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密码——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公元前2—公元316年）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教一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为哲学的道家是一个出世、崇尚自然和简朴的学派，但作为宗教的道教却是一个极其世俗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宗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由道教提供，是位于陕西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著名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在对世俗政权的崇拜和利用上，道教和儒教是等同的。它不仅不反对人间统治，还总是试图加入它。道教与儒教的不同，更多表现在对于丹药和修炼的痴迷，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成了道教的特征，持续到现在仍然是这一套。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是一个比玄学更加思辨的体系，在玄学衰落之后，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逻辑力量。

印度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四谛”，即“集、苦、灭、道”四种真理。人类在轮回中承受着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跳出轮回，即灭谛。道谛，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

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将上座部求解脱、跳出轮回的目的称作“解脱道”，也就是只注重自己脱离苦海。大乘佛教同时提出“菩提道”，即帮助众人共同脱离苦海。所谓菩提道，就是成为佛陀那样的“佛”，是更高级的解脱。

大乘佛教根据修行理论的不同，又分为“中观”“唯识”和“真常”三支。前两支流行于印度，并传入中国。后一支发源于印度，在印度却并不流行，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最佳土壤，发展出了不少中国本土原创的分支。

在三国正在形成之际，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如今的陕西汉中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这个教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道教。

汉中的地理位置在秦岭之南的汉江上游，翻过秦岭，就是陕西著名的关中平原和长安。从汉江向东而下，就到达了湖北的襄阳盆地，这里已经接近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从汉中向南，则是著名的蜀道入口，千百年来，这里是从内地进入四川的首选道路。

汉中本身就是一个小盆地，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汉高祖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时，最初的都城就设在这里。到了汉末，一个奇怪的宗教群落却在这里发展起来。

最初在这里发展宗教的，是一位叫作张脩的人。当全国各地都尊孔子时，张脩却反其道而行，独尊老子。他虽然尊崇老子，但最具有号召力的把戏却是治病。如果谁生病了，他就叫这个人进入一间安静的房间清修，再派人为他祈祷。祈祷的方式是制作三份咒符，写上生病人的名字，一份放到山上，另一份埋到地下，最后一份则沉到水里。为病人祈祷的人有一个名字，叫“鬼吏”。另外，还有一种人叫作“奸令”，所谓“奸令”，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能够背诵《老子》的文化人。他们要帮助病人学会背诵《老子》。这些文化人平常被授予“祭酒”的职位，也就相当于组织里的官僚阶层，在帮助病人学习时就被称为“奸令”。

当然，治病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病人要出五斗米，所以，又称为“五斗米教”。张脩时期，这个组织还比较粗糙，不能算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

在东汉末年、三国之前的乱世时期，各路诸侯都忙着收编各地的豪强，张脩也被位于四川的益州牧刘焉收编了，赐予别部司马的官职。但是他并没有官运，随后被另一个觊觎汉中的人张鲁所杀。

张鲁也是刘焉封的官，官职是督义司马。刘焉死后，张鲁和刘焉的儿子刘璋闹崩了。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家室，导致张鲁割据了汉中，成了一方军阀。

正是张鲁借助张脩打下的基础，在汉中开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试验。要建立政权，第一要务，就是建立组织。张鲁自称是“师君”，也就是宗教导师和政治君主的合体。刚刚加入组织的人被称为“鬼卒”，经过训练后，已经皈依了教门的，就称为“祭酒”，祭酒们可以建立支部，如果他的支部规模很大，权力也就很大，这样的人被称为“治头大祭酒”。

至于张脩的传统节目治病，也被放在了宗教的审视之下。如果人病了，必然是他不诚实，或者做了坏事，这时就需要在祭酒的指引下进行忏悔，只要忏悔得当，病自然就好了。如果病没有好，证明这人不可救药。

组织化之后，张鲁率领着他的人马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各位祭酒有责任设立一些义舍，相当于慈善性质的机构，有的设在驿站，有的设在县里，人们路过时饿了，就可以进去免费吃喝一顿。但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吃得太多，张鲁就会命令小鬼让他生病。

根据教主的教导，人们还应该诚信，不欺诈，检验的标准也是看他是否生病。另外，如果犯了法，也要原谅三次，第四次才惩罚。

由于有了“祭酒”这个集团，张鲁也就不再设立正规的行政官员，利用祭酒来管理这片地方。这样，祭酒们就成了这个政教合一体制的核心部件，他们负责控制人们的思想，也负责规范人们的行为。

张鲁的政权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政教合一在中国的魅力。虽然汉帝国也可以说是政教合一的，但毕竟它还有正规的官僚系统，官僚们虽然利用儒教治国，但由于国家很大，很难纳入一个严密的政教体系中。而在汉中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是绝对化的，与西方的政教合一机构已经很类似了。

张鲁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宣布他的爷爷叫张陵，父亲叫张衡。他还宣称五斗米教是他爷爷在四川旅游时创建，并在汉中实施的。这也许并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消灭张脩的痕迹而已。但是，民间却相信他造的神化，张陵也被民间授予了另一个名字——张道陵，他被封为道教的祖师，又称为张天师。

人们在谈论道家时，往往会认为所谓道家，就是主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从而以为道教也必然符合这个主张。但实际上，道教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世俗性的、功利性的组织，以控制人为目的，而不是实现最大化的自由。

张鲁后来被曹操收编，得以善终。汉中地区也恢复了世俗生活，但是，张鲁所创造的五斗米教却以“天师道”的形式存在下来，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道教的形态。

作为宗教的“道”

什么是“道家”？什么又是“道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道家，是指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以《老子》、《庄子》（以及后来的《列子》）为经典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他们的学术并不与政治和社会直接挂钩，最多只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所谓道教，则依托于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设计了一套“万有理论”。这个组织是带有强迫性的，对人身设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要求信徒们必须执行。同时，这套“万有理论”也是无所不包的，希望能够指导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养生，或是参与社会活动，都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

这也是一个宗教与普通思潮的区别，一个思潮只是探讨，不具有强迫性，一旦一个思想与政权相结合，要求人们必须以某某主义为指导来生活，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的产生是对儒教的一种反抗，但实际上，道教是依托于儒教才产生的。

在汉代随着儒教深入到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新教派也必然是儒教的变种，这时出现的道教也不例外。

汉代道教和儒教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用老子取代了孔子，用《老子》取代了《春秋公羊传》。至于组织化的一切都是类似的。又由于组织化的类似性，老子取代孔子也是不彻底的。

关于道教的诞生，和一本叫作《太平经》的书有关。

大约在汉顺帝时期，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伪托仙人所作的神书，这本书中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事情，并承诺按照这本书的指引，不仅可以治理国家，还可以修身养性、成仙得道。这本书号称《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后人将之称为《太平经》，传世的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简单地说，它是一本融合了儒教谶纬、政治观、养生、神仙、符水等内容的大杂烩，并点缀了一点道家的宇宙观，杂凑而成的书。这种书之所以出现，是深受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影响，又想做出点特色，所以取道家的理论糅合进去。

这本书和儒教观点相合的地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天地阴阳生成说。关于天地万物的化生关系，书中大部分观点都和儒教相通，只是在数字的解读上稍有区别。儒教认为太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一、二、四、八”的数列，而《太平经》根据道家传统，从《老子》里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强调“一、二、三”的数列，除了“一”代表“太一”之外，“二”则代表天地、阴阳、雌雄等，而且进一步把“一”当作阳数，而“二”当作阴数，从而推断出一系列的结论。为什么一个皇帝要有很多大臣？因为君是阳，而阳是“一”，臣是阴，而阴是“二”（表示“多”）。另外，书中还由此主张两女共侍一男，因为男是阳，女是阴，等等。

《太平经》对于“三”这个数字也很重视，认为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第二，关于阴阳灾异的学说，继承了儒教的天人合一理论，并将它变得更加复杂化，从而设计一套“人法天地”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与儒教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道教和道家的区别，道家是反制度的，对一切人为制度充满了警惕，而道教并不反制度，反而劝说人们遵从政治，这一点和儒教的目的是相同的。

除了与儒教的相同点，《太平经》中也有一些儒教理论较少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来自老子，也不来自孔子，而是来自中国神话学的另一个传统：萨满传统。

所谓萨满教，指的是相信万物皆神的一种原始宗教。它一般出现在人类早期，或者发展较慢的游牧、山林部落之中。到后来演化成一种多神教体系，与更加思辨的一神教相对立。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有万物皆灵的传统，并持续到了现在。

《太平经》中由此设计了一套多神教的体系，也就是神仙体系，并由此演化出一套修仙成道的理论。要修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符水，靠画符来获得功力；另一种是炼丹，吃丹药成仙。

关于《太平经》和儒教的不同，可以列为如下几点：

第一，它设计了一个六等的神仙体系，这个体系中包括了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其中道人以下就回到了人间，前三种则升到了天上。所以，儒教所推崇的圣贤（如周公、孔子），在道教看来，只不过是最后两等而已。至于普罗大众，则不在这个体系之内。

第二，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进入这个体系呢？这就要修行。修行的方法主要包括：一、要遵守社会规则，做一个良民，比如，忠君、孝敬等都被说成是一种功德；二、要从理论上参悟，主要是要学会静，要学会守一等；三、要服药，或者使用符水。

当然，道教的符水也不是它的特色，这是从儒教的谶纬变化而来的，而且更加具有功利性。

《太平经》成书后，最初由于内容芜杂难信，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到了东汉末年，突然间引爆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黄巾军叛乱。

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曾经得到过这本书，被它的理论所吸引，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开始了对东汉政权的反叛。张角的组织号称“太平道”就来自于此书，而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来自《太平经》对数字“三”的解读。

张角最初的特色是以符水咒来治病，相当于对人实施信心疗法。即便现在，国内还存在着许多巫医，有的巫医门口车水马龙，大到地委书记、富商大贾，小到平民百姓都去治病，可见两千多年并没有太大长进。与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样，张角的符水也并不包好，而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如果病人好了，就说他信道了；如果没有好，就说他不信道活该。

随着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他开始建立组织，并招兵买马，对抗朝廷。他的组织更多是军事化的，缺乏更紧密的宗教性联系。被镇压之后，太平道也随之进入低潮。

汉中的五斗米道则和太平道不同，通过把人变得社会化和组织化，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体制，成为道教的开端。

被曹操收编后，五斗米道虽然不再是政教合一，但作为一种宗教却被保存了下来。

由于道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功利化的，总是希望与政权相结合，导致道教一直长不大。和佛教相比，佛教是思辨性的，可以独立于政治。但道教出生于汉代，汉代的哲学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导致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

即便到了现在，道教所谈论的东西其实和汉代没有太多区别，仍然是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等东西，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也导致道教一直不如其他两种教派昌盛。

儒道从来是合流

道教的定型还和另一个人有关：两晋时期的道士葛洪。他给道教提供了两方面的营养：第一，外儒术，内神仙，一个人外在表现要采用儒教的仁义道德标准，而内在要修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第二，炼丹，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长生不老丹药运动，就从这里发端。前者决定了道教实际上是和儒教合流的，而后者决定了道教未来只在长生不老的丹药里打转。

葛洪的祖父是东吴的高官，父亲则在西晋灭吴后，入晋做官。葛洪父亲早逝，他经历过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起点，是从儒教的经典著作开始，之后进入杂家，这也决定了葛洪的思想并未脱离儒家的窠臼。

葛洪年轻时，恰逢西晋的石冰作乱，他参与过镇压。之后由于天下大乱，南行到广州，投靠了广州刺史嵇含（嵇含的爷爷叫嵇喜，嵇喜是嵇康的哥哥）。

但他去了不久，嵇含就遇害了。葛洪在广州逗留许久，开始系统地钻研他的神仙理论。东晋建立后，葛洪回到了江南在元帝朝廷混官，但并不得意，最后又返回广州，著述文章，死在了那里。

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葛洪并不是一个静心的人，对于功名的追求，表明他离不开儒教的立场。他对于“道”的理解也是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正因为这样，他对于之前的“道”都持批评态度。比如，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葛洪就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奸邪逆乱之徒。

而在他生活的时代，五斗米道信仰仍然在民间保留着，不管是反叛者还是顺从朝廷的人，都有五斗米的从众。比如，东晋王朝的反叛者孙恩家族就信奉五斗米道。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也有许多五斗米道的信徒，他的儿子王凝之在孙恩打过来时，不仅不做军事准备，还去祈祷请鬼兵，结果他的五斗米道不如孙恩的五斗米道，王凝之也被杀。

葛洪认为，这些以前的道教分支都不够听话，他要进行改造，让它们更听话，不要反抗。

甚至对于道家的老子、庄子，他也缺乏尊重。对于老子，他的评价是：老子的五千言只是泛泛之谈，过于简略，让人无法找到当神仙的步骤；对于庄子，他也认为庄子只是说到大概，距离真理还远得很。

那么，葛洪认为的真理又包括什么呢？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他继承了道家的一些词汇，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元（也就是玄）”“道”“一”，在他看来，这几个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世界的本源。

第二，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守一”成仙。只有成仙才能长生不死。为此，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憧憬成仙之后的各种妙处。当然成仙也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仙。“成仙很好，成仙很难”，此类同义反复的话说了很多遍。

第三，不仅成仙很难，而且成仙也有等级。有的人有仙骨，有的人没仙骨。而且成仙也不一样，有的人整个身体升入太虚，叫作天仙；有的人在名山大川中游荡不死，叫作地仙；有的人要先死掉，然后得以解脱，叫作尸解。有人认为，葛洪本人也只混了个尸解仙。

第四，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才能成仙？步骤是什么？葛洪还真的列出了不少成仙的法子，具体到让人流泪。最大的法子就是服用仙丹。

如何炼制仙丹？他给出了不少药方。比如，黄帝当年成仙时服用的九鼎神丹，一共有九种丹，分别叫作丹华、神丹（也叫神符）、神丹（原书如此，与第二丹同名）、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

这些丹如何做？他有的没有具体说，有的给了方子。比如，九鼎神丹中第一丹的药方如下：第一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当然，没有人能根据这个药方炼出丹来，因为这个方子并没有写重量、配比，而且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天，来来回回折腾到死，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配比。所以，即便给了方子，所谓炼丹，也不过是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等死时玩的游戏而已。

除了九鼎神丹，慷慨的葛洪在书里还给出了许多其他的方子。不仅仅是药方，还有其他修身养性的大法，同样可以达到长生不死。除了成仙，还有炼金银的方子，这就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但整体而言，葛洪之前，特别是东汉时期，信奉道教的人们使用的大都是符水，也就是画个符弄个咒，给人治病；葛洪之后，画符诅咒已经成了小打小闹，只保留在底层的民间信仰之中，而高级道士们纷纷开始开炉炼丹了。到了唐代，人们嫌炼丹更麻烦，于是兴起了炼内丹，也就是不再炼实体的丹药，而是通过养性修身，让丹药自动在体内形成，就达到长生不老了。

除了修仙之外，葛洪还定义了道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道双修”，或者“内神仙，外儒术”。

在他的心目中，儒和道都是“大道”的一个方面，只是道是“本”，而儒是“末”。虽然有所差别，认为神仙之术更加高贵，但葛洪主张的人生哲学是：在人世里规规矩矩遵守礼法，暗地里炼丹成仙，不和社会对抗，也不违逆世俗的社会规则。

在他的观念里面，天道、君道、臣道、人道，都是等同的。比如，人们认为伊尹和霍光是贤臣，因为他们废掉了昏君，又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是圣王，因为他们讨伐无道昏君，建立了新的王朝。但在葛洪看来，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鼓励了大家叛逆。他认为，君就是天，是父，如果君主都可以废弃，就好像天也可以改，父亲也可以拿掉一样。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时代，道教做的是群众运动，这是皇帝最害怕的。葛洪把道教关于群众运动的内容去掉了，变成了只和上层打交道，出入于王庭的宗教，这实际上有利于道士们提高地位，又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在这样的理论下，道教走的是一条妥协的路，服从中央帝国权威的管理，不做任何让政权不高兴的事情。到了后世，这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即政权默许甚至支持道教的存在，而道教一方面炼自己的仙丹，另一方面则帮助政权稳定局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过了改造的道教几乎从来不闹事，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甚至和佛教争宠，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权资源，其原因就在于葛洪对道教的改造。

在葛洪的影响下，东晋南北朝的道教终于脱离了民间，形成了一个上层集团和文人参与的宗教，他们越来越不重视民间的信仰者。这时的道教分成了如下几个支派：

在北朝，是道士寇谦之建立的天师道。在南朝，则分成了两支，分别是道士陆修静代表的灵宝派（也叫南天师道）和道士陶弘景所代表的上清派（也叫茅山派）。

所谓北朝天师道，是寇谦之在五斗米道基础上建立的教派，这个教派抽去了五斗米道的群众基础，却建立了复杂的上层架构。寇谦之创造了一个新神“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一个职位“天师”。他宣称最早的天师是五斗米道的名义创始人张道陵（张陵），而现在则是他寇谦之。除了这个职位之外，他设立了道坛，又模仿政治制度创立了道教的各种仪规。更重要的是，天师道是直接和皇帝打交道的，热衷于当皇帝的谋臣，并希望能成为国教。

所谓灵宝派，是奉《灵宝经》（相传为葛洪所作）为圣经的一派，也和五斗米道有瓜葛。陆修静也热衷于建立组织，讲究排场规矩，重视符箓，这些都和天师道类似，所以被称为南天师道。

而上清派则尊奉《上清经》，这是一本伪托真人所作的经书，这一派相对出世，注重个人的修道，继承了葛洪神仙修行的一脉思想。

但总体而言，这三派要么热衷于成为国师，要么热衷于成仙得道，都以皇帝的好帮手自居。

在道教被改造成顺从的宗教，希望能够获得政权支持时，另一支外来的宗教却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国，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它就是佛教。

浮屠真义

公元前6世纪的一天，一位印度的王子（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离开了王宫，去寻找心中的“道”。在他的前半生，他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王子生活，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在二十九岁那年，一次出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路上看到了人的死亡、病困和衰老，开始意识到皇宫内的一切虽然值得留恋，却显得那么虚幻，掩盖了真相。他开始考虑人之为人的意义，既然人们都要死，为什么还要活过来？妻子、孩子、王国都是如影旋灭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

最终他选择了离开皇宫，去寻找答案。这次寻找，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那么，佛教都说了些什么？在佛教之前，印度其实已经有了婆罗门教，而佛教的许多理论就脱胎于其中。可是，现有佛教理论中，哪些是它从印度的婆罗门教继承的？哪些是它新创的？

如今人们一谈到佛教，就要谈到轮回观念，但这并不是佛教的发明。印度的原始人口是达罗毗荼人，后来来自亚欧大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成了统治阶层。为了便于统治底层的达罗毗荼人口，雅利安人制造了种姓制度，将人口分成了四种姓，分别是：婆罗门（教士阶层）、刹帝利（国王和武士阶层）、吠舍（商人阶层）、首陀罗（底层人口），另外还有不入等级的贱民阶层。

为了保持血液的纯净，这些阶层之间没有血缘流通渠道，不能通婚，一个贱民也永远没有机会上升到高等级。

如果社会如此板结，那么必然引起下等人的反抗。为了避免这种反抗，婆罗门教制造了轮回观念。人死后灵魂会再次托生，开始另一个循环。如果一个人在此生表现良好，安守种姓的本分，不违规，不逾矩，那么，到了下一次轮回的时候，将升入高的种姓。如果他表现不好，到了下一次轮回，就会降入低种姓，甚至不再是人，变为畜生。

轮回观念通过给人虚无缥缈的“下辈子”希望，避免了下等人在“这辈子”进行反抗。

但是，这种信仰到了悉达多时代，受到了冲击。他处于印度的十六国时代，也就是战争最频繁的阶段，世界过于惨烈，使得人们感觉来生也没有了希望。

悉达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轮回的基础上再创立一种学说，给人以新的希望。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因为来生的社会同样混乱，打打杀杀，来了也是受苦。所以，他设想了另一种可能性：跳出轮回。通过修行，人们可以跳出轮回，就不用再回到这个混乱的世界。在新的理论下，跳出轮回是比下一辈子晋升高种姓更令人羡慕的事情。这样，佛教就给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平等的地位，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生活在轮回之中，就是受苦，而且谁都能通过修行跳出去。

悉达多（我们应该称他佛陀了）的理论可以用“四谛”来概括，所谓四谛，就是“集、苦、灭、道”四种真理。

苦谛，指的是轮回之中的一切苦难，如“生、老、死、愁、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都是人生必须经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贪、嗔、痴三毒，也就是集谛。所谓集，就是人类的欲望的集合体。

如果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贪、嗔、痴三毒，消灭了三毒，也就跳出了轮回。这就是灭谛。

而道谛，也就是跳出轮回的方法和修行。佛教弟子修行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是指八正道，“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这些正道帮助人们消灭三毒，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其活着的意义和死后的永恒。

后世的佛教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四谛”，特别是在“集、苦、灭”三谛上，大乘、小乘、金刚乘都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道”谛，后世的发挥却层出不穷，因为“道”是跳出轮回的方法，每一个派别提供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看待世界的理论也各个不同，所以，各个派别的争执，主要都是争谁的“道”才是正道。

在争执中，主要又分成了几个派别，分别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佛陀死后，他的言论和戒律被弟子们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是《巴利三藏经》。小乘佛教的经典是用巴利文（这是一种类似于梵文的语言，与更加正式的梵文比起来，巴利文是更加通俗的民间用语）记录的，所谓三藏包括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范）、经藏（记载佛陀言行）、论藏（后来弟子的解释性教义）。

与《巴利三藏经》对应的，是最早形成的佛教派别上座部，也称小乘佛教，由于现在的上座部主要通过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也称为南传佛教。

在中国早期，也曾经选择性地翻译了一部分上座部经典（主要从经藏部分翻译），这些经文统称为《阿含经》，而《阿含经》又包括了《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几部分。

上座部基本上继承了佛陀的理论，认为人的修行，就是为了跳出轮回，得到解脱。它又做了一些细化工作，增加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业”。所谓业，是一个数学概念。上座部讲修行是持续许多个轮回的，由于修行很难，一个人一生可能只修行了50%，还达不到脱离轮回的标准，那么他下一辈子再修行20%，第三辈子又修行了30%，加起来达到了100%，就可以脱离轮回了。“业”就是衡量一个人修行成果的计量指标，我们可以将它看作这个百分数。有了业的概念，一个人就不用急着在这辈子解脱了，他只要坚持不断修行，总有一辈子能够达到目标。

第二个概念是“十二因缘”，也就是把“四谛”里面的“集谛”继续细化，总结了人类的十二种活动，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无明（最初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行（从最初状态开始有了行动）”、“识（行动之后有了辨识能力）”、“明色（有了辨识能力之后，对事物开始分门别类）”、“六入（通过各种感官获得认知材料）”、“触（接触外界事物）”、“受（感受外界事物）”、“爱（感受之后，对外界事物做出评价）”、“取（有了评价之后，主动获取喜欢的事物）”、“有（占有主动获取的事物）”、“生”、“老死”。

第三个概念是修行的细化，即修行要从“戒（遵守戒律）、定（禅定）、慧（对教义的领悟）”三方面入手。关于遵守戒律，并没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而修行功夫主要在于禅定和领悟。

比如，本书作者曾经参与过南传佛教的禅修，所谓禅定，并非仅仅打坐，而是要求在打坐的同时，好好体会呼吸的每一个步骤，观察气流在身体中的运行，并从中体会到人体与宇宙的合一。另外，一个修行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走路上，走路时必须将每一步都进行无限分解，体会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块肌肉的运动，并与天地融合，体会到无穷智慧。

南传佛教的信徒们就这样花一辈子去体会人体与宇宙的合一，然后又一辈子，再一辈子……不断地积累着“业”。

第四个概念是对四谛的总结，提炼出三句话，号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即人生没有常态，人生都是受苦，以及“我”并不是独立的实体，只是因缘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受体而已。

通过这些概念，小乘佛教就建立了一套修行体系，信徒们用毕生的工夫进行修行，希望积累他的“业”，等业积累够了得到解脱。而修行的内容主要是禅定、戒律，加上一定的教义探讨。与后来出现的大乘佛教相比，它更加原始，更少理论化的，更强调行动，缺乏思辨性。

除了小乘佛教，佛教第二个分支是密宗，也叫金刚乘，由于主要流传于西藏，也称藏传佛教。

在修行方法上，密宗和小乘佛教是两个极端。小乘佛教讲究“业”，一个人要通过许多轮回的积累，最终才能脱离轮回。而密宗则忍受不了这么长时间的禅定修行，而是讲究高效。它提出，除了这样年复一年、生复一生的修炼方式（这种方式也叫渐悟）之外，还有一种更加迅速的方式，叫作“顿悟”。

所谓顿悟，就是在一瞬间，人的“业”从零突然增加到百分之百，立刻脱离轮回成佛了。而且“业”还可以传授，通过一个人瞬间传给另一个，让他也从零增加到百分之百。

密宗之所以出现，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人类的心急，等不了太久的修炼，另一种是受更加原始的宗教，比如萨满教、苯教的影响，相信自然界的超能力，并且超能力可以传授。

我们经常会看到密宗的信奉者们四处游荡，要么给别人传授某种法门，要么接受别人的法门，寄希望于顿悟，这一辈子赶快得道。即便不能立刻得道，也多增加点特异功能，让人刮目相看。

相对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来说，密宗是一个不入流的分支，只是在最近全民信佛的功利背景下，才又将它炒作了起来。现代人绝对等不起慢慢的修行，只想赶快就见成效，好拿着那点成效四处招摇撞骗冒充活佛。当然最终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得来了活佛名号，就可以开个公司授课或者卖产品。

在中国历史上，密宗对于哲学的影响也并不大。

对于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大乘佛教。那么，什么是大乘佛教？它又说了些什么？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如果把佛教的各个教派和其他两大宗教做个对比，小乘佛教相当于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之后出现的大乘佛教则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新教，或者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信仰基础是相同的，都信奉佛陀提出的四谛。但在这基础之上，两派又有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又经过组织化之后，变得不可调和，成了根本性的分裂。

大乘佛教又分成了许多分支，如空宗（中观）、有宗（唯识）等，相当于新教分裂出的许多小派别，如英国国教、加尔文派，或者美国的一些小教派，而在什叶派中也分成了伊斯玛仪派、十二伊玛目派、宰德派等。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血腥冲突不同，大乘佛教内部的分野没有那么武力敌对，却仍然由于组织化的加强，形成了一个个的分裂竞争的僧团。

在大乘佛教诞生之前，小乘佛教主张通过自我修行来脱离轮回，目的相对简单，修行也以个人经验为主。这种修行方法更接近于佛陀的本意，却由于过于朴素，缺乏号召力。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思路：所谓修行，不是仅仅修自己的行，而是要帮助天下人都获得道。

为了区分自己修道和为天下修道，他们提出了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导致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根本性分歧：“解脱道”和“菩提道”。

所谓解脱道，就是小乘佛教的修行方式，追求的是个人解脱。而所谓菩提道，指的是更宏伟的目标：不仅要个人解脱，还要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解脱。他们把只修解脱道当作小家子气，所以叫“小乘”，而把修菩提道当作康庄大道，称为“大乘”。

但是，什么是菩提道呢？

菩提道要求人们像佛陀一样帮助他人，修菩提道的人最终目标不是解脱轮回，而是成为佛陀（立地成佛）。到这时，人们会发现，对于“佛”的概念，大小乘佛教也有了区别。小乘佛教认为佛陀只是一个导师，来指引人们脱离轮回之苦，这一点更像早期的耶稣的形象。而大乘佛教则把佛陀神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这就类似于上帝了。神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佛，释迦佛只是其中之一，大乘佛教给这些佛一一起了名字和定了意义，这花了不少功夫。

从定义可以看出，小乘佛教基本上还是按照佛陀去世前的教导来修行，没有脱离这个框架。而大乘佛教已经超越了佛陀生前的教导，变得天马行空，甚至又创造了无数的佛陀。

自然修行方法上也不能满足于小乘佛教的方法，所以，除了“戒定慧”和“八正道”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修菩萨道的方法，比如六度和四摄。所谓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要素；而四摄，是指日常生活中要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只有六度、四摄还不行，大乘佛教又设立了52个等级，按照这些等级次第修行，才能达到菩提道。这52个等级就是硬生生造出的52个意义难懂的名词，为了解释它们，就要消耗许多佛经的篇幅。

而从这众多的概念、名词和意义中，自然会产生出无数的变化，让每个人究其一生，都不可能走出来。所以，大乘佛教的理论是无穷无尽的，在人们学会修行方法之前，就在这种概念组成的迷宫中消耗了一生。

也正由于概念众多，大乘佛教又分成了无数的支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凑在一起吵来吵去，辩论充满了思辨性，使得佛教骤然间复杂化，成了世界上最难懂的宗教。当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后，立刻让玄学的思辨成了小儿科，相形见绌，被淘汰了。从此以后，思辨哲学的代表被佛教取得。

任何宗教总是一方面是戒律，另一方面是理论化的教义。我们可以把佛教的教义理解为对世界的解读。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只有理解了世界的构成，才能找到通往菩提的道路。

大乘佛教的教义主要发展出三个分支，分别是“中观”“唯识”和“真常”。

“中观”一支最早出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最流行的一支，又叫般若宗、空宗或三论宗。这一支最核心的观点是一个“空”字：只要理解了“空”，就是理解了世界，也就找到了通往菩提的道。

所谓“空”，是指万事万物都不是实在的，而是“空”的。我们看到的事物只是一种幻象，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实物，这个名字叫“假名”。既然是幻象，我们又怎么能够触摸到一个桌子，亲吻到爱人的嘴巴呢？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因缘）也不是实在的，是另一种幻象，我们认为触摸到了，亲吻到了，只是被欺骗的幻觉，如果不破掉这种幻觉，就无法达到菩提道。

不仅仅世间的实物是幻觉，就连修行的佛教理论也不是实在的，是幻觉、假名。所以，任何认为找到了修行大道的人，实际上都是掉入了幻觉之中，只有跳出修行的执念，才能理解“空”的含义，无意之间理解了修行之道。

当然，这里的“空”不是一无所有，既然有幻象，就不等于完全不存在。所谓“空”，是说事物不是实在的，只是一种虚托的关系，是没有主体性的。所有的世界和所有的道都处于“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中观派的“空”和魏晋玄学里的“无”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的观念和“空”有很大相似之处，都强调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可以有千变万化，但它又不和任何实体相联系。

正因为“空”和“无”的相似性，当中观派进入中国的时候，当年信奉玄学的人毫无障碍地转到了“空”的概念上。

但中观派“空”的概念却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被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分支唯识派发现了。于是，我们就转入了对唯识派的讨论。

唯识派认为，中观派说所有的佛法也都是“空”，可是它自己却定义了一个法，叫“所有的佛法都是空”，至少这句话应该是实在的吧？如果这句话都不实在了，那么中观派就陷入了悖论之中。

在古希腊有一个说谎者悖论，哲学家艾皮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精。艾皮米尼得斯本人就是克里特人，如果人们认为他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艾皮米尼得斯本人也是撒谎精，他说的这句话就肯定是假的。如果人们认为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克里特人就说真话，作为克里特人的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

中观派“佛法是空”的结论也掉入了说谎者悖论之中。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唯识派设立了三种例外，认为有三种道理不是“空”的，而是“有”的，只是这种“有”和普通的“有”不一样，叫“妙有”。所谓妙有，就是它是“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有”，人们知道它是“有”，但又不会执着地把它变成一种执念。

三种“妙有”情况称为“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

遍计所执性，是指人们浸泡在经验的世界里，会把本来为空的事物当成是实有的。

依他起性，指的是事物本来是空的，这在佛教用语里叫没有“自性”，但是事物可以有“他性”，也就是说可以进入到人们的经验之中，但保持为空。

圆成实性，指的是当所有的妄念被破解掉之后，真实的佛法却可以保留下来。有了这个“圆成实性”，就解决了中观派的说谎者悖论，因为破妄之后的佛法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妙有”。

这三自性针对的，都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讨论的是人类经验世界的“妙有”。一切佛法都只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之中（一切法唯识），这就是“唯识”这一派名字的来历。

唯识派在提出了“一切法唯识”之后，就开始对“识”进行划分。它把“识”当作人类的感觉、思维和下意识，提出人类一共有八种“识”，即“眼”“耳”“鼻”“识”“身”“意”“末那”“阿赖耶”。

这些“识”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意识。现代人认为，除了普通的五种感官（五感）之外，还有第六感存在，叫“直觉”。有的人足够大胆，还提出第七感。在唯识派中，早已超越了现代理论，提出了有八种识。

在八识中，前六识与现代的六感对应，而最重要的却是第七识和第八识。

第七识叫“末那识”，指的是“我执”，也就是产生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第八识叫“阿赖耶识”，则被定义为“藏识”，也就是隐藏在人们心中、通向菩提道的那种智慧。这一识虽然早已在人们心中，但绝大部分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一旦你的第八识被激发出来，你就成佛了。

所以，唯识派绕到最后，实际上就变成了“认识你心中的第八识”的问题。只要开发出了第八识，你就是佛，觉察不到你就是凡人。

围绕着“第八识”的性质，唯识派又分成了三派，分别是“摄论宗”“地论宗”“唯识宗”。

摄论宗认为，阿赖耶识还不是尽头，它也不是完全纯粹的，人类心中还有一个第九识“阿摩罗识”，这一识才是最纯粹的智慧，要想成佛，必须利用第八识唤醒第九识，才达到了证果。

地论宗认为，阿赖耶识就已经是最纯粹的智慧，只要打开它、激发它，就可以证果。

唯识宗则认为，阿赖耶识既不是纯粹，也不是不纯粹。它本身是普通的，但在阿赖耶识之中蕴含着通往佛法的种子，人们不仅要打开阿赖耶识，还要让阿赖耶识里的真理种子（学名叫无漏种子）生根发芽，才能证果。

虽然唯识派的理论已经发展到如此繁复的高度，但历史发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找到了阿赖耶识，更别提什么第九识和无漏种子了。

除了中观派和唯识派之外，佛教的“真常”一支出现得更晚，也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真常”和“中观”“唯识”两支的区别在于，“中观”认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的，而“唯识”认为，一切皆空，只有蕴含着佛法的“识”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这种有称为“妙有”。而“真常”则认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实体性）的，他们把佛性称为“真常”。

最初，小乘佛教认为人类修行是为了脱离轮回（解脱道），而大乘佛教认为人要修菩提道，但并没有否定解脱道。到了“真常”一支，则认为没有所谓解脱道，世界上只有一种道，就是修成佛性。所谓众生皆能成佛，没有其他的道。这样，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就彻底决裂了。

另外，不管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不具备佛性的人，称之为“一阐提（Icchantika）”，这种人不论怎样修行，都无法修成正果。但是“真常”一支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即便是“一阐提”也可以修佛法。

由于人人具有佛性，那么，人类的目的就是发掘出自己的佛性，找到真我，而这个真我就不能是“空”的，必须是“有”，这就是“真常”。

人人有佛性的说法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虽然最初中国人大都采用中观论，但到了唐代，最著名的几家都是从真常论出发，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至于唯识论，由于它理论过于复杂，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虽然经过玄奘的大力弘扬，却仍然免不了落寞的命运。

西域舶来，落户中原

在耶稣出生前两年（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汉的哀帝派遣一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前往大月氏使者的住处。景卢怀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向使者学习一种中国没有见过的经文——浮屠经。所谓浮屠经就是佛经。而景卢也成了首位接触佛经的中国人。

在这之前，印度的佛经已经传到了西域的大月氏之中，又经过西域来到了汉地的家门口。不过，汉人由于不了解佛经，认为佛经和《老子》大概是差不多的理论，甚至传说这是老子出函谷关之后去往西方，教给蛮人的。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正式登场。最早的信奉者包括了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不过，楚王英时期，仍然仅仅把佛教当作方士的一种，关注的是它的形式，而不是教义。

公元67年（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出使者迎来了第一批僧人到洛阳，为他们建立了著名的白马寺。佛教开始在中国缓慢传播，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这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仍然只把佛教当成一种法术的教门而已。

东汉时期，传播佛教的大都是西域人士，他们本来属于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等，所以，来到中国后以“支”“安”“康”为姓。至于印度（天竺）来客，则以“竺”为姓。比如，东汉最著名的小乘佛教僧人安世高、大乘经的首译者支娄迦谶，以及安玄、竺朔佛等人。

东汉末年恰好是印度大乘佛教出现时期，中国正好赶上了头班车，较早接受了大乘佛教，受小乘佛教的影响比其他地方小。

到了三国时期，僧人继续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由于旅行线路的问题，佛教主要在曹魏和东吴传播。到曹魏传播的大都走陆路的西域进来，而到东吴传播的则走海路，比如曹魏的昙摩迦罗、昙无谛，东吴的支谦、康僧会等人。

公元260年（曹魏甘露五年），一位中国僧人终于踏出了国门，前往西域取经，他的名字叫朱士行。朱士行为了取得大乘真经，从洛阳出发，到达陕西、甘肃，再西渡流沙，走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于阗，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在那儿得到了经书。朱士行之后，宗教旅游就成了一种热门，培养出了法显、玄奘等忠实的追随者。

朱士行的出现，也说明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只知道佛教的凤毛麟角，而是想从义理上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此时，中国的玄学正盛，佛教仍然依附于玄学，借助玄学的概念来传播佛教精神。

西晋时期最重要的僧人是竺法护，他翻译出了大批的大乘佛经，为“空”的概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东晋，中国开始分裂，北方陷入了一片混乱，但是南方却保持了文化的稳定。曹魏和西晋时期，佛教在北方更胜，而到了东晋，则开始南移，南方取代混乱的北方成了学术中心。此时玄学已经接近尾声，人们需要更新的理论作为谈资，前面的译经和传经活动终于开花结果，佛教大肆传播的同时，人们对于义理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样化。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大乘空宗，也就是中观派。大乘空宗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中国佛教也进入了般若学的时期。所谓般若学，是围绕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教理，讨论“空”的学问。而此时中国人仍然离不开玄学的“无”，所以大都将“空”理解成“无”，由此形成了六家，而其中第一家又分成了两宗，构成了六家七宗。

这六家七宗分别是：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这里不对这些宗进行详细解释，仅仅说，它们都是围绕着“无（空）”这个概念进行发挥，所以都属于般若学的变种。

在般若学的热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释道安。释道安处于西晋末期，他的主要活动地仍然在北方，但是他的影响力却遍布南北。他本人持本无宗的观点，这是比较正统的一派，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由于时人分不清“空”和“无”，所以叫本无宗。

释道安真正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一家之言，他的功劳在于推动了大乘佛教的传播。他一方面推动佛教理论的传播，尽最大可能地区分佛教和玄学，另一方面，又在制定佛教仪规，在佛教组织正规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他的弟子遍天下，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更是加速了佛教的扩张。佛教已经穿越了政治的边界，成了沟通南北的纽带。

释道安死后，他的弟子慧远在南方成了一代宗师，慧远虽为大乘般若学，却鼓励一切形式和内容的佛教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佛教不仅成了普遍信仰，更是征服了东晋皇族，成了贵人和富人的座上宾。

慧远在南方开疆辟土时，北方的龟兹人鸠摩罗什也寻找到了机会。北方经过西晋末年以后的大混战，在前秦王苻坚的手中再次统一，但随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溃，北方第二次陷入混乱。在陕西地区，取代苻坚的是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帝国。后秦时期的陕西、甘肃一带暂时保持了稳定，鸠摩罗什最初被从西域抓到了甘肃凉州（武威），后来又到长安译经。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的经文，并带来了佛教最正宗的义理，使得西北再次成了佛教中心。在未来，虽然北魏取代了其他政权，统一了北中国，但北魏采纳了佛教后，更是让北方再次成为佛教的领地。

鸠摩罗什有一个弟子叫竺道生，他从北方来到了南方，脱离了一般的般若学，建立了另一个学派：涅槃宗。他所持的观点与般若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般若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法，比如被称为“一阐提”的人就没有佛性，而竺道生却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第二，把“佛”这个概念抽象出来，认为“佛”是一种最高的道，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第三，认为人们可以顿悟得道，也就是某人某天突然间就成佛了，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修行。

竺道生的观点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实际上，后来的禅宗就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

涅槃宗的建立，让东晋南朝的般若学进入了尾声。而另一个从东南亚来的僧人真谛则带来了摄论宗。不管是涅槃还是摄论，都是“真常”一支的学问。

之前的各大门派虽然热闹，但理论上大都是舶来品，由印度人发明理论，再由中国人接受、探讨。而“真常”一支却是另一种情形，这一支在印度并不发达，反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属于印度，只属于中国。真常论逐渐占据主流，就意味着中国佛教慢慢度过了学习和模仿的阶段，开始要发展出真正的汉地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