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密码——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公元589年）

与南朝的佛教失控相比，北朝对于佛教虽然也极为推崇，却从来没有放弃控制。一旦佛教规模失控，皇帝就发动灭佛运动，将佛教资源重新收入政府手中。

在北朝，佛教和道教在理论上发生了多次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始终是：佛教是不是产生于道教？佛陀是不是老子的化身或者学生？

老子化佛是由道教编造的故事。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于人们不了解佛教，僧人们默许了这个故事的存在。一旦佛教羽翼丰满，佛教开始与道教拉开距离，双方的辩论随即展开。

与佛教的思辨相比，道教是一个信口开河、缺乏逻辑能力的宗教，在辩论中屡战屡败。

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最大胆攻击，僧人慧远直斥皇帝要下地狱，成为佛教不屈从权威的最典型事例，也是绝响。

在南朝的佛教享受着皇帝的恩宠和无限荣华时，在遥远的北方，佛教却正经历一场劫难。

这场劫难来得非常突然。在几年前，北魏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对和尚们还恩宠有加，毕恭毕敬，但几年后的公元444年（太平真君五年），政治风向标却突然转向，佛教瞬间成了皇帝进攻的目标。

这一年春天正月，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书，这封诏书如同古代的“清理思想垃圾”运动，主要针对的目标，几乎包括了一切官方不喜欢的思潮，这其中既有巫术、谶记、阴阳、图纬、方伎这些中国传统的灰色地带，也包括了佛教这样的宗教团体。皇帝几乎没有把它们进行区分，就一网打尽了。

为了铲除这些“思想垃圾”，皇帝规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一概不准私自奉养和尚、巫师以及金银匠人，凡是已经有的，必须送到官府，不能私藏。皇帝给了一个月的期限，如果过期不报的，巫师和和尚身死，主人也要灭门。

过后，皇帝又下了第二道谕旨，宣布人们不能私立学校，必须到政府举办的学校上学，而那些技工、武卒，则只能继承父辈的职业。

这两个法令几乎断绝了人们从事自由职业、进行自由学习的空间，而僧人作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受到了严厉的对待。

但这次的敕令似乎只是在北魏的都城平城（现山西大同）和东部地区实行。两年后，位于陕西的卢水胡人盖吴造反，太武帝率军进入陕西镇压了造反者。进入长安后，皇帝的马匹放在了一个寺庙中，因为寺里的僧人种了一些麦子，可以供马食用。太武帝进去看马时，他的随从官员在寺庙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兵器，出来后告诉了皇帝。皇帝大怒，认为这不是和尚们用的东西，而是和造反的人同谋的证据。于是他下命令诛杀了整个寺庙的和尚。

杀完和尚之后，开始检点寺庙的物品，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器具。另外，在躲避战乱时，许多有钱人不能把东西都带走，就把一些贵重东西寄存在寺庙，也被发现了。最后，还在寺庙内发现了一些密室，被认为是和尚和贵族妇女淫乱的证据。

这时，皇帝的亲信大臣崔浩正巧在旁边，趁机煽风点火，撺掇皇帝下令将长安的僧人全部杀死，将佛像毁坏，又命令全国依照长安的规矩办理。

到这时，一次全国性的灭佛运动形成了。

太武帝在长安时，他的太子拓跋晃（恭宗）留在平城。恭宗对佛、道都有好感，听说父亲大开杀戒，连忙上表请求不要这么做，认为杀戮和尚、摧毁佛像都是罪过，而更重要的是，许多艺术珍品都在灭佛中毁于一旦。通信来回三次后，太武帝仍然不解气，他发了一通诏书，描写自己对佛教的认识。诏书的原稿可能是崔浩写的，显得文采飞扬。由于当时普遍认为是东汉的明帝做梦梦见金人在宫殿里飞行，才派人前往西域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僧人，诏书里直接把明帝称为“后汉荒君”，认为他本人信惑邪伪，胡乱崇敬妖孽。并强调，所谓佛，是中国自古没有的东西，只会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白颠倒。皇帝重申：从今以后，敢有崇拜外来大神或者制造神的形象的，都是灭门之罪。而各地方官员则应该把所有的佛像佛经都毁掉，把所有的和尚都活埋。

在诏令之下，大批的和尚被赶走，大量的土木宫塔都毁于一旦。然而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发布了如此严厉的命令，可是仍然有人敢于冒险。就连他的太子也并不听他的话。于是，皇帝命令下达的同时，各地官员已经开始暗中行动，提醒和尚尽早逃走，或者把金银宝像和佛经都藏起来。

大量的僧人从北朝逃到了南朝，促进了南朝的发展。还有的人躲起来，等待着将来政策的转向。

北魏太武帝灭佛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难。此后，这样的行动还有三次，历史上将这四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三武一宗”也就是迫害佛教的四个皇帝。然而，每一次法难之后，都会进入下一个迅速恢复期。

而所谓灭佛，实际上也只是政治和经济的一部分。皇帝之所以要灭佛，是因为佛教不听话，而通过灭佛让和尚们听话之后，一旦皇帝控制了政权，就立刻又发了通行证。到最后，佛教、道教、儒教都在政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形成了一派和谐。

如果说佛教在魏晋是一种思想上的开放势力，到了南朝，则已经和政权相连接，变成了皇帝的玩物，只是，在南朝时期，皇帝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间的关系，无法让它们统一生活在政权之下。而在北朝，诸位皇帝虽然经过了数次暴力事件，最终却驯服了佛教，皇帝成了三教的首领，带领它们共同享受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和荣华。

下面，就是北朝皇权和佛教在摩擦中最终得到和谐的过程。

灭佛与兴佛

北魏是鲜卑族政权，建国的过程是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化。要想完成转化，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纳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教合一模式，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由于定位清晰，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终其一朝，将北方的文化进行重建，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

北魏遵循的是汉朝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成了一个集道统、谶纬、方术于一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北魏的正史《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迷信的一本，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统治者的神化，以及无数的谶纬故事。在《魏书》中，那些北魏的名臣变得既像道学家，又像占卜的巫师，他们总是朝皇帝做着各种预言，要求皇帝根据这些预言治国。

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了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

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续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书籍，写了一本三十篇的《新集》。

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继续了前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

北魏的皇帝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儒教时，最初并没有忽略掉另外两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实际上，自从西晋末年北方乱套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关系，他们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宗教。比如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就曾经在河北地区崇佛，受到汉族大臣的质疑，认为应该用儒来取代佛，而石虎却认为：佛是外面来的神，而我就是从边外来的，所以崇佛本来就是我的风俗。

前秦苻坚对于僧人道安的尊敬，后秦对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的资助，都是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

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所以最初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中山，经略燕赵，经过佛寺时都致敬，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另外，除了尊崇儒教、尊敬佛教之外，道武帝对于黄老之术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可谓三教同尊。

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道人统也成了如今国家宗教局的前身。

太武帝即位后，本来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中国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胡夏（陕西）、北凉（甘肃）都是佛教发达的国家，在灭亡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了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而这时，两个人的出现彻底转变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好感。他们是信奉儒教的崔浩和道士寇谦之。

在北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汉人的崔浩是第一大功臣，他帮助太武帝建立了一套类似于汉人的官僚制度，而他本人则是汉儒的信奉者。在明元帝时期，崔浩就为皇帝解说《易》和《洪范五行》，大多利用天人感应来解说政治。崔浩发现，在北魏建立官僚体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佛教，因为佛教已经是一种组织化的宗教，而且不属于官僚系统内的组织。它有着大量的信徒，占据了不少社会资源。只有打掉佛教，才有利于北魏官僚系统更加正规化。

为了与佛教对抗，崔浩引入了道士寇谦之，将他介绍给了太武帝。于是，太武帝从早年的信佛突然转向了道教，并把国号改为太平真君。寇谦之也利用北魏政权的力量建立了天师道，试图将道教国教化，变成北魏帝权的支柱。

在寇谦之的影响下，以及崔浩的直接策划下，太武帝有了灭佛行动。与灭佛同时进行的，是北魏儒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了太学，禁止了私学，官方也就垄断了人才的思想。

不过，寇谦之与崔浩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了争执。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得到报应，灭门不远了！

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崔浩被杀，表面上源于他主持编纂的《国书》这本书。这是一本写作北魏历史的著作，对于北魏皇族的历史，他写得非常详细，却没有想到要为皇帝避讳，不仅写了好事，也写了丑事。写完后，崔浩命人将《国书》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他这样做是对于书的质量有信心，但在反对他的人看来，却是故意暴露北魏皇室的丑，他给了政治对手把柄，让他们借助《国书》事件将其害死。

崔浩死后，儒教势力暂时遭到了挫折，佛教势力再次抬头。以他的死亡为界，佛教徒遭受迫害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太武帝又过了几年才死去，但佛教遭受的迫害已经大大减轻，人们可以偷偷奉事了。除了京都之外，其余的地方恢复得更快。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虽然名曰恢复，但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却是加强了，比如，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更远的地方十人。

一个州只有几十位僧人，这样的数目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社会僧人的数量早已突破了限制。但这些数字却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思路，就是控制佛教规模，不让它成长为政府的威胁，也限制它获取的社会资源数量。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浮游，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

当然，政府控制佛教，也要同时给予僧人们足够的好处，以利益换取服从。而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做出妥协。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认准了皇帝的底线，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六十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祗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祗粟”，僧祗户获得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由于北魏的税收并不轻，成为僧祗户最初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做法。

昙曜还请政府赐予寺院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批准，就创造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寺院经济。僧祗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

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当皇帝的税收过度时，会有许多人来给寺院当僧祗户，或者把地卖给寺院，再来帮寺院种地，寺院收取的租金更低，也就避免了政府的残害。当政府政策好的时候，人们又会从寺院反流到社会之中。

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天下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二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与此同时，官方的语言体系仍然是儒教的，官僚系统的晋升也主要是从儒生中选取。儒教和佛教达成了一种默契，一方占据了政治主导权，另一方则获得了经济资源。

唯一没有从这种默契中获得太多好处的是道教，于是，道教开始反击了。

表5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

年代	寺庙数	僧尼数	备注
公元477年（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京内约百所 四方6478所	京内2000余人 四方77258人	太和十年遣1327名僧尼还俗
公元512—515年（宣武帝延昌中） 公元518年（孝明帝神龟元年）	天下13727所 洛阳城内500所	僧侣益重	此时已迁都洛阳
公元534年（魏末）	洛阳1367所（《洛阳伽蓝记》） 天下3万有余	天下200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415部，合1919卷

老子佛陀的迷雾

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在皇帝面前，佛教和道教的代表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交锋的内容是：佛陀和老子的关系。

这一年，孝明帝更改了国号，举行了大赦，召集了佛道的代表来到殿前。道教的代表是清通观道士姜斌，佛教的代表是融觉寺僧人昙谟最。

双方到齐后，皇帝开始提问：老子和佛陀是不是同时的人？

道士回答：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向西而去，化为胡人。而僧人们所说的佛陀，在当时是老子的侍者，所以，他们是同时的人。

道士的回答实际上来自一桩公案。在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本叫作《老子开天经》的书。这本书的记载显得很奇特。根据正史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西去，在关口碰到了守关的关令尹喜。尹喜请老子留下点文字，于是老子挥笔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后离开。

《老子开天经》却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发挥，在书中，尹喜并没有离开老子，而是跟着他一起去了西方。当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印度的地方，老子让尹喜摇身一变，变成了佛陀，留在印度普度众生。

现代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本书是后人编纂的，但在南北朝时期的道士们看来，这本书说的却全是史实。他们用这本书来证明：一、道教比佛教更早；二、道教比佛教更高明。

听了道士的话，和尚立刻反驳说：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道士回答：有一本书叫《老子开天经》，我是根据这本书知道的。

和尚追问：那么，老子又是周代哪个王的哪一年生的？哪个王的哪一年西去的？

道士回答：老子生于周定王三年（公元前604年）乙卯年，出生地是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人。到了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丁丑年，成了周朝的守藏吏。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迁为太史。到了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庚辰年，那年老子八十五岁，见到周德已衰，决定和散关令尹喜一同向西，化为胡人。这已经足够详细了。

和尚接着反驳说：佛陀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涅槃。在佛陀涅槃后，经过三百四十五年，才到定王三年，也就是老子的生年。老子活到八十五岁，到了敬王元年，才和尹喜西行。这时已经距离佛陀涅槃四百二十五年了。老子比佛陀晚生这么多年，怎么还能当上佛陀的师父？

道士反问说：如果佛陀真的生在周昭王时期，又有什么文献做依据呢？

和尚说：《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这两本书里都有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书也是后人伪造的，就如同道士们把《老子开天经》当成史实一样，和尚们把这两本书也当成史实使用。

在辩论中和尚的气势压住了道士。于是道士试图把话题引向孔子和佛陀的比较，试图拉拢儒教阵营一同反驳佛教，但被及时制止了。皇帝的大臣宣布，道士姜斌观点散漫，没有宗旨，辩论失利。

辩论末了，皇帝又追问了道士一句：你说的那本《老子开天经》从哪里得来的？是谁说的？

道士只好和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茔等人，一同去取经书。经书取来后，皇帝分发给一百七十多个大臣，一同阅读。读完后，众人认定，老子只写过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认定是伪造的。

皇帝生气地要把道士判处死刑，被其他的和尚劝说着没有杀，而是流放到了偏远的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才作罢。

这次争论以佛教的胜出而告终。现代人感兴趣的不是辩论题目本身，而是辩论的过程。这次辩论代表着当时考据学的较高水平，却又有无数的缺陷。双方旁征博引，详细计算，值得肯定。但他们引用的经文却都是伪造的，不仅《老子开天经》不是老子所作，就连和尚引的《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也不知是何许人写的伪书。佛教之所以胜出，只是因为此时的皇帝更喜欢佛教一些，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次争论也将数百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说得明明白白。在未来几百年里，中国还会发生多次大规模论战，而每一次的主题都围绕着老子的身份展开。道教认为，佛教是老子西行之后创立的，把佛教当作道教的一个支派，而佛教则坚决否认这一点。

遥想佛教刚进入中国时，为了人们便于理解，不断地往道家的概念上靠，现在羽翼丰满后则极力否认与道教的联系，只能感慨世事变幻。

关于老子化胡的起源，最早出现在《后汉书》，汉桓帝时期的大臣襄楷的奏章当中，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时候出此传言，可能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不理解，也可能是佛教故意附会让人容易理解。西晋时期，国子监祭酒王浮和僧人辩论时，写下了一部《老子化胡经》。此时佛教徒已经明确不同意老子化胡的说法，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除了这部《老子化胡经》之外，流传到现在的材料，还有前面辩论中提到的《老子开天经》。另外，北周时期的前司隶、母极县开国伯甄鸾也曾经写过一部《笑道论》，专门嘲笑道教理论，其中引用了许多道教的书籍片段，比如《太上道君造立天地》等。

在甘肃省平凉崆峒山的老君楼，至今保存着一组著名的壁画，称为《老子八十一化图》，也是描写老子的诸般变化。

不过，流传到现在的《老子开天经》可能不是当年佛道大辩论时用到的版本，其中并没有关于老子化胡的记载。这本书写的是道教综合了所有神话之后，设计的一个宇宙生成过程，既带着一点玄学色彩，又有佛教特点。

根据书中记载，最初天地之间是一片浩荡，没有形状，没有天地阴阳日月东西，只有一片无以名状的广阔。而此刻的老子是没有形状没有言语的，很难说他是人。这和西方哲学中后来的上帝形象很相似，哲学家们慢慢地抛弃了上帝是人形的看法，把他当作一种无处不在的意志。而这里的老子也是类似的。

在这片浩荡之中，产生了所谓的“洪元”，又经过了一万个“劫数”（这是个佛教用语），才产生了“混元”，又经过了万劫百成（百成是八十一万年），到了“太初”。

“太初”时，老子也成形了，从虚空中降落下来，带来了一部《开天经》，经文四十八万卷，每卷四十八万字，每个字方圆一百里。“太初”在经文的作用下，分开了天地，产生了日月、人类。之后到了“太始”。不再具体叙述要经过多少年，从“太始”开始，又经历了“太素”“混沌”“九宫”“元皇”“天皇”“地皇”“人皇”，之后开始了各位圣人的统治，而老子都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老子开天经》写到夏商周就结束了，没有继续写老子如何去西方变佛。而接下来的任务，交给了《老子化胡经》。

王浮的《老子化胡经》虚构了老子出函谷关之后的行程：第一，他到了于阗国（现新疆和田）的毗摩城，在这里招来了一堆仙人，又度化了八十多个国家的国王，教导他们杀生太多，要修道赎罪。由于胡人不洗澡，身体腥臊，于是又命令他们剃头。第二，他到了摩揭陀，立浮屠教，然后回中原，去扶桑（日本）。第三，派遣尹喜托生于印度，成为佛陀。

而在甘肃崆峒山发现的《老子八十一化图》虽然出自明代，但也详细叙述了老子的化胡经历。在他的八十一次变化中，从第二十七个变化开始，老子就进入了西方世界。第二十七化是进入罽宾，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大乘佛教发源地），度化了那儿的国王和王子，并说了《莲华经》《光明经》《涅槃经》《四十二章经》等。第三十四化则明确提出，老子让尹喜当佛，去度化克什米尔人。之后，老子开始降服九十六种邪道，并在各个西域国家游荡显神。第四十一化到了天竺，也就是印度，给各个国王传授佛教戒律。第四十五化则说老子又托生于天竺的迦毗罗卫国摩耶夫人腹内，成了净梵王子，继续度化众生。从第四十七化开始，又回到了中原来点化孔子。由于八十一化图是明代画的，后面的诸般变化，一直说到了宋代，才告结束。但从前面这些变化，可以明确地看到道教是如何穿凿附会，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分支。

佛道大斗嘴

自从有了《老子化胡经》之后，佛道之间的辩论就再也没有断过。上节提到的北魏孝明帝时期的辩论可以看作第一次。到了继承北魏政权的北齐，出现了第二次。

这一次辩论记在了唐朝和尚道宣所写的《集古今佛道论衡》里。这本书记载了东汉明帝到唐高宗时期的佛道辩论事件，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

在公元555年（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同样是皇帝召来了佛道的代表进行辩论，道教的代表是著名的道士陆修静，而佛教的代表是上统法师。在书里将这次辩论神化成了法术的大比拼，但实际上，可能仍然是义理的比较，最终佛教胜出，皇帝让道士削发为僧。

而更重要的辩论出现在北周时期，北周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出身胡人，却一心用儒术治国，对佛教充满了警惕心，这也使得佛道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武帝最初试图利用儒教，并相信汉儒的谶纬，被道士张宾迷惑后，决定亲近道教、远离佛教，甚至穿上了道士的衣服，而另一个人卫元嵩则怂恿武帝建立一套以皇帝为中心、集成三教的新宗教体系，叫作平延寺。

公元569年（天和四年），北周武帝召集了名僧、儒者、道士以及百官两千多人。这次讨论的目的，是给三个宗教排定座次，他心目中的座次是：第一道教，第二儒教，第三佛教。

他这样排的理由是：根据《老子开天经》等道教经文的叙述，道教是在天地产生之前的混沌状态时就已经有了；而儒教则产生于周代，而且儒教是治国的宗教；至于佛教，根据《老子化胡经》的叙述，则是老子的小跟班尹喜创立的，所以更晚，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是在汉代。

这次开会，讨论到后来，北周武帝再次改变主意，想直接废除佛教，但仍然没有做结论。随后，他命令大臣甄鸾写一篇命题作文，讨论佛道二教的优劣，他没有想到，认真的甄鸾竟然洋洋洒洒写了三卷书呈了上来，这就是有名的《笑道论》。

《笑道论》直接针对皇帝的说法，对道教进行了三十六条批驳。皇帝大惊，他的本意是取消佛教，没想到大臣却和他对着干，于是召集群臣讨论，给甄鸾扣上了“伤蠹道法”的帽子。而这时，另一位僧人道安又上了一本《二教论》，继续批驳道教。武帝最后无奈，只好暂时搁置了这个议题。

《笑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佛道大辩论的最高水平，作者利用道教文献，再加上逻辑的力量，指出道教文献本身就有着太多的逻辑错误，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可以看成是伪造的。这也看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教天马行空，缺乏逻辑性，其文献也显得支离破碎，更多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而佛教内部文献则早已接近于学术论文的水平，虽然逻辑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这样确定的形式，却已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巅峰。

《笑道论》分成三卷三十六条，批判了道教的三十六个论点。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嘲笑道教经典号称三洞，而当时的道教经典号称三十六部。

这三十六条又可以主要概括为五点：第一，道教书籍中记载互相矛盾，比如所谓“造立天地”，道教经典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在《太上老君造立天地》中声称老子的身体变成了日月山川，可是其他书（比如《老子开天经》）又说天地是从混沌中诞生的。

第二，书中的记载违背了历史常识，比如“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这样的记载，而年号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在周代就编造年号，显然不符合历史。

第三，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混乱不堪，一会儿说老子化成了佛陀，一会儿说老子的跟班尹喜化成了佛陀。甄鸾总结了各类书中共五种说法，每一种都不同：尹喜化佛是一种；老子化佛又有两种，一种是在克什米尔成佛，另一种是说在“维卫”这个地方化佛，也叫释迦；第四种是说老子的老婆号称释迦；最后一种是说老子度化了印度王子悉达多，号称释迦；到底哪个是真的，无从知晓。

第四，道教经典中有许多荒唐污秽的道术，还在房中术上大做文章，这在当时的佛教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第五，道教经典原创性不足，偷窃了很多佛经的内容。比如《妙真偈》和《灵宝经》偷窃《法华经》。

这次辩论没有胜负结果，但是从理论上，佛教一直保持着对道教的优势。

除了北周的理论辩论之外，佛道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元代。由于明代是铁板的儒教治国，清代又明确了喇嘛教的地位，汉地的佛道二教处于在野地位，纷纷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去了，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争夺高层资源而辩论了。

隋代时，隋文帝也曾经发现了老子化胡的塑像，觉得很奇怪，召集了一次佛道辩论，辩论的题目仍然是老子化胡问题。隋炀帝时期，佛道继续辩论，到了唐代高宗、玄宗、德宗时期，也都有辩论。

可以说，老子化胡问题只是中国文人的戏谑之作，等于吵架不过编一些盘外招，却意外地引领了千年佛道大辩论的主题。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便利性，利用这个主题挑动双方的争论，再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在一个吃肉的同时，另一个却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佛道两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皇帝，围绕着皇帝打转。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周武帝在挑动了佛道之间的妒忌心，发动了辩论之后，突然决定哪个也不支持，两个一块儿干掉……

不屈的和尚

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北周武帝再次协调三教问题，召集了佛道和官员们探讨三教的排位。此时的武帝已经想明白，统治还是必须用儒教，这次的排位变成了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

佛道两家争吵不已，皇帝也烦了。武帝忍无可忍，终于下令，佛道两家都禁止掉。经书全部烧毁，佛像砸碎，所有的和尚道士一概还俗，编入户籍成为纳税人，而所有的祭祀，只要是儒教经典中没有记载的，一概废除。

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佛，或者称为法难。

北周武帝灭佛与当初的北魏太武帝灭佛不同，太武帝对不听话的僧人进行武力消灭，而北周武帝却没有消灭僧人，只是强迫僧人还俗。北周武帝的措施之所以更缓和，得益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措施。

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成文明太后）改革，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化改革，这样的提法偏离了重点。他改革的实质，是建立一套社会控制体系。北魏皇室是从游牧部落发展而来的，而北方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乱，也早已经社会失序，基层结构都乱了套。所以，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就是要把这个失序的社会重新组织化。他们建立了完整的官员俸禄制度，重新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完整的户籍制度和纳税体系。当这些改革完成后，皇帝就已经对社会的人口和资源都有了详细了解。北周就继承了北魏的社会结构。

在北魏太武帝时，皇帝对社会基层控制力弱，即便想让和尚还俗，但是由于对基层不清楚，和尚们阳奉阴违，白天还俗，晚上就逃走了，继续跑到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当和尚。至于全国和尚的户籍，皇帝也查不清楚。所以要灭佛只能采取激进的措施，用武力把反抗者吓服。

而北周武帝时期，皇帝已经有了和尚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和尚一目了然。皇帝把和尚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乡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和尚就跑不掉了。

所以，两次灭佛的不同，反映了皇权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加强。

武帝灭佛之初，北方还没有统一，西部的陕西地区掌握在北周手中，而东部的中原地区则掌握在北齐手中。几年后的公元577年（建德六年），北周武帝攻入北齐首都邺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于是，灭佛的措施也推进到了北齐的疆域之内。

进入邺城后，皇帝召集了北齐的僧人前往邺城，向他们宣布废除佛教。皇帝的诏书包括了几层意思：第一，原本要三教皆废，但考虑到儒教是治国之道，所以保留，其余两教废除。第二，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佛像、佛寺和佛塔，费钱无数，却无助于信仰，予以铲除。第三，和尚不尽孝道，国法不容，还俗回家。

皇帝本来以为，他只需把僧人召集起来，做一个宣布，就足够了。却没有想到，他突然间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胆和尚的攻击。这也成了佛教精神不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所有被召集的和尚中，有一位叫慧远的僧人。当别人都默不作声时，他突然站起来，开始反驳皇帝。针对皇帝诏书里说的“真正的佛是没有形象的，所以要铲除佛像”，慧远认为：真佛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普罗大众要靠佛像来维持对佛的崇敬，毁掉之后，大众会不习惯。

他举了一个非常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如果形象是不需要的，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国家七庙，里面不也塑有三皇五帝，以及皇帝祖先的雕像吗？

皇帝铁了心废除佛像，竟然说：国家七庙是上代所立，也不是我想要立的，我也认为这不好，干脆一块儿废除了。另外，皇帝认为，佛经是外国之法，中国不需要它。

慧远又打了个巧妙的比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在的鲁国对于秦国、晋国来说，也是外国，是不是说，孔子的儒家就不应该在秦国和晋国通行呢？至于皇帝要废除七庙，就是不尊重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是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导致五经无用，皇帝一会儿要尊崇儒教，一会儿又要废除儒教的根本，这是不是也是矛盾的？如果儒道释三教都不要了，又如何治理国家？

皇帝反驳说：鲁国和秦国、晋国虽然是不同国家，可是都属于华夏（王者一化）之地。

慧远说：鲁国和秦晋都属于华夏之地，那么中国和印度还都在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之地呢！

皇帝无语。

慧远接着批驳皇帝逼迫僧侣还俗，他举儒教提到的“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这也是孝道。意思是说，僧人不见得非要回家伺候父母才叫孝顺，在外行道，为父母挣名，也叫孝顺。

皇帝认为：父母如此恩重，如果抛弃父母，远离父母，就算是孝顺，也不是至孝。

慧远立刻又抓住了皇帝的把柄，反驳说：如果远离父母就不是至孝，那么，陛下的左右大臣们为了给陛下当官，都必须远离父母。为什么陛下不放你的大臣都回家，而是要让他们跟着你服役至少五年见不到父母呢？

皇帝说：我也是轮番派他们回家伺候。

慧远说：佛教也让僧人们在冬夏修道，春秋回家伺候父母。

皇帝又无语了。

慧远接下来的话将成为中国历代皇帝能够听到的最大胆的话。他声称：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宝，就是“邪见人”，而邪见人是要下地狱的，在阿鼻地狱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皇帝难道不害怕吗？

慧远的诅咒让皇帝勃然大怒，他直视着慧远，说道：如果百姓幸福，那么我宁肯下地狱。

慧远说：陛下你以邪法引导人，是在种苦业，凡是听从你的人，都会跟着下地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慧远说了这些话，竟然还能平安无事地从宫中出来。皇帝没有对他下手，只是命令众僧先回去，把参加辩论者的姓名留下。不过最后他也没有处理慧远和尚。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大度，却并没有停止灭佛。在北齐，佛教原本比北周要兴盛，在北周武帝的努力下，四万座佛寺要么被毁，要么成了王公贵族的府邸。而僧人们还俗的就有三百万之多。至于佛像佛经被毁的，更是不计其数。

可惜的是，这一次灭佛持续的时间也不长，第二年，北周武帝去世了。继任者很快转变了方向，佛教再次兴盛起来，并在隋唐达到了最高峰。

不过，此时的佛教已经与当初的不同了。在最初，佛教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被人们接受的；在南朝，佛教又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客，享受着极大的特权；而到了北朝，随着“道人统”“沙门统”等政府机构的出现，僧人们已经被纳入了政府的管理之中。他们的数量受政府管控，建设寺庙要批准，经济也仰仗政策上的“僧祗户”，所以越来越低调。就如同当年的道教转变一样，佛教也越来越不问世事，专心禅修去了。所谓的思想自由，就逐渐地被管控了起来，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偶尔做出反抗。

不屈的和尚慧远的诅咒，虽然是佛教不屈服的象征，却也成了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