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史话——殷墟玉器与“夷玉”和“越玉”

商代殷墟文化不仅是中原地区的灿烂文明，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文明的中心。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和特殊风格，绚丽多彩的玉雕艺术就是中国文明显著的特征之一。

殷墟的玉雕艺术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主要由于它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本地区——中原地区玉雕的传统，而且还吸收了周围地区玉器文化的成果，特别是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和东南地区良渚文化先进的玉雕艺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因而创造出空前发达的殷墟玉器文化。《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病危，作临终之命，举行盛大的仪式，在庙的东西厢陈设许多宝物，其中有“夷玉”和“越玉”。汉儒注释说，“夷玉”就是“东夷之美玉”，“越玉”是“越地所献玉也”。周人所说的“夷玉”应包括红山文化的玉器，“越玉”应包括良渚文化的玉器。可见在西周时期，王室宝物中已有东北和东南地区所产的玉器，但因尚未发现周王和王室的陵墓，所以未能从考古方面给予证实。殷商王室的玉器数量惊人，已如上述，其中是否有夷玉和越玉，没有文献记载可查；但从殷墟出土的玉器考察，它们与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文化玉器都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殷墟玉器中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有虺形玦、钩形器和玉龙。妇好墓所出的虺形玉玦共5件。虺蜷曲呈圆形，身躯粗短，头、尾之间有一窄小的缺口，其造型风格和红山文化的兽形玦基本相同，仅在纹饰方面稍有差别，即红山文化的兽形玦只在头部刻出眼、耳、鼻、嘴的形象，身躯平素无纹饰；而虺形玦除头部刻出五官外，有的身躯也刻有纹饰，后者显然是从前者演变来的。妇好墓出土的玉钩形器，一端平直，有小孔，另一端呈弧形的钩状，中部有一道浅槽。这种玉器和红山文化玉钩形器的器形几乎完全相同，发掘者认为“大概来自红山文化”。殷墟所出的玉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在外轮廓上二者仍有近似之处，即都作卷曲状。后者的造型和纹饰较为古朴，无角无足；而前者不仅有角有足，而且周身刻有纹饰。二者虽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前者比后者已有很大的发展。

殷墟玉器与良渚玉器相比较，在器类、器形和纹饰方面也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礼器——玉璧和玉琮，在殷墟也出土不少。玉璧在殷墟小墓中很少发现。妇好墓中所出的玉璧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璧孔周围与璧面平，另一种为璧孔周围两面均有圆形突起。前一种璧共12件，与良渚文化玉璧的形状相同，但器形都较小；后一种璧为良渚文化所未见。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礼器，刻有繁简不同的兽面纹，其器形较为多样化，大致可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种为高方柱形，内圆外方，上大下小，分为若干节；第二种近似方形，一般分为两节，也有一节和三节的；第三种琮体低矮，形似玉镯，但仍为内圆外方；第四种为圆筒形，有不很明显的四角。良渚文化这四种形式的玉琮，在妇好墓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玉琮发现。近似第一种的玉琮，在妇好墓中发现1件，四角有凸棱，但不分节，也无兽面纹。类似第二种的玉琮，在妇好墓和殷墟小墓中都有出土，但都不分节。类似第三种的玉琮，妇好墓出土4件，四角有凸起形成方体，3件饰蝉纹，1件饰近似良渚文化的简化兽面纹。妇好墓中所出的3件“琮形器”。与第四种玉琮相类似，其中1件四角上下都浮雕蝉纹，四面饰上下对称的变形卷云纹，这种纹饰可能也是从良渚文化的兽面纹演变来的。由此可见，殷墟玉器中的璧和琮，与良渚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有些玉琮的器形和纹饰是从良渚玉琮发展演变来的。

在装饰品方面，殷墟所出的玉镯、玉笄、玉项饰和动物形玉雕等，与良渚文化同类玉器也有相近之处。例如，良渚文化中常见的玉镯，在妇好墓中也出土不少，发掘者称之为“镯形器”。前者表面多数无纹饰，个别雕饰斜向凸棱纹或浮雕对称的龙首纹；后者有的饰弦纹或凸棱纹，有的饰卷云纹，也是一种变形的兽面纹。妇好墓还出土一件玉“瑗形器”，略呈椭圆形，外缘有5个间距相等的长方形凸起。这个瑗形器的造型风格和良渚文化瑶山墓地所出的龙首纹玉镯颇为相似，瑗形器上的长方形凸起应是良渚玉镯上浮雕龙首纹的简化形式。良渚文化的动物形玉雕如鸟、鱼、龟（鳖）、蝉、蛙等，在殷墟妇好墓和一些小墓以及小屯北地遗址中也有发现。妇好墓出土的绿松石蝉蛙合体佩饰，和良渚文化张陵山墓地出土的蛙蝉合体玉雕主题相同，只是在雕琢技法上有所区别。前者是一面雕出蛙形，另一面雕作蝉形；后者则是在一面刻出纹饰，正看为蛙，倒看为蝉。

看来良渚文化玉器对殷墟玉器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殷墟文化中出现的良渚文化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不同地区之间文化影响的反映；良渚文化较高的玉雕艺术水平，传入中原后为商文化所继承，一些主要器类的造型和纹饰一直影响整个殷商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