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材”的商丘之木

《人间世》说的是人当如何入世处世。顾名思义，在《人间世》中，人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庄子也确实一口气写了颜回、叶公子高与颜阖三位君子士的处世故事。可是，从上一段开始，庄子不再直接写人，而开始写树，写超级大的树。庄子似乎对各色各样的大树情有独钟，从《逍遥游》中的“大樗”，到《人间世》中的“栎树”，再到下面的“商丘之木”，庄子都是借树的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来谈人在现实社会中可以怎样处人与自处。尽管庄子写的是树，其目的仍在于写人。栎树因其为“散木”，曾多次逃过匠者的斧斤，但栎树从自身的经历中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身对外的“无用”与“不材”，未必就能实现颐养天年的“大用”。于是，栎树在“不材之木”的“无用”之外，又寻得了另一把“保护伞”，即“乃今得之，为予大用”的社神身份。“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栎树只有寄身于社神，才得以“若是之寿”，并免除“苦其生者”的烦恼与侮辱。栎社树的处世方式，可视为是对颜回、叶公子高、颜阖在仕途上“无可奈何”却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处世方式的一种补充。栎树凭着“不材之木”和“社神”的双重“保险”，得以终其天年。但是，对于没有“社神”身份之“树”，又该怎样在人间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就是庄子在“商丘之木”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 一枝一叶不可侵犯

商丘之木，是又一棵外形与栎社树十分相似的巨型大树：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

“南伯子綦”，即《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李颐说：“即南郭也。伯，长也。”“结”，集结，会集。“隐将芘其所藾”，奚侗《庄子补注》说：“此文当作‘将隐芘其所藾’，‘芘’借作‘庇’，‘隐’‘庇’同义，所以用作连词。盖谓结驷千乘，将隐蔽于其所荫之下也。郭注：‘其枝所阴，可以隐芘千乘。’可证郭所见本，正作将隐芘其所藾也。《阙误》引张君房本亦作‘将隐芘其所藾’，今本‘将隐’误倒。”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南伯子綦游览至商丘，看到一棵与众不同的大树，其树冠之大可为集聚在树下的千乘车马遮挡风雨。子綦说，这是一棵什么样的树？长得如此之大，一定是不同寻常之材。

商丘之木如此高大，倘若生长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之处，倒也不足为奇。但奇就奇在商丘之木与栎社树一样，就生长在交通要道上。“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可见是商贾车马货物的集散之地。而“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之“游”，又透露出这棵大树就植根于游人过往之处，很可能也是与栎社树类似的吸引游人的景观。就是这样一棵大树，居然一直没有被过往的匠石之辈砍伐，难怪南伯子綦要赞叹其为“异木”了！

不过，南伯子綦毕竟不是匠人，他不会去注意这棵大树的木材是否适合做舟、做棺椁、做器皿、做门户，作为文人，他只会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自己的研究方式去作一番探索：

（南伯子綦）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轴”，车轴，指木心。“解”，分裂。“轴解”，据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谓木纹旋散也。”形容树干年轮松散。“大根”，主干。“咶”，舔。“酲”，醉。这段话是说，南伯子綦抬头仰望这棵大树的分枝，分枝卷曲不可以做栋梁；又俯身从根部端详树的主干，树的木纹松散，不可做棺椁。舔一舔树叶，则口烂舌伤；闻一闻，竟让人大醉，三天都醒不过来。

同为没用的“散木”，栎社树与商丘之木所采取的处世、自处方式却颇为不同：栎社树是通过求得的“社神”身份给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护身符，而商丘之木则是通过浑身充满“毒素”以求自保。对栎社树来说，“无用”的材质固然是自我保护的首要因素，但其“社神”身份对世人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与栎社树相比，商丘之木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它的材质同样“无所可用”，同样不材，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可能被匠石弟子这样不识货的匠人或“频去顾盼”的观者“欲见诛翦”（成玄英疏），遭遇“几死”的命运。这也就是说，倘若商丘之木要尽享天年，避免“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的“苦生”命运，就必须寻找新的、额外的途径。于是，商丘之木掌握了一个新的防身之术：“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有了这样的防身之术，任何试图“折大枝、泄小枝”的“观者”，或者欲施之以斤斧的匠人，都再也无法靠近，无法伤害它了。

值得一提的是，商丘之木虽浑身充满“毒素”，“其叶”不能舔，“其味”不能嗅，但它并不主动伤害他人。即便面临伤害，也只是以自身的“毒素”教训一下，充其量不过是让人口舌生疮，大醉三天而已，并不危及他人的性命。同时，商丘之木还以其巨大的树冠为人提供遮阳挡雨、休憩、车马集散等方便，在庄子看来，这样独特的社会功用也属于“无用之用”的范畴。从庄子对栎社树以及商丘之木的描写来看，可以知道庄子其实并不一味排斥对他人、对社会的“有用”，他所反对和警惕的，只是那些因有用、有材而招致杀身之祸的“用”。由于庄子所真正考虑的，是人当如何在混乱罪恶的社会中全身保生，所以假如对社会的“有用”不会招致伤害，反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用来保护自己的话，在庄子看来，这样的处世、自处之道是可行的，也是值得探索和采用的。

二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是什么意思

匠石认为“栎社树”不过是“散木”，“无所可用”，因而“不顾，遂行不辍”；而对于同为“不材之木”的商丘之木，南伯子綦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商丘之木的“有用”与“异材”，是通过“无用”与“不材”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南伯子綦不愧是得道之人，唯有他可以透过其“无用”“不材”的外在因素，理解其中隐含着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异材”处世哲学。因此，他对商丘之木的自我保护能力与生存之道不禁发出了“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慨叹。

有关“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一段，文字上并不生僻，寓意也相对明确。但是南伯子綦在得出“此果不材之木”的结论后，为什么要发出“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感慨？这里所说的“神人”与《逍遥游》中“神人无功”的“神人”是否相同？此外，“神人”与商丘之木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特别“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一句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在以往的《庄子》研究中几乎从未被触及过。

“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中的圣人、神人、至人，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标举的三类理想人物。这三类人物在达到“无名”“无功”“无己”之后都成为在精神上获得绝对自由的逍遥游者。在这三类人中，“圣人”在庄子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共113次，其中“内篇”27次；“至人”30次，其中“内篇”8次；“神人”出现的次数最少，共8次，其中“内篇”4次：《逍遥游》中两次，《人间世》中两次。关于“神人”，我们认为，所谓“神人无功”，是说神人能建天下最大之功，却可以摆脱“功”的羁绊，有大功、神功而不居功，不以功为功，心中无功。一旦如此，神人便能进入逍遥游的境界，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所以，神人当是与圣人并列的不同类型的另一种人。如果说“圣人无名”的圣人指的是君主尧之类，那么“神人无功”的“神人”应该指的是于国有功的臣子。既然如此，《人间世》中“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神人”又是指何许人？郭象说：

夫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知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扞。夫何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当，则不材乃材之所至赖也。故天下乐推而不厌，乘万物而无害也。

就“夫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言，郭象认为庄子是以“商丘之木”比喻君王，而大树所蔽荫的“结驷千乘”比喻臣子，所谓“不材乃材之所至赖也”。按照郭象所说，“神人”当象征君主。但是“商丘之木”是以“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呈现于世人眼前的，作为君主，既不必顾忌匠人的斧斤或者观者的攀折，更不需以浑身的“毒素”以求自保。因此郭象的说法不免牵强。成玄英的看法是：

（商丘之木）通体不材，可谓全生之大才；众谓无用，乃是济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荫庇千乘也矣。夫至人神矣，阴阳所以不测；混迹人间，和光所以不耀。故能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舟船庶物，荫覆黔黎。譬彼栎社，方兹异木，是以嗟叹神人之用，不材者，大材也。

在成玄英看来，“圣人”“神人”“至人”三位一体，三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显然成玄英也觉得郭象认为商丘之树比喻君主有所不妥，故而提出“神人”即“至人”，并且以庄子在《齐物论》中说过的“至人神矣”加以佐证，认为此处的神人就是“混迹人间，和光所以不耀”的至人。不错，庄子的确在《齐物论》中说过“至人神矣”，对至人的描述甚至也与《逍遥游》中居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相去无几，但这些描述强调的都是“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之后所进入的逍遥游境界，并不是说人世间的无名圣人、无功神人、无己至人三者相同。庄子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主张万物一齐，却并不否认精神上达到逍遥游境界的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处于现实社会时所呈现出的形式上的差异。在庄子的笔下，精神境界相同的圣人、神人、至人在人世社会中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生活态度，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因而成玄英的解释仍不妥。

既然这位“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神人”既不是郭象所说的君主，也不是成玄英所说的至人，那么，这里的“神人”究竟指的是什么？宋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中说：

南伯子綦见商丘之大木，而嗟叹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欤。

王雱认为商丘之木象征的就是“神人”。所谓神人的“全命之道”，也就是南伯子綦感叹的商丘之木的全生之道。王雱之说应该最符合庄子原意：“神人”指的就是“商丘之木”，或者说“商丘之木”就是比喻“神人”。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庄子的原意，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这段记述。

在审视了一番“商丘之木”之后，南伯子綦说：“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就是说他不仅看到了商丘之木“不材”“无用”的事实，更看出了其中蕴含着的“无用为用”的养生之道，看出“无用之用”是商丘之木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所以才有了“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点睛之笔。这一句，不但说明商丘之木是有别于栎社树的，而且呼应《逍遥游》中“神人无功”的“神人”，点明商丘之木就是“神人”的象征。

商丘之木象征着神人，可是，商丘之木看起来不仅与世“无用”，而且浑身还充满“毒素”，庄子为什么用“商丘之木”象征“神人”？其中又包含着什么寓意？

我们说过，“神人无功”指的是功臣的精神境界，即建有奇功的臣子有功而不以功为功，心中无功。如果心中有功或者从未建立过功勋的人，就不是“神人”。所以，要成为“神人”的首要条件是“有功”。庄子之所以以商丘之木象征神人，是因为商丘之木对人世有功却并不居功自恃。在这则寓言中，南伯子綦首先指出的就是商丘之木对社会有用的一面：“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事实上，商丘之木为“结驷千乘”提供了庇护之所，却无意彰显自己的功绩，以致受其庇护的“结驷千乘”也未必意识到自己得到的就是商丘之木之功。这种“用”正是“神人无功”在人世间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正是庄子以商丘之木象征神人的意义所在。

三 怎样理解“无用之用”

庄子在《人间世》中以栎社树与商丘之木两段寓言说明“无用之用”的处世之道。有意思的是，每当庄子以比喻的方式阐发其“无用之用”思想时，总会谈到被比喻之物对社会、对人世“有用”的一面。也就是说，庄子的“无用之用”并不仅仅限于通常所理解的是对社会、对他人无用而对自己有用，其中也包含着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因素。从《逍遥游》中的“五石之瓠”，“不龟手之药”，“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樗”树，到《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与“商丘之木”，无不如此。显然，这绝非巧合，而是庄子有意为之。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逍遥游》是如何谈及具“有五石之瓠”的大葫芦以及“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的大樗树。《逍遥游》中大葫芦与大树的话题，原本是惠子用来嘲讽庄子学说“大而无用”的。在惠子看来，这些“大而无用”之物的最终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其无用而掊之”，毁灭了事。然而，庄子却回答他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又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就是说，不是葫芦没用，大树没用，而是惠子以及世人拘泥于“有蓬之心”而“拙于用大”，不会用大，所以才看不到这些无用之物的“大用”。假如可以换一个思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用这只大葫芦做成一只小船，不是可以荡舟于江湖吗？而那棵“不中绳墨”“不中规矩”的大树，同样可以栽种到“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让人躺在大树的树荫下享受逍遥无为的自由。说到底，说大葫芦、大树没有用，只是惠子以及世人囿于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视野受到局限，才无法理解“无用之用”中所蕴含着的深厚内容。

那么，庄子为什么在强调“物”对外“无用”就是对自己的“大用”的同时，还要屡屡指出无用之“物”对社会、对他人的用处呢？《逍遥游》中，惠子与庄子辩论大葫芦是否有用时，曾说“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掊之”，即砸碎。就是说，假如大葫芦真的完全无用，很可能遭到“掊之”的命运。所以，对外“无用”虽然是一种保身全生的处世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相对的安全，但还不够，还不意味着危险的解除，仍然存在被“掊之”、被毁灭的可能。因此，庄子在指出“无用之用”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同时，总是强调为世俗眼光所蒙蔽的无用之物的有用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对人来说，不但“五石之瓠”有用，大樗树有用，栎社树和商丘之木也都有用。栎社树，可以“蔽数千牛”，吸引“观者如市”，而商丘之木可以庇护“结驷千乘”。可见，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是两方面的，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大用，而且也包括对社会、对他人的有用。这种对社会、对他人之用，同样被庄子视为是“无用之用”所带来的大用。

《山木》中记述的庄子与弟子的一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庄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转化关系与哲理：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材与不材之间”，正是“有用与无用”之间的形象写照。“无用”可以“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但也可以“以不材死”。所以，材与不材之间，才是最安全的区域。《人间世》中，颜回、叶公子高、颜阖都有材，却或遭“阴阳之患”或遭“人道之患”，稍有不慎，还会招致右师之刑。“柤梨橘柚，果蓏之属”有用，“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而栎社树、商丘之木等“处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这才是乱世中保身全生的有效方法。搞清楚庄子“无用之用”的“用”所包含的双重内涵，就不难理解南伯子綦为什么会在看过商丘之木后发出“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的感慨了。

“无用之用”是庄子处世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惜一千多年来，历代学者研究庄子“无用之用”的处世之道时，往往都片面强调“无用之用”中对一己之“用”的一面，却完全忽略了“无用之用”中的“用”也包括对社会有用的一面。其实，纵观《庄子》，特别是分析内篇《逍遥游》与《人间世》中有关“无用之用”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在强调“无用之用”的同时，非但从未否认“无用之用”对社会有用的一面，而且把对社会的有用当作“无用之用”的重要内涵之一，认为“无用之用”既是对自我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之大用，也是对社会、对他人的大用。这一点，也反映了庄子以“道”观物的一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