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密码——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公元23年）

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在于教育：一方面，皇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其他学派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设立了只传授儒教知识的官方教育机构。垄断教育的结果是，人们从此只能接触到儒教学说，其他政治哲学衰亡。

汉武帝树立儒教为正统思想，是为了利用它来维持统治。但武帝之后，作为最高官员的丞相职位被儒教知识分子垄断，就已经不是皇帝控制儒教，而是儒教裹挟皇帝了。

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学会了用儒经（特别是《春秋公羊传》）来指导法律进行审判，对法律的侵蚀，让儒教更成了社会的基础。

随着儒教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学术门阀出现了。大量的儒生只会背诵老师的只言片语，不同学派之间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代政治进入了一个书呆子横行的时期。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祥瑞的态度上。汉代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来预示未来，汉代成了荒诞不经预言的大本营。

翻看历史时，汉昭帝和宣帝时期的几个书呆子让人哑然失笑。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这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春秋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当上了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那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从此之后，老天爷对人类突然间开始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时值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考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先进的学问，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眭弘立刻找当内官的朋友把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寻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当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听，竟然有人正经八百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了史册，可谓啼笑皆非。

眭弘并不是孤例。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春秋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籍，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现成的，就透过字面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并对书本深信不疑，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在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外朝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事务。

宣帝的做法受到了盖宽饶的阻挠，他明着批宣帝重用宦官，暗里怨恨宣帝采取法治而不是儒治。他说：当今圣道已经被废弛，儒术不行，竟然以宦官这样的刑余之人当周公和召公使用，以法律来代替《诗》《书》治理国家，这怎么能行！他引用儒教经典《韩氏易传》说：五帝时候是官天下，三王（夏商周）时代才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是传给子孙的，官天下是传给贤人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功成之后就退居幕后，没有那把刷子，就不要身居高位，陛下你应该学习五帝，赶快寻找贤人让位给他。

一听说盖宽饶让自己退位让贤，宣帝立刻大怒，盖宽饶不得不自杀，才了结了这场争论。

汉武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给政权提供合法性，但独尊儒术之后培养出来的大量书呆子却成了精，他们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以公孙弘为榜样一门心思往上爬。爬到高位后，他们的无知和迂腐却腐蚀起政权基础来了。

西汉中后期，也是官方大批圈养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以五经为武装，“天人合一”“天降灾异”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一个个以为窥得了天机，占据了西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自己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所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都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

今天的某些学术机构中门阀并立，不做真实研究，却发明理论维稳民间。他们没有想到，在西汉时代，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并导致了一代帝国的死气沉沉，走入歧途。

博士、太学和门阀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一本，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

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惩善扬恶，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提拔到官僚岗位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灌输进社会的骨髓之中。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孔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但是，他的方法同时也是控制社会思维的好方法，只要控制了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当读书人当官之后，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年轻人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对其他的内容也不再感兴趣了，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完成用儒教武装所有人的头脑。

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就向皇帝介绍了大批的儒家知识分子。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找个错把卫绾杀掉了。

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的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的智囊。他们职位不高，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了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书经》《春秋》和《诗经》已经有了博士点。不过，当时人们看重的并不是这些书籍是儒家经典，而是把它们当作历史和文学作品。《书经》和《春秋》中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在缺乏书籍的汉初，皇帝自然要对它们表现出尊重，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到了汉武帝时期，《仪礼》和《易经》也设立了博士点，到此刻，儒家的五经都已经有了博士点。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劝说汉武帝将其他学派的博士点废除，就形成了五经博士统揽天下的局面。

所谓五经博士，并不是一个人要通晓五本经典，而是每个人只要能背诵一本就足够了。即便能够通晓五经，也不会受到欢迎，这等于抢了别家博士的饭碗，让人难堪。这一点很像现代大学里科目的设置，数学教授精通数学，哪怕他同时还精通物理学，却会受到物理学界的排斥，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五经博士每一家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别家不可比拟，不愿意让别人来掺和。

汉武帝时期，一共开了七个博士点，《春秋》《易经》《礼经》《尚书》都有一个博士点，而《诗经》有三个博士点。《诗经》之所以有三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汉初，有四个人躲过了秦朝的迫害，他们精通《诗经》，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公，他们各自对《诗经》的解释有所不同，又固执己见。他们各自将学问传给了弟子，弟子再传弟子，就有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形成了四个门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汉代设立《诗经》博士时，《诗经》的几个门派互相争吵，选不出统一的掌门人，最后就立了三家，分别是鲁诗、齐诗和韩诗。每一家的博士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置喙，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学生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这就是汉代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并将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代。

门派之争的加剧，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给郡守，再由郡守上报给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首都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文化水平，有文化的人才能高升。

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后，那些非儒家老官僚死光了，汉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汉皇帝的重任。

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了效果。他的成功反映在汉代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对于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停止这个政策。但是，将太学的规模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了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了一千人。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代太学也已经膨胀了二十倍。

这些太学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他们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代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已经成了西汉的《资本论》和《相对论》。

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现在，某些高校的教师不是把自己当教书匠，而是认为自己是官员。他们的弟子早已经成了高官，而自己也是政府的顾问，手中的资源随时可以变现，那所谓的学术早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想到了当年的西汉。

在《汉书》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门阀的变迁情况。

首先是《易经》中，一个博士点变成了三个博士点。

汉代的《易经》最早出自鲁国的商瞿（字子木），他直接受教于孔子，接下来的传承人是鲁国的桥庇（字子庸）、江东（吴地）的馯臂（字子弓）、燕国的周丑（字子家）、东武的孙虞（字子乘）、齐国的田何（字子装）。

田何时期，就到了秦朝焚书坑儒之时。但《易经》是筮卜之书，没有被禁。汉代时，田何从齐国迁徙到了关中地区的杜陵，他的学问继续传授，徒子徒孙有东武的王同（字子中），雒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加上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地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

其中杨何、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担任过高官。于是，田何的徒子徒孙们遍布了汉代朝廷。

丁宽的学孙中又有三个人，叫梁丘贺、施雠、孟喜，这三个人又各立门派，将《易经》分裂成三派。到了宣帝时期，这三派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宣帝只好将三派分开，各立了一个博士点，于是，如同《诗经》立了三个博士点一样，《易经》也获得了三个点。

另外，《易经》三个点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从施《易》中又分裂出了张（禹）《易》和彭（宣）《易》，从孟《易》中又分裂出了翟（牧）《易》、白（光）《易》和京（房）《易》，从梁丘《易》中又分裂出了士孙（张）《易》、邓（彭祖）《易》、衡（咸）《易》。由于皇帝没有再新设易经学博士点，这些小的门派只好共用博士点。

《易》博士一分为三，《书》博士也分裂了。

汉代的《尚书》出自于伏胜，伏胜曾经是秦朝博士，后来在焚书时偷藏了一卷《尚书》，等发掘出来后只剩下残卷。伏胜有两个著名弟子：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欧阳生成了《尚书》博士。

《尚书》学派的分裂，源自张生的徒子徒孙，张生有个弟子叫夏侯都尉，夏侯都尉选择了家族的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了夏侯胜，夏侯胜又传给了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其中夏侯胜和夏侯建各自写了《尚书》的专著，形成了两派，被称为大小夏侯，和欧阳生的一派，形成了《尚书》的三派。到最后，汉宣帝再次当起了和泥的角色，为《尚书》设立了三个博士点，分别由欧阳、大小夏侯三派的传承人担任博士。

除了《诗》《易》《书》各有三个博士点之外，《春秋》也又立了一个新的博士点，原本只有《公羊传》一家，现在加了一家《谷梁传》，这个博士点在后面介绍。

没有增加博士点的，只有《礼经》。这样，到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已经有十二个博士点，而学生人数增加到了二百人，一套以儒教为中心的教学和传承体系建立了起来。

任何一个博士点的增加，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着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代思想就迅速被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这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

政治化的儒教

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作张汤的酷吏突然宣布要用儒家经典来进行审判。

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文景时期的宽松政治突然间收紧，大臣和人民都不适应皇帝的扩权，武帝只好招纳了大批的酷吏来为自己所用，绕过了正规的官僚系统，建立了围绕皇帝的委员会，依靠酷吏的严苛将法律推行下去。

张汤小时候，因为老鼠偷了家里的肉，就用烟熏土掘，将老鼠抓住，然后写了控诉老鼠的法律文书，再把老鼠四肢绑住进行审判，最后将老鼠活剥。他的父亲当时官至长安丞，看到儿子的天赋，立刻决定要他学习法律，从此张汤步步高升，终于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

张汤最有名的决狱之一，是所谓的“腹诽之罪”，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的货币改革时期。由于皇帝打仗把钱花过了，财政上缺钱，张汤乘机劝说汉武帝杀几头白鹿，把白鹿皮割成块当作货币使用，号称“皮币”。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使用皮币的主要是大臣和诸侯，因为他们有钱，汉武帝就强制性要求他们在贡献祭祀用的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垫着。另外，还有银锡合金做成块，号称“白选”，每一个白选最大的面额是三千钱，这一种主要供民间使用。

这两种货币由于价值很低，面值却很高，等于是抢劫。不管是诸侯大臣，还是民间，都拒绝使用，还造了很多假货。于是张汤乘机推行严刑酷法，因为货币问题被杀的就是几十万人。

张汤的货币改革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其中就有掌管帝国财政的大司农颜异。颜异向皇帝表示：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但这个事情属于朝议，不好定罪。他就派张汤寻找颜异其他的毛病。这时，有人和颜异在私下里相处时，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这件事被张汤知道了，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却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里表达不满。颜异并没有说话，怎么算表达不满呢？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颜异最终被杀。

以腹诽就可以定罪的张汤本来是“无所谓东西”，只看皇帝意图的酷吏，却突然之间转向要用儒家经典做审判，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张汤看到了皇帝对儒家的推崇，他也想沾一下光。他召集了一批学习《尚书》和《春秋公羊传》的学者，把他们编入到司法系统，使之成为司法的生力军。

这些学者对于法律本来一窍不通，只懂得两本经书。在审判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首先求助于《春秋》，从中寻找微言大义来进行判决。

汉朝的法律原本沿袭自秦朝，属于商鞅制定的世俗法。秦朝法律虽然苛刻，却是以法典和判例的形式来决定人们是否有罪的。汉高祖灭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条，专门制定了约法三章来规范社会秩序，三章非常简洁，只要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随着汉朝的建立，社会需要更复杂的法律来规范，汉朝皇帝们再次引入了秦法，但减轻了秦法的严苛程度，保留了世俗化和法典化的倾向。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世俗法终于遭到了破坏。首先产生破坏的是吏治的败坏和审判的随心所欲，其次，则是公孙弘和张汤等人引入的宗法制度。

与死板的世俗法司法条文比起来，《春秋》充满了模糊性，这就给了皇帝巨大的便利。张汤在决狱时，常常会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这就使得《春秋》变成了与《古兰经》一样的东西，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了。

当经书作为法律使用时，一个宗教正式形成，并深深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春秋》被引入作为审判的依据后，接下来被引入的是其他经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在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是以宗族的方式来构建，而人们的关系也是靠宗族来调节，秦朝为了废除周代的宗法制度，专门引入了世俗法典，将中国社会拉出了宗教化氛围。到了武帝之后，随着儒教的回归和五经的法律化，秦朝创造的成果被毁于一旦，中国也重新回到了两千年的宗法统治之中。

除了酷吏用儒教对法律进行改造，将客观的司法条款变成主观的春秋决狱之外，汉代的官僚体系也在逐渐地儒教化。武帝在中央开办了太学，而各地也纷纷开办地方教育系统。中央级官员大都由太学系统输入，而地方的吏员则由地方教育系统提供。

到了昭帝和宣帝时期，儒教的知识分子终于控制了中央政府，完成了儒教的政教合一体系。

以丞相这个群体为例，西汉丞相从萧何到平晏，一共四十五人，前期的丞相大都出自汉初的功臣群体。除了黄老时期的之外，从汉武帝任命卫绾开始，一共还有三十三人担任丞相。这三十三人鲜明地分为两类，汉武帝统治时期到汉昭帝初期，从卫绾到杨敞的十五位丞相中，在汉武帝早期有几位儒家人士，比如卫绾、窦婴、田蚡，以及对开展集权教育最得力的公孙弘之外，其余的丞相都不是根据他的学问而升到丞相之位的，史书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学派倾向。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对于儒教却是一种利用关系，并没有崇敬之心，所以在选择官员时，最主要的条件是听话，而不是学问。在这时，太学系统提供的官员大都还处于低级，没有晋升到高级官僚体系。至于卫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儒家，却并不见得有太高的修养。窦婴和田蚡都是因为外戚而升职的，与是不是儒家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公孙弘是一个例外，而他本人却心术颇多，在皇帝面前不说二话，但偷偷地为儒教找补贴。

公孙弘之后的丞相们都很听话，也没有什么政绩，权力从丞相向皇帝以及皇帝的亲信大司马集中。

然而，汉武帝的儒家教育系统在他死后却硕果累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教学问几乎已经成了升官的必要条件。汉武帝之前，官员们选择面较窄，大都是功臣、外戚和官二代，但武帝之后，官员们依靠教育体系得以升职，这说明汉代的太学体系是管用的。但同时也说明，儒教终于垄断了汉代人们的头脑，中国不可能跳出儒教圈了。

杨敞的下一任是蔡义，他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汉代儒教教育培养的丞相，从此以后的十八个丞相中，王商是通过外戚系统而升职，薛宣和朱博是在法律系统内升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要么是儒教教育体系的产物，要么因为法律系统而升职，但最后还得重新学习儒教理论，镀镀金好获得更高的职位。在这些丞相中，有的还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大儒，比如韦贤、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

丞相职位被儒教把持，意味着汉代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儒教国家。

谶纬的世界

人们很难理解，踢开终结西汉政权第一步的，竟然是一只白野鸡（白雉）。

公元元年（元始元年），突然从四川的蛮夷处送来了一只白野鸡，这只野鸡先送到了益州的地方官手上，再由益州的地方官千里迢迢送到长安，当野鸡送到王莽手中，他立刻将野鸡呈给了太后，要求太后将白野鸡送到太庙中祭祀。

白野鸡的出现让大臣们也兴奋不已，他们上奏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萧何和霍光这两位汉代最突出的名臣的地位上。太后王政君（也是王莽的姑妈）收到了请求，为了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你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

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更加表示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然而王莽拒绝给自己加封，他表示功劳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

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授予王莽安汉公。

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即便这样，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等百姓都富足了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才接受了安汉公的职位。安汉公就是王莽替代汉朝的第一步。

王莽的推辞当然只是一种表演而已。但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只白色的野鸡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让汉代的群臣跟着疯狂表演呢？

这要从汉代的符命说起。汉代是中国历代集权王朝中最相信鬼神和天命的朝代。由于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并把它作为儒教的核心观点，对于老天爷的信仰就成了汉代人民共同的心声。

汉代的老天爷不仅指定了谁做皇帝，还不时地降出祥瑞来告诉人民，他喜欢现在的政策，或者降出灾异，表明他憎恶现在的社会。汉代人看见闪电，除了按照正常的反应，认识到要下雨之外，还会想到：一、皇帝也许做错了什么事，二、地方官或许做错了什么事，三、自己也许做错了什么事。至于选择哪一样，就要根据个人的心理了。

什么是祥瑞？在汉代也是有规定的。东汉时期大学问家班固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动物祥瑞：当皇帝（大臣，或者社会）的品德影响了鸟兽界时，就会出现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或者看到九尾狐，也可能会看到白野鸡、白鹿和其他白鸟。

正因为祥瑞在汉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王莽才会偷偷地让人们进献白野鸡。而群臣也心领神会，他们请求册封王莽，就是因为：在周成王时期，也有白野鸡出现，那时候的白野鸡是因为周公，从这进行推断，王莽是和周公一样伟大的人物，也必将能够稳定汉朝的江山。

在儒教的神化体系中，老天爷与人世沟通的方式主要有表示好意的“祥瑞”，表示惩罚的“灾异”，表示命运的“符命”，表示预言的“谶纬”。

王莽除了利用祥瑞之外，还善于利用符命，比如，公元5年（元始五年），有人在挖井的时候得到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着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是典型的符命。这次事件导致了王莽代汉的第二步：他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帮助年幼的孺子婴行使皇帝的职责。

到了公元8年，老天爷再次降下了一大堆的祥瑞和符命。齐郡有人梦见老天爷的使者告诉他：摄皇帝就要成真皇帝了，不信，等你醒了，会发现亭子里多了一口新井。当他醒了，果然看见了一口深达百尺的新井（估计是出现了地表塌陷）。而在巴郡和扶风，则分别出现了石牛和带字的石头，送到长安，王莽去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铜符和帛画的图，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

一个叫哀章的人则发现了一个铜匮，里面装了两本书，一本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本是“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里面说王莽应该当皇帝。根据董仲舒创造的五行相替理论，汉代被认为是火德，所以称为“赤帝”，而和平取代火德是土德，所以是“黄帝”。

在如此大规模的符命轰炸下，王莽终于没有经受住考验，不得不当上了皇帝，改朝换代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其实，现代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符命和谶纬都是伪造的，所谓灾异和祥瑞，都只不过是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将这些现象神学化了而已。但是在汉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地对待这些东西，并正经八百地把它们当作正规的学问来接受，甚至继续发明一些类似的理论，将之变得更加复杂。

而这些现象本身，都是董仲舒将阴阳术加入儒家学问产生的必然结果。汉代公认的大儒们，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谷永等人，几乎都深深地相信天人感应，总结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加入儒教之中。

另外，从汉武帝开始，人们也突然发现，当官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比如在汉代后期的丞相中，有许多人就是被皇帝胁迫着自杀而死。至于其他小官，更是难保自己的命运。

到最后，为了避免自己倒霉，大臣们也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暴政，必然会被皇帝杀死，但如果借助天灾，向皇帝暗示，由于人间政治出了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就有可能让皇帝在不迁怒于大臣的情况下收敛一点。

汉武帝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编造儒教神话逼迫其他人相信，但到了他的子孙，就已经掉入儒教神话中无法自拔了。董仲舒的理论框架碰到了汉代的现实政治，共同创造了汉代越来越变味的学术氛围。

在这种变味的学术之下，许多书籍被伪造了出来，每本书都说是周公、孔子写的，但内容却荒诞不经，充满了预言、暗示和神化，这些书籍被称为谶纬书籍。

人们伪造这些书，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实在太少，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必须伪造一些书来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这些书中有的把孔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帝王，认为孔子是黑帝精裔，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几百年的汉朝制定规矩的。还有的把刘邦神化成脚踏星空、神游万仞的仙人。再借助孔子、刘邦等人，写自己的理论。而所谓理论，大都是附会之言，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通过自然现象推演人间。

这一类的书很像现代的野史八卦，还充满了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但在汉代却被认为是正经八百的著作，甚至用来指导政治。

谶纬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并没有给学术研究设定范围，人们思维大开发，结果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可是，一旦政府给学术规定了范围，告诉人们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内思考，不得越界，那么，必然产生学术的退化。当人们不能思考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利用他的思维，在有限的范围内胡编乱造，汉代的谶纬就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结果。

在思想束缚下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学术一直停滞不前，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虽然在皇帝的饲养下活得很潇洒，却并非没有“对手”。实际上，在汉儒们围绕着原地画圈时，少数人已经发现了超越的途径，从而威胁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饭碗。

这次超越，源于新发现的一批经文，这些经文的发现似乎证明，汉初以来人们一直沿用，并且深信不疑的五经里，竟然有着许多错误。这个发现迟早会将汉代的学术体系炸飞，将人们从盲从之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