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民间贸易货物

古人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谓“民”，是对官而言的，包括士、农、工、商在内。但绝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货”，包括奢侈品和生产生活必需品。古代早期，奢侈品贸易发达，“奇怪时来，珍异物聚”，但这些珍宝是由大商人贩运到城市，卖给达官贵人享用的。粮、盐、布、铁、畜，特别是粮食，始终是古代民间贸易的主要货物，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更如此。

明清市镇墟集上，“众物杂陈”，“诸货悉备”。而粮、盐、布、铁、畜是主要货物。整个贸易是以粮食为基础进行的。

其一，卖粮交纳税银。

明代青州之民，“以粮易钱，以钱易银”，纳税于官府。古田县地瘠民贫，岁收米制曲，“易银完粮”。

其二，以粮易布帛、衣被鞋帽。

清康熙时，黎城县农民“以粟易衣”。乾隆时，大同“棉布亦以粟易”。五六斗、乃至八九斗谷值一匹布。

五台县农民担谷走数十里，“始易金钱，贸布絮焉”。

安定县农户，“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

中卫县“布帛所需，俱以粟易”。

兴平县“衣被冠屦，皆取给于外省，而卖谷以易之”。

其三，以粟易盐鱼。

清代，饶平县石溪头埠，“海外渔盐，小舟装运至此，三饶之民以粟易之，逐日市。”

定远小民，以米谷“兑盐而食”。

其四，以粮易器具。

清代，河南卢氏县，“家居器用，徒资粟易，赊诸坐商”。

广丰县乡民每遇一、四、七圩期，聚集于五都圩，用米麦贸易竹木器物等。

河间县城常集5处，四乡大集7处，小集27处，都是米麦农具贸易，不杂他货。谷纹陶罐仪封县市集12处，粟布锄犁贸易，互通有无。

其五，婚丧嫁祭等应酬费用，亦需卖粮米筹集。

乾隆《武威县志》记载，乡民“一切婚嫁丧祭应酬，惟资粮米粜卖以济用”。宣化地区农户有婚丧之事，亦藉卖粮。石泉县农村“庆吊人情之需，俗向取给于包谷所喂之猪”。

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工匠出卖自己的产品，购买粮食等物品。

无锡农家以纺织为重要副业，春天农家户户纺织，“以布易米面而食”。秋季，一遇雨天，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嘉定县农民种棉织布，“贸易钱米，以资食用。”宝山县农民，纺棉织布，“抱布易银……而买食米。”乐亭县农民，农闲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故以易粟，实穷民口之一助。”

“半借木棉，易米为活。”这是临邑县的情况。栾城县最著名的物产是棉花，一到棉花下来时，“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

卖烟易米。瑞金山多地少，所产之谷不足供一邑之食，“藉卖烟以易米”。

迄今尚缺乏古代早中期贸易货物量值的系统资料。对于古代晚期主要商品的量和值，有人作了估计，并提出了古代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

鸦片战争前(清道光年间)，国产粮食商品量245亿斤，商品值16333.3万两，占42.14%；棉花商品量255.5万担，商品值1277.5万两，占3.3%；棉布商品量31517.7万匹，商品值9455.3万两，占24.39%；丝商品量7.1万担，商品值1202.3万两，占3.1%；丝织品商品量4.9万担，商品值1455万两，占3.75%；茶商品量260.5万担，商品值3186.1万两，占8.22%；盐商品量32.2亿斤，商品值5852.9万两，占15.1%，以上合计，商品值38762.4万两，为100%。调整后，以上国产商品流通额及所占比重如下：粮食13883.3万两，占39.71%；棉花1085.9万两，占3.11%；棉布9455.3万两，占27.04%；丝1022万两，占2.92%；丝织品1455万两，占4.16%；茶2708.2万两，占7.75%；盐5352.9万两，占15.31%，以上合计为100%。再加入进出口因素，即棉花商品值1085.9万两加入净进口棉花值302.5万两为1388.4万两；丝商品值1022万；两减去其净出口值225.2万两为796.8万两；茶商品值2708.2万两减去其净出口值1126.1万两为1582.1万两。这些商品之间的流通和交换大体是，粮农主要出售粮食，换取布和盐；棉丝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者，则要换取布、盐和部分粮食。

鸦片战争前主要商品的交换

首先是粮与布，其次是粮与盐的交换。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亦即民伺贸易。结论是，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模式。

对此需略加说明和补充：

第一，粮食是民间贸易的基础，这在整个古代，大都如此。

第二，仅次于粮食的布，是指棉布。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生产的发展，是在宋元以后，主要是明清。在此以前，盐是仅次于粮的贸易货物。“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人人要吃盐，但盐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产的，故贸易量很大。古代许多大商人都是经营盐起家的。历代政府都把盐税收人作为重要财源，许多朝代还实行盐的官营，与商人争利。所有这些都说明盐在古代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到清代，棉布才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

第三，这里没有列铁及其制品的贸易量、商品值。其原因是到1913年，全国钢铁销售量，包括洋钢铁，才约540万担。全按土铁价格计不过880万两，其量值较小。鸦片战争前，更小。从计量的要求，该书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铁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管子·海王》中说：一个妇女必须有一针一刀才能做活，农夫必须有犁锄才能耕种，修造车辆的工匠必须有斧、锯、锥、凿等工具才能工作。而铁和铁器也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产的，必须以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去交换。孟子和许子的门徒在辩论中公认，一个人不可能既耕田又做铁器等，必须“以粟易之”。汉代出现许多大冶铁商人，许多朝代设立铁官，对铁实行官专卖。明清市集上，铁器与粮布等同为大宗，也说明铁器是民间贸易重要商品。

第四，这里也没有包括牲畜。但牲畜在农业生产、运输、贸易和社会生活中都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主要动力是牲畜，以牛为主，骡马驴等为辅。猪羊牛肉等又是重要食品。皮毛是服装和鞋帽原料。因此，牲畜及其制品的贸易早就发达。史书对此多有记载。弦高贩牛于周，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汉政府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主要是丝绸与牲畜交易。匈奴的骡、马、驴、骆驼等大牲畜“衔尾入塞”。直至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中，茶马交易和绢马交易，始终很活跃。许多大城市乃至京师，都有牲畜交易市场。魏晋南北朝，洛阳有三大市，城东的马市是其中之一。唐都长安亦有马市和羊市。宋都开封的马行街热闹非凡。明清，北京有骡马市、马市、羊市、猪市，天津有马市、驴市，苏州有猪市等。乡镇集市上，牲畜贸易更为普遍。郑板桥诗云：“驴骡马牛羊，汇集斯为集。”其贸易量颇为可观。据有人估算，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山东全省每年牲畜交易量约在26～28万头之间。由牙纪征收交纳的牛驴税，占山东地方政府征收的五项杂税的15%左右。经纪人也是首先出现在牲畜交易中，可见牲畜贸易历史悠久。

通观各种货物的地位和作用，似可把中国古代民间贸易概括为以粮易盐、布、铁、畜的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粮、盐、布、铁、畜是民间主要贸易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