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道、丝路与楼船 ——秦汉时期交通的开拓



秦汉时期，是我国水陆交通路线的开拓时期，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基本形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维护国家统一。在陆路交通方面，筑驰道，修直道，凿栈道，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交通网。在水运交通方面，整治江南运河、鸿沟水系等，特别是灵渠的开凿，打通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除了树立皇帝的权威外，也起到了融合华夏文明区各区域文化的作用，更是秦朝全国性交通网基本形成的象征。

两汉时期，疆域比秦朝有所扩大。在秦代的基础上，陆路交通网更为密集，尤其是在边远山区，新开辟了许多道路，如通往西南地区的夜郎道、灵关道，联通巴蜀与关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通往西部要塞萧关的回中道，处于今冀晋北部、防范匈奴南侵的飞狐道，通往岭南的湘南峤道等等。水运交通的发展，则以楼船为标志。在对外交通方面，是多条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交流以物质文化交流，也就是国际贸易为主。

1.秦代的道路交通网与驰道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齐王建四十三年），秦国派大将王贲攻下辽东等地，灭燕、赵两国。此时，战国七雄中只剩下秦、齐两国，其余五国都被秦国所灭。齐王建与齐相后胜，就将齐兵布防在齐国国境的西线，以防秦兵来袭。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大军南下攻齐，绕开了齐国西境的防线。齐王建只能听从早已接受秦国贿赂的齐相后胜的建议，率兵降秦。至此，战国七雄中的秦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对手，完成了统一。

秦国能够统一中国，因素很多，发达的交通是因素之一。秦惠王想南下攻蜀，苦于无道可行，于是想出一个计策：“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这条跨越秦岭、连接川陕的最早的道路，是在秦人和蜀人共同努力下开通的。秦国国内的道路建设也很发达。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掘14座秦汉墓葬时，在1号墓中发现了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这些地图的绘制年份，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4号图在主河道旁绘有一条交通线，具体位置相当于今天水东利公路的放马滩——黄家坪路段，反映了战国时期天水地区通往秦岭以南的交通概况，在交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秦人还善于造桥、制车，在黄河上修建了第一座常设浮桥，制作出了我国最早的双辕车。车辆众多，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穰侯被免除相职，出关至封邑时，随行的辎车多达一千余乘。又善于利用水道进行航运：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

扞关一名江关，又名瞿塘关，在今四川奉节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为春秋时楚国关隘之一。这段记载，或许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出当时秦国船舶类型很多，有专装货物的，有专门运人的，而且航行速度也比较快。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新并入的燕地、齐地、荆地离关中地区很远，控制不便，于是在政治上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制度上“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车同轨”的措施之一，是“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将六国间的关隘打通，整修道路，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的交通体系。在秦始皇时代，初步建成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交通网络。三川东海道，由关中向东直通今江苏、山东间海滨，是秦朝的东西向交通要道，也是秦汉时期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南阳南郡道，一名武关道，由咸阳出发，向东至南阳，复向南至南郡，是联系长江中游的要道。邯郸广阳道，经河东、上党，至邯郸、广阳到右北平，是关中至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陇西北地道，由关中通向西北，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出身。汉中巴蜀道，由咸阳经汉中，西南向至蜀郡、巴郡，由数条经过秦岭的路线组成，极为险峻。直道开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从咸阳向北直通边境要塞九原。修筑直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匈奴南下，通过这条道路将物资运送到军事重镇九原城。如果发生战争，秦王朝的后续骑兵部队，通过直道，三天三夜就可以从都城咸阳赶到九原前线。因此，这是一条军事高速通道。司马迁曾经走访过直道全程：“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北边道，秦在战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新的长城防线，为了便于修筑和巡视，沿长城修筑了一条东西向道路。并海道，一作傍海道，北起辽东半岛的碣石，南迄杭州湾南部，是一条沿着海岸线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在首次巡游咸阳以西地区后，下令“治驰道”。驰道是专为天子巡行天下而建的快速道路设施。驰道的规模，据西汉人贾山所言：“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驰道的建设，成为秦汉时期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像

驰道修筑的标准，首先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据孔颖达说：“驰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驰走车马之处，故曰驰道也。”驰道中间为御道，两侧有旁道。御道与旁道之间，与今天城市道路用行道树隔开的方法相似，也是以树作为隔离的标志，每隔三丈距离种植一棵青松。驰道的宽度是50步，很宽阔，秦制每步六尺，相当于现在的69米左右。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渭河北岸，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与驰道的制度很相似。连接咸阳与九原的直道，其遗迹在今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多有发现，路面宽度往往也达到50至60米。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三丈而树”是指中间御道宽三丈，“道广五十步”的宽度包括中间的御道与两侧的旁道，御道与旁道间用青松隔离。汉代的规定与后一种观点相同：“令诸使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其次是“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是修筑路面的技术规则，要求路基构筑务求坚实，两侧形成宽缓的路坡。驰道在修筑路面时，必须用金椎夯实，使之隆高，高于地表，以分流水。高等级的修筑规范，使得驰道成为秦朝御用的高速道路。汉代昌邑王刘贺从其驻地至定陶，路程达135里，刘贺“乘七乘”，日中出发，晡时已达定陶。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速度惊人。由于刘贺所乘的“七乘”速度太快，侍从在旁道骑马跟随，为了跟上这个速度，所乘的马匹在半路上先后倒毙。

由于驰道是当时的高速道路，而且采用的是当时最好的马与车，车速极快，但又没有采取全封闭措施。如果有别的车、马或行人随意进入，便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随意穿越，更是冒犯天子尊严。因此，秦朝应该颁布了相应的法规，禁止其他车辆的进入或穿越。汉代保留了这种制度。西汉成帝为太子时，元帝有事急召，成帝以太子身份，仍不敢随意穿越驰道，只能向西行至直城门，才可绕过驰道。这一事例，说明当时制度的执行是相当严格。元帝知道后，特别发布命令，允许太子可以穿越驰道。驰道两侧的旁道供高级官员使用，中下级官员或其他人员必须在得到许可后才可使用，违反规定者，车马用品全部被没收。

2.秦始皇威服海内的四次东巡

秦朝以武力统一了六国，但六国的旧贵族还存在，民众的反秦活动时有发生。秦始皇在政治上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实行郡县制是办法之一。在当时传媒方式与信息传播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皇帝的出巡，也是向民众宣传秦政权政治权威的有效手段之一。另外，秦与六国之间，虽然士大夫阶层早已有多种形式的流动，但各国或各地区间的思想文化与风俗差异极为明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这种差异有着非常生动的叙述。孔子周游列国向西走，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秦始皇巡游往东行，是为了融合东西部之间文化的差异。从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秦始皇“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四次东巡。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的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渭水南岸东行，出函谷关（河南灵宝县北），经三川郡（河南洛阳）、东郡（河南濮阳）、薛郡（山东曲阜）至济北郡（山东泰安）。秦始皇在此游邹峄山（山东邹县东南）、泰山和梁父山后，沿淄水直抵齐郡（山东淄博临淄），东达腄县（山东烟台福山），游芝罘山（山东烟台芝罘岛）、成山（山东荣城成山角）。回途时，经胶东郡（山东即墨）、琅邪郡（山东胶南）、东海郡（山东郯城北）、泗水郡（江苏沛县）、九江郡（安徽寿县）、衡山郡（湖北黄州），浮江至南郡（湖北江陵），自此折北经南阳郡（河南南阳），西入武关，返咸阳。秦始皇此行，主要是办了三件大事。首先是泰山封禅。春秋战国时期，在齐鲁人的心目中，泰山是最高的山，人间的帝王应该到最高的泰山去祭上帝，表示受命于“天”。在泰山上祭称之“封”，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梁父山的祭谓之“禅”。秦始皇这样做，一方面表示认同齐鲁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功德。在刻石中，秦始皇宣称自己“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第二是在琅邪郡时，感觉很好，“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在琅邪台刻石中，秦始皇宣传了秦朝疆域之广：“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第三是派徐福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人。

在这次东巡中，也有几件事情打击了秦始皇的自信心。一是在泗水郡彭城县（江苏徐州），秦始皇“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周鼎象征着九州（天下），也象征着天子的权力。秦始皇虽得天下，但未能得到周鼎，形象受损。二是在长沙郡，在湘山（君山，一作洞庭山）一带欲渡洞庭湖时，“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场大风，似乎也是对秦始皇权威的某种挑战。

次年，秦始皇再次东巡。这次的路线，与上次相同。回程时，改从琅邪折向西北，沿漳水河谷向西，经上党郡返回咸阳。休息了两年后，秦始皇于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第三次东巡。这次出巡的目的地，是秦版图的东北部。具体路程是：东出函谷关，经三川郡、河内郡，北向经邯郸郡（河北邯郸）、巨鹿郡（河北平乡西南）、恒山郡（河北石家庄北郊东古城）、广阳郡（北京西南）、右北平郡（天津蓟县），抵碣石。回程经渔阳郡（北京密云西南）、上谷郡（河北怀来东南）、代郡（河北蔚县）、雁门郡（山西右玉南）、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向南经上郡（陕西榆林东南），返回咸阳。秦始皇此次所经之地，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原先属魏、韩、赵、齐等国，因而筑有不少妨害交通的城郭和“以邻为壑”的堤防，秦始皇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有利于改善交通条件。回程所经，是秦朝的北部边境地区，秦始皇的目的是为了考察边防。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秦始皇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东巡，也是他的死亡之旅，随行的有左丞相李斯和少子胡亥等一大批随从。这次巡行的是秦版图中的东南部，从咸阳出发，过武关，沿丹水和汉水流域南行，十一月至云梦泽（洞庭湖一带）。在九疑山祭祀虞、舜后，乘船沿长江东下，入会稽郡，经丹阳（江苏南京东南小丹阳），至钱唐（浙江杭州），渡钱唐江，至会稽县祭大禹。归途经吴县（江苏苏州），从江乘（江苏句容北）渡长江，在扬州附近取道邗沟沿岸至琅邪、成山，经临淄西返。行驶到平原津（山东平原南）时，秦始皇身染重病。七月丙寅，在沙丘平台（河北广宗大平台）死去。李斯将秦始皇尸体载入辒凉车中，运回咸阳。

3.沟通五岭南北的灵渠

五岭指塞上岭（大庾岭）、骑田岭（腊岭）、都庞岭（永明岭）、甿渚岭（白芒岭）、越城岭（临源岭）。岭南地区位于五岭之南，在先秦时期是“四荒”之“北向户”区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显示秦国的威力，在派蒙恬率兵戍守北境的同时，派尉屠睢率水军攻岭南地区的百越：“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可见这场战争打得很辛苦。秦军不能迅速取胜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路线过长，补给困难。越人趁机袭击，秦兵大败。

在五岭最西部的都庞岭和越城岭之间，有一条地势平缓、沟通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孔道，即湘桂走廊。湘水在此北去，漓水于此南流，两处水源相距40公里。秦始皇于是派监禄凿渠运粮，秦兵得以深入越地。监禄开通的运渠，因地在零陵郡境内，故名零渠。唐宋时亦称“秦凿渠”。后因工程灵巧，改称灵渠。因修筑于广西兴安县境内，也称兴安运河。秦人在湘水源头之一——海洋河上筑坝、开渠，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铧嘴是分水坝，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状似犁铧，以石筑成，角端所指与河水流向相对，把海洋河一分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拦河坝，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与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衔。与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衔。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拦河蓄水。枯水季节，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河水入渠，使湘江水位提高约4米，使之注入漓水，以便水运。洪水季节，洪峰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煞水势，从而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长约34多公里，是灵渠的主渠，其中4.5公里为人工劈山而成，最为险要，其余利用原有河道。北渠长3公里多，是灵渠的配套工程，作用是使湘水（或漓水）中的船舶能顺利转入漓水（或湘水）。南渠、北渠流量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说。

汉代以后对这条运河多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唐宝历年间（825-826年），李渤主持修渠时创建陡门十八处，多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处。经过陡门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缓，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闸。刺史鱼孟威又改建为石堤，千斛大船也可通行。灵渠“置斗门三十六，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故宋人有“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之誉。直至1937年湘桂铁路通车，灵渠的水运才停止，但仍有灌溉、生活和工业用水之利。

4.通往云贵高原的西南夷道

西南夷，是两汉时期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秦朝时，常頞初步开通了五尺道，联系巴蜀与滇池地方，并在沿线派驻了一些官员进行有限的管理。刘邦建立汉朝初年，因国内政局动荡不定，无暇顾及边防。北方的匈奴不断南侵，岭南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王，西南方面的五尺道也被迫放弃。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武帝即位后，改防守为扩张，在西南方向的主要举措，就是开通西南夷道。

西南夷道由通向西夷与南夷的两条路线组成，通向南夷地区的称夜郎道，通向西夷地区的称灵关道。

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古国，秦汉之际曾与巴蜀、南越有过交通来往，但道路极其险阻。“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汉使唐蒙出使南越番禺时，南越人请唐蒙吃枸酱。枸酱是蜀地特产，怎么会在岭南出现？唐蒙一打听，原来是通过牂牁江运来。牂牁江广数里，直达番禺城下，西北通夜郎。唐蒙由此知道蜀地与岭南有水路可以相通。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上书汉武帝，以夜郎兵去打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兵千人、后勤人员三千人，从巴蜀筰关入夜郎，胁迫夜郎内附，置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宜宾西南）。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巴蜀兵卒千余人，修筑僰道至牂牁郡的道路，经僰道（今四川宜宾）、南广（今四川筠连西南）至平夷（今贵州毕节），史称为夜郎道。次年，西汉又在南夷道上设置驿亭。

灵关道又称灵光道、旄牛道。元光五年（前130年），蜀人司马相如上书汉武帝：“西夷卭、筰可置郡。”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出使西夷，建越雋郡，并建成灵关道。灵关道东起犍为，接夜郎道，西至旄牛（今四川汉源南），然后南行至越雋郡。由越雋郡往南，可通今云南大理、保山一带，最远达到滇池地区。

汉武帝开西南夷道，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才得以完成。唐蒙开夜郎道，时间超两年：“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开灵关道，是以非常富庶的巴蜀四郡之财力、人力举行。由于受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的限制，而且西南少数民族也不愿意归顺，开拓工程进行了数年仍没有完成，于是成为一项举全国之力进行的工程：

汉武帝像

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卭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

与此同时，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最后，在公孙弘建议下，汉武帝放弃对西夷的征伐，一心致力于北部边疆对匈奴的战事。历尽艰辛开通的西南夷道，成为联系巴蜀与云贵高原各部族的重要通道，汉文化也由此通道传入西南地区。但是，这种联系在汉代是相当不稳定的，巴蜀与外界的交通联系，仍以北方和东方为主，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5.驿传制度的兴起与健全

驿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通信交通形式，是由国家管理并且为政治、军事服务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邮传与驿站等设施和机构组成，负责承担传递文书、接待官员或使客的任务。我国的驿传，殷商时期已经出现，甲骨文中已有“”、“传”等字。“”表示抵达，“驲”则是后起的假借字。古代乘车曰“驲”、“传”，乘马曰“遽”、“驿”。后来设置的驿站主要是乘马，所以常用“驿”字。

西周时，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驿传组织：“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是按照路程远近，设置规模不等的休息之处。战国时，驿传仍是邮驿合一，以传为主，以邮传命。驿路上设有馆舍，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和使臣。今天河北的馆陶县，原名陶丘，战国时赵国在此设立馆舍，后演变为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对驿传制度有所变革。在中央，由丞相手下的太仆负责全国性驿传事务：“一云周穆王置太仆正，以伯冏为之，掌舆马。秦因之。”地方上则由郡、县、乡负责，所设机构有“邮”、“亭”、“传”等。用车传送称作“传”，步递称作“邮”，马递称作“驿”。为驿传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作“置”，为邮递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作“亭”。亭也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负责当地治安、照管行旅、转输服役等，同时兼有传递文书等功能。汉高祖刘邦在秦朝时任泗水亭长，替县里押送服役百姓前往郦山去劳动，这也是组织运输的一部分。西汉时，驿传由丞相属下的大行令等官员负责。东汉时，改由太尉属下的法曹主管。地方上则由郡县属官“督邮”管理，具体管理传舍的有“传舍啬夫”、“传舍佐”，驿的管理及工作人员有“驿令史”、“驿佐”、“驿卒”，管理亭的有“亭长”等等。

秦汉两代均用律规定了邮的设置间距：“十里置一邮”，特殊地方可以“廿里一邮”，个别郡可以“卅里一邮”。对邮的内部设置也有具体规定：

一邮十二室。长安广邮廿四室，敬[警]事邮十八室。有物故、去，辄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户勿减。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陕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邮各具席，设井、磨。吏有县官事而无仆者，邮为炊；有仆者，叚[假]器，皆给水浆。

这一段律文的意思是：每一邮由12户邮户专门承担工作。首都长安附近，因工作量较大，由24户负责，与军事前线相接的各邮为18户。每一邮人去世或离职，接任者享有他的田地和住宅。邮户家里人口增多，户数照旧。邮人的职责是送递公文和紧急文书，不可以干其他职事。环境极差以及靠近边界不能设邮的地方，由门亭卒、捕盗等人代行。北地郡、上郡、陇西郡三郡，每30里设一邮。地势险峻，不适合设邮的地方，可以不受里距限制，在相对合适的地方设邮。每一邮内，都应该有炊事条件，设立取水的井和加工粮食的磨。受县官委派公出的吏经过邮，邮提供喝的水或饮料，如果没有带仆人，邮户代为炊作；有仆人的，邮提供炊具。

邮人传递文书的时间，也有明确规定。秦简《行书律》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也。”这是规定邮驿传递时，均须在文件上写明到达月日和时刻。张家山汉简《行书律》，则明确规定邮人送递文书时的速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如果没有在限定时间内送达，按照延误时间的不同，分别有相应的惩治。

由于汉代亭的设置也是“十里一亭”，与邮的设置距离相同，而驿的设置是“三十里一置”。因此，《汉书》中常将邮、亭合称为“邮亭”，如：“邮亭多坏败者”，“缮治邮亭”，“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等等。

传舍可能是一种官办的旅馆，在各县均有设置，为上级官员行旅宿歇服务。上级行政官员因公抵达各县，照例停宿于传舍，地方行政长官则到传舍谒见上级。汉和三国时期的史籍中多有传舍名称的记载，如《史记》中记载的战国时平原君有“邯郸传舍”，具体负责人的官名为“吏子”；秦国有“广成传舍”，蔺相如曾在此住过；刘邦曾与郦食其在“高阳传舍”谈过话。《汉书》有“陈留传舍”，《后汉书》有“邯郸传舍”，《三国志》高平县也有“传舍”等等。传舍内设有厨房和马厩。

汉代的边境地区，因军务的紧急和骑术的普及，“驿”这种通信形式得到了初步的推广。唐人颜师古在解释田横“乘传诣雒阳”这一史实时，对“驿”与“传”的关系作了说明：“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因此，后世常称“驿传”。东汉时，驿马普遍设立，“驿马三十里一置。”

6.张骞通西域与甘英使大秦

匈奴是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兴起的一个游牧部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迫使匈奴从河套地区退出。秦汉之时，匈奴乘机南下，重占河套地区。西汉初年，匈奴不断南下。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冬天，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反击匈奴，结果在白登陷入重围，一败涂地。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骑兵直抵雍（今陕西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附近），烧毁一座行宫。汉朝初年为解决国内问题，对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匈奴在南下的同时，还向西占据了河西至天山南北大片区域，控制了塔里木河流域的交通线，征服了楼兰等20多个国家。在公元前160年前后，攻下大月氏，杀了月氏王，将其头骨做了一只大酒杯。月氏势单力薄，只能跋涉数千里，西迁到阿姆河边。

随着国力增强，汉武帝设想通过战争来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他准备派遣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利用他们报仇雪恨的心理，联合起来从东西两面共同夹击匈奴。汉武帝采取公开招募的方式，派应聘者张骞率领100人的使团，于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长安出发。张骞一行刚进入河西地区，就被匈奴人俘获，被押送至匈奴单于王廷（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有一次，趁匈奴不备，张骞和随从甘父（堂邑父）等残部终于逃了出来，重新向西域进发。他们取道姑师（新疆吐鲁番）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沿塔里木河溯流而上，行走数十日，经过焉耆、龟兹、疏勒等国，翻越葱岭，来到大宛（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受到大宛的友好接待。接着，又在康居国（哈萨克斯坦）逗留数日后，终于找到了大月氏。但是，这时的大月氏生活在妫水（乌浒水，今阿姆河）流域，土地肥美，人民生活安乐，已无心复仇，也不想重返故地。张骞在大月氏等待了一年多，最后无功而返。

返回时，张骞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由羌族地区进入汉境。他们翻过葱岭，跨越叶尔羌河、和田河，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线前进。不料，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后，趁匈奴单于死去，内部混乱之际，张骞与甘父才得以逃出。当回到长安时，当初的100多人使团只剩下张骞和甘父二人，来回时间长达13年。

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汇报了西域的情况。张骞的介绍，大大开拓了汉人的地理视野。这时，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将卫青收复河套地区，匈奴对汉的主要威胁由北部转到了河西地区。有志于“攘四夷广土斥境”的汉武帝，决心解除西部威胁，彻底打败匈奴。张骞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建议。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率领由3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准备分头出使西域的其他国家。随行人员每人配备两匹马，携带牛羊万头以及价值数千万的金币和丝绸等财物。这时的河西走廊，已由汉朝控制，张骞一行顺利到达天山北路现伊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乌孙国。在乌孙期间，张骞派遣副使分别访问于阗、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进行外交活动。此时，乌孙王昆莫因年老体弱，不愿联合汉朝共同攻打匈奴，态度犹豫不定。张骞得不到乌孙的肯定答复，就在当年和乌孙的使团一起返回长安。

不久，张骞派出的那些副使，也和西域诸国的使者纷纷来到长安。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增多，“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不仅出使龟兹等塔里木盆地诸国，还派使远赴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等国。十年之后（汉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昆莫主动派使者送良马千匹，与汉朝达成联姻。汉宣帝时，在乌垒（新疆轮台东）设立西域都护府，乌孙（巴尔喀什湖一带）以东以南的西域地区共50多个国家，处于汉朝势力范围之内：“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丝绸之路由此开通，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通道。

东汉时，丝绸之路数绝数通。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兵北征匈奴，再通西域。永元三年（91年），班超定西域，任都护，居龟兹。班超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再次击败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班超是一个喜欢建功立业的人，永元九年（97年），决定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据《后汉记》记载，当时汉人又称大秦国为黎轩，在条支国大海之西。条支国，在今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在甘英之前，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节，最远到达乌弋，没有一个人到达条支。甘英历尽艰辛，从皮山出发，西南向经悬度，历罽宾，又经60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乌弋山离国是个大国，当时称作排持。甘英一行又西南行百余日到达条支。条支国都城在山上，城周40余里。甘英在条支国的西境准备乘船前往大秦。这时，出现了下面一幕：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甘英，这位长期在内陆旅行的使者，在安息人的恫吓下，知难而退，很遗憾地没有踏上罗马帝国的土地。安息国人之所以要夸大航海的艰难，目的是为了阻断汉朝与罗马帝国间的直接交往，垄断丝绸贸易。

甘英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使汉文化与古罗马文化的直接接触失之交臂，但是，他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道，从而大大地延长了南道的长度，将丝绸之路南道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很可能是第一个到达条支的中国人，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记录。第二，到达了安息都城和条支故地，对中亚、西亚和大秦国的了解，比此前任何一人都要深入、详细，从而扩展了汉朝人的域外世界知识：“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着极高的评价：“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条支，穷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

7.楼船、巡海与沿海航路的开拓

楼船，为秦汉时期水师的主力船只，因而水师亦被称呼为“楼船”、“楼船军”。楼船的形制是船体庞大、装备全面：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牕、矛穴，置抛车、礨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

楼船源于春秋越国。秦兵分五路攻打岭南百越，就使用了楼船。汉武帝时，为了准备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大力建设楼船军，并且在长安设立水军的训练基地。元狩三年（前120年），“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昆明池基本上是一个人工湖泊，最初是为了准备与滇王的战争开凿昆明池，规模较小。此次“大修”，昆明池成为一个方圆40里的湖泊，可以在池中建造楼船，训练水军。昆明池中曾有“楼船百艘”，这些都是水军操演、检阅用的教练舰。

楼船的作用，相当于陆战的楼车。当时的武器主要为弓箭和矢石，因此，与民用船只相比，楼船船型必须高大，一般是在三层或以上，士兵得以居高临下地发射箭石，容易发挥武器的威力。楼船装备齐全，设有高耸的楼橹或斗楼，桨手在楼下划船。每层外面建有高约三尺的女墙，用以防御敌方的箭石。女墙中间开有箭孔，士兵在孔内射箭。整艘楼船周围加装有用硬木材制成的战格，要害部位又蒙上皮革，以防敌方的进攻。

除了楼船这种大型战船外，水师中还配备有各种其他类型、功能互补的船只。据汉朝人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按功能区分的船舶有：进攻时，行驶在整个舰队前列的为“先登”，意为登向敌阵；船形狭长的“艨艟”，是在敌舰间穿梭，打乱敌阵；速度奇快的为“赤马舟”，船上涂满红色；上下两层的“舰”，四面用木板保护起来，以防敌方的矢石。按船的大小，有：五百斛以上的“斥侯”，船上有小屋，起瞭望作用，观察敌人的进退情况；三百斛以上的“”，形似水貂，船形较短，不易倾覆；二百斛以下的“艇”，只能载一二人，适合单兵作战。

汉代的楼船军在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沟通沿海及各水系之间的水运交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粤反，武帝令江淮以南水军十万人（一说二十万）征南粤，“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禹。”五路大军，均为水兵。从汉兵的进军路线可以看出，今四川、湖南、广西、江西均有通往南粤的水路，从浙江有通往闽越（福建）的海路。

汉朝“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虽然遇到许多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汉朝军队在征南粤的战争中，总体上打得较为顺利，次年即攻下南粤，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等郡。南海郡在今广东省，苍梧、郁林、合浦三郡包括今广西和广东西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但是在今福建地区打得相当艰难。福建当时为东越王余善的地盘，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汉军的压力下，东越内部发生分裂，杀余善，向汉军投降。武帝下令将福建境内的越人迁至江淮之间。今福建地区在西汉属会稽郡，由于都是山地，向西与豫章郡（江西）、向北与会稽郡的北部（苏南及浙江）之间的陆路交通，都是山间小径，荒无人烟，外来人员难以进入。成批的军队更是难以成行，一是当地无粮食可供，二是不知目标在哪个方向。因此，汉代只在今福州市设立了一个冶县，通过海路与其他郡县取得联系。

汉朝的楼船基地，主要在长江流域的豫章（江西南昌）、寻阳（湖北黄梅西南）、庐江（安徽庐江南）、枞阳（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以及沿海的句章（浙江慈溪西）、博昌（山东博兴小清河入海口处）等地。这些基地，也是主要造船基地。长江中下游地区，除了各楼船基地外，造船基地还有夷陵（湖北宜昌）、江陵（湖北江陵）、武昌（湖北鄂城）等地。东汉末年，孙权在武昌新造大船，多至樊口进行航行试验，《魏文与孙权书》中说：“知已选择见舡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里石，从沔水关付樊口。”在两汉时期，国内最重要、技术水平最先进的造船基地当是番禺（今广东广州），考古发现汉墓中的船舶模型证明当时的番禺已经能建造适合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远洋航运的各种船舶。这与番禺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其是当时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心、多种造船技艺的会集点等多种因素是分不开的。

汉武帝也是一个喜欢出巡的皇帝，他的巡海次数达七次以上。主要有：元封元年（前110年）封泰山后，汉武帝从泰山往东，至海上，北至碣石。元封五年（前106年），北至琅邪。太初三年（前102年），先东巡海上，再封泰山。汉武帝多次巡行的海路，史称“并海道”，东汉时又作“傍海道”，沿今渤海、黄海海滨而成。这里地势平衍，施工容易，因而陆路交通方便。在秦汉时期又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秦始皇、汉武帝多次巡行至此。他们到达的碣石，为东北各郡的门户。自碣石循海东行，可达辽西、辽东二郡和朝鲜半岛。元朔元年（前128年），东夷薉君南闾等28万人降汉，置为苍海郡。“薉”即“秽”，或作“秽貊”，汉代时分布在辰韩部之北，高句丽、沃阻等部之南，主要在今朝鲜境内。由于当时汉朝还没有打败朝鲜，汉朝与苍海郡之间的联系，只有海上交通这种方式。元朔三年（前126年）春，只设立了一年多的苍海郡就被废除了。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攻杀汉朝的辽东都尉，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朝鲜，将全国各地已被判为死罪的人集合在一起，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率领这些由罪人组成的队伍前去攻打朝鲜。次年夏天，朝鲜人斩其王右渠降，汉朝以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至此，联结燕齐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近海航线形成。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东汉末年常见于史籍。东莱郡黄县人太史慈，北海郡朱虚人邴原、管宁等人，均“避乱辽东”。辽东半岛与长江下游间的来往，在三国时极为频繁。如孙权嘉禾元年（232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领由上百艘船舶组成的舰队，从海路前往辽东。

“并海道”以南，是沿着今天东海、南海的海上航线，在东汉年间已经完全形成。汉朝疆土最南端交阯七郡的贡赋，由于走陆路更为艰险，只能改走海路，是沿海岸线经东冶（福州）往北运输，至长江流域改走内河航道。由于海上风浪太大，许多船只遭损坏而沉溺。章帝建初八年（83年）后，打通了零陵（今湘桂走廊）、桂阳（今骑田岭道）之间的陆道，水陆联运，商业往来不绝。东汉末年，这条海上航线的航运条件仍然比较差，许靖、袁沛等人“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三国吴时，这条航线成为吴国重点经营的海运航路。孙权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大陆政权首次对台湾岛的统治。

地处我国南部的岭南地区，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比，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沿着我国的南海，船只可以较为便捷地通往太平洋和印度洋，与这些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流。这些地区国家很多，物产丰富，很早就与岭南地区的港口有物资交流。来自南洋地区的奇异之物，经过岭南地区港口的集散后，又流传到岭北地区。秦始皇派尉屠睢攻岭南，原因之一就是岭南地区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岭南地区港口众多，最重要的港口是番禺（广东广州）。秦代以番禺为南海郡治所。秦末，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统治范围包括桂林郡和象郡，以番禺作为都城。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番禺仍为南海郡治，与内地的交往不断增加，《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载汉初全国的九大都会时，番禺位列其中。岭南地区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物产闻名于中原，前往交易的中原地区商人获利颇丰。但是，岭南地区并不生产这些物品，据后人记载，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汉武帝统一岭南后，派出了一支官方对外贸易代表团，前去南洋各国。这支代表团由黄门（即宦官）率领招募来的商人，带着丝绸和黄金，前去购买外国的明珠、璧琉璃（宝石的一种）和奇石异物。由于当时的船舶较小，只能沿海岸航行，因而出航地点在徐闻（今广东徐闻南）、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等地，而进口船只均集中在番禺。当时的航行路线，据史籍记载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都甘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航线上的都元国，在今爪哇；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其他地名，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定，学术界争议很大。这条航线，被后人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东汉时期，南洋一些国家的使臣和商人，也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东来。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掸国遣使前来，叶调国的位置，大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象牙、犀角、毒瑁。大秦，一般认为是罗马帝国。广州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当时的这种物资交流盛况。在广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种玻璃珠和琥珀雕饰品，所含的铅和钡成分极低，与当时国产铅、钡玻璃成分截然不同，而与西方玻璃相类似。在南越王的墓室中，发现有多枚陶制犀牛角模型和象牙，这些象牙形态粗壮，与非洲象极为相似。

到了三国时，广州港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率船队出使南海诸国，所经过及听说的国家有一百数十国。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国商人秦论从海道来到交趾郡，交趾太守吴邈将他送到建业（江苏南京）晋见孙权。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拥有较为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口物品以丝绸为主，说明丝绸货源的充沛，丝绸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