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近代市场贸易

明清，尤其晚清，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农村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成长、壮大；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新式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建立；沿海，沿江，沿交通线涌现出一批近代城市；乡镇集市增多，促使中国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以通商口岸大中城市的外资和中国资本的新式商业为主导，以乡镇集市民间贸易为基础的市场格局和贸易网络。

新旧、土洋、大中小并存

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和数以万计的乡镇集市同时存在；新式的洋行、贸易公司和旧式的牙行、店铺同时存在；高楼大厦里的商店和街道马路两旁的售货摊点、沿街叫卖的货郎担同时存在；长途贩运与定点销售、收购同时存在；贩运货物的轮船和帆船同时存在；火车、汽车与马车、牛车、人力车以及肩挑、背负同时存在；舶来的洋货和妇孺皆识的土货同时存在；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与钱庄、票号同时存在；“洋元”与“龙元”、铜钱、纸币等同时存在；保险公司和镖局同时存在；新式商会和旧式商人团体、帮派组织同时存在；新的会计制度、结算方式和旧的记账、结算方式同时存在；新的贸易法令和传统的贸易习惯、规则同时存在，……呈现出一幅新旧交错的奇特景象。

新的洋的取代、排挤和压倒旧的、土的

在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过渡时，这种现象到处可见，十分普遍，略举数端。

第一，新贸易制度取代旧贸易制度。民国初年，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食盐自由贸易取代封建垄断的引岸制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清代，食盐贸易中实行引岸制度，盐商向国家交纳一定报效后，取得运输食盐到某岸(销售地区)出卖的特权——引权。产盐有定场、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买盐有定点。此疆彼界，不得侵越。这种旧的、僵死的食盐运销制度，经过民国初年的盐务改革，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31年，全国销盐县数1972个，其中实行旧的票商、专商、包商、官运民销和官销制者1001个，占50%强，实行自由贸易制县数971个，约占50%；1937年，全国销盐县数1968个，其中实行旧的票商、专商、包商、官运民销和官销制者，减至789县，占40%，实行自由贸易制者，增至1179县，占60%。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明确宣布，取消食盐贸易中的引岸专商制，实行自由贸易制。新的食盐贸易制度取代旧的食盐贸易制度，是在国家政权干预下，用改革方式，经过30余年完成的。

第二，新的贸易组织取代旧的贸易组织。清末民初，有的地方的商人收买封建牙纪开设的粮店(又称斗店)，将其改组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公司，是这方面的实例。

据天津商会档案载，自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起，天津商务总会协理宁世福邀集同仁，招集股本行平银3万两，租押道光年间开设的天津城外西集永丰屯怡和斗店帖牌、店房、货厂，成立怡和公斗店有限公司。该公司股本银共计6万两，每股500两，共作120股。众股东推举宁世福(星普)为总理，张传清为监理，王维璇、宁炳勋为经理，分别负责外场客面交易和内柜银钱账目。该公司还拟定了章程，规定公司业务是“招徕客粮，维持民食”，说明该公司是“接办斗店”而来，是“商股商办”性质等。光绪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发布宁星普接办怡和公斗店公司为顾念民食之举请客商共同维持告示》中，概述了从怡和斗店到怡和公斗店公司的历史过程：“永丰屯怡和斗店，自道光年间开设，迄今八十余年，实为客粮巨薮。每届冬令，各埠粮客麇集，囤积杂粮不下数十万石，陆续出粜，民食称便。今该店办理不善，亏空歇业，倘使一蹶不振，粮客视津埠为畏途，粮食来源告匮，势在旦夕，关系甚重。永丰屯村正副刘竹坡等，再四恳求，商务总会宁协理世福设法挽救。……招股租押该店，改名怡和公斗店有限公司。”公司取代斗店是在斗店经营不善、亏空歇业情况下，自发进行的。这与当时社会大气候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庚子事变后的10年，津埠粮食业因种种原因歇业49户，怡和斗店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清政府举办所谓新政，提倡开设公司。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的公司取代旧的贸易组织，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洋货压制和排挤土货。这时期，市场上贸易货物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机制洋布(包括国产机制布和进口机制布，下同)所占比重日益扩大，手织土布所占比重不断缩小，是这方面的例子。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乙表四《全国棉布应有产量中机制布与手织布的比重变化》，1840年，机制布占0.46%，手织布占99.54%；1860年，机制布占3.18%，手织布占96.82%；1894年，机制布占14.15%，手织布占85.85%；1913年，机制布占34.83%，手织布占65.17%；1936年机制布占56.84%，手织布占43.16%。机制布产量超过手织布，但始终未能完全取代手织布。

贸易货物中，机器面粉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土磨坊面粉所占比重缩小，是又一例。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计算，1913年机器面粉和机器磨坊面粉占10.24%，土磨坊面粉占35.40%，其余为自然经济面粉；1936年机器面粉和机器磨坊面粉占20.61%，土磨坊面粉占25.69%。机器面粉排挤土磨坊面粉。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并未超过土磨坊面粉。

第四，在长途贩运贸易中，新式运输工具逐步代替旧式运输工具。食盐运输中，轮运增加，帆运减少乃至消失是明显例证。

我国一向用帆船运盐，但随着轮运的出现及发展，食盐运输中也开始采用轮运。自1920年起，北洋政府即作出增加轮运盐的决定，“湘、鄂、西三岸每年共办轮运盐斤三百票(每票合市秤5080担)，并得增加至五百票”。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将“增加轮运缩减帆运列入整理淮卤计划”。次年，又将从前湘鄂西三岸轮运一票帆运二票办法取消，鼓励轮运。但遭到恃帆运盐为生的旧盐商的坚决反对。于是，国民政府对于“轮运票数，只用递加办法”，规定轮运最高限额，以示对旧盐商妥协。1934年，提出增加轮运，减少帆运三项办法，第一，湘岸已经交税帆运二百票，拨半数改办轮运，皖岸已经交税帆运二百票，悉数改办轮运。第二，鄂西两岸应督商酌办轮运。次年，又制订了一个递灭帆运大纲，规定自1935年1月起，鄂岸全办轮运，皖岸暂准仍办帆运，湘西两岸每轮运一票均令搭配帆运一票。自1936年起，每年轮运递加二成，帆运递减二成，分五年将帆运裁减完竣，即至1940年湘鄂西皖四岸帆运一律废除。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之所以在食盐运销中改帆运为轮运，是因为新式轮运比旧式帆运优越。第一，帆运比轮运费用高，多时达2倍。第二，轮运比帆运迅速。盐由盐场轮运到销地最多不过10天，而从十二圩帆运到销地，往往需一个月时间。第三，轮运比帆运运盐手续简单，装卸费用小，囤积损耗少，帆运则相反。第四，轮运可保持盐的质量，帆运则因在途日久，易致污黑，易掺和泥沙，降低质量。第五，轮运使政府税收增加，帆运则使其减少。政府积极提倡轮运减少帆运的根本原因在此。自1920年起，在我国最大的海盐盐场——淮盐的贸易中，轮运与帆运并存，至1940年，帆运消灭，前后经过20年的时间，食盐运输方式实现了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也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完成的。王莽像利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

第一，近代市场在发育过程中，利用传统市场的积极因素。许多外商洋行和中国新式商行通过中国的镇集庙会推销工业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即是这方面的例证。上已言及，江商海贾云集到长江三角洲的市镇上，收购丝绸，转运到上海等大城市出卖，甚至远销国外。各地客商争赴华北热闹的庙会，“均借以畅销货品，交通有无”。直隶曲周县庙会上，“其输进之货，以洋布、绸缎为大宗。”

清政府在举办“新政”，进行“商战”，推进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宣统元年(1909)农工商部命令天津商会速查直隶各县庙会情形，以为举行现代“赛会”的准备，即含有利用传统集会、发展新式商业之意。该命令说：“中国物产丰富，女口丝、茶、棉、麻、瓷、漆、竹、木、牲畜、皮革、羊毛、矿石、米谷、海产等类，各行省大宗贸易率皆指定处所，定期集会，略具赛会之意。惟专重销售，不重比较，且往往局于一方，全国未能周悉。亟应先行调查，设法联络，以为他日举行国内赛事之预备。”

第二，新式银行既排挤又利用传统的金融组织——钱庄、票号，开展业务，求得发展。

晚清，新式中外银行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起来。自1845年外资银行——丽如银行(1842年成立，总部设在印度孟买，1845年改名东方银行，总部迁往英国伦敦)在中国香港、广州建立分行起，至1894年，已建立的8家外资银行在华投资估计总数为28094940美元，1914年，外国金融业在华投资75.75百万美元。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建立后，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相继建立，至1911年华商银行已达30家(有些是仅见名称，或者不久倒闭)，1912年后大发展。据唐传泗、黄汉民估计，1925年，中国和外国在华银行的实收资本和公积金占81.7%，钱庄占18.3%；银行资本占77.5%，钱庄占22.5%。银行与票号、；钱庄关系密切。首先，银行吸收钱庄界人士参与经营管理，官私大小银行邀请钱庄经理人员当经理。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第二任华人经理、户部银行经理都是钱庄经理；商办的四明银行的总经理也是钱庄经理。吴友如《银行倒闭》其次，银行向钱庄放款，借钱庄与工商界关系开展业务。19世纪7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对钱庄拆放额常在300万两左右，90年代增至七八百万两，20世纪初达一千几百万两，1911年达到2000多万两。进出口贸易中通用庄票；在汉口，中外贸易中，洋商以银行汇票付予买办，买办则换给支票，向钱庄过付。1907年成立的清代最重要的一家私人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除承做丝绸油米等押款外，把大部分资金用于对钱庄的短期拆放。1915年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对5家殷实有信誉的钱庄拆放资金。银行，尤其外商银行通过钱庄放出大量借款，也就控制了金融市场。如1910年发生橡皮股票风潮，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外商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款，致使大批钱庄倒闭。先是上海，而后波及南北许多大商埠，京、津、烟台、广州、潮州均受牵连。据天津商会档案载：“现在上海市面摇动，倒闭频仍，而天津春华泰搁浅，滓市因而摇动。于是倾轧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株连排挤者又有之，以致周转不通，市面为之一滞。”1910年，“上海复又倒闭钱庄三家，烟台倒闭十三家。”天津“源丰润、新泰两号，因上海牵连，同时倒闭，市面益形摇动，人心惶惶。”北京“源丰润倒闭后相率倒闭者又有四家，……日内尚闻有多数钱庄将倒，现在银根奇紧，市面恐慌，银价陡涨，市面受害伊于胡底！”广东“因上海票号纷纷倒闭，本省广州、潮州怡和德、万昌、源丰润等号，亦相继倒闭。”日来人心恐慌，港、澳、佛山、梧州(今广西境)等处持票赴官银钱局兑现银者，纷至沓来。再次，上海等大城市的银行有时还利用内地钱庄代理收解款项事宜等。

从传统市场贸易到近代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新的排挤、压倒、否定传统市场体系中的消极成份；另一方面又利用、吸收、融合其积极因素。改革创新、破旧立新，遵从习惯和传统，利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新旧嬗变过程显得丰富生动，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