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历史——以“大一统”的名义



秦汉时代，是中国统一王朝政治模式奠定与形成深厚基础的时期。而对于中国统一王朝的形成与稳定，以华夏（汉）族为核心的大移民运动可谓功莫大焉。强大的武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展大片的疆土，而守护广阔的疆域，则需要长久定居的人群。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对于疆域建设而言，武力拓展与移民运动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伴随着疆域拓展的同时，秦汉时代的大移民的脚步是有力而坚定的。同时，为了王朝政治稳定的需要，调整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乎，从关东向关中，从中原向岭南，早期移民往往与新的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建置如影随形，没有移民的到来，新的政区与文化区域的形成无异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诚然，秦汉时期的移民运动，就其结果而言，在局部地区是很不稳定的，一些移民的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然而，这是先驱者们的伟大创举，是一个伟大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艰辛道路。

从关东到关中：秦汉时期向关中地区的大移民

游人五陵去，宝剑直千金。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

从战国时代至秦汉初期，崤山与函谷关，在天下政治地理格局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分区标志。以此为界，当时的天下被分为“关东”与“关中”，或“山东”与“山西”两大地域分野。“关中”与“关东”两大地域集团的对抗是当时政治与人口地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先秦时代的最后决战，就是关中的秦国与关东六国（包括南方的楚国）之间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是关东六国的屈辱失败，秦国统一天下。

函谷关、潼关示意图

关中地区是秦国的根基之地，也是西汉王朝首都长安所在地，这样，关中作为当时天下的政治中心与重心的地位巍然而不可撼动。关于“关中”地区险要的位置，当时的文人墨客多有溢美之词。如西汉名臣张良曾竭力劝说刘邦定都长安，最重要的理由便是长安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

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但是，金城千里，无人即为空城。任何区域的繁荣与权重，离开起码的人口基数不过是虚妄之谈。关东地区是秦国的对手——“山东五国”的大本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这一大片地区成为秦国控御全国局势的“重中之重”。比较而言，关东地区地域广袤，经济发达，人口繁庶，而关中则土地狭隘，人口相对不足，因此，为了维持以“关中”执天下牛耳之势，保持政治力量之均衡，必须采取有效手段维持“关中”的优势地位，秦汉时代统治者为此采取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便是大移民。

秦始皇像

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官府先后进行两次大规模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若以每户5口计，这次移民人数就达60万人。

第二次大移民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第二次大移民总数有8万家之多，至少有40万人左右。

两次大规模移民总数就将近100万人。大移民的迁入地集中于关中的核心区——秦国首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咸阳地区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遗憾的是，秦王朝国祚极短，二世而亡，在秦末农民战争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之下，秦朝实施的大规模的移民关中的成果最后几乎被破坏殆尽，因为至西汉初年，在多年兵燹之余，劫后余生的关中地区竟然呈现出一片民物凋零的荒残局面。

为了彻底改变关中的凋敝状况，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接受臣下的意见，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关东各地六国大族后裔向关中迁移。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用极其简约的文笔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说明：“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

公元前198年（高帝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其实，西汉初年“实关中”的大移民远远不止上述五姓，还有燕、赵、韩、魏诸王族之后及豪杰名家。移民总数估计在10万余口。

咸阳古迹图

根据班固的解释，如果说西汉初年的大移民着眼于改变关中地区人口过于稀少的状况，那么，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移自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移民行动，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建立皇帝陵县的需要。

我们看到，建立陵县成为西汉安置关东移民的主要方式。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封建帝王在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梦想在死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找到同样的安逸与富足，因此，每一位帝王在即位之后，往往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除了将大批奇珍异宝放入陵墓外，还担心陵墓之外寂寞冷清，就将大批人口迁来“陪王伴驾”，并置立特别行政区，即陵县。这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残酷所在吧。刘邦的父亲死后，汉朝官府就在其葬地栎阳城内设万年县，是为陵县设置的开始。《元和郡县志》曾总结道：“初，汉徙关东豪族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千户，皆属太常，不隶于郡。”看来，陵县地区属于典型的“特别行政区”。

西汉一代建立的重要陵县型的移民区域有：

1.高帝长陵，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始建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所迁关东豪强之家大部分被安置于长陵，长陵也由此成为最早驰名天下的陵县。著名的丞相车千秋、太尉田蚡等都是长陵人。

2.惠帝安陵，距离长陵十里。据《关中记》记载：当时，“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因其）善为啁（音周，鸟鸣声）戏，故俗称女啁邑也。”也就是说，惠帝安葬的安陵是以倡优乐户众多而为天下人所关注。名臣袁盎、冯唐等人都是安陵人。《史记·袁盎列传》载称：“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

3.文帝霸陵，在今西安市东北，始建于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与其他诸陵相比，该陵修筑规模较小，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徙民置县。西汉有名的游侠之士杜君敖便是霸陵人。如《汉书·游侠传》载称：“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皆有谦退之风。”

西汉向关中地区迁徙示意图

4.景帝阳陵，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始建于景帝五年（152年），当时特别“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著名医师郎中令周文因受景帝宠幸，被特许“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

5.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在西汉诸帝中，汉武帝声名显赫，功绩卓著，在位期间，汉王朝国势趋于极盛。不过，这位皇帝在陵墓修建上也用心良苦，三番五次下诏徙郡国吏民于茂陵，故而，无论陵墓规模还是迁民人数，都在其他陵墓之上。《汉书·地理志》载称：“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一县之地拥有27万人口，这在两汉时期应该是相当惊人的了。著名游侠原涉就是茂陵人。《汉书·游侠传》载：“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杰自阳翟徙茂陵。”

6.昭帝平陵，在今咸阳市西北。《汉书·宣帝纪》载云：“本始元年（公元前73）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这也就是说，只有身家财产在百万以上的吏民之家，才有资料徙往平陵。著名学者博士云敞、李寻、张山拊等均为平陵人。

7.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杜陵初建时，宣帝也曾专门下诏特别强调迁者必须为“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即高官与豪富之家，并不是普通平民。《汉书·苏建传》载：“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平陵侯。”著名大臣张汤、朱博、陈遵等也为杜陵人。

上述陵墓中，以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渭河之北，也最为有名，合称“五陵”。西汉诸帝向陵县徙民时，常附加一些条件，大都为高官、豪富、游侠之民，大量显宦富豪云集一地，立即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故“五陵”成为当时京师长安中发达富庶的区域，甚至成为长安城的代称。

东汉大史学家、《汉书》的著者班固曾作《西京赋》，是公认的描述长安盛况的名篇，我们可以看到西安长安的繁荣以及大批移民的功劳：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

现代西方地理学家马克·杰斐逊提出了“首位城市规律”：“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往往过分庞大，特别体现出国家的能力与感情。”以此来形容西汉长安的建造历史，实在是恰如其分的。那么，西汉究竟有多少移民迁民关中呢？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曾总结道：“西汉一代从关东迁入关中人口累计近三十万人，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已有约122万，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

然而，关中地区的人口承载量归根到底是有限的，特别是大批官僚、富商等消费性人口的到来，对于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反而会增加沉重的负担。长期“强干弱枝”的结果，只能使关中地区人口恶性膨胀，而将关东人口强制迁移，也给大批移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时至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发出的一道诏书终于为西汉移民建陵之举划上了句号，元帝在诏令中指出：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当我们仔细品读这份诏书，不禁会发出一声浩叹：中国传统思想崇尚孝道，特重祖传坟茔之地，迁离家园，必然遗弃祖坟与祖产，这种痛苦是其他人所难以体会的。在强制移民关中运动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后，汉朝皇帝才假惺惺地表示体谅天下黎民的痛楚，权臣阿谀之可恶，专断帝王之虚伪，真是令人义愤填膺！

然而，移民关中，宏观而言，既可视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东西制衡”的表现，也可视为历史时期最早的开发西部地区之尝试。

秦与西汉向西部的迁徙行动，虽然为长安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就全国而言，这种迁移的缺陷与弊病也是相当突出的。首先，班固等人将大移民的目的比喻为“强干弱枝”，即将关中形容为“树干”，关东形容为“树枝”。就人口与地域面积比例而言，这种比拟是极不恰当的。由于关中地域面积有限，对于其他广袤区域的影响终究是有限的，无法长久的。过分注意长安的经营，必然以削弱与漠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其次，西汉向关中地区大移民以汉族为主，也可视作民族人口分布的重大调整。从先秦时代开始，西部地区是非华夏族（“戎狄”）的天下，尽管西周、秦朝与西汉都定都于长安，但是，西部地区汉族人口稀少的局面似乎很难在短时间里加以改变。西汉向关中地区的大迁移，规模庞大，但是，过分集中于关中一地，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民族构成并没有太大作用。在这种不均衡的状况下，一旦长安地区发生动乱，汉族居民大量外迁，西部可以很快变为非华夏族为主的地区。而这种状况在西汉末年不幸变为了现实，连年的战乱使关中地区面目全非，残破不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因此定都洛阳。这恐怕也与西汉大移民所存在的缺陷有一定的关联。

南越王国里的“中原人”：秦汉时期向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大移民

北鸟飞不到，北人今去游。

天涯浮瘴水，岭外问潘州。

草木春冬茂，猿猱日夜愁。

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唐]李频《送孙明秀才往潘州访韦卿》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东坡）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喜爱。但是，在早期中原人眼中，岭南却是一个草莽榛榛、瘴疠笼罩的蛮荒之地。

就民族地理构成而言，从先秦到秦汉前期，岭南之地是古代越（粤）人的天下。因其种类众多，故被称为“百越”。如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注》一文中引述臣瓒之言曰：

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会稽（今浙江绍兴）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据此可知，在秦汉时期，从江浙以南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的广袤地区，广泛分布着不同族种类的越民。就地理差异而言，南岭（又称为五岭，即由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五岭组成）一线也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不仅是华中与华南的分界线，也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还是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分界线。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中原地区差异悬殊。后来，汉朝淮南王刘安曾经为了阻止汉武帝征伐闽越国，上书极言南方地区的险恶环境：

……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战，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

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刘安所言，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有关岭南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知识，并非完全的夸大不实之词。越民与中原地区在文化风俗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自先秦以来，始终没有划入中原政权的统治范围。当时中原人所熟知的最大的两个越族王国——吴国与越国之间长期争战不休。中原政权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长期没有染指百越地区，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原华夏族来说，越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中原人进入之后，常常或因水土不服，或因疾疠险阻，而遭受到重大伤亡，以致让后来有心南下的人们萌生畏惧情绪，裹足不前。

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完全阻挡中原移民的脚步。秦朝统一六国后，积极向楚国以南地区拓展，在征服当地主要民族“杨越（或作扬粤，‘粤’与‘越’相通）”后，先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南海（治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岭南三郡的设置，是秦朝疆域与政区建设的重要成就。为了有效维护疆域建设的成果，秦朝在南方建置政区的同时，实施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向南方地区移民的主体为所谓“谪徙民”，即因各种原因被贬斥流放的人们。这些“谪徙民”应该是南越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我们看到，这些中原移民为南越王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越王国正是在秦朝岭南三郡（桂林、南海、象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曾经担任秦朝南海郡尉的任嚣富有远见，认为“南海僻远”，在中原丧乱的状况下，当地形势足以割据自守，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后来，当陈胜、吴广等人揭竿而起，秦朝统治陷入土崩瓦解之时，任嚣不幸一病不起，在他临终之时，他极力劝说时任龙川令的赵佗闭关自立，他分析说：

……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秦朝中原人民南迁示意图

任嚣在分析南越建国基础时，着重强调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自然环境，如重山环绕，道路险峻，幅员广阔，易守难攻；二是民族构成，如“颇有中国人相辅”等等，可以证明，时至秦朝末年，在当地人口中，汉族移民（即所谓“谪徙民”）的数量已相当可观，足以成为建立割据政权的坚实基础。赵佗本人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原移民。他的原籍就是秦朝真定郡（治今河北正定县南）人。赵佗没有辜负任任嚣的期望，在兼并桂林、象郡后，合三郡为一体，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国。汉朝建立之初，无力南讨，派遣使者封立赵佗为南越王。至西汉吕太后执政期间，南越国与汉朝交恶，赵佗公然独立，自号为“南越武帝”，役属周边小国，疆域面积膨胀，“东西万余里，廼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孝文帝即位后，注重以故土之情来感化赵佗，重修赵佗父母的坟茔地，并专门设置守邑，“岁时奉祀，”而且以高官、厚礼赏赐赵佗的亲属。这一切安抚行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赵佗主动提出去除帝号，他在回复汉朝皇帝的书信中还深切表达了他的中原情愫：“……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后来，当赵兴即位南赵王时，太后摎氏为来自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的中原移民，她坚决主张归依汉朝，与土著派官僚吕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吕嘉最终起兵反叛，攻杀南越王赵兴与太后。汉武帝为此派遣大军南征，顺利占领南越国首府番禺，南越王国最终归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南越王国的疆域内开设九郡，这九郡分别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

后来，大批南下岭南任职的中原地区官员为岭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中原人锡光在西汉平帝在位时期任交阯太守。他“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任）延。”任延则于东汉建武年间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同时传授儒家礼义之道，影响深广，故而，“领（同岭）南华风，始于二守（即锡光、任延）焉。”也就是说，两位太守被公认为在岭南地区传播华夏文化的先驱者。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而岭南地区相对安定，于是，交州成为中原人士争趋的避难地。此外，时任交阯太守的士燮礼贤下士，更成为吸引汉族士大夫前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士燮本人就出身于一个移民家族。他的祖先原为鲁国汶阳（治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人，在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避难交州，从此定居下来。董卓之乱后，交州地区也陷入淆乱之中。士燮兄弟数人分别为交阯、合浦、九真、南海诸郡太守，独揽大权，威震岭外，重新上演了西汉初期赵佗割据岭南的故事，当时的交州又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严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道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即赵佗）不足逾也。”

学者出身的士燮爱护儒士，勤于著述，引来大批中国士大夫前来投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当时避难居住于当地的名士不乏其人。如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後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義，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又如薛综“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两位共同师事的名士刘熙为汉末著名学者，同样是为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为岭南地区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明人欧大任所著《百越先贤志》卷三较全面地总结了他的事迹：“刘熙，字成国，交州（即治番禺）人，先北海（郡，治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乃即名物以释义，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释名》二十七篇，自为之序。又著《谥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刘熙所著《释名》，是中国古代训诂学名著，为历代学者所推重。

关于中原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与岭南文化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曾身为中原移民的薛综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

关于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南朝史学家范哗在《后汉书·南蛮列传》也称：“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知礼化。”显然，这两篇文献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封建士大夫经常用“人兽之别”来区分处于不同阶段的文明外在文化面貌，显然是极端荒谬的。薛综所论，将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开设九郡，作为岭南文化发展的划时代事件，固无不可。但就实际移民过程而言，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的移民并不肇始于九郡之设。

可以肯定，从秦朝开辟岭南以来，岭南地区的风貌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居功甚伟。另外，从民族地理分布而言，秦朝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向南岭地区的移民，实现了汉族人口南向扩展的突破性的进展，对于改变当地民族构成起到了重大影响。而就前先后顺序而言，移民为因，文化为果。移民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移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岭南发展中找到了坚强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