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历史——汉人的第一次南迁浪潮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离不开灾难史内容的填写。可以说，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华民族真实的过去。

西晋末年出现的“永嘉丧乱”，就是中国历史上汉族所经历的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同时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汉族人民的大规模的南迁大潮，故而，这次大南迁又被称为“永嘉南渡”。历史上的所谓“南渡”，均指以帝王家族及首都为核心的封建政权整体性的南向迁徙，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永嘉南渡”、“靖康南渡”及“贞祐南渡”等莫不如此。

“八王之乱”与“五胡十六国”

天祸晋室，四海颠覆，

丧乱之极，开辟未有。

——《晋书·王鉴传》

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晋怀帝即位后，晋朝举国上下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混乱之中，封建统治秩序呈现出土崩瓦解之态势，史称“永嘉丧乱”。而在事实上，西晋末年的混乱并非起始于永嘉初年，其祸因肇始于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爆发的“八王之乱”。

西晋全盛时疆域图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平定蜀国与吴国之后，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西晋国内一度出现一统天下的鼎盛局面，但好景不长。永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次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司马衷智力平庸，毫无理政之才，形同傀儡，朝野间货贿公行，纲纪紊乱。因此，野心勃勃的贾皇后、杨太后之父（太傅）杨峻及握有军政实权的司马氏亲王们为争夺朝政大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势同水火，进而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厮杀。永平元年（291年），贾皇后首先发难，借助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等人的力量，诛杀太傅杨峻等人，废黜杨太后，独揽朝政。后为削弱司马氏亲王的势力，贾后又设计处死了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等人进京，废除并诛杀了贾后及其死党。一时得势的司马伦得寸进尺，甚至废掉司马衷，自立为帝，结果引起其他司马氏亲王的强烈反对。各镇一方的司马氏亲王们自恃兵精马壮，一同举兵向京，中原大地顿成腥风血雨的世界。

“八王之乱”持续长达十余年，完全摧毁了西晋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天下汹汹，国无宁日。直到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司马衷最终被毒死，怀帝司马炽即位，“八王之乱”才接近尾声，而此时已是全国性大灾难——“永嘉丧乱”全面爆发的前夜。

“永嘉南渡”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自东汉以来北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大举内迁。东汉以后，大量周边民族向中原地区内迁，越过长城，入居于中国北方各地。其中南匈奴族众入居并州（今山西中北部），氐族人、羌族人进入关陇（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乌桓与鲜卑进入幽、冀（今河北）地区。四边少数民族的内迁，原本可以让汉族统治者感觉“四海宾服”的荣耀，但民族混居不可避免地让北部中国的社会问题趋于复杂化。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更使中原地区已然相当紧张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上升为整个社会矛盾中较为核心的部分。在天下惶惶，四海混乱的情况下，拥有实力的各族首领均不甘寂寞，更不愿任人宰割，成为皇权混战中的牺牲品，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起兵反晋，加入了逐鹿中原的斗争，并纷纷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苟延残喘的西晋王朝由此四分五裂，混战之势头愈演愈烈。带有民族偏见的封建士大夫由此将“永嘉丧乱”的原因很不恰当地归结为“五胡（匈奴、鲜卑）乱华”。如：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在上党（今山西晋东南地区）反叛，攻杀官吏。

六年（296年），秦、雍氐、羌人群起反叛，推举齐万年为帅。

永宁元年（301年），巴蜀流人李特率众反叛，自号大将军，后攻陷成都（今成都市）等重镇。

永安元年（304年），“十六国”时代出现的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刘渊汉国于在山西境内建立，正式吹响了向西晋王朝挑战的号角。

造成“永嘉丧乱”与“永嘉南渡”空前惨烈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北方各地发生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永嘉三年（309年），全国大旱，长江、汉水、黄河、洛水等重要的河流均濒于枯竭，常人徒步可涉，其浅可知，更不要说那些流量有限的支流。永嘉四年（310年），幽、并、冀、秦、雍等六州（包括今天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发生严重蝗灾，蝗虫飞起，遮天蔽日；蝗群飞过，草木皆被吃光，连牛、马等牲畜的体毛也不能幸免。农业作物更是面临灭顶之厄。旱灾与蝗灾彻底摧毁了北方各地的粮食生产，大饥馑接踵而至。“凡人七日不食则死”，那些不想坐以待毙的人们只好走上外出求食之路，而路途遥遥，求食多艰，更多的人倒在了求食途中。史称：当时“白骨蔽野，百无一存”，对于整个社会的生存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永嘉五年（311年），刘渊军队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在平阳羁押一年后遇害。晋朝残余朝臣又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帝，是为晋愍帝。而当时偌大的长安城居民不足百户，公私仅有车驾四乘，其惨淡状况可知。至建兴四年（316年），刘渊大将刘曜又统领大军进攻长安，司马邺无奈出降，又重蹈了司马炽的悲剧，至此，早已名存实亡的西晋王朝彻底烟消云散，西晋王朝的历史最终画上了一个凄凄惨惨的句号。

世族南迁与东晋建立

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南迁、割据政权风起云涌、空前惨烈的自然灾荒等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在西晋末年共同酿就了一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久远影响的大劫难。这场大劫难不仅斩断了西晋的历史，而且使中国南北方社会面貌大为改观。

《晋书·食货志》为我们展现了“永嘉丧乱”中极为可怖的惨况：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东晋人虞预在太兴二年（319年）的上书中也回顾了“永嘉丧乱”之惨酷：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晋惠帝年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同狄）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在众多士大夫眼里，“永嘉丧乱”之惨烈，可谓盘古开辟天地以来所未见，天崩地裂，也不过如此而已。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在中原地区烽烟四起，血肉横流之际，可叹大批北方无辜百姓无端遭遇如此惨祸，根本无力回天，只好万般无奈又仓皇失措地逃离自己的家园，向相对平静的南方地区寻找避难之所，这样北部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南迁大潮。

东晋疆域示意图

“惠（帝）、怀（帝）之际，河东先扰。”就外迁地域而言，河东地区（即今天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可谓“永嘉丧乱”与“永嘉南渡”的最重要的丧乱策源地与最早的移民迁出地之一。其中原因很简单，以首领刘渊为首的南匈奴部众长期生活在今天山西省中北部（即当时的“并州”）境内，势力最为强盛，在地域上紧毗河东。刘渊首先发难，在西河（今山西吕梁地区）一带创立政权后，又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将并州及河东地区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因此，并州及河东地区受创最为酷烈，百姓逃亡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作为西晋首都所在区域，河南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另一个重要的移民迁出地。在西晋京畿洛阳一带失陷之后，中原士大夫彻底抛弃了固守家园的幻想，南渡之浪潮也由此势不可挡。《晋书·王导传》载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一带历来是达官富绅的渊薮，兵锋所及，玉石俱焚，骇人听闻的屠戮事件相继发生，大批居留在首都及附近地区的显宦世族慌不择路地加入了南迁的人流，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逃徙浪潮。

根据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考证，在“永嘉南渡”引发的民族大迁移中，有三条最为重要的南下迁移路线：

一是沿长江支流汉水一线南下，可称为西线。来自今天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移民由此南下，进入两湖及其他南方地区。

二是沿邗沟（即今天南北大运河中段，连接长江与淮河）一线，可称为东线。来自今天山东及江苏北部的移民由此南迁镇江、武进等地。

三是淮河一线，可称为中线。来自今天河南等地移民由此南迁安徽等地。

“永嘉丧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数量相当庞大，准确数量难以计算。而据谭其骧先生的初步估计，截止到刘宋时期，南渡人口累计起来大约有90万，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6.

永嘉南渡迁移路线示意图之一

在晋朝末年南迁的洪流中，北方世家大族的行动最为引人注目，其中不少世族人士充当了迁徙活动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这也形成了“永嘉南渡”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

河东闻喜（今临汾闻喜）人郭璞精于卜筮，因此成为两晋时代闻名朝野的大预言家。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及对社会矛盾的忧虑，在反复占验家乡命运之后，他得出了令人万分沮丧的结论：“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与亲朋好友数十家，结伴向东南地区迁徙。郭璞一行先迁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庐江郡当时还未受到过大侵扰，太守胡孟康并无心南渡长江避难，有意召请郭璞留居下来，但郭璞坚辞不留。果然不出郭璞所料，在他们离开数十天后，庐江即被攻陷。郭璞渡江之后，成为驻守东南的司马睿的座上高参，为东晋的创建出力不少。

一代豪杰祖逖是南迁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英雄。祖逖原籍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后迁居阳平（今河北馆陶），世代显宦。祖逖生性豪放，轻财行侠，在宗亲乡党中声望卓著。后结识刘琨，成为挚友，两人共同立下拯救天下苍生之誓言，相约闻鸡起舞，刻苦磨炼才干。及洛阳失陷之后，祖逖率领亲朋乡亲数百家迁至淮泗地区，徒步而行，将自己的车马让给同行的老弱之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因深孚众望而被推举为“行主”，成为徙民集团的领导者。抵达泗口后，司马睿任用他为徐州刺史，深为倚重。祖逖所领导的徙民集团也在丹徒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落下脚来。

褚翜（音煞）也是一位著名的“行主”，他的南迁经历也有突出的代表性。褚氏本为河南阳翟之望族，褚翜承袭关内侯爵位，并担任冠军参军之职。早在司马氏诸王相互混战之时，褚翜就感到大事不妙，弃官逃往幽州，结果不久，河北当地也出现了战乱苗头，他只好又逃回河南故里。此时，天下鼎沸，大厦将倾，褚翜毅然决定招集同乡亲朋，南下渡江避难。当他们迁到阳城县时，洛阳就被刘渊所攻陷，褚翜与荥阳太守郭秀等人以及万余难民一度被迫固守在万氏台，时间长达一年之久。第二年，诸翜率领数千家南迁，结果又遇到寇乱，暂时留居于密县，直到建兴初年，褚翜等人才乘机东渡过江。

永嘉南渡迁移路线示意图

太原晋阳王氏也是北方著名世族之一，累世高官，如王浑、王湛等都人均曾身居高位。王承也是较早南迁的世族人士代表。早在永宁初年（301年）晋朝“八王混战”期间，王承看到混乱难以平息，便避难南迁。渡江名宦王导、卫玠、周（音倚）、庾亮等人都是王承提拔起来的门生弟子，被称誉为“中兴第一人”。

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永嘉南渡”宣告了西晋王朝的彻底毁灭，但也促成了东晋王朝的诞生，而大批南渡的世家大族成为支撑东晋王朝大业的中坚力量。

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为司马睿。司马睿虽名为司马氏王族后裔，但是相传其为司马觐之妃夏侯氏与府内小吏私通所生，故在皇族中地位卑微，深受冷遇，本无匡复社稷，救民于水火的宏图大志。没想到，因祸得福，他在永嘉初年正驻镇于建邺（今江苏南京市），远离北方丧乱之地，在司马氏诸王纷纷败落之后，司马睿却羽翼丰满，一枝独秀。看到天下大乱，确实有机可乘之时，司马睿于是接受手下谋士王导的建议，诚心收纳各方贤才，标举声望，扩充实力。

东晋初期，东南一带流传着一句民谣云：“王与马，共天下。”王，指琅邪临沂的王氏家族，马，即东晋皇族司马氏。对于东晋的创立，来自琅邪临沂的世族名士王导可谓居功甚伟。司马睿初来建邺之时，江南世族人士纪瞻、顾荣等人嫌其名望不高，态度相当冷漠，不愿理睬。王导便力劝王敦等北来世族名人一齐为司马睿助威捧场，在司马睿出行之时，仪仗威武，声势壮观，使得江南当地世族人士刮目相看。司马睿任人唯才，不分南北，在安抚南方世族的同时，更注意招徕、优待南下的北方世族人士，其皇族正统地位也由此得到南北人士的公认。司马睿也盛赞王导的才干，称之为“仲父”，比之为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在洛阳、长安相继失陷之后，怀帝与愍帝也先后被掳，死于非命，司马睿于是在群臣的拥戴下，在建邺自立，于太兴元年（318年）即皇帝位，史称“东晋”。

东晋的建立，为南奔的北方移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东晋首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及附近地区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迁入区之一。这些南下世族也就成为东晋政权赖以维系的基础力量。这是东晋王朝的一大特征，因此，东晋王朝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为一个“移民王朝”。

东晋与十六国形势示意图

建邺（因避晋愍帝司马邺之名讳，后更名为建康）是东晋首都，也是北来世宦家族聚居之地。古都南京的历史在东晋建立后，也翻开了崭新而繁盛的一页。南京号称“六朝古都”，此前三国时期吴国在此建都，此后，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也均以建康为首都，共同构建出“南朝”的历史风云，王朝更迭的历史在此频繁地上演。

南迁的北方望族情况简表

历史上描述南京古都兴衰的诗词数不胜数，不过，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大概还要数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写的《乌衣巷》一诗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与乌衣巷都是南京古城的著名景点。王家、谢家都是东晋时期建康城中最烜赫的世家大族。北来的同姓大族通常选择在同一迁入地聚族而居。在崇尚祖先、重视血脉的中国人看来，姓氏，是同宗同祖、同一血脉的标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在北方世家大族人士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素不相识的人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流落于南国的骨肉之兄弟、同祖之子孙呢？这种精神力量对于聚集北来的世家大族来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江南大族人士的款待与宽容，也是形成南北人士聚居建康盛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如纪瞻为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县南）人，与顾荣同为江南大族后裔，司马睿倍加重用，拜为侍中及尚书之高职。纪瞻家财巨万，生活奢侈，其豪宅在乌衣巷中是首屈一指的。“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极显风雅之致。但纪瞻以爱士著称，对于北来名士十分热情，照顾他们及其家眷生活起居，“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无微不至，口碑非常好。

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南朝最著名的移民聚居地之一，北来的达官名族如祖逖等人大多定居于此，成为东晋初创时的军政重镇。关于为何众多北方世族人士选择在京口一带定居的原因，现代学者田余庆先生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京口一带属于晋陵郡，本为江南荒僻之地，人烟稀少，经济相当落后。但是，作为北来移民的避难之处，京口地区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与瓜洲相比，京口不在南北交通要途，比较安全，宽阔的长江成为阻隔北方入侵者的屏障。同时，这一地方与建康、吴郡（今江苏苏州市）等江南重地相距又不甚遥远。退可以守，进可以取。于是，北方迁来的大量移民聚居于此避难，东晋官府也注重招募移民入伍从军，后形成所谓“北府兵”，军政地位迅速上升。据田余庆先生的总结，在东晋时期，京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为控制三吴，二为抵御海寇，三为拱卫京师。

来自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的刁协一家，被称为“京口一蠹”，为劣迹斑斑的北来豪族。刁协很早就颇有文名，曾为太常博士。在永嘉初年他被任命为河南尹，未及上任，便避难南下，渡江依附于司马睿。东晋草创之初，礼仪疏陋，刁协因娴熟于朝廷礼仪，备受敬畏，在太兴初年升迁至尚书令，权势十分显赫。然而，刁协为人强悍，不敬公卿，平时横行霸道，气焰嚣张，结怨甚多。在朝臣王敦发动的叛乱中，刁协被杀，天下称快。然至成帝在位之时，刁协之子刁彝上讼其父之冤，成帝以其辅佐元帝开国之功，追赠本官。刁氏之族得以复兴，至刁协之子刁逵、刁畅、刁弘等人同样身任显职。但刁氏家风却没有丝毫转变，霸悍之风依然如旧。“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且“奴客豪纵”，巧取豪夺，积累下巨额财富。后因起兵抵抗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刁氏家族毁灭于一旦。刘裕散尽刁氏之家财，下令周围百姓随意取用，竟然一整天都未散尽。刁氏一族的豪富，与南朝早期经济衰敝、百姓穷苦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州是南下移民的又一重要流寓地。江州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年）从荆州、扬州中分出，治今江西南昌市，辖境覆盖了今江西、褔建二省与湖北长江以南以及湖南东部地区。同为北方移民的刘胤在担任江州刺史后，不理政事，奢侈逸乐，且大肆从事商业投机，聚敛财货。而“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刘胤的行径由此受到时人的强烈批评：

今大难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治今湖北江陵县）至于建康（即建邺，今江苏南京市）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

刘胤不久之后便死于非命。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江州流寓的外来移民数以万计，数量相当可观，广布在从湖北江陵到江苏南京之间的辽阔区域内。

坞壁、乞活与侨置州郡：南渡时代的特殊景观

当我们考察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移民时，不难发现，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迁移的最终完成，是相当困难的。东晋初建之时，其正统地位的确认还有待时日，况且，路途遥遥，险阻丛生，丧乱离家的逃难者一时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与寄托。苦恼、彷徨、迷茫，成为西晋与东晋王朝交替之时的时代特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批的逃难者在痛苦的彷徨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构建坞壁，步步为营，也是“永嘉南渡”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迁移景观。坞壁，又被称为保（堡）固，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是相当陌生的，但在东汉以至南北朝时期，却是遍布华夏大地的一种聚落形式。南宋学者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一书中曾对坞壁形成的背景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

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宼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定。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刘、沈诸传）……

坞壁与坞主的出现，显然是大动乱时代军政组织的一种特殊形态。大批坞主出于民间推举，始以自卫为主，后亦不免恃强凌弱，侵掠无辜平民。在混乱的年代，大批坞主一时看不到可以依赖的强势政权，因而往往在南北政权间彷徨犹疑，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取拉拢的对象。

平阳人李矩大概是两晋之交丧乱时期最著名且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坞主了。李矩曾因在平定氐族首领齐万年反叛事件中立下奇功，被封为东明亭侯，并受命担任平阳郡都护，在当地民众中拥有较高声望。南匈奴首领刘渊进攻平阳时，当地乡民推举李坞为坞主，率领乡亲奋起自卫，且逐步南迁进入河南地区。先屯守于荥阳，后又迁至新郑。李矩颇负英雄气概，不象其他晋朝官员那样在大乱之中魂飞魄散，一走了之，而是志在立功自效。他同部分留守北方的晋朝官员一起营护落难百姓，抵御盗贼侵扰，有效地遏制了汉赵国、后赵等北方割据政权的南侵势头。他本人也多次受到东晋朝廷升官晋爵的奖赏。但终因四面楚歌，寡不敌众，死在南下途中。

河内郡怀县人郭默也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坞主，因骁勇善战而成为李矩的得力盟友，但他有不少“混世魔王”式的劣行。在“永嘉之乱”中，督将出身的郭默自立为坞主，乘人之危，干起了抄掠过客的勾当，积累起巨额财富。最后，在情势危急的状况下，他竟然舍弃李矩而去，单骑南遁。到了建康之后，这位逃亡将领还得到重用。不过，善恶终有报，此后不数年，郭默也被部将出卖，死于非命。

河南地区是北方地区坞壁最为集中的区域，不少坞主盘踞于此。除李矩、郭默外，据《晋书·桓宣传》称，“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力量，司马睿委派桓宣为使者，规劝张平、樊雅归顺。张平、樊雅等人归顺后，司马睿加封他们四品将军，率领所部人马，“使扞御北方”，即主要与北方割据势力对抗。

广平易阳人刘遐也是一位骁勇的坞主，天下大乱，刘遐被推为坞主，亲率壮士冲锋陷阵，当地将他与三国名将关羽、张飞相比。同乡邵续为冀州刺史，深所倚重，“壁于河、济之间”，盗贼闻风而遁。刘遐后归顺东晋节度，元帝司马睿封他为龙骧将军。又据《晋书·刘遐传》，当时，沛县人周坚与周默也因天下淆乱，自立为坞主，但以寇抄为事，不服东晋管辖。刘遐等人奉命讨伐，周坚等兵败北逃。

总体而言，“永嘉丧乱”实为一场毫无统一组织与管理的、自发性的“大逃亡”式的迁徙运动。对于绝大部分中下层平民而言，他们逃离家园的目的就在于避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迁移目标。或者可以说，他们往往是在四处迁移途中寻找最终的目的地。因此，大部分移民都是从所谓“流人”转化而来。漫漫长途，艰辛备尝。为了抵御外来侵害，为了自保自救，成千上万的流人们往往组织起来，形成了声势可观的流人集团。在流人集团中，最著名的就要数“乞活”了。“乞活”的出现，与晋末并州地区出现的大灾荒有着直接的关系。“乞活”集团的主体都是当初跟随并州刺史司马腾迁往河北地区的山西部众，数量多达2万户。之后辗转北方各地，被现代著名学周一良先生称为“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

在中国移民史上，“侨置郡县”是“永嘉南渡”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安置方式。“侨”者，客也，寄也，简言之，侨置郡县就是将北方的郡县名称移殖在迁居的南方地区，如《宋书·志序》云：

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

侨置郡县出现的历史背景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安土重迁，人之常情。大批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区聚集，最难割舍的是那些浓郁的故土情怀，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采取了最直接的方式，保持自己原来的籍贯以标识自己的移民身份，同时寄托深深的故园之思，以及不忘祖籍，重返故土的愿望。

其次，前面已提到，北方世家大族在移民中占有可观的比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世家大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世家大族大都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这些世家大族盘根错节，聚族而居，往往与一定的地域单位相连接，如琅邪临沂王氏、太原晋阳王氏、高平金乡郗氏、河东安邑卫氏、琅邪阳都诸葛氏等等。这种特定的地域单位，即所谓“郡望”，都是其势力及优越地位的依托。在仓皇南奔之后，这些世族成员也不肯放弃这种优越的标志，希望能够保持家族的实力与优势，侨置郡县应运而生。这些南迁的世家大族也是侨置郡县产生与维系的根源之一。

其三，侨置郡县也是东晋王朝招诱北方人民南下，以增强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民众拥戴与支持的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为了鼓励北方百姓南下，并尽快安定下来，东晋官府一度积极在缘边地区建立侨置郡县，这样，郡望、同乡、骨肉彼此相互招引，促使北方及南方地区漂泊的移民迅速在侨置郡县中集合起来。应该说，侨置郡县的建立，对于东晋王朝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不难想见，侨置郡县带来的人户与土地管理方面的困难是相当巨大的。如“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侨置郡县则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与不确定性，怀有重返旧土之预设，因此，侨置郡县内的人户被登记为“白籍”，以区别于土著人户的“黄籍”，而且也不象土著人户那样承担赋役义务。户籍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而赋役又是国家机器运转的保障。长此以往，不仅会引发新旧人户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南下民户实际利益的保障。

为了有效加强对南下移民的管理，东晋及南朝各代官府逐渐推行“土断”之法，“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所谓“土断”，简言之，就是将客籍断为土著，通过将侨置郡县省并、割实、改属、新立等方法，调整、整理了侨置郡县与土著郡县之间的矛盾冲突。土断之后，侨籍与客籍变为土籍，与土著民户一样承担赋役，再没有土、客之分与“白籍”与“黄籍”之辨，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侨置州县的历史。

至此，“永嘉南渡”便成为流传于野老村夫口中的悠悠旧事了。

梦断北征之路

西晋的败亡，永嘉丧乱之酷烈，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心理创伤是极为惨痛的，神州陆沉，沧海横流，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丧家辱国之痛，故园桑梓之思，无时不在折磨着漂泊南国的北来移民们。光复中原，重返故园，是多少南渡移民们的梦想与希冀！

上古时代的江南，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本是一片低洼潮湿、瘴疠滋生的“蛮荒”之地，迁往江南，曾经是中原人士谈之色变的畏途。《史记·货殖列传》就宣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常理言之，从中原千里迢迢移居江南，初来乍到的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古训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这对于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的激励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况且在家国处于危难之时，理应奋不顾身，以雪家仇国恨。另外，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东晋王朝僻居江东一隅，国势难振，绝不可专意守成，固步自封，坐以待毙。以攻为守，方为强国之上策。因此，南渡初期乃至南朝时期，不少北来移民的代表人士屡屡倡言北伐，力求恢复中原。

另外，根据中外人口迁徙的较普遍的规律，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同时，反向性迁徙也是不可避免的。纵观“永嘉南渡”引发的民族大迁移历史，这种移民倡导的北征，不仅代表了一些南迁人士光复故国，重返桑梓的正常愿望，也客观地反映了南迁大移民后必然出现的反向迁徙的规律。

祖逖无疑是南渡时代早期最著名的北征义士，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击楫中流”的千古佳话。祖逖在定居京口之后，虽已身任要职，却无时不忘恢复晋朝社稷，光复中原。因此，他养精蓄锐，积聚实力，积极地为北伐之举做准备。但是，当时东晋王朝正处于草创时期，百废待举，刚刚当上皇帝的司马睿忙于安抚江南地区，根本无心于北征之事。在祖逖的苦心劝说下，司马睿才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笔者注：因为当时豫州在中原地区，根本不在东晋辖区，到任必须北上，出任此职即寓有北征之意），但仅仅提供1000人的口粮与3000匹布，并没有铠甲等军用装备，士兵也由祖逖自行招募。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祖逖依然豪情满怀，随即带领与自己同时南迁的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船只行到长江之上时，面临滔滔的长江水，祖逖击楫发誓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激昂慷慨，辞色壮烈，使在场的人们深受感动。祖逖在北征行动中，历经艰险，恩威并举，不仅平定了一些不肯归服东晋的坞主，而且得到不少中原汉族坞主的归顺与支援，收复了大片失地，重挫了称霸一时的北方后赵国的军威，“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祖逖的北伐受到了中原百姓的热烈欢迎，中原百姓譬之为“再生父母”，并作歌咏云：

幸哉遗黎免俘虏，

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脯，

何以咏恩歌且舞！

但正当祖逖有意大展宏图，进取黄河以北时，却因病去世，终年56岁。

北方十六国的后赵国一度统一中国北方，国势强大，但在其国主石勒与石虎死后，境内各族民众纷纷反抗，中国北方陷入一片混乱，这让东晋朝野人士切实地看到了光复故国的希望，纷纷上疏，请求北伐，于是东晋朝野掀起了相当持久的北征热潮。先是，素有高名的名士殷浩为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以善谈玄理名闻天下，而且自视极高，屡屡推辞官府的召辟，直到建元初年，在司马昱等人的恳请下，才勉强出任扬州刺史。石虎死后，北方陷入大乱，群龙无首。东晋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统率晋军北伐。殷浩也慨然以光复中原为己任，大兴屯田，为北征粮储之备。北征一开始还较为顺利，从寿阳一路进军至许昌。没想到，来自石虎后赵国的降将——羌族首领姚襄等人纷纷反叛，东晋军队死伤惨重，屡战屡败，殷浩北征之举终以失败告终。

当时，另一位力主北征的著名将领桓温为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人，同为世家大族子弟，少与殷浩齐名，但桓温以豪侠自命，勇于事功。他年少得志，因姿容出众而被选为驸马，官阶升迁很快，拜任徐州刺史后，便成为威震一方的重量级大员。永和年间，桓温统率晋军西伐李氏蜀国，一路势如破竹，惨败之余，蜀王李势出降。桓温凯旋，奇功盖世，权倾朝野。功高震主，自然引来东晋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当桓温提出北伐主张时，竟得到朝野人士的冷遇，反而一致推举没有丝毫实战经验的殷浩执掌北征兵权。殷浩北征失败后，桓温乘机弹劾，殷浩被削职流放，从此一蹶不振，而东晋兵权一时全归于桓温手中。桓温多次统率北征，取得重大胜利，曾一度进驻关中，但终因粮储不继等原因不得不退守旧地。在一次北伐途中，桓温看到自己少年在北方为官时种下的柳树已粗至十围，不禁流泪感叹：“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但是，时人对于桓温后期的北伐活动颇有微辞，认为北征行动不过于桓温意欲专掌兵权的藉口而已，劳民伤财，北征已经完全变味了。

促成频繁北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动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当时北伐的阻力之大，也是远远出乎后世人们所意料的。军事上的困难无疑是北征的最大阻力，实力孱弱的东晋尚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能力。古代“书圣”王羲之也是琅邪临沂王氏家族的一员。据称其父王旷最早倡议司马睿渡江自立。王羲之少有美誉，但是自知无廊庙之能，不堪官司驱使，多次推辞朝廷招辟，仅求拜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中下层职位。殷浩对王羲之颇为器重，但当殷浩坚持北征之时，王羲之却断然加以反对，他在规劝的书信中指出了当时北征给东晋国内带来的严重影响：

……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书圣王羲之像

更无法否认的是，在艰苦的南渡之后，众多曾经历经磨难的世家大族人士很快适应了南方的生活，延续着名士无为清谈之风，已逐渐迷醉于江南美好景致与愜意生活之中。于是，他们借口“五胡乱华”，中原残破，公开反对收复北方失地的北伐行动。如太原晋阳孙统、孙绰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孙绰等人在徙居江南后，热衷于游山玩水，“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依然保持着翛然物外的名士风度。当大司马桓温借口北方大乱，有意迁都洛阳时，孙绰上疏表示反对，十分直白地道出了不少世族人士的心声，他说：

……然（永嘉丧乱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即司马睿）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

上述这段话，可以说是当时世族人士对永嘉丧乱与永嘉南渡历史的一个总结性的认识，可见，在孙绰等人看来，“永嘉南渡”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东晋之所以能够幸存，实在是仰赖万里长江之阻隔南北。在南迁人士的心目中，曾经辉煌夺目的中夏胜地，已在丧乱中永久地化为荒芜之地了，而南迁的人们已经将南方落脚之地视作自己新的安身立命的所在了，北来移民已数代同堂，对江南同样有了“安土重迁”的依恋。举目四野，无数死去的移民的坟茔遍布田陇，永远安息在江南了……而放弃这一切又试图北迁，不过是徒然增添新的苦痛而已，实非寻常人情之所愿。孙绰还极力表述了南下的普通百姓对北伐及北迁的恐惧：

……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踰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顿仆道途，飘溺江川……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

在江南定居数代的人们同样开始留恋南国了，在这种状况下，北迁就变得与当年的南渡一样凄楚可怕了。看来，正如常言所云：“时势比人强”，既然大部分南渡人士已安居南国，并无重返故园之心，桓温等人的北伐行动及北迁的愿望就是强人所难了，难怪没有成功之希望了。

最惨烈的灾难也有暂时停歇的时候，在尸骨遍野，血色横溢的荒原上，太阳还会再次冉冉升起，同样光彩夺目。问题是：我们这个不绝如缕的苦难民族在如此的大灾难中究竟学到了什么教训，又得到了怎样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