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密码——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公元220年）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彻底扒下了文人的尊严。宦官集团的胜利将文人分享权力之路堵死，也预示着汉代的权力哲学迎来了大变局。

东汉也是文人最喜欢拉帮结派的时代，由于私学发达，大的学者可以有上万的徒子徒孙，对权力形成了绑架。文人集团虽然有正义的一面，但党锢之祸也是权力本身对于文人绑架政权的不满与反抗。

皇帝禁止文人集团参与政治之后，为了解决官僚不足的情况，试图绕过原有的学术架构，另立学校，培养人才供应朝廷。但由于学术能力不足，无法填补官僚真空。

文人集团脱离政治后，也导致了一批“闲云野鹤”的出现，他们开始思考汉代哲学的问题，从而启动了对于玄学的探索。

公元168年（东汉建宁元年），汉灵帝刚刚继位不久，东汉大将军窦武就卷入了一场与宦官的生死争斗。

窦武的女儿是桓帝的皇后，桓帝死后无子，窦武和窦太后商议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皇帝，是为灵帝。既然窦武是皇太后的父亲，又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本来应该是东汉最具实力的实权派。更何况与他一同在尚书台的太傅陈蕃是他的同党，他的儿子渭阳侯窦机担任侍中，侄子雩侯窦绍担任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中的一军，窦绍之弟西乡侯窦靖也是侍中，监管羽林左骑。

窦氏一门都在权力中枢，又有谁能和他挑战呢？

答案是：宦官。当时的宦官是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与东汉历代宦官相比，曹节、王甫在窦武之前并没有显示出大恶的迹象，实际上，东汉宦官虽然权柄较大，但更多原因是皇帝和行政工作的需要。由于政治结构不合理，皇帝的许多打手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能让宦官去做，时间长了，他们自然有了一定的权力。

灵帝初期，由于窦武等人的节制，宦官权力并没有大到不可收拾。曹节之所以有权，只不过是他奉命迎接灵帝入宫继位。而王甫也是个知是非的人，曾经在审判名士范滂时，被范滂的凛然所感动，主动帮他解开枷锁。可见，作为政权机器零件的宦官，也并非十恶不赦，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已。

但窦武在陈蕃的鼓动下，决定彻底铲除当权的宦官集团，并换上自己的、听话的新人。

然而，窦武的性格中有一个要命的因素：犹豫不决。这个因素又遇到了另一个障碍——窦武的女儿窦太后。窦太后认为，宦官集团是朝廷的一部分，代表着一定的行政功能，不可能全部不要；即便要诛杀某个具体的人，也需要合法的借口。窦武只好从长计议，从针对整个宦官阶层改为针对某些具体的个人。他首先请求太后诛杀了中常侍苏康和管霸，当桓帝去世时，窦太后曾想把桓帝的诸位妃子都杀掉，是这两个人苦苦劝谏，阻止了窦太后，因此，对于杀这两个人窦太后是没有意见的。接着窦武又找借口要求诛杀曹节，这次太后认为理由不够，没有同意。但窦武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曹节做掉。

到了这年八月，由于天象不好，窦武决定提前动手。他首先把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都换成心腹，然后又奏免了黄门令魏彪，换上了听话的另一个宦官山冰。接着，他逮捕了长乐尚书郑飒，关进了北寺狱进行审问，利用他来牵连曹节、王甫等宦官。

准备工作完成后，窦武决定，不仅对曹节、王甫动手，还要将前朝的宦官群体一网打尽，重新换人。但在这时，消息泄露了。

消息之所以泄露，是因为窦武在诛杀宦官时不得不利用宦官。当窦武离开官府回家后，执掌文书的小宦官立刻报告了长乐五官史（也是宦官）朱瑀。朱瑀看到窦武的奏章后，大骂窦武不近人情，认为他可以诛杀那些放纵的宦官，怎么可以把所有的宦官都族灭掉！朱瑀立刻行动起来，一面大声宣扬窦武谋逆想废皇帝，一面找了十七个人，他们共同起誓要杀掉窦武。

消息传到了曹节耳中，他迅速将皇帝、太后软禁起来，逼迫太后下诏书到北寺狱把窦武的同党尹勋、山冰杀掉。同时下令在南宫设防，关闭禁门，进行殊死抵抗。最后，又派人去抓捕窦武。到这时，窦武诛杀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当宦官去抓捕他时，窦武逃到了兵营，召集他能控制的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扎在都亭，号令军士杀掉黄门宦官。与此同时，宦官也借助皇帝的诏书，命令少府周靖率领人马进攻窦武，双方进入了战争状态。由于宦官不得人心，窦武与宦官即便发生战斗，也并不落下风。

但这时，另一个人决定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东汉著名将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恰好从边疆归来，身在洛阳。张奂一生为人正直，不肯侍奉权贵，对宦官也没有好感，常常被宦官告黑状剥夺赏赐。但因为他刚回来，并不知道首都发生了什么事，曹节等人决定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张奂前往攻打窦武。

不明就里的张奂接到诏书后，立刻领兵前往都亭。身经百战的他显示出了巨大的号召力。窦武的士兵越走越少，散光了，他被迫自杀身亡，他的宗亲、姻属、宾客都被诛杀，就连窦太后也被软禁。

窦武铲除宦官集团的图谋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也愈演愈烈。在窦武死前，曹节、王甫等人还有所忌惮不敢为所欲为，窦武死后，缺乏制衡的他们变得专断跋扈，东汉的政治就彻底倒向了宦官集团。

窦武之死不仅仅是东汉政权崩溃的前兆，还是东汉文人的超级劫难。窦武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外戚，他还被当时的读书人尊奉为文人之首。与窦武合谋的太傅陈蕃则是另一位文坛领袖。当窦武死时，陈蕃已经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他一听说事情完了，立刻率领他的下属和学生八十多人，拔刀闯入皇宫的承明门，大呼：大将军是忠义为国，是黄门在造反，怎么反说窦氏大逆不道！

王甫出来与陈蕃争论一番，最后下令逮捕陈蕃。七十多岁的老人拔剑厮杀，抓他的人围了数十重，才把他送往北寺狱，当天就把他杀掉了。

窦武、陈蕃死后，宦官们开始制造“党锢”，将他们的同党一网打尽，杀害的杀害，剩下的禁止为官。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使得几乎整个知识圈都被禁绝。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给文人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除了被禁止当官之外，也发现了所谓的文人是多么脆弱，他们所相信的原则在暴力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反思声中，东汉的哲学体系走向了崩溃。

但是，党锢之祸的发生又是一种必然，即便没有这次灾难，东汉已经失控的文人圈也必然导致另一次祸患，从这个角度说，东汉的哲学体系之所以崩溃，又可以理解为是它内部的原因。

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与西汉的酷烈相比，在历史上不声不响的东汉却是文人的白银时代。皇帝对文人更宽容，也较少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迫害。

但文人生活悠闲的同时，权力却比西汉时期下降了。西汉大儒可以升任宰相，东汉的权力更多地被分给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由一些大家族把持，文人虽然受到了皇帝的优待，但权力却是减少的。

结果，东汉的读书人形成了不同于西汉的习惯：他们生活悠闲，喜欢拉帮结派，评论政事，却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

在集结小团伙上，东汉人的群聚性可以让后世各朝代都甘拜下风。除了皇帝制造了三万人的太学供读书人交游之外，各地的地方学校以及私学都极其发达，私下里开门授徒的学者不下万人，而每个人的学生也都很多。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一帮儒者的事迹，这些文人大都有大量的徒子徒孙，最多的几个每人有弟子上万人，少则数千人。这些徒子徒孙不仅是学知识，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搭把手。

当老师死亡时，是检验徒子徒孙规模的最佳时机。各地的弟子都要赶赴老师的葬礼，在葬礼上不仅仅是哀悼，还是炫耀的好时机。公元187年（中平四年），著名学者陈寔死亡，除了大将军何进派人吊唁之外，各地的徒子徒孙们倾巢出动，一共三万多人参加葬礼，披麻戴孝的都有数百人。

这个巨大的读书人群体有着知识的自负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慨，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汉的政局，并不时地拉帮结派对皇帝的政策品头论足，构成了巨大的清议压力。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务经验，却是政治提案的制造者。

到了灵帝时期，随着帝国政治的恶化，文人的拉帮结派运动也达到了高峰期，这时，全国性的文人网络已经形成，在这个网络顶部的，是被人们奉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中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学者，身居高位的需要普通学者们拥戴，普通人则需要高官的撑腰。在文人官员的领导下，读书人突然有了参政议政的归属感，并死心塌地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读书人参政形成阻碍的，在东汉后期主要有两个集团。

首先出场的是外戚集团。比起西汉来，东汉的皇帝更加依靠内部人统治，最大的内部人就是妻子的娘家人。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后默认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边缘化了丞相所代表的外官体系，把原本属于外官的权力交给了宫内的尚书台，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到了东汉中期，皇帝与外戚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于是又引进了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正规的儒家经典上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圣人教导要怎么处理他们，但是皇帝却十分需要他们。这就是宦官集团。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宦官郑众帮助皇帝干掉了外戚窦宪。这是宦官势力得势的开始。

皇帝之所以不得不利用宦官，是因为宦官是最无法培养自己嫡系的势力的。与外戚时常利用读书人不同，宦官大都缺乏儒家训练，对于儒家提出的各种仁义道德也不在意，他们唯皇帝马首是瞻，且没有后代，不会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

之后，宦官与外戚发生了数次冲突，比如，安帝死后，宦官孙程诛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桓帝时期，宦官单超诛杀外戚梁冀。

到了桓帝末年和灵帝初期，桓帝的岳父、外戚窦武决定铲除宦官集团。出于需要，他开始与文人集团联合，并得到了文人集团的认可。在文人集团的推动下，窦武成为“三君”之首、文坛领袖。

除了窦武之外，对于铲除宦官呼声最强的是太尉陈蕃，两人联合后，窦武又借助皇帝把志同道合的尹勋封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还有曾经被废黜的名士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㝢等，都被窦武找来列于朝廷，前越巂太守荀翌成了从事中郎，颍川陈寔作为下属。

外戚与文人的联合，是文人集团试图更深入参与政治的表现。由于文人本身没有统治能力，必须依附于外戚或者宦官之一。与宦官相比，外戚还是较为名正言顺的集团。毕竟在白虎观所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能够找到外戚的位置，却没有给宦官留下合法的空间。

窦武联合文人集团，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时，文人集团内部的拉帮结派现象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所谓的结党时期。

儒教理想的终结

文人们在桓帝和灵帝时期第一次有记载的结派运动，可以追溯到桓帝刚上台之时。桓帝未当皇帝之前是蠡吾侯，当时曾经给一个叫周福的人当学生。周福是甘陵人，与当时的河南尹房植是同乡。

桓帝当上皇帝后，为了报答恩师，将周福提拔为尚书。汉代人有利用歌谣嘲讽政治的习惯，这时，甘陵本地人就造出了一首民谣，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大意是在肯定房植的同时，嘲讽周福依靠皇帝的裙带关系升官。这两家宾客互相嘲讽，各自树立朋党，在甘陵号称南北部。这就是桓帝时期党人的开始。

另一个朋党事件出现在汝南和南阳，都是首都洛阳附近的重镇。这两个地方的太守都委任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功曹，汝南太守宗资任命的是“八顾”之一的范滂，而南阳太守成瑨委任的是“八及”之一的岑晊。这两个人刚正不阿，用人严厉，得罪了不少人，他们提拔了一批官员来推行自己的政策。那些嫉恨他们的人乘机说这是结党营私。民间又出现了歌谣，嘲笑两个太守不管事，权力被两个功曹把持了。

范滂、岑晊的名声传到了首都的太学之中，成了太学生们的榜样。当时的太学生领袖是郭泰和贾伟节，这些人又和官员李膺、陈蕃、王畅互相往来，共同抬高身价，再结交范滂、岑晊等，形成了更大的朋党群。这个朋党群遍及整个学术圈，学者们大都属于清议一派，他们对于时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褒贬，构成巨大的压力集团。朝廷的达官贵人、宦官外戚，莫不对这个巨大的清议集团侧目，害怕被他们议论。

在清议集团中，又以已经获得了官职的陈蕃、李膺和王畅三人更加活跃。其中李膺由于担任河南尹（大首都行政圈的最高官员）而备受推崇，他执法时刚正不阿，甚至过于严厉。

在他当河南尹时，有一个叫羊元群的人离开北海郡的职位，带着大量的赃物离开，李膺控告他的罪状，却被羊元群行贿宦官，先告了状，李膺被反坐了。好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李膺没有被判罪，反而当上了司隶校尉。吃过宦官亏的李膺对于宦官群体更是深恶痛绝。

当时一个有名的宦官叫张让，他的弟弟张朔是野王县令，张朔为人残暴无道，甚至有过杀孕妇的罪恶。当张朔听说李膺要惩罚他时，连忙逃回首都，藏在了哥哥张让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柱子是可以打开的，张朔就藏在柱中。李膺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率领士兵进入张让的宅子，把柱子打碎，把张朔揪出来带走。到了洛阳的监狱，先记录了他的供词，随后将他处死。大为震惊的张让连忙向皇帝告发李膺，李膺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最后，皇帝只好对张让说：那是你弟弟的错，怪司隶什么事？自此以后，宦官们不敢出宫门，害怕碰到李膺。

但李膺的清流精神总有遇到麻烦的时候。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术士与宦官集团交往甚密，有一次，他通过占卜得知（更可能是通过内部消息得到）皇帝即将大赦，就乘这个空闲教唆自己的儿子报私仇杀了人。杀人之后，果然大赦，也就是说杀人者被赦免了。这件事却让李膺感到愤怒，他不允许自己的辖区内出现这种事，于是不理睬所谓的大赦，照样杀掉了张成的儿子。

由这件事作为导火索，张成借助宦官的力量游说皇帝，一是告李膺不理睬皇帝的诏令私自杀人，二是趁机告李膺等人拉帮结伙、树立朋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皇帝大怒，下令各地逮捕所谓的党人，首先把李膺捉拿归案，之后抓了二百多人，还有很多人逃走后被悬赏，暂时没有抓到。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当文人集团受到第一次打击时，把集团从混乱中救出来的，就是外戚窦武。窦武此时还没有当上大将军，但作为外戚，又是文人，为了拉拢清议集团，他上书请求赦免这些党人。窦武和其他人的求情起了作用，皇帝下令将他们释放出来，但不再让他们当官。

这一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不长，但文人出狱后，由于失去了上升空间，更加拉帮结派，议论朝政。外戚窦武也就成了这帮人的首领，并且被奉为“三君”之首，俨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但是，当文人集团与外戚绑在一辆战车上时，也就成了最危险的时刻。

公元168年，窦武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失败被杀，东汉读书人最后的转折点到了。窦武和陈蕃死后不久，对党人的大锤再一次落下。

这一次，出头的是张俭的一位同乡。张俭位列“八及”之首，这位同乡在宦官侯览的授意下，上书状告张俭和其他二十三位同乡拉帮结党，其中张俭是首领。这人又造了一个新的“八俊”“八顾”“八及”的名单，把这些同乡都编排进去，这和老的名单是完全不同的。灵帝下令抓捕张俭，命令下到大长秋曹节手中，曹节趁机下令逮捕老的“八俊”“八顾”“八及”，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㝢、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最后死于狱中。剩下没有被捕的人中，要么逃走，要么被禁止当官。

李膺被捕前，他的乡人都劝他逃走，他说：出了事不要躲避，有了罪不要逃刑，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逃又能逃到哪里？

他自投罗网，最后被拷打致死。

范滂待在乡下的家里，逮捕他的督邮吴导来到县上，抱着诏书，闭上驿馆的门，伏在床上大哭，范滂一听就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自投县上的牢狱，县令郭揖大惊，把印绶一解，要跟着他逃走。范滂拒绝了，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六年，后来才因为黄巾贼乱，朝廷急需人才而解禁。东汉文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务经验，动不动就回到儒家经典中去吵架。党锢之祸爆发前，由于朝廷花钱养着他们，同时又有一定的上升通道，即便无法上升，也因为是文人受到尊敬，他们可以四处游荡、悠然自得。但党锢之祸断绝了他们的上升通道，朝廷甚至抓捕、驱赶他们。流离失所之后，有人开始痛定思痛，不再寄希望于朝堂之上了。

在文人们对于治国平天下失去了兴趣之后，皇帝也陷入了没有文人拥戴的困局。皇帝在治理国家上，已经离不开宦官的帮助，但如果只有宦官，整个政权腐败的速度就会加剧，必须有文人在旁边监督，减少腐败。当文人集团离开后，皇帝只好想方设法重新塑造一个文人集团。

如果放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有足够的权威，这种塑造也可能有效，甚至创造出另一个体系来维持。但在东汉时期，皇帝已经没有权威了，他们的做法就成了笑柄。

皇帝想塑造的新的文人集团分成两个团体，一个叫鸿都门学，一个叫宣陵孝子。所谓鸿都门学，是灵帝试图取代太学机构设立的一个学校，地址在洛阳的鸿都门下，所以称为鸿都门学。所谓宣陵孝子，则是自愿为桓帝陵墓（宣陵）守陵的一帮人，由于东汉强调孝道，灵帝就把他们提出来做榜样，封了小官。

且不论更加低级的宣陵孝子，仅看鸿都门学。与教授儒家经典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主要是教授辞赋、书画以及一些当官用到的实用性技巧，毕业后直接派去当官。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废弃虚学，提倡实学，倒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当最优秀的文人群体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时，鸿都门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抵制，只有那些投机分子和品行不端的人才会进入鸿都门学学习，这导致了质量的低下，无法填补党锢带来的真空。

失去了文人支持的皇帝与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文人双双成了东汉末年的输家，即便是曾经翻云覆雨的宦官们也没有笑到最后，当帝国已经没有了凝聚力，更加粗暴的武人上台，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儒教学术。

经学葬处，玄学萌发

党锢之祸将许多优秀的人才排除在政权之外，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感到难过。即便在党锢之祸之前，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感到失望，他们或者如同郑玄那样著书立说，或者开始了另一种更加悠闲的生活。

汉代哲学强调的是与政权的捆绑，但到了东汉后期，人们开始远离政权，过一种悠然甚至放浪的生活。当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如此众多的文人死节时，另外的人却发现了一条通往鸟语花香的道路。

在党人中位于“八顾”之首的郭林宗，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称为玄学的早期代表。郭林宗，名泰，字林宗，山西介休人。他年轻时就显现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质。由于他家贫，父亲又死得早，母亲让他到县衙打工，他拒绝了，认为“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学习了三年就通了典籍，然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游学。

在当时，河南尹李膺是人人都希望结交却结交不上的名士，当时同样很有名气的荀爽求见时，帮李膺赶了一通车，立刻高兴地四处炫耀：今天我给李君赶车了！

但郭林宗去见李膺时，李膺立刻引为知己。李膺的器重也让郭林宗名震京师，他离开时，送他的人乘坐着上千辆车，到了黄河，李膺和郭林宗一同乘船离开，其余的人只有看着的份，以为他们是神仙。史书上说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

郭林宗气质独特，一直拒绝为官。他四处游荡，又具有很强的正义感。他在母亲去世时极尽孝道，在陈蕃身死后痛哭流涕，不久就死去了。虽然他有正义感，但由于他从不危言耸听，即便那些制造党锢之祸的宦官也奈何不得他。

郭林宗最擅长的是品评人物。所谓品评，不仅仅是评头论足，而是如同伯乐一般将异人从凡人中寻找出来，鼓励他帮助他成才。在郭林宗的传记中，列出他发掘的人才带姓名的就有二十几个，另外还有没有姓名的六十个。

在后来的魏晋玄学中，一个分支就是评价人物的才性。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班固的《汉书》，班固在书中专门列了一个表，叫《古今人物表》，将从上古到汉代的名人分成九等，列在表中。由于缺乏标准，这个表也是《汉书》争议最大的篇章之一。但班固的精神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却成了一种风尚，人们习惯于对人物进行评级，甚至曹魏建立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要求把人才分成九等，便于任用。而郭林宗对于人物的品评显然起到了推进作用。

郭林宗所表现的出世感已经有了很强的魏晋之风，可是，他本人虽然脱离了政治，但关注点仍然在政治之中，所以在陈蕃死后，他伤心而死。

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更加远离政治的人士。这个人叫徐稺，字孺子。他完全断绝了一切与政治的联系，过着隐士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放弃了汉儒所推崇的礼仪观念，而是采取了与道家类似的人生态度。

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太尉黄琼死后，徐孺子背着粮食徒步到江夏，买了只鸡，摆上薄酒，哭了几声就离开了，连姓名都没有通报。这时郭林宗也在当地，听说后立刻知道就是徐孺子，连忙派人去追，追上之后，徐孺子与来人吃了一顿饭，临走托他带话给郭林宗：大树快倒了，一条绳子根本拉不住，不如找个安宁的地方待着。

即便他的好友郭林宗母亲去世，他也是带一束草放在屋前就离开了。

由于儒教讲究“礼”，所以汉代人讲究厚葬。到了徐孺子这里，已经彻底摆脱了儒教思想对人的束缚。

《后汉书》还记载了许多人的事迹。周勰从小喜欢玄虚，学习老子的清净，但该玩的时候又能游晏自如，随心所欲。戴良在母亲去世时照样喝酒吃肉，只是在悲哀到极致时才偶尔哭泣，这和礼法要求的必须一直哭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戴良却毫不在意流俗。向栩也深受老子影响，不修边幅，喜欢长啸，如同学道，又如同癫狂。袁闳在党锢之祸时披散头发，想与世隔绝投入森林，却由于老母在不能远行，就在家旁盖了间土房，每天隔墙拜母亲，但又不和母亲见面。这些人或疯或癫或狂，共同构成了东汉末年知识分子挣扎的形象。

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又和魏晋玄学有距离。玄学除了行为学之外，还有着背后的理论基础，这就要从汉代的儒教哲学中打破出去，建立新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而东汉末年的人虽然已经开始亲近老子，从道家寻找精神寄托，却没有独创的思想来支撑他们这么做。他们之所以这样，只不过是因为政权不接纳他们，或者他们不信任政权。这是经学哲学瓦解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玄学哲学建立的时刻。要想建立玄学，必须等到人绝望够了的时候，才会想到重新建立另一套。

这就像我们现代一样，人们开始四处寻找新的信仰，有的人回到儒家，有的人找到民族主义，有的人回到宗教，而宗教又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但仅仅在现成的理论中寻找答案，最终是无法满足人们需要的。于是，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就是创新。

玄学诞生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