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通，贡赋等 ——隋唐时期的海内外交通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使得交通也受到了隔断。隋朝统一南北，原先区域性的交通网由此连成一片。隋炀帝大兴土木，开挖南北大运河，加强了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区域的联系。唐代开新路，修旧道，建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交通网。七条从唐朝边州出发的路线，联结着唐朝与四周少数民族政权和海外各国之间的交往，外来文化不断传入中国，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首次传入中国，佛教也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文化不断传向四邻，汉文化圈开始形成。“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

1.隋唐时期国内水陆交通的振兴

经过六朝时期的发展，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主要经济区，“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隋朝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市），而此时的关中地区，由于北朝分裂政权的人为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已经不能满足首都众多人口的物质需求，所需粮食要由江南长途运来。再加上南北朝分裂已久，统一王朝如何加强对东部地区、江南地区的控制，成为隋朝统治者必须解决的一项重要工作。

隋炀帝很清楚天下大势，他认为“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必须将政治中心东移。于是，他一面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开凿南北大运河，目的是“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与首都大兴城（西安）相比，洛阳地理位置适中，漕粮运输避开了黄河的三门峡天险，路程缩短，运输成本减少，江南的漕粮可以较为便捷地由水路运来。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穀水东至偃师入洛，由洛入黄河，再由板渚（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引黄河水东流，经今开封、睢县、商丘、宿州，至今盱眙对岸入淮，此段史称通济渠，又称汴河。大业四年（608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与清水、淇水相接，复沿白沟故道及今南运河，直抵北方军事重镇——涿郡蓟县（北京）。大业六年（610年），又修浚从京口（江苏镇江）至余杭（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加上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所开的广通渠，南北大运河形成。大运河西抵长安，北至涿郡，南达余杭，总长两千余公里，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流域，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轴心，北控军事重镇，南连江南经济区的水运网。唐、北宋两代，仍以大运河为漕运生命线。

隋炀帝在开挖南北大运河的同时，也修筑了大量驰道：“渠（指大运河）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大业三年（607年），又用黄河以北十余郡的男丁开通太行道，筑驰道直达并州（太原西南）；又筑从蓟（北京）至榆林（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的御道，长三千里，都是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

隋唐运河和大型粮仓分布图

唐代在隋朝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道路，改善道路交通设施，增设驿站。盛唐时，以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为核心的驿道网络上，不但有大量为官员服务的驿站，还建设了大量为普通旅客服务的商业性设施：“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唐代最繁忙的驿道是东西两京——长安、洛阳之间的驿路。唐太宗多次行幸洛阳，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河北、河南、江淮、岭南等地的官员前往首都，都要经过洛阳。因此，贞元二年（786年）规定长安至汴州（开封）间的驿道为“大路驿”。据考证，从唐都长安至东都洛阳间，相距865里，设有下列馆驿：长安城内设有都亭驿，向东经通化门或春明门出长安城，复向东经长乐驿（一名乐水馆，西安东长乐坡）、霸桥驿（一名滋水驿，今霸桥街）、会昌县（临潼）在城驿、阴盘驿（临潼东阴盘坡）、新丰县（临潼东北新丰镇）在城驿、戏水驿（一名戏源驿、戏口驿，新丰东戏河西）、杜化驿（渭南西良田）、渭南县在城驿、东阳驿（渭南东）、赤水驿（华县西赤水）、郑县（华县）普德驿、敷水驿（华阴西夫水）、长城驿（约华阴西十里处）、华阴县在城驿、东驿（华阴东华岳庙）、关西驿（旧潼关西之西关镇）、潼关驿（黄河边）、阌乡县（灵宝西北）在城驿、盘豆驿（灵宝阌乡镇西盘豆）至湖城县（阌乡镇）在城驿。湖城县以东，分为北、南两条驿路，北路仍然沿黄河南岸前行，经稠桑驿（灵宝北稠桑）至桃林县在城驿（灵宝东北旧城），南路经弘农县（灵宝虢略镇）柏仁驿至桃林县，与北路相合。从桃林县在城驿起，向东经曲沃（陕县西南）、太原仓（陕西西南七里铺西）至陕县甘棠驿（陕县老城）。又改东南行，经崤山至硖石在城驿、嘉祥驿、永宁县鹿桥驿（洛宁西北）、三乡驿（宜阳西北）、福昌县（宜阳西福昌）在城馆、柳泉驿（宜阳西柳泉）、寿安县（宜阳）甘棠馆、三泉驿（宜阳东苗村）、甘水驿（甘水与洛河相会处）、临都驿（洛阳西侧），到达东都都亭驿。

唐代的交通网，以长安为中心，以中心城市为枢纽。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道路有：东行至洛阳，东北行至幽州（北京）、营州（辽宁朝阳），西北行至安西都护府（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林萨尔北），西南行至益州（成都），南行经梁州、洋州达金州（陕西安康），东南行经荆州（湖北江陵）、洪州（南昌）至广州。洛阳西行通长安，南行通荆州，东南行通扬州、福州，东行通汴州（开封），东北行通登州（山东蓬莱），北行通太原、代州（山西代县）。其他起着交通枢纽作用的大城市有汴州开封、幽州蓟县（北京）、太原府、凉州（甘肃武威）、益州成都、荆州江陵、广州番禺、扬州江都等。

通往国外或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安东道西起今辽宁朝阳，向东经安东都护府辽东城（辽阳），到达渤海王城上京龙泉府（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大同云中道通往突厥族居住地区，可达绥远城。回鹘道又名参天可汗道，起点为安北都护府所在的中受降城（达拉特旗），向北经包头市、乌拉特中后旗，到达今蒙古国。此路最远可达今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西域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从洛阳或长安出发，经敦煌往西，最终达波斯（伊朗），通往地中海流域。另外两条要道是通往今西藏地区的唐蕃大道和通往今云南地区的南诏道。唐蕃大道形成于贞观年间，从长安通往吐蕃都城罗些（拉萨），加强了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唐初，在今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皮逻阁在唐朝的援助下，统一六诏。此后，形成了数条从成都入南诏的道路。

2.广州的“通海夷道”及与阿拉伯的交流

广州港，即秦汉时期的番禺港。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的边缘，自然条件优越，“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占领岭南。步骘来到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治番禺。从此，番禺成为岭南的交通中心。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岭南地区人口有所增加，孙权考虑到岭南地区幅员过大，将交州一分为二，新置广州。不久，又合二为一。永安七年（264年），孙休再次将交州一分为二，合浦以北为广州，治南海郡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老城区）。此后，随着国际航运业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航路逐步开通，东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法显等僧人从西域取经归来，也是从印度通过海路回到广州。

唐朝的广州港，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从公元7世纪30年代开始，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食国。大食国疆域辽阔，重视航海交通，海船能够直接航行到中国沿海。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从沿海路到达中国，在中国境内从南向北的四大港口：“从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鲁金（Lūqin），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Khā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ānju）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Qāntū)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汉府、汉久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船能在这大河中航行。这些河均有潮汐现象。”文中的鲁金，即唐代交州的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一带。汉府即广州。汉久可能是福建泉州一带。刚突即扬州江都县。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整理了一份唐朝至周边国家的路程记。从唐朝的边境出发，通往各邻国的主要路线有七条，其中第七条为“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广州港出发，前往南洋、阿拉伯的路程（括弧内的文字为作者所加，下同）：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九龙西南屯门），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东北海上的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名独珠山，在海南东南）。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林邑，在越南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南部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及新加坡一带），南岸则佛逝国（苏门答腊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约今不罗华尔群岛中的一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个罗西则哥谷罗国（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南）。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苏门答腊岛北部棉兰一带）。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苏门答腊岛北部大鹿洞一带）。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印度西南部奎隆一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 国（印度北部布罗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 国（巴基斯坦卡拉奇东），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 国北，入于海。又自提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伊拉克巴士拉以东奥布兰），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巴格达）。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约在东非海岸一带）。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约今也门一带）。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东北沿岸一带），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约沙特阿拉伯东海岸）。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这份路程明确记载唐朝通往阿拉伯的航线，是从广州起航，向南经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方向，经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今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经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抵达苏门答腊岛。由此经爪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这条航线联结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几大地区，是唐朝通往外国最长的海上航线，约达1.4万公里。

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贸易也得到了加强。据考证，唐朝从广州至南海各国的航线，主要有以下数条：1.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阿拉伯至波斯湾；2.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至伊拉克；3.从伊朗经斯里兰卡、东南亚至广州；4.从斯里兰卡经爪哇、越南到广州；5.广州至东南亚之间。当时东南亚与广州有经常性贸易往来的国家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堕和罗、赤土、骠国（缅甸）、室利佛逝、堕婆登（在今苏门答腊）、诃陵（爪哇）、波斯、大食、婆利、印度、罽宾、师子国、大秦国等。天宝九年（750年），“江中有波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其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

广州港的外港有屯门、波萝庙两处。屯门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港口坐北朝南，九迳山与青山分布东西，大屿山为其屏障。波萝庙在今黄埔南岗庙头村，又作古斗村、扶胥镇，进出港的船舶均在此停靠，参拜海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内港有光塔、兰湖等码头。光塔码头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靠近蕃坊。光塔就是为引航所建。清乾隆年间，曾在光塔南侧地下挖出洋舶。兰湖码头在今流花湖公园一带，当时为广州内河航运的重要码头，南海县署就建在附近。

随着广州港海上交通的发展，岭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日益增多，“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但广州与内地的交通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骑田岭至湖南郴州，另一条是经大庾岭到江西赣州。秦在大庾岭上设横浦关，为内地通岭南道路之一。但是这条道路险要难行，“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山路险阻，运输货物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背负，“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十一月，朝廷命张九龄开辟大庾岭新路。新建的大庾岭道没有从秦汉的小梅关经过，而是在小梅关以东的隘口另辟新道，使得里程缩短，路况条件改善，可以容数辆车并行，“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沿途建有驿站、驿馆，内地与岭南的人员和物资得以较为便捷地来往和交流，构成了长安——洛阳——汴河——淮河——江南运河——杭州——钱塘江——常山——玉山——信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通道——浈水——北江——广州的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这些因素，使广州港成为唐帝国四大海港中的最大一个。

唐代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范围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其他各个港口，前来经商的外国商船日益增多。唐大历年间，由于冯崇道之乱，每年至广州的外国商船，一年只有四五艘。大历四年（769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平定叛乱。李勉为官清廉，当有外国船舶入港时，并不上船“检阅”。次年，来广州的外国船舶增至四十余艘，一说增至四千余艘。“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这些外国远洋船上专门饲养有信鸽，万一船只在海上遇难，就将信鸽放飞，通报信息。

广州输入的物资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以及各种香药和植物：乳香、龙脑香、安息香、青木香、苏合香、苏方木、无石子、胡椒、白豆蔻、阿日浑、无漏子、没药、波棱菜、无花果等等。广州输出的物资，据阿拉伯人记载，有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围节、内桂、高良姜等。近年来，在埃及开罗、东非、波斯湾的西拉夫、伊拉克的萨麻拉等地，先后发现了唐代的瓷片或唐三彩碎片，说明瓷器的出口也占相当比重。在大食有许多从中国来的工匠：“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

除了货物外，隋唐文献中也有奴隶输入的记载。隋朝，陈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这些昆仑人即“昆仑奴”，身高肤黑，多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张籍《昆仑儿》一诗有着形象的描写：“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昆仑人来自于遥远的殊奈国、甘棠国：“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习俗与婆罗门同。绝远，古未尝通中国。唐贞观二年十月，朝贡使至。”“甘棠国。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唐贞观十年，与朱俱婆国朝贡使同日至。”这种现象至宋代还存在：“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这些昆仑奴，应该来自于非洲。

唐朝管理广州海外贸易的官员，最初为地方行政官员——都督或长史。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这种由地方官员兼职的非专业管理模式便显得越来越不适合实际业务的需要了。开元十年（722年）左右，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出任市舶使一职的，大多是皇帝的心腹太监，或者是岭南节度使。有的宦官市舶使还拥有军权，在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发生了宦官市舶使吕太一率领军队驱逐岭南节度使张休，让下属抢掠广州城的一幕闹剧。

外国商船在广州进行贸易，要履行“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等手续。“纳舶脚”就是征收船舶的进口税，据阿拉伯文献记载，税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这么高的税率，实际上是市舶使或地方官的暴敛，这在唐朝文献中屡见记载。“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指节度使）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载而还。钧（指岭南节度使卢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韦正贯“俄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由于节度使的收入很多，排场也很大：“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大食国、波斯国商人武装攻广州城，抢仓库，烧民房，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说明外国商人与地方官员间的矛盾很深。为此，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不得不要求节度使们减轻税率：“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创立不久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据明人记载，穆罕默德有四大贤人在唐武德年间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经考证，泉州的两位贤人墓地是宋代的，但由于唐代扬州、广州生活着不少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在唐代应该已经传入中国。大食商人苏莱曼（Suleiman）在851年（大中五年）所撰的东游见闻，记录了阿拉伯人在广州的情形：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麕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外国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入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关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付之商人也。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广州有旺各师墓。相传旺各师为穆罕默德母舅，护送《可兰经》来华传教，于贞观六年（632年）到达长安，唐太宗准许他在长安建立大清真寺，后来还允许他在江宁、广州分别建立清真寺。由于来广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人居多，一说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达12万人，“蕃坊”成为阿拉伯文化荟萃之地。“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蕃坊位于广州城外，有朝天街、玛瑙巷、甜水巷等源于阿拉伯语含义或称呼的地名。到了宋代时，史籍明确记载广州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国人担任，负责管理蕃坊内公事，招徕蕃商船舶。蕃坊内建有蕃宅、蕃市、蕃学、蕃仓等阿拉伯式建筑，专供外商及其家属居住、交易、学习等。

3.玄奘西行求经论法

唐僧玄奘西行求法的故事，由于小说《西游记》的传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历史事实和小说毕竟不一样，没有孙悟空同行，也没有妖魔鬼怪，但玄奘取经路上所受的折磨，也是难以想象。

玄奘俗姓陈，名祎,敬称“三藏法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陈河村附近）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一说生于公元600年）。玄奘10岁时，家遭不测，随已经出家的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典。隋朝制度，须经国家选拔，办理“度僧”手续后，佛徒才能出家。炀帝大业十年（614年），大理卿郑善果来洛阳“度僧”，当时有候选人数百名，年仅13岁的玄奘是没有资格参加选拔的。但是他容貌出众，志向不凡，引起了郑善果的注意，因而被特准出家。

玄奘出家后，住在洛阳净土寺。隋末唐初，军阀割据，只有四川局势较为平稳，各地僧人纷纷前往四川。在四川，玄奘花了几年时间读完了佛教经论。期间，他还游历了荆州（湖北江陵）、相州（河南安阳）、赵州（河北赵县）。武德末年，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玄奘回到长安。随着学识的提高，玄奘的疑问和困惑也越来越多，而中国的佛典与高僧又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于是，玄奘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恰在此时，一位印度高僧波颇密多罗来到中国，玄奘与他会面后，更加坚定了游历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年。一说在贞观二、三年），玄奘两次上表陈情，要求西去取经。唐朝开国不久，国力不强，为防止西域突厥势力的入侵，严禁百姓出境西行，因而没有批准玄奘的申请。当年秋天，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遭受霜灾，朝廷允许百姓四出求食，玄奘乘此机会准备偷越出境。

玄奘从长安出发，经秦州（甘肃天水北）、兰州，西抵凉州。当他来到瓜州（甘肃安西东南）时，长安的访谍（追捕令）跟踪到来：“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这样，玄奘不但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时时躲避官方的追捕。

玄奘独自一人闯关过险，差一点在烽台哨卡下中箭身亡。好不容易冒险闯过第四烽，又进入了位于伊吾（新疆哈密）东南方浩渺无边的莫贺延碛。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又无水草，夜里是寒风如刀，白天是热风如火。有一天，玄奘解下水囊想喝一口水，不料祸不单行，偏偏又因水囊过重而失手落地，饮水洒落一地。在沙漠行走，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但是，玄奘意志坚强，坚决前进，决不东归一步。在第五夜半，因为凉风触身稍得苏息。又一天，乘马忽然走上岔道，不肯直行。玄奘信马由缰，竟然奇迹般地发现“青草数亩”，走不远又看到一池，水味甘澄，饮水毕，人马俱得苏息。玄奘死里逃生，终于走出流沙，到达西域门户伊吾国。

在伊吾，玄奘遇上了高昌国（新疆吐鲁番）的使者。使者将玄奘的消息报告给国王麹文泰。麹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闻讯照会伊吾国王遣玄奘西来高昌，并且立刻派人去迎接，请他改变西行的路线，先到高昌国。玄奘本来准备从伊吾经可汗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沿天山北麓西行，推辞不过，只好前往。玄奘抵达的当夜，高昌王麹文泰亲自与王妃等人秉烛相迎，将他迎入宫中后院的重阁宝帐里，拜望十分殷勤。麹文泰对玄奘法师十分崇敬，让他在王宫旁边的佛寺中讲经弘法，想请玄奘终身留在高昌国。玄奘决心西行，誓死不从，一连四天不吃不喝，才被放行。临行时，麹文泰和大臣、僧侣及百姓倾城而出，依依惜别。还为玄奘派遣沙弥5人，随从20人，马30匹和金、银、绫绢、衣物若干。特别修书送往沿途各国，每封信附礼物大绫一匹，还准备了两车水果送给西突厥叶护可汗（可汗长子为高昌王的妹婿），让他们照应玄奘一行。玄奘称麹文泰的盛情“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思岂重”。

高昌王的帮助极大地改善了玄奘的旅行条件。玄奘一行沿天山南麓银山道到达阿耆尼国（新疆焉耆），住了一夜。可能是该国不热情，次日就离开了。此后，玄奘一行涉过孔雀河和渭干河，到达屈支国（即龟兹，新疆库车）。他看到屈支国西城门外大路两旁，各立高90余尺的佛像，5年一次的佛教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每年秋天，本国僧徒云集于此，君王士庶也放下手中的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各佛寺都以珍宝锦绮装饰佛像，用华丽的彩车载着佛像参加行像活动。规模比于阗国要大得多，时间长达15天，盛大的浴佛节才告结束。

玄奘在屈支停留两个月后，又启程西行，经跋禄迦国（阿克苏一带，也有可能是拜城），沿阿克苏河、库马力克河，到达天山南麓凌山山口。这里是翻越天山的一个重要通道，其艰苦和危险难以想象，经过这个通道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这些都是对葱岭的描写，由此可见高原气候的恶劣。过了雪山，抵达大清池（热海，一作咸海，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沿大清池北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贝希姆）。玄奘在这里遇到西突厥的叶护可汗，他来到衙帐前三十余步的地方时，可汗出帐迎接。可汗还派使臣给各附属国带信，通知玄奘路过事宜。玄奘经过中亚名城赭石国（一作石国，今乌孜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渡过药杀水（今阿姆河），又登上帕米尔高原，最后来到天竺。天竺的僧人惊叹于玄奘的献身精神，主动带领玄奘瞻拜各国佛教胜迹。

玄奘在摩揭陀国最著名的那烂陀寺潜心修学五年，研究了寺中收藏的佛教典籍以及婆罗门教典籍，兼学梵文及印度的很多方音。很快成为印度佛学的饱学之士，确立了他在印度佛教界的崇高地位。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在都城曲女城举行规模宏大的法会，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及官员和僧侣三千多人出席。为了这次盛会，特别修建了宝台行宫，场面相当豪华：“（戒日）王先于河西建大伽蓝。伽蓝东起宝台，高百余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台南起宝坛，为浴佛像之处。从此东北十四五里，别筑行宫。”与会者或泛舟，或乘象舆而来，沿途高擎幢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一派盛会气象。在这次法会上，玄奘作为论主，提出《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他颂扬大乘，破除异见，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言辞征服了与会者。此后，玄奘所作的《三身论》三百颂又传遍五印度，因而获得“大乘天”的尊称。显然，玄奘的时代已经与法显不同，除了取经学习外，某种程度上已经能与印度僧侣平等地研究讨论佛学。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那烂陀寺僧众的挽留，携带佛教经典650部和佛像、花果种子等，动身回国。回国时，他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经今新疆和田、且末，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

4.鉴真东渡传经与圆仁入唐求法

隋唐时，日本一称倭国，“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颇有文字，俗敬佛法”。

在隋代以前，日本就沿黄海航线与中国进行交往。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使臣小野臣妹子一行首次来访。在朝觐隋炀帝时，日本使臣表示“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递交的日本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一句，引起了隋炀帝的不满。第二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节，回访日本。裴世清等人从山东文登出发，“度百济，行至竹岛（在全罗南道珍岛西南），南望聃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逈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至秦王国（山阳道西部秦氏居住区），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裴世清是从文登渡海到达朝鲜半岛的百济，然后向南经对马岛、壹岐岛，横渡朝鲜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再渡濑户内海，最后到达大阪湾。此后，双方有多次互访，说明隋朝与日本的交往相当密切。

入唐后，唐与日本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有北、南两条航线。北线航路即贾耽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登州（今山东蓬莱）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长山岛）、龟歆岛（鼍矶岛）、末岛（大、小钦岛）、乌湖岛（南隍城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老铁山水道）至马石山（辽宁大连市老铁山）东之都里镇（旅顺）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大连）、桃花浦（金州区清水河口）、杏花浦（庄河县花园口）、石人汪（石城岛）、橐驼湾（大洋河口）、乌骨江（丹东）八百里。

入高丽境后，沿朝鲜半岛南下到釜山。再经对马岛、壹岐岛抵达日本北九州。这条航线又称黄海北线，是沿着海岸逐岛航行的路线。隋朝裴世清赴日路线又称黄海南线，唐朝日本僧人圆仁回国时走的也是这条航线，路程相对较短。这两条路线主要是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影响航路的畅通。唐代中期，由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日本与新罗的关系比较紧张，只能改道走东海航线，向南至明州（宁波）、越州（绍兴）。东海航线也分为南、北两条。南线从明州或越州的港口出发，向东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南方的奄美大岛附近，然后逐岛向北，经吐火罗、夜久、多弥，越大隅海峡，至九州西南萨摩，再沿肥后、肥前到达筑紫大津浦。鉴真东渡，走的就是这条航线。北线从楚州（淮安）、扬州、明州、温州等地港口出发，越东海，抵日本值嘉岛。然后，驶向筑紫大津浦。这条路线距离最短，顺风时只需十日。大历十二年（777年），日本遣唐使就是沿此路到达扬州。

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扬州东北）人，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佛教徒。鉴真14岁时，随父亲一同到扬州大云寺参佛。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16岁的鉴真进大云寺当沙弥，师从名扬天下的“受戒之主”道岸。两年以后，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到东都洛阳游学。次年，又到首都长安游学，由著名律宗法师南泉寺弘景主持，鉴真在实际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经官府认可的僧侣。此后五年，鉴真在洛阳、长安各寺潜心研究佛学，逐渐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和尚。开元元年（713年），26岁的鉴真回到扬州，开始讲经弘法。

当时的日本，佛教已经很兴盛，但一直没有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私自出家现象十分严重。这样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朝廷无法保障财政收入和维持社会稳定，二是不能保证僧尼的质量，一些品行不良之徒容易混入。日本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荣叡、普照等僧侣随遣唐使多治比广成赴华留学，并寻访聘请高僧到日本传授戒律。在东都洛阳，他们礼请大福先寺道璿和尚赴日传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璿与遣唐副使中臣名代一起到达日本。由于合格授戒的僧人要达到“三师七证”之数，只邀请道璿等数位大和尚，是不能开设戒坛授戒的。于是，荣叡、普照想到邀请鉴真大和尚前往日本传律授戒。

天宝元年（742年）十月，荣叡、普照拿着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介绍信，来到扬州，请扬州仓曹参军李凑建造大船，准备粮食等物，将荣叡等人送回日本。荣叡、普照两人又来到大明寺，请鉴真前往日本传授佛学：“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当时，鉴真正在向众僧讲授戒律，闻言回答道：“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鉴真环顾正在听讲的众僧，问有没有愿意到日本国传法的，众僧一时沉默。过了一会儿，僧人祥彦回答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笃信“普度众生”大乘教义的鉴真，听到祥彦的回答后，果断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彦等人听到鉴真这样说，于是有21人表示愿意跟随一起去日本。

后期的遣唐使船

鉴真东渡日本之行，或因唐朝严禁僧众私渡的政策，或因风浪险恶的自然环境，充满艰辛，一直到第六次才获得成功。

第一次：因有李林宗的介绍信，扬州仓曹参军李凑很配合，按照要求打造新船只，准备粮食，一切顺利。天宝二年（743年）四月，因僧人内部矛盾，如海和尚到扬州向官府告状，说有一批开元寺、大明寺的僧人私通海贼。当时，台州、温州、明州（浙江宁波）等州沿海地区有海寇抢掠，朝廷正实行海禁。淮海道采访使班景倩听后大惊，立即下令将众僧人捉拿归案。僧人们拿出李林宗的介绍信后，班景倩只是没收船只，释放全部僧人，归还杂物。鉴真初次东渡由此告吹。

第二次：荣叡、普照在天宝二年八月被释放后，再次与鉴真商量东渡之事。鉴真被两人的精神所感动，拿出80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麟的一只旧军船，并招募船工18名、工匠85名，另有祥彦等17位僧人相随。十二月，从扬州出发。当船只沿长江航行到狼沟浦（江苏太仓浏河口附近）时，突遭狂风恶浪，旧船破损，众人只得上岸。“潮来，水至人腰；和上在乌蓲草上，余人并在水中。冬寒，风急，甚太辛苦。”乌蓲草是芦苇的一种。工匠匆匆修复后，船只航行到舟山群岛一带。鉴真东渡再次宣告流产。

第三次：一个月后，旧船修好后再次出发。设想从桑石山（舟山群岛以北的大衢山一带）直航日本。路上再次遇到暴风雨，旧船触礁。鉴真一行爬到岛上。三天后，附近的渔民送来水、米相救。又经过五天，唐朝巡逻的水军发现后，将他们送回大陆，并上报明州太守。明州太守将他们安置在鄮县（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内。

第四次：天宝三载（744年），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安徽宣城）等地寺庙纷纷前来请鉴真讲授戒律。鉴真在这些地方授戒后，回到阿育王寺。此时，日本和尚荣叡、普照为了求得佛法，多次遭灾后，仍不后悔。鉴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想办法在福州买了一艘船，并准备了粮食和水等物。他率领祥彦等30余人，从明州出发，准备由台州、温州到福州。有一天早晨，鉴真一行从黄岩县禅林寺出发时，忽然听闻官兵追来。原来，留在扬州的鉴真弟子灵佑等和尚不忍心师父“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告到扬州官府。江东道采访使派人将鉴真一行送回扬州大明寺。第四次东渡再次夭折。

第五次：天宝七载（748年）春，荣叡、普照从同安郡（安徽潜山）抵达扬州，到崇福寺谒见鉴真。三人又商讨了赴日本的方法，决定按照天宝二年办法造船准备物品。六月二十七日，鉴真与弟子、水手等35人，自崇福寺出发，至扬州运河口乘船，沿长江向东航行。在越州三塔山（约今浙江小洋山）停泊一个月。等候到顺风后，航行至暑风山（舟山群岛一带），在这里又等待了一个月。十月十六日，鉴真一行再次起航，向东驶去。突然，“风急波峻，水黑如墨”，船一会儿如上高山，一会儿似入深谷。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只是不断祷告观音菩萨。又过了几天，海上仍是风急浪高。船上已经没有淡水，也不能烧饭，只能嚼生米，饮咸水，“一生辛苦，何剧于此”!又过了几日，下起雨来，众人纷纷拿出饭碗来接雨。雨下了两天，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又在海中漂流了14天，船只终于停靠在一个鲜花盛开、树竹葱茏的地方，而时间已经是冬天十一月。原来，鉴真他们迷失了方向，到达的是海南岛最南端处。他们遇到四位热心的经纪商，经纪商带领他们来到振州（海南崖县）。在振州大云寺内住了一年多，鉴真等僧人造佛殿，做佛事。此后，沿海南岛东海岸，向北至万安州（海南陵水）。又乘船至海南岛北端的崖州（海南海口东南）。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从澄迈（海口西）启程，渡琼州海峡到达雷州（广东海康），向北经罗州（广东廉江北）、白州（广西博白）、梧州到达桂州始安郡（桂林）。鉴真在桂州住了一年，广做法事。广州太守卢奂知道后，将鉴真一行迎至广州。鉴真一行从桂州启程，沿水路经梧州至端州（广东高要）。在端州龙兴寺，荣叡“奄然迁化”，鉴真十分悲伤。岭南地区气候炎热，鉴真不幸患上眼疾。虽经阿拉伯人治疗，但仍双目失明。离开广州后，鉴真等人经大庾岭北上，经虔州（江西赣州）、吉州（江西吉安）至江州（江西九江）。在吉州境内，祥彦死别。鉴真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授戒大师，一路讲经授律。又沿长江至润州江宁县（江苏南京）。弟子灵佑闻讯，将鉴真迎接到扬州龙兴寺。

第六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和吉备真备，以及著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一行，来到延光寺朝拜鉴真。藤原清河告诉了日本遣唐使已经向唐玄宗提出要求而被拒绝的情况，并征询鉴真本人的意见。此时，鉴真虽然已是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还是答应了日本方面的恳请。鉴真将要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开后，龙兴寺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此时，正好仁幹和尚从婺州（浙江金华）过来，知道鉴真将要远行，就将船只准备好以后，在江头等待。十月十九日，鉴真和弟子等24人，从龙兴寺出发，至江头乘船到黄泗浦（江苏常熟黄泗），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十一月十五日，四船同时启程。二十一日，船队先后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岛）。十二月六日，经多祢岛，次日达益救岛。二十日，鉴真所乘第二舟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二十六日，日僧延庆引领鉴真入太宰府。天平胜宝六年（唐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一日，鉴真到达难波。四日，入京，住东大寺。与鉴真同行的第四船，在十一月十六日就被风吹走，不知去向。第一船在十二月六日触礁，无法行动。修复后，又因遭偏北风暴漂到安南（今越南）驩州，全船180人，只有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后绕道到达长安，最终未能回到日本。

从公元743年至754年，鉴真在11年内六次东渡日本，历尽苦难，终以非凡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千古美谈。在日本的10年间，鉴真孜孜不倦地讲授经戒，开创了日本的律宗。一开始，他居住在东大寺。此后，按照扬州大明寺的格局，在奈良建立了“唐律招提”（唐招提寺）。他带去了不少佛经、佛像、佛具。虽然双目失明，还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同行的还有一批手工艺人，如第二次东渡时，就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85人同行。公元763年，鉴真寂化。公元779年，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受鉴真第子思托等人的委托，写下了著名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

圆仁（794-864），为日本入唐求法的天台宗僧人，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圆仁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年（唐贞元十年，794年），下野国（枥木县）人。9岁出家，是鉴真再传弟子。在入唐求法之前，已经是日本天台宗知名高僧。

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唐开成元年，836年），已经43岁的圆仁，毅然随政府组织的第18次遣唐使团，携带着日本比睿山延历寺未决天台教义30条，以“请益僧”的身份入唐求法。日本人根据航海经验，一般每次遣唐使团由四艘船只组成一个船队，可以互助。这次是日本派出的最后一个遣唐使团，遣唐使为藤原常嗣，副使为小野篁，全部人员约650人左右。船队首次启航，刚从博多入外海，就遇到暴风雨，第三号船遭损毁，全船140人中，只有20多人生还。搭乘此船的日本真言宗请益僧真济脱难后，从此不再上船。第二次又告失败。公元838年7月8日，船队终于第三次出发。这次是由第一、第四号船先行，第二号船晚些时候启航。圆仁搭乘遣唐使所在的一号船。途中，两船失去联系。进入扬州海域时，船再次被狂风吹坏，多处裂开。退潮时，陷入沙中，不能驶行。众人只好将长桨竖插在船的四周沙中，再用绳子把船桨与船体捆绑在一起，以防船只全部散开。7月30日早潮时，一号船继续向西驶去，终于抵达扬州海陵县（江苏泰州）桑田乡东梁丰村。此后，四号船、二号船也陆续到达。

圆仁本想前往佛教圣地天台山求法，因未获批准而留在扬州。唐开成四年（839年）二月，圆仁离开扬州到达楚州（江苏淮安），与使团会合。因不能去台州朝拜天台山，就设法离开使团，不随遣唐使返国。六月七日，圆仁一行经楚州、海州，到达登州（山东蓬莱）文登县（山东文登）清宁乡赤山村法华院。法华院是由新罗人张宝高建立的寺院，因而又称新罗院，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十九日，从赤山村新罗院出发，经登州、青州、贝州、赵州、镇州，一路向西，于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天台宗另一圣地五台山朝拜。同年七月一日启程，经并州、汾州、晋州、蒲州、同州，于八月二十日到达长安。在长安期间，圆仁先后从元政受金刚界大法，就义真习胎藏并苏悉地法，又从法全受胎藏，还向南天竺僧宝月学习悉昙，搜集了不少佛典、佛画。圆仁在唐朝西京长安生活了四年零十个月。因遇到唐武宗“会昌排佛”事件，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十六日，圆仁一行裹头改装，逃出长安，经洛阳、郑州、汴州、泗州、扬州，到达楚州。楚州官吏不准他从这里回日本，只得再次来到千里之外的登州。大中元年（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年），乘新罗海船离开登州，于九月回到日本。在唐期间，他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二十余州六十余县，是唐朝后期入唐请益僧中滞留时间最长、经历最为艰难曲折的一位僧人。

圆仁回国后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简称《巡礼行记》、《巡礼记》、《求法行记》、《入唐记》，四卷，成书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年）。本书以日记的形式（其中无重要事情可记的日子略去不记）记录了圆仁入唐求法的行历和见闻，始自日本承和五年（838年）六月十三日，终于承和十四年（847年）十二月十四日。内容涉及唐文宗、武宗两朝（间及宣宗朝）的朝政史事、府州地理、水陆交通、丰灾气候、市贾物价、民情风俗、牍状书简、佛道争斗、寺院状况以及与日本、新罗的关系等。原书用汉文写成，自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年）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它的最早抄本以来，立即被尊为日本的国宝。书中记叙最多最详的，是作者沿途所见所闻的佛教状况，如高僧的行业，寺院的规模、职事、田产和日常生活，戒斋、诵经、礼佛和俗讲的仪式，佛教节日，朝廷的佛教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唐武宗会昌毁佛的始末经过等。这些记载均可补中国佛教史传的阙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诸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社会习俗，所经过地方的人口、出产、物价，以及水陆交通路线和驿馆、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也是了解唐朝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后人将该书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称，誉为著名的东方三大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