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城市

城市产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城市是城与市的合称。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围墙，市是贸易活动的场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后设市。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维护统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里面修内城，称为“城”，外面筑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护城壕，叫作“土阆”，这种城市，以其坚固，叫作“金城”。古人对于城的重要防御功能，有透辟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南都繁会图夏代已出现了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城”。

商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商都殷规模颇大，有方圆十来里的面积，都邑里有九市，市里设肆。市肆是货物交换的处所。

“城市”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城市大量兴起并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亦出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城市是由国家建造并管理的，多设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或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丰饶之处。城市有一定规划。都城由宫城与郭城组成，用城墙包围，成为密封式。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当时最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齐君的宫室设在宫城北部偏西处。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设市。其他城市亦都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市。市一般位于城的东北部，宫室位于西南部，临淄是这样，赵都邯郸也如此。战国时，邯郸由位于西南的王城(俗称赵王城)和位于东北的“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王城是王宫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区和商工业中心。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并限制贸易的自由发展，市亦用墙围起来，四面设门。围墙称“门叫”。市内设肆，由肆长把守。肆是陈列售货的地方，可能也附设有手工业作坊。还有市廛，是用以储藏货物的邸舍。市场上还设有官舍，管理市场的官吏在此发号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帜，以为标志。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场设施的一般状况。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改进，城市市场上的货物已多起来了。

《左传》关于市场上货物的记载不少。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大贵族“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就是卖羊的场所，羊是买卖的货物。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子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是鞋子，“踊”是假脚。市场上有卖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脚的。《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说明市上卖米，惟缺赤米。《诗经》载，“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载，“抱布贸丝”，市上丝和布相交换。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载，有“酤酒者”。

城市市场上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遥远异乡的各种货物。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禾)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毛)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些产自各地的物品，都由商人贩运汇集到中原城市，成为市场上贸易的货物。

这些货物分为两大类，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粗麻布之类；二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宫廷官吏所用的装饰品，如珠宝玉石之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始皇所得到的昆仑山的美玉，随侯的珠、和氏璧，垂挂的光如明月的珍珠，佩带的太阿宝剑，骑的纤离的骏马，以及打起的翠凤羽毛的旗子，设置的灵鼍皮蒙的鼓，这些宝物没有一件产自秦国，都是来自异国的。北京宫城图在城市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角是商人。

春秋时期，商人已是四民之一了。其中，有些是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大商人，是所谓“行商”。亦有兼事生产的，战国时著名大商人猗顿就是从事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贩运的。还有一种大商人，所谓“长袖善舞”者，本钱多，不与人争买卖，而注意把握市场动态，善于抓时机，贱买贵卖，赚取巨额利润。

在城市市场上列肆贩卖的，称为“坐贾”，多为小商人，如上述卖鞋卖踊者流。

商工业者名列市籍，多聚居在一起，“处商就市井”。据《国语·齐语》，国都中分为二十一乡，商工居六乡。

市，早晨开放，晚上关闭。一开门，贩夫贩妇和所有参加交易的人，蜂拥而上，“侧肩争门而入”，争先恐后。开市时，万头攒动，声音嘈杂，甚嚣尘上。日暮罢市，人们“掉臂而不顾”，市门关闭，停止营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郑人买鞋前，在家先量好了脚的尺寸，到市场后发现忘记带了，等回家取来尺寸，“市罢，遂不得履”，说明营业时间有严格限制。

君子是不过市的。市又是行刑示众的地方。

从战国至隋唐五代，大城市的数目增加了。汉代桓宽在《盐铁论·通有》中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今河南温县和济远县)，韩之荥阳(今属河南)，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楚之宛陈(今河南南阳、陈州)，郑之阳翟(今河南颍川)，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当时有20来个大商贸中心，其中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尤为有名。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五六个。西汉首都长安周长60多汉里，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有8万余户，25方人口。班固在《两都赋》中描写道：建金城之万难，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城池雄伟，道路宽阔，人烟稠密，货物丰富，市场繁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秩序井然。

唐代，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10余个。

而欧洲至16世纪初才出现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标志着中国古代较早脱离蒙昧落后生活，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

战国至五代，大城市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东汉末年起，大城市逐渐南移，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落后，东南地区的城市比较发达。这一趋势继续到古代末期。

但这一时期，城市市场的变化不大，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特征。

市仍由官府设在城中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都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两侧，六市在道西，称西市；三市在道东，叫东市。市区是长方形的，周围有墙垣。四面设肆，供商贾出卖货物之用。四边各设一门，供交易的人们出入。在市区中建立市楼，上面树立旗帜，叫作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是各列肆中间的人行道。市政官员在五层的旗亭上，可以俯视观察百隧。居住在市区的商贾必须到市政官府去登记注册，取得市籍，才可在市场上营业。市场上货物丰富，排列整齐。街市上车马拥塞，人流如注，没有回旋余地。“商旅联福，隐隐展展，冠带交错”。

市内商工业者必须穿着特殊服饰。

肆店铺门口悬挂标志，相当后来的幌子之类。战国时已有“悬志甚高”的“酤酒者”。汉代也有此类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

商人们还编造一些故事甚至神话，作广告，推销自己的商品。北魏时，有所谓“擒奸酒”，就属这类性质的广告。据说，北魏南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堕酿制的名酒鹤觞酒去上任，路上遇着拦路抢劫之人，这些盗贼抱过酒去便喝，一饮就醉了，个个束手被擒。因此，这种酒被命名为“擒奸酒”。刘白堕以此作广告，进行宣传，深入人心。连当时的游侠们都说：“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南北朝时，商品交易额大的，如田宅、奴婢、大牲畜、木材等买卖，仍要立券。惟券有质券卖券之分。质券可以作为将来取赎的凭证，卖券则不能取赎。买卖驴马等所立文券是写在纸上的，而不是用竹木制成的。文券似乎也无固定格式，有时写得很长。

凡有文券的大买卖要抽收4%的“估税”，卖方出3%，买方出1%，叫做“输估”。无文券的小买卖也要值百抽四，叫做“散估”。

贸易时间有限制，市按时开放和关闭。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市和罢市。南北朝时，北魏首都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至唐代，仍如此。“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开市前，不许进入，罢市后，不准滞留，违者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没有开市时，有急事也得在外面等待鼓声。(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沈既济《任氏传》)汉代，没有夜市，若夜间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就会被人认为不正常。

京城夜晚开市，须经皇帝特许。唐神龙年间(705)，京城于正月望日举行灯会。允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夜间坊市开门。后曾一度改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开坊市门。四川新都县出土的市集画像砖重门夜开……自今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

(元〔玄〕宗《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全唐文》卷三二)这个制度因时局不靖曾经中止，至五代又恢复。

开平三年(909)正月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四》)

唐代，有的城市有时似乎已有夜市。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市门由拿着鞭子和兵器的官员把守。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周礼·地官司徒下》)“度”(殳)，是一丈二尺长的无刃兵杖。守城的官员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兵器，显得威风凛凛，其目的是“以威正众人”，维持市场秩序。

唐和五代时期，都曾实行“入市之税”，即对入市门的人征税，开始仅对商贾，而后扩大到所有入市门的人。《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反对这种政策的谏文说：夫关市之税者，谓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另有资料记载，杨坚于北周末年“入宫辅政”，废除周宣帝实行的“每人一钱”的“入市之税”。这是对入市门的人征收的人头税，而非对人市的商品征税。

隋唐时，市内出现了许多肆、店、铺、行。隋东都洛阳市内有120行、400余店、3000余肆。唐都长安东西市内有“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肆与店都是商店，但稍有差别。肆略似零售商店，店略似批发商店，有时店也可能兼零售。两者差别不明显，故常肆店连用。

肆店经营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出卖某一种商品的肆，如帛肆、鞋肆、衣肆、书肆等，专门出卖帛、鞋、衣、书。二是出卖各种杂货的“星货铺”，因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三是专门收购和寄卖旧物的“寄附铺”，类似近代的委托店、拍卖行之类。“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纱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四是为参加贸易的人提供餐饮的酒肆、茶肆等。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就常到酒肆。海贝出土现场“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唐太和九年，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派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王〕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旧唐书·王涯传》)五是为外地商旅储存与批发货物及收存拨兑货款的邸店，柜坊。唐代各地城市中开设了许多邸店。外国商人，特别是波斯商人经营邸店的不少。

杜子春……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李等编《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玄怪续录》)隋唐时期，市场上有很多出售同类商品的行。其中有些行只买卖现成的商品，如马行、鱼行、丝行、绢行等等。有些行，如金银行、钉行、秤行等等，则是在后面作坊内加工制造出物品，拿到前面店铺出售的。从事各种买卖的店肆，在长期的营业活动中，都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以行业命名的组织，这就是行。同行之人推选行中财力雄厚、有地位和影响的人为行首或行头。由行首组织同行从事某种共同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并出面与官府打交道。行，是商民自己组织起来的，以后逐步成了联系商民与官府的纽带。

市内各行业的商人有不同的用语。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长安市人的“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等。

汉、唐时期，有身分、有地位的贵族、官吏等上流社会的人士，是不屑与在市场上贩卖物品的、身分卑贱、地位低下的小商小贩打交道的。需要到市场上买东西时，则派他们的仆役去。

市还是行刑的场所。因为市内人很多，杀一可以儆百，枭首可以示众，故古代杀人叫“弃市”。

直到清代，市仍是行刑的地方。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变法的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廷杀害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菜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