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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士农咸乐业 ——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历史大观园 历史图解 2020-07-14 17:42:58 0


1367年,朱元璋在基本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后,以“恢复中华”、“救济斯民”为号召,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统兵25万北伐。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建国号为明,建都南京,是为洪武元年(1368年)。同年八月,北伐军进入元大都,元朝统治被推翻。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建文元年(1399年),受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经过四年的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即皇帝位,是为永乐帝。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于是明朝有北京(京师,顺天府)、南京(应天府)两京。自宣德三年(1428年)以后,全国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明朝的统治者一方面推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也鼓励农业的开发,改革税制,尤其是手工业的兴起,使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因此,从政府层面来说,明朝的驿站交通在继承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民间层面来说,商业道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许多路线见之于史籍的记载。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观念的改变,官员和文人的旅游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游山玩水之中,人们对中华大地的地理认识不断得到加深。

1.明朝的驿道与驿站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十分重视驿站建设,规定驿传由兵部下属的驾部负责,指示兵部大臣必须重视驿站建设:“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规定地处交通要道的驿站设马80匹、60匹、30匹,其余驿站设马20匹、10匹、5匹,同时备有相同数量的驴。元代驿站的日常工作由专门的站户承担,驿站所需的费用和差役,出自站户和附近的农牧民,使得赋役沉重。朱元璋出身农民,了解这些弊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驿路经过州县的负担。首先是规定驿站“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城(应天府)时,自说自话乘驿归来,破坏了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朱元璋大光其火:“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甚矣。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买马走递,不能给也。”此后,明确规定:“凡公、侯、驸马奉命出使,其仆从及诸藩府使人,无符验者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指令兵部在全国各地张榜公布这条规定。其次是减免驿路经过各县的田租。朱元璋认为马夫出资买马,还要早夜提供服务,比其他各种劳役都要辛苦,因而建议大臣们,是否可以按照驿路的繁忙程度,适当减免相关各县的田租。大臣们讨论后认为:“自京师会同馆至宿州,为驿十三,南至京师,西出秦晋,北抵燕蓟,其劳最甚,田租宜全免。自百善道至郑州,当陕西、山西二道,其劳为次,宜免三分之二。自荥阳至陕西、山西、北平,为驿一百二十一,其劳又次之,宜免三分之一。”从京师(应天府)至宿州驿路,因前往北方各省驿路均经过此地,而且当时军事重心也在北方,驿站的使用率特别高,百姓花费在购买驿马上的资金很多,差役繁重,所以被减免全部田租。

商贾士农咸乐业 ——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

全国最大的驿站是京师的会同馆。洪武初年,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年间,改设于北京。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会同馆定为南、北两馆。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1492年)改作,共有房屋376间。南会同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同样建于正统六年,弘治五年改作,共有房屋387间。北馆有馆夫300名,南馆有馆夫100名,专供做饭等服务性工作。

会同馆是国内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使臣赴京时的休憩之处。国内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使臣前来朝贡,由地方上的驿站护送到京,礼部派官迎接,下榻于会同馆。凡是辽东女真等部,西域吐鲁番、哈密等王以及回族首领,云南、贵州、湖广等省境内的土官、少数民族首领,均下榻在北馆。瓦剌、朝鲜、日本、安南等海外各国的使臣,照例安顿在南馆。第二天,使者或穿明朝赐给的朝服,或穿本国、本民族服装,前往奉先殿朝见皇帝。明朝政府还规定,前来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使臣,都必须到规定的市场进行交易,不容许在一般的街市上进行买卖,违者追究会同馆陪同人员的责任。会同馆配备有60名通事,负责做下列国家和少数民族的使者或头领进京时的翻译:女真7名,鞑靼(即蒙古)7名,回回7名,云南百夷(傣族等)6名,西番(即西藏)5名,朝鲜国5名,日本国4名,暹罗国(泰国)3名,占城国(越南中部)3名,安南(越南)2名,爪哇国2名,琉球国2名,畏兀尔2名,缅甸1名,真腊国(柬埔寨)1名,河西(唐古特)1名,苏门答腊国1名,满剌加国1名。两馆共备马171匹、驴173头,以为过往官吏和贡使等人提供马匹和交通工具。当马匹不够时,可临时从其他地方调拨。

各条驿路上的驿站,在宣德年间明朝版图最盛时,全国设有水陆驿站1357处,约60里至80里置一驿,驿道总里程约9万里,相当于今天的4万多公里。驿站分为马驿和水驿两种,统称“水马驿”,置于交通干线和通衢大道。驿站所备的驿马、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数量,按照该驿的繁忙程度决定,多条驿路共同经过的交通干线旁的驿马,分为80匹、60匹、30匹三种,只有一两条驿路经过或者省内支路旁的驿站,分别为20匹、10匹、5匹。马匹按其品种之优良,分为上、中、下三等,各悬挂小牌,写明等级,凭符牌应付。各站的人夫、经费定额,都是由马匹的多少决定。在福建、广西等地,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马匹不易存活,改为由人力递送。水驿预备的船只,也是要道所备较多,分别为20只、15只、10只不等,次道设有7只或5只。每船设水夫10名。如有军务,以多桨快船飞报。驿站备有铜铃,遇到紧急公文,将铜铃悬带在马上,飞骑传送。前方驿站听到铃声,随即准备。当驿马一到,便由这一站的驿夫带上公文,乘马飞驰。公文由此一站接一站地送到京师。

掌管驿站的中央机构,为兵部的车驾清吏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各省的管理机构为驿传道。各驿设驿丞,“明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禂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

商贾士农咸乐业 ——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南京至十三省边路图

朱元璋不但关心驿站的物质建设,还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抓了两件与驿站有关的事。一是给驿站改名。元代的站赤名称大多采用俚语俗称,朱元璋要求翰林院的儒臣给这些驿站改名,使站名的内涵丰富些,于是改扬州府驿为广陵驿,镇江府驿为京口驿,一次性改了232个类似的驿名。二是指示翰林院儒臣与兵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编了一本记载驿路的书——《寰宇通衢》。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这部书终于编纂而成,《太祖实录》专门记载了该书的内容提要:

修《寰宇通衢》书成。时,上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纪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其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陆行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马驿六十四,水陆兼行为里三千四十五,驿四十;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马驿四,为里三百六十;西极四川松潘,陆行为里五千五百六十,马驿九十二,水陆兼行为里八千三十,驿一百有四;又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马驿一百,水陆兼行为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驿一百一十三;南踰广东崖州,水陆兼行为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驿七十有八;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陆兼行为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驿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宁卫,为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马驿五十三,水陆兼行四千二百四十五,驿六十一;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里五千五十,马驿八十一,水陆兼行为里六千七百二十,驿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浙江水驿十三,为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马驿四十一,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驿十五,为里一千五百二十;广东水马驿四十五,为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驿三十一,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马驿二十二,为里千一百七十五;陕西水马驿五十一,为里四千一百,马驿四十二,为里二千四百三十;山东水马驿二十九,为里千九百一十五;马驿二十六,为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马驿五十,为里四千三十,马驿四十一,为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马驿四十七,为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马驿三十九,为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广水驿十八,为里一千七百三十;马驿二十六,为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广西水驿五十三,为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马驿六十四,为里四千二百六十五;云南水马驿九十六,为里七千二百,马驿八十三,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驿九十四,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马驿八十二,为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马驿七十,为里五千九百。时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驿不与焉。

其中的“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马驿四,为里三百六十”一句,《寰宇通衢》原文为“东北至开原,其路有二:马驿六十八驿,四千三百四十里;水马驿四十四驿,三千四百五里”,三万卫即开原,里程相同。

《寰宇通衢》所载直隶(此后的南直隶)驿路,多为明朝其他史籍所未载。以京城应天府为中心,至每个府、直隶州均有驿路:至镇江府有两条驿路,一路水驿二驿,二百一十里,一路马驿三驿,一百九十里;至常州府水驿五驿,四百一十里;至苏州府水驿七驿,五百九十里;至松江府水驿十驿,八百里;至扬州府水驿三驿,二百二十里;至淮安府水驿八驿,五百四十里;至凤阳府有两条驿路,一路水驿十四驿,一千三十五里,一路马驿九驿,二百七十里;至徐州也有两条驿路,一路水驿十七驿,一千一百里,一路马驿十五驿,七百五十里;至太平府有两条驿路,一路水驿二驿,一百五十里,一路马驿二驿,一百二十里;至和州亦为两条驿路,一路水驿三驿,二百四十里,一路马驿四驿,一百八十五里;至庐州府两条驿路为水驿五驿,五百一十里,马驿九驿,四百九十五里;至池州府水驿六驿,六百里;至安庆府水驿八驿,七百四十里;至宁国府水驿四驿,四百二十里;至徽州府水驿五驿,七百二十里,至广德州水驿五驿,六百里。

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京师(北京)因其首都地位,逐渐成为全国的道路交通中心,驿路通往南京和各省。南京则因政治地位下降,通往南直隶所属各府的驿路多被裁撤。

2.邮亭野店与商贾之行

明朝是我国手工业和商业极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如吴江县盛泽镇,是当时的丝织品集散中心,“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商人们走南闯北,成为当时社会交往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人群。明朝著名的商帮,北有晋商,南有徽商,影响稍小的有浙江的龙游商人、南直隶的洞庭商人。明人王士性对晋商发家致富的秘密有所揭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由此可见,合伙经营、诚信经商是商人的两条基本准则。

随着商业的兴盛,为商人服务的交通指南、经商指南一类的书籍也纷纷刊行,成为后人了解明朝商人经商路线的基本素材。明隆庆四年(1570年),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一名《一统路程图记》)就是一本商业交通指南,内容包括各条商路的方向路径、沿途驿站名称、山川险夷、行程风险、水旱码头以及食宿条件、物产行情、治安状况、行会组织、船轿价格等多个方面。卷一至卷四为两京至十三省水陆驿路以及长城内外边境地区的道路,这四卷的内容摘录自当时官方所出的驿路路程,并有所补充。如北京至河南布政司所在的开封府祥符县大梁驿的路程:

顺天府。四十里卢沟桥。三十里良乡县。六十里涿州。十五里楼桑村。三十里定兴县。十里白沟河。六十里安肃县。十五里渡曹河。三十五里保定府。四十五里陉阳驿。四十五里庆都县。六十里定州。五十里新乐县。九十里真定府。六十里栾城县。四十里赵州。五里洨河桥。六十里柏乡县。三十三里渡尹村河。廿八里内丘县。金堤村。四十五里顺德府。三十五里沙河县。三十二里渡洺河。廿七里吕翁祠。廿里邯郸县。廿里赵王城。廿里台城冈。三十里磁州。廿里讲武城。四十里彰德府。五十里汤阴县。六十里淇县。五十里卫辉府。西去陕西、四川。西南由郑州去云、贵。南廿里沙门。五十里延津县。廿五里齐益。四十里丁店。三十里至河南布政司开封府祥符县大梁驿。

由于《明会典》只记载了万历年间的驿站名称,没有记载驿路路程,正可以补阙。同样的一段路程,在清朝官方的驿程上是这样记载的:

(北京顺天府)至河南开封府。六百十有五里至正定县恒山驿。六十里栾城县关城驿。四十里赵州鄗城驿。六十里柏乡县槐水驿。六十里内邱县中邱驿。六十里邢台县龙岗驿。七十里永年县临洺驿。四十五里邯郸县丛台驿。七十里磁州滏阳驿(入河南界)。七十里安阳县邺城驿。七十里汤阴县宜沟驿。六十里淇县淇门驿。五十里汲县卫源驿。七十里延津县廪延驿。九十里开封府祥符县大梁驿。

清朝的正定县即明朝的真定县(真定府治),邢台县为顺德府治所,安阳县为彰德府治所,汲县为卫辉府治所。由此可见,从北京至开封的路程,明清两代完全相同。但是在徽商的笔墨中,增加了许多集镇和村落名、河流名。官员旅行,有驿站可以吃喝休息。商贾旅行,哪儿有村落,哪儿需渡河,都要自己操心,因而这类旅行指南必须写得详详细细,才能实用畅销。

全书的卷五至卷八,分别记江北、江南支路,水陆各一卷。卷七有《苏松二府至各处水路》一目,详细记载了江南水乡这个商业繁盛区域的15条水上路程。《苏州府由嘉兴府至上海县》一条记载的路程如下:

本府。五十里吴江县。四十里平望驿。三十里王江泾。三十里嘉兴府。十里东栅口。南六十里至平湖县。东三里七里桥。廿四里嘉善县。即魏塘。六里张泾汇。有窑。十二里风泾。十八里泖桥。一座五洞。九里朱泾。十三里斜塘桥。二座六洞。十四里松江府跨塘桥。三十里泗泾。廿里七宝。陆路。三十里头口。至上海水,廿四里龙华寺塔。即黄浦。十二里上海县。此为外河。

这条联结苏州与上海的水路,路程不长,描写也很具体,集镇、桥梁、窑厂,一一记录在案。从苏州府至松江府的水上路程就有六条,将纺织中心松江府与印染加工中心苏州府,通过水陆路程,联成一片网络。当时,全国各地商贾有的坐镇苏州城进行采购,有的跑到各集镇去收购。一条条河浜,联通各个村庄与集镇,又将各个集镇与苏州、松江等大中城市相联成串。一艘艘航船,满载着各地的客商和棉布,驶来又离去。江南水乡,由此成为明清两代经济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

商人们除了经商外,游山玩水,欣赏风景名胜,也是调剂心情的好办法。《嘉定州平羌镇至峨眉山路》一条,就详细地介绍了从今四川乐山市经峨眉县登峨眉山道路的里程,还介绍了适宜登山的时间:

平羌镇。小船。四十里路口。上岸。八十里黄几根。八十里登峻坡。九十里老保楼。十里峨眉县。六十里白水寺。上山。顶心坡。小深坑。共五里大深坑。十里长老坪。六里蛇到退。十里猢孙梯。十里初欢喜。十五里梅子坡。十里雷神殿。十里八十四盘。路有八十四曲折也。欢喜亭。天仙桥。天门石。共三里。光相寺。金刚台。普贤殿。

普贤殿在绝顶,风极大,瓦以铁为之,放光奇迹晴则见,惟四、五月可登。其山后坑雪,冬夏不消,七、八月雪封崖径,不可往矣。

由程春宇编纂,天启六年(1626年)刊印的《士商类要》,共四卷,是一本经商日用手册,门类齐全,路程仅占一卷半的篇幅。所附的《水驿捷要歌》,以歌谣的形式介绍了从南京到北京沿运河设立的水驿站名: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真坝;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一出黄河是清口,桃源才过古城临;钟吾直河连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张秋。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渡口相接夹马营,梁家庄住安德行。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其他内容包括从商格言的《客商规略》、《为客十要》、《买卖机关》等,也有选择吉凶时日的《选择出行吉日》、《四时占候风云》。经商要了解全国地理,也要与各色官员打交道,于是收录有全国所有的府州县卫所,也有各省王府的名单。收录大量人生格言,是该书的特色之一。《船脚总论》一节,专讲租用交通工具——船只的规矩:“且以雇船一事,必须投牙计处,询彼虚实,切忌贪小私雇,此乃为客之第一要务也。虽本地刁钻之人,尚难逃其术,何况异乡孤客哉。”雇船必须到中介处——牙行,虽然价格贵一点,但牙行知道船主的底细,可以保证安全。虽然是中介介绍的,也须处处小心:“如新下水,新修捻,件物家伙不齐整。或齐整家伙,与船大小不相对,乃借来之物。及邋遢旧船,失于油洗,人事猥衰,必是少债船也。其看船之法,须是估梁头,算仓口,看灰缝干湿,观家伙齐整,方可成交。”从察看船上器物的配备,到注意船主或船工的气质,无一不是经验之谈。

商贾出门行路,安全为第一要素:“凡行船,宜早湾泊口岸,切不可图快夜行。陆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这是告诫商贾欲速则不达,宁可在安全之处早点休息,也不要起早摸黑,以免不测。“同船搭船之人,或人物衣冠整齐,无甚行李,踪迹可疑之者,非拐子即掏摸、吊剪之流。……苏、杭、湖船人,载人居上层,行李藏于板下,苟不谨慎,多被窃取。”除了人身安全之外,银两、货物安全也重要,所以要处处提防。

两首无名氏的诗,反映了明朝商贾们在路上的心情。《陆路诗》:“弧矢蓬门肇四方,人生难脱利名疆。英雄灸手棋赢着,富贵回头戏散场。宿水餐风疲岁月,争长竞短苦心肠。邮亭野店君知道,慢慢行来不用忙。”《水路诗》:“千流万派总朝宗,画鹢轻飞逐去鸿。风月坐收诗卷里,江山邀落酒杯中。谩愁回雁音书杳,不泣亡羊歧路穷。商贾士农咸乐业,恩波浩荡海天同。”

3.“直心而动”与仕宦之旅

商贾之旅,是一种被动式的旅行:为了经商贸易,不得不常年在外。明朝中后期兴起的官宦、文人之旅,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明前中期的洪武至正德年间(1368-1506),政府对人口流动有着严格的规定,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因而百姓各安其分。明朝后期,政治上是宦官擅权,不得志的士大夫们渐渐疏远政治,开始关注山水风光。官员们在政事之暇,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调查当地的民情、风俗。这类旅游可以称之为“宦游”。袁宏道辞去吴县令后,在南直隶、浙江两地,连续游历了三个月,出行将近二千余里。另外,明朝后期的社会处于“天崩地解”的时代,王阳明心学革命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束缚,文人们开始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他们走向大自然,走入社会。袁宏道说:“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在适宜旅游的季节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游,成为文人们的风尚之举。文人们的私人旅行,则可称之为“私游”。

这些官宦文人们的出行,或成群结队:“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舆,或领使节,屯军驻跸,问俗褰裳。”或仅率仆从出行:“余出游,率以仆从杂沓,奚囊郑重,多所不便,乃于童奴汰去惰者、弱者,衣履汰其华者,行李汰其不急者,从客汰其倦游者,轻装薄橐。”宦游和私游,由于当事人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出游时间和路线、旅行方式、旅行过程中的吃、住、行等有很大不同。作为明朝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王士性和徐霞客分别是宦游与私游的代表。

王士性为官达30年,有多年任地方官的经历,在河南、京师、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直隶等地任官,因而“宦辙几遍天下”。明朝地方中层官员的任期都不长,调动频繁,王士性在万历十六年十月任四川提学道,次年四月改任广西提学道,万历十八年改任云南澜沧兵备道,万历十九年七月又任河南提学道,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改任山东督粮道,至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回至京师,任太仆寺少卿。六年之中,先后在五个省做官。王士性在这些赴任之旅的路上,都记有日记。《五岳游草》中的蜀游、楚游、滇粤游,记的都是赴任路上所见所闻。官员上任必须在朝廷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因而王士性不可能在途中长时间停下来,在某一个风景区逗留。如万历十六年出任四川提学道赴成都时,是从陕西宝鸡入川,走的是驿道。他在29天内到达目的地,几乎没有在同一地点停留两天以上。遇到恶劣天气,道路状况较差时,对驿路附近著名的景观也不能成行。“壬戌,饭黄沙,溯汉水行,将至沔,入谒孔明庙。墓在江南十里定军山,风雨不成行也。次日发沔,饭沮水上。沮入汉处,其水自略阳来,时雨大注,大安河不得渡,乃再留青阳。”整日大雨,孔明墓不能前去拜谒。次日又大雨,不能渡大安河。到了目的地,公干之余,就能按自己的想法,前往附近的景点参观。王士性在四川、广西出任的都是提学道,与其他道员相比,政务较少。在成都,主持考试结束后,王士性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成都附近的景点游玩一遍。徐霞客则是私游的代表,他的出行路线是为他的旅行考察目的服务的,因而不一定都选择路线最近的直道,也不一定走大道,尽可能避免往返路线重复,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利用行程的优势游览尽可能多的景点。有时会选择小道,绕上一圈。到达某一个目的地后,采取放射状的形式进行游览。他在广西时,从南宁出发向西,经新宁州、太平府、安平州、龙英州,至下雷州转向东行,经向武州、镇远州、结伦州、都结州、隆安,回到南宁。

王士性上任之旅,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马匹和船只。他在由京城至成都的路上,基本是以乘马为主。由四川提学道改任广西提学道时,从成都至江陵,是乘舟沿长江而下。也有一些路程似乎是王士性自己出资的:“楚本泽国,环亘六千里,洞庭、左蠡、江、汉皆楚也,今为豫章、鄂渚诸郡。古今所艳称,江楼泽宫,奇岛巨浸多,余入粤所必繇,如买舟信江而抵洪都,阁则有滕王,湖则有鄱阳。”自己租船沿信江游南昌滕王阁、鄱阳湖等地。在游历一些风景区时,也乘轿而行。徐霞客在旅行时,一是经济条件可能没有王士性好,二是他多走小路,因而主要是步行,也有骑马、乘舟和坐轿等三种交通方式,但不及总里程的十分之四。在饮食和住宿方面,王士性也有许多较为优越的条件,他可以住宿在驿站中,明朝规定“每驿有供帐使者,日给廪米五升,过者三升”。王士性私人旅游时,则大多住在寺观中。徐霞客出行,主要住在寺观、旅店,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五。其他有民家、舟船、友人家、官府接待处等。由于徐霞客多走小路,遇到人烟稀少之处,就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能在野外过夜。住在民家的时候,徐霞客和仆人也经常自己动手做饭。

4.从旅行者到地理学家

文人出游所带的器具中,大多备有写字的笔。他们将所行、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数量众多的游记。在这些游记中,除了一般性描写自然风光、历朝历代均有人创作的山水记外,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占据多数,但它们包含着明朝人特有的对科学的一种追求,对自然、对社会的一些独特观察。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一些文人是将旅游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徐霞客、王士性就是这样两位大旅行家,他们的著作——《徐霞客游记》和《广志绎》,是地理学观察、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典范,是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标志。他们两人,因此而跻身于中国历史上著名地理学家的行列。

王士性,字恒叔,号元白道人,又号太初,生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喜欢游历,读书时足迹已经遍及杭州及越中一带。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后,任河南确山县知县。四年后,任满赴京,途中游历了中岳嵩山与大量中原名胜。进京后,任礼科给事中,仍醉心于山水之间。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母病逝,去职返家。在家两年中,游历了天台、雁荡、钱塘以及太湖等名山大川。万历十六年(1588年),返京复职途中,登临东岳泰山。这年秋季,王士性奉命典试四川,顺道游览了西岳华山,并在峨眉、青城等山间流连忘返。次年四月,转任广西提学道,途经衡阳,登临南岳衡山。至此,他已游遍了五岳。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出任云南澜沧兵备道,游历了昆明池、独秀峰、太华山、点苍山、鸡足山等名胜。同年七月调任河南提学道。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调山东督粮道。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王士性回北京,任大理寺少卿管京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因推辞河南巡抚职,调任南京鸿胪寺卿。两年多后去世。王士性问政之余,旅行遍及除福建省以外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记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撰写了《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书,对自己早年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上的总结。

王士性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是带着一种动态的眼光观察。如中国的山脉走向,《禹贡》首先提出“四列”说,将中国的山脉排列为由北往南的东西向四列。唐代的僧一行则提出了“山河两戒说”:将中国山脉排列为东西向南北两列。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了中国三大龙的观点:“朱子曰: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曰鸭绿江。今以舆图考之,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干龙尽于东南海,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干龙尽于东海,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干龙尽于辽海。”王士性在经历广泛的游历和博览群书后,认为这些山系学说只是简单地划分中华大地众多山脉,存在的问题一是划分不够准确,如宋代的疆域较小,宋人的观点就没有包括云贵高原的群山;二是没有注意到被各个山系分割开来的区域,其发展过程是有早有晚。因而他认为,应该作下列划分:

昆仑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虏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度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番,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岳起崧高,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霑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度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盘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度海止,终为南龙。

王士性的三大龙划分,是“以水为断”,也就是以水系走向来分别山脉走向,虽然与今天的科学方法——以地质构造、地质时代的异同为标准,有很大差异。但是,他划分的有些山系,与现代的山系基本一致,这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王士性的观点比徐霞客的三大龙说更为完整和系统。在三大龙的众多山脉中,王士性对南龙所在的长江以南地区的众多山脉,记载尤其详细。第三,王士性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历史上中国的区域开发过程:“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势未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在《广志绎》中,王士性对南龙所包括的江南地区的发展过程,再次作了阐述:

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两浙,曰福建,曰江南东,曰江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广南东,曰广南西,而川中四路不与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江南地区从五代吴越时开始兴起,至南宋时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由北向南的发展过程,王士性认为是历史的趋势,黔、粤等地早晚也将发展起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文化重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

由于王士性足迹遍布两京十二布政使司,又有多年的京官经历,不是普通旅游者的“到此一游”,因而所见所闻极为广泛。加上善于思考,多从全国性的视角分析各个区域的地理现象的差异。他从经济地理角度,观察到全国各大商埠的货物或者是商品的种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从人文地理角度,王士性又注意到各地的科举人物数量也不平均:“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他又动态地注意到,文化名人的出生地集中在某几个地方,在明朝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即如国初,刘伯温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逊志以宁海,王子充以义乌,虽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后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李于鳞以历下,卢次楩以濮阳,皆在江北。然世庙以来,则江南彬彬科盛矣。”也就是说,明朝江南出文人的高潮,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王士性更进一步揭示各区域间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人文环境:“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硃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驴、绒毯,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枬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形象说明由于各个区域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所出物产有很大差异,并进一步造成人们的饮食、交通等生活习惯也有地域性的差别。“海南”与“塞北”、“河北”与“江南”,这种大的区域性差异,一般旅行家也能观察到。同一个区域内,也有自然环境的差别,也会影响到人文景观的不同,这是王士性观察仔细之处,他注意到浙江一省:“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中国人崇尚安居乐业,但一些区域的地少人多这个客观条件,迫使当地的百姓远走他乡:“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王士性接着讲了他在云南了解到的事情。刚任云南澜沧兵备道时,他知道云南全省汉人之中,百分之五六十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一开始以为这些抚州人都是商贩,只住在城市里。当他深入各县考察时,才发现各个土府、土州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村落里当差的大多数也是抚州人。王士性以为只有云南内地是这种情形。当手下人从缅甸归来,将沿途经过的少数民族村落的首领姓名汇报上来时,王士性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第二次的判断也是错的:这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首领中的大多数也是抚州人。从澜沧兵备道驻地永昌城至缅莽之间,路程长达万里,历时两月才能走完,沿途居住的少数民族也是各不相同。

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人。徐霞客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士绅之家,年轻时应试科举落第后,就放弃了仕宦的念头。他在读书时,就特别爱好“奇书”,喜欢看历史及地理类书籍。在22岁那年,他首次出行,从江宁出发,游览了天台山、太湖、泰山等地。在母亲支持下,他每年都离家旅行,春天外出,秋冬归来,因而所行的路程都不太远。这些短途旅游,为徐霞客以后的长途旅行积累了经验。更为主要的是,在这些短途旅游中的所见所闻,使徐霞客心中产生了种种疑问:黄河水量这么小,不及长江三分之一,为什么典籍中人们会一直认为长江江源短而黄河河源很长?他要追本溯源,要通过实地调查去了解、揭示真相。于是,徐霞客越走越远。28岁至48岁间,徐霞客先后游览了五岳的嵩山、华山、恒山,以及五台山、黄山、庐山、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和武夷山等,积累了观察山川地貌的经验,留下了17篇游记。51岁至54岁这四年,是徐霞客远行的阶段。徐霞客的家在江阴,处于长江的尾闾,江面宽阔,流量充沛,他要去探寻长江之源,于是有晚年长达四年的西游。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自家乡江阴启程,经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西、贵州等省,最后到达云南。到云南后,还计划远游缅甸,后因友人劝阻而放弃。这次远游,他写下了9卷游记。前后所写的10卷游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数十年考察的内容十分丰富。在科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对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坚硬的石灰岩,对机械侵蚀和物理风化作用的抵抗力很强,但容易被雨水和地下水沿节理溶蚀,分割成许多峻峭的峰林,或发育成溶洞。我国南方各省,由于降雨量多,各地岩溶地貌分布很广。徐霞客年轻时,已经游览过南直隶境内两座著名的溶洞——宜兴张公洞、善卷洞,对考察岩溶地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次西游中,他见到了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大量的峰林,而且三省各不相同。广西的山峰“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云南“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贵州则界于广西、云南之间,“独以逼耸见奇”。广西一省境内,峰林也有区域性差异:桂林府境内的桂林至阳朔一带,是“石峰离立”,而且“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因而桂林山水甲天下,成为举世闻名的风景区;桂林府西侧为柳州府,柳江两岸的石峰已经不多:“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里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浔州府在柳州府南,境内的贵县郁江两岸,则是“石山点点,青若缀螺”,石灰岩山峰已被夷为平原。岩溶地貌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溶洞的发育。徐霞客考察过的溶洞,大约有二百多个。对洞穴的位置、高度、长广、地下河湖的面积与深度,都作了目测、杖测或声测。

商贾士农咸乐业 ——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徐霞客旅行路线总图

徐霞客在科学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对山川源流的考察。徐霞客每到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十分注意山川水道的源流。最为著名的是《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纠正了自《禹贡》“岷山导江”以来的长江正源是岷江的错误说法,正确地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并指出了二千多年来,这种错误说法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的客观原因:“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由于四川、云南之间交通困难,使得两地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很贫乏,“在(四川)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徐霞客除了写有关于长江源、盘江源的考证文章外,在游记中还对一些中小水系的源流作了记载,纠正了《明一统志》等书籍的错误记载。

《徐霞客游记》对火山温泉也有很详细的描写。徐霞客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打鹰山时,当地人告诉他:“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近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山顶的四座龙潭,就是四座火山口湖。由于火山活动,有气体喷出,所以有湖水涌波。火山爆发后,喷出的溶岩结成浮石,将火山口封闭。徐霞客详细记载了他观察到的现状:“山顶之石,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由于有近代火山活动,腾越州附近的沸泉、温泉很多,徐霞客也大多作了记载。“又南越冈而下,过松山及诸所,二十里而入热水塘李老家。时犹下午,遍观热水所泄,其出甚异。盖坞中有小水自东峡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竅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热如沸,有数孔突出一处者,有从石窞中斜喷者,其热尤甚。……此冷泉南坡之热水也。其北倚东坡之下,复有数处,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窞,其前亦作圆池,而热亦如之。两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这段描写的是浪穹(今云南洱源)与鹤庆(今云南鹤庆)交界处的热水塘温泉。

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历来评价较高。《四库》馆臣认为“(徐)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足迹既锐于搜寻,毫素尤勤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证据,是洵山经之别乘,而地记之外篇。”将《徐霞客游记》与一般山水游记区别对待,将此书目作为地理书。梁启超认为徐霞客之游的目的不在风景而在探险,丁文江认为徐霞客在地理学上有五大发现,英国学者李约瑟把他喻为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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