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一般形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

东汉末中央与地方政治腐败之甚，为前所未见。上自皇帝，下至郡县及边郡将吏，中则外戚宦官，无不贫狠残民以逞。兹举其事如下：

一、关于帝室贪侈极欲者

1．桓帝延熹2年（公元195年），陈蕃上疏有云：“釆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见后汉书陈蕃传）。灵帝光和2年（公元179年）中常侍吕强上疏有云：“后宫釆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见后汉书卷一百八吕强传）

2．灵帝光和元年，灵帝“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2000石2000万，400石400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今长随县好丑丰约有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饯以为私藏。（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及卷一百八张让传）

3．灵帝光和4年“帝好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同上）

4．灵帝中平2年（公元185年）“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畮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强折贱卖，仅得木价1/3，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资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后汉书卷一百八张让传）

5．灵帝中平2年“3月以廷尉崔烈为司徒”“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丽得之。段颎、强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赀财，乃登公位。烈因传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是岁，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绘帛积堂中，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同上）

二、关于外戚，宦官之贫残者

1．桓帝和平年间，大将军粱冀及其妻孙寿，皆贫贱无比。“冀爱监奴秦宫，宫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10里9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聘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兎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10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兎，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10余人，皆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他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贺物少者，至于死。”

2．“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57人。冀等擅威柄，凶态日积，宫街近侍，并树所亲，禁省起居，纤微必知。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与乃次焉。吏民齐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曾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沿书”（后汉书粱冀传）。“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

3．桓帝延熹2年（公元195年）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史唐衡、左琯等诛粱冀，訾封为侯，世因谓之“五侯”。“自是，权势专归宦官。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椎百姓，与盗无异，虐笔笔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当时士人病诟之者甚众，如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皇甫规对策曰：“伏惟孝顺皇帝……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天下扰之，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从乱如归，宫民并蝎，上下穷虚”（后汉书卷九15皇甫规传）。如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太学诸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有云：“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通监鉴53）。

4．灵帝建享元年（公元168年），外戚大将军实武联合士人与宦官曹节等作生死搏斗，结果窦武、陈蕃等被诛，名士被戮者数百人。宦官曹节、王甫、朱瑀、共普、张亮等皆封列侯。于是“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内外，太尉段颎阿附之。节、甫父兄子弟为卿、校、牧、守、令、长者，布满天下，所在贪暴”（通鉴卷57）。

三、关于郡县及军政贪残者

1．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1年），尚书令左雄上疏有云：“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治已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化。髠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谕功不据实。卢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转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后汉书卷91左雄传）

2．通监卷52载：顺、冲二帝时“西羌叛乱积年，费用80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稟，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护野。”

3．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侍御史朱穆谏梁冀有云：“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害发调或至10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榜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笔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后汉书卷73米穆传）

以上所举，为东汉自顺帝以后政治腐化恶化之一般。而此种腐化之由来，实由于政治制度所使然。初则由三公之相权横转移于尚书台，继乃有因皇帝幼弱，太后临朝，外戚专政之事；又由外戚专政之故，帝权旁落，遂有皇帝与宦官共诛外戚如梁冀之事。宦官既已骄横擅政，乃又产生社会士人群起而攻之党锢之祸，于是“内外骚动”。外戚，宦官既已盘剥官民，于是郡县牧守舍长及边郡之将帅等为巩固禄位，乃转盘剥百姓，以贡奉朝贵。而百姓不堪盘剥，乃群聚为盗寇，如顺帝永和2年（公元151年）象林蛮叛，交趾、九真继之。永和6年荆州盗寇纷起。扬、徐二州盗起，积10余年不能平。汉安2年（公元143年），九江盗贼纷起，自称皇帝。冲帝永嘉元年（公元一四6年）历阳贼起，自称黑帝。巴郡人起兵自称天王。桓帝永寿3年（公元157年）至廷熹6年（公元163年）九真、长沙、桂阳、苍梧、南海、零陵、为等地人民及蛮夷，相继群起叛乱，皆莫不攻杀郡守令长以泄愤。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东汉政治与社会，既陷入瘫痪之绝境，故有黄巾张角等群起，众数10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皆起而响应之大乱。总而言之，东汉末世，上自帝室，下至郡县亭传边郡将吏，朝内外戚宦官，无不贪残，是故国防不修，西羌及其他外患频仍，国内民变迭起，加以水灾、蝗灾频数，民不聊生。凡此，即为东汉末叶一般概况。

至于此期间之外患，除羌患仍甚深外，南匈奴虽时有叛服，但终以势弱臣服于汉。鲜卑、乌桓虽较强，但究以人口寡少，为边郡之寇患，并不严重。