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市镇



当代常乡镇连称，古代则市镇并列。市，作为贸易场所，见于远古，而镇在宋以前是指军事设防地。宋以后，镇的经济贸易功能增强，市镇性质逐步接近，故在一些地方志中出现“市镇”条目。明代已把市镇作为同一概念。如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正德《嘉善县志》说：“大曰都邑，小曰市镇。”但市镇仍略有差异。古代，市的规模小于镇，与当代市大于镇不同。“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镇比市有较多的军事、行政职能。

市镇形成的途径清代节日集市

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显著改进，是市镇产生的历史前提。具体说来，市镇的形成有以下几种主要途径：

其一，由军事据点转化为行政和工商业市镇。

宋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诏置县尉，削夺镇将干碍地方政治，确认市镇为县市和草市之间的市场建制。设监镇官，仅负责安全保卫，防盗，防火，并征税榷酤(雀沽)。由此形成了一批镇市。宋以后，一些地方由军事据点变成商贸中心的情况经常出现。如天津卫，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纯粹的军事防地，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最后成了华北大商贸城镇。又如浙江乍浦，宋代为水军防地，明初，筑城于此，变成了海滨一都会。上海宝山县月浦镇系军事重镇，驻兵较多，附近居民因设肉庄、茶酒、杂货等店，逐步成为工商业市镇。

其二，因厅县、行政、税务机构之设而形成的市镇。如明清时，川沙抚民厅设立后不久，在其周围就兴起了曹家路、顾家路等镇；南汇、奉贤等地立县后，在其境内分别出现了沈庄、航头、青村港、松隐、吕巷、干巷等镇。宋代所设的上海、青龙、黄溪、南桥、北桥、大盈、亭林、蟠龙、凤泾、白牛等榷税务，后来都逐渐发展成市镇。

其三，由草市、墟、店上升为镇市。开封的草市镇、泰州的柴墟镇、河南省的社旗镇(原名赊旗店)等一批市镇都是由此而来的。

其四，“因利聚人，因人成邑”，在盐井、盐场、煤铁矿附近自然形成许多市镇。煮盐、冶铁、采矿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早在西汉文帝时，就有成千的人聚集在深山穷泽铁矿和盐井、盐场周围。其所需物品一部、大部或全部仰赖于市场，从而自然形成许多工商业市镇。四川是我国著名井盐产区，那里的许多市镇都是因盐而聚人形成的。这从镇名即看得很清楚。如“井研镇”，以及由镇发展而成的“井研县”的名称，都是取自在县南7里的“井研”盐井。“旭川县”亦是因县有盐井号“旭井”，取以为名的。有名的自贡市的一部分贡井前身叫“公井镇”，后升为“公井县”，其名字来自该县镇内的盐井“大公井”。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如浙江的“盐官镇”，上海东部沿海地区的下沙、周浦、新场、青村(奉城镇)、漕泾、一团、泰日桥镇等，都是因盐而成的镇。

唐山镇原系唐山附近一小村乔头屯村，自清光绪五年(1879)开平矿务局成立，其煤井设在村西，乃建造房舍，兴立街市，遂与乔头屯村连为一片，始有铺户，渐成市面。以一、六日为小集，四、九日为大集，设立银粮市以定涨落，经营有日，始成一镇。而铺户所售之物品，多系日用所必需。

其五，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村落，由于车船来往不断，商贾行人络绎不绝，而出现为行人服务的店铺、饭馆、酒肆、旅馆，并最终形成市镇。如浙江嘉兴地区的皂林铺，旧时荒落，但因“民居夹运河”，交通便利，从而变成“店肆蝉联，商槎猬集”的市镇。开封西南45里朱仙镇的出现、繁荣乃至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就是因为它位于贾鲁河畔，水运粮货方便，宋以后，汴河淤塞，贾鲁河成为开封惟一的对外水道，朱仙镇成为开封航运终点之故。天津周围的镇也都出现于水陆交通便利之处：西北部的西沽、丁字沽、北仓、大红桥、杨柳青镇紧靠北运河和南运河；东南部的大直沽、灰堆、双港、咸水沽、葛沽、新城和大沽是南北洋航线通往紫竹林的必经之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掘现场其六，世族大家聚居地形成市镇。据《后汉书·张霸传》，张霸子张楷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明弘治《嘉兴府志》卷十四载，桐乡县魏塘镇是巨姓魏氏聚居地，自宋代开始，他们在这里修筑池塘，建造房屋，聚商贸易成市，后升为镇。奉贤县东新市镇，建于明代，御史宋贤因其距城远，贸易不便，拓旧居空闲之地，设店集商，互通有无，乡民称便，把它称为新市，后为有别于新寺镇，而改为东新市镇。

其七，府州县官设立市镇。广东琼州府崖州的和集市系知州彭宁、指挥王祥所设；后知州王铎在此建屋立匾，称为“懋迁集”，再后，知州徐琦和林铎建店立匾，称为“和集市”，黎侗族人到集上贸易，很方便。韶州府的清平市是知府陈大纶于明嘉靖年间建立的。陕西延安府的东关市是知府王彦所立，聚四方商贾贸易于此。河南尉市县白家潭市是知县于嘉靖年间建立的。内乡县的西峡口原不开集市，知县以其离乡遥远，商民贸易不便，令每月一、五日开市。

其八，因重大水利工程兴建而形成市镇。如上海，自唐宋以来，陆续兴建了旧捍海塘(唐)、里护塘(南宋)、捍海土塘(明)、外土塘、华亭东石塘和彭公塘(清)，在这些海塘附近的交通要道上，逐步形成了江湾、月浦、高桥、大团、塘外、钱桥、四团仓、北蔡、合庆、下沙、航头、竹桥等十多个市镇，贸易日盛。

市镇的命名方式

市镇名称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姓氏命名者。许多镇市是在墟、集、店、街等原始农村集市，乃至村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许多村庄墟集的名称都是取自聚居在这里的某一大家族的姓氏，故市镇以姓氏命名者甚多。秀水县的濮院镇：宋建炎二年(1128)，著作郎濮云翔从高宗南渡，居于此。元大德间名永乐市。濮氏构居，开市街，召民贸易，遂因以名镇。秀水县的王江泾镇：旧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魏塘镇：魏氏在此筑塘起屋，聚商贸易而成，故名。嘉兴县王店镇：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而成，故名王店。川沙县张江栅镇：张江于明代在此建市舍而成，故名。嘉定县罗店镇：罗升于元代所创，因以其姓氏为名。朱仙镇：相传为战国信陵君的谋士朱亥故里，朱导演“窃符救赵”，使信陵君名垂青史，朱亥也被后人尊称为朱仙，其故里被称为朱仙镇。

第二，以当地物产命名者。嘉兴新篁镇：原系荒村，明代成为一大镇，因地多竹，故名新篁。天津杨柳青镇，因杨柳繁茂而得名。“直沽(天津)南头杨柳青，昔时杨柳今飘零”。著名的长芦盐务管理局原设在长芦镇，长芦之名源于该镇周围生长着许多芦苇。太仓茜泾镇：因此地盛产茜草而得名。油车港镇：因当地多油坊而得名。

第三，以当地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命名者。青浦县双塔镇，居民多以驾船为生，这种船叫双塔船，因而得名。桐乡县炉头镇，因有许多冶铁炉而得名。

第四，以所在地地理特征命名者。归安县埭溪镇：因该镇在发源于莫干山之水所成之溪及拦挡溪水激流的石埭附近，故名。唐河县源潭镇：因附近有泉源流出之水成潭而得名。

市镇大发展分布不平衡

工商业市镇源远流长，南北朝隋唐时期已，稀疏出现，见于记载，宋以后迅速发展，明清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市镇”或“镇市”条目。

据有人统计，宋代全国有1106个县，1644个镇，平均每县1.5个镇。

据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镇聚》(中华书局1990年版)载，元代长安17县共34镇，平均每县2镇，最多者5个镇(咸宁、蒲城)，最少者1个镇(同官、富平、华原、咸阳、临潼、奉天、乾祜等县)。以每县平均2个镇计算，全国约有2000余个镇，比宋代增加不少。

有人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推断明代小城镇数超过2000个，集市估计不低于4000个。明代，全国，特别是东南地区，市镇增加甚多。如苏州7县有95市镇，平均每县约14个；松江府3县有62市镇，平均每县约21个市镇。

清初苏州府内9县有103市镇，平均每县11.4市镇；太仓府属4县有41市镇，平均每县10.3市镇；松江府属8县有96市镇，平均每县12市镇；杭州府属9县有85市镇，平均每县9.4市镇；湖州府属6县有22市镇，平均每县3.7市镇。清初苏州、松江境内平均每县市镇少于明代，是因为清初工商业市镇曾受到破坏。据记载清兵攻占松江府城后，焚烧杀戮，使“云间锦绣，顷刻化为瓦砾之区”。但清中叶以后，工商业市镇随着经济的恢复而发展。清后期，苏州府所属12县有287市镇，平均每县18.4市镇；松江府所属7县有235市镇，平均每县有33.6市镇，大大超过了明代这两个地区每县平均市镇数。清嘉庆年间，上海地区有市镇151个(不含崇明县)，清末(1911)达476个(包括崇明县)，其中现今上海的9个郊县和10个县治级城厢镇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四川省清嘉庆前后约有场3000左右，清末，约达到4000场。当时四川有142厅州县，平均每厅州县约有28个场。

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清末(1893)，除东北和台湾外，全国约有村庄80万个，人口397百万；各类城镇市集3.9万个，人口3531.4万。其中，城市958个，人口2046.3万，市镇2319个，人口493.9万，小集市35723个，人口991.2万。当时全国有1287个县，平均每县有1.8个市镇，27.7个小集市。而集镇往往混在一起，不易分开，且按其规模，有时市镇不一定比集市大。市镇和集市加在一起共38046个，平均每县有乡镇集市约30个(29.5个)。

据沈祖玮估计，约7万个。

据慈鸿飞《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未刊稿)估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2000～20000之间人口的镇约为1.6万个，镇集总数约为5.8万个。

乡镇集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般说来，南方较为密集，北方较为稀疏，南方的长江三角洲市镇尤密，北方的口北(张家口以北)更疏。这与全国城市集中于东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据《山东通志·舆图志》载，清末，山东有107个县(州包括在内)，共587个乡，195个镇，1929个市集。需要说明，在195个镇中，包括“约”16，“都”69。减去此数尚有110个镇，平均每州县1.03个镇，18个市集。该志中，“镇”与“市集”是分别统计的，但从所附地图看，有些“镇”被包括在“市集”之中了，如齐河县市集36，无镇，可地图上却有4镇。将镇和市集加在一起，共2039个，平均每州县为19个乡镇集市。不但少于东南苏松地区，而且也少于西南的四川省。

乡镇市集在同一省区各个州县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据上引资料，清末山东省有107个州县，其中拥有9个市集以下的共23个，10～19个市集的共47个，20～29个市集的共20个，30～39个市集的共12个，40个以上市集的共5个州县。菏泽县境内有63个市集，居全省第一位；泰安县和潍县各有46个市集，同居第二位。四川省平均每个厅州县约有28个场，但涪州则多达120个，合州73个，都超过平均数很多。

综合市镇众物杂陈

遍布全国的市镇，都具有贸易功能。其中绝大多数，众物杂陈，是综合性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交易中心。

明清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自宋元以后，输入货物有东南食货、江南竹瓷、西北山产，其中以布匹、粮食、大盐、京货为大宗。当地著名的商品有“西双泰”竹竿青酒、“玉堂号”豆腐干、“正义德”的红纸门神，是个颇为典型的综合性贸易市镇。沿用至今的京货街、杂货街、估衣街、油篓街、曲米街等，以及街上的几十家粮行、绸缎店等，就是当时货物贸易的场所。

明清时，这类市镇到处可见。大埔县三河坝市，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梁山县市镇，“聚民间日用之需”。梓潼县石牛堡场附近居民日用布帛、菽粟、农具、耕牛诸物，咸在场交易。临邑县市镇上，丝、布帛、五谷、六畜、菜菇、铁器、陶器，“靡不毕陈”。据天津商会档案记载，清末直隶文安县胜芳镇，加入胜芳商务分会的有粮、绸缎、面、陶瓷、木、杂货、醋酱、线带、苇草、铁、药材、染坊、灰煤、皮、颜料、土、首饰、茶食、书、饭庄(商)、麻、鲜果、京货、皮箱、放账、煤油、鞋、成衣、铜锡、纸、瓜菜和钱商等，他们分布在33个行业中，凡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需之物，市场上均能买到，是典型的综合贸易市镇。另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静海县独流镇商务分会董事衔名表》所列，加入该镇商务分会的99家分属酒、醋、酱、粮、油、干鲜杂货、茶食、糖稀、烟叶、羊肉、猪肉、布、木、蒲席包、草、锡器、钱行等21个行业，经营的货物亦是农林牧副和手工业产品俱全。独流镇有数千户，其中大小行铺不下千余家，也是综合性贸易市镇。

专业市镇特色鲜明

由于自然条件差异，社会分工不同，在全国出现一批专业化市镇和市场。

其一，粮食市镇与市场。

粮食收购、贩运和批发零售市场、市镇分布在全国各地。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枫桥市，是湖广之米的集散地。杭州府长安镇是江南、川楚米粮贸易场所。吴江县平望镇上，米麦很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居民多以贩米为业。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米市喧阗。吴江同里镇米市，官牙72家，商贾四集。德清县新市镇米行生意兴隆，贩夫客商籴粮转运于外地者，络绎于道。桐乡县皂林镇米商广集。吴江县黎里镇米与豆饼尤多。华北直隶临榆县城集只卖粮米。山西静乐县，仅有小贩，惟以钱米贸易。安徽来安县间有贸易，惟谷米豆麦之类。湖北襄阳县聚米为市。湖南平江县市镇，只卖米，不卖谷。华容县市镇，只卖谷，不卖米。四川新津县市镇，商贾或列肆居奇，或粜籴运贩粮食。广东嘉应州，“百货多，鬻于市。谁大宗？米大宗。”

方志中关于市镇粮食市场的记载很多，其名称各地大同小异，大抵北方多叫“粮食市”、“粮市”，南方多称“米市”。如陕西华州叫“粮市”，岐山县龙尾镇叫“粮食集市”；江苏句容县称“米市”，甘泉县称“米行街”，泰州称“米市街”。所谓米粮“市”“行”“街”等，都是各地市镇上大小不一的粮食贸易市场。

其二，棉花和棉布市镇与市场。

宋代，棉花经西北陆路和东南海道，从中亚和海外移植到陕西、广东、福建等地区。明清，棉花已成为衣被的主要原料。全国各地都有棉花、棉布贸易市场。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棉花重要产区，出现了不少以棉花交易为主的市镇与市场。江苏嘉定县新泾镇是棉花集中交易场所，新棉刚下来，即被远方来的商贩购买贩运。太仓鹤王市是著名的棉花市镇，每到秋季棉花收获之时，市肆阗溢，闽广商人挟带大量资金，航海而来，满载而归。并标明所贩系“鹤王市棉花”，以招徕买主。清道光时，上海外郭东南一带，几乎家家皆售棉花，名花市。宝山县每年棉花入市时，牙行多聚少年无赖辈，提灯收购。靖江县四门内外，乡落市镇，多有“棉花市”。山东夏津县自十字街至北门，皆为“棉花市”。秋收后，花绒纷集，望之如荼。高唐州各集贩卖货物，花布居多。棉花市每集贸易量多达数十万斤。清平县棉花市集最盛。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棉花，四方商贾云集，每日交易额数千金。齐东县有“布市”。武城县“棉花市”，每年秋季，四乡棉花云集。束鹿市镇为棉花萃集之区，每年销售不下200万斤，皆由陆路运至深州等地。栾城县只有棉花交易市场，晋豫商贾云集到这里购买。湖北汉川县棉花是贸易大宗，富商大贾携金钱来这里的市镇购买贩运棉花者，摩肩接踵，为数众多。

其三，太湖流域丝绸市镇群体。

中国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精美的丝绸就经“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明清，江浙丝绸业很发达，其产品都是由当地市镇集中起来，运销各地的。太湖流域丝绸市镇密集，乌程县南浔镇、吴江县盛泽镇、湖州府乌青镇、嘉兴府濮院镇等便是其中佼佼者。

南浔镇西南辑里(七里)村所产辑里丝，很出名。新丝下来时，乡农赴市卖丝，非常拥挤。丝行收丝后再转卖给各地客商。盛泽镇丝绸贸易非常活跃。镇上约有千百家丝绸牙行，远近村坊织成绸子，全都拿到镇上出卖。来镇收购的客商蜂攒蚁集、挨挤不开。乌青镇设有大叶行、茧行、丝行、绸布庄收购当地出产的桑叶、蚕茧、丝、丝织品等，转卖给外地客商。牙行活跃，四方客商云集。以丝绸业为中心，造船、运输、饮食服务、银钱、典当业以及公会、公所、会馆也都发展起来了。濮院镇居民多从事丝织、接屋连檐，机声盈耳。海贝丝行绸行大量收购，丝行需资巨万，多为合伙，且与钱庄相通。绸行有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等。还有桑叶行、当铺，以及成百个茶酒肆、商会分所、会馆、公会、公所等。还有王店、硖石、王江泾、震泽、长安、双林、临平、菱湖、石门等众多著名丝绸市镇，共同组成丝绸市镇群体，年复一年向国内外发售大量优质丝绸。

其四，著名铁器市镇——佛山镇。

农副产品与农具，尤其是铁器交换，是绝大多数地区贸易的重要内容。早在战国时期，农民就以粟易铁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市镇都有铁器和农具市场。有些以生产和出卖铁器为主的市镇，径以“炉头”为镇名。浙江桐乡县有“炉镇”，长兴县有“炉头镇”。

佛山镇是最有名的铁器市镇。明清天下有“四聚”和“四大镇”之说。所谓“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四大镇”是：佛山镇、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佛山在“四聚”和“四大镇”中均榜上有名，可见其繁荣。宋元，佛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明代开始发展，清中叶达于鼎盛。万计，闾井逾千。百货山集，无所不备。商贾云集，会馆林立。赶集者众，往来络绎。廛肆居民，十万有奇。据载，佛山街巷1565条，铺屋58376户。店铺招牌冲天，“较京师尤大”。街巷多以所卖货物命名，墟市穿插其间。货物品种齐全，“会城（广州）百不及一”。其中尤以制造和出售优质铁器闻名海内外。

佛山炒铁炉数十个，铸铁炉百余个，昼夜冶炼，火光烛天。其产品有铁钉、铁线、铁针、炒铁、铁锅等多种。锅的品种有鼎锅、牛锅、三口、五口、双烧、单烧等。清乾隆时所铸“千人锅”，口径达192厘米，深95厘米，据说可供千人吃饭。所铸大鼎可容1石米。铸造的大炮重4000公斤。这些优质铁器行销国内外，“佛山之冶遍天下”。

其五，闻名遐迩的瓷都——景德镇。

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商代已能制釉陶，汉代已生产出瓷器。唐代，全国约有20余座瓷窑。浙江余姚的越窑，河北内丘的刑窑为南北两大瓷器生产中心。北宋有五大名窑，即河南开封的官窑、禹县的钧窑、临汝的汝窑、河北曲阳的定窑、浙江龙泉的哥窑。南宋以后，瓷器生产中心开始南移。南朝陈代江西景德镇已生产瓷器，隋唐发展，宋以后大发展，其镇名即取自宋真宗时烧制的御用瓷器底部书写的“景德年制”(1004～1007)中的“景德”二字。当时景德镇仅是瓷器贸易中心，其窑户分散在附近农村，元明时生产也集中到景德镇，从此该镇成了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估计明清时，景德镇约有瓷窑300座左右，工匠十余万，来自四面八方，生产紧张。万杵之声震天地，火光照天烧，令人夜不能眠。有人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所产娇黄三彩、嫩绿三彩、乌金釉、五彩等佳瓷，行销全国十余省。贩卖瓷器者主要是外地商人。乾隆时，他们在镇上建立会馆，有徽州会馆、湖北会馆、苏州会馆等。作为活动场所，他们以牙行为中介，购买瓷器，并雇专人代为挑选分等、包装、担运、发货。景德镇的瓷器蜚声国内外，被称为四大镇之一。

明清，除景德镇外，还有广东石湾、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著名陶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

其六，典型盐业市镇——自贡。

盐是生活必需品。在海盐、井盐、池盐产地，出现了一批盐业市镇，而以四川自贡最为典型。据吴天颖《井盐史探微》载，作为自贡重要组成部分的贡井前身“公井镇”成立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并先后成为州县的治所。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至明末，自贡已具备专业化盐业市镇的雏形，至清代，成为著名盐业市镇。据估计，自贡有盐业生产者、运输者、盐商贩以及服务于盐业行业的人，约有十几万或几十万。据李榕《自流井记》，自贡的“盐匠、山匠、灶头，握此三艺者约有万”，“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万家”，“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中亦说，自贡等大盐厂有灶户佣作商贩数十万人。据林振翰《川盐纪要》估计，自贡从事盐业劳动者约十余万人，牛马数万匹，这大体是可信的。因为自流井有1707眼井，每井以50人计，有8万余人，加上贡井，共十余万，是接近实际的。自贡盐工众多，分工细致，声音四起，黑云遮天，热闹非凡。

自贡盐商资力雄厚，“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势力最大，外来盐商中，陕西人占大部分，且最富。这些商人把川盐运到邻近省区售卖。

自贡的地名到处充满了盐味。据吴天颖统计，自贡今天依然存在的直接间接与盐有关的地名280处之多。其中以经营盐业的字号命名的6处(如老盐店、盐水店、盐店街、盐店头等)；以盐井、火井命名者6处(盐水沟、火井坡等)；以汲卤井命名者214处(小轿井、东源井等)；以输卤笕命名者4处(大生笕等)；以煎盐的灶命名者22处(正福灶等)；以食盐储运命名者7处(进盐坝等)；以制盐工具命名者5处(盐锅坝等)；以推卤动力牛命名者7处(牛肉街等)；其他与盐有关的地名4处(大盐商居住的“五云村”，祈求神灵保佑的“财神庙”等)。这些地名，保留了古代自贡的风貌：井架林立，笕管纵横，锅灶密布，火光熊熊，盐工忙碌，盐商竞争，盐担成群，盐船浮动。盐业市镇，以自贡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