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历史——辽夏金的民族迁移与建国历史



盛唐过后，中央王朝一统天下的状况被暂时打破，中国境内重新出现了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如在北部中国出现了几个由内迁的边疆民族建立的重要政权，即契丹人创建的辽朝、党项人创建的西夏以及女真人创建的金朝。在历史时期中国广袤的地域内，几大民族政权的争锋抗立，不能简单视为历史的倒退。他们与以汉族为核心的北宋、南宋两朝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不平凡的篇章。

对于契丹、党项、女真等这些边疆民族而言，政权构建的过程，就是内向迁徙的过程。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王朝）就不再是单纯的边疆政权了，而成为中国民族与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探析这些重要民族政权的发展史与迁徙史，我们发现，契丹人如此，党项人如此，女真人也是如此。

风起“松漠”镇“黄龙”：契丹人的迁移与辽朝的建国历史

（辽朝）东自海，

西至于流沙，

北绝大漠，

信威万里，

历年二百，

岂一日之故哉！

——《辽史·太祖本纪》赞语

契丹族是源自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支十分古老的民族，很早便出现于中国古籍之中，民族发展史曲折而漫长。关于上古契丹先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辽史·营卫志》曾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州）、营（州）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可见，契丹民族原本是一个生活在长城之外的十分典型的游牧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契丹本民族的发展与分布地都发生了复杂的演化。《辽史·地理志》对此有简略的回顾，虽有一定的夸饰成分，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状况：

当元魏（即拓跋氏后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地方二千余里……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至辽朝全盛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可以说，契丹族的迁徙与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权建设史与疆域扩张史。契丹人迁徙的脚步与疆域扩展历程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关于契丹族族源与形成过程，历来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宋人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卷首称：

契丹，本炎帝之后，先世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为慕容燕所破，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

根据古文献与现代学者的研究均确认，契丹与库莫奚、宇文鲜卑都源于“东胡——鲜卑”族系。现代学者张正明先生明确指出：“契丹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契丹族本身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不乏与其他民族种类的杂居交融。笔者以为著名学者陈述先生的分析相当贴切而精辟，他指出：“鲜卑宇文属下并有契丹之族，佚、悉、乞得，或为契丹别译。契丹之族也是东北群狄的合体，而非一系繁衍，而其附近之族，特别是语言相同相近和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的，在历史过程中，日趋接近、结合，自当如细流汇于大江，形成一族。民族并非血统集团，其他系属不同的小部，由于长期接触融合，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契丹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不同民族间的交融在不间断地进行，维持所谓的种族血缘的单一性与纯粹性不仅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

契丹族先民至北魏时期始自号“契丹”，最早为契丹族作传的正史是魏收所撰《魏书》。《魏书·契丹国传》称：“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之北数百里。”据此可证，当时契丹族的人口数量已具相当规模，已成为在东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族群。据文献记载，契丹民族的始祖为奇首可汗，而契丹最早的居留地位于和龙以北的“松漠”之地。如《辽史·营卫志》载其部族时称：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西，土河（西拉木伦河支流老哈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松漠之间”应该是相当模糊的地域概念。杜佑《通典》注解曰：“（松漠）其地在今柳城郡（治今辽宁朝阳市）之北。”元代学者胡三省进一步诠释云：“契丹国，自西楼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塞，又东行，地势渐髙，西望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显然，这里“松漠”不过是一种契丹居留地最具代表性的景观，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点或地名。

对于契丹部的早期居住地，《旧五代史·契丹国传》曾载云：“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鲜卑之旧地也。”而《辽史·地理志》有着更为细致的描述：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府，治今吉林农安县），北带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冷径（山，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南的奎屯山）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之时，有地数百里。

早在北魏太和年间，契丹人在北魏时期也开始了向中原地区的内徙。“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今辽宁境内大凌河）东。”时至北齐时期，发生了一件在契丹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天保四年（553年），北齐皇帝高洋统率大军北征契丹，俘获大量契丹人口，而这些人口均被安置在汉族地区，这在事实上也构成了契丹人的强制内迁。

（天保四年十月）甲辰，帝（即高洋）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大将潘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

隋唐时期，契丹族实力更为壮大，成为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边疆民族之一。如唐代学者杜佑《通典·北狄契丹传》载云：“部落渐众，遂北，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鲜卑故地。分为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随水草畜牧。”又如《旧唐书·契丹传》载云：

契丹居黄水（即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即长安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髙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

唐朝贞观年间，契丹首领窟哥等率部内附，唐朝为此建置羁縻府州——松漠都督府。如《旧唐书·太宗纪》载云：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松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及所辖各州便成为内属契丹族人集中安置地。时至唐朝中后期，契丹实力的壮大，严重威胁了唐朝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全，契丹与奚族甚至被称为“两蕃”，是唐朝北边军镇防御的主要对象。

唐末五代时期，是契丹民族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称：“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族的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后被尊为辽太祖）的出现，更是契丹族真正走向强盛的标志。《辽史·地理志》对此表达出高度赞赏：

太祖以迭勒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髙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契丹辽国最成功的疆域拓展，就是会同元年（938年）占领石晋的燕云十六州。当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的后唐大将石敬瑭受到后唐李氏皇族及内臣的猜忌。为自固图存，更为谋夺李家皇权，石敬瑭主动投靠契丹，请求援军，代价便是割地称臣。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指辽帝）。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样，契丹人理直气壮地开进了这些边区，如天显十二年（93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亲征大同军城，占据云州。后来石敬瑭虽生悔意，但为时已晚。辽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遣使“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燕云十六州”正式划归了契丹国，其中包括今天山西雁北地区与河北北部地区。北宋建立后，辽、宋双方以今天的河北白沟河为界，燕云十六州依然归入辽国的版图。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

辽朝政区建置中最有特点的部分便是“五京”之设，其疆域又以五京为核心，划分为五个区域，即五道。这“五京”及“五道”分别是：1.上京道，治于临潢府（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2.东京道，治于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3.中京道，治于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4.南京道，治于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南）。5.西京道，治于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关于辽朝行政制度的特征，《辽史·营卫志》载云：“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契丹语“宫”的意思）；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可以说，辽朝政治制度是一套带有浓厚游牧民族习俗遗留的、具有强烈军事化色彩的管理体系。又有研究者指出：“游牧的契丹民族建立的是一个‘行国’。这个国家的皇帝终年‘随阳迁徙’,居住在‘行宫’,跟随着皇帝‘岁无宁居’的，是一个游动的中央政府——‘行朝’;行朝中的‘行殿’则是皇亲国戚，高官显宦们的政治大舞台；而扈从着皇帝的中央官署、臣僚也都在‘行帐’之中。总之，一个‘行’字，道出了契丹这个民族政权突出的特色。”

辽朝疆域示意图

辽朝末年，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在西域地区建立了另外一个重要民族政权——西辽。西辽是由西迁的契丹人建立起来的，又被称为黑契丹、哈剌契丹、合剌乞答等，它的创始人为辽朝皇族耶律大石。《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云：“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即耶律阿保机）八代孙也。”保大二年（1122年），辽朝统治已成土崩之势，耶律大石与天祚皇帝耶律延禧不睦，被迫西遁。1124年，耶律大石于起儿漫（在今新疆额敏县东南额敏河南岸）即皇帝位，改元延庆。延庆三年（1126年），耶律大石正式修建都城，定名为虎思斡耳朵（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国建国后，大力开疆拓土，建立起了疆域辽阔的国度，在中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相比较，契丹族的迁徙过程似乎是迟缓而徘徊的。就其疆域而言，始终跨居长城南北，其民族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征。然而，自907年耶律阿保机创立政权始，到1125年，天祚帝最终亡国，契丹民族维持了超过二百多年的政权历史，这在北方民族的政权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辽史·兵卫志》的作者曾总结道：“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不轻用之，所以长世。”以武立国的辽朝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并不是一味地耀武扬威，好战斗狠，与南宋、西夏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状态，大概是其国祚久长的重要缘由。

崛起于“银、夏之间”：西夏党项人的迁徙与建国历史

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

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

回鹘人饮酸乳，山狄食荞饼。

——西夏文《新集金粹掌直文》

就族源而言，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主体为古代羌族后裔，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并没有异议。党项羌人最早的故乡是在广阔的西部羌族区。党项羌人的崛起及为中原政权所知晓，是在南北朝后期。正史之中，最早为党项人立传的是《隋书》，《隋书·西域传》载称：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

其实，宕昌羌人在古代文献上出现的时间比党项更早，如《魏书·宕昌传》载：“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在今甘肃天水市境内）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而《隋书·西域传》将其列为党项羌人的一种，这可以说是当时羌族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北朝后期及隋唐前期，党项羌人已取代宕昌羌人，成为西部羌族区新的代表性的族群之一。就分布地域而言，党项部所处地域，也覆盖了原来宕昌羌等多种部族集团的聚集地，从而成为后来居上的一支羌族集团。《旧唐书·西戎党项羌传》记述也证明了这一点：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县），西接叶护（即西部突厥），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然而，党项羌人崛起之际，其分布地的南北分别出现了两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北部是吐谷浑，南部便是吐蕃。从唐朝初年开始，在唐朝的感召以及吐蕃族势力的压迫下，出现了党项族大规模内徙的浪潮，西夏国的先民们正是在这种移民潮中逐步进入河陇地区的。

党项人归附集中于贞观年间，著名首领拓跋赤辞率领所部党项部众的归附，为唐朝西部疆域的开拓与维护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新唐书·党项传》载：“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氏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当时，归附唐朝边境地区的党项族人数量十分可观。如宋人王溥所辑《唐会要》卷九八记云：“（贞观）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党项族迁徙示意图

后来，在吐蕃的压迫上，拓跋党项部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内徙：第一次是从松州内迁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县）境内；第二次是从庆州境内迁到银州以北，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北）以东地区，故又被称为“平夏部”。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拓跋思恭以夏州为中心，又统辖银、夏、绥、宥、静等5州，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地方割据势力。如《新唐书·党项传》载：“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跋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称刺史。”此也为平夏部割据自立的开始。关于唐朝后期夏州一带党项人的生活状况，唐人沈亚之在《夏平》一文中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事畜马、牛、羊、槖驼……

西夏王族的世系可以上溯到拓跋赤辞一代。对于西夏国家建设的发展历史与成就，《金史·西夏国传》赞语明白扼要地评述了夏国的建国史：“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在今陕西横山县东南横山），东距西河。”

西夏割据示意图

西夏国的疆域至李元昊在位时达到了极盛。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标志着夏国的正式建立。夏国疆域相当广袤，“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清代学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二也称之云：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在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西夏军政制度的最突出特征，便是“兵民合一”，即所有青壮年均征为兵士，因此，现代研究者通常以军士数量来估算夏国的人口。《宋史·夏国传》载称：“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但是，根据夏国兵制，西夏军队中一个正军配有两个抄兵（即所谓“负赡”），故而“三人共一幕”。如果正军有50万人，那么，军、抄合计就应有150-160万人之多。但恐怕没有绝对合乎比例的配置。保守估计西夏国内的壮丁（即15岁以上的男子）数量在100万左右，应占其男性人口的绝大部分。如果再加上老小数量，则西夏国男性人口数量至多在150万左右。以男女比例1∶1计算，那么，西夏国的党项族人口至多在300万左右。

西夏国内的民族构成并不简单，其主体为党项人为核心的古代羌族后裔，此外还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西夏文《新集金粹掌直文》记述西夏国内各族民族风俗时指出：“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回鹘人饮酸乳，山狄食荞饼。”十分简洁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国内及周边地区主要民族种类典型的风俗特征。

从遥远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一步一步地转移到河套地区建国，党项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声势浩大的迁徙史。作为中国历史上从西部东迁的羌族族群的代表，党项族的迁徙与政治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辉煌与苦涩：金朝女真族的迁移与王朝历史

江左休夸病邺中，

撑霆裂月许谁同？

金源、南宋分疆后，

天放奇葩角两雄。

——[清]翁方纲《书遗山诗后》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源自于古代的靺鞨族，靺鞨族，原名为“勿吉”，南北朝时居住于上古肃慎国之故地。时至唐朝，靺鞨族人才逐渐为中原政权所知晓。宋人宇文懋昭在《金国初兴本末》中曾回顾了女真族的早期发展历史：“唐贞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其山乃鸭渌水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据此可知，长白山麓与鸭绿江发源地一带，是古代靺鞨人的早期发祥地。混同江即指今天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黑水，即今天黑龙江的古称。

关于唐代靺鞨族的分布地域，《旧唐书·靺鞨传》载云：“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靺鞨族内部分部而治，其中以黑水靺鞨一支势力最为强盛，成为靺鞨族的代表。

关于靺鞨族在唐朝后期的变迁趋势，《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的结语可谓一语中的：“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即在渤海国崛起后，东北地区的靺鞨族及所居地区基本上划归于渤海国疆域，渤海国正是一个以靺鞨族人为核心民族的民族政权，首都在今天的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辽天显元年（或称天赞六年，927年），渤海国为契丹人所攻灭，大批渤海国遗民又归属辽、金等王朝统治之下。《金史·高丽传》对渤海国的历史进行了十分扼要的总结：“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可以说，靺鞨族的人口迁移贯穿了渤海国的兴衰史。

金朝的创立者为完颜阿骨打，金朝的创建史与完颜家族史有密切的联系。记载中金朝的始祖名叫函普，从高丽入主完颜部。完颜部为黑水靺鞨之后裔，在辽朝属于“生女真”部落。如《契丹国志》卷九载称：“女真之种，有生、熟之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阿骨打所居乃江之北，谓之生女真，亦臣服于辽。”又生女真“僻处契丹东北隅，臣属一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至绥可为酋长时，完颜部完成了由游牧向定居生活的重要转变。如《金史·世纪》载云：

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即绥可）乃徙居海古水（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北之海沟河），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女真族人像

海古水与安出虎水地域毗连。安出虎水，又称为按出虎水，即松花江南岸支流阿什河，从此成为完颜部发源地的标志。在女真人语言中，“按出虎”之义为“金”，金朝之得名也来源于此。女真人最早的都城上京（会宁府）就建立在按出虎水之畔，在今天黑龙江阿城市南白城。

女真人开拓疆土的历史是非常辉煌的，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女真人从荒僻的草地部落出发，横扫大江以北。关于女真民族的迁徙与政治建设历程，《大金国志》曾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国初之时，族帐散居山谷，地仅千余里。自后并辽，得大辽全盛之地。其后深入中原，举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广矣。其初居草地，名会宁号上京，僻在一隅，（完颜）亮始徙燕，遂以渤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封府为南京，燕山为中都，号大兴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国之盛极于此矣。

与其他北方民族极为相似，女真人完全凭借武力，创立金朝，同样以用武立国，“以兵得国”，女真人最根本的社会与军事制度就是所谓“猛安谋克”。《金史·兵志》载云：“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因此，金代猛安谋克的实质就是以女真人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与军事化部族集团，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猛安谋克的分布、迁徙与女真族人的分布相一致的结论。

女真人在各地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从唐末五代开始，女真部族就长期居住于东北边远地区，因此，上京路一带是女真人的根据地，也是猛安、谋克最集中的区域。其次，随着攻灭辽国与北宋，为了控制大片国土，女真人的南迁就是大势所趋，而猛安谋克的迁徙实际上成为女真族迁徙的外在表现形式。金朝猛安谋克的分布格局最终是由迁徙而形成的。

根据现代学者张博泉等人的研究，金朝早期猛安谋克的南迁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阿骨打在位期间，猛安谋克从原始居留地向宁江州、黄龙府和泰州等地迁徙。如这是女真人聚居地的初步拓展，但仍然局限于东北地区。

第二时期是在攻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之后，女真人开始大批进入关内地区。如《大金国志》卷八载：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显然，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对于女真族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此，女真族人的主体离开了原来以上京路按出虎水流域为核心的原始聚居地，开始向中原北部地区渗透、扩散。

第三时期是废掉刘豫伪齐政权后，金朝全面推行屯田军制度。《大金国志》将屯田军的创设时间记在皇统五年（1145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村落间。”女真屯田军的建立，标志着女真人向华北地区大规模的迁移已经基本完成，其分布地覆盖了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与金朝的疆域拓展保持一致。

第四时期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大金国志》记为天德四年，1152年），金朝迁都燕京（即今北京市），这自然引起东北地区的猛安谋克的进一步的内迁。

但是，占领北部中国后，金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并不高明的民族政策，正如金代著名学者刘祁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如金朝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其中对猛安谋克人户单独登记，并规定：“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因此，猛安谋克户数就成为女真人户数的同义词。

有金一代，由迁都引发的移民大潮主要有两次：一是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年间从上京会宁府迁都到燕都，二是金宣宗时期的“贞祐南渡”，从燕都迁徙至汴梁。比较而言，贞元迁都是女真人进占北部中国的必然选择，猛安谋克人开始全面入居中国北方各地；而“贞祐南渡”则是中国北方各地百姓（主要是女真人）向黄河以南的河南及陕西地区迁移。两次大移民，都是金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朝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金朝疆域示意图

金朝后期，漠北蒙古族人崛起，蒙古骑兵的频繁南侵对金朝边境地区构成了重大威胁。金宣宗即位后，华北形势更加危急。金宣宗一方面与蒙古人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即着手南迁。至贞祐二年（1214年）七月，金宣宗率领百官迁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至十二月，“丁未，以和议既定，听民南渡”，由此拉开了“贞祐南渡”的移民大潮。

在“贞祐南渡”中，移民主要发自黄河以北山西、山东、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金朝当局允准及监护南迁的人口中，“军户”占据了最主要的比例，这也成为“贞祐南渡”中移民成分上最显著的特征。所谓“军户”，就是以猛安谋克的主体的女真人及其他部族的人口。很显然，金朝官府所组织的南迁，事实上成为女真人及其他少数部族为主的南迁。大敌当前，这种明显带有保存民族实力的迁徙行动遭到了不少金朝大臣的强烈抨击。如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金朝君臣决意迁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高汝砺曾上书表示反对：

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且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

高汝砺所见极是，在蒙古军队频繁南侵之时，金廷尽迁军户的失策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大批女真军户而言，弃家南迁、流离失所自然是十分无奈痛苦之事，而从实际可能性出发，也只有家产颇丰的豪强才有能力完成南迁河南之举。贫困军户的南迁是难以想象的。其次，军户南迁，其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周围汉族百姓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金朝准备全面放弃黄河以北地区，并实行民族歧视，将女真人全部南迁，拒河自保，将汉族百姓置于水火之地。何况留守的军士因自己家眷已经南迁，根本无心守卫城池。就是金朝地方官也以大势已去，仓皇南奔。金朝“贞祐南渡”后尽迁军户的政策在实际上就是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放弃。

大批军户南迁后聚集于河南等地，金朝朝廷所面临的安置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金史·陈规传》载：贞祐四年（1216年），陈规在上言中讲道：“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又《金史·冯璧传》记载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徒窜名其间，诏（冯）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如果说，金朝北方南迁将士有六十余万，那么，加上随迁的眷属，总数肯定达到了一百万人以上。

这上百万军户人口全由官府来供养，无疑是无法承担的巨大负担。众所周知，封建官府的最大经济来源无非是百姓的赋税，而当时金朝疆域已缩小到今天黄河以南的河南及陕西部分地区，所辖民户数量已非常有限，所交赋税的数量肯定无法满足其需要。如《金史·食货志》记载：“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可见，由河南民户来供养大批南迁女真军户的措施遭到广大百姓的强烈抵触，大批农户的逃亡，对于金朝统治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遥远的松花江畔，走到广阔的幽冀之野，再到繁盛的中州故都，金朝女真人南迁的脚步是坚定而迅捷的。然而，也许是过于急促了，金朝统治者对于在北部中国建立稳定统治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在处理民族关系与移民安置上带有明显的简单粗暴的色彩，这对于金朝的统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证明：金朝在“贞祐南渡”后期的移民政策及安置措施上更犯下了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民族关系与移民政策方面的失策，直接关系到其王朝的兴衰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