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历史——移民造就“第一州”



继五代（十国）大分裂与大纷争之后，北宋王朝的政治建设成就也是不容低估的，不仅“杯酒释兵权”彻底结束了唐朝中后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而且，大力提倡“文治”，秦汉以来华夏（汉）族所分布的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发展。

然而，北宋末年，由北方女真人南侵所造成的“靖康之乱”，不但颠覆了北宋王朝，而且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汉民南迁运动，南宋王朝正是诞生在这场大规模南迁之中。这场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南迁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兵临城下的大逃亡：“靖康南渡”与北方汉人的南迁浪潮

忆昔靖康乱，谋国何草草？

堂堂宋诸良，唯唯遵和好。

甘心拜仇敌，所以至绝岛……

——[明]郑善夫《故太傅于公谦》诗

古今研究者都喜欢将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相比较。细心的研究者发现两者之间很大的不同。因为在“靖康之乱”之前，北宋王朝并没出现象晋惠帝那样愚弱无力的皇帝，没有陷入像“八王之乱”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更没有全国陷入百年难遇的灾荒困境。

但是，“永嘉丧乱”与“靖康之乱”在诸多方面还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次罕见的大动乱，都分别将一个汉族王朝腰斩为两截，前者终结了西晋王朝的历史，后者则宣告了北宋王朝的覆灭；其次，两次大动乱都引发了所谓“南渡”，即王朝皇室与国都的南迁。前者促成了东晋王朝在金陵的建立，后者造就了南宋王朝在杭州的诞生。其三，古代的学者通常将“靖康之乱”的根源归咎于北宋末代皇帝徽宗赵佶（音吉）的骄奢淫逸、昏庸无道与大批奸臣当道误国。当时，北宋朝廷的混乱局面与西晋末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如当时朝臣抨击权宦蔡京等人误国的罪行时指出：

（蔡京、童贯等人）倡导边隙，挑发兵端，连起大狱，报复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满野，白骨如山，人心携离，上下觧体。于是敌人乘间，鼓行而南，如入无人之境矣。

看来，北宋末年的情况也印证了这样的道理：“堡垒的瓦解往往先是从内部开始的。”现代研究者则更多地考虑到北宋军政体制失当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也许，逐步走向衰亡，是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逃亡的宿命，崇尚“文治”的北宋似乎更早更快地印证了这一点。“靖康之乱”的直接原因是女真人的武装入侵。对于女真人的迅速崛起，汉族人士表现出极大的惊恐：

自古戎狄之兴，未有若女真之速，辽东、辽西已为奄有，前年（1120年）取上京，今年（1122年）取中京，遂破云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脑涂地，腥闻于天！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大军在攻灭辽国后，很快向北宋重镇太原、燕山等地发起进攻。宋朝君臣长期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军队毫无斗志，临阵辄溃不成军，众多城池接连失陷。以山西为例，宋朝军队在晋中一带惨败后，当地士民大为恐慌。“于是汾州、威胜、隆德、晋、绛、泽州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钜万计，诸州县井邑皆空。”当年十一月，当金朝进攻泽、潞地区（今晋东南）时，官吏首先弃城逃窜，“于是士庶携老提幼，适汝、颍、襄、邓者逃避者莫知其数。”山西籍僧人宗印曾撰诗描述当时大逃难的情形，其中有句云：

七十老僧西复东，乡关在望念飘篷。

大辽半岁九分尽，全晋一年千里空……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朝军队再次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宋朝各地守军闻风丧胆，纷纷弃城南逃。当时拥有重兵驻守黎阳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宦官梁方平，与驻守滑州的宋将何灌相继弃城而逃，这拉开了靖康大溃败的序幕。宋人陈均所著《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较为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宋军奔溃的情形：

内侍梁方平领兵在河北岸，敌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面守桥者望见金人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人，金因不得济，方平既溃，何瓘（灌）军亦望风奔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

北宋疆域示意图

对于梁方平、何灌二人的畏敌奔溃，受到了宋朝不少朝臣的强烈谴责：“金人入犯，长驱而南，有大河之险，以为守御，梁方平、何灌各将兵数万，不为夹河固守之计，无故退师，使敌驰骑，直抵城阙。”宋朝军队的一溃千里，甚至遭到了金朝军士们的嘲笑：

（梁）方平帅禁旅屯于黎阳河北岸，金将达呼布奄至，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断桥缆，金兵未得济。既而方平师溃，奔还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帅兵二万退保滑州，闻方平溃，亦弃师归。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敢拒。己巳，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絶，步兵犹未渡也。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庚午，金师取滑州。

很显然，金朝军队是在无人防守的状况下，轻松地渡过了黄河，十分顺利地进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养兵千日”的结果竟换来如此的将领、如此的兵士，大宋王朝必定是在劫难逃。时至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宋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发生了，金军攻陷首都开封，徽、钦二帝被俘。据《靖康遗史》记载，金朝将领大摆宴席，欢庆胜利，开封城内的倡优们在弹唱词中也表达了对宋朝军队畏敌溃逃行径的齿冷：

七将渡河，溃百万之禁旅；

八人登垒，摧千仞之坚城。

宋南渡疆域示意图

将士如此，朝臣也是一样。“靖康之乱”后的南迁运动，首先是由大批官员的逃亡为前奏，这也是“靖康南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后据当时朝臣检举，大臣蔡京、蔡攸、何等人很早就将家眷偷运出京，作好了向东南地区逃避的准备，未战先逃，这种恶劣行径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恶劣的：

窃见往者，初报金人入境，（何） 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 与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其后，公卿士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实自 首为此计，以误之也。迹其罪状，诚不可贷。

在官僚家族“十室九空”的状况下，拱卫京都便成了昏庸的赵氏皇族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了。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并有意重整旗鼓，但大多数宋朝官员已被女真人凶狠的屠戮吓破了胆，人心涣散，不顾朝廷大计与百姓安危，争先恐后地举家南迁，显示出可鄙又可怜的嘴脸。

（值此危难之秋）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沿流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奏牍；甚者至假托亲疾，不候告下，挈家而远遁。

宋朝史著《中兴大事记》的作者也对北宋朝臣或不战而降，或临阵脱逃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祖宗百年廉耻礼义之化，其所以涵养士大夫者，至深远矣！然以熙宁以来，群小相师，灭理穷欲，六十年，士大夫沈酣之余，心志溃烂，不可收拾，宜其祸变危迫，而皆不知以为忧；败衂迎降，而皆不知以为耻；弃君叛父，奉敌称臣，而皆不知以为辱也。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也丧失了固守中州的信心，先迁住扬州。在金朝军队南下的威胁下，又一路奔逃，先渡过长江，再渡过钱塘江，直到遁至海上。金朝军队乘胜追击，战火燃遍大江两岸，在建康（今南京市）、平江（今苏州市）等地上演屠城惨剧，最后甚至烧毁杭州城。由此，宋朝的大半壁江山惨遭涂炭。北方百姓惨遭屠戮，人心惊骇。因此，“靖康之乱”犹如平地卷起的狂飙，无情地将北部中国毫无准备的汉族士民卷入南逃的大潮。

“靖康南渡”中北方人民南迁示意图

贼（指女真军队）之来，虽少有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人好者掠去，老妇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

高宗赵构曾在《罪己诏》中沉痛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敌师深入，直抵淮甸，仓卒之间，匹马南渡，至使衣冠陷没，井邑邱墟，老稚啼号，遗骸枕藉……”经过反复斟酌，赵构等人最终将行在所（即临时首都）定于临安（今杭州市），很快这一地区成为移民辐凑之地。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是南宋初年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迁入地。“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于道路。”民众南迁浪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宋史·食货志》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

我们不难发现，就迁入地域而言，与以往大迁徙相比，靖康南渡时期移民的迁入地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南宋人庄绰所著《鸡肋编》也记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等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也就是说，在当时，今天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区都有大批来自北方的移民入居。

据研究者分析，经过大规模南迁之后，北方地区的户口数量大为减少，前后对比，估计减少了300百万户，按每户5口计算，则北方地区锐减了至少1500万人，即使计其半数作为南迁移民的话，在“靖康之乱”后的迁徙运动中，应有七、八百万人进入了南方各地。就迁徙路线而言，“靖康之乱”后汉民南迁主要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三条主要路线。东线主要是指连接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大运河。在北宋时期，这条大运河已是首都开封地区与东南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靖康之乱”爆发后，大运河一线竟成为南渡最重要的走廊地带。包括北宋皇室及大批朝臣在内的移民均沿大运河一线南迁。北方移民进入今天的湖北及湖南地区，则主要选择中线。而移民避难进入西南地区，由往往要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地区，这也就是西线。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除东南沿海地区外，素以瘴湿著称的岭南地区在靖康南渡中也成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重要避难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载云：“时中原士大夫避乱者，多在岭南。”岭南长期以来为“百越”民族所据，以盛行瘴疠及遍布毒草而被中原人视为畏途。而为了躲避战乱与屠戮，魂飞胆散的中原士大夫不假思索地闯入了南方的瘴疠之地，故时至明代，广东人发现当地遗存不少宋朝人的坟墓，而找不到唐朝人的坟墓，这正是南宋大量北方移民入居岭南地区而产生的结果。

“销金窟”与“北国之思”：移民与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

听彻哀吟独倚楼，

碧天无际思悠悠。

谁知尽是中原恨，

吹到东南第一州。

——[元]梁栋《登镇海楼闻角声赋》

北宋一代才子柳永有一首《望海潮》词，历来被誉为刻画钱塘（今杭州市）风景的上佳之作。该词的首句便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如果稍许了觧一下江南发展史，便可明白柳永在这首词中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说“钱塘自古繁华”，实在是言过其实。且不说先秦时期江浙一带为“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民所占，就是至六朝时期，钱塘还远不能与建邺、江陵等南方著名都城相媲美。

钱塘城市驰名海内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五代十国时期钱镠等人的苦心经营。在唐末五代的激烈动荡之后，金陵（今南京）等江南大都会遭受严重破坏，平稳发展的杭州遂成为“东南第一州”。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这一变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说明：“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乃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宋仁宗就有这样的诗句：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剖符宣政化，持槖辍才流。

暂出论思列，遥分宵旰忧。

循良勤抚俗，来暮听欢讴。

靖康南渡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文化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指出：“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作为行在所（临时首都）的临安更是人才济济之区，“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衣冠人物而外，大批北方普通士民又避难入居杭州。南宋朝廷为安置这些中下层士民，特地在江河码头等交通要地设立接待处，当时临安城内外这类接待处多达二十余个。又因为接待处多设于佛寺之中，当时人因此称为接待寺。临安最大的接待寺是今湖墅夹城巷附近的妙行寺。该寺地处运河码头，外来士民投奔者最多。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三指出：

……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称：“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南渡初期杭州城内移民构成的特征。就迁入杭州的外来移民而言，人数最多又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来自故都（即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人。高宗南逃之初，杭州城屡遭破坏，人口凋零，十存二三。可以说，南宋杭州城是在外来移民的推动下复兴的，而大批汴梁移民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杭州城城市文化风貌的特征。

汴梁城市生活的靡烂奢华，是相当出名的。对此，赵氏皇族的奢侈行为难辞其咎。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行动最为臭名昭著，害得无数平民倾家荡产，天下怨声载道。在皇族成员的引导下，贵族官僚骄奢淫逸，挥霍成风。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曾在《论财利疏》中对此提出强烈批评：“……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厌常而好新，月异而岁殊。”

定都临安后，以赵构、秦桧为首的南宋君臣无复北还之思，醉心于西湖畔迷人的山水之中，大肆修建宫室、园林、豪宅，豪华奢侈程度比之汴梁，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学者通过细致考察后指出：“西湖绿水黛水之间，‘一色楼台三十里’,御园、王府，大小园囿不知其数；城内南北十余里，贵宅、宦居、幽园、雅舍亦不下百余处。南宋临安园林，数量之多甲于天下，而奢侈之风，亦不亚于汴京。”据《梦梁录》、《都城纪胜》诸书的记载，南宋杭州城中数饮食业与娱乐业中“汴梁遗风”最为显著。如《都城纪胜》称：“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又“南食店谓之南食，川饭分茶。盖因京师开此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则其名误矣。”仔细琢磨，杭州城内“南食店”的出现，也不完全是“照搬照抄”导致的错误。如果杭州城内遍布汴梁人开设的北方风味的饭馆，自然有必要标明专供南方口味食物的“南食店”。《梦梁录》卷一六也云：“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又“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南宋西湖景图之一

应该指出：杭州城内的“汴梁遗风”的炽烈，不仅在于大批汴梁移民的到来，还在于人们的刻意营造。不仅饭馆如此，当时杭州城内各式商店都竭力“效学汴京气象”（即模仿汴梁城的特色），理由很简单，当时杭州城内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大都来自汴梁，饭馆的汴梁风貌这些移民有如“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自然会频繁光顾，生意红火。再加上高宗赵构及后宫人员，经常传唤街上货贩，因而，所有商家不敢苟且行事，特别讲究商品质量。否则，生意成败事小，冲犯“天颜”就会大祸临头。《鸡肋编》卷中还提到：为了让皇室舒适地度过南方炎热的夏天，杭州城内特地引进北方窖藏技术，以提供消暑的冰块，“皆如京师（即汴梁）之法。”

杭州城中最抢眼喧闹的娱乐场所是“瓦舍”，同样是北方移民从汴梁城移入的。“瓦舍”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定，但在汴梁城中非常盛行，灯红酒绿，妓女成群，既是文人墨客放浪形骸之处，也是富家子弟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南渡之初，杭州城驻守大批北方籍军士，思乡情切，又百无聊赖。为避免这些军士无事生非，扰乱社会治安，在一些将领的主持下，杭州城内外创立多处瓦舍，招集妓乐，成为军卒们闲暇娱乐的场所。后来，瓦舍生意红火，数量急剧增加，富家子弟成为频繁光顾的主客，挥金似土，逸乐无度。如《梦梁录》卷一九《瓦舍》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

其实，当时杭州城内，荡游挥霍的远不止于“贵家子弟郎君”。古语云：“心安即为家”。在上层统治者苟且偷安，屈辱求和的思想引导下，除少数稍有良知的人士外，大多数王公贵族、达官显宦早已不再有“收复神州”的念头，更把被掳北迁的徽、钦二帝抛在了脑后，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在醉生梦死中消磨光阴。南宋词家文及翁《贺新凉（郎）》一词曾无奈而辛酸地吟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南宋学者周密也在《武林旧事·西湖游幸》中讲到：当时杭州城内“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騃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縻（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因此，杭州城内就出现了这样耳熟能详的讽刺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与那些醉心于江南美景与声色享受的权贵们有霄壤之别，一批有良知重感情的文人士大夫却为思乡之苦所煎熬。他们把最深切的感情都倾注到了诗词创作之中，从而将这一体裁的艺术成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两座登峰造极的伟大丰碑。就宋词而言，南宋在词曲创作上的整体成就，要超过北宋。现代学者胡云翼先生指出：

词至南宋发展到了高峰。向来人们都认为宋朝是词的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如果把这话说确切一点，这光荣称号应归之于南宋前期。这时期爱国主义词作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复杂的民族矛盾，放射出无限的光芒。清初朱彝尊在《词综·发凡》里曾经把南宋词提得很高，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

“靖康南渡”是北宋与南宋的分界点，这场大规模南迁运动，也是一场震撼力巨大的社会剧变，它影响到当时的绝大部分汉族人士，包括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南渡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南渡之后，以赵构、秦桧为首的南宋执政者被女真人的攻势吓破了胆，完全不理被掳的徽、钦二帝，满足于东南一隅的偏安。面对被女真人侵夺的故国河山，无数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士满腔悲愤，扼腕叹息，用诗词来渲泄积郁心中的亡国之痛、思乡之情。“靖康南渡”对宋词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就外在表现而言，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知名词人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创作风格，创作了一批直接反映家国之痛的佳作；二是一些词人抱着昂扬的爱国热忱，主张收复失地，指斥苟且偷安，形成了直面现实的豪放派词人群体。

宋本“华夷一统图”

李清照正是体现前一种影响的著名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原本生长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官僚家庭。后嫁与著名学者赵明诚，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在披览文卷、品尝香茶、赋诗填词的雅趣中消磨时光。然而，“靖康丧乱”犹如平地升起的狂飙，将词人抛入匆匆南奔的人流，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轨迹。痛失家国的屈辱与无奈，让这位才女写下了如此沉雄无比的诗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难。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后来丈夫赵明诚也不幸因病去世，孤苦伶仃的女词人在无尽的苦痛中受尽了煎熬，无尽的心酸化为催人泪下的词章：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朱敦儒在词坛地位虽不及李清照，却在描述亡国之痛的创作中独树一帜，留下了不少精彩的好作品。据载，朱敦儒是河南洛阳人，崇尚遁世离俗的神仙生活，词风一贯洒脱飘逸。但在“靖康南渡”后，他流落南方各地，对远离故国之痛楚感触很深，他在词作中表达出满怀悲愤与哀伤。如《采桑子》（彭浪矶）云：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相映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又《临江仙》云：

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天涯海角信音稀。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

月解团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又《沙塞子》云：

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

九日江亭闲望，蛮树远，瘴烟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

当然，在婉约派词人极力渲泄家国之痛的同时，更有一些豪放之士积极主张恢复中原，他们用手中的笔抒发出激昂的斗志与热情，从而大大扩展了词曲艺术的表现手法与内容，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南宋词坛豪放派领袖辛弃疾、张孝祥、陈亮等人。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多少离愁别恨，字里行间只有对收复故国的炽热渴望、对投降思想的无情抨击、以及对生不逢时的强烈愤慨。如一代词曲巨匠辛弃疾为山东济南人，曾参加抗金义军，失败后南下。他文学造诣极深，词风凝重苍凉，大气磅礴。很多作品脍炙人口，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又有收复故国的雄心，更有壮志难酬的悲怆。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又如《贺新郎》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破阵子》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的好友陈亮虽为浙江人，但思想认识及词风与辛弃疾极为相似，他的一首《水调歌头》堪称是豪放派词人的思想宣言：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流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除了南宋时代主战派的激烈陈请与抗争外，历来有不少研究者与评论家对于南宋王朝屈辱偏安的情状也颇有微词。然而，苟且偷安也好，保存实力也罢，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狭义的“江南”主要指今天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飞速发展，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梦粱录》卷一八又载云：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人居，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髙木秀背，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正是在这种飞速发展的状况下，南宋时期开始流行这样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上苏（州）、杭（州）。”也就是说，地处江南的苏州、杭州两地，已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向往的富庶繁盛的都会。江南一带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夏九州之内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先进的区域。又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这种论断虽然不免有所偏颇，但是，南宋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则是无法否认的。而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飞速的进步与发展，与广大北方移民的参与及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