”指魏襄王，这座古墓当是魏襄王之墓。因此，这部《穆天子传》已经在地下沉睡了近600年。

周穆王在打败了周朝西北地区的犬戎势力后，周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线得以打通。于是，穆王率领着一批官员和七萃之士，乘着造父所驾八骏之车，由伯夭任向导，由当时最优秀的驭手造父驾驭，一行浩浩荡荡，从镐京出发，北渡黄河，经过犬戎地区的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沿河套向西，经今柴达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复经舂山、珠泽、昆仑之丘，到达群玉之山。群玉之山山上都是玉石，没有泥土，所以“寡草木而无鸟兽”。周穆王玩得很开心，游历了四天，取了许多玉器。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朱丹、桂姜等物品馈赠各部落酋长，酋长们送以大量马、牛、羊。周穆王离开群玉之山后，继续向西，又经过三千里旅程，才到达西王母所在的邦国。按此里程，西王母之邦国应在葱岭以西的今中亚地方。在中亚文化的深深吸引下，在西王母的盛情款待下，周穆王乐而忘归。在瑶池之畔的酒宴上话别后，周穆王取道黑水，北行两千里经过大旷原，经天山北路返回。

《史记》的记载有所不同：位于今天华北地区的徐偃王，利用周穆王出国不归的机会，起兵造反。周穆王虽然远在万里之外，得到这个消息后，“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有的学者依据这条记载，认为周朝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驿传制度和高效能的驿传系统，使得徐偃王造反的情报，能迅速汇报给周穆王。

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与西域的交通与交流的情况。今天新疆昆仑山北麓，多是产玉之地。因此，周穆王所到的“群玉之山”，可能就是这座昆仑山。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今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发掘出了战国初期（前5世纪）的丝绸和织锦，其中一件绣着龙凤图案，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器。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沟（托克逊西）东口，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其中的菱纹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这些器物，与文献所载周穆王沿途向各部落酋长赠送的礼品非常相似。

4.国中、车与早期的贸易

大约在西周时，中国早期的城市开始出现：天子所居的王城，诸侯所在的都邑，卿大夫的食邑，子男的城。与城市一同出现的是最早的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在这些城市规划中占有着相当的地位：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国中九经九纬图

这是《考工记》中关于“国中”的一段文字。《考工记》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年，是齐国官书。西汉时，因《周官》之“冬官篇”缺佚，河间献王刘德以《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时改《周官》为《周礼》，故后世又称《考工记》为《周礼·考工记》。此处的“匠人”，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师，他们在建造王城时，需要按照这个规范去操作。“国”指城，“国中”即指城内。

按照这个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建城规范，当时城墙每侧长九里，建三门，四面全长三十六里，共有十二门。每门有三涂，中涂通车，左右两侧通人，男左女右。城内道路，东西向称之为纬，南北向谓之为经，也就是说城内东西向、南北向各有九条通向城门的交通干道。一说经纬各涂均通车，“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一步也。”每条道路的宽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6米左右。王宫居城之中，左面是祖庙，右侧是国社，王宫前面是大臣朝觐议政之处，背后为商业集市。诸侯城邑、卿大夫食邑的城市规模，又各次一等。

“环涂”指环城道路，涂宽七轨，路宽相当于今天的13米左右。联系王城与诸侯城邑、卿大夫采邑间的道路称之为“野涂”，路宽五轨，相当于今天的10米左右。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已经有“巨涂”、“小涂”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相通。

华夏民族最早的车，相传是由夏代的奚仲所造。到了商代，已经是车辆种类繁多，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甲骨文、金文中含有大量的“车”字，这些文字都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各种车辆的造型；二是河南安阳小屯等遗址中多次出土殷商车辆实物，有牛车、马车、战车等等。牛车是货运车，结构简单，货厢较大。马车是乘用车，当时能够享用的大多是奴隶主贵族，因而制作讲究，车体坚固，较为美观。

《考工记》对车的制作规范也有详细的记载。首先是对车的关键部位——车轮的制造和检验提出了十项要求：第一，检查车轮，是否是正圆，如果不圆，就在地上转不快；第二，检验轮子平面是否平正；第三，检查轮子的辐条是否笔直；第四，检验轮子各部分的重量是否一样，方法是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沉浮是否一致；第五，检查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的大小、重量是否完全相同；第六，轮子的整体结构是否坚固；第七，车毂的粗细、长短是否合适，车辆行驶在泥地中要用短毂追求速度，行驶在山间要用长毂以保证安全；第八，车轮大小要合适，太大则人上下车不方便，过小则马拉起来吃力；第九，车轴的木料要求最高，必须坚固耐用，转动方便；第十，车轮的用材也要选用坚实的木材。《考工记》还对车舆（厢）、车辕（用于大车者称“辕”，用于小车者称“辀”）等部件的制作工艺，一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由于制作工艺有所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工匠：轮人、舆人、辀人，说明当时手工业者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很细。《考工记》记载的车辆制作工艺，说明周朝的车辆制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技术要求也很严格。

战国时期，各国国内和国际间的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已经相当频繁。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著名的交通要道有从成皋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从楚国南阳至中原的“夏路”，从秦国汉中至蜀地的“石牛道”，赵、魏、齐三国间的“午道”，上党至河内的“太行之道”，等等。

《考工记》车图

随着水陆交通的不断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地区间的商品或物资交流也增加了。春秋战国时，各地著名的土特产已经屡见于记载：上品的鱼鲜有“洞庭之鱄,东海之鲕”；美味的蔬菜有“昆仑之苹，寿木之华”，“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赤木玄木之叶”，“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可口的主食有“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调味品要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当时没有环境污染，但人们对饮用水有相当的品质要求：“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果品首选“沙棠之实”，在“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在昆仑山之东）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所御之马，要选速度极快的“青龙之匹，遗风之乘”。

商业运输的兴起，使各地的土特产在诸侯国之间互相买卖：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流通的商品品种已经相当丰富，四面八方的物产汇集在一起，人们的社会分工也得到了保障。在商品流通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商人，他们喜欢群居在一起，互相了解信息：“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的会集，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大都成为有名的商业都会。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重要的商业都会有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燕国的蓟（今北京宣武区），周之雒邑（今河南洛阳），韩国之荥阳（今河南荥阳北），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寿春（今安徽寿县），越国的吴（今江苏苏州）。据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节记载，一次就能出动50辆车或150艘船进行运输。楚国郢都的繁荣，在东汉人桓谭的笔下，是“楚之鄂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齐国的临淄则被称为东方第一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座富裕之城的居民，休闲娱乐活动很丰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

除了货物的流通外，士的兴起和游说之风逐渐形成，他们已经从“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变为“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最为著名的是春秋后期的孔子，他的首次出国访问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鲁昭公支持下，孔子带着弟子前往当时华夏的政治、文化中心——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观看了王室的文物，阅读了珍藏的典籍，与当时任守藏史的老聃（李耳，又称老子，楚国人）、周大夫苌弘等人进行了学术交流。次年，又游历了齐国。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间，孔子带领手下的一批学生，周游列国，沿途游历了卫国、陈国、宋国、郑国、楚国。在这十余年时间里，孔子在许多地方发表言论，宣传自己的学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孔子的一句名言。朋友能够从远方来，必要的交通设施是条件之一。

孔子洛邑问礼与早年适齐图

孔子之后，其他名士大多“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孟子周游过齐、魏、滕、薛、宋、邹、梁等国，随从有数百人。苏秦、张仪等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穿梭于各国之间。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受业于齐国的鬼谷先生，先后游说周显王、秦惠王、赵肃侯，但都未成功。在燕国时见到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抗秦的主张，赞助他游说赵、韩、魏、齐、楚诸国。在他的游说下，六国联合起来，苏秦“并相六国”。张仪是魏国人，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因伐魏有功，被封为秦相。后又相于魏、楚等国。张仪在诸侯中名声极大，当时人形容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游历四方，促进了各地区间的文化、政治的交往，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孔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