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历史——漠北狂飙



蒙古民族迁移的历史，

是一个伟大民族逐渐成长的历史；

蒙古民族迁移的历史，

是一部民族日渐融合壮大的历史。

——作者题记

纵观中国民族发展历史，匈奴与蒙古族可谓两个影响巨大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伟大民族族群，而与匈奴史学相类似，蒙元史学也是世界性的显学之一，引起众多中外学者的强烈关注。古代波斯（伊朗）著名的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一书，就是最早赞颂成吉思汗及其所缔造的蒙古帝国功业的历史名著之一，从那时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人就被冠以“世界征服者”的威名。而征服的历史往往又是迁徙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蒙古人在军事征服的同时，也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途。

从狭隘山谷到无垠草原：蒙古民族发祥地的地理环境与早期迁移

蒙古一词，原为“蒙兀”，蒙古族之族源极为复杂，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有：（1）东胡说或室韦说；（2）靺鞨说；（3）突厥说；（4）室韦鞑靼混种说；（5）西藏说；（6）匈奴说；（7）蒙古本支说等等。其中，明辨“蒙兀本部”与“其他诸部”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探讨蒙古族源问题的关键所在。就蒙古族的发展而言，各个时期蒙古族的构成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征服与吸纳大批周边部族之后。在民族成份复杂化之后，寻求纯粹而线性的族源就不免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蒙古族源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成吉思汗所在蒙古部落的血缘系统。因此，理清蒙古族发展脉络的主要线索，就是辨明各个时期蒙古族构成的特征。

古代传说讲述了山地部落时代蒙古部落的早期发展历程。备受蒙古史学界推崇的《元朝秘史》是这样祖述蒙古人的起源故事的：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蒙古秘史》是由明代白话所译，与今天的白话文尚有不少差别。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家族第一代祖先。不少北方古代民族崇奉苍狼图腾，这在传说中尤为常见，蒙古民族的传说也是如此。斡难河，又称为鄂嫩河、敖嫩河。《蒙古秘史》的这段传说将斡难河作为蒙古民族的发祥之地，并不非常妥当。因为，在实际上，蒙兀本部是在十世纪之后才聚居于斡难河畔的。蒙古族源问题的核心，是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所在的“蒙兀本部”的演变历程。在目前学术界中，“东胡说”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这一说法可以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得到相当充分的论证基础。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对此解释道：

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出现之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尽管在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建立过广泛的统治，但是，没有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其实，作为东胡民族集团的一支，蒙兀本部最早的故乡是在中国东北呼伦湖一带。“蒙兀”本部最早见于汉文史籍，是两《唐书》所载的“蒙兀室韦”。室韦作为“东胡”民族的一支，很早就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根据两《唐书》的记载分析，当时室韦各部落的居住区集中于俱轮泊（今呼伦湖）以东地区。“室韦乌素固等部落及西室韦居住在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大室韦部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地区，而蒙兀室韦的居地则应在额尔古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北端。”而根据拉施特《史集》记载的传说，蒙古部族的直系祖先正是逃避至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地后开始代代繁衍下来，可以说蒙古族的祖先最早是从山地部落发展起来。两相比照，充分证明了额尔古纳河东畔及大兴安岭北端一带才是蒙兀本部的发源地。

又据传说称，大约两千年前，蒙古部落的祖先们在部落战争中遭受重创，结果只剩下两男两女逃入人迹罕至的山中避难。

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尔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尔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这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对比中国的古文献记载，当时的蒙古部族作为“室韦”的一支，其风俗习惯与大兴安岭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大同小异，尚没有具备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如《隋书·北狄传》载云：“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羊。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崇山峻岭环抱着的山地，是逃避部族间残酷争斗的好地方，但生存的空间显得相对狭隘，这对于一个日渐壮大的部族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正是蒙古族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唐一代，是蒙古部落从大兴安岭地区迁移到蒙古高原的关键时期。其历史背景便是8-10世纪室韦——达怛人大规模西迁运动。到10世纪初期契丹辽国兴起之时，蒙古高原已成为室韦——达怛人的世界了。鞑靼与室韦名异实同，记载中的达怛（鞑靼）人是蒙古部落兴起之前蒙古高原盛极一时的部族，因此，在蒙古统一漠北草原之前，“鞑靼”一名成为草原民族的代称。拉施特《史集》称之为“塔塔尔部落”，并强调：

尽管种种敌对和纷争盛行于他们中间，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重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尔（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族，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

成吉思汗像

拉施特所云，其实触及了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即民族心理认同。在蒙古部落兴起后，“蒙古”取代“鞑靼”成为蒙古高原新的主宰及民族凝聚核心。拉施特在《史集》中也十分明确地揭示出这一点。他指出：

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他们在古代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因为他们的外貌、形状、称号、语言、风俗习惯和举止彼此相近（尽管在古代，他们的语言与风俗习惯略有差别），现在，甚至连乞台、女真、南家思、畏兀儿，钦察、突厥蛮、哈剌鲁、哈剌赤等民族，一切被俘的民族，以及在蒙古人中间长大的大食族，都被称为蒙古人。所有这些民族，都认为自称蒙古人，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

心理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各种草原部族都认同于“蒙古人”，也就是新的大蒙古族形成的主要标志。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即大汗之位，他就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大蒙古国与大蒙古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这已成为当代蒙元史学界的共识。

志费尼在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曾大致描绘出蒙古部族起源地的空间范围：

鞑靼人的家乡，他们的起源和发祥地，是一个广大的盆地，其疆域在广袤方面要走七、八个月的路程。东与契丹地接壤，西与畏吾儿国相连，北与吉利吉思和薛灵哥河分界，南与唐兀和土番为首邻。

这个疆域范围几乎包括了统一之前蒙古草原地区。当代著名蒙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依据地理方位将统一之前的蒙古草原各部落归为几大集团，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族分布颇有提纲挈领之助益：

1.以成吉思汗为首，以克鲁伦河、鄂嫩、土拉三河发源处为根据地的蒙古部落集团；

2.呼伦、贝尔两湖及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塔塔儿部落集团；

3.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集团；

4.色楞格河下游的篾儿乞集团；

5.阿尔泰山地区的乃蛮国。

蒙古高原部落集团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依赖关系，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决定蒙古草原部分布特征的地理基础。在辽阔广袤的蒙古高原上，内部自然地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如山地、草原、原始森林等等。根据所处自然环境形态的差异，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又可为几大类：1.山地部落：根据《史集》的记载，“他们的营地在畏兀儿斯坦的险峻山岭中。他们既非蒙古人，又不是畏兀儿人。因为他们生活于山岭特别多的地区，所以他们惯于走山路。他们全都擅长攀登崖壁。"2.游牧部落：地势平坦的草原是蒙古高原的最典型的地貌形式，因此，与以往所有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样，离开大兴安岭崇山峻岭的蒙古部族，其生活方式也逐渐与其他草原部落混同，过起了“以黑车白帐为家”的游牧生活。3.森林部落：蒙古高原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被称为“森林部落”，其生活方式和风尚与一般游牧民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森林部落与非森林部落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血统与族类之区分，而完全源自自然生活环境的不同。

实际上，山地、平原、森林等自然地貌往往交错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对于蒙古各部族而言，决定他们生存空间的第一需要，不外乎食物与水源，而尤以后者的影响最明显。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之源，对于牧业民族来讲也是如此。每一个部落及其牲畜都离不开充足的水源。是否具有充足的水源，无疑是选择其居留区的首要条件之一。原始游牧民族缺乏人工凿井的技术，于是，天然地表水汇集之处如河流湖泊的附近，便成为部落禹儿惕最集中的地区，很多部落都居留在河流沿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蒙古高原上地表水源分布格局，与草原部落集团的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

以鞑靼部落集团以例，鞑靼部的根本禹儿惕便在贝加尔湖附近。另据《史集》记载：“据说，塔塔儿、朵儿边、撒勒只温和合塔斤诸部联合在一起时，他们全都住在几条河的下游。这些河汇流成昂可剌——沐涟河。这条河非常大；河上住着被称为兀速秃——忙浑的蒙古部落……该河邻近一座名为康合思的城，并在那里与谦河（叶尼塞河）汇流。”又如斡亦剌惕部落。“这些斡亦剌惕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为八河地区。在古代，秃马惕部住在这些河流沿岸。诸河从这个地区流出，（然后）汇成一条名叫谦河的河；谦河又流入昂可剌——沐涟河。这些河流的名称为：阔阔——沐涟、温——沐涟、合剌——兀孙、散必——敦、兀黑里——沐涟、阿合儿——沐涟、主儿扯——沐涟和察罕——沐涟。”

我们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水系为核心而形成的几个自然小区。如叶尼塞河流域居住着乞儿吉思部落。“乞儿吉思和谦谦州为相邻的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构成一个地域。谦谦州是一条大河，这个地区一方面与蒙古斯坦相接，它的一条边界与泰亦赤兀惕诸部所在的薛灵哥河流域相接；另一方面与一条称为昂可剌——沐涟的大河流域相接，直抵亦必儿——失必儿地区边境。谦谦州的另一方面与乃蛮诸部所在的地区和群山相接。”色楞格河流域又是草原部落十分重要的聚居地。“蒙语薛凉格——沐涟，由发源于蒙古地区杭爱岭东北麓的其洛图和额德尔两河汇流而成。它流经贝加尔地区的最富饶的地区，因此，两岸聚集了当地最稠密的人口。”

闻名世界的历史巨著《马可波罗行纪》曾细致地描述当时蒙古族人的生活状况：

鞑靼冬居平原，气候温和而水草丰肥足以畜牧之地。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谷之内，有水林牧场之处。其房屋用竿结成，上覆以绳，其形圆，行时携带与俱，交结其竿，使其房屋轻便，易于携带。每次编结其屋之时，门皆向南。彼等有车，上覆黑毡，甚密，雨水不透。驾以牛驼，载妻儿于其中。妇女为其夫做一切应做之事，如买卖及家务之事皆属之。盖男子仅为打猎、练鹰，作适于贵人之一切武事也。彼等以肉、乳、猎物为食，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

研究者认为：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民族即以不断迁徙为生活之常态。如格鲁塞认为：“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在理论上可以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从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但是，随着蒙古民族的统一与力量壮大，他们的足迹再也不会局限于草原之内了。追随着蒙古骑兵的兵锋所向，蒙古民族也离开了大漠南北，奔向了更为广阔无垠的欧亚大陆，开始了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大迁徙。

征尘落尽即为家：蒙古族的南迁与分布状况

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

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

——《元史·地理志》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开创者，他率领的蒙古骑兵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奇迹。他的军事才能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如志费尼就称赞说：“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1206年蒙古汗国统一之后，很快便开始四处大举攻伐，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疆域辽阔的蒙古大帝国。1227年，在成吉思汗病死后不久，西夏国灭亡。1234年，在蒙古与宋朝军队的夹击下，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1253-1254年，蒙古军队攻陷大理等段氏政权中心城市，段氏大理国被征服。1276年，宋廷残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蒙古军队交递了降表，南宋国亡。至此，蒙元王朝的疆域拓展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疆域拓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民族人民较大规模的迁移运动。同时，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为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域，必须分布于各地，因此，当时迁徙运动的主导部分就是蒙古人的内迁运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元代蒙古人南迁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征战戍守。这是蒙古族人南迁的主要原因。蒙古族社会组织的重要特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从军出征，而且出征之时，所有家眷均随军转迁，“以营为家”，家眷老小组成的后勤保障集团特设“奥鲁（蒙古语‘老小营’之音译）”统管。也就是说，蒙古军队征战到哪里，其家眷也就跟随着哪里，军队驻守之地也就成为蒙古军人家庭的迁居之地。蒙古军队长期戍守之地，也势必成为蒙古部族新的迁入地。随着蒙古军队的节节胜利，蒙古部族也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二）分封藩镇。从大蒙古汗国创建伊始，成吉思汗便将大片领地分封给亲族与功臣。蒙古亲王与贵族大都领有大批蒙古牧民，分封之时，必然引起规模不小的人口迁移。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及后继的皇帝也分封自己的皇子为王，分镇一方，诸王的部属必然随之转迁四方。

元代蒙古族分布示意图

（三）为官出仕。为维护本民族的统治地位，元朝官府特别规定，各地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均由蒙古人担任，大批蒙古官员及其家属在长期仕宦生涯后，往往会选择某一地定居下来，从而转为移民。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四）遇难流离。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蒙古草原的牧民被迫南迁避难，每次大灾过后，南迁的蒙古灾民的数量常达数万甚至数十万之多。南迁之后，许多牧民在汉地留居下来，有些甚至充当回回人的奴隶，也构成了一类特殊的移民。

（五）获罪流徙。根据元朝法律，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北人”犯罪后，往往被远处南方边远之地。如元朝官府将许多曾参与叛乱的蒙古族将领与士兵迁到江南地区，并集中于一地以便于管理，这些蒙古族将士及家眷往往在当地定居下来，形成了特殊的移民。

笔者以为：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在上述几类迁移类型中，影响最大、最具研究价值的还是第一种方式，即征战戍守，也就是我们探讨的主要内容。与大多数游牧部族相仿，蒙古部族在社会组织上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兵即是民，民即是兵，兵、民合一。据《元史·兵志》所载：“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朝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大致依其民族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几类。

诸军之中，以蒙古军在镇戍制度中最为稳定，“以营为家”。这些蒙古军士在征战过程中均携带家眷同行，“尽室而行”。与蒙古军制相对应，蒙古部落中很早建立了“奥鲁”制度。与蒙古骑兵相伴而行，是由老幼妇女们所组成的“营盘”，或称为“老小营”，由此，蒙古军队的征战历程，也就可视为蒙古部落的迁移运动。同时，迁入中原各地后，“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居民的组成部分。因此，蒙古军队的部署与其民族人口分布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通过理清其军队布署情况，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蒙古民族的分布状况。

蒙古帝国疆域示意图

究其大端而言，元朝蒙古族兵士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宿卫京师与皇帝行宫的禁军，一为分布于全国各重镇的戍兵。《元史·兵志》又称：“宿卫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关于元代宿卫兵士数量上变化，该《志》又称：“若夫宿卫之士，则谓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卫，其初名数甚简，后累增为万四千人……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总而计之，其数滋多，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焉。”由此可知，元代宿卫军士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之聚集于元大都（今北京）及各行宫之地的蒙古军及其家眷的数量也不可低估。

元朝占领中原地区后，最高统治者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镇戍制度，派遣蒙古军士分别驻守天下重镇。又据《元史·兵志》所载，关于元初对天下屯戍之地的规划与确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军民异属之制，及蒙古军屯戍之地。”（按这应是元朝镇戍制度形成的标志）“士卒以万户为率，择可屯之地屯之，诸蒙古军士，散处南北及还各奥鲁者，亦皆收聚。令四万户所领之众屯河北，阿术二万户屯河南。”

第二阶段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攻克江南地区后。如枢密院大臣曾指出：“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议，于濒海沿江六十三处安置军马。”

关于元朝军队屯戍的地理分布特征，《元史·兵志》又载云：“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上述记载应来自《元文类》卷四一所引《屯戍》条：

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吾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原注），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蒙古军即营以家，余军岁时践更，皆有成法。独南三行省（应指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及湖广行省）不时请移彼置此，枢密院必以为初下南时，世祖命伯颜、阿术、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刺罕与月儿鲁孛罗辈所议定六十三处兵也，不可妄动，奏却之。此其概也。

依据《元史》、《元文类》的上述记载，蒙古军士与探马赤军的屯戍地主要集中于河洛与山东之地，而汉军与新附军镇戍南方地区。而与其他史料参证，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蒙古军士的镇戍之地相当广泛，遍布于全国各地，与探马赤军、汉军等共同形成了几大重要的屯戍区域。现谨将《元史·兵志》所记录的重要屯戍区域胪列如下：

1.燕京周边地区（即所谓“燕京近地”）。元朝中书省管辖山东、山西以及河北之地，号称“腹里”，那么，大都（今北京市）附近更是咽喉之地，重中之重了。如中统元年（1260年）十一月，命右三部尚书怯烈门、平章政事赵璧领蒙古、汉军，于燕京近地屯驻；平章塔察儿领武卫军一万人，屯驻北山。复命怯烈门为大都督，管领诸军勾当，分达达军为两路，一赴宣德、德兴。一赴兴州。后复以兴州达达军合入德兴、宣德。

2.陕西行省。元中统三年（1262年），始建陕西四川行省，治于京兆（今西安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川单独设省。为了加强行省所在地的军事力量，陕西行省官员曾要求将驻扎于凤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迁往行省治所。如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陕西行省官员建言：“奉元（今陕西西安市）建立行省、行台，别无军府，唯有蒙古军都万户府，远在凤翔（今陕西凤翔）置司，相离三百五十里，缓急难用。乞移都万户府于奉元置司，军民两便。”然而陕西都万户府则表示反对：“自大德三年命移民酌中安置，经今三十余年，凤翔离大都、土番、甘肃俱各三千里，地面酌中，不移为便。”枢密院官员赞同后者的意见，理由是：“陕西旧例，未尝提调兵马，况凤翔置司三十余年，不宜移动。”

3.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军攻克湖广各郡县后，即于鄂州（今武汉市）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称为“鄂州行省”。到至元十四年，又于潭州（今长沙市）立行省，将鄂州行省并入潭州行省，称为“潭州行省”。至元十八年，又将潭州行省治所迁往鄂州，而潭州成为湖南道宣慰司治所在地。潭州一带是蒙古统治者控制两湖地区的军事重镇。如至元十七年，复以扬州行省四万户蒙古军，更戍潭州。十八年二月，以合必赤军三千戍扬州。二十一年四月，诏潭州蒙古人依扬州例，留一千人，余悉放还诸奥鲁。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枢密院官员在上奏中指出了湖广行省兵力重新调整的问题：“刘二拔都儿言，初鄂州省安置军马之时，南面止是潭州等处，后得广西海外四州，八番洞蛮等地，疆界阔远，阙少戍军，复增四万人。今将元属本省四翼万户军分出，军力减少。臣等谓刘二拔都儿之言有理……乞命通军事、知地理之人，同议增减安置，庶后无弊。”文中所指四万军士应为蒙古军、探马赤军与汉军、新附军等共同组成。

4.江淮以及江浙行省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设置于至元十三年，治于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迁治于杭州，改为江浙行省。江淮地区为元朝军队重点镇遏防御之地，故而这一地区布署的军队数量也最为集中。如至元二十年八月，仅留蒙古军千人戍守扬州，余悉纵还。而原来扬州所有蒙古士卒达九千人。又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诏改江淮、江西元师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每翼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人，以隶所在行院。”

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江淮行省官员又上言要求增加当地的军备力量：“……今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请复还三万户以镇守之。合剌带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州……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又据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枢密院奏言，因系冲要重地，扬州配置有五翼军马并炮手、弩军。至元末，亲王脱欢太子亲自率军镇遏扬州，提调四省军马。足见元代扬州军事地位之重要与驻军之多。

元代混一诸道之图

6.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河南地区原属江淮行省区，治于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后改为河南江北行省，治于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市）。扬州之地仍属河南江北行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以濒河而南，大江以北，其地冲要，又新入版图，置省南京（金朝以汴梁府为南京）以控治之。”出于地域广大，治理难度大，因而，河南行省官员多次上书要求增加镇戍兵力。如延祐四年（1317年）四月，河南行省官员在奏言中讲到：“本省地方宽广，关系非轻，所属万户府俱于临江沿淮上下镇守方面，相离省府，近者千里之上，远者二千余里，不测调度，卒难相应。况汴梁系国家腹心之地，设立行省，别无亲临军马，较之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处，俱有随省军马，惟本省未蒙拨付。”这一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即从山东河北蒙古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两都万户府中调拨1000人，作为河南行省的随省军马。时至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河南行省官员又上言道：“所辖之地，东连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黄河、西接关陕，洞蛮草贼出没，与民为害。本省军马俱在濒海沿江安置，远者二千，近者一千余里，乞以炮手、弩军两翼，移于汴梁，并各万户府摘军五千名，设万户府随省镇遏。”这次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枢密院官员的反对，理由是河南行省周边地区驻有大量军队可供接应：“设若河南省果用军，则不塔剌吉所管四万户蒙古军内，三万户在黄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万户在河南省之南，脱别台所管五万户蒙古军俱在黄河之北、河南省东北，阿剌铁木儿、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河南行省本省及周边地区合计已有30翼军马，自然没有再继续增兵的必要了。

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后，对于蒙古帝国的历史贡献，研究者们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蒙古骑兵驰骋在欧亚大陆之上，在腥风血雨之后，许许多多的蒙古人也离开了发祥之地，在被征服的地方定居了下来，针对这种状况，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曾发出疑问：蒙古人的行动是“迁移还是侵入”呢？这显然触及到了有关“迁徙”定义的学术问题。格鲁塞本人对此提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合被隐没了。”显然，格鲁塞以文化影响来衡量迁徙问题，与我们对于“迁徙”定义的理解有着一定的差距。对于蒙古本民族而言，为了保持征服之后的成果，他们必须进行迁徙，而正是由于人数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比例过分悬殊，蒙古人的入居是具有巨大风险的。这也被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即使是蒙古军队遍布大江南北之后，但时至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阶层再也无法控制日益高涨的抵抗浪潮，被迫退回了蒙古草原。然而，没有迁徙，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的辉煌历史，也就没有其对于世界历史的重要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