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长途贩运贸易

长途贩运是古代商人的主要贸易活动。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各地物产不同。山村场院集市陇蜀出产丹漆、旄羽，荆扬出产皮革骨象，江南出产竹箭，燕齐出产鱼盐旃裘，兖豫出产漆丝纟希，这些东西都要通过商人的贩运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成为“养生送终”之具。若没有贸易，“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厕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商代，长途贩运已发展起来。据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用牛运载货物，集市上的小贩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有易氏杀死王亥，夺去王亥的牛，双方发生冲突。后来王亥子上甲微在河伯武力帮助下，打败有易氏，杀死有易之君绵臣，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商朝建立后，商族人往来于各地经商。在安阳和郑州出土的商代遗物中，有产于东南的海贝、海蚌，产于西北的绿松石等，这些都是商人从远方贩运来或贡献来的。

春秋时期，贩运货物的商人奔走于各国之间。郑国商人弦高“贩牛于周”，智退秦军，不受奖赏而“以其徙东夷，终身不返”。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营救被囚于楚国的大将荀，计划把荀夹在货物中间偷运出楚国境。市印未及实行，楚国就放了荀，后来这个商人到晋国做买卖，受到荀热情款待，但他却很谦虚地说：“我没有功劳，不敢接受这样的礼遇”，又跑到齐国去从事商业活动。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卫国商人，却在曹鲁之间贩卖货物，“家累千金”。范蠡是越国人，官至上将军，后弃官经商，在交通方便的商贸中心定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名见经传的商人大多是从事贩运贸易的。他们使用的运输工具是车船，贩运的多是“轻珠宝玉”等奢侈品，与政界有着广泛联系，持有政府颁发的凭证——“节”通过关卡。有的本身就曾当过大官，其社会地位颇高。他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奔走四方，“倍道兼行”，夜以继日，不远千里，不怕“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很有一种商业冒险精神。他们多是大商人，流动性很大，是谓“行商”。中国早期商人：吕不韦、子贡、范蠡汉代，在西北，满载丝绸、玻璃、玛瑙等货物的骆驼商队，在漫漫的丝绸之路上跋涉。在东南，贩运货物的船车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左思的《吴都赋》描写道：“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商贾骈，衣纟希服……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驵而过肆……乘时射利，财丰巨万。”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商贸困难，但南北经济联系并未中断。南北互市，贩运贸易，颇为发达。在战乱时期，人们“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文犀，飞不待翼”。商人们把“南金奇货、弓竿漆蜡”、“羽毛齿革之属”运到北方，又把北方的马匹、骆驼、皮毛等贩往南方。“贩贸往还，相望道路”，一派繁忙。

沿边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贸易，往往采取“朝贡”与回赐方式。商人们迎合皇帝心理，冒充贡使，将边疆地区的珍奇货物贩至内地，向朝廷进贡，以换取皇帝回赐，有时回赐货物的价值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蕃贡继路，商贾交人”，贡献与贸易并行。西域商人“善市贾”，有时一次贩马千匹至中原，换得中国金银而归。

隋唐，国家统一，生产发展，水陆交通开发，运输工具改进，贩运商业更加繁荣。有诗为证：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海盐生产(张籍《贾客乐》。

《张司业诗集》卷一)

元稹在《估客乐》中，更加生动地描述了从事长途贩运商人的生活。

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钅俞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内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京力(qíng情)。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货郎图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钜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贩运贸易兴隆。许多城镇都是货物的集散中心。宋都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之。杭州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扬州是长途贸易的一个中心。“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十之七。”泉州，“蕃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明州，三面临海，带江汇湖，居民喜贩鱼盐，商船往来，货物丰溢。财神爷华亭，“蛮商贾舶，交错于水陆之道”。广州，海舶贸易，商贾交凑。所产货物，皆极精好，陆负水载出境。川陕地区的洋州，物产丰富，品目甚众，四方商贾毕集贩运。兴元府，“贸迁有无者望利而人”。四方来者，杂处闾里，天下货物，陈列于市。公籴私贩，辇负不绝。鄂州，“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

“江商”乘船纵横于万里长江，将四方货物贩运至长江两岸的城镇。

“海贾”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贩运出境，把海外的香料、珠宝等物品输入中国。

商人们还从事茶叶、食盐、粮草的长途贩运。其路线是：先将粮草运至沿边州郡，然后持政府所发文券，至汴京换取现钱，或凭券径到江淮解州等地领取盐茶，转运到一定地区出售。

西北沿边地区的茶马互市，亦是一种长途贩运贸易。店铺门面元明清时期，海运路线扩展，由江苏崇明到天津的北洋航线，延至营口与辽河联运，南洋航线已达台北和台南。横贯南北的大运河的全面治理，通行；连结沿海和西部广大腹地的长江航线的全部开通；东北黑龙江、松花江通行货运；南方珠江水系，由湖南湘江经桂江、西江到广州，由江西赣江、沿北江至广州的航线继续发展。至清代中叶，内河航线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1万余公里，已略具近代规模。陆上道路进一步改进。水陆交通的大规模开发为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明代，商人活跃在全国各地。“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大体勾画出当时商人贸易活动的路线和主要商业城市：北京，四方财货骈集，蓄积为天下饶。天津是南北舟车聚集之处。河间、保定是商贾往来的通衢。河南开封，商贾乐聚。陕西西安，自昔多贾。明代，商人“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山西以太原为省会，而平原为富饶。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成都是巴蜀的都会，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济南、兖、青、德州、临青、济宁都是交通要道，商贸中心。江南，荆楚当其上游，武昌为都会。郧襄之民“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五方辐辏，万国灌输，……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钱庄自金陵而下，苏、松、常之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庐、凤以北的淮、扬，系产盐之地，“煮海之贾操巨万赀，以奔走其间，其利甚巨”。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浙江杭州是一都会，米由北方运来，柴由南方供给，本地所产之茧丝绵苎，输出到四方。“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江西南昌为都会，其民多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多行贾。”赣南谷林深处，乃商贾人粤之要区。福州、建宁、福宁，民“多贾治生”。广州是一大都会，高、廉、雷、琼濒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广西桂林亦一都会，南宁、太平、苍梧，雄镇一方，“多珠玑、犀齿、玳瑁、金翠，皆自诸夷航海而至”。滇南“贾恒集，以丹砂、朱汞、金碧、珍贝之所产也”。贵阳“商贾万里来投”。

这一时期，南北货运发达。明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其货物贩运路线，主要有三条：

其一，以大运河为主的南北内河航运路线。大运河及其两岸，“商民攒集”，“商贾肩相摩”，“南北商贾，长安西市图舟车百货，辐辏并至”，“商旅往来，日夜无休”。

其二，以上海为中点的南北洋航线。出入于上海的闽、粤、浙、齐、辽及外国船舶，“舳舻尾衔，帆樯如栉”。往来于上海与东北的北洋航线的大小沙船，每年多达三千五六百艘，沙船贩运东北的豆麦油南来，供给上海和江南其他地方需要；载运南方的土布、棉花、茶叶、瓷器等物北往，至辽东销售。据估计，沙船的南北货运量约有120万吨。航行于上海和闽粤间南洋航线上的大小船只，满载货物，乘风破浪前进。粤商从汕头，闽商从台湾用“楼船千百”运糖等物到上海，售卖后，收购棉花等货载回。

其三，对外贸易。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朝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奉命率2万余人的船队前往亚非各国，共七次，持续近30年，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麻林(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扩大和加强了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因多有著述，兹不赘。后来，由于倭寇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犯和掠夺，明清虽曾实行海禁，但私人海上贸易并未断绝。明成化、弘治间，福建的“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海禁放宽后，“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分东西两路，捆载珍奇到海外贸易，每岁所贸金钱数十万。海禁废除后，富商大贾前往菲律宾等所谓东洋贸易的人很多。明万历年间每年前往马尼拉的商船一般在20～30只，多时可达50只。终明之世，通倭之禁虽甚严，但从事对日贸易的商人仍不少。“今吴之苏、松，浙之宁、绍、温、台，闽之福、兴、泉、漳，广之惠、潮、琼崖，驵侩之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临室耳，往来贸易，彼此无间。”(谢肇氵制《五杂俎》卷四)这些商人每年四五月间驾驶船只，冒称去某港捕鱼或籴粮，“径从大洋入倭”，贩运货物。

银票以长江为主的东西贸易有长足进展。清代，川江航线进一步开发。长江航线全部开通。下游的金陵五方辐辏，“南北商贾争赴”。中游的武昌，四方之贾云集。上游的重庆，贸易繁荣。长江航线是盐、棉、布、洋广杂货与米、木交流的主渠道。两淮食盐经由长江及其支流，运销湘、鄂、赣、皖，川盐也从长江上游而下济楚。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粮食等货则作为回头货，反向运销江浙等地。

长途贩运货物，唐宋以前，是以奢侈品、名优土特产品等为主，以后，尤其是明清，是以粮、布、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据估计，明后期，长距离贩运的商品粮约1000万石，到清代中叶，增至约3000万石，按每石150斤计，合45亿斤，商人家谱占粮食商品总量208.25亿斤的21.6%。另外，有人估计，乾隆时期全国粮食运输量至少在8500万石以上。长距离运销的棉布每年有4500万匹左右，约占棉布商品总量31517.7万匹的15%左右。盐的商品量约32.2亿斤，除少数在附近地区销售外，大部为长途运销。如在东北，盐从营口经公主岭运到盘石，行程共计1245里。由营口运到长春盐仓，行程1010里，再分发到新城分局又需走360里，共计1370里。盐从营口装船运到海参崴，行程2000里，再转运到滨江分局，行程1590里，共计3590余里。在西北，盐从擦汉池运至中卫局需走820里，转运到白河，共计3570里；转运到平利共计行程3520里；转运到洵阳，共计3460里。云南井盐最远销场距盐井1000余里。淮北海盐运到十二圩行程约2000里，由十二圩转运至湖南长沙行程2470里，共计4470里；转运到岳州，行程2110里，共计411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